时政论文范文1
一、时政教育的形式生动活泼，多种多样，让学生人人参与，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我们的主要形式为：
1、一周要闻时政演讲。
内容包括国内国际，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各个领域，也可讲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要求学生事先做好卡片，要求在内容相对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这种方式较适合低年级学生。
2、专题评析时政演讲。
一周要闻时政演讲由于内容多，演讲时间有限，不太可能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专题评析时政演讲就成为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时政教育的较好形式。如朝鲜核问题，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二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发行等。由于专题评析时政演讲有一定难度，也能体现学生的能力，适合让一些成绩较好能力较强的高中学生担任评析员。
3、时事追踪评析。
国际、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件。任何事件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发的全过程，才能认清事件的本质。当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成为热点问题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周要闻演讲和专题评析，而是要按期发展的线索和趋势，作连续性的评述分析。
4、时政知识介绍演讲。
时事政策教育中，往往涉及许多时政知识。如我国的复关问题，教师就有意安排同学在时政演讲时专门介绍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时是学生主动讲的。由于经常进行时政知识介绍，并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相结合。不仅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增加了知识面。
5、办好时政小报。
每年的几个重大节日（五一、国庆、元旦）是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重要时机，办好时政小报是一种较好的形式。小报由学生自己命题、设计、编排、摘抄、撰文。有时还举行竞赛。
二、时事政策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时政教育中，学生是主体，但由于中学生往往受到年龄、知识、能力、思想方法的局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大事、社会新闻，在时政演讲的选题、评论、分析中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因此，这就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如有的学生在时政演讲中对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对有些国际问题，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彼黑问题等表决时投弃权票，感到不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加以正确引导。
又如由于时政演讲的题目、内容、形式都是学生自主选择的，这就难免出现从个人兴趣出发，使演讲的内容比较散，或者遗漏重大事件，或者认识发生偏差。
这就需要教师从总体上加以把握。
另外，时事追踪评析是时政演讲各种形式中较难的一种。一是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的发生、发展具有动态件、连续性和时效性；二是需要多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进行配合，因此，教师的主导作用更显得重要。一是要选好题目，二是要组织的学生，三是教师在过程中适当的讲评及事件结束后的小结。
三、时事政策教育必须与教材有机结合。时事政策教育具有时效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是活的国情教育。把它和教材有机结合，可以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和抽象性。时事政策教育是教材的延伸和补充。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时，必须以教材中阐述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提高对基本原理正确理解的程度，又加深了对所结合的时政问题本质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初一年级的教材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时政教育可以把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荣事迹及新风新貌引入课堂。初二年级教材是社会主义法律常识。
时政论文范文2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怎样使一门枯燥、死板的政治学科的课堂教学活跃起来，让学生能够以十分的注意力去开始学习，是所有思想政治教师值得去探究的问题。通常在每堂思想政治课的开始，学生都很难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进入到课堂学习当中，这时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当前课本理论知识所教授到的章节内容为主，以当前正在发生的或曾经发生的相关经典新闻话题作为这堂课的开始。例如，当教学“市场多变的价格”时，教师可以利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这一经典现象，让学生对话题展开讨论，并分析猪肉价格为什么会持续上涨，持续上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到有效的课堂教学中。
教学“财政有何作用”这一内容时，如果直接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讲授，学生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财政的作用，似懂非懂，这样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对学习的信心。授课教师可以通过我国财政部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内容为主要的切入点，介绍我国2012年在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方面投入资金979亿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251亿元。然后继续延伸话题，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建设体育馆、奥运会举办活动、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投入资金共1045亿元人民币等。通过这些巨额数据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发思考：投入的这么多钱都是哪里来的呢？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讨论，有的学生认为是通过集资而来，有的认为是国家投入资金，此时，教师要及时点拨：这是财政的巨大作用。这样就将学生对“财政的作用”的好奇心激发出来，接下来的教学效率必定是相当高的。
2.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本学期的教学目标，从当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理解能力出发，选用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闻素材辅助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对每一堂政治课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从而让学生感觉自己在政治课堂上真正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教师在讲授商品的价格时，可以利用民间炒作农作物，导致农作物价格上涨的现象作为教学资料，要求学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析，这样可以使学生对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知识内容掌握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延伸掌握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通过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充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到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授课教师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学生受到负面观点的影响，导致学生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误解。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利用与爱国主义有关的时事新闻和课本中爱国理论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有的教师一提到爱国，就只会想到岳飞、林则徐等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古代爱国英雄，殊不知，这些远离当今社会的话题已经很难让当代的高中学生产生共鸣。教师应该选择归属问题、新疆事件等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作为素材，让学生积极参加到话题讨论中，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掌握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
3.把握时事政治的及时性。
授课教师在选用时事政治话题作为授课素材时，选择的素材应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和及时性，多选取更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热点话题，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时事热点话题所反映的与课本内容相关的问题运用到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例如，在讲授“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投影仪将201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资料和会议过程图片展示给学生看，边展示边向学生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并通过师生互动，让学生了解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四项权利。其中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通过图片和教师讲解相结合，课堂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化，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课本理论知识，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时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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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转贴于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转贴于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转贴于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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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启迪是使政治权力的运行在目标、功能、实施方式上都具有了公共性、开放性、社会化的特征。以此为批判性视域，建立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新的社会系统中有价值定位失衡、实施过程封闭以及组织机构缺位的局限和缺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价值定位上应是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平衡，其核心应是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识，组织实施应走社会化的道路。
论文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整体主义公民意识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的实施方式和途径具有浓厚的社会化色彩。“政治社会化”就其生长土壤而言，它只能发达于高度分工的社会体系中，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政治社会化”就没有多维度的媒介系统。“政治社会化”就其实施而言，无论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教育的途径还是民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都要借助于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包括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家庭、社团组织、传播媒介等。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方式，人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象征、政治参与和非政治态度传递。象征是指以某种物体为政治共同体的符号象征，通过对该象征物的纪念、崇拜、礼遇等活动，以培育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神圣感；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动员、引导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信念，践行政治规则，从而感悟政治生活的意义，塑造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应有的人格素养，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非政治态度传递是指通过教育、期望、理想、习俗、礼仪、娱乐等形式和手段，不以直接的政治教育为目的而又能实现政治社会化目标的活动。
因此，“政治社会化”范式的核心蕴涵在于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在目标上不仅仅把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作为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且也把塑造健康、独立、参与的个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不再使政治权力的运行限于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使之与社会实现双向互动；在组织方式上，“政治社会化”通过各种社会性机构实施“或明或暗”的政治教化，使政治教育更具有开放性、公共性，拓展了教育途径，优化了育人环境。因而“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不再仅仅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了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契合的品格。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现有模式的缺失
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性推动和计划体制社会的解析，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的整体性变革特征，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而是多元的、自主的，国家权力的运行不再是单向和不可抗辩的，而是受约束和可以预期的；国家权力对社会不再是直接全面的控制，而是民主化和社会化控制。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方式，而国家形式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必须契合该国具体的社会结构，顺应该国整体的权力运行逻辑。因此，运用“政治社会化”范式，对立基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社会系统中的局限和缺失进行反思是富有意义的。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价值定位遮蔽了人，把个体当作整体的工具和手段，抹杀了人的个性，压抑人的正当需求，它“不是去焕发人的潜力和能力，不是维护人的个性发展，而是把人的欲望、需求和利益都看作是罪恶的渊薮”(石义斌，2000)。同时，这种整体性的价值定位不能培育独立、自主、负责任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不仅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信念崩溃的时代里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3j(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
由于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显得单一、狭隘、抽象。虽然有论者提出过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的需要等等，但由于没有在价值定位上作出根本性的整体矫正，也只能是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局部的工具论意义的调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国家本位和人本位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只见整体不见个人、只见国家不见公民的特征，很难契合市场社会的内在要求。
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首先在范围上，能有组织地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往往只是国家机关、公有制经济主体以及国有事业单位，而绝大多数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介组织等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其次，单位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立足于本单位实际”，换句话说，单位往往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置换思想政治工作的本真使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过程具有浓厚的“单位本位”色彩，国家权力一旦进入单位，就被过滤掉了国家性和公共性。由此而来的第三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是封闭的，即一方面它只指涉具有本单位身份的人，外单位或单位外的人与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培育了封闭、狭隘的“单位人”，这与开放、多元、自主的现代社会要求相去甚远。
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中经济组织的本性，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无非是“开源节流”，一方面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就是优化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尽可能地去除与经营活动“无关痛痒”的机构和功能。许多企业在进行内部改革中，被裁撤或分流的机构和人员往往是政工机构和人员，即使保留了这些机构和人员，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可能让这些机构和人员去从事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广告、策划或文秘工作。
三、“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阐述的观点，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
它明显的客观标志是“镇压的权力”，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压制法”是这类社会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有机团结，它是在发达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上个人与群体存在着显著差异；社会分工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完成；专门化分工的结果是人们相互依赖性的增长；法律规制的主要类型是“恢复法”、“协作法”。因此作为社会整合方式之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确认和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及个体的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其运行路线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应是回应性与对话性的交流活动。维护我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主导和权威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使命，但纯粹的居高临下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将会使正确的理论信息抽象化、教条化，增加其不可接受性。只有在确认和尊重不同阶层及个体异质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使整体主义与以人为本达致有机平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契合于社会多元的正当需求，其生命力才得以真正焕发，才会获致社会和谐与有机团结的功效，才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品性。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识必须做到三个到位：首先是观念到位，必须以与时俱进的观念理解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造就了开放的现代社会，在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形成健康协调的互动关系；其次是运行机制到位，加快进行与现代市场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权力的运行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另外，对现有专门性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改革，使之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打破“单位”局限、所有制局限；最后，教育到位，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转变教育观念，使健康的公民教育真正落实到位。在学校教育中必须加强关于公民教育的实践性训练，使公民观念真正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真正成为他们生活信念的组成部分。
时政论文范文5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育人为目的，引导学生做人，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学会做人，做有德之人，这是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的根本。“微时代”的到来，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
1.紧扣时代，顺应学情
“微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成为新时代的产物，自然就成为大学生的新宠。传统的载体已无法持续，有效的引来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在“微时代”产生的虚拟的世界里，大学生们以匿名的形式参与其中，真实并且大胆地发表个人的思考与思想。思想的交流争锋、政治观点的个人思考以及价值观的大讨论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表达出来。在开放与虚拟的空间里，大学生可以就某些尚存争论的理论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自由分享个人的见识。微电影也成为大学生传递社会思考的新途径。微公益则把思想政治的内核与现实社会状况相融合提供了最佳的社会实践载体。“微时代”已经充分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载体与隐性载体成功地糅合在一起。
2.领域广泛，知识丰富
微博、微信网络等信息依托多方面的科学技术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体系。在网络体系中，信息容量以爆炸式的方式不断扩充，信息内容包罗万象。覆盖面大、内容丰富、传播速度快的微时代信息传播特征，可以为大学生提供生动活泼、全方面、多角度的深度知识交流和思想碰撞。思想理论中抽象难懂的部分，因有了微博、微信信息的充分补充而变得丰富和丰满。以强调微民参与为特征的微时代，大学生可以在多媒体终端上随时发挥自己多学科的知识团体优势，做到多领域、广知识的广泛交流。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达到知识交流，信息共享，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可以及时帮助学生解除自己思想政治方面的困惑。领域不断拓宽，知识大量覆盖，积极地改变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3.师生互动，平等无缝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上，一直倡导的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育理念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但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事情开始变得简单。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荡然无存。交流的单向性已自动变成为互动双向性、多向性。传统面对面交流时存在的主导客观强势感与优越感被虚拟环境切割得找不到立锥之地了。平等无缝地交流与探讨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代潮流。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互动的，双方可以畅所欲言，摆事实，解剖事实真象，探讨真理。通过平等、良性的互动，教师及时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大学生也能及时从教师的点拨中，纠正自己的认知误差，阐述自我的情感诉求和加强个人的意志磨练。“微时代”的平台，缝合了师生之间的交流裂缝，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严重缺陷，营造出一个平等和谐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氛围。
4.共同参与，实现价值
“微时代”背景下，渐渐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微公益，它充分发挥大学生作为微民的社会责任感，以微民的小力推动社会的大行动，以微小的代价践行着时代的最强音。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上，公益和志愿活动也在不断地开展，但“微时代”的微公益克服了传统上的不足，如组织力度上，微公益只需在微博、微信上发表公益事件的缘由、网络地址链接和银行帐号。事件本身即可由微民自发链状传播，以几何级数速度迅速地在短时间内告知爱心人士，整个过程简单有效。大学生通过微公益，既奉献了爱心，也实现了价值。高校师生共同谋划微公益活动，在献爱心的实践中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
5.新式载体，新颖内容
“微时代”创新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如平面载体的移动手机媒介和平板电脑，立体载体的微公益和微课，混合载体的微电影和微论坛。它们冲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大多停留在以课本为主载体的局限，也从另一方面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大学生的学习要求，它已演进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阶段，如微电影的制作，它要求大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影像艺术表现的把握以及思想政治意义的提炼。“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可超越实践的层面，如微公益的组织者不仅仅是在帮助别人，同时在某些角度上讲，它加速了大学生的成长速度，提升了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可见，“微时代”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许多新载体和平台。
二、“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微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
1.“微时代”信息的开放性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带来挑战
微博、微信缺少了来自社会层面的有效的行为监督。在充分自由的平立台上，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过滤，导致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充斥着大量虚假等不良信息。主流媒体面对庞大的信息又无法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在“微时代”里寻求彰显自我个性的大学生极易不加甄别地去接受和认同，并迅速地在网上和网下进行链状传播。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困惑。教师面对这些虚假信息难以做出权威的引导和修正，无法厘清难辨良莠的信息的真实背后意图。如何帮助大学生挑选有用信息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信息塑造大学生的人格特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微时代”信息传播的迅捷性给教师应对滞后性带来挑战
“微时代”信息来源广泛，传播速度惊人。世界各地的信息传播速度随着技术的发展已超出人类反应的速度，尤其是在微博、微信上突发事件的发酦与传播速度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速度。网络信息反馈的思想内涵经过人为的因素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已超过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节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反应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给学生的思想政治认知的澄清出现了时间差。总之，如何在第一时间解决信息传播的迅捷性而教师应对滞后性的矛盾问题，如何提高教师应对快节奏的时代脉搏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键。
3.“微时代”网络信息的知识庞杂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素养的局限性带来挑战
“微时代”知识爆炸在网络信息上得到充分的展示，各种新文化，新思潮和新观点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障眼瞒天的新概念迷惑大学生的思想，冲击大学生的年轻激情。而专业性过强的名词习惯性地堵住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思路。因此，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全面专业素养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如何解决“微时代”知识爆炸给大学生带来的冲击，如何有效的缓和两者的矛盾是必须应对的挑战。
4.“微时代”价值多元性与思想政治主流性的冲突带来挑战
“微时代”的许多形式如微电影和微论坛等，由于它们各自生存于开放的网络土壤上，它们的表达方式不同，必然造成多元价值的化学反应，如微电影体现了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大学生所需要的主流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在许多方面是可以共通的。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显得尤为关键。如微电影过度的商业抄作，过分的渲染暴力和色情，过多的广告植入。微论坛上对于突发事件的过度发酵，信息不透明的事情被认为存在“有猫腻”，导致群情激愤，引起网民的信息的蝴蝶效应。以上的情况与现在所倡导的以文明、和谐和诚信为特征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合理地发挥“微时代”中的微电影和微论坛等形式在思想教育教学中的优势，克服它们的不足之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应对各种不利大学生成才的价值的冲击和挑战。
5.“微时代”网络道德弱化给道德规范性建设带来挑战
在微博、微信虚拟世界里，人的行为受约束程度下降，自我言行的意识控制能力弱化了。网络社会不仅充满了人性，而且也滋长了人性中的劣根性。在没有有效准则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导致了自我欲望的盲目膨胀。许多大学生不懂得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不懂得无私奉献与公私兼顾；不懂得自尊自信，志存高远。不文明、不健康的行为充斥网络，不科学、不道德的言论随意发表。缺乏理性思考的跟风附和的现象屡见不鲜，偏听偏信、盲目冲动的网络失范举动时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修养在于解决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人道德选择及践行之间差异。可见“微时代”网络道德弱化给道德规范性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三、“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
把握“微时代”特点，积极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和微公益等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要基于微博、微信构筑师生间的交流平台，强化微电影在理解抽象理论与升华理论双重功效的作用，把微公益做成实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有形补充。充分发挥微课、微论坛的作用。
1.建立高校网络信息动态快速干预机制
高校网络舆情指的是大学生针对社会现象通过网络传播，表达各自意志和情感，集合互动造成社会广泛反响。高校网络舆情客观地表达大学生现阶段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动态。高校网络舆情产生起因是多方面，可能是社会的热点信息，也可能是校园里的突发事件。由于“微时代”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反响程度强烈、破坏性极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网络信息动态监控，建立快速舆情干预机制，遏制舆情的发酵，平息大学生的不良情绪。首先，高校应建立舆情分析机制，设立相应的机构和安排相关的值班人员，快速查清事件的前因后果，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区分不同信息舆情的警示等级，及其启动相关等级的干预方案。“微时代”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特点，决定着信息的繁杂多样。其次，建立舆情处理机制，澄清事件的事实，还原信息的本源，击破谣言的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大学生负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依据我国思想政治的总路线，把握正确方向，对信息加以筛选与过滤，对于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信息，应及时加以肯定和宣传，对于背离大学生思想实际的舆情，应及时加以澄清和矫正。可见，建立高校网络信息动态快速干预机制可有效消除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弘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正面力量。
2.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微素质”职业培训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微时代”的步伐，需解决信息的时代特征和专业化程度，提高教师驾驶信息处理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建立微博群、微信群，全面系统地最新的思想动态方面的信息，客观平等地答复大学生的每条信息，坚持“处理问题有效原则”，有针对性地处理思想动态疑点和鉴别信息真假问题。同时，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还需群策群力，发挥理论课教师团队优势，有针对性的研讨热点问题，及时疏通学生棘手的思想瓶颈。教育主管部门可创造条件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走出校园，体察社会民情，实地考察论证，以补充实践经验的不足。开展“微课”教学的尝试，改革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而上好“微课”，要求教师需具备拍摄和录制过程中的各种设备的使用，以及相关软件的熟练应用。拍摄构图，灯光的选择和后期的美化等都是必须顺应“微时代”潮流的教师“微素质”。相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来讲，“微课”提升了理论课的精彩程度，也提升了教师的各方面的职业素质。“微课”的出现，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益补充。它带来了崭新的教学模式和创新的理论学习方法。只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微素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反之，高校教师的“微素质”无法有效提高，处理网络信息能力弱化必将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正常运转。
3.加强正面引导，强化教学实践“微化”常态机制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依据，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直接体验为内容，以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为目的，与理论教学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微博、微信中强化主流信息的作用，建立正确舆论导向。紧扣“微时代”的特征，在微博微信中布置实践任务，例如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要求学生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案例加以整理和比较，参与评论和评估，追求正能量的潜移默化。建立校园数字微信，开设微信论坛、微信信箱和微谈，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宣传主流价值观。通过开通大学生解惑系列微博，帮助大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困难，凝聚大学生校园情感，提高学子们的学习热情。引导高校师生共同学习“微时代”相关知识，开发更多的微产品，比如支持大学生创办电子杂志、微报刊和微电台，用新颖的时代技术和工具吸引学生关注高校思想政治发展动态，群策群力经营好高校的校园网络文化，方便师生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通过播放和制作“微电影”，赋予爱国主义教育以新形式和新内容，形成以人为本理念和传统道德美誉熏陶的“微传播”，寻找依法治国方略的案例典范。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协调可在“微公益”实践中得以实现。大学生的“三观”可在“微时代”不断创新中形成和确立。可见，正面引导，教学实践“微化”常态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大学生在乐于接受的形式下参与。
4.适应时代潮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微时代”的特征决定教育的载体的拓展。微博、微信、微电影和微公益为主的新媒介手段，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大学生所接受。高校应顺应时代潮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在工作方式上，如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互连功能，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理论学习资料网址等；如在理论学习中，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平面平台，利用播客等视频方式即时经典著作、名人名言及中央最新政策的专题版面，利用网络连线，集体共同商讨；如教学实践中可利用微博、微信互动平台发起思想领域微论坛，由思想政治工作者主持引导讨论，让大学生畅谈自身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思考。在工作方法上，可以将“微时代”的各种传媒工具相结合，确保思想教育内容的形态从平面变为立体、从单一个体走向社会群体。在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下，保证信息内容的思想性，增加受众的关注度，确保教学的时效性，注重教育的平等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
5.创设有利条件，整合多载体混合教学机制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显性和隐性载体已难以吸引大学生的持续关注，转变思路和改变方式已是必然。整合传统载体和“微时代”的新载体的各自优点，开发新功能，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有效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在学生中的可接受性。
时政论文范文6
1.教育主体的信息优势地位动摇
“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受到了极大挑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教师和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信息资源不平衡基础之上的；教师有多年的知识积累，相对学生具有大量的信息资源，能够把当前社会、文化动态，融合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实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内容，丰富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形式，从而增强了教师对学生的吸引力.由于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作为新媒体主力军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可以便捷迅速地获得各类信息，教师不再独占先机，学生也不再受信息来源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提前拥有更加准确、充分的信息，打破了传统教育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平衡造成的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能及时地了解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变化，依然遵循传统方式进行教育，就会与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脱节.如何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微时代”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2.大学生思想教育导向弱化
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个人空间、网络博客、微博签名等新媒体技术都给青年学生展示个性风格、表达个人情感提供了载体”.大学生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很容易被各类负面信息迷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会利用新媒体的开放性及互动性特点，向大学生传播虚假有害的色情、暴力等消极信息，不仅扰乱校园或社会正常秩序，也干扰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致使一些自律能力较差的学生对社会与现实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放纵自己，给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在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和新媒体时代相比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而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上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而这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状况多样性的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顺应时展的新要求，根据“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改变及时调整教育内容，提高教育实效性.
3.“微时代”的虚拟性造成大学生心理危机
“微时代”对于大学生思想形成、行为导向具有挑战性.当前大学生借助微博、微信等媒介表达自我、记录生活，从而谋求周边人甚至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及微信具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信息和共享的功能，在给大学生提供思想交流、资源共享平台的同时，也有可能给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微时代信息平台具有较为明显的虚拟性，无法保证空间中言语的真实性；同时虚拟性的交流也易使大学生认为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与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大差异，这对于他们的心理机制、思想形成和道德认知等方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就有可能受到误导.
二、“微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
1.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政教育新阵地
“微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正确认识“微时代”下教育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了解新媒体的特点及传播技术，并及时探究新观念和新方法；主动开通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以网友和博客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深入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对学生关注的的热点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拉近与同学们的距离，增强亲和力和吸引力，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2.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师向学生实施一种单向的教育，缺乏一种平等的双向互动交流与沟通.而“微时代”环境充分调动大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认知和交流方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在新媒体平台中相互接纳，彼此信任，使教师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现代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新媒体平台，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在无意识中培养良好品质、崇高理想.
3.正确引导，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
教育者要完善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制度法规，明确管理职责，加强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对新媒体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引导，弘扬网络道德，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新媒体.同时对大学生进行网络素养培训，设立网络管理员和网络评论员，引导学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教育者应有意识地在大学生中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引导学生舆论的方面的作用，争取掌握网上话语主动权，充分发挥网络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的功能，使网络成为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变化的有效渠道，又能对校园网加以有效的控制与引导”，使其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
4.发展与创新活动载体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参与班级及社团微群的建设，积极搭建院系微群、班级微群、党员干部微群、贫困资助微群、心理咨询微群等交流平台；随时关注当前时政事件，努力把握学生群体中的热议话题，并及时更新到微群里，针对学生们的热议话题，在微群中开展讨论，调动其参与议题讨论的积极性并正确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社团是不同专业学生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建的重要的高校文化载体，是广大大学生拓宽知识的重要舞台.鼓励高校社团进驻微群、开展多样化的文体活动，也可以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