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1
建立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机制的主要任务，是在重大决策实施前围绕决策可行性、民众认可度、媒体关注度等方面，预判项目可能引发的公众舆论压力，进而调整决策并采取风险防范与处置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网络舆情风险，确保重大决策顺利实施。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明确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主体责任。按照“谁实施、谁评估、谁报审”的原则，重大决策事项的提出部门或承办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单位，应负责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重庆市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工作小组，围绕决策事项是否存在网络舆情风险点和网络不稳定事件诱发因素可能引发社会负面舆论、恶意炒作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同时，在对评估事项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部门领导班子议集体研究后，由责任主体单位作出总体评估结论、形成评估报告，并报网信办审查备案。
强化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责。网信办作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统筹部门，负责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协调、跟踪和督促，对责任主体单位提交的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查。网信办收到评估报告后，可以视不同情况采取会商或评审等方式进行审查；根据会商或评审情况，对责任主体单位提交的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报告作出同意、完善相关工作后再提请审查、重新评估等结论，以正式函件的形式反馈给责任主体单位。2016年以来，重庆市建立了网络舆情风险评估高、中、低三级风险机制，市委网信办根据风险评估等级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为市委常委会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提高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权威性。重庆市委网信办成立了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审查专班，专职负责对各主体责任单位提交的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查。同时，为增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审查的权威性，还组建了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资深记者、法律专家、舆情分析专家和相关综合部门负责人，对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合法、合规、合理的意见建议。
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2
近年来，互联网正以超乎想像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日渐成为当前思想文化信息的重要“集散地”。同时，网络舆情也已随着微时代的迅速兴起，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当前形势下，如何积极科学应对网络舆情，使之转化为助推反腐倡廉工作的“正能量”，成为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的一项崭新而又严峻的课题。
一、微时代网络舆情发展现状概述
(一)我国互联网发展规模现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占网民总数的74.5%，互联网普及率达42.1%；我国微博用户达3.09亿，其中手机微博用户达2.02亿，占微博用户的65.6%。网民的互联网沟通交流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微博快速崛起，中国互联网发展已进入了全新的“微时代”。
(二)微时代网络舆情现状及特点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着较强影响力和倾向性的言论观点。这些言论和观点主要在论坛、微博以及对新闻的跟帖、转帖实现并逐渐加强。微时代网络舆情表达方式更加快捷、信息更加多元，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决定了微时代下网络舆情具有以下特点：
1.复杂性。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加之发言者身份隐蔽，并且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网络自然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网民的内容较为广泛，往往鱼目混杂。
2.直接性。通过微博、论坛、新闻点评和网站等，网民可以立即发表意见，下情直接上达，民意表达更加畅通。尤其是手机网民的增加，使得舆情、传播更加方便快捷。
3.互动性。[1]网络事件之所以能成为舆论焦点，就在于网络本身开放式的环境，让大范围、大规模网民能通过网络进行互动，从而快速推动网络事件白热化，给应对工作产生了巨大冲击。
4.突发性。[2]透过众多网络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舆情发生之初并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然而却在短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形成巨大舆论力量，引发网络舆情危机。
二、微时代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工作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三不”导致网络舆情应对积极性不高——思想认识不够、敏感意识不强、主动意识不足
首先，对网络舆情工作认识不够，将舆情信息工作与纪检监察其他业务工作相分离，就办信而办信，就查案而查案，对可能引发的网络热点缺乏足够认识，对网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缺乏预判能力。其次，对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研究分析少、工作部署少、检查落实少，往往事件在网上热炒，形成社会热点、焦点话题了，才去应对。2012年8月7日，安徽省庐江县的“艳照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呈现了大尺度、广范围的传播趋势，虽然最后证明该事件与庐江县无关，但是一个由传言构成的舆论场却把庐江县“拉下水”。在此过程中，由于应对网络舆情的被动，使得该县深陷于舆论漩涡之中。
(二)“三少”导致网络舆情应对系统性不强——缺少监控技术、缺少引导机制、缺少应对预案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网络涉腐舆情大多仍采取传统的办案程序，按常规调查方式进行调查，处理手段上不能适应微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此外，以江西省为例，目前江西纪检监察系统的舆情监控多依托网络监管部门，尚无自主研发的专门舆情监控信息系统，舆情信息搜集工作难以实现自动发现、归类、汇总、统计和热点话题的精确定位、自动预警以及有关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网络舆情缺乏科学有效的引导机制和应对预案，对网民关心的话题、事件回应滞后，疏导网民情绪的意识和手段还有待改进。2012年4月5日，一则题为《河南漯河市一房管局副局长持枪殴打记者》的视频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疯狂传播，引发网友热议。事件初期，漯河市政府第一时间没有发出官方声音，使得网民质疑声音高涨，政府陷于被动。随着事件的发展，漯河市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积极公布事件的处理进程，有效地化解了网友的猜疑。
(三)“三无”导致网络舆情应对专业化不足——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没有专项资金[3]
首先，没有专门机构。目前我国各地区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大多由纪委内设部分科室协同“兼职”负责，从实际效果来看，往往缺少统一部署、统一调配，在网络舆情的研判处置上会出现滞后推诿现象，不利于“网络情绪”的及时回应和疏导。专门机构缺乏从另一个方面也导致舆情监测处置专职人员缺乏。纪检监察机关网络舆情工作基本上都是兼职，大多都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主，把网络舆情工作作为“副业”，加之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业务培训，从而导致网络舆情工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再次，没有专项经费。网络舆情工作在大多数地区往往流于形式，尤其是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经费支出中几乎没有列出用于网络舆情的开支。
三、关于如何科学应对处置网络涉腐舆情的建议
近年来，借力中央高层惩治打击腐败所展示的决心，网络反腐、微博反腐蔚然成风，“表哥”、“房叔”、“房妹”等，一个个官员因网络举报而落马。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第12次联合调查显示，68%的网民最愿意通过网络曝光的方式参与反腐，其中87%的网民会选择匿名举报。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大多数网民参与反腐的主要途径，面对当前网络涉腐舆情存在的诸多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网络舆情的应对处置工作。
(一)提高认识，正确引导，坚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实践证明，对网络舆论一味采取加以限制的“硬”做法或放任自流的“软”做法，都不能起到应有作用。网络是网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重要平台，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理性对待网络舆情，才能正确引导反腐倡廉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同时，坚持客观、公正、平等的处置原则，以认真、细致、全面的调查还原事实，做到信息反馈快、研究分析快、调查核实快、处理落实快，通过快查快结表明坚决态度，积极回应媒体和广大网民。2012年11月23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其不雅视频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2013年1月21日，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在12小时后被立案调查。这些对网络举报的高度重视和快速反应行为赢得了广大网民的好评。
(二)健全机制，整合资源，坚持科学研判、规范处置
1.建立网络涉腐舆情组织领导机制。成立由纪委书记任组长，相关科室、纪工委负责人为成员的网络涉腐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网络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并积极组建网络舆情监测处置的日常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对有关网络媒体的相应反腐倡廉舆情进行收集和分析，组织协调有关舆情核查、督办及处置工作。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通过联席会议把宣传、检察、公安等主体纳入到舆情研判处置的队伍中来。
2.健全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干预机制。首先，建立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机制。在网络空间里，各种各样的舆情纷至沓来，常使网民感到莫衷一是，通过引导机制可以把社会的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帮助网民提高对环境的认知，从而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其次，组织开展网络评论和政务微博互动，宣传法律知识，倡导文明上网，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再次，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活跃在网络论坛上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为网络舆论引导的生力军，重视对“意见领袖”的培养、引导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完善网络涉腐舆情监测研判机制。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研判机构，负责对重点领域的日常舆情监测。舆情监测研判机构要定期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报告，监测报告以常态化监测和异常性监测为主，常态化监测以定期报告的形式反映到决策机构，异常性监测以及时报告的形式提醒领导决策，以启动相应的应对预案。[4]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搭建权威的信息网络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舆情监测处理情况，保证信息流通的即时性和常态化，让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事件和工作进展。
4.健全网络涉腐舆情预警处置机制。建立敏感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根据网络舆情的性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因素，将网络舆情划分并制定重大(红色预警)、较大(橙色预警)、一般(黄色预警)三级预警响应机制[5]。属于重大或较大的，在1小时以内向领导小组汇报，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属于一般的，在2个工作日内按程序上报，提出拟办建议；一般舆情发生或者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要立即报告，以便及时调整措施。
(三)依托科技，搭建载体，坚持公开高效、智能管理
目前很多网站利用在系统中设置禁用词的方法对的信息进行自动审核，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但总的来说，不良信息在网络空间肆虐的现象还十分严重。纪检监察机关要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最新科技，打造一个符合党的反腐倡廉工作需要、符合广大群众新的更高要求、符合网络传播发展规律的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平台。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先行试点开发、使用以应用为导向的网络舆情预警监测系统。网络舆情预警监测系统自动实现与主流网站搜索系统的对接，加强对网评、跟帖、博客等网上反腐舆情的跟踪监控，为纪检监察机关实现科学管理、智能管理、高效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四)夯实基础，健全队伍，坚持监测到位、及时准确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完善规范应对处置突发性案事件新闻工作，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规范和完善新闻的内容、形式，及时、有序、准确地权威信息。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员队伍。网络舆情信息监测员要坚持值班监看网络舆情，及时报送信息，发生重大涉腐舆情时要24小时值班，确保能及时发现、报送、处置网上的重要信息，同时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员专业化培训。再次要建立民间义务网络廉政观察员队伍。民间反腐败需要借助于政府反腐败机构的权威及机制查处腐败分子；而政府反腐败机构则要借助于民间力量扩大信息来源，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制定法规，完善制度，坚持依法约束、依规管理
明确将网络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积极制定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使网络舆情的监管法制化、有序化进行。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界定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信息与保密信息、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的界限，合理界定非法信息的范围。针对当前反腐倡廉网络舆论中存在的侵权、诽谤、无序现象，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加以防范和调控。要从保护和规范群众网络监督权出发，明确网络舆论监督权的法律界限，包括保护群众网络监督权的法规条例以及禁止性规范和惩罚措施。要加强对互联网经营企业的管理，建立健全网站、论坛、微博等平台信息采集和的审核制度，严厉打击利用网站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造谣惑众、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有效维护网络环境的纯洁性。（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文/李晓龙江西瑞昌市纪委 编选：）
参考文献
[1]陈国华.应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几点做法和体会[Z].党风廉政建设，2010(11).
[2]魏明涛.徐长安.应对反腐倡廉网络舆情问题的研究[J].中国信息界，2012(5)：016.
[3]上海市纪委.关于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研究与思考[R].北京.中国纪检监察报社，2012-01-04.
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3
自201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社会科学的新兴研究范式，通过对民生、经济、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展现了社会关注的信息领域和变化趋势。《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全年影响力较大的网络热点事件共有349个，平均每天0.96个，中国已经进入危机常态化社会[2]。
一、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是指社会民众受到自己关心的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突发性事件的刺激，在网络上突然爆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舆情信息，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3]。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是通过网络舆情的演化最终导致在现实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是一种非常规突发事件，是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一道安全线，是防范网络不良舆情快速扩散的前提。由于网络舆情是现实问题在网络空间的集中反映，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也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是对网络舆情实现有效管理的组织和技术路径[4]。本文研究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包括以网上舆情为源信息引发的现实社会中的突发事件和由现实社会突发事件引起的网上大规模舆论的事件，突出事件的突发性、影响力、大规模等特点。
根据罗伯特·希斯的论断，避免危机的发生或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成本最小、最经济也是最成功的危机管理办法[5]。归纳和总结网络舆情突发性事件源信息的特征，有利于及时发现网络舆情突发性事件源信息，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和变化做出判断并对可能的发展做出评价，建立必要的组织和制度体系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编写了2011年第一到第四季度互联网舆情报告，每期报告列出了热点事件排行榜，共计99件。本文基于排行数据对100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事件源信息发展规律，探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的特点。
二、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是指事件中引发关注、激发舆情并使其发展，促使事件成为舆情热点事件的源头信息，可以是网上的新闻报道、微博信息等，也可以是现实社会中的日常事件。本文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的主体、内容、结构、地点、时间等对应的纬度，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的特征进行分析。叶平浩：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源信息特征：一个实证研究 表1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分类表
事件类型具体事件司法公正药家鑫事件、李庄漏罪案。娱体明星谢霆锋张柏芝离婚、李娜法网决赛、高晓松酒驾。环境保护南京梧桐树、大连PX项目、渤海漏油事故、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瘦肉精、塑化剂、双汇万人大会、地沟油事件、蒙牛致癌门。国际事务利比亚、埃及骚乱、突尼斯、逝世、乔布斯去世、中东变局。公民维权夏俊峰事件、钱云会事件、卖身救父、徐武事件、菜农自杀、郑州老太自焚抗诉。公共安全日本地震、抢盐事件、江西抚州爆炸案、7·23动车事件、上海地铁追尾、奥的斯电梯事故、邵阳沉船、云南铬事件、校车事故、互联网最大规模用户资料泄露、动车事故调查结果、武汉12·1爆炸案、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官员风纪案、郭美美事件、微博开房局长、会理悬浮照、中石化百万酒单、郭美美事件、赖昌星回国、李双江儿子打人、尤美美事件、袁善腊事件、门、我爸是市长、卢美美事件、云南官员艳照门、官员11刀自杀、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北大教授情人、济南狱警打人、北大校长批判美国教育、李阳家暴事件、陕西略阳干部涉嫌嫖宿案、宜黄免职官员复出、最牛工商局。
公共管理家乐福系列事件、京十五条、微博打拐、天价过路费、天价幼儿园、泰安袭警案、北京摇号购车、个税起征点、故宫失窃、南方洪涝、清华真维斯楼、陈光标慈善注水、富士康爆炸、统计局住房支出111元、南科大退学事件、本科生高考阅卷、河南案、故宫门、房产加名税及月饼税、温州老板外逃、李昌奎案、南京最牛蜗居、三公经费公开、中华脊梁造假、上海医跑跑事件、佛山小悦悦事件、微博实名制、广电限娱令、电信联通垄断、西安绿领巾事件、乌坎事件、淘宝商城事件、佛山活婴当死婴、“潘币”事件、联防队员案、楼市变化、刑诉法修改。（一）类目建构
本文对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团队编写的2011第一到第四季度的舆情报告所列出的99件舆情热点事件按照事件主题类型进行了分类[6-9]（表1）。议题类型主要指该类事件指向同一类议题，该类事件舆情中还有可能包含其他的议题，本文的议题分类参考了王雅蕾等人在舆情热点事件的热源研究中的分类标准[10]。
（二）数据分析
编码完成后，对编码进行检验，检验后的KA值为92.6%，编码具有较高的信度，可以进行分析，数据分析采用SPSS进行，主要方法为频数分析、描述统计等，并根据研究的目的，通过内容分析对研究样本和研究类目进行人工统计，进行关联分析得出结论。
三、研究发现
（一）从事件类型的角度
为了探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主题的分布规律，本文把事件按照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官员风纪、公民维权、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司法公正、娱体明星、国际事务等九大类进行了分类，受本科生高考改卷、房产加名税及月饼税、中华脊梁造假案等事件的影响，公共管理事件排第一位，占38%；受案、袁善腊案等事件的影响，官员风纪事件排第二位，占23%；受7·23动车事故、校车事故等事件的影响，公共安全事件排第三位，占13%。三大类事件占据了整年舆情的74%，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大幅上升，分别达到5%、4%（图1）。
（二）从事件持续时间的角度
从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持续时间的角度来看，整体持续时间比较平均，25%的事件会持续0-20天，24%的事件会持续81-100天（图2）。
通过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发生时间进行关联分析（图3），可以发现，官员风纪事件在网络上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一般只持续0-20天，主要是因为官员风纪事件主体比较单一，度高，依法依规处理比较快，也反映了国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态度。公共管理事件在网络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会持续40天以上，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公共管理已经成为问题和矛盾最为集中，社会公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公共管理事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利益相关度高，处理起来的难度较大。需要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督政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中的工作职责，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三）从发生区域的角度
从事件发生的区域分布来看，事件主要集中发生在北京、广东、浙江、河南等人口大省和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北京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达到了28%（图4），由于北京是国家中心城市，是政治、文化、教育和国际交流的中心，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使得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较集中。
从事件发生地点和事件的关联分析来看，北京的公共管理和官员风纪事件发生较多，分别达到15%、9%（图5），主要是因为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官员比较集中，关注度较高。河南在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生率较高，达到2%，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重要的食品工业大省，拥有众多的食品企业，食品安全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政府完善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进一步拓展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群防群控的平台，落实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整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问题。
（四）从发生时间的角度
通过分析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图6），可以发现，春节前后是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低谷期，这一阶段与春节的团圆祥和气氛有关联效应，秋、冬季是事件的高发期，这一时期与社会整体运行的规律性节律有关联效应。
通过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事件进行关联分析（图7），可以发现，夏秋季是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高峰时段，也是公共管理事件、官员风纪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期，这也与社会现实运行的规律性节律有关。
四、结论与探讨
信息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使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新媒体如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兴起，使人们的生产、经营、生活、学习、交流等各个方面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互联网具有放大镜特征，许多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影响事件，具有网友最先揭露，然后传统媒体跟进报道，最后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除了以上的一些特征外，还具有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受到了“导火索”事件的刺激，常常出现人群聚集、民众情绪波动大，行为冲突厉害、情况多变、事件在极短的时间爆发等特征[11]。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还比较薄弱，应急反应慢，政府需要从传统的“灭火式”处置网络舆情，转变为坦荡透明地面对舆论，将负面舆情转化为展示正面形象和树立政府公信力的机会，事件信息源辨识不力，联合协调处置机制缺失。互联网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情的直接渠道，也是新形势下政府的重要舆论阵地，网络舆情一旦被错误地控制和引导，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需要政府树立科学应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正确理念，通过采样、采用科学的检测方法收集和分析舆情。主动作为，加强有效处置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基本能力，加大先进科学理论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构建规范处置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80期网络发展信息与动态[R].北京：北京互联网信息中心，2012.
[2] 喻国明.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现状及特征——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蓝皮书的分析性结论[J].新闻与写作，2012（5）：6365.
[3] 林艳.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4] 曾润喜，徐晓林.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系统、指标与机制[J].情报杂志，2009（11）：5254，51.
[5] 张小明.公共危机预警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06（7）：1419.
[6] 沈阳.2011年第一季度互联网舆情报告[R].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1.
[7] 沈阳.2011年第二季度网路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R].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1.
[8] 沈阳.2011年第三季度网络舆情报告[R].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1.
[9] 沈阳.2011年第四季度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R].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2.
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4
一、组织机构
成立稽东镇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镇长担任，副组长由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副镇长方卫利担任，成员由其他班子成员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卫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为网络管理员和各办网络评论员，负责网络舆情的监管、搜集、整理和处置工作。
二、工作原则
（一）及时主动，准确把握。重大网络舆情发生后，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向主要领导报送准确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情况，随时进行研判，稳定公众情绪，掌控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二）强化引导，注重效果。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使网络舆情的宣传报道有利于稽东镇工作大局，有利于涉及事件的妥善处置。
（三）明确职责，严格制度。按照分工协作、归口处置、集中应对的原则，由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指导，各办（中心）密切配合。
（四）突出导向，分类处理。发生特别重大网络舆情时，由领导小组组长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请示，由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共同领导，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开展应急工作；发生重大或较大网络舆情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并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发生影响较小的网络舆情时，由舆情内容涉及的相关办（中心）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应急工作。
三、工作机制
（一）舆情预警。网络舆情管理员每天上网浏览有关稽东镇的相关信息，及时收集舆情危机事件及其苗头动向，分析评估态势趋向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对发现的舆情，须第一时间向领导小组汇报，并提出舆情处置建议。在报告的同时采用“及时处理、组织跟帖、公布事实”等办法，有条不紊地开展舆情处置工作，控制舆情升级、扩散和蔓延。
（二）舆情引导。突发舆情发生后，要按照“快速反应、确认事实、正面回应、妥善处理”的总体要求，在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当网上出现涉及稽东镇的负面报道后，应坚持积极正面引导，进行有针对性地解答及跟帖，以正视听。有重大影响的舆情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迅速协调主流媒体，推出相关报道，引领社会舆论。
（三）舆情应对。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平息”的基本要求，及时了解舆情出处，对引发该舆情的不实之处进行澄清。舆情评论员要以普通群众的身份、从普通网民的角度出发，在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快讲事实,慎讲原因,引导舆情的正面发展，不能漠视、一概不知和回避应对负面质疑；当负面影响增大时，领导小组要及时拿出统一的解释口径，选择重要信息在主流媒体，当事实的调查时间较长，一时拿不出完全的调查结论，也要考虑梯度信息，分阶段降低不良信息的影响，维护稽东镇的良好形象。
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5
【关键词】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方法；移植取向；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舆论领袖就是在政治竞选投票过程中，经常给别人提供建议的人。舆论领袖现象最早 被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等人1940年在美国依利县有关政治选举 研究中发现。（Katz，1957，p.63）。随着各个学科对舆论领袖现象的日益关注，西方产生了丰 富的舆论领袖测量方法和理论成果。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日益普及和网络言论影响力的加大， 加强舆论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的论述逐渐增多。但是，这些文章多论述停留在表面泛泛的议论和 断言，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方法，尚难以进行科学实、证的考察。本文欲对1990年 代以来西方网络舆论领袖测量的两个重要研究取向，作一简单评述，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 考。一个是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移植到网络，另一个是采取与传统舆论领袖截然不同方法， 即数据挖掘方法测量舆论领袖。前者可以称为“用传统方法研究现代问题”，后者为“用现代方 法研究现代问题”。
一、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方法――移植取向
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很多，罗杰斯将这些方法归类总结为：社会计量法（sociometric techniques）、 关键人物访谈法（interviews with key informants）、观察法（observation）、自我报告法（self-designating techniques）。由于自我报告法实施起来简 单、经济，可以进行大规模测量，因此为最常用的方法；量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改善 和更新。第一个舆论领袖测量量表由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年创建，称为Katz and Lazarsfeld 量表，在迪凯特研究中首次使用。Katz and Lazarsfeld量表之后，50多年间一系列量表相继提 出，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为：1962年Rogers & Cartano量表、1965年Troldahl & vanDam量 表、1970年 King & Summers量表、1978年 Levy量表、 1986年Childers量表、1994年Flynn, Goldsmith &Eastman量表。从1955年第一个测量舆论领袖Katz and Lazarsfeld 量表到1994年 Flynn, Goldsmith &Eastman量表，是舆论领袖测量方法形成、发展和成熟阶段。
与丰富的传统舆论领袖研究成果相比，网络舆论领袖研究颇为匮乏。仅有的网络舆论领袖研 究都从营销学角度探讨网络交易型社区舆论领袖在新产品采纳过程中的说服、示范作用，与国内 的关注舆论引导存在极大不同；研究方法倾向于使用量化手段来测量舆论领袖，使用最多的方法 为自我报告法，其次是社会计量法。
自我报告法即数据收集依赖受访者自己判断和回答。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舆论领袖经常采用 量表测量。量表由一组问题构成，用以间接测量人们在某一态度或观念上的状况。因此舆论领 袖测量量表就是一组测量人们舆论领袖心理素质的问题，通过累加所有问题回答得分而得出舆 论领袖指数。社会计量法（也称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调查人们社会关系特征和群体特征的 测量方法。这些特征不同于个人特征，它们必须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或互动关系来反映。社会 计量法的实施程序一般为：(1)根据调查内容设计一份简单的问卷，如询问：“你和谁来往最 密切”、“你认为谁最有威望”等问题。(2)让被调查的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填写这份问卷。 (3)将每个人编号，计算每个人被选择的次数及选择他人的次数。(4)根据统计数据绘制社会图（Sociogram）、社会矩阵（Socio matrix）或进行指数分析。社会图可以直观地了解人际交往 的网络。指数可用来分析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威望等，并能了解群体的凝聚力、组织管理、社 会交往等方面的情况。社会计量法特别适用于小群体研究。
将传统自我报告法运用到网络舆论领袖研究的做法通常有三种一为网下问卷调查人们上网 时的情况；二为网上问卷；三为网上和网下调查相结合。问卷的测量题项沿用传统舆论领袖 测量量表。研究思路大多根据舆论领袖指数将网上人群二分为舆论领袖及其跟随者，对比两类人 群，描述舆论领袖的特征。例如，澳大利亚Barbara Lyons，Kenneth Henderson探讨舆论领袖对 电子商务的推动作用研究中，采用传统舆论领袖的定义来定义网络舆论领袖，运用Childers量表（1986）测量舆论领袖指数[1]，采取网下自填式问卷方式，将使用计算机中介交流技术的人群二 分为舆论领袖及其跟随者，并考察两类人群使用电子商务的差异。研究发现：采用传统舆论领袖 量表测量网络舆论领袖的信度较佳(α=0.74)，可以成功将网络使用者二分为网络舆论领袖与跟 随者；二者在产品知识、产品卷入度、产品采纳行为、网上投入时间、网上讨论存在显著不同（Barbara Lyons et al., 2005）。Youngju Sohn在有关韩国品牌数码产品虚拟社区研究中，舆 论领袖测量采用Flynn et al. (1994)量表[2]。该研究运用网上问卷和电子邮件邮寄问卷调查124 名网民，请他们填答浏览韩国数码相机品牌社区时的一些行为和心理。该研究将网民网上、网下 心理和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网络舆论领袖在网上表现与现实生活中表现有所不同，网络舆论 领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呼百应的舆论领袖（Youngju Sohn, 2005）。
同样，运用社会计量法测量网络舆论领袖也不过是把研究的场域从现实世界搬家到虚拟空 间而已。在已有的运用社会计量法测量网络舆论领袖研究中，一般采用虚拟社区成员之间提名方 式。例如Nancy Baym对一个肥皂剧新闻组虚拟社区研究中，要求社区成员在问卷调查中指出社区 的舆论领袖。研究发现那些社区的“常客”、发帖多的社区成员很容易被其它社区成员以及社区 边缘参与者（潜水者）认可为舆论领袖(Baym,2000p.69-83)。日本学者I. Kaneko采用社会网络 法来分析一个邮件组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通过分析电子邮件回复形成的社会网结构来界定有影 响力的邮件和人物，分析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社区危机管理中作用（I. Kaneko, 1996）。
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移植到网络面临一些局限：使用社会计量法的前提是群体成员彼 此之间了解、熟悉，因此该方法适用于凝聚力较强、规模较小的群体，不适合大范围调查研究。 庞大、漂移和隐秘的网络社区用户之间缺乏足够了解和互动，因此社会计量法运用到网络传播存 在困难。自我报告法最大问题在于回答的主观性；极有可能一些自认为是舆论领袖的人实际并不 是舆论领袖，或者一些实际上是舆论领袖的人却没有被包含在舆论领袖群体中。因此某种程度上 说，自我报告法更多测量的是人们自认为的舆论领袖心理，而不是真正的舆论领袖。同时，现有网络舆论领袖研究样本全是自愿样本或便利样本，研究结论的适用面大打折扣。
二、革新取向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方法――数据挖掘
基于文本的计算机中介交流(Text-based CMC)与面对面交流的根本不同在于交流双方并 不见面，很多时候也不知对方为何许人，通过文本交流进行沟通和发展友谊。 “线索消除 论”(clues filtered out theory)认为CMC消除了很多面对面交流中的必要因素，比如面部表 情、目光接触、肢体语言、语音语调；“社会环境线索缺乏假设”(lack of social context clues) 认为CMC缺乏语言以外的社会环境线索（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 而这些是确定交流者个人特征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Kieler,1984)。在社会线索缺乏的虚拟空 间，人们不能根据社会线索来确定社会身份，只能根据交流文本来估计写作者的社会线索。Lea & Spear指出计算机中介交流缺乏对交流对象个人情况的了解会导致人们倍加关注语言信息中所 透露的个性特征(Lea & Spear, 1995)。因此基于文本交流的CMC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到语言交流 上。而革新取向测量舆论领袖的方法则是根据计算机中介交流(CMC)的特点而研发的新方法，通 常需要借助新技术、新手段。2002年以来，国外网络舆论领袖研究的最新方法是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研究领域，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零 售、交通、航空、石化、能源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的大量积累，数据 挖掘在电子商务、快速消费品行业甚至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语言文字大显身手。
数据挖掘指从大量数据中抽取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模型或规则）的过程，就好比从一 堆矿石中寻找金子。数据挖掘融合了数据库、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 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数据挖掘工作可以变得易于操作，就如同随着SPSS、SALS等大型统计分 析软件的出现，社会科学的统计分析变得轻松有效一样。事实上，SPSS中的因子分析、聚类分 析、回归分析都是数据挖掘技术。只不过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和分析报告相比，“分析报告给你 后见之明 (hindsight)，统计分析给你先机 (foresight)，数据挖掘给你洞察力 (insight)”（Berry and Linoff，1997）。分析报告为事后亡羊补牢之举；统计分析是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以发现事物发展规律；而数据挖掘则不需要研究者事先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挖掘现有数据，抽取 规则，从而能预测趋势和行为，支持人们的决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毛波、尤雯雯以BBS 类型虚拟社区中知识共享型版面为主要研究对象, 根据社区成员所发表文章对社区整体知识形成和共享过程的贡献,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对虚拟社 区中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定量分析总结, 提出了知识共享型虚拟社区的成员分类模型, 将社区的成 员归纳为领袖、呼应者、浏览者、共享者和学习者等5 种类型, 提出每种类型成员的活动特点。 其成员分类模型在BBS 类型虚拟社区的交易型版面和其他版面中也得到了验证, 为今后深入研究 虚拟社区成员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毛波、尤雯雯，2006：p.29）。
日本学者Naohiro Matsumura、Yukio Ohsawa、Mitsuru Ishizuka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提出“影 响力扩散模型”（IDM），从文本内容和交往网络两个方面来测量网络角色类型，筛选出舆论领 袖。该模型基于以下2个前提假设：（1）、在基于文本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下，人们通过发回帖 子来表达观点；论坛对话链（comment-chain）体现影响力的传递结构。（2）、词语为组成帖子 的基本单位，在基于文本计算机中介交流环境中，论坛交流通过词语来表达和传播。影响力定义 为词语在对话链中传播的程度，计算为有回复关系的上下游帖子的词语交集与下游帖子词语数 的比值。该方法采用先进的网络数据采集技术（Pearl）下载网络论坛的交谈内容；在保持交谈 内容结构（讨论串结构）基础上，将文本自动切分为词语集合，通过程序智能比对上下游帖子词 语，计算机根据算法自动给出论坛每个发帖人的影响力。
图1为一个对话链示意图。实线箭头表示帖子回复关系，虚线箭头表示影响力。
图1：IDM模型解释
在图1中，C1为主帖，C2、C3分别回复C1，C4则回复C2。C1帖包含A、B、C三个词语，C2包含 A、C、D三个词语，C3包含B、F两个词语，C4包含C、F词语。C1、C2词语交集为A、C，因此帖子 C1对C2影响力为23；C1与C3词语交集为B，C1对C3影响力为12；C1、C3、C4词语交集为C，C1对 C4影响力为12×23。
帖子在论坛中的总影响力为帖子对论坛其他所有成员的影响力之和。发贴人的影响力等于其 发贴影响力之和。作者用该模型分析了日本一些论坛和邮件列组，证明模型的解释力“出乎意料 的大”（Naohiro Matsumura etal.,2002）。
三、启示
网络舆论领袖研究方法的“移植”和“创新”两个不同取向事实上存在于整个新媒体研究； 传播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传统研究方法和范式已经遇到挑战。
国际传播学界很早就关注新媒体，如1996年国际传播学界权威学术刊物《传播学杂志》出 版新媒体专辑，2000年《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季刊》的春、秋季两期刊登网络传播研究方法文章， 提醒学者注意互联网对传统大众传播研究方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共存（Guido and Stewart， 2000；McMillan，2000）。
机遇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的便捷性。在数字化、网络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背景下，“新产 生的信息差不多都是与生俱来就数字化、网络化的，一切许多有意义的资料信息也在被重新数字 化而且迟早会网络化。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预示着极大幅度提高数据采集效率的潜力。庞大的 上网人群也给社会科学家进行从未有过的广泛且高效的调查提供了天然的基础”（李晓明、祝建 华，2006：p.43）。大规模数据收集曾经是制约大众传播研究的昂贵瓶颈之一，而在线调查、在 线内容分析等可以轻松实现数据收集工作；而且如果有合适的分析工具，数据的分析工作可以在 收集的同时实现。
但互联网给传播研究者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挑战来自于：一、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二、网络传播衍生的新问题、新领域呼唤新方法。
信度和效度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两个基本原则，网络研究也不例外。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 法移植到网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抽样误差，即样本是否能够代表所有网民。由于目前无法建立 完备的网民抽样框，目前的网民样本很多都是便利样本。以网上问卷为例，大多操作方法为网上 挂问卷或电子邮寄问卷。若把问卷放在网站上，由访问者自愿填写，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吸引足 够多的人填写问卷；填写问卷的人是否符合对调查对象的要求；是否有人多次填写同一问卷。用 E-mail发送问卷，必须掌握足够多的邮件地址，并应按随机原则挑选调查对象，否则不具代表 性。抽样框无法确定的调查中，拒答率也难以确定。只有在抽样框和入选概率已知（即概率抽样 调查）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对拒答误差的测量或者评价。
由于缺乏足够的抽样框，有些网络调查公司创建固定网络调查小组作为调查对象，这不 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但这个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小组成员流失率高，一般每年有 30%-40%的成员流失。其次是威胁效度的因素：随着网络调查小组成员受调查经验的积累，他们 对问题的回答可能与初次接触问题的被调查者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测量误差。因此，将传统研究 方法移植到互联网，需要解决概率抽样这个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科学推论的前提。
其次，网络传播衍生的新问题、新领域呼唤新方法。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进一步 加快，大量的社会现实以“数据”的形式存在。面对海量数据，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的分析工具，以帮助正确预测趋势，避免决策失误。数据挖掘则正是顺应现实的需要 而开发出来的新型分析工具，在商业领域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数据挖掘技术也同样可以 在网络学术研究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互联网作为一个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媒体，提供许多崭新领 域供研究者挖掘和探索，如网络内容（网页、论坛帖子、博客文章等）、网络结构（超链接和 社会网链接）和网络使用（网站访问记录和客户端访问记录）互联网挖掘（Zhu，2006）。如前 文介绍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和日本东京大学工程系、图象序列研究所、信息管理系合作研究的 “IDM”影响力扩散模型都是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来分析网页数据的规律。可以预见数据挖掘将会 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研究“利器”。
注 释：
[1] Childers, T. L (1986) 量表
1.你一般与你的朋友或邻居讨论___吗？2.你与朋友或邻居讨论___时，请问你是较少还是较多提供信息？3.过去半年内，你和多少人讨论过___？4.你的朋友会向你询问有关___的新信息吗？5.在讨论某个新产品___时，你是倾向于接受朋友的建议还是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意见？6.讨论新产品___时，你经常告诉朋友们产品信息还是朋友告诉你产品的信息？7.总体而言，你经常很少给别人提出建议。
[2] Flynn et al. (1994)量表
1.我对___的意见与他人不一致。2.当别人挑选___时，较少向我询问信息。3.别人很少向我询问有关___意见。4.我周围的人根据我的意见决定是否购买___。5.我经常说服别人购买我喜欢的___。6.我经常影响别人对___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毛波、尤雯雯.虚拟社区成员分类模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S1).
[2] 李晓明、祝建华.让社会科学插上信息科学的翅膀[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06(2).
[3] Katz. E.,“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f an hypothesi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1957）： 61-78.
[4] Fisk, G., “Media influence reconsidered，”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 (1959) 83-91.
[5] Flynn, L.R., Goldsmith, R.E. and Eastman, J.K., “The King and Summers opinion leadership scale revision and refin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31 (1994) 55.
[6] Eric Vernette, “Role and Profile of Opinion Leaders for Internet Diffusion Process,” Decisions Marketing 25 (2002)93.
[7] Reid Goldsborough, “The influence of active online users,” Black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5 (2002) 30.
[8] Barbara Lyons, Kenneth Henderson, “Opinion Leadership in 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5 (2005) 319.
[9] Sohn Youngju, “Opinion Leaders and Seekers in Online Brand Communities Centered on Korean Digital Camera band Communities,”Master Thesis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Summer Semester (2005).
[10] Baym N.K., 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 and Online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0) 69-83.
[11] I. Kaneko, “the Great Hanshin-Awaji Earthquake and Network Organization Theory,” Proc.Innovative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1996)233-241.
[12] Kieler S., “Computer mediation of conversa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1984)1123-1134.
[13] Lea M. & Spears R., “Love at first byte Buil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ver computer networks,” in Understudied relationships Off the beaten track Eds. J.T. Wood & S. Duck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5) 197-233.
[14] M. Berry and G. Linoff, Data Mining Techniques For Marketing, Sales, and Customer Support (USA John Wiley & Sons, 1997).转引自数据挖掘讨论组http：省略.cn（2006-8-20）.
[15] Naohiro Matsumura, Yukio Ohsawa and Mitsuru Ishizuka, “Influence Diffusion Model in Text-Based Communication,”in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2002).
[16] Guido H Stempel III and Robert K Stewart, “The Internet provid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 (2000)541-548.
网络舆情工作调研报告范文6
关键词：新疆；网络舆情工作；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38-02
2014年5月23日，微信公众服务账号“中青舆情监测室”针对5月22日乌鲁木齐发生的案件，了一份互联网舆情报告《中青舆情：5・22事件，新疆人怎么看》。报告选取了5月22日案发当时至23日10时互联网舆情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内容之广泛，所得数据图表之详细，真实而有力地展现了7・5事件、4・30事件、5・22事件中新疆网民的观点变化。也让阅读者真切感受到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意义，以及大数据的说服力。作为一个常常面对互联网海量数据束手无策的研究者，又常常感到分析互联网舆情信息缺乏数据支持的研究者，倍感新疆需要尽快建立一个自己的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
五年前的7・5事件，就是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发生的一起打架斗殴事件，经过互联网10天的“发酵”，最后酿成乌鲁木齐的暴力恐怖案件。若在这10天中，我们能有完善的互联网舆情监测数据，必然会得出相应的预警报告，提前疏导、提前预防。此后，新疆陆续发生过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谣言，进而扰乱社会持续的事件，但因为互联网舆情工作的改进都取得了很好的控制。2010年阿克苏发生了“”借助互联网传播思想、技术，煽动民族仇恨的“8・19事件”。2013年互联网上盛传，乌鲁木齐23中学因学生带花帽，勒令退学的谣言。仅仅6天时间，该谣言不仅在国内引起了网民的大量关注，而且被境外敌对势力的网站大肆宣扬。2013年鄯善“6・26”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再次兴起关于此次事件的各种谣言。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在互联网上制造谣言，借机宣传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这是近年来新疆互联网舆情工作面对的最大挑战。2014年5月，新疆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严打”行动。5月25日的首次大抓捕行动中，抓获二百余参与活动的犯罪嫌疑人，都是通过互联网接受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思想和技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极端思想，已经成为危害新疆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舆情预警分析能将危机处置环节提前，尽量把对无辜群众的伤害降到最低。另外，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从新疆蔓延到全国，为追求轰动效应分子制造群死群伤。北京金水桥事件、昆明火车站事件导致内地群众对维吾尔族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很深的误会，各种误解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关注突发事件后的网民情绪宣泄，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化解误会，维持社会正能量，也是互联网舆情工作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建设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就是海量数据。其数据量之大，已经无法用常规工具和方法，在合理的时间里得到科学的分析结果。但大数据研究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它表现出的4V特性：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真实性）又是普通调查研究无法企及，也不能替代的。5・22事发当时，“中青舆情监测室”就开始收集舆情信息。24小时后就公布了新疆网民的舆情报告，处理数据量达三十二万余条，分析内容全面、细致。大数据的4V特性在此得到充分突显。但我们也发现该报告，过于注重数据和数据带来的定量分析，缺乏对数据背后社会问题的深入解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互联网舆情工作中仅仅掌握有准确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家对数据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在互联网舆情监测和分析中，大数据的价值显得日渐重要，大数据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舆情监测数据的价值在于，将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交付到正确的人手中，最后能产生出一个科学的决策。
新疆社会科学院是新疆舆情监测、分析的重要阵地，作为一直积极参与互联网舆情分析实践的一员，强烈感受到新疆的互联网舆情工作任务重、挑战性强，对社会局面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新疆互联网舆情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监控任务突出。首先，随着新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能力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互联网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监控的任务就日趋加重。每当社会中发生一个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就会出现各种“消息源”，几乎全民参与讨论。涉及敏感问题时，互联网上消息的产生、传播和发酵速度就异常之快，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监控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外，互联网视频的传播，当前已经成为新疆爆恐事件频发的直接原因。近一年多来，每一起事件当中都能看到视频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视频多用新疆使用范围较广的少数民族语言制作，煽动无知群众走上犯罪道路。二是境外网络舆情监控任务突出。在新疆反恐维稳过程中，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策划、煽动境内人员施暴的情况日渐突出。因此，大量境外问题网站纳入了我们的监控范围。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建立于国外专门煽动新疆境内从事反动活动的网站、网页多达五十多个。
现在得到普遍认可的网络舆情分析模式为“三结合模式”：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软件与人工分析将结合、分析师与专家会商相结合。针对新疆互联网舆情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来看，我们的网络舆情工作还存在：分析研判缺少准确、详细、多样的舆情数据支持，我们的分析预测缺少牢靠的“抓手”。目前新疆网络舆情工作中，舆情数据与专家脱钩的问题最为突出。造成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组织体系，网络舆情数据与专家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顺畅的交流渠道。
以笔者和同事的互联网舆情收集实践为例，主要方法是：第一，搜集全国知名互联网舆情监测机构零星公布的新疆舆情监测数据，根据这些权威数据对热点事件进行分析。第二，利用全国知名搜索引擎和网络舆情工具搜索舆情关键词，做粗陋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利用自己制作的舆情数据进行网络舆情研判。这两种方法看起来容易，借助第三方公布数据或利用工具软件发掘、整理数据，最后得出分析结果，实践起来其实困难重重。全国知名互联网舆情监测机构公布的涉及新疆的数据极少，而且只是针对某一热点事件，缺乏连贯性，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研究需要。自己利用搜索引擎进行舆情数据搜集，面对少则几千几万条，多则上百万条舆情数据，个人根本无法进行分析处理。此外，互联网的海量数据量靠几个普通搜索引擎根本无法应对。另外，普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缺乏数据统计能力，即便得到完整的数据，也很难做出科学的统计。在此过程中，其实专家既要承担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角色，还要承担专家的角色；既要完成数据收集、统计的工作，还要完成定性分析的工作。网络舆情分析师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和长期实践，还要借助很多工具软件，才能充分发挥网络数据发掘。网络舆情工作体系中，网络舆情分析师的更多职责是完成数据搜集、发掘，拟补工具软件分析的不足，建立更完善的数据库；用数据走向，拓宽专家的研究视野。社会科学专家在这一体系中更多要承担的是，利用科学、扎实的数据研究社会现状、社会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三结合模式”其本质是要建立一个严密的网络舆情工作体系，在专家与数据间、专家与网络舆情分析师间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过实践摸索，关于建设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初步形成了以下几个想法。
建立畅通的数据流通制度和途径。要想彻底解决舆情数据与专家脱离的问题，建立网络舆情工作体系和制度是唯一路径。一些第三方舆情数据监测室先行先试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舆情监测数据做得较好的是“中青舆情监测室”，定期向公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舆情监测数据。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建成后也要建立分级舆情数据制度，一方面要注重分级别建立数据库和分级别舆情数据，另一方面各级别舆情数据库要注重建设方便快捷的舆情数据查询渠道。只要在规定的级别内，就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相应的舆情监测数据。舆情变化瞬息万变，数据的时效性对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舆情危机出现时，没有第一时间数据支持，就得不出最快的预警报告，就无法进行提前疏导和准备，无法真正将危机处置环节提前。
培养互联网舆情监测师。优秀的舆情监测师是舆情监测的真正灵魂，这一步一定要走在前。舆情监测师要包括两部分人员，一部分为专业互联网数据搜集、分类、统计的技术人员，另一部分为具备较高社会科学素养和科研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培养数据搜集、分类、统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为互联网舆情监测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培养社会科学研究者具备一定互联网舆情数据搜集、分类、统计技术，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参与互联网舆情监测活动中，使互联网舆情数据的收集、分类、统计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只有将这两类专业人员最大程度的结合，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互联网舆情监测体系，才能真正提高目前新疆互联网舆情监测、分析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在这两类人才的培养中，尤其要注重青年舆情分析师和少数民族舆情分析师的培养的。首先，青年人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技术普遍要高于中老年人，而这些应用技术在互联网舆情监测中是必不可少的操作技能。其次，互联网舆情更多反映的是青年人的观点、意识形态，青年舆情分析师本身就是其中一员，具有天然的分析研究优势。第三，新疆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培养少数民族舆情分析师的意义不言而喻。他们的民族语言文字优势，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对本民族事物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是其他民族人群所不能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