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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1
一、强化帮扶措施，提升帮扶实效
从3月13日开始，根据组织安排从胜桥镇桐江村调整到在西岭桐江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驻村以来与两委班子成员和驻村工作队员脚踏实地对全村贫困户35户92人，低保户50户、五保户16户进行了摸实情、说实话、重实际，讲实效地进行了走访，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制定了《桐江村2019年驻村工作帮扶计划》、《桐江村2019年产业扶贫计划》和《桐江村2019年集体经济发展计划》。2019年动态调整家庭成员自然减少2人，贫困户教育助学16人，贫困户务工就业42人，级残疾16人。贫困户兜底3人，贫困户低保户15户，2019年拟脱贫4户6人。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生态、社会保障兜底、产业扶贫等政策均得到落实。驻村考勤上班83天，平均每月20天以上。
二、壮大集体经济、发展产业扶贫
1、发展油茶产业。在全村原有4700多亩的油茶林基础上，在2018年底新流转冲头片、清溪片荒山900多亩种植油茶，并建立贫困户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一是工资性收入，把所有新增油茶林按面积分配给贫困户管理，贫困户参加油茶林管理的务工工资按调出市场工价的30%给付，如贫困户无劳动能力则由合作社代为管理。预计解决贫困户就业20人，每人增加务工收入5000元；二是油茶林效益收入，前五年确保贫困户每年获得100元/户以上的油茶林收益，五年后按油茶实际效益分配。
2、发展烟叶生产。积极贯彻落实镇烟叶生产部署，确保烟叶种植面积达1300亩以上，鼓励贫困群众种植烤烟，合作社加强烟叶种植技术及销售方面服务，增加贫困户烟叶种植收入及烟叶生产务工收入。预计贫困户务工收入100元/天/人，人均增收1500元。
3、发展林下经济。结合油茶产业发展，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新引入林下油牡丹种植和茶山飞鸡养殖，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户务工收入。
三、开展脱贫攻坚“三大行动”
按照市委、镇委安排部署，我村召开了脱贫攻坚“大清查、大整改、大提升”专项行动例会，制订了方案。一是在3月份对现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组织各帮扶责任人进行入户摸底调查，填好入户调查表，摸清底子，层层把关签字，确保责任落实、确保脱贫质量，防止漏评、错评和返贫问题发生。二是以村两委班子成员对全村非贫困户、低保户、特困供养户、重度残疾人、非贫困户危房进行大排查，排查的问题及时汇总上报镇扶贫办。在6月份对“三大行动”又进行了回头看完善。
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2
一、充分认识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的重要意义
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调动计划生育家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通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小康工程、奖励优惠政策、婚育新风、生殖保健服务、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等“五进农户”活动，改善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生产的条件，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使计划生育家庭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得慰藉，带动更多的家庭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促进农村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的主要政策措施
（一）积极开展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小康工程进农户活动，促进计划生育家庭生产发展。各乡镇、有关单位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要对农村的资金、投资、科技信息投放等，凡是能落实到农户的都要体现出对计划生育户的优先、优惠。
1、县农业部门：对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林地、承包地，在承包到户和招标等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计划生育家庭享有优先经营权；退耕还林项目优先考虑计划生育户。
2、县畜牧部门：优先鼓励和扶持计划生育家庭购买畜禽，繁育良种，建立畜禽养殖小区，并无偿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每年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计划生育家庭免费举办8－10期养殖技术培训班。
3、县水利部门：（1）免收承包鱼塘的计划生育家庭的水利费用，其它用水项目的水利收费按政策予以优惠。（2）在兴办小企业需要申办取水许可证时，在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办理。
4、县教育部门：对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入学实行优先，根据家庭贫困状况适当减免九年义务教育期间的杂费，同等分数优先录取。
5、县劳动保障部门：对进城务工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职业培训，提供用工信息等方面给予优待、优惠；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维护进城务工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劳务输出时减收中介费50%。
6、县农机部门：对参加拖拉机驾驶员培训、联合收割机手培训、修理工培训的计划生育家庭，减少应收培训费用的30%；对办理驾驶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证的计划生育家庭减少应收规费的30%。
7、县工商部门：要大力扶持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给予优先注册登记。
8、县民政部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认真解决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养老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优先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
9、县保险部门：积极发展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认真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保险问题，对参加养老保险的计生家庭给予优先保费补贴。
10、扶贫开发部门：按照扶贫开发有关政策，每年投入一定比例的扶贫信贷资金，优先用于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积极帮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特色产业，开辟增收渠道，切实做到扶贫到户；对低收入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要着力帮助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防止返贫。
11、县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在开展青年志愿者送温暖活动等各项帮扶活动中，要重点向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倾斜。同时深入开展“双学双比”活动，提供对妇女的“小额贷款”项目，资助她们发展经济。
12、县卫生部门：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就医时应优惠照顾，检查费用减免10%，住院费用减免20%。
13、县电业部门：电业部门保证计划生育家庭的用电，用电量大的计划生育家庭私营企业，应优先给予电力保障。
14、县土地部门：计划生育家庭划分宅基地、承包土地时土地部门应优先给予安排。
15、县城建部门：计划生育家庭需要建筑时，城建部门应优先给予安排，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减免20%的费用。
（二）各项奖励优惠政策进农户，促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活宽裕。
1、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从发证之月起至子女满14周岁止，每月奖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10元以上。在入托、入学、就医、招生、招工、征兵、农村划分宅基地等方面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福利时给予优待。
2、符合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一次性奖励的政策不变，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000元。
3、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独生子女家庭给予参合费补贴。
（三）婚育新风进农户，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及婚育新风示范乡镇、示范村、示范户创建活动，广泛宣传和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科学知识，扎实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爱女孩的氛围，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建设农村社会主义新型人口文化。由文化、文艺部门联合编排一批婚育新风文艺节目，定期在各乡镇、村进行巡回演出；由人口计生部门编印婚育新风宣传手册，免费发放到全县的计划生育家庭。
在政府的主导下，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鼓励引导群众把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人口文化活动。加强农村文化活动的阵地建设，20*年在全县50%以上的村建立农村人口文化大院，使其成为农民群众文娱活动、学习知识、接受先进思想、更新观念的场所。
（四）实行生殖保健服务进农户，促进农村育龄群众身心健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宣传教育。对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孕情检查、随访服务工作，承担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要深入千家万户，指导育龄群众选择以长效避孕措施为主的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方法，做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进村，随访服务上门。融合卫生资源，每年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一次妇科病普查普治服务，不断提高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建立孕产期保健制度，实行优生关口前移，开展出生缺陷三级干预工作，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五）普及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到农户，促进计划生育依法管理和民主管理。继续广泛深入宣传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农村计划生育，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逐步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积极开展村民自治，实行计划生育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展行风评议，重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的作用，使其更好地组织群众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积极推动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深入开展
（一）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要有利于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加快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改进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突出重点，简便易行，尽快把基层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引导到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水平上来。完善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检查制度，方便群众，注重实效，调动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继续推进城镇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属地化管理、便民化服务，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人事制度改革。在乡级，保持计划生育机构队伍的稳定，对管理服务人员定编、定岗、定责。在村级，按照“初聘年龄3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女性为主”的要求，公开选聘村级计划生育管理员，完善“县管、乡聘、村用”的工作机制。继续开展“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活动，加强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法制观念、群众观念、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建立一支职业化、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
（三）为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提供必要保障。各级政府要把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全部纳入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切实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为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提供经费保障。
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基本建设规划。着力抓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依托《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县级人口数据库，规范引导信息的生成、传递、处理、反馈工作流程，引导基层定期为育龄群众开展避孕节育、生殖健康、咨询随访等服务，为开展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提供阵地保障。
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3
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及区政协参政议政下，全区上下紧抓“又好又快”这条主线， 攻坚克难谋发展，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全年地区生产总值48.16亿元，比增16.7%，完成年度目标的105%；财政总收入4.68亿元，比增29.3%，完成计划的103%,其中区级收入2.47亿元，比增33.1%，完成计划的103.2%；其它各项指标均按三届一次人大会议通过的计划目标完成或超额完成。
（一）经济实现扩量提质
工业不断发展提高。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96.04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01.7%，比增23.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81.52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02.3%，比增26%。工业继续向规模化集中，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3家，产值超亿元企业达到21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84.9%，比上年提高6.4个百分点。投建投产步伐加快，全年新投建、投产企业数量分别为41家和46家，新开工工业厂房56万平方米，竣工51万平方米。企业素质不断提升，投入2.81亿元，实施5个技改项目，8家企业通过贯标认证，1项产品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称号，1家企业启动改制上市前期工作。
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5.74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16%，比增1.2%。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完成总产量3.56万吨。农业基地规模扩大，新增中药材基地1000亩、茶叶基地500亩、花卉基地250亩、速生丰产林基地4100亩。农业品种不断优化，改良水果7000亩，新增水产养殖面积500亩。农业龙头企业继续巩固提高，和昌、美等集团做强做大。
第三产业加快培育。专业物流市场培育初见成效，天宇物流等11家物流货运企业入驻，完成双阳物流园区规划，初步选定嘉太酒类配送中心等6个项目，并基本确定列入省预备重点项目，为土地报批打好基础。旅游业发展迈出新步伐，完成全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加紧美植物园和仙公山生态旅游等项目前期工作，豪生酒店集团着手筹建五星级酒店，侨航空旅游城四星级金龙酒店完成主体建设。房地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新开工33万平方米，竣工18万平方米，完成投资5.2亿元，比增59.5%。
（二）需求保持均衡拉动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26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03.9%，比增24.7%。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滨江大道二期基本完成建设，万虹公路马甲至罗溪段拓改工程全线竣工通车，经济开发区庄田片区完成1750亩土地平整工作。道路、工业园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分别完成投资1.87亿元、1.5亿元、2548万元。基础配套先行，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社会投资高幅增长。
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全区新批和增资外商投资企业28家，合同利用外资3401万美元，比增14.7%，实际利用外资2339万美元，比增28.4%，分别完成市下达任务的100%和101.7%。出口商品总值2.5亿美元（海关口径），增长29.3%，完成年度目标的109.6%。
消费市场初显繁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6亿元，比增15.1%,完成年计划101%。商贸、餐饮、娱乐等传统行业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工业园区生活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积极开展万安片区“退二进三”前期工作，中心商圈日渐成型。
（三）和谐社会扎实构建
社会事业同步发展。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47项，3个项目荣获市科学技术奖。改造、新建中小学校舍2.18万平方米，完成奕聪中学高中部建设，第十一中学、罗溪中学通过省级三级达标验收。双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溪卫生院综合楼建设及马甲医院医疗设备改造升级顺利实施，完成新一轮农村初保工作。文体等事业稳步发展。
新农村建设逐步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6316元，比增8.7%。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低保金324万元，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侨居造福工程、安居工程、地质灾害搬迁工程的建设，解决164户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完成6公里乡村道路提级改造，建成双阳垃圾中转站、虹山垃圾填埋场，新建农村沼气池300口、农村垃圾屋110个。
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完成800亩耕地补充工作，推进土地资源集约和节约利用。制定《区发展循环经济专项规划》，加大环境监管和环保执法力度，较好地完成“双减排”任务。加快生态环境步伐，完成《生态区建设规划》编制，启动湾海洋环境生态修复项目。人口计生主要责任指标呈良性发展态势，人口出生率10.45‰，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95.35%。
各位代表！回顾年，我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顺利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快速发展，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一是重点项目实施推进速度滞后；二是受宏观调控制约，企业发展运营困难加剧；三是社会事业和综合配套条件仍较为薄弱；四是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节能减排任务比较艰巨。对这些问题和困难，区政府将高度重视，认真分析原因，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年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年是深入实施“十一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展望新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从紧货币政策，整体宏观环境更加严峻，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更大。但从区域发展看，我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日趋成熟，区位和后发优势将继续支撑较高的投资强度，存量增长潜能仍然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只要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精心运作，就能保证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要求我们制定发展目标，既要与“十一五”规划相衔接，又要体现现阶段良好发展势头，既要适度超前、鼓舞人心，又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综合各因素，年我区主要预期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55.87亿元，增长16%。GDP增长同步增加财税收入，并随着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和税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财税收入占GDP比重逐年提高，预计财政总收入5.8亿元，增长25.1%，其中一般预算收入3.06亿元，增长26.2%。区域发展建设的带动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将使农民获得更多实惠，加上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务工收入及肉禽蛋、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也将上升，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6758元，增长7%。上述目标的预安排，是根据对三次产业及三大需求的分析和测算而提出的。
（一）三次产业将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第二产业继续起支撑作用。预计明年规模工业增加22.8亿元，其中新投产企业20多家，重点是经济开发区一、二期及河市新投产企业，加上5家企业进行较大规模重组扩建，累计可新增产值14.8亿元；老企业及近年新投建未达产的企业技改和增资扩营，可保持10%的增速，预计新增产值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87.4%，拉动工业总产值增长22%，为GDP增长贡献12.1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下预计增长11.1%，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农业将稳步增长。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及产业化，加上当前农副产品价格保持高位态势，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预计农业总产值保持1.5%的增长，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呈加快态势。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物流、仓储等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商贸、金融、交通运输、通讯、餐饮等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房地产业得益于城东片区加快建设而稳步发展，预计第三产业增长11.8%，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
（二）三大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5.2%。新开工工业厂房55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3.6亿元；嘉林广场、阳光国际广场、诚源阳光花园城、东华百希达、华祥三期、冠亚二期等房地产项目新开工40万平方米，投资5.5亿元；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及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投建，预计投资6.3亿元；美植物园、豪生酒店、华祥建材市场等第三产业项目将投资1.8亿元；企业增资扩建、城镇建设、农村固投等投资3.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15%。人民群众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商业零售、餐饮、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公共服务等社会消费品将保持5%的增长，增加5000万元；随着房地产业发展、中心城区商圈形成、企业扩营及仰恩大学等学校建设扩招，将带来人流和从业人员近1万人的增加，预计可增加9000万元以上消费能力。出口商品总值预计增长15%。占我区总量70%外贸型企业的自然增长，加上新投建、投产企业将确保出口商品总值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任务
（一）以项目带动为抓手，加快发展建设
1、健全项目推进机制。重点项目建设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年区重点项目45个，年度计划投资18.03亿元，若全部顺利实施，就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88.6%。因此，要切实落实区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加强跟踪考核和协调服务，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实行适当激励机制，确保重点项目按进度推进。要认真贯彻“五个一”工作机制，深化前期工作，按照产业发展目录，完善项目论证储备机制，优选项目争取用地支持、银行贷款、社会融资等，为项目更好更快的落地建设打下基础。要坚持搭好载体、留足空间，强化集约用地，保证投资强度和单位产出，并加强与名企名店的洽谈，争取引进大项目、好项目，有序推进招商选资。
2、提升项目实施成效。三产要实施重点突破。做好房地产、商贸项目促建工作，争取全年房地产新开工40万平方米、竣工22万平方米；积极配合汽车北站建设，抓好双阳物流园区用地报批并争取动工建设，支持配合和昌集团仓储配送中心和华祥建材市场的建设；完成四星级金龙酒店建设，加快豪生酒店建设步伐；争取美植物园动工，完成仙公山山门、入口通道建设，加快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工业要围绕扩量提质。继续推进载体建设，完成经济开发区庄田片区1871亩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交地投建，做好双阳朝阳片区、前洋片区、河市官洋片区、霞溪片区等1643亩土地的三通一平，推进电子产业园首期用地整理，争取华大科技创业园、马甲及罗溪加工区等用地获批；精心抓好存量提升，出台相关政策，重视闲置厂房招商，扶持企业技改、创品牌、重组扩张及转型上市，鼓励做强做大，采取有力措施促建促产，争取新开工工业厂房55万平方米，竣工50万平方米。农业要立足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推进蔬菜、禽畜、水果、水产、药材、花卉等基地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支持东南医药公司建设罗溪中药材基地科研中心；积极创建无公害基地，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3、增强项目带动作用。加紧规划论证和组织实施一批基础配套型、辐射带动型、基本保障型的项目，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继续推进滨江大道建设，完成双阳片区西环路、福滨街、阳新街市政道路建设，动工建设塘西至阳江道路、罗溪东环路，配合做好福厦高速公路段扩改工作，配合供电部门建设220KV及110KV马甲变电站。有序引导中心城区“退二进三”步伐，完成杏园小区经济适用房建设，动工建设双阳前洋安置小区，抓紧做好桥南社区城市化改造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前期工作，抓紧新行政中心区规划设计，完成控详规编制和城市设计工作，启动河市新镇区建设，抓紧建设泰源东路、滨水路等基础工程。加快做好马甲中心镇区控详规编制，推进旧变电站用地、新庵梧埔片区开发建设；结合罗溪东环路及新农贸市场建设，加快罗溪镇区整治步伐。
（二）以和谐构建为根本，统筹协调兼顾
1、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马甲、罗溪加工区运作，集约规范乡镇集体经济。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争取新转移农村劳动力1500人。改善农村环境，加快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步伐，鼓励扶持通行政村主干道路提级改造，11个村(社区)通自来水和43个自然村通有线电视工程及河市、马甲、罗溪垃圾中转站建设，新建农村户用沼气池200口。提升保障水平，切实将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提升低保水平。
2、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申报和实施各类科技项目50项,推进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建设中小学校舍1.2万平方米，促进服装职业技术学校、省电力职业技术学校动工建设。完成双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马甲医院、罗溪及虹山卫生院综合楼建设，提高基层医疗能力。建设10个社区全民健身点，完成5个村文化活动室建设，争取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动工建设。
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和村民委员会的成立，农村基层社区公共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新型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村民委员会这一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的转变，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问题的角度来研究新制度对于村民自治研究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实行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的职能偏离，即其实际行为对于其职能实施本旨的偏离问题。这种偏离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并非行政机构的村民委员会过多执行行政任务，社区公益职能实施不力；村委会越权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村委会及村干部僭越村民会议的决策权，变村民自治为村委会自治或村干部自治；对国家政策法规歪曲执行等。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这种偏离不仅对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现实危害，有必要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从而通过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中的某些结构瓶颈，并基于此探讨村民自治的配套制度和其他相关改革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村民自治问题已经引起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对于村委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国家与社会”视角和“村干部角色”视角。
“国家与社会”视角的研究仅仅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框架来解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行为差异或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冲突是不够的，至少是失之简单的，忽视了现实中各方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不足以解释村委会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村委会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受到村民控制的，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村民的利益？村委会的职能中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行政任务，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对于乡镇的独立性？村委会在完成各项组织目标时存在着很大的选择性，那么它在实践中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并未表现出立场上的对立和利益上的分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更多地也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而不是截然的分立，那么村委会与二者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其权力合法性来源来解释？
另一些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研究弥补了以上宏观视角研究的不足，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从村干部或农村社区精英的角色角度做的分析。比如：有人提出“弱监护人”的概念概括市场化改革后的村干部的角色，认为村干部在主观上也无暇做好村民的监护人，他们的干部身份并未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和普通农民一样。这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样面临着出路问题。因此村干部在利用所控制的集体资源时，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如何为自己谋求到更多的好处，而非是全体村民的利益[1]。从村干部角色角度进行的研究弥补了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不足，用更加具体生动的解释框架分析了村干部的行为，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村委会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只关注村干部的行为。村委会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具有独立的行动能力和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原则。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应该关注村委会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行动原则是什么？村干部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村委会的行动的？本文正是从回答这些问题入手，将村委会看成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来分析村委会的行动逻辑，以期展现出村干部的个人行动与村委会的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村委会的职能偏离现象提出一个探索性的解释框架。
二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
在村委会实际工作中，制度规定的职能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欧博文（O’Brien）在研究村委会组织法时谈到了许多中央的政策得不到充分实施的情况，其他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常常被扭曲了或只得到部分的实施[2]。这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村委会职能实施的偏离，这种偏离并不是对制度规定的公然违抗和反对，而是对其策略性执行。在表面看来，各项职能都得到了实施，但实施的实际效果却是职能内容未能有效贯彻，职能实施的目标未能实现，并且由此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在制度上，村委会的法律性质为其规定了一组特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村委会职能的核心。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主要是其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在履行中的偏离。
2.1村委会的权利偏离
就村委会的权利行使来看，其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缺失，即制度规定的权利在职能实施中被侵犯而得不到行使；二是权利的僭越，即在职能实施中超出制度规定范围行使权利。以下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权利的偏离。
2.1.1权利的缺失
村委会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其自治权利受到来自乡镇政府的侵犯,使其权利发生缺失。一些乡镇政府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工作和村民自治进行行政干预，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事务权、财务权、人事权等属于村委会的自利的非法干预上：
第一，事务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乡镇政府不尊重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权利，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属于村庄自身的事务，如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村集体经济收益及使用、分配，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本该由村民会议决定，但在不少地方，村提留、乡统筹都是由乡镇政府决定征缴，统一管理和使用的。二是乡镇政府干涉农民生产经营自，即以下达生产任务指标、签订经济发展计划责任书甚或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村委会和农民如何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达到什么样的指标要求。例如，时常见诸媒体的“逼农致富”事件就反映出乡镇政府干涉村民和村集体的经济自，在一些地方，甚至因此造成干群严重冲突，乃至酿成人员伤亡事件。乡镇对村委会的控制在方式上还表现为，乡镇党委(乡镇长一般任乡党委副书记)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仅仅是“指导”村委会。
第二，财务权。乡镇政府越权干涉村级财务管理。支配村委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控制村级公共财政。目前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村财乡管”或“村帐乡理”办法就是颇受争议的现象。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以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加强村级财务监督、管理为名，实行“村财乡管”或“村账乡理”干涉乃至控制村级财务管理，最终达到间接支配村委会的目的。从各地的情况来看，乡镇经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一是乡镇对村干部的报酬和奖励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进行间接监控；二是由乡镇统一收取乡村税费后，向村干部发放工资或奖金，进行直接监控；三是实行“村财乡管”制度，对村委会财务收支进行全面监控。
第三，人事权。乡镇政府越权干涉村级人事安排。为了达到支配或控制村委会的目的，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在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竞选和投票的各个选举环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操纵村民选举，想方设法使自己看中的候选人当选。如果还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就以各种理由否定村民选举的结果，甚至取消村民直接选举，直接指定或委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其他干部。从笔者实地调研的两个村的情况来看，在村委会选举中也都存在着乡镇政府的影响和作用。除了影响和控制村委会选举之外，乡镇政府干涉村委会人事权的另一个做法是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民选‘村官’直接非法罢免。
2.1.2权利的僭越
村委会权利行使中的偏离还表现为权利的僭越，即村委会在职能实施中超出制度规定范围行使权利，也就是越权行事，其中主要是僭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以及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1.村委会僭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这就是说，村民会议是村民实行自治的权利机构，村委会是村民实行自治的执行机构和工作机构。二者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一是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的决定。重要问题由村民会议决定，而不是由村委会决定。对于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3]。关于需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具体事项，村组法也做了规定。另外，村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由此可见，村民代表会议是特殊情况下村民会议的补充形式，其行使的权利来自村民会议的授权。所以，总地来说，关系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利在村民会议，至少应该在由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而不在村民委员会。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时常僭越村民会议的决策权，形成虚置村民会议的局面，
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村委会自治”[4]，有的实际上就是少数村干部的自治，其实质是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利。
2.村委会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依照制度规定，村委会具有一定的经济职能，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执行机构，村委会并不具有直接参与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村级组织中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这种权利，而村委会依法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常常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权，直接参与和从事经济活动。
在农村改革前，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基层经济组织，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而体制下的生产大队也同时具有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双重身份，因而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与此不同，农村改革后“政社合一”的体制被打破，乡镇政府只作为基层政权组织，而村委会也只是农村社区组织，并不具有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农村的基本经济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经济实体。但有一点是村委会与生产大队的相同之处，即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控制权。与生产大队相比，虽然由于农户自利的增加，村委会所控制的资源范围有所缩小，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执行机构，村委会仍然有管理村庄公共资源的合法身份，从而对这些资源享有实际控制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在改革后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村委会的这种村庄公共资源控制权为其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便利，而社会主体的逐利化倾向又使得村委会及其干部具有了从事牟利活动的冲动，两方面情况结合的后果是村委会自觉地作为直接参与者加入到市场活动中。虽然，在基层组织体系中几乎各村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但人事上几乎都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高度重合，并没有引起“利益涉嫌”的担忧。这种组织结构的后果是实际工作中集体经济组织被虚置，经济活动由村两委越俎代庖。村经济合作社实际上没有独立的机构和活动，需要由经济合作社从事的活动均由村两委相关人员直接从事。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上下各方认同的。对于上级而言，只要地方经济能得到发展，村委会的经济活动主体资格问题并不重要，实际上像韩村河、华西村、等所谓“超级村庄”那种将村庄社区组织当作经济组织运做的模式已经被作为先进典型。对于村民而言，只要经济活动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也不会追究村委会的行为是否越权，只有当经营受挫，公共资源缩水，自己利益受损时才会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运用村庄公共资源进行经营的经济活动是受到鼓励的。
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虽然出于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冲动，但实际上却极大地损害了其职能的有效实施。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如同企业家角色一样，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增加工作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则与其他经济行动者形成利益竞争乃至冲突关系（例如资源、资金、机会和市场控制权的竞争）”[5]。
第一个方面的后果只有经济活动不断成功才会实现，但经济活动是具有极大风险的，一旦失败，不但这种经济上的好处不能实现，还会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不利后果，即村庄公共资源受到损失和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因为，村委会从事经济活动时与其他经济行动者的身份有所不同，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代表，可以无偿或象征性地有偿使用村庄公共资源，比如土地、资金，而这些都不是村委会运用市场信誉和偿还能力获得的，而是凭借其特殊身份获得的。这种情况下村委会的经济活动的责任转嫁给了村民大众，使得公共资源容易损失，而一旦公共资源受到损失，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正当性将受到村民的质疑。第二个方面的后果总是存在的，即使村委会的经营活动很成功，而且越是这样，这种与其他经济行动者的冲突越深。这还是因为村委会与一般经济行动者所不同的身份造成的。由于其公共权威身份使得其可以无偿或象征性有偿使用公共资源，可以在政策支持、信息获取、社会关系等方面享有比其他经济行动者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经济竞争中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关系。并且，作为公共权威的身份与作为市场竞争者的身份是内在矛盾的，前者的性质是非赢利的，而后者则是最大限度地牟利。基于这样的原因，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将会有损其公共性。现实中，这种损害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村庄公共职位的功利化，这种功利化一方面是村级治理方式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的逐利化。村级治理的公司化倾向在经济发达的村庄表现得由为突出，这时往往村支书或村主任出任村集体最大经济实体的法人代表，而村庄公共事务也成为了企业内部的行政事务，其管理方式也相应地成为了企业管理的方式。村干部的逐利化主要表现为，干部职位的吸引力不在其升迁机会或地位声望，而在于利用公共职位获得经济利益的便利。很多地方，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资源较丰富的村，村干部竞选者所看中的正是干部职位可以控制村庄公共资源，从而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2.2村委会的义务偏离
村委会职能一方面通过其各项权利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其作为村民公共利益人的义务体现出来。村委会的义务，用徐勇教授的分法大致包括村务和政务两部分。村务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村庄公共事务；政务是上级政府下派给乡镇政府的任务延伸到村一级的事务[6]。从村委会的性质来看，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的义务应该首先体现自治性，因此其主要义务应该是与村民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村务。这一点已经体现在相关法律规定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属于村务范畴的事务，而对于乡镇政府的政务，村委会的义务只是协助开展工作。但是，从村民自治实践情况来看，村委会日常工作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自治性，其作为自治组织所应履行的义务没有得到有效履行。这种情况表现在相反相承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村委会过度代行政务，另一个方面是村委会对村务的忽略。
2.2.1村委会过度代行政务
实行村民自治后，在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仍然将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腿”，村委会更像是乡镇政府的下派机构而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日常的主要任务成了完成乡镇政府下派的政务，用老百姓总结的话来说是“催粮派款，刮宫引产”；相反，本来属于其主要任务的村务却被忽略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荒废了[7]。有的研究者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8]，正反映了目前很多地方村委会实际工作中过度代行政务的问题。
对于乡镇政府下派的任务，村干部也很为难，一方面不能违背上面的意思，另一方面过多的任务也成了村干部的负担，特别是一些完成起来有困难的任务，而往往越是困难的任务乡镇越是需要村级组织的协助，因此对村干部的压力越大。这种情况下，乡镇为了增加对村干部的控制，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以及更自觉地按照乡镇的意志办事，乡镇政府往往通过控制村委会的财务权并将村干部的报酬与其完成任务情况挂钩的办法。由乡镇决定发放报酬的数量与结构，乡镇的事情就好办了。当乡镇有求于村一级的事情不是很多的时候，乡镇的结构报酬制度可以做得平均一些。若乡镇有很多事情要求村干部完成且完成一些事情有难度时，乡镇便将村干部应得报酬与其完成工作情况挂钩，有些村干部某项任务完成得不好，就得不到这项工作的结构报酬。村与村之间干部报酬的差距就拉开了[9]。
2.2.2村委会对村务的忽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委会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以及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与本村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但是，村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完成乡镇下派的各项任务，过度代行政务，其结果便是，在另一个方面，村委会对于本该是其工作重心的村务的忽略甚至是荒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村庄公益事业办理不力；对村民利益表达缺乏关心。以下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说明。
1关于村庄公益事业
关于村庄公益事业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的视角考虑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将村庄公益的困境归于经济上的匮乏，从而在这个基础上认为，只要有了资金充分投入，万事大吉。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什么拥有大量投入的“形象工程”并没有给村庄带来公益？为什么（相对于从前）经济发展了，村民富裕了，而集体的公益事业却荒废了？这就及到涉另一个“钱”以外的与钱多钱少同样重要甚至某些时候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村庄公共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关心程度以及对现有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的问题。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社会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村庄公益事业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样两类现象：一是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缺乏应有的关心，二是村委会对于现有的村庄公益资源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时候是互为因果的。由于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缺乏关心，必然导致其在村民中的威信的损失，削弱村民对于村干部和村委会的信任，这又必然会削弱村委会对于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村委会缺乏对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对于村干部而言，公益事业成为一项十分费力的工作，在当前村干部任务繁重（主要是乡镇下派的任务）的情况下，这又会降低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的热情。
这种情况下，没有外来的压力或帮助，村委会很难自觉地提供公益事业供给，所谓的外来压力主要是乡镇下达的关于公益事业达标的任务，而外来帮助包括政府部门或村庄以外的其他组织提供的资金、技术、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扶持。因此，可以看到的现象是目前很多地方的村庄公益事业是靠外力启动的，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能力并未得到增强，村干部也并未培养起承担公益事业组织任务的自觉，而一旦外力撤除，村庄公益事业又将面临困境。在这种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事业中，村委会并没有成功扮演其应有的角色，也没有通过组织公益事业提高其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公益事业的热情，村民与村干部的信任关系也没能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增强。很多学者也对这种“输血式”的村庄公益供给方法和“外援式”发展模式的弊端给予重视[10]，并认为这是造成目前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中效果差和形象工程多的重要原因。
2关于村民利益表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委会有义务调解民间纠纷，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委会是村民公共利益的代表，村民的利益要求理应通过村委会得到表达和实现，是否为村民利益着想，能否为村民利益说话、出力也是村干部是否得到村民认可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对村民利益缺乏关心的现象仍然很多，被设计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并没有起到维护村民权益的作用，有的时候，它的现实作用甚至与其制度设计构想相反。当然，在本村与其他村发生山岭、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资源利用和分配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的时候，村委会一般还是会与村民同心协力地一起维护本村的利益，但一旦国家的利益与村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如遇到县、乡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征地等情况，村委会往往站在国家、政府一边，反过来压制村民的不满，劝说甚或帮助政府强制他们服从，而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村委会并不十分关心。当然，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的村委会也会为村民说几句好话，争取一点利益，个别村委会甚至会做得更好。
三对村委会职能偏离现象的解释
3.1村干部的行动与村委会职能的实施
要对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现象做出解释首先有必要考察村委会职能得以实施的基本过程，即村委会作为一个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如何产生的。应该关注村委会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行动原则是什么？村干部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村委会的行动的？
3.1.1村委会“法人行动”的实现
本文解释村委会的行动的研究策略是将村委会看成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并通过考察村干部个人行动与村委会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找出村委会集体行动的产生机制。对于这样的研究策略，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是一个十分合适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正是关于个体行动与由这些个体组成的集体的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论。法人行动理论认为，法人是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法人行动的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现代法人行动者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它由职位所组成；它拥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有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在法律上，它可以在功能上替代自然人，并对自己的整体行动负法律责任（科尔曼，1999）。根据法人行动理论，一个基本的法人行动系统是由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人组成的统一的行动单位，其中作为委托人的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时有足够的资源而无适当的能力便要尽力寻找具有相当技术与能力的其他行动者作为人为自己服务并以支付报酬为交换手段。
实行村民自治后的村民委员会正是一个现代法人行动者，村民通过民主选举将一部分权利转让给村委会，村委会的宗旨是为维护和增加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村委会是依法并通过法定程序成立的正式组织，它由村委会主任等一系列职位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成法》，村委会拥有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村民自治组成有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在法律上，村委会可替代自然人的功能并对其组织行为负法律责任。实际上，村委会是另一个法人行动系统中的人，这个法人行动系统是村民会议，它由委托人--全体村民，人--村民委员会结合而成，而村委会又作为委托人其权利分配到其一系列职位上，由这些职位的担当者即村干部。
村委会的职能如何能够落实到村干部的行动中呢？这一点是由村干部作为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人的身份作为法律保证的。这一特殊身份的意义在于作为人的村干部与其委托人之间具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从法律上看，村委会的权威关系通过村民选举行为自愿授予。实际中，村委会的建立有部分政府行为，如上级政府倡导、指导，甚至提各主要职位的候选人，但毕竟村民有了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罢免权，这样就在村民与村干部建立了一种共同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村民在没有附带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转让自己对行动的控制权，期望作为人的村干部给自己带来好处，作为人的村干部的行动目的即是维护和增进村民委托人的共同的利益，这是人的法定义务。基于村民与村干部的共同权威关系，村干部有其作为人的利益、规则与资源。利益首先是其的委托人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其行为而从委托人那得到的报酬；规则包括各种法律、法规中对村干部行为的规范以及存在于文化中的角色期望；而资源既包括作为委托人的村民转让给村干部的那部分权利资源，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对村庄公共物质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所有这些要素，包括共同权威关系，人的利益，规则和资源共同构成了作为人的村干部行动的结构性要素，正是这些结构性要素规定了村干部行动的适当性。村干部的这种身份规定其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实施村委会的各项职能，并且为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3.1.2村干部个人行动在村委会“法人行动”中的特殊地位
法人行动者是一种无形实体，其行动意志需要通过其人的行动得以实现，为此必须把使用法人资源的权利置于人手中，即将其资源托付给法人职位占有者，集中的资源是法人行动者拥有权力与效率的基础。这样，在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力从资源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并集中到法人资源使用者的手中。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为全体村民共有的对村庄公共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处置权转移到村委会的各个管理职位中去，并最终由占据这些管理职位的村干部掌握。虽然村干部的这些权利在法律上是受到村民的制约的，但这里所说的能够制约村干部的村民是作为整体的村民或村民大多数，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村民而言，村干部显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中，村干部处于一种相对特殊的地位。
作为人的村干部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村干部的个人行动对于村委会“法人行动”的结果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虽然法人行动属于系统行动，其行动决策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应该代表着集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但是在村委会法人行动产生的集体决策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村干部可以起到的作用相对单个村民要大得多。因为，法人行动的决策基础是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利益[11]。而在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利益格局的形成是与交换各方的谈判实力分不开的，这种谈判实力是由各自占有的资源及其相对价值决定的[12]。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村干部显然占有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具有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更强的谈判实力，所以其利益和意志更容易影响到村委会的集体决策。比如，村干部着村庄公共福利分配的权利以及其他物质资源处置的权利，便有条件以此来交换村民对其的支持与服从，这也正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农村出现家长式领导的重要原因。即便是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需要集体讨论或征求村民的意见，但由于村干部的公共权威身份使其可以以村庄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从而为其个人意志寻找正当性，并以组织或集体的名义对抗和压制反对者，比较容易使其主张在集体决策中体现。
3.2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村干部的策略行为
鉴于村干部的个人行动对于村委会职能实施的特殊重要意义，村干部是否能够在其工作中自觉保证村委会职能得到有效实施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在村委会职能实施过程中村干部个人行动的策略是怎样的？村干部在工作中是完全自觉地执行相关制度规定还是相反？其行动依据是什么？
3.2.1村干部策略行为的基本原则
村干部作为一般理性行动者,其行动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村干部的利益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和偏好，比如其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增加，物质条件的改善，其个人以及家人同乡亲们的友好关系，村民的支持与尊敬，该村在与其他村的比较中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好的声誉等都属于村干部的利益。但是，这些构成利益的各种需要和偏好在村干部的认知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排序，排序的依据则是村干部对各种需要和偏好的判断。也就是说，只有被行动者所认识到的利益才会对其行动起作用，被其认为更重要的利益对其行动具有更大的作用。比如，对于一个更看重个人物质利益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物质利益；对于一个更看重村民支持与尊敬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村民的支持与尊敬；对于一个更看重上级领导认同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同。当然，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具体情景的不同而不同。
村干部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的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制度、文化、权利、情感等方面。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村干部的这种理性行动服从规则和资源等结构性要素的制约。但同时，村干部也具有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具有认知能力和选择能力，可以对其行动情境做出判断并提出适当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者可以反思性地监管自己的行为，即可以通过对其行为后果的判断形成新的行动决策。这里所说的后果大概分为奖励和惩罚两种。村干部会根据后果来肯定、否定或是矫正其行动策略，而其判断的依据仍然是其自身利益。比如，如果村干部认为严格执行有关村委会职能实施的制度的行动会受到奖励，就会强化他的这种行动，相反则会对这种行动进行修正；如果村干部认为其违反规定的行为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而不会受到惩罚，或是其获得的利益大于付出的代价，就会鼓励他继续违反规定；如果村干部认为对制度变通执行会更有利于自己，则会寻求变通手段。因此，村干部具有采取策略行为的能力。
3.2.2村干部的策略行为与村委会的职能偏离
总地来看，作为理性行动者，村干部在村委会职能实施过程中采取的行动策略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从职能实施的内容来看，村委会的职能是被选择性实施；二是从职能实施的方式来看，村委会的职能是被变通性实施。
（一）从内容来看，村委会的职能被选择性实施。
实际上，在目前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村干部采取的策略既不是完全不执行相关制度，也不是完全实施各项制度，准确地说，村干部是对村委会职能选择性实施。为什么村干部有时是恪守职责的人，有时却又是藐视规则的投机者？实际上这种现象是村干部的策略行为造成的。其行为依据主要有两点：
第一，村干部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就是说对于那些对村干部实现自身利益有帮助的职能内容，村干部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反对于那些对村干部实现自身利益会有阻碍的职能内容，村干部就不会太积极，甚至会千方百计阻碍这些职能的实施。当然，具体是对其利益有利还是有害不是以外人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村干部自己的判断来衡量。而且这还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有关。比如：村干部之所以对乡镇下派的任务不敢怠慢，与乡镇政府掌握着村干部的工资分配权有关。村干部的报酬与其完成乡镇任务的情况相挂钩，完成情况好可以受到额外奖励，完成情况不好则会被扣发部分工资。这种情况在前面第三部分中已经详细说明过。正是通过这种办法，乡镇政府成功地将村干部的物质利益与其工作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村干部在村务与政务之间选择时会更加积极地完成政务而忽略村务。这里所举的只是一个事例，类似的利益激励任务还有不少。
第二，村干部对制度强硬程度和明确程度的判断。就是说对于那些具有严格监督机制的制度，以及那些具有明确考核办法的制度，村干部比较容易努力执行；相反，对于那些缺乏严格监督机制的制度，或是那些缺乏明确考核办法的制度，村干部则缺乏执行的积极性。比如，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签订了责任书的内容更容易得到村干部的自觉完成。这种责任书每一条指标都有数字标准。这种明确的指标促进了村干部对上级任务的完成。相反，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一般都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责任书，乡镇的责任书一般也不会有村务内容，这也就难怪他们忙于乡镇下派的政务而疏忽村务了。
（二）从方式来看，村委会的职能被变通性实施。
这里所谓变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对抗，即村干部基本上不会明确反对执行有关村委会职能的制度，相反较为普遍的情况倒是会利用制度作为其行动合法性依据；二是转化，即村干部对于那些他们不愿意执行却又不得不执行的制度往往会运用一定转化技术，使制度在形式上得到实施，实际上却使制度变质。
先说第一个方面，村干部对待各项有关村委会职能的制度的方式往往不会是对抗性的，即便是对那些他们很不愿意执行的制度，他们知道制度具有正当性，如果反对则自己的行动将缺乏合法性，他们知道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村干部往往利用这些制度作为其行动合法性的理由，特别是以国家法律或政策形式出现的制度。无论其行动在实质上是否符合制度的要求，村干部都会为其行动做出一定的合法性宣称，这样他们便可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有利位置。
再说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其实一直以来基层干部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却又不得不执行的上级政策都是采取阳奉阴违的对策。比如，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国家制定了严格制度，有明确的指标限制，但基层干部往往通过夸大虚报农民的收入来掩盖过多的收费，或是在上级来检查时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蒙骗检查者。再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中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须召开村民会议决定，但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用村民代表会议替代村民会议，而在“村民代表”人数和人选上村干部又可以进行变通，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和意志。
村干部这种变通策略的原则仍然是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他们总是倾向于使制度执行朝着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化。假如对自己有利，他们会把一条有益的中央政策如经济增长，变成为一条危害性的“地方政策”，使浪费性的投资和压榨的加重合法化，还会想方设法在收取合理税收的时候搭便车加收许多不合理的费，并且这些不合理的费往往比合理税收多得多。
3.3村干部行动的“自由”政治空间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是村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行为的结果。那么，村干部的策略行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村干部行动中所面临的环境为其策略行为提供了怎样的“自由”政治空间？这里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是借用了杨善华的概念[13]，杨善华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是指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在杨善华那里，“自由”政治空间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认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已经能够完全深入农村社会基层，国家意志可以在农村社会完全贯彻的观点提出的，这一概念表明村干部在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时仍然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本文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与此稍有不同，这种不同的前提是，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改变的情况下村干部面临来自村庄内部和国家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来自村民的压力增加。这种情况下，“自由”政治空间是指村干部面临来自村庄内部和国家的双重压力时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这里的“自由”政治空间是村委会职能偏离的重要结构性原因，它反映出在村庄政治结构中存在着的问题。联系村干部作为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人所面临的内外关系来看，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二是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外部控制的不完善。
3.3.1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
平衡的权威关系中，人以实现法人行动者的某一目标为委托人带来某种利益，以此与委托人进行交换，获得职位权利与报酬。但是，由于人掌握对法人资源的控制权，在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常常出现过度要价。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人的过度要价主要有：挪用公共物品、获得或转让村办企业承包权、垄断对外联系、无限期连任、村民的敬畏和顺从等。在村委会这种共同权威系统中，人获得权利的条件是他必须为社区创造福利，而人得到的报酬往往不是经济报酬（村干部津贴并不多），而是职位赋予的各种非经济权利：诸如连任、信任、权威、上级奖励、外部社会关系等。这些非经济权利有的不能与职位分离，如权威；可以与职位分离的又不能与人本人分离，如荣誉、信任、声望、关系等。因此人普遍存在一种心理：把非经济权利转换成经济权利。优先占有集体企业承包权、挪用公共物品就成了普遍现象。
在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中，为了防止村干部的权利过大带来的腐败行为，村民有权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村民很难有效监督村干部，这就突显出村务公开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村务公开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能令人乐观。很多地方的村务公开仅仅是一种形式，往往是到年终或上级检查前，村干部将财务帐目公布于布告栏中就算村务公开了。这种村务公开操作办法的弊端很明显：一是内容过于简单，仅从公布的数字是看不出问题的。二是公开方式有弊端，村务公开不仅仅是村务公布，应该是村民能够了解到村务决策和执行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有必要知情的环节而不只是了解最后的结果。因此，村务公开需要村民有更多的参与，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参与到决策和村务执行的重要环节中。这又引出第三个弊端，周期过长。村务一年才公开一次，有的地方可能更少，如此长的周期使得很多重要问题已经无从查证，因此有必要制定短周期的定期公开制度与重大村务及时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当然，公开的方式仍然需要便于村民参与，比如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
村务公开还只是村民对村干部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方面，其它方面的监督更是薄弱，这样一来，即便村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仍然会出现人权利过大的问题。
3.3.2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外部控制的不完善
对村干部的监督，除了来自村民以外，还来自国家，即党和政府（主要是乡镇）对村干部的监督。虽然实行农村改革后村干部获得了更多的自，国家对村干部的制约相对减弱，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对村干部进行一定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同样遇到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国家很难通晓村庄中的事务，很难清楚知道村干部的行为，也正因为上级监督的困难，国家才会积极推行村民自治，期望通过村民的监督制约村干部的行为。因此，对村干部而言，来自国家的外部控制是先天不足的。
不仅如此，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在目的上也存在问题。就目的而言，乡镇的控制主要是为了使村干部更好的为自己完成任务，而不是杜绝村干部的不当行为，只要这种不当行为不至于激起太大的民怨，不至于引起司法部门的注意。这种目的性影响到控制方式上，主要是通过与村干部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加强控制。这里面的弊端是，责任书只能对可以量化的事物进行控制，主要是经济指标，而很多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由于无法量化就不在责任书的内容里。并且，责任书使得村干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经纪关系，即村干部只是替国家提取农村资源的工具，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经纪人。这种情况下上级只会关心任务完成的结果而对于村干部完成任务的过程不感兴趣，即使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上级一般也会容忍，这种容忍就鼓励了村干部的不当行为。
最后，在当前乡镇干部也普遍实行责任制的背景下，村干部的这种经纪身份使得他们与乡镇干部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个人关系。当前基层政府财政包干的情况下，乡镇干部普遍有任务在身，而他们要顺利完成任务离不开村干部的帮助。特别是包村干部，与领导签了责任书，他所包的村完成乡镇任务的情况与他本人的收益挂钩，他们与村干部关系好坏会影响到村干部完成任务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包村干部自身利益。因此，对于乡镇干部而言，他首先担心村干部不肯卖力完成任务，至于村干部的其他过失，只要不出大乱子，他就不甚关心。另一方面，对于村干部而言，通过乡镇干部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可以发展与村庄以外的社会关系，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特别是包村干部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人情”关系，双方基于这种“人情”关系交换各自所需而对方拥有的资源。在这种“人情”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乡镇干部会把默许村干部在执行制度时的某些无损大局的越轨行为作为巩固和发展这种“人情”关系的必要成本，从而鼓励了村干部偏离制度的行为。最后，这种“人情”关系使得国家对村干部的监督发生异化，并且这种关系会造就跨越乡村两级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则会进一步增加国家和村民监督乡村干部的难度。
总地来说，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和外部控制的不完善为村干部的策略行为提供了“自由”政治空间。版权所有
四结论
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5
土地权的现状
从今天的现实情况看，城市居民大多都购买了商品房，一般都拥有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虽然现在是70年使用权，但“物权法”已经明确到期可以自动延续。现在这两证的交易、抵押是自由的，只差占有永久性那一层纸。
农村土地的情况则反过来。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先是20年、30年不变，后来改成永久不变。中央政策又规定土地承包之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是说分了一次就定了，人口变动也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也就是等于土地一次性家庭私人占有。目前还正在确权颁证，确权到户到人，将这种家庭占有固定化、法规化。从这个角度看，农地的家庭永久私人占有已逐步变为现实，只差交易自由的那一步就达到完全私有。现在受到政策大力推动的农地流转虽然还不允许一次性出售，但也是朝交易自由方向上前进。
这样看来，城市居民只差永久性占有这最后一步，农村居民只差交易自由这最后一步，城乡居民的用地就实质上私有化了。
在城乡结合部，许多集体经济组织依靠土地资源实力强大，但面对城镇化后的新情况，许多组织也是将拥有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化，将股份分解到人。这样也就等于间接将土地权利私有化。拥有土地的就不再是村而是股份企业了。这种集体资产和土地的股份化，现在也被写进了最新的文件。
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今天的改革实践中，实际上已将土地一步步私有化。这就如张五常教授所指出的，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或女王的，但国民拥有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时名义上的所有权可以变得不重要。
那么，土地私有化究竟能带来和改变什么，以及其中的利弊得失。
土地私有对城市居民的影响
房产保有税将提上日程
首先看城市居民。土地私有将使拥有商品房的城市居民，将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变为土地所有权，现行70年使用期的规定也将随之消失。不过这除了可以消除房屋所有人，原本对70年后续期是否缴费的担心外，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现在人们习惯称呼他们手中的房屋和土地两证为产权证，土地使用权变为所有权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收益。
从市场估值来看，现在市场对70年使用权到期是否缴费续期的问题并不敏感，很少有人真地认为政府会在，或敢在70年到期后收取高额费用。故在二手房交易中，对交易房产的土地使用剩余年限问题，几乎不在买卖双方的考虑中，市场主要根据交易房产的位置、质量等定位，并不在意使用权的剩余年限。
土地使用权证变为产权证，并不能给房产主带来额外市场收益，但可能给产权人带来一个潜在的利益退让。这就是失去了反对征收房地产保有税的依据或借口。按照西方国家房地产市场价值百分之一点几交纳保有税的情况看，这等于几十年纳税的钱可以重买一次自己的房产。仅将土地使用权证改个所有权证的名字，就要名正言顺地交这么多钱，显然这并不划算。
所有权实际影响有限
那么，是否有了土地所有权证，就可以在上面多建房子补回来呢？遗憾的是这肯定也不行。依城市居民的一般法律常识，他们大都知道在自家的土地上也不能随便建房子，土地使用权证变为所有权证在这方面也帮不上忙。
但至少我们可以抗拒强拆了？也不尽然。现代国家一般都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有偿征用私人土地和房产。而且麻烦在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通常都比较宽泛，有赖于立法和司法部门的解释。
例如，旧城区的更新改造在多数国家都被列为公共利益范畴。即便是在土地资源丰富并具有私有财产保护传统的美国，1954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的旧城改造再发展计划，需要征收拆除私人房产而引起系列诉讼时，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也是通过裁定，认为这个区域的更新改造计划符合公共利益，那么这个区域的整体征收拆除就是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产权人无权拒绝。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全体大法官一致通过的裁定成为后来类似案件的基础，因而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征收条例”第四条更是将新城区开发、旧城区改造及所有土地用途改变均列为公益征地范围。可见私人财产并非是阻止征收拆除的最后屏障。实际上在私人财产的保护方面，每当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考量时，立法机构的民主决策和政治博弈往往更重要。
综上所见，将土地使用权证改为所有权证对城市居民影响有限，政府也只是将已颁布可自动延期的法律提前一次性兑现即可。城市居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的心理满足，政府计划推行的房地产保有税等市场化改革措施阻力会更小。如果这真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其实可以是一个政策选项。
土地私有又会给农村带来什么？
集体所有制作用减弱
尽管中国今天实行的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家庭承包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但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早期阶段，这层集体所有制外壳大大抑制了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使中国在改革开放35年后，仍然保持着世界上农户最平均占有使用和获益的土地制度，这是不可否认的。
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演进，集体所有制的淡化、解体和消失是一个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这首先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地位和产出份额都在急剧下降。土地从农民生存的唯一根基演变为众多生存方式之一。占有或拥有较多农地（如一到两百亩）已经不是发财致富的标志。
现在欧美的农地，大多只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一亩。即便在人少地多的美国，拥有几千上万亩土地的农场主一般也只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在人多地少的亚洲，即便到了后城市化阶段，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几（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专业农户（因为东亚人口土地资源关系使得农户一般规模太小，很难称得上是家庭农场）更是一般平民阶层的称谓。故而随着城市化的演进，农村土地私有，并不会造成贫富的严重分化。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会走向消亡不仅是因为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及农户土地确权颁证的政策助推，也因为随着农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原先的集体不断虚化，必然让位于最后务农的少量农户。
政策要谨慎，逐步在推进
目前政策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听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因为承包权即占有使用权的固定化就自然使所有权虚置，而今后随集体中农户数量的不断减少，承包权就与所有权重合。而所谓经营权只是承包使用权的出租，即只允许使用权按时间出租而不准一次性出售。这个政策考虑和规定，在目前城市化推进尚在中期、土地规划和法治建设还很薄弱、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尚待开展的情况下，有一定积极意义。况且随着出租期的签长，出租（即所称经营权流转）与以租代售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农地流转这种禁令的最终取消一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综上所述，真正的农地即限于农业用途的土地，这些年来的实际政策导向已经向土地的农户私有大步迈进。只是农地的农户所有权和自由交易的步伐是受到调节和限制的。
这里包含的一个合理逻辑是，如果土地私有和自由交易的改革超前于城市化进程与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失地流民进退两难的困境，从而加剧城市化转型期的结构摩擦与社会失衡，所以在政策上要小心从事。但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看，让耕者有其田，实现农户的土地私有，同时在各种产前产后乃至播种收割中，发展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协作，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农地的私有化和自由交易还有利于促进农地的适度集中。因为当购买农地与购买其他资产股权一样方便时，买卖农地就成为一般的正常市场交易和选择行为，人们也无须担心一旦卖出就无缘再拥有土地，小块不经济的土地出售就会大量出现，从而有利于农田合理化整理和规模经营。
实际上，目前这种以固定货币租金或实物形式的土地流转，有利于工商资本而不利于农村土地向留守的农户集中，因为它对于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都有限的留守农户来说负担太重。
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鼓励移居城市的农民将家乡土地出售给留守农户，政府并对留守农户购买土地提供财政金融支持。这才是发展我国条件下的现代农业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道路和方向。
警惕土地暴富陷阱
二战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后城市化建设，还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式的城市化转型，已经没有土地所有者完全靠市场自发实现城市化的案例。
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改变职业和居住地的迁移过程，因而大部分土地因规划和市场因素并不怎么升值，只有城市周围这一小部分土地会因城市发展、人口聚集和公共品集中投入而巨额升值。因此，土地所有人利用土地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并不会使广大非城郊农民富裕，而只会让一小部分城郊原住民和地产囤积商暴富。占人口多数的外来迁移打工者无地无房，土地的市场化升值会自动落在城郊土地所有人和囤积者头上，这才是后发国家城市化转型中的土地陷阱与真正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走的是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中，它依靠土地公有制、廉价外来劳动大军和压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实现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工业化的奇迹。但也留下了城市建设追求政绩、贪大求洋的沉重包袱，和对外来移居就业人口的巨额欠账。
这样当近年来由于新增劳动人口锐减、移居不定居形成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代际升级受阻的弊病显露、城郊原住民权利要求上升的合力下，各地政府普遍陷入了债务泥潭，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日益沉重。显然，如果没有改革和体制上的重大突破，情况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应当说，土地私有化和自发城市化的呼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高。如前所述，本来多种土地所有制共存是现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情况。实现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允许一部分土地私有，恐怕迟早也是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希望通过土地私有和产权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交易和自由开发，去自发实现城市化则肯定是一条死胡同。因为生态和人文环境质量难以进行产权界定，市场自身无法决定每块土地的最佳用途和建筑容积率。因此，土地能否私有，与土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使用搞建设完全是两回事。
土地制度要与变化同步
从长期来看，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景，城乡居民都将拥有同等的实质产权，即土地使用权、收益权、交易权，或者是城乡居民用地和农用地的私有，这样城乡居民也都平等地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而那种城市居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农民可以拥有土地的制度安排，则无论其在过去和今天发挥过怎样的历史作用，从趋势上看，恐怕是会逐步消亡的。
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但并非批评者眼中的那样不堪。农村集体所有制循序渐进的改革也不失有积极意义。土地私有不是禁忌但也不是灵丹妙药。
如果真去模仿扩展深圳模式，即由少量原住民拥有城市的土地和房屋，富裕的只会是一小部分人，而根本无助于占人口多数的外来打工者安居融入和市民化。
而各种土地制度都要去回答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转型的实质性挑战，即如何能将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平稳和体面地从传统农村农业转移到更高产出的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住有所居，享受平等的公共品服务，而农村留守农户能耕者有其田、规模经营，无需承受长期租用他人土地的负担压力，从而同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转变。
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及措施范文6
第一条为加强农业机械管理，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动力机械及其配套作业机械。
第三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生产、销售、使用、维修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机械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对农业机械事业的投入，鼓励开展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农业机械教育事业，完善农业机械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五条县级以上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畜牧、林业、渔业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业的农业机械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科研与生产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农业机械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引进及开发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
第七条农业机械科研和推广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筹集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应当安排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和改善农业机械科研和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稳定。
第九条省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公布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调整。
列入前款目录的产品，应当由农业机械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并通过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机构进行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鉴定。
第十条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所生产的农业机械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在取得该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生产、经营未列入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并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农业环境保护的农业机械产品的，还应当向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禁止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三章销售与使用
第十二条农业机械销售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检测手段和保管养护条件，配备熟悉所售产品知识的人员。
第十三条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进货时应当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对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还必须验明生产许可证。
第十四条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对其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并规定保证期。在保证期内，应当负责对用户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因质量不符合标准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包修、包换、包退或者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或者向其提品的其他供货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依法向生产者或者供货者追偿。
第十五条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执行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对其所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明码标价。
禁止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十六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旧农业机械交易的监督管理，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协助。经销旧农业机械不得以旧冒新，以次充好。
第十七条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农业机械作业区域内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和安全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投入使用前，必须到县级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农业机械号牌、行驶证。
第十九条申请农业机械注册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农业机械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农业机械销售发票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合法来历的证明；
(三)农业机械整机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农业机械进口凭证；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农业机械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农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对已领取号牌、行驶证的农业机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第二十条农业机械驾驶人员必须持有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农业机械驾驶证，方可驾驶农业机械，并按照国家规定定期接受审验。
农业机械驾驶人员需驾驶准驾机型以外的农业机械的，应到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增驾手续。
第二十一条农业机械驾驶人员申领驾驶证，应当向县级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业机械驾驶证申请表；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体检证明；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符合法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由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发给农业机械驾驶证。
第二十二条农业机械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规章制度等条件，取得省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农业机械驾驶培训许可证明，方可从事相关培训活动，并定期接受市级以上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审验。
第二十三条农业机械驾驶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驾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得违章载人；饮酒，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农业机械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第二十四条农业机械号牌应当安装在指定位置，并保持清晰。农业机械行驶证应当随机携带。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农业机械牌证、驾驶证。
农业机械必须保持机况良好，安全设备和机件装置必须齐全有效。农业机械在易燃物场区作业时，应当安装防火罩。
第二十五条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农业机械更新报废制度。
第四章服务体系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提供农业机械示范推广、实用技术培训、维修、信息、中介等社会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兴办各项农业机械服务业，建立服务网点，为农民提供各项农业机械服务。
第二十八条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自愿原则，组织本地农业机械所有者，开展以机耕、机播、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机械服务。
第二十九条农业机械所有者为他人提供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其作业质量必须符合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作业标准；没有制定作业质量标准的，按农业机械所有者和用户双方协商拟定的标准作业。作业质量不符合标准的，应当返工重作，或者减收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
第三十条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县级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申领《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并在审定的维修等级和修理范围内承揽维修业务。
农业机械维修者必须依照有关农业机械维修技术标准进行维修服务，并对维修质量负责。在保修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损失的，应当返修或者赔偿经济损失。
第三十一条购置国家推广的某些大中型农业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技术监督等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农业机械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饮酒后驾驶农业机械的；
(二)无驾驶证驾驶农业机械或者驾驶无牌、无证农业机械的；
(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农业机械牌证、驾驶证的；
(四)驾驶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农业机械的；
(五)违章载人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可暂扣十日以下农业机械驾驶证；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应当收缴伪造、变造的农业机械牌证、驾驶证。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农业机械驾驶人员、操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与驾驶证准驾机型不符的农业机械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参加驾驶员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仍驾驶农业机械的；
(三)不按规定安装农业机械号牌的；
(四)不携带驾驶证、行驶证的；
(五)在易燃物场区作业时，未安装防火罩的。
第三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