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1
【关键词】残疾人；团体；商业保险；机制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出“要促进保险与保障紧密衔接，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运用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务”等。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各级残联要进一步履行好‘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为残疾人小康铺路搭桥”。《意见》还明确提出了“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康复、托养、护理等保险产品”，“加大购买服务力度，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对广大残疾人服务供给的放大效应”。这些政策导向引发一系列思考，商业保险公司能否开发适合残疾人特殊需求的保险产品？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可满足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对于残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政府和残联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为残疾人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服务？能不能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做到全程监督与放大服务效应，从而使商业保险能够成为残疾人“重要的风险保障”？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课题组通过广泛调研和试点对建立残疾人团体商业保险机制进行了探索。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课题组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山西、安徽、云南、河南、吉林10个省市残联的配合下，对所辖的21个区、县、市进行了有关残疾人商业保险的广泛调查研究和探讨，认为残疾人商业保险对防范残疾人风险非常重要，也具有可行性。2013年3月受河南省残联授权委托，经过对郑州、平顶山、洛阳等六市和两个特殊教育学院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的专题调研，为统筹办理500万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制订了方案，组织了共保体。2014年10月受无锡市滨湖区残联委托，全程参与并指导了滨湖区残联为7000余名持证残疾人统筹办理商业保险的试点。本文从商业保险的本质、残疾人商业保险现状和实践论述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商业保险的杠杆作用从而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
1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异同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作为国家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风险化解机制[1]，前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后者是重要补充。和社会保险一样，商业保险具有保险鲜明的本质特征：①共济性：通过被保险人共同积累的保险基金发挥互助共济作用；②补偿性:由保险基金对事故或风险损失提供补偿；③放大性:事故发生后，保险补偿损失的功能较所交保费可以放大百倍、千倍；④社会性:保险自身对风险事故的补偿作用以及衍生出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成为政府、企业和居民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的基本手段，对经济运行、社会关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调节与管理职能。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1]：①商业保险是经营行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社会保险属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后盾。②商业保险依照平等自愿原则；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由国家立法直接规定。③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不同的保险合同项下，不同的险种被保险人所受的保障范围和水平是不同的；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一般由国家事先规定，风险保障范围比较窄，保障的水平也比较低。商业保险通过市场机制和保险的金融杠杆作用，有力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增加了居民的风险意识，提高了保障水平，调整了居民收入结构，促进了社会稳定，潜移默化中发挥了社会调节管理功能。国务院于2006年和2014年先后颁布《关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两个“国十条”），都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商业保险服务纳入整个社会发展、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规划之中，“要促进保险与保障紧密衔接，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除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大多数也是通过运用商业保险机制，让残疾人像普通大众一样过着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2]。因此，商业保险机制纳入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尤其是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总体规划，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必然逻辑。
2残疾人商业保险是短板
自本世纪初，我国启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除统一建立了城镇居民和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农村普遍建立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外，商业保险已经为居民大病、养老、子女教育、财产、意外等风险提供了有力的补充。然而，商业保险对于残疾人风险保障却是一块短板。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保险密度为1479元/人（237.2美元/人），保险深度为3.18%。但据对全国10个省市21个区县市的调查，残疾人中拥有商业保险的不足0.5%，人均保费不足100元，足见残疾人商业保险覆盖率偏低，还没有对残疾人建立补充保障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商业保险运作的职工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对残疾人几乎没有涉及，基层残联组织也还没有利用商业保险机制作为提高残疾人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小康的工具来创新服务与保障工作。首先，基层残疾人的管理服务工作基本上仍然停留在“靠政府，发票子”和“帮困、扶贫”上，仅仅满足于残疾人基本保障“应保尽保”等。对商业保险不理解，也缺乏“通过市场找出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从而提高残疾人保障水平的市场意识与创新意识。其次，商业保险公司对残疾人商业保险需求认识不足甚至误判，认为残疾人“风险高”、“买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残疾人商业保险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尚有缺失。近年来，虽然一些保险公司根据部分地区残联的要求，对部分残疾人尝试提供了某些产品，主要是意外伤害保险。但多数收费较高、保障较低，甚至还出现保险公司拒保、拒赔、惜赔、错赔以及在少数人暗箱操作下对残疾人骗保、骗赔或者“阴阳单”等道德问题甚至刑事犯罪。虽然这仅是个别现象，但已极大的损害了商业保险信誉，伤害了残疾人的利益与情感。第三，残疾人由于经济水平低，购买能力较差，因此在商业保险普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严格核保程序的强势面前，供需之间的谈判能力低、信心不足。因此，除了个别省、市或单位为残疾人团体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外，残疾人即便有钱购买也是望而却步。因此，残疾人主动购买商业保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综上所述，尽管《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鼓励开发针对残疾人特殊需求的商业保险险种”，“研究制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残疾人财产信托、人身与财产保险等保护措施”。但时至今日，这项工作仍然停留在“鼓励”、“研讨”阶段，或者仅仅推出了单一的意外伤害保险而没有大面积试点与推进。因此，对残疾人来说，从商业保险中获得保障仍然是块短板。
3商业保险创新残疾人服务的实践探索
商业保险是一种金融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运用好这一工具，就可以为残疾人提供针对残疾人需求的多元化服务。比如通过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运用和依托自身组织与运营管理体系，逐步投资设立保险经纪公司、救助基金、电子商务、健康管理、康复托养、职业教育培训等，从而建设将残疾人多种需求与就业同保险公司、慈善基金、电子商务、医疗健康、养老地产、职业技能培训等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系统工程。通过这种形式来整合市场与社会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多元化服务。可以说，这是通过保险机制为残疾人建立的补充保障体系和多元化服务体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这一体系，可以创新基层残疾人服务与管理工作，不仅可以根据残疾人需求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而且通过保险服务平台，让基层残疾人管理工作更细致、更精准；让残疾人参与其中，促进就业，参与管理，更自信的融入社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与社会化功能，让基层残联组织跳出烦琐的事务性工作圈子。也可以说这是通过市场机制改善政府组织行政职能和提高服务与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无锡市滨湖区在残疾人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试点中，总结出了滨湖模式的经验和核心：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办理、统一服务、规范操作、全程监督。首先滨湖区残联在课题组指导下统筹规划保险方案，委托保险经纪公司公开招标选择承保公司，确定保险服务细则，为近万名持证残疾人统筹办理商业保险；其次是建立了区残联与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的三方信息互动共享平台，为残疾人提供及时便捷的报案、查勘和理赔服务；三是通过这一平台设立救助基金以帮助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四是联系公安片警到社区对残疾人基层专干和残疾人进行安全防事故宣传教育，大大减少意外事故；五是由保险经纪公司代表残疾人利益，全程参与事故查勘理赔，监督保险公司的服务。试点的宗旨就是必须保证残疾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做好风险防范，争取残疾人利益与保险公司利润的平衡，这就是说既要让残疾人买得起，也要让保险公司赔得起。继滨湖区之后，无锡市崇安区残联参照滨湖区模式为持证残疾人统筹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残疾人对残联为持证残疾人统筹办理商业保险反应热烈，认为“残联又为残疾人办了一件暖人心的事，为残疾人又增加了一道保障”。滨湖区为残疾人统筹办理商业保险试点虽然刚刚起步，但照此发展可以植入多种保险产品，如大病补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人身与财产信托保险、以房助残保险、家庭财产综合保险等；植入多种服务，如健康管理、康复托养服务，就业培训以及通过电子商务为残疾人搭建自主创业平台、提供日常用品购买服务等。
4商业保险可以为残疾人提供特需服务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提出了“鼓励开设针对残疾人特殊需求的保险险种”。怎样理解残疾人的“特殊需求”？相比于非残疾人，残疾人尤其是重度残疾人普遍需要特殊照顾，在生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处于劣势。目前保险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对残疾人来说最缺乏的就是“特需”，因此残疾人普遍感到隔岸相望，可望而不可及。通过访谈我们认为，残疾人需要的特需保险服务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不能套用一般保险条款与“两核程序”，必须根据特殊情况如经济条件、购买能力、残疾状况等为各类残疾人定制保险产品、“两核规则”与特殊保险服务；二是保费要低，保障要高。通过充分调查研究后认为，运用大数据对残疾人风险的测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三是必须引入第三方（按照《保险法》《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是最好的角色）对保险服务全程监督，以保护残疾人利益；四是必须充分发挥残疾人基层专干的作用，通过培训让残疾人基层专干掌握一定保险知识，参与组织残疾人投保、报案、事故查勘、理赔以及安全防事故宣传教育等。残疾人基层专干的参与，可以让残疾人得到更便捷、及时、周到的服务。
5建立为残疾人提供商业保险服务的长效机制
残疾人需要商业保险，商业保险也能够为残疾人提供多元化服务与保障的市场机制，怎样才能促进和保证这一机制持续稳定发挥效应呢？第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增加社会紧迫感，把运用保险机制创新残疾人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纳入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规划中。近几年，各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福建、四川、江苏等省、市已经有了为残疾人办理商业保险的尝试与体会，特别是无锡市滨湖区为持证残疾人统筹办理商业保险所创造的模式已经趋于成熟。因此，如何运用商业保险机制，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已经不能停留在“研讨”“鼓励”“倡导”层面上，而需要认真总结经验，积极组织推广，狠抓落实。让残疾人真真切切通过商业保险机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残疾人在小康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第二、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配套政策，保证保险服务供给持续稳定。商业保险公司不是慈善组织，也不是政府组织，商业行为必须保证经营利润和效益。当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但绝不能据此就苛求他们赔钱做经营。那么怎样才能让保险公司赔得起，残疾人又买得起呢？这是一种双方利益的平衡。做到这样一种平衡，除了保险公司要针对残疾人特殊需求进行专门的精细化管理外，还需要争取国家政策配套。正如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购买保险服务。政府可以委托保险机构经办，也可以直接购买保险服务。对具有较强公益性，但市场化运作无法实现盈亏平衡的保险服务，可以由政府给予一定支持。在国家政策层面，是否可以批准用一定比例残疾人保障金通过政府统一购买或帮助残疾人购买商业保险；对保险公司经营的针对残疾人的保险业务在公司营业税和所得税上给以一定的减免；对残疾人自主购买保险产品的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对保险公司培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给以财政补贴；对保险公司针对残疾人自主就业创立的电子商务平台给予奖励；通过政策支持，鼓励保险公司利用其优势开发对残疾人的健康管理、康复托养工程、职业教育培训等。第三、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关爱、支持、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社会氛围。比如将部分慈善捐款转换为补贴残疾人购买保险的费用支出，或慈善组织直接用善款为特定残疾人购买保险，放大慈善捐款的救助功能。不仅可以保证善款使用透明、规范、有针对性，而且服务也有了法律保证。残联组织可以针对残疾人需求，为残疾人购买商业保险统一设计路径，分出哪些由政府统一购买；哪些以政府出资购买为主，个人出一定比例；哪些以个人购买为主，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哪些由个人购买，基层残联统一组织等。探索建立政府主导、残联购买服务、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和保险经纪公司监督服务，形成以保证残疾人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体设计、分类实施、信息共享、规范运营的机制。第四、鼓励现有保险公司专门设立针对残疾人特需服务的机构，专营残疾人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除了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外，也可以用其他业务利润平衡公司财务收益。条件成熟时，由残联牵头发起或支持成立残疾人专属政策性保险公司，全面开展对残疾人的保险业务，为残疾人建设补充保障机制，让残疾人在小康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
小结
通过运用商业保险机制，可以为残疾人建立起补充保障机制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同时可以丰富基层残疾人服务内容、创新基层残疾人管理工作，更好发挥残疾人组织“代表、管理、服务”的职能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和商业保险机制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参与商业保险的覆盖面和深度将进一步发展，将有力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曾真.美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2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与金融等领域对电子信息技术、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引入，使得电子商务变为当下的潮流。作为金融业重要分支的保险行业，它的发展与信息密不可分。然而保险是一种基于承诺并且无形服务型产品，它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递和交流。
这些年来，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电子商务所蕴含的无限商机吸引着市场中的各个行业。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面对面的服务模式，Internet本身所具有的低成本、高效率、超时空、全球性特点使得新型的保险营销服务渠道也拓展出了新的市场，保险电子商务开始被市场广泛接受。
中国保险业起步比国外晚，保险市场相对于国外保险市场也不成熟，中国保险市场上出现的契机使得国外保险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在给我国保险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国外成熟保险企业的进入推动了我国本土保险企业的创新，电子商务保险就必然会出现。但目前我国本土保险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仍存在一些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展电子商务的过程中，通过创新性的研究来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
2.我国保险电子商务现状
虽然电子商务保险在我国的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迅速。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2015-2020年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调查及投资评估报告》中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保险业收入17222亿元中有291亿元来自于电子商务市场在线保费收入，虽然互联网保险规模约占保费收入的1.7%，但年均202%的增长率可观。
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国已有85家保险公司经营了互联网保险业务，比2013年增加26家，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95%，共计858.9亿元，对全行业保费增长贡献率为18.9%，比2013年高出8.2%。2011年到2014年间，通过电子商务渠道，我国的保费规模提升26倍，互联网保险已然成为拉动我国保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2012年到现在，我国电子商务保险处于全面发展阶段，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借助自己的官方网站、离线商务平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保险超市门户等多种方式开展电子商务保险业务。2011-2013年间，国内拥有互联网保险业务公司的数量以年均46%的增长率增加；保费规模从2011年32亿元增长到291亿元，三年间总体增幅达810%；投保人数从816万到5437万，增幅达566%，由此可见我国保险电子商务发展速度之快。
3.影响我国保险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很多公司也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来发展业务，但我国的电子商务和保险行业水平还很低。虽然很多保险公司也纷纷打造了自己的官方网站，推出了自己的主页，但这些仅仅是停留在宣传企业或者险种的层面，涉及到更高一层的也不过是投保邀请和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保险电子商务平台方便快捷的进行在线投保、核保与支付，但余下大部分的业务流程目前仍然需要通过在线下才能完成。虽然如今我国通过网络销售的保费收入金额每年都呈现递增趋势，且数目可观，但较之西方国家，我国的保险电子商务发展的潜力仍然有待开发。而制约着我国互联网保险发展的主要是因为：
第一，互联网保险的模式增加了投机性。电子商务保险的完全网络化会使道德风险和你选择的发生率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保险公司的出险率，使得保险公司盈利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进而影响到保险公司对费率的厘定。
第二，互联网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管。保险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传统的合同法提出了挑战，网上合同的无形性及电子签名的有效性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互联网保险存在交易和客户隐私保护的安全隐患。互联网保险以传统保险业务没有的信息存储方便和数据传输高效的特征吸引了很多消费者。但网络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给不法分子破坏、篡改以及窃用客户数据带来了便利。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得到的结果显示，对安全可靠性问题担忧的电子商务用户高达52.26%。互联网的信息开放透明、便与互动的特点也会对保险户的隐私造成一定威胁。竞争对手通过网络采取的不正当竞争，使得保单信息的丢失会给保险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电子商务保险模式多种多样，缺乏完善的体系。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保险公司互联网保险经营的模式变得多样化，如泰康在线等保险公司在官网平台直接提供产品报价；以及与如淘宝网等网络技术公司合作销售保单等，保险公司种类繁多的经营模式在推动互联网保险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
第五，互联网保险产品的品种单一，产品结构不平衡。我国互联网保险品种主要是车险和一些简单的寿险以及一些理财类保险等产品，产品结构单一，缺乏创新，我国互联网保险产品仍然处在标准化、低价值、短时期、低廉度的阶段，在契合消费者习惯和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方面更是缺少。
4.我国保险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提高全民素质修养，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大行其道、公众缺乏信仰、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互联网保险的健康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网络交易意识和先进的技术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交易就势必会对诚实守信原则有更高的要求，对一国的信用制度体系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我国保险电子商务的更好发展，政府组织要加强全民素质修宣传教育并且不断完善我国的信用体制。
第二，积极完善我国的网络法律体制，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开发。保险电子商务想要持久健康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制度，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及可靠性的保证。因此就需要我们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开发，建立和完善网络法律体系，普及网络安全交易和网络法律的知识，使得保险电子商务更加高效的运行。
第三，加快建设保险公司内部体系。保险公司必须培养员工在线操作的能力。客户信息以及保险公司内部信息管理的数字化是新时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保险公司内部体系的管理水平提高了，才能有效的支持互联网保险外部的发展。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4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定位及政策性分析
（一）政策性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定位
对大多数农业保险的险种来说，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
1.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参与程度不高。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使得风险损失率较高，按照这种损失率厘定的保险费率，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或者说是不愿意承受的。其次，如果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很小的话，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试想一下，农户如果连农作物本身的收入都没有兴趣了，又怎么会对农业保险感兴趣呢?第三，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农户的生产者剩余会减少，这也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率。
2.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供给程度很低。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始终是阻碍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瓶颈”因素之一。其次，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以及地区差异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面临极大的技术和管理难题。第三，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在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大于农业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的情况下，退出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3.从农业保险自身属性来看，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农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对于保障农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是外在的，是属于全社会的。农业保险的这种正外部性直接表现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和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个方面。
从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要真正发挥好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是政策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二）当前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仍然面临问题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定位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但政府行为的介入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的两个角度加以具体分析：
1.农户农业保险参与率的角度。农户的农业生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他们才具有比较强的投保农业保险的意识和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因此，帮助农户提高他们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是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途径之一。但是，农户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除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外，还涉及农村产业政策、农村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那么，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户提高保费补贴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这种补贴必须达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有足够的购买力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补贴在使得农户买得起的前提下，还必须使农户感到购买农业保险划得来，即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相比较其他非农收益足够高。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达到这种补贴水平，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政府的财政是无法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这种财政投人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是令人担忧的。
2.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率的角度。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使得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只有在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优惠扶持政策使农业保险的利润率与公司其他财险的利润率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才有动力开办农业保险业务。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的财政补贴必然是难以为继的，政府当前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是有限的。而且，政府的这种有限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如果掌握不当，不仅不能解决农业保险中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甚至会加重，即形成投保农户与保险机构之间以及保险机构与政府之间双重的道德风险，由此产生的损失最终将由政府承担，政府财政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政策性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必须寻求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措施。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创造性地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一个新的构想－－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以有效地避免以上提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足。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的构想
（一）“联合体”模式的基本涵义
本文所提出的“联合体”模式，既不是指多家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共保体”模式，也不是指类似于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合作保险模式，而是指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内，将农村基于农户合作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与商业保险公司组成“股份制联合体”的一种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首先，政府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生产特点和区域差别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农户归人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其次，在政府主导下，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与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由商业保险公司控股、合作经济组织参股的“股份制联合体”；第三，在具体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时，政府除了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支持以外，对农户的保费补贴等措施不再直接面向广大分散的农户，而是面向农户所在的合作经济组织，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也不再是单个的农户，而是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进行承保。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成立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做法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同的产业规模需要不同的组织机构与之相配。我国农村具有深厚的互助合作传统，这种“联合体”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天然的基础和适应性。接下来，本文将从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三个层次的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深入、详细地分析这种“联合体”模式之所以能比较好地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的主要做法。
1.农户方面。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一方面体现在由于收入相对低下农户买不起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另一方面体现在由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和农业保险本身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使得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大都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1）从解决农户参保意愿的角度来说，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体制下提高自身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要求下，农村中的社会化服务对一般农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联合体”模式要求，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农户要取得各种农村社会化服务，必须加入当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以资金参股的方式参与并分享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果，股金由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以当地农户的一般平均收入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以一定的比例收取，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当然个别农户要提高自身的保障水平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农业保险的购买；另一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派遣代表到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部门共同参与并监督农业保险的决策运行。在这种体制下，分散的农户基于自身总体收益（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收入都与合作经济组织发生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动机考虑，是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而且，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都彼此熟悉，农户将钱放在合作经济组织内是比较放心的。（2）从解决农户购买力的角度来说，本来相对于价格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小规模经营的一般农户是难以承受的，但由于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建立，单个农户只需要出少部分的钱就可以以团体保险的方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而且政府部门的保费补贴也进一步减轻了农户的投保负担。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5
文/李磊阳
【摘要】2014年8月，国务院了保险业的“新国十条”，指出应鼓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购买保险服务，促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发展。乌鲁木齐市政府为了完善医疗保险体系，开展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主要从医院监督机制、基金运行机制、服务机制三个方面对两险融合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存在商业保险公司“保本微利”目标难实现、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混乱、商业保险公司自主性不强、居民保险意识偏低等问题，阻碍了两险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为了促进两险的融合发展，从政府和保险公司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保障措施。
关键词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乌鲁木齐
【作者简介】李磊阳，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货币政策。
一、乌鲁木齐市两险融合发展现状
2012年8月，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签订了《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管理协议》，正式将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管理运行。
1.两险融合医院监督机制。大额医疗保险委托商业保险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定点医院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根据《管理协议》规定，受托的两家商业保险公司将建立专业服务队伍，代表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险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地监督，对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派驻2名医保监督员，二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按责任区包干巡查，将以往对医院用药、患者报销等事后监督改为事前、事中监督。
2.两险融合基金运行机制。市政府为了引导商业保险公司提高效率，保证基金的安全，采取了给予商业保险机构完成既定任务的收益允诺方式，人社局将实际征缴的大额医疗救助保险金按一定比例（第一年按实际征缴的95%拨付，第二年按94%拨付，第三年按92%拨付，第四年以及以后年度统一按90%拨付），按月划转给乙方，剩余部分作为风险调节金。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赔付率的高低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公司的承办费用，剩余部分直接进入风险保障基金，直接转入下年使用，切实实现了商业公司在承办政府服务时“保本微利”的目标。此外，多部门还成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市审计局、财政局、市政府法制办等单位将参与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管理工作，最大程度上保证基金运行安全。
3.两险融合服务机制。近年来，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参与自治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在城镇职工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方面，两家保险公司与当地社保局积极合作，利用社保平台，共同经营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一是通过保险公司服务网络，为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参保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二是借助商业保险公司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险管理经验，集合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及在基金测算、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当地社保大厅设立服务窗口并配有专门服务人员，提供承保、保全、理赔、保险咨询等便民服务。在开展城镇职工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方面，两家商业保险公司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从业务开展到最后的理赔服务都是保险公司独立运作，但是为了充分体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对居民的保障作用，防止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办过程中追求“暴利”的行为出现，商业保险公司每年必须将年度报告交由政府部门审阅，政府部门对商业保险的缴费标准和报销比例进行审批，从而确保商业保险公司的“保本微利”和高质量服务。
目前，乌鲁木齐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111万人，这些职工可以通过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在就医产生疑惑、咨询、理赔等方面得到更快的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医保基金的可持续、平稳运行。
二、乌鲁木齐市两险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通过近10年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暴露了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深入。
1.“保本微利”目标难实现。商业保险主要承保的是大额医疗保险和补充保险，由于大额保险的特殊性，没有经验数据，无法准确定价，常常采取低价入市，再根据实际赔付情况进行调整的策略，这样就使商业保险公司面临先期较大的赔付压力，常常是赔本赚吆喝。虽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促进了其他保险业务的发展，但那毕竟是间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不可能长期在该业务上承受巨大的亏损压力。而未来是否一定赢利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政策的依赖、无法独立经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部分保险公司不愿涉足这块业务，认为政府是在“扔包袱”，也说明一些保险公司对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的微利性是持悲观态度的。“保本微利”的目标难以实现，一方面使想参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使正在与政府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大受挫，降低了保险的服务质量。
2.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混乱。在200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在乌鲁木齐试办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其他竞争者都在设法争夺这一新兴市场份额，竞争者研发同类型的团体险，通过压价竞争等方式，给两家以“保本微利”为目标、受政府监管的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冲击。
由于保险市场监督尚未完善，其他竞争者在销售团体险时，为了以价取胜，在保险条款上往往偷换概念，或者打擦边球。如在医疗机构报销方面，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是与社会保险相对接的，只要社会保险可报销的医疗机构，商业保险公司同样可报销。但是对于销售团体险的竞争者来说，往往会指定特定的可报销医疗机构，其余机构则无法报销。此外，其他竞争者在销售保险时往往选取一些资质好的公司，而将资质不好的公司拒之门外，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为了履行其社会责任，不论资质好坏，都必须承保，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风险。随着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更多的类似保险产品层出不穷，导致商业医疗保险鱼龙混杂，投保机构往往在价格导向的驱使下，错误选择一些保障程度低的保险产品。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混乱给想与政府合作且愿意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保险公司的运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也给投保机构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3.商业保险公司自主性不强。首先，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额医疗保险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能完全独立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政策。如中华联合和中国人保在承保的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补充保险中的费率、保险费及保险责任等都是由政府制定，两家保险公司的自主灵活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资金缺口不断增大，往往导致一些医保定点医院因长时间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付而停止垫付费用，参保的重症病人为此叫苦不迭。其次，由于大额医疗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补充，发生在基本医疗保险阶段的（如转外就医）审批条件和权力均由医保中心制定和控制，保险公司无法主动掌控，这大大削弱了保险公司的自主性，增加了保险公司经营大额保险的风险。最后，为了加强对医院的监督，防止医院逆向选择的发生，按照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协议，商业保险公司派医保代表在医院进行实时监督，医保监督员的入驻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医院的利益，这样常常会引起医院的抵触，并且医保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交由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判定审核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陷入只能发现问题，却不能自主解决问题的怪圈，在对医院的后续控制方面缺少一定的自主权，增加了基金运营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大额保险的难度。
4.居民保险意识偏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和深化，但是相比全国而言，乌市的保险业呈现出城乡之间极不均衡的局面，居民的保险意识还处于偏低的状态。如在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城镇居民自愿参保的大额医疗补充保险过程中，由于居民的保险意识比较低，参保人员只有30万人左右，很多居民只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险，而没有享受到大额医疗补充保险。另外，商业保险在审核过程中，当出现商业保险公司对一些自费用药等情况不承保时，由于居民对保险条款等不理解，会出现居民对保险公司恶意相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给保险公司持续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促进两险融合的保障措施
从国内外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进程中可以看出，健全、高效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应由个人、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三者共同承担。特别是2014年8月“新国十条”的颁布，提出了要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鼓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购买保险。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为促进乌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更深层次的合作，结合“新国十条”相关内容，从政府、商业保险公司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促进两险融合的意见。
1.政府方面。政府在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发展时，应明确划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共同促进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为综合平衡好个人、社会、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各方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好宏观全局。
首先，政府应结合“新国十条”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积极构建社会保障的法规体系。通过法规体系确定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地位，保护好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统一采购等方式规范定点医院的药品性能、质量和指标，对不同的病种规定一定范围的用药费用，从而减少患者的医药费用，降低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赔付压力。再次，为了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应该给予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等，从而扩充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渠道。最后，为了能够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政府应积极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在加强监管过程中，坚持维护公平与促进效率、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统一，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应急预案，优化风险处置流程和制度，提高风险处置能力，从而保障保险基金的安全。
2.保险公司方面。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社保与商保融合的大趋势下，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努力拓展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的渠道，有效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为了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深度，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医疗保险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首先，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合资、吸引外资等方式来引进保险外资企业在医疗保险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实现最直接的专业对接，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其次，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等新技术，加强对医疗保险数据的积累和研究，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医疗保险，减少商业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在确保“保本微利”目标的同时，可以根据积累的数据开展其他相似的的业务，扩充商业保险公司更广的发展渠道。最后，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人才建设、专业经营的能力。商业医疗保险业务需要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来完成，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医学类、财经类等高校联合办学，从外部有步骤地培养和引进一批综合性专业人才。此外，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在行业内部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从公司内部培养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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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联系范文6
关键词 “双蓝” 商业保险 “新农合” 启示
一、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现状
（一）美国医疗保险概况
美国的保险市场处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自由竞争状态，政府不加过多干预，以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为主，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为辅的综合医疗保险制度。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又分为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补助制度。由于美国具有多元文化，移民性，多民族的特性保险市场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自主性，表现为多数私营医疗保险的复杂竞争状态，大多数美国公民是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来转移风险，2012年就有64%的人口参与私营医疗保险，仅有小部分贫困人口可以享受政府的医疗照顾，10%～15%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目前美国仍然没有实现全民医保。
（二）蓝十字蓝盾医保系统
“双蓝”计划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商业医疗保险企业联盟，承保大量全国医保业务以及社保险业务，并且伴随着美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成长。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参与“双蓝”计划，在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情况下其仍拥有巨大的覆盖面，“双蓝”承办了联邦公务员医保计划（FEHBP），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等。在政府与参保者之间充当重要的衔接作用，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二、“双蓝”承办社保运营模式及特点
（一）美国医疗社保承办方式
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是由政府筹资主办，再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这样政府不但可以监督控制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科学运营管理技术，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的同时节约成本，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政府监管部门与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多种委托形式，主要包括三种：
第一，委托经办模式。该种模式下监管政府保留产品设计、相关规定的制定等主要权利，仅仅将日常经办业务外包给经验丰富的商业保险公司如：参保登记、数据整理、核理赔等。政府的控制权限大，承办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小，缺乏激励。
第二，保险合同模式。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在该种模式下享有比前者较大的权限，不但受理保险业务的日常经营，还可以在符合规章制度的范围内调整和完善产品的设计，拥有运作社会医疗保障基金的权利且自负盈亏等。
第三，管理式竞争模式。管理式竞争模式是三种模式当中市场化最高，承办保险公司之间竞争最激烈，政府职能最为弱化的一种模式。政府的雇员可以在众多通过审核的承办保险公司的众多产品中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保险产品。
（二）“双蓝”承办医疗照顾计划运营模式
Medicare是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退伍军人等。“双蓝”作为其主要的长期承办商，积极配合政府，不断大胆创新，对美国社会医疗保障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者之间的契约合作已处于常态，Medicare中A，B两部分至今仍采用委托经办的模式，Medicare的数据录入、参保登记、审核理赔、报销结算等具体经办业务由经验丰富拥有专业技术的“双蓝”承办，“双蓝”在其契约关系中充当“蓝领工人”不承担经营的风险，监管政府通过支付给“双蓝”约定的管理费或其运营成本来达成合作。剩下的主动权仍保留在监管政府的手中，资金的筹集与管理、产品的设定及调整、相关制度的规定、评估遴选合作的医疗机构等核心工作还由监管政府承担。
三、新农合的经营概况
（一）新农合发展以及参与新农合的现状
自2003年新农合试点以来，本着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口碑，在中国农村的推广速度十分迅猛，2010年已经基本实现农村居民的全面覆盖.到2017年人均补助标准已经达到450元，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也已经稳定在50%和75%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难”问题.商业保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农合，作为补充保险不断完善新农合大病保险。从2006年至2011年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农合县的数量由66个增加到134个，委托管理的基金由11亿增加到46亿。但随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增强，医疗费用成本越来越高。新农合的补偿程度已经渐渐不能满足参合者的需求，2012年起开始积极探索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试点工作，扩大试点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探索利用新农合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推动形成多重补充医疗保险机制，分担重特大疾病高额医疗费用。以中国人寿为例，截止到2016年9月中国人寿在国内31个省级分公司及200多个城市与政府合作，开展250多个大病保险项目，覆盖4亿城乡居民，行业领先。通过四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累计为800多万人次（400多万人）支付赔款220多亿元。大病患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基础上提高十几个百分点，“雪中送炭”效果突出。相比美国，我国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虽然远远领先，稍有起色，但在运营管理上存在诟病，监管制度不完善，运营成本高，相关新农合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有限，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农合运营模式
我国的新农合是国务院，卫生部，省级，地方级，县级卫生行政部，还有国务院，省级，市级，县级新农合联合办公室等层层部门进行监管。政府起到主要的引导作用，从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共同集资来分散风险，除了给予参保农民门诊，住院补偿之外，主要是针对大病统筹。自试点推行以来，新农合主要承办方式有三种：一是由卫生部门所属合作医疗治理中心开办；二是由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保中心开办；三是保险公司承办。第一种方式较为普遍但缺乏专业性，后两种承办方式由于第三方付费则需要更多的监管与约束
四、“双蓝”承办Medicare计划对新农合的启示
（一）拓宽新农合与承办商业务范围
Medicare计划中A、B、C、D、四个部分医疗保险均与商业保险以不同的形式契约合作，中国政府也在不嘀С稚桃当O詹斡氲叫屡┖系木办中来，2017年国务院卫生部下达新农合工作指导意见中继续强调加大财政政策对新农合大病保险的支持，积极推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大病统筹，要不断完善大病保险政策。然而目前大部分的合作范围限于新农合补充医疗以及重大疾病救助。新农合大病统筹是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延伸，虽属于同种社会医保但标准与范围不同，如果商业保险公司在承办大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同时拓展基本医疗保险以及补充医疗保险的承办，就能使得更多的新农合业务可以借助到保险公司专业优势，例如专业的风险管理、精算技术，完善的服务网络等，如果政府不加以大范围的利用，而选择从零开始，将会损失大量的机会成本。反之加以大范围运用，“搭个便车”是“惠而不贵”，最终实现双方共赢。
（二）加大财政支持，及时落实管理费用
新农合基金当中农民缴费低，大部分筹资依靠政府补贴，加上目前新农合重大疾病统筹以及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政府的财政压力大。进而由于管理费用到位不够及时造成保险公司正常开展受到影响。为了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政府应对承办新农合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免征其相关的所得税，增大保险公司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其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可以进一步适当提高农民个人的筹资标准，再者可以设立专门新农合公益基金，引导企业以及社会名人参与公益事业，鼓励其积极支持农村贫困人民的医疗卫生发展。
（三）增强承办商激励机制，提高市场竞争
美国Medicare和FEHBP选择承办商都会公开招标进行遴选，签订短期合作，结束后再次进行公开招标。在竞标过程中双蓝往往要与众多竞标者共同竞争，这样激烈的竞争可以有效地加强承办商的激励程度。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也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近几年新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注册成立，政府招标也将有更多的选择，利用目前中国保险市场这一特点，适当增加参与招标的保险公司，放宽准入标准。目前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参与经办的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委托期不少于3年，为提高其管理效率，应相对调整委托期限区间长度，并规定委托期限的上限，加大参与新农合项目的竞争程度，促进各家保险公司相互监督，共同成长。
（四）加强政府的管控职能，健全监管制度
美国政府对于社会医疗保障计划却十分重视，例如Medicare计划虽然交于“双蓝”承办，但其主要的权利及监管依然由政府保有。其一，Medicare信托基金是由信托基金理事会管理，该理事会由美国社会保障法确立，监督Medicare信托基金的财务运作。中国新农合基金数额不断增长，一个有效专业的基金投资运营管理机构是必要的。其二，中国本属于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虽然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但其二者的最终目标并不一致，政府代表农民利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目标，当务之急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使双方的合作能与保险公司的利益相关联，使保险公司成为新农合的利益主体将有利于实现新农合真正的“管办分离”。同时对承办商的业务绩效予以公开和监督，做到既监管又激励。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营业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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