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1
内容提要: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攻坚阶段,我国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挑战,如何进行“改革顶层设计”,以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成为党的十八大后亟待探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结合法治和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内涵,提出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命题,通过对党的十一大至十八大报告进行对比分析,考量其中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的发展和变迁,提出建设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法治顶层设计,并归结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在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当前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1}有关进行“改革顶层设计”的倡议浮出水面,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属于“改革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改革顶层设计”涵括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再次重申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在于解决效率和分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在于解决民主和法治问题。于是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主要方面,而统率三者协同发展的“改革顶层设计”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所在,亟待从理论和制度上予以探究和设定。
一、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命题的提出
(一)包容性发展已经凝聚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
综上可见,包容性发展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方面强调一国国内的发展机会平等,发展成果共享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于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机会均等、合作共赢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包容,成果的共享和发展条件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推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包容性发展正是契合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理念,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提供了理念与路径支持。强调包容性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包容性发展已经凝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向所在。
(二)包容性发展应以法治国家建设予以实施
基于上文的分析,包容性发展成为改革共识,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是改革共识的合理延伸、题中之义。推动以包容性为导向的改革方针政策,从制度上予以贯彻实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经济发展需要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困境,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改革政治体制,就是要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即改革现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因此,我国政治体制建设也应以建设包容性政治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必须相互协调、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必须协同共建。
可见,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路径,也是我国正在推进且有待深化的路径。
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实施包容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实施包容性发展,建立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基础和前提。
二、党领导下的国家法治建设历史考量
(一)建设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三个主要维度——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
对于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笔者认为应包含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三个维度,主要基于以下理由:我国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也是自上而下认可的目标和共识;在政治改革层面,民主和法治始终被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也是历届党代会报告的表述方式。而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其有关发展机会平等、发展成果共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涵盖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由此,笔者选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作为考量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三个主要维度。以下,从这三个维度考量从十一大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有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建设的发展变迁过程以及三者间的关联性。
(二)经济市场化与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与互动变迁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全力高速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市场化已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但市场化并不是越快越好,当前中国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失范、腐败猖獗、贫富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就明确提示了我国民主、法治等上层建筑的制度缺失,经济与民主、法治相互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系统发展失衡。因此,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已陷于疲软,继续走“经济先行,法治随后”的道路已明显不协调。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法治的重要作用,提出“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3}。另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而它们之间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是否有好的法治基础{4}。还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社会信任系统分崩离析的原因在于“一直未能建构出以法治原则为依托的信任系统”{5}。另外,也有不同观点,如Coffee(2001)认为市场发展在前,然后才可能有法律变革,而不可能是先有完善的法治,然后再发展经济。{6}故此,我国经济发展在前、以经济发展推动法律变革的道路已经越走越难,接下来经济发展应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在法治的规范和引导下实现经济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的包容性发展。
(三)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的发展与互动变迁
综观十一大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关于民主和法治的论述,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体制建设的三个重要方面,虽然三者一直被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着眼点,有关三者之间的冲突协调机制却从未被提及,甚至避而不谈。但理清三者的关系,填补现有表述空白,寻找改革突破口,已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从十二大起,党代会均强调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可见,党的活动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党的领导也是依法进行的领导,应合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法治国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的领导也同样离不开法治。而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两大基石,二者的联姻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7}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是法理型的。{8}合乎法律只是合法性的一个条件,但合法律性不等于合法性,合法性的基础还在于被统治者的价值认同,合法性要以民主为支撑,这样才能避免法治沦为恶法之治。因此,政治民主化是合法性的基础和支点。同时,针对价值分歧的常态化,只有树立公共判断标准,才能有效解决价值分歧,法律则是主要的公共判断标准。{9}即法治能为判断是否民主确立标准,为民主的运行提供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没有法治提供制度支持,民主便无从实现,要进行政治民主化建设,法治应作为基础和前提。
(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的关联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要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贯主张,但在现实中,政治体制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思想并不统一,部分人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的过于激进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悲剧的再现。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我国的现状却是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十八大报告再次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不少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在于法治先行。{10}笔者认为,法治先行、民主渐进,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是未来我国最合适的道路抉择,而其中首要的是构建法治顶层设计。
三、建设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法治顶层设计和进路
(一)改革的顶层设计关键在于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基础和前提
实质上,笔者认为其所谓改制与多数学者所说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一致的,众多学者的着眼点均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笔者所提的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正在于改革现有政治体制以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前文已经提及,法律作为主要的公共判断标准,对于解决价值分歧,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作用。法治国家建设所应具备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以及法治化所要求的良法之治,可深入体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法治化建设对于协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二者协调、相适应,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基础性、框架性作用。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都需要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以保证改革的公信力和确定性,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应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基础和前提。
(二)以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建议
1. 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统筹安排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尽管经济发展前路尚未明晰,法治建设进程中也存在诸多变化,但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国策是明确不变的:任何制度的引进或改革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应该符合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要求,并以国家法治化予以推行。
2. 改革的协调发展和进度设定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2
刘建民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30年来我们走过的改革开放路，既有坦途，也有坎坷，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在改革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汲取这些经验与教训，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再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改革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没有什么模式可借鉴，因此我们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从1979年至2009年共30年时间。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全会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结束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其中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把改革开放放在重要位置上。邓小平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指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要抓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十二大报告提出，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按照上述方针，这个时期的改革和开放的主要举措有：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扩大企业经营自；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了它业已中断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后来又建立了公司制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1979年7月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阶段(1984-1989年)。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1984年起，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为适应这种转变，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商品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在认识上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为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1989-1991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春天的“”之后，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1989年6月之后，报刊上陆续出现批判“市场取向”、“市场化”、“市场经济”的文章。有的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第三阶段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停止。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32212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2.确立目标模式和基本框架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人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巡视南方时发表了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重要谈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10月12日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勾勒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
按照上述框架设计，在各个领域各种层次上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引导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力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3.以完善为主题的改革开放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白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在继续完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经济体制已基本转轨，市场已开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面对这些成就，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在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
1.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首要位置
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人民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实践证明，当更多的百姓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当百姓能更多地获得实惠时，人们就能更自觉地、全身心地投身到经济社会建设中去，从而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提供无尽动力。
2.必须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然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从目前的改革情况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实践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3.要防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四个阶段。1997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2轮扩张期。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3:1，2006年为3.28: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更大。
(2)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到2005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8645元，是全国最高的地区・而最低的新疆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7990元。在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
(3)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当前我国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2007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约6倍。
(4)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在我们的社会各阶层中，既存在一批高收入群体，又有大量的下岗人员、无业人员。在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3
一、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与其他改革相伴而行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的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严重滞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回顾30年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这样几点可以证明：
第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时起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还早于经济体制改革。
“”期间，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曾对政治体制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邓小平通过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同时抓住整党特别是整顿领导班子这个中心环节，重建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应有的权威；其次，针对此前一个时期过急过猛下放权力产生的问题，邓小平主持下的国务院以加强集中统一管理为导向，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5年4月底，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一些人被、安排治疗或分配工作。这是“”期间落实干部政策的一项重大行动。邓小平曾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中的“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体制，则是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几乎同时进行，后者是前者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认为，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步较晚。肯定是不对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反复阐述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还讲：“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党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仍然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同志多次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2月，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侧重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此后，同志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同年、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五周年、党的十七大等重要会议上，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所要达到的目标、改革的具体内容等都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党的领导人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30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提出和起步的。到十二大之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十二大时政治体制基本恢复到了1956年党的后的格局和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同时，也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十二大之后，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展开。正因如此，1987年的十三大在深刻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自此，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有目标有步骤地全面配套改革的阶段。1989年国内和国际剧变，并禾动摇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1992年十四大以后的5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里稳步展开，特别是把法制建设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上。1997年十五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跨世纪的蓝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发展民主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提炼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命题。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全面规划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坚持的原则、具体改革的要求等。
二、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前，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进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判断的标准不同。
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国外学者和政要，主要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作为判断标准，由于中国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鼎立和直接选举，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也不是他们所说的民主国家；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国内人士，往往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恰当的对比，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从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人民民主的国体没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没有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没变，关键的制度都没有变，所以得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的结论。但我们看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将这些根本性的内容都变了，那么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绩的结论。
因为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局限在政治领域，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问题。
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到底以什么作为判断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的两段论述：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调：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以邓小平提出的这三条标准作为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政关系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日趋完善和成熟，逐步走上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
第三，选举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和1986年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了两次修改，逐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在党内，选举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第四，机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政府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5年、1998年、2007年进行了五次大的机构改革。
第五，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实施了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二是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实现了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第六，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十二大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1997年十五大首次确认“法治”概念，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保障。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我们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突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自己的道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3、我们始终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突出了制度建设这个核心。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4、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突出了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5、我们坚持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突出了党内民主建设这个重点。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党内民主的推动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越来越大。
6、我们坚持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制度，突出了民主的监督职能，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
四、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但违法犯罪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监督制度越来越完善，但腐败却越来越猖獗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社会的人本理念越来越强，但官本位却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政府官员的办事能力越来越强，但许多官员的政治道德越来越差了；我们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浓，但参与渠道越来越不够了。
产生这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仍不够完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丰富和完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当前，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第一，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着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着眼于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第三，着眼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四，着眼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五，着眼于，深入持久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4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举世无双的。
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结束，余下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半截子工程”，远没有结束。我倾向后一种意见。
如果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定义，那就是经济组织及其规则的改革。概括地说，是经济的组织改革、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
从经济的组织改革看，“国企”公司化的初始改革基本完成(除铁路外)，但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司化”改革则远没有到位，许多应当公司化(企业化)的科教文卫产业仍然“依附”于行政，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市场化程度较低。
从价格改革看，消费品价格改革基本到位，99％已经放开，但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则没有完结，用百分比表示，有人估计不到50％。直观地看，金融市场价格、矿产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人力资本市场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自由汇率、自由利率、自由土地价格、自由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形成。
从产权改革看，农民的土地产权，国有资源的产权(包括国企产权)，甚至民企的产权、人力资本等的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都极不完善，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由于要素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的不到位，貌似与东亚模式相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除了与东亚模式相同的问题之外，还带有本身特有的问题，如城乡隔离发展的两极分化，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低端化，过分依赖外资外贸，本土产业薄弱、内需严重不足等。
有数据表明，在同样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中，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两极差异是4－7倍，中国则是14倍以上，也有人估计是25倍，甚至是50倍。按30年工业化计算，中国人均GDP约3000美元，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达到人均6000美元以上。反过来说，这也许是许多灰色或黑色收入没有计入GDP而人为“流失”和流向境外的结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搞了30年经改，仍然处于“半截子工程”状态?为什么产权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
经体改革要走出困境，
必须加快政体改革
相比经改，政改的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改从结构改革转向技术性的数量调整，在党政结构基本不动的条件下，以经济建设和GDP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同于西方原生市场经济模式乃至东亚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或外生变量)是法治与民主；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也是与一定法治相联系的开明专制或日“威权政治”。由于有了一定的法治和有限度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在一定的阶段上，威权政治成为建设和推动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无产阶级全面”，即“全能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源体制的松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也曾试图从后“集权政治”转向“威权政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放一定的言论自由、对话渠道、民主协商和法治等，为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政治条件，但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改变，演变成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无讽刺的是，政治权力与市场联姻，“诸侯经济”的相互竞争，替代了“标准”的产权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放权和分权也包含各级政府在干预和主导经济时的趋利化以及对国有资源的争夺。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受制于政治稳定的“大局”，无法大刀阔斧的进行，如目前国企的党委(党组)负责制，甚至落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一长制”。可悲的是，经济繁荣时期没有改革动力，不想改；经济出现问题或衰退时有改革需求，但怕出问题又不敢改。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深化的困局，实际根子在政治上。经济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
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
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左派”和“”都不会否认但两者对未来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认识却大相径庭。撇开“左派”不论，自由主义“”间也有分歧。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期盼从“民主”入手，推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变革”，经济(市场)自由主义则希望以进一步私有化(民有)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从理论上看，这似乎都有道理，方向也是对的，但现实中却过于“极端”，无法操作。改革是一个过程，有许多节点。渐进改革就要通过“理论”将这些节点串联起来，并在实践中逐个解决，而不是毕全功于一役。如从“后全能国家”走向民主，首先，至少应有一个与一定法治相联系的“开明专制”或“威权政治”的节点或阶段，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和相对的司法独立是必须的。而从“国有”走向“民有”至少需要一连串的产权重组和改制环节等。此外，不是所有的公有产权都必须私有化(民有)，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公有产权是无法通过私有化来解决的。如果我们将每一个“节点”视为一个阶段性改革目标，众多节点就构成了社会民主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对改革来说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要围绕阶段性目标，启动相联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我认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与要素市场化相联系的产权改革，围绕产权改革建立初级阶段的法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最终，随着改革的深入走向。这里试以农民土地产权和国企产权改革为例。
可以认为，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土地问题。包产到户使农民重新获得了除非农用地处置权(流通权)之外的农用地基本权益。但土地农用与非农用的级差租金巨大，城市化将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是否应享有土地使用的“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这是土地问题的关键。按照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农民应当分享土地的非农使用收益。比如我国台湾省农民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享有非农用和农用产生的收益，只不过在处置土地“变性”时要遵守城乡总体规划，并在流转时交纳土地增值税和部分“基础设施配套”费用(不用出钱，以土地折算)。给农民完整的产权应当是改革的方
向。至于农民的土地产权采取股份制、合作制还是个体制，应由农民自己表决，而不是由政府包办。
如果我们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土地产权“完整”的还给农民，那就可以在实践中制定改革路线图，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目标。就像当年生产资料市场化是从计划管制走向以物易物的“串换”、经过双轨制，再走向完全的市场交易一样，土地还权也可分阶段实施。首先允许非农建设指标“交易”以及农地置换，在国家土地计划指标的笼子里搞改革，然后突破计划管制，进入双轨制，允许农民宅基地的自由买卖，最后是全部非农地(城市规划允许范围内)与农用地一样的自由流通。土地产权变革不仅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受益，同时对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乡隔离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极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启动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再无须通过土地的“先征后卖”方式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农民出售土地应缴纳的增值税和基础设施分摊费将成为城市扩容的资金来源。农民转为市民，享有监督政府征税和开支的纳税人权益，这不正是的起点吗?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政治改革；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了“一个统一”、“四项制度”的精辟概括，即：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绝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民主，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当我们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时候，从1840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用了近80年的时间，中国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从1930年首次提出“相结合”至今的80多年里，我们党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创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体系――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80年，说明了二个定理：第一，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和成就。第二，中国共产党不创新马克思主义同样取得不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胜利和成就。
(二)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
(三)中国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
人民民主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
(四)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要求“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二、稳步推进政治改革是巩固改革成果与未来持续发展的命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前列，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载人航天三大国之一、世界最大出口国、最大汽车生产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并且在煤炭、钢材、铝合金、水泥、化肥等方面排名第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优势，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有什么不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经过30年的探索、改革、建设和发展，我国成功地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初步形成了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架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当前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统一。201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总理在考察深圳的讲话中，释放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重要举措，在所有的改革之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居于全局之关键。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影响人民切实实现当家作利的主要障碍，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这些弊端，就是邓小平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的，即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
当前伴随经济改革发展，原本具有积极意义的“渐进改革原则”、“适度改革原则”以及“中国特色原则”等，在现实当中有逐步演变为保守改革原则、有限改革原则、选择改革原则、主观偏好原则的倾向。在经过了经济改革及行政改革后，肯定要触及政治改革在完成了对客体的改革后，接下来将轮回到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这是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应然轨迹。在这个决定可持续性的关键改革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管理主体”建立民主法治的约束制度与机制，从而解决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三、以司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范文6
关键词：后改革时代；理论依据；概念特征；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4-0005-09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与深层背景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这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该《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划定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说法，200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2010年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深层背景
1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成就与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第二，人本主义理念和人力资本经营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初步形成，人力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理念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下十个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民间资本在很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四是农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社会管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六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七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八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资本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十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滞后，调控效果亟待改善。这十个“滞后”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层面的困境
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现有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度。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转型不彻底，这些机制自身存在诸多矛盾，但现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农业发展问题。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对我国深化改革的路径提出系统方案。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是国有企业退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还是国有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或者是二者交错进行？现有理论没有系统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改革实践中政策摇摆不定。第三，在如何评价已有改革、要不要深化改革以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同，争议较大，理论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引导。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在理论与对策两个层面有所建树。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该引导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性看待改革前没有，而伴随改革出现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极端声音；引导人们从高度、广度、深度上重新认识改革，正确认识改革的长期性、普遍性与渐进性。从对策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引导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滞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及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引导和解决。鉴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与提出过程
（一）“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
1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前苏联、中国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转型经济学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完成了基础性改革，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转型经济学将这一新阶段称之为“后转型时代”。我们所提出的“后改革时代”，正是与“后转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热若尔·罗兰（2002）指出，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中国第3个十年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拓展中国贫困地区增长的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尼古拉·拉迪（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中国必须要采取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上述观点表明，中国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并针对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由45位国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个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持续。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全面评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历程，并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20周年作为起点，认为中国此后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期。第二种观点以2000年为起点，认为2000-20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迈入“后改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种观点以1997年“十五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即以财产权利安排是否存在动态化作为划分标准，将1997年以后的改革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第四种观点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分为前改革时期（1978-1991）、中改革时期（1992-2002）和后改革时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前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试验阶段，中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塑体造型阶段，后改革时期是以架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第五种观点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认为2008-2020年是中国“第三次改革”时期。此外，华民（2005）、范恒山（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乔榛（2009）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验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作了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描述，未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系统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改革时代”的提出过程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理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与阶段划分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以及改革的长期性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划分“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奠定了早期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末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研究了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并先后发表了《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这为我们提出“后改革时代”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代”的正式提出。2010年前后，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结合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并先后发表了《未来30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后改革时代”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与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改革时代”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界定
从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致需要一百年时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我国从此进入民族复兴时期。1949-1978年，中国处于建立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期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波动较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三重任务：一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将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需要70年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改革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见图1）。我们把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从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将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进行深入改革。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不是指改革结束之后的时代，而是整个改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而言的一个专用语。“后改革时代”小于整个改革时代，大于改革阶段，是介于整个改革时代与改革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
（二）“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相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改革力度相对减弱，我国进入求质量、讲成效、制度相对稳定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如何巩固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和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如下（见图2）。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因此“前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而“后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和谐是硬道理”。顺应改革主题由“发展”到“和谐”的转变，“后改革时代”必须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转型：其一，从“前改革时代”满足“口”的吃饭问题向“后改革时代”满足“口”的说话问题转型；其二，从“前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向“后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转型；其三，从“前改革时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向“后改革时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转型；其四，从“前改革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向“后改革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型。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疏通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疏通穷人经过努力而成为富人的渠道，二是疏通社会底层群众经过努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保持这两个渠道的畅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指标，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而“前改革时代”主要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后改革时代”不仅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更要对生产力结构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结构进行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二是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三是实现我国经济由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由数量增加到质量提高、由资源消耗到技术推动、由速度优先到效率改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前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取“分离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通过勤劳拼搏先富起来；促使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利用优势条件优先发展起来；促使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从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利用特殊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这种“分离化”在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必须通过“一体化”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具体而言，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一体化”共同富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从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转向各个地区“一体化”和谐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和谐。
第四，改革的路径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国采取了政府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以此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化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有关，尚未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鉴于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必须实现“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一是区分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办企业的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二是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的职能，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意义
1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不同地域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政府主导性，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同时并存；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三是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有利于总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前苏联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本质差别，形成了一种“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同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动力机制的外在性、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性等特征，这就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后改革时代”概念的提出，可以把划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与总结改革经验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必要条件。
2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实践意义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具体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在改革中抓住主要矛盾，并在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有利于解决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与现有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此，“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长期效益。
第二，有利于解决人们对社会和谐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问题大量涌现，集中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安全体系脆弱，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从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第三，有利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逐渐突出。“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规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
四、“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依据“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滞后”问题，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下（见图3）：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目标。，
第一，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在“后改革时代”，理顺产权关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而言，“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促进非公有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在“后改革时代”，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调整生产力结构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而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后改革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和谐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第三，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市与乡村分割、经济与社会失衡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后改革时代”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此背景下，消除城乡分割和经济社会失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就成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社会一体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城乡发展来看，就是要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居民收入来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距，消除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是逐渐改变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深入实施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