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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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范文1

 

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是现存社会中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的一种基本教育,其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该国或地区公民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和声誉。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针对原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回归前港英政府在港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回避“国家”、“民族”等观念,导致香港青少年在思想上缺乏国家民族意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公民教育问题上,着力弥合长达150年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香港与大陆的裂痕,满足广大香港居民“寻根”的要求。特别是在青少年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普通公民到中国国民,再从中国国民到优秀公民的教育历程。   一、从公民到国民:国情的认同   “回归”不仅是土地的归属,更重要的是人心回归及民众身份的重新定位。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种疏离国家的子民教育,这种教育缺少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服从于殖民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为幌子,却让公民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淡化了中国国民意识。因此,香港回归后,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香港民众重新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行定位,对青少年进行特殊的公民教育。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了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公民观,更准确、更完整、更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国情,感受和体会“一国两制”,更好地完成从公民到国民的转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教育框架———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   鉴于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民众实行的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早在回归之初,特区政府就把突出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让广大青少年较快地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香港首任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热爱国家,热爱民族……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香港教育评议会建议,1997~2007年间,公民教育的重点应着意于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怀的培养,以便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1999年,特区政府制定《21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的咨询文件,提出教育要培育一群对社会、国家、民族作出承担和面向国际社会的国民。2001年,一份对香港未来十年课程发展方向有决定意义的《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文件,指出德育及公民教育是香港未来的课程发展需要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之一,强调要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等重要价值观,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民身份认同的中国公民。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颁布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提出要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坚毅、责任感、尊重他人、国民身份认同及承担精神”等。2006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专门负责推动中小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教育。2007年10月,143名香港中学生被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委任为“国民教育大使”,负责在校内宣传国民教育概念,推广全港性的国民教育活动,以增强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1]。将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纳入教育框架,有效地促进了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并逐步演化成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   (二)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   香港在回归前,年轻人普遍对国家和民族了解不足。当时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重点,都集中于学科知识探讨,较少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发展方向,香港青少年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理解比较模糊。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坚定地认为,国民教育应从小做起。因而要求教育统筹局着力提高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鼓励学生继承中国的文化优良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心,期望他们为国家作出贡献,社会也开始期望年轻一代能够逐步形成清晰的国民身份认同,并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作出贡献。近年国家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的焦点,也为香港国民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近年来的课程改革强调了培养学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例如,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于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校课程宗旨之一;将“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五个优先培养的价值观之一,并提出“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其中一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从认知、情感与实践三个层面,积极推动国民教育。   1997年,香港教育署改革小学阶段课程,设常识科,将以往的社会科、科学科和健康教育科合并成为一个综合学科,增加了有关香港、中国内地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内容,包括六个学习范畴。其中,第五个范畴为“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主要讲授中国地理、历史和中华文化,帮助学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及责任感。从1998年开始,将普通话列为小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更广泛地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同时,将中国历史作为学校科目,重编教科书以反映政治现实。1998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了中学公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专门设有“国家民族社会范畴”的内容[2]。2009年推行新的高中课程,加强学生认识及认同国民身份的学习元素,如通识教育科的必修部分设有“现代中国”的学习单元,涵盖“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两个课题。地理科、历史及中国历史科等选修科目,也从不同角度扩展学生对国家的认识。   从台湾学者陈铿任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学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民族知识培养,主要目的在于告诉学生作为中国人的事实、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与香港的关系等,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告诉学生,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强烈的认同感,培养学生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不同团体的调查显示:香港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在稳步提升。根据大专院校调查,推行课程改革以来,大约85%小学生、70%中学生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已有长足进步。#p#分页标题#e#   (三)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为提高香港青少年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和意识,特区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逐步增加培养青少年学生对《基本法》、对国家及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努力把香港青少年培养成独立、有担当的年轻人。例如,国民教育中心采用“多感官体验学习法”来设计教学内容,内设多个主题“课室”,包括介绍中国过去所经历过的战争的“烽火轩”、介绍中药的“百草轩”、介绍国旗与各省份的“龙情轩”、介绍国家历代名人的“点将轩”及介绍中国武术等的“国艺轩”,并设置电影室与资料室;中心同时设有展览厅,多个主题展览包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人民生活的变化”、“经济发展规划”、“当代杰出华人”及“中国科技发展和成就”等;中心还配合课程发展需要,举办国民教育日营,透过展览与工作坊,让学生认识国情,进行品德学习,提升素质。综合而言,这些途径主要有:   1.真实生活感受和演练   也称“生活事件方式”策略,即选择绝大部分学生在成长和个人发展的某个阶段最常经历的事件和社会问题,作为进行公民教育的实例。帮助学生认识在学期间及将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事件及课题,培养他们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这种方式把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讨论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个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有意义的讨论并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态度、需要和兴趣。这种“从生活中学习”的方式,在国家民族教育中得到广泛运用。   2.配合课堂教育的联课活动   香港许多中小学通过联课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所谓联课活动,是在明确的学习目标下,不分班级、不分年级甚至不分学校进行课外活动,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辅导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如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筹款活动等,内容多种多样。   3.政治礼仪教育方式   香港一些学生把唱国歌和升国旗仪式作为重要的公民教育礼仪形式。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当局对爱国教育惯于采取压制政策,除了五所“爱国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升国旗外,大部分学校都是飘扬着米字旗,校园里到处是女皇像。随着米字旗的降下,香港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转变,学校通过升国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已是新时期学校德育的全新内容。许多学校开始采用内地集会方式,升国旗、唱国歌的礼仪教育方式逐步走进校园。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香港人中只有50%的人会唱国歌,不过在校学生会唱国歌的比例已经增加到84.4%,显示了教育的确有其“功效”[3]。   4.内地考察与体验交流   香港学校举办此类活动的形式非常丰富。如通过到内地名山大川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培育学生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通过到内地高等学府及其他机构作实地考察,促进学生建立对国家的自豪感。香港教统局不仅直接鼓励师生到内地体验当地生活,还推行多种资助形式鼓励学校到内地参观交流。例如,设立“认识中国文化活动”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让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和需要,自行计划到内地学习交流,通过亲身接触祖国、认识国情,进一步拉近学生与祖国的距离,培养深厚的国家情怀。如2006年7月举行了“VTC中国体验计划2006”活动,80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大专生,暑期在北京进行为期8个星期的工作体验。   二、从国民到公民:大国的风范   一个具有大国风范的公民,既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自豪感,也应该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怀有责任感和爱心。香港回归后的青少年爱国教育,在重视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也非常关注不让自己的青少年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潭,特别注意引领、培养和造就具有世界视野的优秀公民,但这已经不再是过去港英政府培养的服从和守秩序的“世界公民”,而是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中国公民,是充满自信心、自豪感、有力量、文明程度高的公民典范。正如教育委员会主席郑慕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特区主权回归,青少年需要加深了解和认识中国,认同中国国民身份,在正确建立道德观和人生观的同时,加强国家民族观念,并兼具备国际视野。   (一)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   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的内涵,要培养既充满民族自信、国家意识,又具有大国风范的世界公民,其公民教育就不能局限于理解和获得知识,而更应该侧重对人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的培养。公民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被视为公民基本素质的四个方面,应该是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目前在香港的大多数学校里,公民教育与德育实际上是相互交融、同时进行的。   注重个人品行的培养,注重现代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培育(见表1),是现阶段香港公民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能有效地帮助儿童与青少年建立积极和正面的价值观,新课程改革提出以“生活事件”作为公民教育主要的学习内容,即以学生熟悉的事情作为切入点,以互动和有趣味的学习模式,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价值观点和态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或是让学生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带入课堂做反思和讨论,不断改善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观在现代世界中的普适性意义。   (二)积极拓展国际公民视野   为了达到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良好效果,香港主张采取多种途径实施公民教育。因为,公民教育本质上不单涉及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和行动将公民价值观、信念和能力加以内化,从而在家庭、邻里社会、地区社会、国家民族社会以及在全球环境中实践出来。   采取多途径推行公民教育的做法更为符合现代公民教育的特点。#p#分页标题#e#   目前,香港学校普遍通过四种途径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公民:一是正规课程,即学校在学时表内安排特定的课时引入公民教育作为独立课程,进行公民知识的讲授,如《政府及公共事务科》、《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公民科》、《社会科》等。二是非正规课程及隐蔽课程,即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渗透一些相关的价值思考和活动。如在中国历史课中加入中国近年所取得巨大成就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内容,培育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等。三是主题周、集体活动及班主任课,通过举办一系列培育学生品德的活动,如“礼貌周”、“敬师周”、班际比赛和各种学习活动,改善学生的行为和态度。四是实践活动,如让学生到医院、老人院等地进行探访和义务服务;参观戒毒中心和惩教署、旁听立法会议、出席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等;举办一些训练学生独立能力和坚强意志的活动[5]。这些活动有效地深化了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在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接受现代公民教育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能否勇于和有能力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公民责任,是衡量和检验公民教育成败的试金石。21世纪的香港是一个知识型经济的社会,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拥有知识和技术,还要懂得与别人和睦相处,有责任心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01年6月发表了《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报告书,推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中,青少年公民教育被列为首要发展项目,并尊重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提倡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问题;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青少年爱国教育课程的目的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发展自我教育、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作为重点,并突出了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学生具备抗拒社会各种诱惑的能力,在良莠纷呈的社会价值观中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生活态度;二是希望能提升青少年学生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以充满自信、不卑不亢的态度与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往,既有能力为增进国家的福祉做贡献,又能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三、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思考   (一)政府主导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一直都是在特区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特区政府认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制定各项政策,促进和推动国民教育的发展。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在1997年发表的《九年强迫教育检讨报告》一书中,建议当局根据回归后的政治情势加强学生对中国、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促进学生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二是提供经费,制定计划,保障国民教育的推进。2005年,香港教统局拨款1,400万港元让学校推进国民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爱国观念,并采取六项措施推动国民教育。包括培训教师,提高对国民教育的认识及改进方式方法;结合课程改革,加强课程内有关国民教育的元素;提供有关认识祖国的资助计划;制作学与教的资料及教具等[6]。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国民教育的活动。如举行“历届奥运金牌选手访港团与学生真情对话”活动,激励学生学习奥运冠军坚韧不拔的精神,进一步提升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继举办2003年“神州五号”、2005年“神州六号”升空学习系列活动之后,2008年12月邀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访港,为“中国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揭幕,与香港大学生、中小学生座谈,出席“全港欢迎‘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大汇演”等一系列活动,提高学生对祖国成就的自豪感;在北京举办国情教育课程班“国民教育之旅———北京研习体验”等;推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拨款资助学校举办认识当代国情及中国文化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升青少年的现代公民素质,不断拓展青少年的国际视野,把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热爱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并具有大国风范的现代世界公民上。多次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师生认为参加这些活动能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二)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香港回归后对青少年公民教育的一大特色。诚如香港现任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除政府部门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外,香港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也不遗余力地为提高国民身份认同、加强国情教育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回归初期,针对香港国民教育在理念、教材、设施等方面的缺陷,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呼吁加强国民教育,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得以成立。2005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物局、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和香港电台联合举办香港首届“国民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主题是“认识自己的根源和身份”[7]。民间机构“公民薪传网络”经常举办大型国民教育活动,倡导建构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整合各方面力量的国民教育平台,以“发扬中华文化、培养家国意识、推动公民承担”为宗旨,汇聚各种社会资源,配合时代需要,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有些香港宗教团体在所开办的学校中,也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如香港天主教教育事业处为天主教下属中学制作了《香港情•中国心》教材。这套教材以国民教育为重点,使学生从客观认识、感情和理性层面认识中国,帮助学生获得正确的国家民族观念,以认同自己的文化和国家。香港的舆论媒体也为国家民族教育的施行推波助澜,关注和报道国民教育的成效。   (三)系统推进   对青少年进行公民教育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影响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即家庭、聚居区、教会、学校系统、正式组织、大众传媒、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构,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运动和变革都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香港特区的青少年公民教育充分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化的这一特点,在推行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学校的正规课程、渗入课程、课外活动、校风建设等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模式,不断提升公民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力量的配合,通过调动和发挥各种团体力量的优势,特别是社会传媒的积极作用,以及挖掘青少年公民教育的各种可利用资源,鼓励社会机构和团体广泛参与,共同营造公民教育的社会氛围[8]。这是现代整体思维方式和系统理论在青少年公民教育政策和推行模式上的运用,也是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p#分页标题#e#

国民教育范文2

历史教师对历史教材中正面的道德品质诸如商鞅在秦国改革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中六位君子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有抗日战争中众多爱国将领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公民责任的重要素材。而历史中许多方面的教材,诸如许多王朝末年的腐败与堕落、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等对人民和社会的侵害,是提高学生反思历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历史反面教材的学习和反思,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独立意识、爱国情怀。

学生可以在历史事件中逐渐地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促进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学习和成长,促进学生提高自身的公民意识,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的人格。在历史的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培养学生大胆表达观点和意见、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开拓进取和勇敢表达意见的能力,从而塑造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公民素质。历史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把握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关联性,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向学生讲述历史的时候,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善于运用故事形式将历史现象用生动的画面展现给学生,促进学习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培养自尊心和自豪感。

通过古代史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培养学生作为中国公民的自尊心;通过近代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世界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求同存异的意识,塑造学生的民主意识。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人文底蕴,促进学生学、法制精神的实质,让学生体会到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来实现的。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加强公民教育

对青年学生的公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历史课堂的国民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在历史课堂上开展对学生的国民教育之外,应该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作为开展学生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节日以及纪念日,通过开展主题讲座、纪念展览以及电影观看等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历史教师对历史课堂外的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在国庆节、九一八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举办主题展览和讲座,在教室利用多媒体同学生一起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利用丰富的影视资料和图片资料,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再通过教师进一步的讲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操。图片和影像的形式,对开展公民教育活动具有更直接和易被接受的效果。通过课外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逐渐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学生公民道德意识和民主、责任意识的进一步形成。

三、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机制

对历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检测,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对历史学习过程的评价,而不应该只注重对历史考试成绩的评价。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机制,通过科学多变的评价方法,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塑造,有利于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多元化教学评价的评价主体是多元的,学生也是评价主体的一员,学生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过程,促进自我的成长,不断的改正自己,提高自己。通过多元化的评价,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历史教育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影响。

国民教育范文3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我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大教育家。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以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提出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兴办平民教育,改造北京大学,开始了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教育。其次,被誉为现代教育先驱者的蔡元培是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其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今天反思教育、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今天,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中西融合”等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对军队院校的教育改革和整体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对高校开展素质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教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首倡于1912年2月11日其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五育的全面发展,即形成健全的人格。“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1.军国民教育   大多数学者将军国民教育思想等同于体育教育思想,这是从蔡元培所阐述的体育教育理论及其所从事的体育教育实践对军国民教育思想进行探讨的。但如果仔细考察蔡元培当初提出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似乎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体育教育,而更偏向于军事体育。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处于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即对外反对侵略。二是就当时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中国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即对内反对军人强权政治。这种思想集中体现了蔡元培通过教育救国的精神,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体育教育思想。   2.实利主义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实利主义教育是指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智育。如果说军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强兵,那么实利主义教育的目的则是富国。因为蔡元培当时的观点是: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靠武力,尤其靠财力。而中国地下宝藏尚未开发,各种新式企业尚少兴办,人民失业者和无业者很多,国家贫穷。因此,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为此他便明确主张把实利主义教育列入教育方针。   3.公民道德教育   这明显是指德育。蔡元培在五育之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可以强兵富国,然公民无道德,则不免出现智欺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所以必须以道德为根本,教之公民以自由、平等、博爱。同时,蔡元培反对以尊孔读经、忠君报国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提倡有积极内涵的公民道德教育,使公民道德教育注入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成份,赋予新的内容,使其更有生命力。   4.世界观和美感教育   这两者被蔡元培视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光辉思想,其实质是为建立科学技术普及、人人富裕幸福的高度发达而无限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而献身的教育。怎样进行世界观教育呢?蔡元培认为必须通过美感之教育这一途径才能实现。蔡元培指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善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达到陶冶人的感情和道德品质的作用。   (二)“五育并举”方针对素质教育的指导意义所谓素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是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身的态度。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人才素质应包括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而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它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   蔡元培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五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方针,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他提出的实现对国民完全人格教育。蔡元培曾提出健全人格这个概念,并规定了它的含义: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知育、美育四项,这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吻合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他要培养自由、民主、平等社会新人的目标。因此。以完全人格教育为目标的“五育并举”方针中无不包含了素质教育的影子,中国高等教育者和军校教育者都可以从中借鉴。     二、“中西融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高校的发展和学术氛围建设的启迪。     (一)“中西融合”的思想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蔡元培看来,学习西方教育的捷径在于有更多的留学生去西方直接把有用的学术文化、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经验以及教育方法接受过来,做到事半功倍,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要互相师法、交通有加、立足本国、去粗取精,即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弘扬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创造出中国特色新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见,蔡元培是站在自我立场上吸收、消化西方教育而不被其同化,这符合中华民族自身利益,也合乎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他经常不失时机地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及我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发展与成绩,因为蔡元培认为,融合中西教育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教育之优点,又要兼采西方教育的长处,这样才能创造出中国的新教育。#p#分页标题#e#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院校的学术氛围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元培以巨大的魄力和坚毅的精神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改变学生的观念,明确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其次他整顿教师队伍,裁减冗员,广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不问学历、资历,唯才是举。其三他在学科和课程建设上由扩充文理到废门设系,提出文理兼修,实行学分制。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   2.大学要有尊重学术思想自由、包容众家学说的恢宏气度。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体现了蔡元培尊重人才、量才录用的人才观,陈独秀、、马寅初、鲁迅、胡适、钱玄同、李四光等人就是被他从“兼容并包”的方针出发招揽来北大执教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教员。   3.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包的是新派和新思想。这在客观上对新生的革命思想起了掩护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而“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的摇篮,从而对全国的思想界作出巨大贡献。可以说,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条件的是蔡元培。以上三项对当今高校及军队院校的发展和学术氛围的建设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国民教育范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有效实施和扎实推进“精神铁人精神教育”为目标,以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为原则,强化培训,提升素质,为本门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二、培训目标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培训,促使校长和任课教师进一步认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的重要意义,学习精神铁人精神的必备知识,感悟精神铁人精神的深刻内涵,掌握课程实施的方式方法,提高校长对“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地方课程的领导力,提高教师对“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地方课程的执行力。

三、培训对象

1.全市各小学主管业务的副校长。

2.全市各小学班主任(语文教师),即“精神铁人精神教育”课程任课教师。

四、培训内容

1.《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专题讲座。

2.课例展示。

五、培训安排

1.本次培训将按照行政区域为单位分组统一进行。油田教育中心所属学校按照学校所在位置划分到相应行政区进行培训,石化教育中心所属学校合并到龙凤区进行培训。

2.各学校业务校长和任课教师合班进行培训。

具体安排见附件。

六、具体要求

1.各培训点主讲教师要遵循教学规律和原则,认真备课授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出发,合理确定教学内容,突出针对性与实用性,保证培训质量,提高培训实效。

国民教育范文5

本文分析了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动因,系统介绍了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探讨了其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对当时山西教育的影响在于:国民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最多,学龄儿童中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最多。对当今山西及全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于:发展教育需要重视教育经费问题;发展教育要注重培养师资力量;发展教育要注重公平。

【关键词】

阎锡山;基础教育思想;山西地方教育;影响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16岁因家庭破落随父一起经商。1902年被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山西都督。1917年9月,阎锡山兼任山西省省长,开始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显耀人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在山西执政期间,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同时,日益觉察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对山西基础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重视。

一、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原因

清朝末期“百日维新”期间,山西虽然在筹办新式学堂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经济落后、环境闭塞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省的教育事业依然相当落后,学校很少,文盲大量存在,民众愚昧无知,直到辛亥革命后,仍然没有改变。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之后,积极地致力于山西教育的发展,提高人民素质,对于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动因的探讨,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借助办学获得好名声

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之后,为了在家乡获得一个好名声,于是就以他父亲阎书堂的名义,在家乡兴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交通水利等。其中阎锡山对家乡的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亲自创办了川至中学、进山中学等学校,一方面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接受良好的教育,赢得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要使家乡父老“追本溯源”,体会“其谁之赐屿”,令“老安少怀”,世世代代不忘阎氏父子的恩德。[1]如1918年阎锡山出资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川至中学,校名就取“百川汇而至于海”的含义,可见阎锡山兴办教育和自身的利益分不开。

2、为统治培养政治人才

除了在家乡父老中得到一个好名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助办学为自己统治山西培养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从他创办的川至中学的校旗、校训、校歌中就可以看出来。学校的校旗是“川至”两个字,是说这是阎锡山的私人学校,有让学生感恩戴德之意。还有“苦学救主”的巨大牌匾悬挂在大礼堂,是阎锡山对全省学生的告谕。校歌则说的更为直接,校歌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2]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阎锡山除了安排校长、教师进行日常的教育外,还亲自给学生们讲话,要求学生们“抑欲,要从小时候就克制自己,不要想做不到的事。”这可以看出阎锡山在教育上的政治手段。

3、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教育思想的影响

自西汉起,儒家文化开始占据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与儒家本身重教育的思想密不可分。阎锡山从小就接受了较多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这不仅使他深受中国传统思维、价值观的巨大影响,也使他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不解之缘,虽然早年因为父亲做生意破产,造成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随父一起经商,但他对读书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内心深处对知识很崇敬,在他统治山西之后,这种渴望读书的愿望在他的兴办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4、留学日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在父亲经营的“积庆长”钱铺亏本后,1902年,迫于生计的阎锡山参加了山西武备学堂的恢复招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被清政府选为赴日公派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时期,教育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作用,与当时的中国进行比较,思考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从中逐渐认识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弊端。

5、发展山西经济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阎锡山为了实现自己长久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首先重视发展经济,而教育又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这一点阎锡山心知肚明。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后,面对着山西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积极致力于发展山西经济。他说到:“实业人才的缺少是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3]由此可知,阎锡山兴办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他兴办教育的意图还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统治、自身的利益考虑。

二、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

在兴办教育中,阎锡山倡导:“教育不仅要包括‘以普及为主’的国民教育,‘以发展经济为主’的职业教育……”[4]阎锡山所倡导的教育,是指以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最为重要。

1、阎锡山基础教育思想的内涵

推广基础教育,必须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为此,阎锡山在他亲定的《人民须知》中强调了基础教育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义务教育。即作为父母的,不管多么贫穷,都要让自己的子女上学,这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所以又叫义务教育。

(2)强迫教育。阎锡山认为:“人民要是不上学,就要罚他,罚过了还是要去上学,又叫强迫教育。”

(3)国民教育。阎锡山还认为:“凡是山西的老百姓,无论是贫、富、贵、贱,七到十三岁,这七年中,必须让小孩子上学四年,这叫国民教育”。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有四年的时间就可以毕业,自己学好了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到稍微有钱的时候,再上高等小学校,家里实在穷的也可以自己去谋生活,这就是学习知识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2、阎锡山推行基础教育的措施

阎锡山把基础教育看作是山西教育发展的重心,为了发展和普及以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阎锡山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下:

(1)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校。由于山西以往很少进行户口调查之类的活动,民众不理解调查户口与学童调查的本来意图,往往与官吏相抵触。阎锡山对调查学童的难度早有预料,所以他一再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对山西百姓讲清楚调查学童的意义。[5]阎锡山也积极想办法筹款,为贫穷但优秀的学生设贫民学校,让他们免费入学。同时,阎锡山还私人出资修建学校,如1915年,创办的河边村高等小学校,1918年出资兴办了私立“川至中学”,这为山西贫困儿童上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2)扩大师范院校,提升师资队伍。为提升教师队伍,阎锡山在原有的师范院校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师范教育事业。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现在统计全省师范毕业学生共11700人,师范讲习所毕业学生共21700余人。”[6]到1921年,在山西已有的21所省立学校中,省立国民师范的学生人数最多,达到了1829人。从这些专门学校的设置上来看,阎锡山对师资队伍的培养非常重视。

(3)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锡山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要求山西的官员采用劝导方式,积极引导民众主动接受这种教育。阎锡山还亲自下乡劝导民众送子弟上学,给家长做工作,从思想上鼓励和支持老百姓接受教育。阎锡山还主持通过了《山西全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对山西教育的推行做了详细规定。凡是七岁至十三岁在学龄期间的儿童,都应该接受国民学校的教育,学龄儿童以及十八岁以下的失学儿童,没有原因而不入学的,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让其家长交一到五元的罚金,从而达到迫使学龄儿童入学的效果。

(4)分期普及基础教育。阎锡山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规定普及教育工作要在全省分六次进行,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县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县乡镇及三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庄至十年二月普及。[7]每次以5个月为限,从省城到县城,再到各县乡镇,以至50家以上的村庄,列出计划,分期执行。经过一番努力,山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

三、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

掌握山西大权后的阎锡山,积极在山西发展教育事业,着重发展基础教育,对于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及措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当时山西教育的影响

(1)国民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阎锡山向来以“遇事肯动脑筋,好出‘点子’,务求实效,”而著称。他曾经说过,兴办教育事业,经济上发展实业,只制定理论上的章程和计划,就没有资格谈论成绩如何,必须进一步把这些计划和章程付诸于实践才行,正是抱着这种实际能干的态度,使民国时期山西省国民学校数量逐年增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阎锡山为兴办山西教育采取了具体而详细的措施,经过两年的励精图治,山西的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21年,山西全省男女国民学校已办有19463处,学生人数达722156人,还建有普通高等小学近300所,在校学生约50000人。1919年,全省中学只有26所,但到了1937年,全省中学发展到了55所,师范学校由1919年的1所发展到了17所。由于学校数量逐年大幅度递增,全省人民对义务教育的认识水平也空前提高了。到1924年、1925年山西老百姓对调查户口、督促入学这类事情,都积极配合和服从。随着学校建设增多,30户以下的村庄,儿童也没有因各种原因失学的。1932年,阎锡山重新整顿教育,义务教育出现更加良好的发展势头,教育部督学在视察报告中写道:“该省各级教育,以小学教育最整饬,基础亦最稳固。如今全省小学林立,其数初级有26000余校。”由于阎锡山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对社会和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兴办学校的数量由1918年14189所,到1930年,国民学校已达到22163所,每年都在增加,人数也从1918年的467069人增长到了1930年的812477人。此外,培训教员的人数及基础教育所需要的经费,也逐年增加。(从附表一可以看出)。可见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初见成效。(资料来源: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第13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2)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最多。阎锡山从1918年开始在山西实施义务教育,到入学人数最多的1923年。从1924年开始,义务教育入学儿童人数在减少,但入学人数基本是呈现递增趋势。(从附表一可以看出)经过阎锡山对山西教育事业改革的一番努力之后,山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据1916年统计,山西全省每1万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首位。1918年到1919年,全省在校小学生人数达316888人。每万名国民中就有小学生的数量又比1916年增加了34人,民初山西学校和学生数额的增长速度是最快而平稳的。

(3)学龄儿童中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最多。随着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在学校数量、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山西省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在学龄儿童人数中所占比重最大。从1918年-1930年,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人数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1920年,百户以上村庄的义务教育普及办理完毕。学龄儿童入学率最高的1924年竟高达72.2%,从1922年到1932年,受义务教育儿童的百分比始终保持在65%以上的发展势头,一直到抗战前,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中,1928年全省就学百分比为69.8%,这在当时的全国是高居榜首、独一无二的。

2、对当今山西及全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不仅开创了中国义务教育的先例,而且也为山西义务教育发展带了头,更为现代山西乃至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教育需要重视教育经费问题。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经费筹措自然不容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尽最大可能将钱花在基建和设备投资上,也就更加关键。阎锡山为发展教育积极地加大对经费的投入。就山西省的师范教育而言,1918年,由1917年的121192元增长到了231438元,之后,每年都保持着小幅度的增长,1925年增长到了411919元,1932年,山西省的师范教育经费增长到了624597元。在山西省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中,村级政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中,占据着主体地位。此外,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经费用来修缮校舍和购置设备,阎锡山统治下的许多县制定的日常经费使用规则,“抠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学校用的灯油、笔墨、纸张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规定,可见阎锡山对教育经费使用的重视。从阎锡山的基础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意识到,作为支撑教育发展的经费,在今天的教育事业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是我们应该重视我国教育经费存在的问题,如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而且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浪费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必须采取措施,加大教育经费的投资,也应当合理的使用教育经费,作为教育大省的山西也不例外。

(2)发展教育要注重培养师资力量。阎锡山在发展山西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师素质的培养,由于普及教育计划的推行,教师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阎锡山大力发展山西省的师范教育事业,山西各县纷纷开办临时性的师范讲习班和培训班,采取对师范教育倾斜的政策。阎锡山还亲自开展师范工作,1918年,阎锡山在山西原有的男生师范、女生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这是当时太原最大的学校之一。学校以培养乡村小学教师为主旨,师范学校先后毕业学生达1500多人,师范学校的扩充和发展,促进了山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加强师资力量培养的同时,阎锡山也注意到教员的流失问题,也曾多次下发文件为小学教员加薪,倡导山西民众要尊重小学教员,希望以社会的尊重来弥补他们经济上的不足,但受多方面的限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

(3)教育发展要注重公平。从阎锡山提出的“国民教育”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已具有“在教育公平中确保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义务,以及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的注重教育公平思想,并且付诸于实践。阎锡山还规定了进行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从能够阅读通信报纸和能看懂告示和刑律,到能写信和能升学,这也基本符合教育公平中的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当今,教育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关系着全国绝大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作者:胡龙 曹小远 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树标,宋振春.阎锡山家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1.

[2]陈应谦.阎锡山与家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114.

[3]申国昌,贺鹏丽.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性质.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1.

[4]王凯.阎锡山与民国初期山西教育的发展.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1.

[5]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84.

国民教育范文6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幼儿教育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尽管从理论上讲,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系列中的一员,事实上却遭到了许多歧视,如,从中央和地方政策来看,关于幼儿园的相关规定一直是以“加括号”的方式进行的(多数附属于中小学之后),在人事编制系统中也缺乏独立的幼儿园教师编制。这种全国性政策使幼儿园教师的阶层身份不断边缘化。从地方政策来看,幼儿园教师阶层身份的不稳定性更加明显,阶层内分化与阶层间差异都相当突出。在一些地方,幼儿园教师的人事编制实行的是自然收缩的办法,在编教师退休一名,编制就减少一个,致使在编幼儿园教师越来越少[1]。与作为“公家人”的教师不同,绝大多数的幼儿园教师没有身份保障,他们大多在体制外生存,是一群特殊的“打工者”。幼儿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幼儿教师的地位影响到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这构成了目前学前教育政策的又一现实背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良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元[2]。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国家重视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

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实施现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并实施以来,农村学前教育与过去相比,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由于历史或现实原因,部分地方在执行国家学前教育政策过程中还是碰到了一些阻力,有的地方在执行学前教育政策时表现消极。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0)[3]提供的数据,农村学前教育在2010年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幼儿教师数量、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以及生均面积等方面。在2010年,我国新增加幼儿园12211所。其中农村增加了5222所;县镇增加了4640所,城市增加了2349所。同年,新增幼儿教师278545人,其中县镇新增教师105684人,城市新增教师94458人,农村新增教师数78403人,县镇幼儿园增加教师数相对较多。新增幼儿数3188554人,其中,城市新增832532人,县镇新增1475712人,农村新增880310人,可见,增加的人数大部分集中在县镇幼儿园。在幼儿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方面,县镇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2010年)均有增加,县镇幼儿园平均每名儿童增加了0.068平,而农村幼儿园平均每名幼儿增加了0.136平。

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农村幼儿教师的收入还是相对低下,但整体上还是有些变化。由于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各地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普遍增加,一些地方还增加了农村幼儿教师的正式编制。特别是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的确认,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整体增加,使得农村幼儿教师对职业前景的看法从悲观转向积极。

经济条件相对发达并且重视幼儿教育的地方,还把幼儿教育的质量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还把幼儿园质量放在议事日程。如山东省根据本省的经济情况,制定了包括园舍、师资、场地等因素在内的农村幼儿园办园标准。各地根据幼儿教师素质状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如园长提高班、骨干教师培训班等,涉及管理、技能和专业培训等各个方面。4.管理体系重新恢复与完善受市场经济以及精简干部队伍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除北京、天津等少数城市以外,大多数县级教育部门的幼儿教育专干一度在各地教委中没有了编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观,许多地方教育部门重新恢复并完善了幼儿园教育的管理机构,使一度销声匿迹的幼儿(学前)专干重新出现在当地政府管理部门之列。

教师素质相对不高,缺少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一些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在学校布局调整后,直接从事学前教育,明显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如过于重视知识、技能与纪律问题,忽视儿童的游戏,忽视儿童的兴趣。部分地方存在幼儿教师年龄老化,或者学历不达标的问题。转岗的教师年龄大,刚参加幼儿教育的一些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一些老师是初中或高中毕业。一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调查涉及湖北8县,调查数据显示,8县幼儿教师总数4617人,合格学历教师2289人,教师的合格率为46.5%①。

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农村学前教育还存在着一些漏洞,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安全问题,应是农村学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如房屋安全、车辆安全、卫生条件等。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幼儿园基本是借助家庭用房开设,普遍存在光线不足,儿童桌椅不标准的问题。由于以家庭用房作为办园(校)场地,普遍还存在活动场地不足、设备简陋的问题。有的房屋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一些农村幼儿园由于生源分散,有的还配备了幼儿园的校车,但对校车的管理在农村基本处于真空地带。超载与废旧车辆充当校车情况时有发生,这与当地校车管理的不到位有关。

针对一些偏远地方的农村儿童,一些志愿者采用了非正式的游戏小组,企图带给这些地方的儿童一些欢乐,由于资源有限,推广普及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在一些偏远山村,特别是人口密度小的地方,由于交通因素的影响,在当地方义务教育还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家长在学前教育方面的需求、意识都有待于开发,当地社会对学前教育的态度也相对保守。因此,在这些地方发展科学的学前教育会遭遇更大的阻力。流动人口比较大的地方,也面临相似的问题。自国务院相关政策颁布以来,我们看到了广大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发生的可喜变化,同时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问题上的消极表现。

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公办园的支持以及对无证园的监管。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幼儿园转制风气的影响,民办园发展程度很快。在2010年,农村教育部门在农村办的幼儿园数是16142所,虽然比2009年(14741所)有进步,但远不及农村民办幼儿园数(45312所)。一项涉及湖北8县市的调查显示,所调查的8县市共有幼儿园704所,其中民办幼儿园477所,占到了67.76%;某县全县幼儿园87所,民办园数85所,占到了总园数的97.7%。所调查的8县市幼儿园中,无证幼儿园292所,占到了8县市幼儿园总数的41.47%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G市(县级市),虽然有几所名义的公办园,但政府的责任也不太到位。以一所资格最老的幼儿园为例,该园的办园经费从数字上也呈上升态势。1992年132200元,1997年264900元,2002年770000元,2006年突破百万元大关达到1180000元,2007年顺势达到了1690000元,2011年接近200万元(1980000元)。这些节节升高的数字中,政府基本上没有投入一分钱,全部来自幼儿缴纳的学费。也就是说,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成本全由家长承担,政府的责任不到位。#p#分页标题#e#

民办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之间的竞争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国家在发展公立幼儿园时,农村民办幼儿园面临很大的压力。其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民办幼儿园自身的办园条件、办园水平存在一定的局限,有些民办园甚至还达不到应有的办园要求;二是生源竞争,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幼儿园,在收费上的优势,让民办园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在发展农村公立幼儿园时,对农村民办幼儿园的管理也是各地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有些地方原本规划了有关发展公立幼儿园的计划,却迟迟未见实施,究其原因,当地民办幼儿园探听到风声以后,通过静坐、抗议等行为对政府进行施压,当地政府最后搁置了公办幼儿园计划。另外,在幼儿园安全方面的常规检查中,由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面对一些基本设施不达标的幼儿园却无能为力。这也是一些农村幼儿园安全隐患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

一些幼儿教师的地位不高。特别是附属小学的幼儿园,或者在业务上挂靠小学的幼儿园,往往受到歧视。如学校领导总喜欢安排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或者认为业务素质不高的教师从事学前班或幼儿园工作。对有心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师,领导甚至“好心”劝离。教师的工资低下,普遍月收入500—800元,甚至还有约15%的教师月收入不足500元。当地酒店、超市服务员、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最低工资(800元)。即便是工资低,有些农村教师还无法每月按时拿到报酬,部分农村幼儿园存在拖欠工资的现象[4]。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学前教育缺乏应有的认识,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他们认为学前教育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幼儿教育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工作,没有必要一定要上幼儿园。加上相关利益群体(如民办幼儿园)的影响,一些原本规划好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方案不能得到落实,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率的对策

我国目前相关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与我国目前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反映的是社会领域有争议的、而且是政府有能力解决的公共教育问题”[5]。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根据政策执行的相关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到农村学前教育的特殊要求与农村教育的特殊背景。

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需要相应的执行手段[6]。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思想教育手段。完善的政策执行手段是保证农村学前教育执行的必要条件。在一些农村地区,法制观念相对缺乏,农村家长对学前教育知识也相对不多,普遍对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关注程度不够,有时还存在一些误解,这势必会影响到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我们在部分农村地区调查时发现,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过程较多依赖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如行政命令与罚款比较常见,法律手段与思想教育手段相对不够,导致部分地区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是敌对情绪的产生。

在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地政府的政策执行人员与学前教育政策的相关利益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来自周围生活的诱惑与压力特别多,这对政策执行从中央到地方的素质挑战程度也相对较大,特别是政策执行人员的品德素质与能力素质。如果政策执行人员品质素质不合格,不能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那么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阻碍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因素。当然,政策执行人员应有一定的综合能力,如随机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时间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7]288。只有综合能力较强的人员才有可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完成执行任务要求。从目前情况来看,要求政策执行的某个个体拥有全方位的能力可能相对较小。但是可以让执行队伍人员素质与能力互补。从目前情况来看,政策执行过程中还是缺少相关的人员,如法律与学前专业人员相对不够。有时还缺少沟通方面的人员,导致政策宣传不畅。

政策的执行除了相关的政策执行人员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政策资源。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一定的政策资源作为保障。首先是一定的经费资源,以此保障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顺利执行。其次是一定的人力资源,但目前人力资源的人员配备不够,缺少专业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教委应该完善相关的政府机构,如学前教育专干,使政策的宣传、实施有落实的可能。第三,相关的信息资源。缺少对相关信息的分析与综合,既没有相关的信息搜集,更不可能存在对信息的分析与处理。第四,相关的权威资源。权威资源应该是处理学前教育相关事件时急需的资源,由于各种因素,相关部门很少有共同联合行动的发生。特别是在取缔不合法学前教育机构,促进学前教育正常化过程中,需要合理合法应用权威资源。这需要从宏观上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国民教育范文7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就是说,国民教育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重要领域,必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帮助学生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而以生命、生存和生活为主题的“三生教育”,就是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平台、载体和有效途径。“三生教育”是云南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新教育发展理念,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变传统教育为现代教育的创造性探索和有益实践。

自开展以来,学生热情参与,家长热烈响应,社会舆论积极支持,教育效果日趋明显,活动也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但是,在云南国民教育领域,由于这是一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性探索,难免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继续加以健全和完善。健全和完善“三生教育”,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三生教育”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问题。对于云南的国民教育来说,“三生教育”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问题,就是一个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好、解决好这一问题,无论是对云南的国民教育发展而言,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要研究好、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从理论上深入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三生教育”的内在联系。解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三生教育”的关系,本文拟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维度上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三生教育”的理论指导,“三生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国民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云南省的“三生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理论指导,是一种从基础和起点做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三生教育”的理论指导,就是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和教育学生,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是“三生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可以界定为:人是一种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历史存在物,即为我的、自觉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生成物。人正是由于在某种动力(需要)的驱使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和所从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获得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成为具体的、历史的人。这一观点有机整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重要观点,即“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的正确的、完整的理解。人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存在,人的未来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潜能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一观点,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了深刻论述。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历史必然道路”,这就是,要从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型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再过渡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就是说,首先就是要彻底消除物对人的奴役,使人摆脱对于物的依赖。其次是消除人对人的奴役,使人摆脱对人的依赖,才能达到第三阶段或最高阶段,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重要观点是“三生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其他教育形式一样,“三生教育”也是指向人的,为人的,属人的,特别是从与人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入手,旨在发展人的生命,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实现人的生活意义。这种发展、探索和实现,就是以全面教育、差异教育、认知教育、行为教育和主体教育形式为依托,使学生领悟“活着”、“活下去”、“活得好”的意义和价值,使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初步认知、感悟、领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的关系,不断获得对人的本质的基本认识,在摆脱物役、人役或异化的过程中来加深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充分发展人的生命,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实现人的生活意义,最终发展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2“.三生教育”是一种从基础和起点做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三生教育”的总体目标,就生命教育来说,就是要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就生存教育来说,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提高生存能力;就生活教育来说,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生活意义、追求生活幸福、实现生活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最终确立和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概括地说,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学生的头脑,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说明,“三生教育”的最终目标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不同的是“三生教育”强调的是从生命、生存、生活这三个与人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也是学生最为关心的方面做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则强调从理论、方针和政策做起。两种教育虽然起点不同、形式不同、方法不同、内容也不完全相同,但最终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不过“三生教育”起点更靠前、基础更低,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加容易为学生接受。#p#分页标题#e#

3.坚持在“三生教育”全过程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学生、教育学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在“三生教育”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学生、教育学生。要针对“三生教育”贯穿和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不够突出等问题修订教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到大中小学生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到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中,体现到“三生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体现到教师教书与育人的实际行动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三生教育”的根本目标,“三生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的坚实平台

共同理想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行动目标,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只有树立坚定的共同理想,才能凝聚社会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统一的步调和强大的凝聚力。当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是任何层次、任何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坚持的根本目标,也是“三生教育”必须坚持的根本目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三生教育”的根本目标

“三生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个体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他人、群体和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自存的动物”,人总是一定群体和社会中的人,是一定时代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这样,个体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就必然会形成关于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在意识到自身独特需求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共同需求,意识到必须和他人、社会建构共同的理想,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存在和发展,才能满足自己的独特需求。而这种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与其说是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不如说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共同理想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三观”都要集中反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重要纽带,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为广大人民也包括学生指明了人生的奋斗方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三生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实平台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要有坚实有效的平台。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抽象的讲解、空洞的说教、呆板的形式、单调的方法,一直被人们所诟病,虽然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花大力气进行了创新,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而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三生教育”,以抓好学校教育为突破口,通过强化课堂教学、突出实践活动、注重文化育人,以学校教育带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建立家长委员会、家长会、家长信箱、家校联系制度,建立实践教育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和生产劳动基地等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使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方法的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在当前,加强云南国民教育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三生教育”建设成为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实平台,通过完善“三生教育”的思想理念,依托“三生教育”的体制机制、借助“三生教育”的方式方法,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本内容渗透到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与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水乳交融。

3.帮助学生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在为共同理想的奋斗中实现人生理想

前已述及,学生个人理想的实现,不可能离开共同体或社会,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当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学生个体在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追求生活幸福、实现生活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人理想,只有寓于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在追求共同理想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就是说“,三生教育”不应该总是在一般意义上,在低层次上讲生命的重要,讲生存的意义,讲生活的价值,而是应该使学生在对自身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理想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真正坚持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学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不能离开学生实际,离开学生对自己生命的认知,对生存技能的学习和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否则就不能引起学生的深切关注。以往的理想信念教育,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国家、民族、政策、法规、历史、文化等角度来实施,使学生不能切实感受到与自身的学习、生活和个人理想的密切关系,而“三生教育”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应该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学生自身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与学生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联,与学生的个人理想息息相关,在引导学生确立个人健康向上的个人理想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三生教育”的重点目标,“三生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两种精神”教育的重要载体#p#分页标题#e#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文明不中断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中国新时期发展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文明不可能绵延传承,中华民族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而在当今中国,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肩上。通过“三生教育”的有效途径,帮助学生树立“两种精神”,不仅是时展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要求。

1.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三生教育”的重要目标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是党和国家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在“三生教育”之中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注重熏陶学生的科学精神及人文关怀,注重引导学生形成知荣知耻的道德品质。开展“三生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有利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既要求教育要符合时展的要求,要让学生具有时代精神和时想,又要求教育对象完成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传承。因此,现代教育追求的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教育上的统一,“三生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其必不可少的内涵要求和重要目标。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应该是“三生教育”的重点目标,“三生教育”不应该向从前那样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是要让学生深刻懂得,爱国就是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爱社会主义的中国,爱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三生教育”也不应该向从前那样泛泛进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教育,而是要让学生把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到作为中华民族繁荣进步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高度来认识。

2“.三生教育”是弘扬和培育“两种精神”的重要载体

“三生教育”首先是让学生们在教育实践中产生心灵的触动,引起思想的共鸣,唤醒学生长期被压抑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通过他们的自我消化吸收,进而把唤醒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化为自身的需要;把学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化为自身的动力;把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时代精神内化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从而主动学习、积极提高、全面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动性,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三生教育”正是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为特征,一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以学生的自觉学习和主动实践来弘扬和培育“两种精神”。实践证明,它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有效焕发青少年聪明才智,有效激发学生自主提高的教育途径,因而是弘扬和培育“两种精神”的重要载体。并且“,三生教育”的途径、手段将突破传统做法,强调以主题活动和学生实践为主,教师将改变居高临下的知识传授者的形象,他(她)只是以组织者、引导者的身份出现,带领学生自主探索真理、共商化解人生难题的明智之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容是丰富的,但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至关重要。实施“两种精神”教育,必须联系学生实际,从基础抓起,“从娃娃抓起”,“三生教育”就是这样一种良好的平台和载体,通过主抓学校教育,利用学校和学生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把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传播到家长和社会中去,使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现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真正发挥功能。

3.弘扬和培育“两种精神”是“三生教育”的重点工作

“三生教育”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辅助学生成人成才,既注重开启学生的心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也注重培育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增强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公共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最终归宿到把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有机融合,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机统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三生教育”的重点工作,也是“三生教育”的必然要求。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三生教育”的切入点,“三生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是学生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学生发展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前提和基础。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三生教育”的切入点

当前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与学生的实际结合最紧密,也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但是事实上却相反。一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中过多的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不容易与学生产生经验上的共鸣。二是因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高大全,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有较大的生活差距,因此,这样的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效果很不好。三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理想教育,但又不注重具体的、现实的思想教育,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背离了教育的规律,变为形同虚设的口号,达不到教育预期的目标要求。因此,从“三生教育”追求“真善美”的角度出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切入点,容易拉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学生在“知荣明耻”的切实体验中,主动追求生命、生存、生活的真、善、美,融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于一体,是“三生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天然结合点。

2“.三生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形式

#p#分页标题#e# “三生教育”是一种人生教育,是为了人一生发展与幸福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珍爱生命,敬畏生命,珍爱自然生命、珍爱社会生命、珍爱精神生命;使学生认知生存,提高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创造能力;使学生能够认知生活、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使自己的幸福和家庭的幸福、团体的幸福、民族的幸福、国家的幸福、人类的幸福自然融为一体,使人全面发展,走向幸福。可见“,三生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内涵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本身就是统一的,实施“三生教育”也即实施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三生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形式。

3“.三生教育”使学生做到知与行相统一、知荣与明耻相统一

国民教育范文8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民营化”思潮的席卷下,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针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和针对政府公共部门“企业精神改造”运动,其中以英国最具代表性和最为彻底。以“民营化”为主要手段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改革理论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结合我国实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理论上的不断突破,执政党和民众的“市场观念”不断改进,国家对资本的规制日益放松,针对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物品供应进行了市场化改造的诸多尝试,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市场化”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相应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干部教育培训的供给。同时,国家在2011年就全面部署展开了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其核心理念就是“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机制作用,实现公益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这种“多元参与、分类改革”的思想必然触动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从目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实践来看,整体上以政府供给为主,立足于政府公办的专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并辅之以有限的高校参与和国际交流,市场化水平极低。但在具体操作中,针对现有供给模式的调整和创新从未停止,但囿于体制因素,一直处于渐进推行、分项改革、自下而上、实际操作层面优先的状态。如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率先启动了后勤管理方面的改革,在权限范围内尝试引进市场机制,开始临时聘用校外优质资源增强师资力量。政府逐步注重利用社会其他资源开辟干部教育培训新基地,面向国内外尝试开展委托培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止步于微观层面的分项改革红利几乎耗尽,由易到难的调整渐入瓶颈,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改革的顶层设计呼之欲出。《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已明确提出“建立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活力的竞争择优机制”,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化改革已箭在弦上。综上所述,无论是就理论研究还是就国际国内实践经验而言,现有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都备受压力,市场化挑战已是摆在眼前的不争事实。

二、现有供给模式的形成原因

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实践,现有供给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外界环境长期不稳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到建国执政,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教育基本伴随其整个发展历程。在掌握革命武装建立政权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思想的灌输都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校和培训班进行,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工农运动干部。在外界条件极其艰难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从未停止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干部教育又面临着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和干部队伍大规模调动的特殊形势,即便是建国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也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面对新的革命任务,干部教育工作中的迂回和反复也时有发生。早期的战时环境和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探索都使得干部教育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生存环境极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保证有相当的人力、物力投入,确保干部教育工作持续高效开展,政府供给几乎是唯一有效的选择。而这种供给模式一旦形成并持续运营一段时间后,就会迅速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并与政治体制相适应,即便是外界环境变化也难以摆脱其历史惯性。

2.执政党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并一直视其为关乎全党大局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在1938年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随后中央还成立了干部教育部。1942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在特殊时期,被视为制胜法宝的干部教育不可能“假手他人”,势必处于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之下。政府垄断、公办公营在此有其自身的逻辑。成为执政党后,这种思想也并无改变,依靠各级党组织的特殊作用对干部教育事业的直接控制反而有所加强。即便是在“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下,对干部教育阵地的坚守和直接控制也无丝毫松懈。过早地意识到干部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使得干部教育工作被赋予无以复加的地位并长期置于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坚持公办公营,不容其他力量轻易介入。政府垄断供给在此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3.与普通教育资源共享。干部教育与普通国民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干部教育客观上发挥着国民教育的作用,而国民教育也具体承担着干部教育的任务。在干部教育活动开展的早期,由于教育对象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文化教育占据了干部教育内容的很大比例,加之当时整个社会教育资源的匮乏,干部教育资源客观上起着国民教育的作用,“干部教育”几乎等同于“公办教育”。如在外界环境相对稳定的苏区和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的诸多军事、财经、师范、艺术类专业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成为了当时社会高等教育的实体和中坚,几乎就是当地普通国民教育的全部载体,其本身很难区分到底是专门的干部教育机构还是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当然,干部教育和普通国民教育的关系还表现在普通教育也有承担干部教育任务的传统,尤其是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大量运用普通教育资源进行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任务。“一五”计划就曾明确要求把普通教育系统中的相当一部分纳入干部教育轨道。1950年起依托高校建立了各种马列主义夜校和夜大学,作为干部教育的业余专职理论学校,并依托大专院校开办培训班。1954年全国高等财经学校教育会议要求财经院校把调训在职干部作为重点工作。全国政法教育会议要求综合大学法律系、政法学院招收工农干部、在职干部。因此,传统干部教育资源与普通教育密切相关,甚至难分彼此,长期资源共享。在政府全面供给社会普通教育的背景下,干部教育为政府所直接供给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现实原因

1.机构发展的特殊性。干部教育培训功能日益拓展,除承担部分学历教育的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专业咨询。政治、管理、经济、法学等相关学科群的协调并进,教学、科研、咨询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让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社会功能大为拓展。无论是顺应教育规律,符合教学活动内在要求,还是源于部门利益诉求,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功能复合拓展已成为现实,且为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然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业务的综合发展也为机构膨胀埋下了隐患。2003年,中组部会同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组成课题组,就“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开展调研,全国共有县以上培训基地4501所,其中党校3115所,行政学院295所,干部院校424所,培训中心667个,同期可容纳学员132万,总资产达325亿,教职工18.4万,教研人员10.8万,正高职称6034人,副高职称2.7万人。近些年来未有大范围的撤并调整,总体数量基本稳定。面对如此庞大的基础资源,政府垄断供给有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一方面,干部教育机构无论在历史发展中还是在当下社会,都不仅仅履行着干部教育培训的职责,对其效能还有着其他因素的考量。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职能彼此交叉难以简单剥离,对其调整撤并也并非只是取消某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那么简单。针对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的改革,单就现有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去留都困难重重,掣肘颇多。

2.市场发育有待健全。市场的发展水平主要解决公共物品供给方缺陷的问题,决定着公共物品供给选择的可能和可选择的程度。它不仅要求存在现成的供需交易市场,而且要求该市场能开展有效竞争。我国目前设立有大量的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且实际承担着干部教育培训的主体工作,各公办教育培训机构根据党委和政府的行政命令开展日常工作。除去公办公营机构外,存在少量的市场供给。一方面,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利用高校的学科和师资优势,在诸多高等院校建有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委托高校不定时开办各种培训班。双方有明确或隐性的合同协定,以政府预算列支,高校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在实际中具有了相当的市场主体资格,但这种市场供给在选择中行政计划程度过高,不太明显。另一方面,近年来“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则属于比较明显的市场供给。但目前我国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总体上仍以政府供给为主,虽有少量的市场供给隐藏于委托高校培训或显现于境外培训,但毕竟数量太少,影响不大。有竞争力的纯私营性质的社会培训机构尚未出现,非盈利机构发展停滞不前。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化举步维艰。

3.政府治理能力不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主要解决公共物品需求方缺陷的问题,“如果政府没有充当精明买主的能力,不断增加的竞争也就毫无意义”。我国的干部教育培训既无明确的市场准入资格规定,也无成熟的行业标准,更无细致有效的评估体系。因此,既无法引入市场资本也无力监控和评估。政府面向市场购买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合同管理技能缺乏。在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贸然开放市场,造成的结果不是政府彻底放弃合同管理权力导致市场盲目逐利,就是政府严重缺乏合同管理的技术和能力,无法正常控制和引导供给方合理盈利,不仅有损公平,且长远来讲也妨碍效率提高。这在固有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调整的案例中不乏其例。政府治理能力的缺乏,是目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改革步伐缓慢、无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最大风险之所在。

三、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发展对策

(一)对干部教育培训传统理念进行扬弃

首先,创新领导理念。高度重视不一定要独立组织,独立领导也不意味着要公办公营垄断供给,肩负供给责任更不意味着直接参与产品生产与提供,而要政府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共同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利用市场机制面向社会购买产品和服务,在确保有效领导的前提下适度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自主性和组织灵活性。其次,正确评估干部教育培训价值,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干部教育培训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相应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相互配套。对培训机构来说,目标定位应该扬长避短,侧重于知识、技能的提高。即使有培育公共精神的责任感,也应着眼于“解惑”或“明辨是非”。再次,理顺干部教育培训和学历教育关系,合理控制规模,避免“副业”冲淡“主业”。

(二)顺应市场趋势,分步有序实施改革

“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这在国际国内的实践中已被广泛证明。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外部环境的稳定、市场的繁荣使得干部教育培训也不能死守政府垄断供给这一老套路。干部教育培训要顺应形势主动改革,正视市场优势,借用市场机制提高效率。这一点,对于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和实施部门都同样适用。“市场化”的关键并不在于公办还是私营的问题,其核心在于有无有效竞争。“市场化”除去引进私人资本进行“民营化”以外,还在于引进“企业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立足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实际,恐怕后者才是当务之急。当前中国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重点应在于优化整合传统培训机构资源,实现公立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内部充分竞争。(1)由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现有的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臃肿、人员数量庞大、涉及资源众多,舍弃不用另辟蹊径除去可行性问题外,整体是否经济也值得思考,单是现有的人员分流问题就横亘在前而难以解决。(2)现有的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尚未形成,未有能和政府公办机构相抗衡的供给主体,有效竞争无法形成,难以达到预期目的。(3)政府治理水平也尚待改观。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水平核心的合同管理能力还不高,有效的干部教育培训标准和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不能保证有效监管。因此,激进的市场化手段在此并不适用。当前的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仍应立足于公办机构自身改革“挤压”效率,长远来说需依赖于市场寻求总体效率的突破,这应该是分步实施的,不可一蹴而就。

(三)立足具体环境,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

1.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具体到干部教育培训问题而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就是要提高政府合同管理的能力。政府要能够明确参与主体的资质认证标准并明示市场准入程序以便面向社会开放市场,要能够明确干部教育培训标准,要在诸多的竞标者中利用一定的机制公平公开地筛选最优竞标者,要能够清晰准确地和对方签订合同,要有足够的控制力来保证如约履行,要有清晰可行的标准和手段能对市场提供的干部教育培训服务进行评估,要能够及时化解风险处理突发事件。上述能力在政府参与市场竞争或直接从市场购买服务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2.促进内部竞争形成。要引进竞争机制,激发现有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潜力。利用企业精神改革公共部门的具体做法就是将顾客驱使、市场导向、成本控制、多主体竞争等诸多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移植到现有的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中,优先促进内部市场的形成,以期提高效率。这一点在现有干部教育培训资源的利用上尤为重要。一方面,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的指标分配要建立在基本的效能优势比较上。另一方面,干部教育培训实施部门要在内部激励、提高效率上下功夫。要善于统筹利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以迎接市场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