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15 21:17:45
关键词:科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科技与文化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民族文化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最大限度地设法消除和避免这种负面影响,也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为我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教育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传播载体上,也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技术手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容和水平,而且也是现代文化得以现实存在和传承的根据。把现代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引入教育,使教育技术活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与现代民族文化处于同等水平与同种构造,文化教育才可能真正成为培养现代文化人、传播现代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对此,学者们也研究分析出通过教育技术可以使教育按着现代民族文化的生成条件和方式去配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设备,选择和运用适应民族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手段、方式、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法,从而根本上保证现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杨改学、张筱兰分析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等运用于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加速藏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李永铎在研究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就分析,“充分开发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提高民族音乐的教学水平,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发展木卡姆音乐的教育,使之后继有人”[10]。也有专家和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为依托 深刻挖掘我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精髓,并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的催化下……汲取百家之长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11]。黄文(2011)认为跨越部门与行业的界限…… 实现遗产教育共享……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12]
关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研究,此类学者大部分是在高校任教或者深造,对此的研究颇多。探讨的是学校如何能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传承民族文化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13]”。另外如语言危机,研究指出,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实用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14]。”对此,如何去教育,如何使用教育去引导,更值得学者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也认为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15]。民族文化传承困惑,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那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地区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何波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自足系统,发现其科学精神缺乏的弊病。[16]
四、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学习与传承,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的问题,也是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严峻课题。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路炜峰尝试从当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保真性,大众性共享性和跨越时空等性质进行保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独特性的学习与传承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17]赵生辉(2009)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一文中从文化融合的理念出发,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探讨了现阶段推进两者融合的若干实践途径[18]。“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古籍、文书、石刻、金文、印章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并为社会利用[19]。王恒桓认为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产生、创造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心理都与过去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20]。
一般而言,文化的变异度不但受制于本土文化的生态、心态环境和开放程度,而且主要直接受制于文化交流方式。同样的,现代技术照样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影响,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传播处于不利地位,慢慢发生着改变。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 吊脚楼 )正被建造更方便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21]。
评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近年来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的理论、学术发展方向、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的方面没有涉及或是研究的不够,今后有待加强,归纳如下:
第一,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具有的选择与整理的理论研究。科技民族对文化的传递必须经过一个文化良性选择的过程,没有文化良性选择的教育技术就不能成为教育技术,特别是对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文化良性选择贯穿于教育技术的始终。通过教育技术的选择过程,使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凸现,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外来的优秀文化能进入教育技术这一文化融合和传承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最终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研究存在不足。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的传承和不同文化的接触、文化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存在不能完善。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课程来促成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增殖和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以传播和扩散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多。
第三科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上来研究。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血液中,这是一个难题。
第四,从收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现在的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民族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更广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强。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得当,利用得法,则可造福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研究要有紧迫感,紧跟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并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民族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相信,在今后的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但能够克服这些不足之处,而且能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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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唱法;风格
1 概述
中国的声乐艺术源远流长,而当代民族唱法体系、风格的形成并不久远,20世纪初,西洋歌唱方法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歌唱方法及风格与西方的唱法开始了长期的交汇磨和,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和探讨,中国当代民族声乐唱法的体系才逐步形成。现如今我国当代民族唱法已形成了有自己独特特色的风格体系,这种技术成熟、风格显著、体系完备的风格体系以我国传统戏曲和民间传唱的方法为技术基础,而且汲取了西方歌唱方法的优点,可以说已相当完善了民族唱法的发声技术及其理论。
中国当代民族唱法是以中国传统曲艺、戏剧、民间传唱为基础,汲取西方歌唱特色技术的兼具技术、风格、体系为一身的风格体系,其独特的发声理论技术独具一格。在当今中国声乐舞台上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构成了多风格、多唱法共同发展的格局,探讨研究各种唱法的风格体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认识唱法自身和整个声乐文化结构都有重要意义。而民族唱法是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财富,它以特有的发声技术、音质音色、表演理论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艺术。
2 发声技术理论分析
独居一格的“字韵声腔”,是民族声乐的重要特征在漫长的声乐发展史中,中国的声乐技术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概括地讲,民族唱法的发声理论和技术特征有以下几点:
2.1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及中国传统医学对人体认识方法的影响,对声乐发声机理和技术的认识有很深的哲理性和辨证思想特征。如阴阳互立、刚柔相济、上抗下坠、气沉声高、声前人后、抑扬顿挫、精气神意、沉浮提落等。是中国民族声乐技术理论的重要民族文化特征。
2.2当代的民族唱法技术理论,是以中国传统唱法为基础,又吸取西洋唱法的一些特长,而形成的新型且独具一格的技术风格。主要表现在:首先以西洋唱法的多母音音阶练声和声区统一训练,结合中国传统喊嗓进行基础训练和各声区训练;其次以西洋唱法中放下喉结、打开咽腔的动作,结合中国特有的语言共鸣特点,以较美声唱法略高的喉结位置训练共鸣吐字机能;
c.以民族声乐中音色多变和共鸣位置多变的特征,结合西洋发声中的连音技术形成具有音色变化的连音效果;再者以民族声乐技术中“形、神、意”的形象思维方法,结合西洋生理解剖认识理论,对呼吸、发声器官做物理和心理调控,即丹田气与横隔呼吸气息支持和用力方式的统一,偏真声的运用和声带及共鸣腔的科学调控的统一;另有高假声、脑后音与关闭、头声技术的结合;由于它是汉语言的产物,所以是民族唱法独有的特征。要唱清词义是任何一种唱法所要遵循的原则。而民族唱法中对吐字咬字的要求和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表明词义,而更重要的是把变化多端的字韵,作为动听的声音效果贯穿于歌唱过程中。同时也给民族唱法造成了字韵美感的特性和字韵声腔的创作空间。要掌握民族唱法,必须真正的、地道的掌握汉语言的咬字发音,并且能把丰富多变的“字韵”巧妙的结合在“声腔”里,还要真正的体验和理解其中的美感,才有可能掌握好民族唱法,否则,就无法掌握民族唱法的精髓。
3 艺术特征之统一韵律
民族唱法不可避免的要具有文化源流的风格特征。“韵味”是民族唱法的重要特征之一。“韵味”一词比较抽象,简要从三个方面理解。
3.1 韵味是歌唱中对声音和词曲进行的细致微妙的艺术处理。
3.2韵味是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心理影响下在审美方面的特别反映,这需要长期的浓郁的文化熏陶和生活体验。
3.3通过演唱将内心深处真挚细腻的感情表达出来的一种美感艺术称之为韵味,这是一种表扬与歌声融洽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内外兼具的感觉,不仅仅是能够通过简单的音符和乐谱能够记录的。
由此可见,通过强化训练得到机械性的达标演唱技法不一定就唱得动人,外在让人听了顺耳的作品不一定耐得住仔细回味,所谓弦外之音,就是声外有声的个中滋味,这即是韵味的真谛。因为民族唱法具有唱做一体的艺术特征,所以韵味不仅表现在歌声之中,也体现在表演之中,歌唱者的手势、眼神、形体无不体现出民族唱法所特有的韵律感。而这些感觉在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中是大相径庭甚至没有的。
4 民族唱法的声部特点与风格
中国民族唱法以声部划分是借鉴美声唱法的化分方法进行的。民族唱法中以男高音、女高音为主要类别,男中(低)音较少,女中低音少见。认识其风格特征,才能更好的把握这一文化现象。诚然当代的民族唱法也不是到了完美的境地,根据它的发展历程和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特点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还将会变化和完善的。声部类型,戏剧女高音:音域宽广可从中央C唱至高音C约两个八度。音色结实、宽厚、明亮,富于对比和力度,适合歌剧演唱和具有戏剧性的歌曲;抒情女高音:音域与戏剧女高音相同。音色明亮柔和,适合演唱抒情性创作歌曲;花腔女高音:音色明亮、运腔灵巧、音域宽广可从中央C唱到两个八度以上的;民歌女高音:音域不拘,但吐字灵巧、声音灵活,善长复杂的装饰音调、衬词和特定的地方性特点和花样;男高音的细分类类型基本与女高音相同,只是音色更浑厚,表现起来更有力度。
5 地域特点与多民族特色
中国省份地市、少数民族繁多,各种戏剧曲艺更是数以百计,这是民族唱法最丰富的营养和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当代的民族唱法怎样发展,它决不会断开民族本色这条血脉而生存的。相反它要不断汲取、发挥各民族民间唱法、戏剧曲艺唱法,才能使民族唱法更具特色、更具生命力。概括地讲,民族唱法的地域特点包括以普通话发音为主,为突出地方特点少量使用一点地方方言,使歌曲更有地方色彩。在基本唱法中较多运用某地方民间唱法或戏剧唱法的音色和行腔方法,运用地方特色的衬字衬腔、花腔、高腔更加表现民间丰富的声乐技巧。歌曲音调也具有不同地域的特定音型特征。
参考文献
[1]史君良.20世纪著名歌唱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第1版 2010.01
[2]周双云.民族唱法考级教程.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05.5
关键词:民族声乐 声乐技法 历史演化
一、引言
我国声乐技法在历史的变迁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从上古到隋唐时期这个阶段属于我国民族声乐的启蒙时期,以诗歌和乐舞的形式为主,还没有形成歌唱技法本质。宋元明清时期则是我国声乐技法开发时期,声乐主要以戏曲和说唱为主,在声乐技法上追求“气、字、声、腔”的合理运用。另外一个发展时期就是从民国到现代,声乐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以歌曲演唱为主,声乐技法开始引入西方的一些技术理论,通过继承了优秀的民族声乐技法,从而进入技术发展黄金期,如今已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技术体系。本文以现代的声乐技术为基础分析我国声乐技法的历史演变,这对于我国声乐技术系统的集成和发展能够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
二、声乐技术历史演变分析
(一)技术启蒙期的表现形式
隋唐之前的三千多年历史,我国声乐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歌唱和乐舞以及诗歌溶为一体。在原始社会后期,民歌主要出现在图腾活动中,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乐舞开始盛行并成为宫廷音乐,夏桀商纣都是乐舞的爱好者,后宫就圈养了数万名歌舞伎。到了西周时期从黄帝传下来的六部乐舞不断发展,规模更加宏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诗歌开始盛行,直到唐代成为诗歌发展的集大成时代。
孔子的《诗经》是我国最早记录诗歌集,其中有98%的诗歌内容反应了民间生活,在战国时期屈原代表的《九歌》则是那个时期声乐作品的集大成。到了隋唐时期,诗歌发展到顶峰。在唐代在声乐技术方面就已经体现出气的应用,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内容:“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及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即得其术,即可至遏云响谷之妙也”,从这句话就可以反映那个时期声乐技术对“气”的重视。
(二)技术开发期的主要表现形式
宋词元曲明清杂剧是声乐技术技术开发期的主要艺术形式。宋代在唐大曲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其他乐曲,形成结构复杂的诸宫调,并形成了宋代的杂剧形式,并衍生了多达300多种的戏曲品种。在宋代说唱艺术已经开始发展,正是基于内容的发展,声乐技术开始向复杂方面开发转变,有关声乐技术理论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发展,宋代是这个声乐技术开发期的起点,直到清代完成了声乐技术的开发。
从宋代到清末,声乐技术的开发总体上是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而开展的,此时重点研究的是“气、字、声、腔”这四个核心。气息技术在古代就已经重视,到了唐代更是形成了运用气息的理论,而在宋代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张炎在《词源》这部著作中就认为:“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好处大取气流连,拗则少人气转换。”针对气息的研究更加深入,将用气的方法讲解的非常透彻,这说明了在戏曲、说唱技术中,对于用气有了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而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为了更加形象的塑造舞台形象,扮演者的声音表现就要体现角色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戏曲艺术家们开发了多种演唱方法,形成了至今依然保留的“生旦净末丑”的唱法,此时鼻腔共鸣的声乐技法被开发出来,王骥德在《方诸馆曲律》就详细的介绍了鼻腔共鸣的表演技法:“闭口者,非启口即闭,从开口收入本字,却徐展于鼻中,则歌不费力,而其音自闭,所谓‘鼻音’是也”。
从宋代到清代,声乐技术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但是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很多技法和音乐历史相混合,没有逻辑性,甚至在语言上还存在自相矛盾,这些都会给学习者带来困难,很多民间自创并具有极强实用的声乐技法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这近千年的历史却是我国声乐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形成我国现代声乐技法基础,同时还继承发扬了远古之隋唐的理论精华,是我国声乐技法演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三)技术飞跃期的表现形式
到了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开始渗透我国艺术行业,开始出现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话剧、舞台剧、电影和歌剧等,我国近代音乐启蒙先驱沈心工就结合当时出现的各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国首设“唱歌课”,后来流行歌曲登陆上海滩,形成了第一批的流行演唱高峰。改革开放后各种音乐比赛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歌曲为主的艺术表演形式。之所以当声乐艺术发展到歌曲演唱的表演形式后能够取得飞跃式发展,除了和民族声乐技法相辅相成之外,同时还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西方的声乐技法以及文化的流入给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音乐的启蒙者,从欧洲引入了西洋发声技法,成了国内第一批专业音乐院校,将西方声乐技法和我国民族声乐技法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其二我国民族声乐技法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挖掘以及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了对我国传统声乐技法的系统性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声乐技法在理论上的缺陷。其三通过和西方声乐技法进行融合后形成了全新的声乐技法体系,从而让现代的演唱既能够提现到西方的通畅、集中和穿透,又能够体现东方文化所固有的质朴、亲切和柔美。其四就是和传统的说唱以及戏曲艺术表现形式而言,歌曲演唱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从美声唱法到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甚至音乐还分为摇滚、爵士、蓝调等不同,丰富多样的演唱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声乐技法。
三、总结
以上就是我国民族声乐技术发展的历史演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我国民间歌曲演唱形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戏曲、评书、说唱等艺术形式的集成,我国声乐技法一定会不断持续发展,为丰富我国声乐艺术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婕萍.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状与发展方向[J].音乐生活,2010,(03).
《武术史》第25~26页写道:春秋战国(公元前770至前221年)为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代。一、生产力大为提高,经济空前发展;二、文化学术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三、战争频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华文化巨大系统组成之一的武术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接着又提出,初步武术体系形成的三个表现:“一、武术的社会功能向多面性发展;二、武术技术(器械与徒手)向多样化发展;三、武术意识向自觉性、理论性发展。”
关于第一个表现,《武术史》写道:“春秋战国时期运用于阵战的军事武艺,伴随作战方式的变化,固然有很大的演变,但更重要的是武术的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及健身性等社会功能的出现。武术功能的多样化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异,突破了单一的军事武艺局限。从技术到组织,从形式到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使它从较为质朴单纯的军事武艺演变成色彩绚丽、丰富多姿的武术文化。”
《武术史》的这段文字是极其关键的,暴露出他们的根本观点,明白无误地提出:武术性质发生了“变异”。说穿了,就是武术的性质从姓“武”变成了姓“舞”。提出了四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和健身性。这并不是什么春秋战国时的历史,乃是今天学院派的“舞术”的写照,抽去了武术的“技击”灵魂,只剩了一个“花架”子空壳。
“变异”是学院派武术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观点,用词有时不同,用意是相同的。如:“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现代武术”、“武术的现代化”等等。这里突出一个“异”字,异的意思是变了,变成了什么?《武术史》提出了“四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健身性。其实健身性不是“变异”的结果,是武术固有的,所以说“变异”止有“三性”: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
《武术史》用大量篇幅论述“武舞”,为今日的舞蹈化武术作历史铺陈,把今天的“武术变异”一下子提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提出了“武舞与武术一体”、“武舞具有武术实战性”、“武舞与武术套路的一致性”,这样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提法,丝毫不加掩饰地摆在读者面前。《武术史》提出非常戏剧性的逻辑:“武术不具技击性,武舞倒有实战性”!似乎无人监督,可以任意捏掐历史。
关于第二个表现,《武术史》说:“武术技艺的多样化,首先体现在日常武艺的发展上。阵战武艺与日常武艺的分流,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说阵战武艺的特点是“集体性、单一性与实用性”;“日常武艺则呈现出以个体性为基本特征,并由此产生出技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些话说得多别扭!简直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里,提出了二个新名词:“阵战武艺”和“日常武艺”,又提出二者“分流”。
这里“武艺”含义是什么?和“武术”的含义相同?不同?什么关系?是包容?还是从属关系?含混不清。我们从文中的逻辑分析,他们的意思是,日常武艺从阵战武艺分流出来,其表现是“技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又回到前面《武术史》对“武术体系”下的定义,所谓“分流”,其实质也是“变异”。“分流”或“变异”的结果,就是抽掉了武术技击性的所谓“多样性”。《武术史》说春秋战国时武术就变种了,这不是歪曲历史吗!按照《武术史》的说法,秦汉以后到唐、宋、元、明、清、民初,中国武术全是花架子的“武舞”了。广大的中国武术爱好者能同意这种说法吗!
《武术史》抛出的另一个挑战性的观点,叫作“文武分途”。说“春秋时代,文士兴起,文武分途。文士凭知识谋略求仕干禄,而社会上则出现凭武艺本领立足为生的武士。此时武士已非贵族子弟,多来自平民,亦被称为‘侠士’。”《武术史》又说:官府鼓励民间习武,春秋战国各国统治者“广泛重视、推荐武艺出众的人才,推动了武术的开展。”
《武术史》对“文武分途”的解释是歪曲历史的。历史上的“文武”指文治武功,具体到人是指文官武将。被搬上舞台的著名京戏“将相和”,讲的是战国时赵国拜相的蔺相如和武将廉颇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侠”自古无地位,多为社会底层,那有拜相之才与刺客、死士相提并论的!《武术史》却写出大量的古代刺客,如:荆轲、专诸之流,说这是春秋时代的“文武分途”,不但有违史实,更是笑谈。
《武术史》没有认识到,侠以武犯禁的“禁”字是什么意思?“禁”,不为统治者所容也。民间是武术的生存空间,古代,武术的民间性决定了武术不为官府所容。《武术史》说 ,春秋战国各国统治者“鼓励民间习武”,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历史是这样写的,武术的发展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秦始皇收民间兵器铸铜人十二,就是典型的在民间禁武。为什么要禁?回答是:“侠”追求法律之外的公正、官府之外的公平;侠不为官府所利用,其行为不为官府左右。所以,侠不为官府所容。
武术的民间性质,历代不受官方控制,民间武术家不听官府的话,我行我素,不为所用。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从来就不是官府支持下进行的。一大批民间武术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习练、发展、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不使失传。历史上,谁在每天坚持习练武术?谁在刻苦钻研武术?谁在传授武术?回答是:民间拳师、豪侠义士、江湖隐逸、僧侣道士、失志文人雅士,就是靠他们。不信!翻开历史看看,方知言之不虚也。
关于第三个表现,《武术史》提出“武术意识”的发展。这个“武术意识”到底是什么呢?《武术史》写道:“所谓自觉性武术意识,主要表现为武术竞技意识、武术理论意识以及武术理论认识等方面。”
对“竞技意识”,《武术史》写道:“把通过武艺(请注意!此处不提“武术”,可见《武术史》使用词概念的混乱――笔者)竞技取得胜利与人们的英雄观、欢乐满足感、荣誉感及审美感等一系列社会心态联系起来,这便是武术获得多方面社会功能心理契机,也是武术竞技能实现多方位社会需要的基础。”这些话说得多别扭,十分苦涩,令人费解。实际上,其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武术就已经“异化”,成了“竞技武术”,其胜负不再是技击,不是你死我活的打斗,乃是什么“英雄观”、“欢乐感”、“满足感”、“荣誉感”、“审美感”。这实际讲的就是今天推出的“高、难、新、美”的“竞技武术”套路比赛的春秋战国版!试问,春秋战国什么时候举行过这种“竞技比赛”!这不是指鹿为马吗?
《武术史》又进一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们在较武竞技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崇敬强者,以武艺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竞技意识。”
论文关键词:江泽民;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敏锐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对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在新的世纪,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引下确定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早在1998年12月,江泽民就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题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的讲话中阐明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意义。他说:“11年前,在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最近,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时又一再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我们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确定的这项国策,必须在各级干部的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切实贯彻下去,长期坚持下去。”作为“国策”,1990年5月江泽民邀请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的24位科学家到中南海座谈并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科学论断,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必须唤起全党、全民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报告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而“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此后,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全党的共识被进一步确定下来。
1995年,为顺利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及顺利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在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同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党中央的决策正式在党的文件中提出。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中,江泽民特别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国战略,真正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2001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再次重申:“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二、科技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技的本质就是创新。在新的世纪,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近年来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1989年12月,从领导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岗位的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明确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又进一步强调,“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1993年10月,在欧美同学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再次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的世界,国际社会竞争是综合治理国力的竞争。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治理国力,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博采各国之长,为我发展所用。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要努力跟踪和创新,力争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I9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重要命题。他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向掌握自己的命运。”“叫基础性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和源泉。江泽民一贯对基础性研究工作极为重视。1997年8月,他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中作出重要指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要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创立新的学说,丰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统筹规划,大力协同,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更大的贡献。”…
90年代末,知识经济问题的讨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展开,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是江泽民倍加关注的问题。1998年2月4日,他在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制》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之后,他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共商大计时指出:“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与外籍院士时,明确提出,“希望两院院士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1999年8月,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科技创新问题,他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
论文关键词:江泽民;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 经济 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敏锐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对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为顺利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及顺利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在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 总结 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同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党中央的决策正式在党的文件中提出。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9年8月,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科技创新问题,他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 政治 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