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展范文1
【关键词】经济学；人类学；经济发展；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理论主导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和生态日趋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文化冲突、社会矛盾日趋加剧，人类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知识和文化体系正在逐渐消失，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经济学、人类学与经济发展的内涵
（一）传统经济学及其缺陷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增加产出和财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学有三大基本假设，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完全竞争。即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商品都是同质的；资源具有完全流动性；信息是完全的。然而竞争强化优胜劣汰意识，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2、完全理性。认为每个人都能理性的预期未来，以最小的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实践证明，并非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一些地区的居民是按照宗教、风俗或者传统习惯而并非理性来进行决策，因此导致某些自上而下的援助项目的失败。
3、完全信息。在完全信息假设下，交易双方能够准确做出最优决策。然而贫困地区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很难满足完全信息假设，往往导致市场缺陷，将导致拥有信息优势一方侵占他人利益。
（二）经济发展与国际援助项目
经济增长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和产出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如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等，以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二战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实施援助项目试图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的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生活。
（三）发展人类学
发展人类学指将人类学观点应用于发展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通过实地调研，解决、缓解发展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问题，或者通过探讨本土文化，以提高发展项目的实施效果，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依据、信息和建议。
发展人类学家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应用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发展项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演变具有工具理性的机器，利用政府和国际组织所赋予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渗透和干预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对本土文化、社会结构和关系带来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二、传统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一）大量的国际援助项目实施效果不理想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传统经济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农业技术、法制、理性等。然而，实践表明，这种发展思路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民族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等。西方一厢情愿的输入发展，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的不是消除贫困，反而毁坏了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运作过程，其中所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彼此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不合。实践表明，项目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强权的管制者并不总是能够迫使被管制者服从规则。斯科特指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发展项目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项目过于标准化和与简单化。
（二）忽略了地方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知识指某一个特定社会或文化的一种特有文化。“一种文化只有在它自身的背景中才可能被正确认识，因此一个文化的成员就不能要求另一个文化的成员应该怎么做”：
地方知识存在于某个特定地点，是当地居民创造出来的，是他们长期经验的总结。一个地方的传统知识并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适用，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不适用的。本土知识依靠口头、模仿和演示的方式来传承。传统知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不断地变化、创造和发掘，是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传统知识源于人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并代代相传，因而被称作“人民的科学”。但知识分布不均衡，社区精英、宗教领导和社区领导可能成为传统知识的化身。
本土文化和传统知识是人类的文明成果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烈冲击下承载传统知识的传统工艺和民间文艺正在被遗弃。面对现实社会中的贫困、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族群差异等问题，我们应当关注地方性知识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在援助实践的过程中，主要是以经济、技术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影响深远，技术和物资的援助仍是发展援助的核心，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则较少被关注，或者带有明显功利性和工具性，导致人们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研究，忽视了对当地人价值观层面的地方性文化逻辑的探询。
（三）扩大了收入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
商品经济鼓励竞争，一部分精英率先掌握先进技术，能力较强而先富起来，而大部分农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他们没有能力积累资金，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这些都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越来越受到人类学家的质疑。同时随着技术日益进步，妇女逐渐从生产中脱离出来，进入生活部门，男人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另外，人们在获得发展项目所提供资源的机会时，并不能平等的获取这些资源，某些群体对资源拥有更多的控制权，促使了不平等的扩大。
三、发展人类学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技术进步、工业化的愿望进一步遭到质疑，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由于工业化的推动和商品价格上涨，使得最贫困人群依旧缺衣少食，得不到良好教育。“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仅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提高其合法权利、表达的自由和生活质量”。人类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发展当中并对发展的问题和发展方式提出建议，最终使其转变为更合理的发展，把争论的焦点从“发展”转向产生贫困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原因上来。
（一）给被发展者更多的发言权，自下而上的发展项目
发展人类学的核心在于发展，人类学家以有能力改善被殖民者的生活状况为由，为人类学家参与殖民地管理的行为辩护。人类学家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援助，利用国外资金与专家修建基础设施，并培训技术人员和官僚，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体系，为“经济起飞”创造必要条件。
人类学家对发展规划的批评主要针对发展项目的“自上而下”方式，这些规划是由来自远方的项目官员制定，这些官员对当地的状况、需要一无所知，他们把所指定的项目强加到社区而不让社区参与到决策过程，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而人类学家应当改进工作方式，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特长，通过田野调查了解本土文化，平衡发展过程中的权力不平等，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发展模式。
由于发展倚重科学与“理性”知识，这使外国专家成为主导，而当地人则是被动的、无知的。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群都满足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理性。因此人类学家必须重点研究那些被发展的人的实际状况，对发展项目的态度。发展人类学家可以帮助被发展者在发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为减小区域旅游规划对当地的负面影响，在规划时必须保证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以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主体权；促进当地社会文化保护与发展。钱伯斯在《农村发展：将穷人放在首位》（R.Chambers，1983）指出，规划者没有认识农村贫困的本质，项目永远不能成功，应当将穷人放在首位，让农民自己参与到项目设计与评估中。刘易斯（Oscar Lewis）在20实际50年代在墨西哥的一个贫民区做调查时发现，当地穷人不能够代表他们自己发言，而是由外来者代表处于弱势的群体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发展者与被发展者之间的民主决策过程中，被发展者的意愿和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二）倡导多元的发展模式
二战以来，“发展”的思想指导着新兴国家前进的方向，他们认为，北半球的现代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但实际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优的发展模式，许多发展项目将发展理论权威化，而忽视了发展实践的多样性，最终结果并不理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错觉与失望、失败与罪恶始终伴随着发展，“发展并不管用”。发展具有“种族中心主义与暴力的性质”，使北半球继续对南半球进行殖民统治的机制（Sachs，1992）。
发展经济学认为，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产生这种“滴漏效应”，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和GDP的提高可能会改变穷人、文盲或无家可归者的处境，但并不能根除这些社会病症，市场竞争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了区域经济差异。
（三）重视经济变迁的社会文化影响
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导致工业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与部落组织的解体。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失，导致农业产量下降（A.Richards，1939）与文化的衰落（Schapera，1947）。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Eades，1987）。而默里（Colin Murray）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带来了经济的不安全、家庭的不稳定，以及传统亲属关系的破坏。换句话说，城市中心资本的积累是以牺牲周边农村地区利益为代价（Murray，1981）。
四、结束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展人类学对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精神灌注于始终。“虽然许多关于发展的假设与研究是有缺陷的，然而仅仅批评他们而不设法提供任何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这样做毫无价值。发展人类学家应当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其他选择方案，以克服发展者与“被发展者”之间存在的障碍，充分而批评性地讨论真正反映了观点多样性的发展”，虽然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不发展也不能消除贫困，而发展只是出现了相对与发达国家的贫困，因此不能认为发展方法和模式出现问题就否定发展。我们相信人类学家与发展者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为提高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工作。
【参考文献】
[1]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陈安国，饶会林.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问题，2005（1）.
经济学的发展范文2
关于经济哲学自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界专业人士已经论述了很多。例如，什么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范围有何不同？经济哲学是否要提出自己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等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争论。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不想介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就一些看似无关、但却重要的问题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在我国目前会提出经济哲学问题？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怎样，是如何演绎的？国外存不存在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在我国怎样发展，前景如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哲学在中国出现的背景
在我看来，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一个是哲学在我国“贫困化”趋势强化、亟需寻找出路的直接结果。
先说第一个方面。社会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有机体。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转型，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闭关锁国、片面追求社会主义情结、饱受贫穷落后的煎熬之后，终于踏上了改革开放、通往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二十余年的探索之后，一些单方面的、表层的、相对微观的问题经过努力和“交学费”都基本解决了。但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的、关系到全局和方向的宏观性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例如关于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莫不如此。而这些问题不是依靠某一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能解决的，有赖于整个学界的联手行动、全社会的共同探索方能够找到答案。
在这方面，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它就象一条经纬线贯穿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领域，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等，“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不能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发展的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任何科学都不能摆脱哲学的资助，否则其发展只能是盲目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就是适应这种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兴起的，它的提出就是要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杂交”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说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催生”，主要是中国哲学“贫困化”的直接结果。经济哲学可以被界定为对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功能、经济目标、经济制度及其相关过程的哲学评判，它所要探索的是那些根植于经济生活而又超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哲学最初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主动关注而产生的，西方哲学家则大都沉湎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相对被动地接受经济学家们抛来的“绣球”。相反，我国的经济哲学首先是从哲学界作为应用哲学的分支提出来的，以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一些哲学学者不甘于哲学“贫困”的状态，而用哲学式语言归纳经济现象而已，以拓宽自己的生存范围，“混得一碗饭吃”。这样说虽然有些偏颇，但我认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却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化”，与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里的含义不同，专指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的“政治化”。哲学是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教人如何去思考。然而在中国，哲学已经异化了，变成了“政治”的依附，变成了机械的说教。本来是教人如何思考，却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因此，在中国，一提到哲学，人们自然的把它划归“政治”的范畴，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
（2）哲学的“一元化”。中国的哲学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多年来禁止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输入，甚至连中国自己民族历史上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辉煌的深厚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也视为“毒草”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哲学，我绝无贬低它的意思，但它毕竟只是西方哲学思潮的一种，它也是吸收前人成果养料的产物，它本身也要发展。正象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对前人的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样，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我想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态度。“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3）哲学的“纯学术化”。哲学是启迪人们思想的学问，是指导大众行为的科学。而哲学在中国被纯学术化了，变成了一门“玄学”，只是专业人士学术探讨的东西，只是圈内人士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东西，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太远，离大众太远。或者说，哲学在中国只是“贵族化”的学问，没有实现“平民化”。正因为如此，使得哲学自身的路子越走越窄，陷入“死胡同”，缺乏大众尤其是其他学界的理解与支持，哲学的“灵魂”和“生命”丧失了。
（4）哲学教育的失败。与以上几点相联系的，或者说与之有因果关系的是哲学教育的失败。也就是说，哲学在中国变成了“考试”的要素，学生被沦为哲学的“奴隶”。从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哲学始终都作为必修课通过一关又一关严格的考试，哲学教育被重视到如此的程度本意是好的，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结果如何呢？除了考试前机械地死记硬背了些概念和条文外，哲学的“精髓”和“灵魂”都丧失了。试问一个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非哲学专业的博士懂多少哲学知识，会不会哲学思维，有没有“哲学味”？
哲学在中国沦落到这种境地，不仅是哲学的悲哀，是哲学界的悲哀，更是学习哲学人士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如此境况，不由得使人对哲学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怜悯和关怀。
实际上，哲学的命运如何，最终是看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正因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或“异化”，使得哲学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火热的改革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理应发挥的指导作用，甚至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连正常就业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出路何在呢？在哲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主张从加强主体性、科学化、社会化等内涵研究角度为哲学寻找出路，如果能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主张面向现实、在应用中求发展，即从加强外延方面的研究来拓宽哲学生存的路子，这不失为一种更实用的思路。既然存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等交叉学科，为什么不能形成经济哲学这个新的生长点呢？正是基于此，一些哲学学者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经济哲学的想法。
当然，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的说是哲学界的“无病”，“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但它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催化作用。实际上，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和发展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也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它提出以后，便得到了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积极回应。
二、经济哲学在西方的演绎
经济哲学在中国虽然还是个新名词，但在西方，经济哲学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实际上，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经典的经济哲学发端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一些经济学、哲学著作也可称为早期经济哲学的力作。另如贝克莱、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哈贝马斯、卢卡奇等也在经济哲学的发展中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只是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才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过分数学化之中，在对经济学引进数量分析方法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走上了“黑板经济学”（科斯语）的歧路，产生了无哲学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新的“范式”危机。这一点，已受到西方新制度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部西方学术史，就是哲学和经济学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历史。经济哲学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方经济哲学的演绎过程略作回顾。
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是融合在一起的。斯密本人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的经济学巨著。一般人只把它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著作表面看来不含有哲学的成份，也没有明确提到过斯密的经济原理所依托的哲学体系。但实际上，斯密也是一代哲学大师，他的整个经济思想都是建立在其社会哲学基础之上的。早在《国富论》完成前的1759年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著作，是第一位系统论述道德问题的经济学家。
蒲鲁东在西方经济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曾经试图从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去构建一套经济哲学体系。他把现实的经济运动看作是人类平等观念的发展，主张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不过，他沉溺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按所谓“组定律”构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后来，这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认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颠倒了现实和范畴的关系，使用的材料不是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而是某种哲学教条。
在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马克思堪称一代楷模。他毕生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批判地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名著。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他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哲学观仍然囿于旧唯物主义，对社会的认识是唯心的，缺乏辩证法思维。他揭示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其经济学超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一系列范畴的研究，如社会、实践、劳动、异化、需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加以阐释的。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有人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创始人。
可见，早期经济学和哲学是融为一体的，经济学是哲学的，哲学也是经济学的。这也是经济哲学最富成果的阶段。
但是，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的出现和发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0年代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涉入，引起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哈奇森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程》代表了波普主义者的观点；50年代后期逻辑经验主义“接纳观点”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尼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经济学对科学哲学的钟爱更进了一步，代表作有1963年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和1979年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主动与哲学家展开了对话，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不少大牌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罗宾逊夫人等已公开接受波普的方法论。可见，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渗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主流学派“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
在科学哲学这种作用的引导下，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的主流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和理论传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学越来越“技术理化”，缺乏哲学思维，缺乏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基于“经济人”和“理性”的假定，致力于建立经济学的更加简化也更加精美的数理体系，造成了经济学研究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偏离。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演绎”。结果经济学虽然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忽视了对人的本性的重视，与那些以研究人的本性的其他社会科学越来越疏远。其实，客观来讲，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一种科学进步，把经济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但它把理性经济人归结成数学符号、以为用效率逻辑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涵盖社会经济生活全部的做法和认识，显然是值得反思的。
到了80年代，经济学对哲学的态度有所改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是一剂太猛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于使经济学很少有生存余地，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表现在：它破坏了经济学传统的信仰，导致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信仰危机；打破了以往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所构成的学理性良性循环，而关注“科学统一观念”和“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区别，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的重要形式；尤其是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在这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作有1980年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2年卡德威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5年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以及霍奇森的《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等。
其实，早在1922年马克斯·韦伯的《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以前译作《经济与社会》）中就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和紧张对立，造成人的本质的扭曲，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非理性”。英国的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中也指出，对经济的研究不能不考虑意识形态的作用。美国的贝尔也指出，“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学不能没有人文精神，而对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基础之研究，必须与哲学相结合。
总之，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的融合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虽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时合时分的情况，但分离的状况已引起整个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经向联姻融合的方向发展。西方经济哲学的发展演绎过程及其中的规律值得我国学界借鉴和珍惜。
三、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经济学与哲学由于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社会经济运动同一对象进行的分析和揭示，因而其结合具有天然的基础。尽管与西方不同，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客观经济世界原本没有任何学科界限的划分，当今人类学科研究的认知水平早已进入新的“辨证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研究需要多一点“综合”的视角。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改革开放、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需要解决，迫切需要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携手联盟。因此，经济哲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职责和繁重的时代使命，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经济哲学在中国如何发展，我觉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和哲学怎样耦合，才能形成真正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结合。法国学者博索特根据不同形式的结合，将跨学科的类型分成三类：一是线性跨学科，就是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中去；二是结构性跨学科，就是在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的结合中产生出新的学科；三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某一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和合作。经济哲学究竟属于那一种类型，经济学和哲学怎样结合，目前存在不同的理解。我觉得，经济哲学不应属于第一种，也就是把哲学原理或方法移植到经济学领域中去。因为这只是哲学自身在经济学中的简单运用，还不足以产生经济哲学。经济哲学也不属于第三类，因为它不受制于某一实证的具体目标。我认为，经济哲学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二类跨学科的结合。它既不完全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也不完全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它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产生的又高于经济学和哲学的一门新学科。经济哲学不是去揭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规则，而是去探求人们揭示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和现实可能性；不是去得出经济学成果和结论，而是去评析这些成果和结论所蕴涵的超经济的意义；不是去描述经济运动过程及其矛盾本身，而是去规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及行为的理性等。也就是说，经济哲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一类是对各经济学说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概念进行合理评价；一类是对经济生活特别是经济人的行为的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的简单拼凑，而是二者有机结合产生的新学科。这是发展我国经济哲学首先要明确的前提。
二是谁来承担经济哲学研究的重任。这个问题似乎简单，无非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没错，问题是目前这些人是否够格，能否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上文分析，由于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经济学和哲学是分开的，学经济的很少懂哲学，学哲学的更少懂经济学。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既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出不了哲学大师的根源所在。无论是让经济学家来研究经济哲学，还是让哲学家来研究经济哲学，都显得知识底蕴不足。而如果没有一批同时兼备经济学和哲学良好素养的学者，经济哲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看来，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学界和哲学界的事情，而且更是关乎整个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大事。没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没有经济学和哲学的耦合，经济哲学即使提出来，也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和人为的体系上，难以获得科学的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新学科。显然，这些根本性的变革和前提条件的具备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作为切入点，当务之急是要打通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专业壁垒，加强双方的交流和沟通，为经济哲学的发展打好基础。
三是洋为中用，虚心借鉴和吸收西方已有的经济哲学成果。如前所述，在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精神，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漫长历程，经济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这是人类共有的科学遗产。我国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应该放眼世界，注意继承这种学术精神，吸收和借鉴已有的学术遗产，洋为中用，去粗存精，指导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以免少走弯路。
四是不要揠苗助长，为建立经济哲学而建立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经济学和哲学自然联姻的结果，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结果，是自然天成的学问，很少有人为捏合的痕迹。因此，在中国，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不要超越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学界的能力，为建立经济哲学而建立经济哲学；不要揠苗助长，在学科背景、研究对象、名词概念等基本问题尚未搞清楚之前，急于拼凑出一个所谓的经济哲学的学科体系来，否则只能是空中楼阁，谈不上科学性，更没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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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源培、张军、程恩富，《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经济学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甘肃省；经济林；区域经济学；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25204
1引言
随着国家“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项目的推进和甘肃省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林从农业中脱颖而出，其聚资敛财的优点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并逐步成为甘肃省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每一项经济活动的发展都受到区域内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发展经济林属于区域经济活动的一种，因此，把甘肃省经济林发展纳入经济学范围考虑是有意义的。
2经济林的经济学意义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经济活动主要受资源禀赋、资源配置能力、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四个方面影响，而发展经济林属于区域经济活动的范畴，因此，可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经济林是我国五大林种之一，发展经济林、完善林业产业结构，不仅有利于加强生态建设、保护自然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更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提高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方面有着重大意义[2]。因此，甘肃应该立足自身优势，不断地培育壮大经济林产业，调整和优化林业结构，提高林业的发展水平，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经济林发展现状的经济学分析
3.1资源禀赋分析
具体指与甘肃省林业活动有关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条件等，资源的分布存在地理差异，林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资源越富集，越有利于经济林发展。
3.1.1区域自然条件
甘肃省总面积45.4万km2，居全国第7位，人均地占有0.01hm2，远远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山区面积达到31.77km2，占全省总面积的70%，其中大部分只有林业可利用，全省人均山地面积1.7km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尚有宜林的山丘荒地191.33万hm2，地域辽阔是甘肃省发展经济林的最大优势。
甘肃省位于90°13′～108°35′E，32°34′～45°45′N之间，地处黄河上游，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东到西，依次分布有北亚热、暖温、中温等多种生物气候带，适合各类落叶经济林木的栽培，而且大部分地区光照充足，温差大，这些都为多种经济林树种的生长生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甘肃省是我国北方水果的主要生产省份，特别适宜于苹果、梨、葡萄、桃、樱桃等果树栽培生长，陇东南地区及中部黄河沿岸完全具备适宜苹果种植的7项最优生态指标，部分区域具有发展绿色和有机果品的优越条件。随着果品生产的重点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转移，甘肃的果品生产潜力更加凸现，品质和市场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河西的葡萄、锦丰梨、苹果梨、枣，中部的桃、杏、早酥梨，陇东、天水的苹果，陇南的花椒、油橄榄等各具特色，一些产品已初具商品规模[3]。图1列出了甘肃省一些主要的果产品，可以看出苹果在省内经济林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4]。
3.1.2劳动力资源
经济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其种植采摘包装销售等环节需要大量季节性的熟练劳动力，而甘肃属于欠发达地区，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甘肃人民有栽植经济林的优良传统，积累了宝贵的先进经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有经济林木的栽植。河西、陇东、陇南、中部、甘南地区，在积极发展经济林生产的同时，还培植了一批先进典型和生产基地。
3.1.3资金技术条件
虽然甘肃省具有适宜经济林生产的地理优势和大批的劳动力，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科技水平较低，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的乘数原理和加数原理，以致经济林产品在产量、质量上与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省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5]。省内大多果园采用传统的乔化栽培和整形方式，难以适应现代果业发展需要；基层组织缺乏专业的经济林技术人员，经济林生产和经营知识更新缓慢，不注重品种调整和改良，整形修剪技术差，病虫害防治不及时，果品化肥和农药残留超标；虽然近年新建了大面积的果园，但部分地区对幼园的管理跟不上，重栽轻管现象较为突出，以致林产品产量减少，品质下降，商品率低，加之在宣传、包装、贮藏、加工等方面跟不上，使得甘肃经济林产品市场占有率越来越低，销售越来越困难。
3.2资源配置能力
资源禀赋仅仅是经济林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各种林业资源如何有效结合，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取得林业效益最大化，还要取决于区域林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林业资源的配置能力主要由林业体制、政府的林业管理能力，以及林业企业的组织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决定，林业体制是林业运行的基本机制，进而影响到林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和效率。在区域林业经济发展中，林业资源配置能力越高，越有利于实现林业的经济价值。
3.2.1政策扶持
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林业经济政策、规范经济林企业和个体的经济行为，调节林业资源的部门和空间配置状况，从而影响林产品市场需求、企业策略和林产品竞争等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的林业体制以及领导的林业认识决定着经济林产业的兴衰。近几年，全省果品产业能够健康快速地发展，与各级党委、政府对果品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资金整合，重大林业政策的出台是分不开的，为甘肃省果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
3.2.2市场需求
无论政府宏观引导还是农民的自主经营，发展经济林都要适应市场的要求，只有建立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才能促进经济林的健康发展。近年来，随着人类健康认识的不断提高，无公害绿色产品赢得了更多青睐。消费者不仅要求满足低层次的食用要求，而且更加注重口感、包装、卫生价格等方面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这就要求产品必须进行科技创新，提高质量，以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和环保的追求。
甘肃省向来注重品牌培育和质量优先原则，以确保实现经济林生产逐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高葡萄酒、酒泉锦丰梨、临泽小枣、静宁红富士、镇原甘草杏、永登玫瑰等一系列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不断涌现，成为了全国知名品牌；武都区、秦州区等县区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名优特新经济林之乡”[6]。表1是2008年甘肃省经济林产业总的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省经济林产品形式多样，种类较为齐全。
3.2.3企业策略和生产组织形式
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甘肃特色经济林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果品生产正在不断向优势区域集中，呈现出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格局。全省已形成市县区瓜果蔬菜公司、个体经销商共同参与的果品运销体系，营销网络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与之相关的果品贮藏、包装、运输、营销、加工等相关产业逐步兴起。陇东的庆阳、平凉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富士苹果生产基地，天水和陇南礼县的元帅系苹果在国内一枝独秀，河西走廊的酿酒和鲜食葡萄、中东部的优质梨、安宁和秦安的蜜桃以及枣、杏、大樱桃、李等果品在全国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水果生产设施也形成了较大规模。
林产品的集约化经营及市场化销售逐渐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型、股份制型等形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成为甘肃省果品销售的主要渠道。目前，全省已建成大型果品批发交易市场50多处，年交易量200万t，交易额超20亿元；建成各类贮藏库2.5万多个，总贮藏能力达到72万t；建成各类果品加工运销企业200余家，其中龙头加工企业25家；全省建成千吨以上气调库32座，50～1000t冷库3131座，总储藏能力34万t。然而，与其他强省相比，加工转化率依旧偏低，林产品深加工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等不足严重制约了本省经济林产业的持续发展。
甘肃地域狭长、气候差异大，经济林的布局和生产经营采取农户分散经营模式，违背了林果业商品化生产基地必须以主导产品为基础，走连片开发、集约经营、区域规模化生产的模式，不利于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完善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体系，不能够有效地提高市场竞争力。
3.3.1交通设施
甘肃虽属内陆省份，但近年来基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关照，省内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逐步完善，公路系统已经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网，能够保证大量果品直销全国各地，果品运输已十分便利。据材料记载，2009年敦煌葡萄销售到广州、拉萨、哈尔滨、银川、北京等30多个大中城市，2010年果品销售已经扩展到上海、天津等60多个大中城市。
3.3.2地缘政治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地方经济如无法参与国家范围的区域分工，就可能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甘肃省要实现经济林的快速发展壮大，必须积极推进各种类型的跨界合作，充分调动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打破行政垄断，克服地方保护，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虽有丰富的经济林资源，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以及交流渠道不通畅等条件制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近年来，国家要求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即开通西部，北部与西亚、南亚各国及俄罗斯的交流渠道，加强与南面、东面内地发达地区的联系。而甘肃河西走廊是历代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战略要地，历史上东西交流、来往贸易曾十分兴盛，汉唐时的“丝绸之路”从这里通往中亚、西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边疆口岸正在恢复，边境贸易也将增加，对外贸易的扩大为本地区经济林发展开拓了良好的前景。
3.4外部环境
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包括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关系和国际背景三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区际和国际的经济关系、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经济林发展的大环境，关系到经济林产品市场需求、经济林企业规模以及林产业发展的前景。
3.4.1国内环境
从宏观角度讲，全国经济林的发展格局从宏观角度影响甘肃省经济林的基本走势。近年来，在政府宏观林业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经济林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林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此外，国家还陆续在甘肃省设立“三北”、“长防”、“黄防”、“治沙防治”、“平原绿化”、“天然林保护”等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经济林作为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和效益紧密结合的新兴产业，在甘肃省具有更为优越的发展空间。表2是2012年甘肃省经济林中乔灌木林各龄组面积蓄积按权属和林种统计数据。
据材料记载，世界人均果品占有量约为65kg，而我国人均果品占有量仅为50kg。可见，经济林产品在国际市场有广阔的销售前景。目前，甘肃经济林产品销售渠道正在加速拓广，已经与周边多国和地区取得了贸易联系。“平凉金果”顺利走进国际博览中心B1馆的甘肃展区，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特品，并获得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和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称号[7]。如今，“平凉金果”凭借酸甜爽口、芳香浓郁、质脆肉黄等优良品质，已经成功打入俄罗斯、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张掖祁连葡萄庄园酿造的葡萄冰酒，生长环境与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地法国波尔多同在北纬39°黄金线，万年祁连冰川雪水灌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祁连冰酒在国际葡萄酒品评赛上摘得冰葡萄酒金奖的桂冠，目前已经出口到日本、荷兰、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花牛苹果、秦安蜜桃、武都大红袍等一批名优林果产品品牌在国内外市场初具知名度和影响力；巨峰葡萄、敦煌李广杏等近百个果品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绿色认证。
4小结
结合区域经济学理论和甘肃省的特殊情况，要使经济林成为甘肃省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柱产业，在充分发挥经济林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林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注重在本土延长产业链条，加强区域经济林产业集群建设，以科技为动力，树立品牌，实施产业化战略，争取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更大的经济价值。此外，还需加强甘肃省经济林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力度[8]，创造一个招商引资的优良环境，以实现经济林的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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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发展范文4
二、对苏联经济发展史的概述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突出地体现在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这一历史阶段。历史和经验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及时实行挽救了当时频临崩溃的苏联国民经济：粮食税的实行重新激发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饿殍遍野的饥荒悲剧很快得到缓解；而在苏联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的下放为苏联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事实上，苏联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从“国有化”到下放私人使得新经济政策得以存续，这种产权的界定和安排无疑在那段时期内大大激发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1925年的农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12%，远远超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由于这一时期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浪潮，1925年，苏联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又保障了私人企业生产经营权的存续和苏联工业经济的发展。1925年，苏联的国营工业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3％；1928年，超过战前总产值的32％②。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阶段成为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随着列宁逝世和斯大林时代的到来，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逐渐结束。自此，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并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宪法颁布前后最终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实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等经济集中措施。苏联政府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扩大内部资金积累；优先、倚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措施，对苏联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政治、军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与新经济政策相比，斯大林模式作为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以来体现出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1926~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了10.7倍，年均增长率为18％，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约22％；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并且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长，苏联的工业发展成为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战后，同西欧诸国一样，苏联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然而，自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来，苏联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坚持奉行的斯大林模式逐渐成为抑制国民经济实现质的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根源。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方针，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集体化等农业生产措施带来的生产低效率和其它负面影响，使得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严重失调，苏联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据统计，从战后1950~1980年的30年，苏联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接近9.3%，而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则为3.2%；③苏联在成为世界上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帝国的同时，却难以掩盖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和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低下。而战后苏联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都没能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斯大林体制自身的弊端和僵化不仅对本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它的消极作用也扩散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成为诱发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三、对斯大林体制失败的制度分析
1．斯大林体制与意识形态在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他始终认为，统治阶层总会发展一种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和舆论使人们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以保证有坚定的思想去制约私心的无限膨胀。“而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④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最终确立更能体现出制度安排与领导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斯大林通过政治斗争和官僚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威信强化集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苏联权力阶层内部乃至全国民众之中。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苏联经济生活的低效率：农业生产水平的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以及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城市居民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被严格的公有产权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淡漠。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⑤，苏联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经济发展并非像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抨击得那样“失败”，反而较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苏联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在于：在现存制度安排的条件下，由于在历史上自沙俄时期以来，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集权政治和个人统治的传统及习惯形成了哈耶克（F.A.Hayek）语境下“思想的国家化”（thenationalizationofthought）⑥，而这又突出地彰显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旦僵化将最终阻碍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历程。正如诺思所言，“在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回馈与意识形态修改了的行为人主观模型就将型塑路径……低绩效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型塑他们的选择。”⑦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路径依赖效应的相互作用，阻碍了苏联在面对新形势和问题下的制度变迁历程，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僵化和在该体制下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生命力的丧失。
2．斯大林体制与路径依赖从历史主义和路径依赖的角度而言，尽管先后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强烈的制度变迁，但是沙俄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依然残存在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当中。苏联社会制度框架内正式规则的改变与传统非正式约束的持续紧张关系使得整体制度变迁成为可能：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正式规制的“一揽子变迁”，特别是粮食税的实施根本上扭转了俄国历史长期以来对农民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构成非正式约束之基础的根深蒂固的俄国历史文化继承因素，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正式规制及其实施特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对俄国传统制度框架下习惯与传统的继承和回顾。“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⑧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的问题出现在：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主观模型的型塑导致其无在“经济人”条件下自由地做出行为选择，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因为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宗教狂热被奉为无所不能的超理性个体———由超理性个体为核心的国家权力阶层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正式规制）自然是完美无缺的。而现实情况则是，历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模型都无法避免不确定性、正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在他们的主观模型中，改变现存的政治规则和产权安排的交易成本无疑是庞大的，而实行管理等政府完全干预市场的手段又无法达到他们对完美理性和最优效率的要求。同市场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一样，计划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然是不完全的，“制度安排需要充分的弹性和开放性，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快速且低成本地调整到新的环境中去。”⑨斯大林体制并没有为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变迁提供足够的空间，并且，苏联强硬遏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企图进行制度变迁与改革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证明，任何企图通过强制力手段遏制制度变迁的历程都是无效率的。正如波普尔（K.R.Popper）所言：“遏制政治变迁不是治理，它不可带来幸福……对理性和真理的压制，我们必将以最粗俗的暴力方式毁灭人类所有一切而告终。”⑩
经济学的发展范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绿色经济；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2-0010-0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的发展是用牺牲现有的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没有实行根本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理论，主要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绿色经济的思想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应该以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为方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以，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当然，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来看，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思想并没有引起我国相关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故写本文。
1 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
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生态分析，实现科学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统一，并且以人为本的为价值取向，把生态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显示了以生态为本的生态自然观。所以，在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必须达到以人为本的绿色经济社会发展观和和谐自然发展观的内在统一，从而表现出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因此，科学发展观下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努力做到经济社会快速平稳的发展，又能体现在绿色经济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绿色实质之所在。所以，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分析，能够使现有的经济发展向绿色经济发展的特征转变。搞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必须走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之路；所谓的绿色经济，就是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寻求经济的发展，以低能耗、低代价的成本来发展经济的循环发展，使现有的社会经济与大自然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培育壮大绿色经济，着力推动绿色发展。脱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发展即绿色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没有科学发展的实施。因此，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要强调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到现有的环境能源的重要，建设社会主义绿色经济，构建绿色经济模型，走节约型经济发展之路，这是实现科学发展和绿色经济的根本方向。走清洁型、友好型的环境发展之路，使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地平稳发展，以清洁型的低碳发展，需要把消费者的健康、生产发展以及生活食品纳入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实行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给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我国绿色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2.1 绿色和谐发展论
所谓的绿色和谐发展理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的核心概念。经济社会发展要保障人能够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党中央把绿色经济发展提高到科学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是绿色发展的精髓。党中央总结，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保证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口、社会、资源三方面共同发展。我们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来看，我们所构建的绿色经济社会，是要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绿色发展，建立社会文明生态体系。所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追求人的发展和自然发展相和谐的绿色发展，才能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存在。我国经济发展曾经指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自然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源泉，是人民生存发展的保障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资源匮乏的国家，不能走依靠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方式谋求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换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取的，也只是一时的繁荣；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发展，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这一思想必须在社会发展中写入科学发展的绿色道路中来。
2.2 绿色文明发展道路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把保护环境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来，并把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向。温总理曾经讲过，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给予高度负责的表现。总理曾经多次强调，绿色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一切危害人民健康的发展模式，做到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关心人民群众，能够让人民喝上纯净的水，呼吸新鲜空气，吃上放心食品，塑造一个安逸的生活环境，积极防范环境突发环境事件，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快与好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政府作为推进和调控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大力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促进绿色城市的建设，把经济过渡到绿色发展的平稳的道路上来。所以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建设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调整产业发展模式，形成绿色的增长、消费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是一种绿色生活消费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绿色、自然、和谐与健康”的文明消费。
3 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提倡绿色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障，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环境与生态矛盾的主要方法，能够顺利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国应该大力投入绿色GDP发展，结束以往靠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的非持续发展的黑色GDP，大力推展绿色经济浪潮，实现经济绿色化，建立生产清洁型的生产模式；然而上述所提到的一切理论和方法都需要当前社会给予大力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的大，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断携手共同开阔绿色经济的研究，把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台阶上来；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生态化、绿色化、节约化国民经济体制来呈现给祖国，将我国社会主义转变成一个绿色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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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发展范文6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二、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 “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三、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二、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1、一、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 /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二、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