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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1
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是对宪法的丰富与补充。我国法律的总体结构和层次关系决定了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也会助推宪法的发展。经济法是宪法制定过程中经济方面的延伸与体现,其本质就是要细化宪法对于经济的约束作用。笔者认为,经济法对宪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分配方式等,这些内容在经济法中被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济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条文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宪法发展不断助推的过程。二是经济法的完善助推了宪法中有关经济法条文的修改。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速,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完善与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调节的不断适应,都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最终助推了我国宪法中涉及经济部分的修改,这正是经济法对宪法助推作用的具体体现。三是经济法“良性违宪”推动宪法完善。“试点立法模式”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仍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法作为完善的重点对象,许多新的法律规定被“先行先试”,甚至出现了“良性违宪”的情况。这种“违宪”的情况在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很好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良性违宪”的经济法规定的正确性被证明,宪法便会因此做出调整和修改。考虑经济法与宪法的相互协调作用,要从两者的相互影响入手,其根本是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随着宪法中经济规范的不断完善,宪法越来越表现出其“经济性”,这种经济性正是对经济法发展与完善的最好指向;经济法作为宪法“经济性”的延伸与具体体现,在一定程序上甚至可以影响到宪法的修改。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倡以“经济规律”和“政府调控”两只“无形之手”实现对市场的调控。这就形成了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重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局面。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区别于刑法,其根本问题是“矫枉过正”的问题。即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必须共同作用,相互补充。如果经济法的权限大过行政法就会造成市场主体肆意妄为,反之,就是政府权限滥加干预。经济法对于市场的约束力与生俱来,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初,经济法就随之而生。但行政法与经济法相互作用管控市场的现象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中规定的经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经济法律纠纷解决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象的产生都是经济法与行政法重叠的体现。[3]在考虑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漠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否则,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关系体现在两者的共同作用领域以及法律本身相互弥补作用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做出分析:⑴经济法与行政法共同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调整和改进之中。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提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4]行政法的作用是约束行政机关对于市场调控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关心的是国家调控手段与内容的正确性,是否对市场有利是经济法最关心的问题。可见,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调控问题上分别体现出了其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同作用。行政法注重的是对于政府调控权力的管控,而经济法更多地关注调控手段的结果。两者之间的约束领域相同,却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共同保证市场良好、稳定、有序的发展。⑵行政法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场经济自建立开始,就与自由、公平、自愿、民主、自由等紧密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公平、自愿、民主为主的秩序。经济法本身对这种市场秩序的形成有着很大关系,但对于这种秩序的保护却相对乏力。而行政法恰恰为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最有力的保护。其一,行政法通过政府干预手段解决了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其二,行政法通过对国家干预手段的完善使市场始终朝着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市场秩序由于不可抗力而失去控制;其三,行政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进一步保证了政府在实施调控的过程中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权力滥用和过分干预市场,使市场秩序能够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经济法负责对市场本身的约束和规范,由行政法负责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制约和监督。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是在宏观上对作用于经济市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经济法和行政法只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市场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2
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给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提。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时,也会妨碍经济增长。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期,往往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我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使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对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只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了,才能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才能得到保证。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全社会都得到了好处,但先富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加之分配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并未同步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和谐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过大,这给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而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二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四是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出现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的现象。
二、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从社会管理体系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众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为此,一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2.逐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善于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全面推进工作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务之急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上访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的群众听证会制度,疏通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意见、要求的渠道;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社会秩序工作格局。
3.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能果断处理突发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有的组织化倾向明显。此外,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意外事故。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立健全处理的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地震、洪灾、矿难等灾害,应建立应急预案,并逐步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对于各种犯罪活动、各类社会丑恶现象,要严厉打击。要充分发挥司法等专门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4.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机遇(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为存在着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差距、智力水平的差别,但社会应该保障每个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过程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受民族、性别、户籍等的歧视和限制,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和个人在起点与机会的差别等因素影响。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十六大提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击非法致富。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6.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促进城市化。建议国家出台取消“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民间金融引导地区经济
一、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繁荣发展的经济背景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银行要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降低贷款门槛,对于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可持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关系,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时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以期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这种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之上而又高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分析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耗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的矛盾
根据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建立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基础之上。而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是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即GDP核算。现行的这种GDP核算未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而这些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样势必造成在以片面追求扩大GDP总量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既然存在可持续发展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之间的矛盾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为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联合《环境经济综合核算2003》权威文献。其中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进行了全面阐述详细说明了把资源耗减、环境保护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方法和基本准则,构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基本框架可以就环境对经济的贡献和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一致的分析。这样,构建一套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呼之欲出,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之间联系紧密交相辉映。可持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建立和发展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又进一步完善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不尽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
心是包含反映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GDP总量核算这种绿色核算相当于在现行GDP总量核算中扣减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和生态恶化的代价。因此自然资源耗减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的核算成为绿色核算的关键。(1)自然资源耗减代价。若要核算自然资源耗减的代价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如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实物储量不确定我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2)生态环境恶化代价。对其进行核算的困难主要来源于生态恶化代价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是指工业发展引起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呈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被发现其核算成本难以分摊到哪一年。空间因素是指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包含的污染因子范围。2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的绿色与可持发展的思想意识不足。(1)从政府层面来看。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片面追求经济的总量的增长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有时候仍不令行禁止。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造成严重后果。(2)从企业层面来看。一些企业追求自身的利润,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产生负外部性.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下降。(3)从居民个人来看。居民个人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如生活垃圾的不分类丢、农民化肥农药的过量或不正当使用等都对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三、对策与建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也是我们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的内涵。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突破克服:
1.完善资源和环境法律法规。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以及我国未来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建立一套相应的资源和环境的法律法规,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顺利推进为可持续发展立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2.完善统计法规.协调各部门统计。资源环境统计部门协调机制还不完善应成立由统计、矿产、林业等部门参加的资源环境统计协调委员会制定相关统计标准,由各部门分工协作组织实施。
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5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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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发展论文范文6
1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在国外理论基础之上,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分别从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城镇化发展、区域发展竞争力的视角来阐释产业聚集的基本内涵、形成机制及对区域发展的促进.黎金钊、张文方(2003)认为通过提高产业聚集的关联性,促进对中心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1];谢作渺、赵西亮(2004)认为产业聚集是基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作用,形成经济增长的源泉[2];刘军、李廉水(2010)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认为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3];包锦阔(2011)认为产业集聚就是上下游企业或相关服务业集聚在一起形成强劲发展持续竞争力,是一些关联性企业由离散走向聚合的过程[4].以上相关文献主要从理论框架上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城镇化影响,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来测度产业集聚效益,较少有文献选取重庆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的产业集聚来分析经济发展.
2产业聚集现状分析
2.1产业集聚现状分析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中国东西结合部.其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重庆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汽车摩托车业、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是重庆五大支柱产业.而汽车摩托车产业发展则居于支柱产业中的首位.抗战时期,大批军工、装备制造业迁至重庆落户,成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雏形.重庆直辖之后,交通运输设备产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与扶持,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得对轨道列车需求增加,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根据年鉴的数据得出,从1999年到2011年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产值逐年快速增长,2011年与1999年相比,产值增加了大约16倍.在这12年里,产值以平均27.86%的速度增长,而同比全国平均年增长率为24.47%,高于全国水平约3个百分点.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此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年平均数逐年递增,2011年与1999年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翻了一番.重庆地区从业人员以年均10.6%增长,全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为7.2%.该产业对于带动就业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加入WTO之后,面对出口产品严峻考验,而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与产品竞争力;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重庆公交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供不应求,唯有产业聚集才能使得要素禀赋得到最优配置,产生规模经济.
2.2区位商测算现在和将来较长时期内,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将较为显著.此处采用区位商LQ(LocationQuotient)指数来分析重庆市制造业中产业集聚程度.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可以分析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或相对集中程度.LQij=xijΣiXijΣjXijΣiΣjXij(1)式(1)中,i为第i个产业,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j为第j个地区,为重庆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产业的产值指标,指重庆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该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可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同时表示该地区该行业的规模在大区域的比重.其经济含义是:一个给定区域中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或显示该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不具备优势或处于比较劣势.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分类标准,在第三级分类中,基于对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制造业中的27类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统计口径稍微调整,如将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成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数据选取了1999年到2011年重庆市和全国27个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各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按照区位商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表1: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数据整理.由于2006年全国27个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采取2005年和2007年的平均值.静态角度分析.观察表1,可以看出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产业中区位商大于1的有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5个行业.说明这5个行业可能有集聚效应存在,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3.905,排在第一位,说明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这27个行业中集聚程度较高.动态角度观察.从1999年到2011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一直保持在3.5至5.5之间,且这13年间纺织业区位商均值为4.86,在这13年的计算中,每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最高,并且是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在1999到2000年有一个快速增长,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区位商一直保持在5以上,直到2007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左右,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3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3.1模型假设在经典经济增长分析模型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一般形式为Y=AKαLβ(2)式(2)中,Y是工业总产值,A是综合技术水平,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为了直观地表现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变量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新模型表示为Y=AKαLβLQγ(3)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产业集聚程度对产出Y的影响.对式(3)两端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计量经济模型如式(4)LnY=μ+αLnK+βLnK+γLnLQ(4)其中γ=0,说明产业集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γ>0,则表示在资本与劳动投入一定情况下,产业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正的促进作用,且集聚越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γ<0,则表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效应.
3.2数据说明与数据来源采用的Y是重庆工业总产值,K、L、LQ则采用重庆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从业总人数及区位商.此处是以重庆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与延续性,样本时间设定为1999年至2011年.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和计算整理所得.
3.3实证分析
3.3.1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之前,若不进行平稳性检验,可能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即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变化趋势(非平稳)和较高的可决系数.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时间序列通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即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只有通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方可进行回归分析.此处所采用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根据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下,lnY,lnK,lnL,lnLQ的零假设(即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不能被拒绝,说明原始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在显著水平为1%的时,lnY,lnK,lnL,lnLQ在一阶差分之后,拒绝零假设,所以均为平稳序列,已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3.3.2协整检验经典模型是基于平稳数据之上的假设前提,当数据为非平稳序列,模型很可能出现伪(虚假)回归.协整检验是用以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当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之后,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看他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此处采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先估计方程LnY=μ+αLnK+βLnK+γLnLQ(5)再对估计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ADF统计量的值为-4.365628,小于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3.933364,这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进而说明lnY,lnK,lnL,lnLQ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3.3误差修正模型在lnY,lnK,lnL,lnLQ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将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μ看做均衡误差,通过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获取了方程(3)的残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将其作为误差修正项,通过eviews得出结果ΔlnYt=0.62ΔlnKt+0.3602ΔlnLt+0.4136ΔlnLQt-0.7681ECM(-1)+0.1106(6)误差修正项系数是衡量变量与长期均衡状态时的偏离程度,是短期变量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方程(6)的结果可以得出,短期波动一旦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0.7618的力度作方向调整,直至调整到均衡状态.
3.3.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lnLQ对lnY的影响程度,基于协整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二者的关系.图1表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冲击的响应.产业集聚在前7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负,且在第2期达到最低值之后,负冲击效应逐年减弱,从第8期开始影响程度逐步上升,且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正.这说明产业集聚对重庆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区域经济发展对重庆产业集聚需要大约7年相应调整时间,且促进作用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