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概念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3-06-12 15:08:20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1
概念经济的本质
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①
由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物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经济基础平台上的经济形态,是网络经济的实体拓展式应用。通俗地讲,我们最熟知的互联网主要解决人联人的问题,而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人联物、物联物的问题。新一代身份证技术和智能电网,是物联技术的典型应用,而真正的物联经济和物联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
什么是概念?当代哲学中有两种主要的试图解释“概念”实质的理论。一种是思想表达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认为“概念”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另一种是概念的语义学理论(semantic theory of concepts),认为“概念”是抽象的对象(abstract objects),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words)。②两种理论,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概念都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又是以一定符号为载体的,一个强调了概念的思想内容,一个强调了概念的符号特性。也就是说,“物联网”这个概念,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物联世界的憧憬,对一种崭新业态的期待,而且也必须借助于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借助于文字、图片、视音频的传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概念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更多地借助于符号而非实体经济来进行传播的经济业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是概念经济的两个关键点。
技术基础。概念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但技术基础是概念经济生发的原点。如果没有当代风能技术、光伏技术、LED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就没有现在异常火爆的新能源概念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加之射频、扫描、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概念经济也只是子虚乌有。正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之经济复苏之年各国政府急需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了物联网经济在2009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出现。
符号传播。从微观上讲,再好的产品或服务也需要广而告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也无非是一种叫卖的噱头,一种变相的广告;而从宏观上讲,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则更需要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传播,背后还需要巨头企业和政府力量的助推。概念由符号来承载,而符号的传播才构成了概念存在的意义,概念经济正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结合前文对“概念”本质的分析,物联网经济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愿望、憧憬,从而构成了基础性传播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民众希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对物联世界怀有朦胧渴望。另外,物联这一概念,涵盖射频技术、感应技术、扫描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众多子概念,紧密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具有统领具象的能力,产生传播的规模和声势。
概念经济的传播
概念经济需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两个基本点,而强烈依靠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的概念经济是其与实体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比如,数码相机产品,作为一种实体经济产品,无须更多地传播(新闻、广告),只要索尼、松下将它推向市场,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柯达和富士。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对于传统胶片的强烈替代性和经济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实体经济的魅力,无须更多的传播去营造和炒作。而概念经济则不同,物联网世界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它模糊的影子,虽然它可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没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与概念经济对应的实体经济的缺乏,使得概念经济必然呈现出一种强烈倚重于传播的特点。因此,以“物联网”概念经济的传播为例,考察其传播过程则颇具意义。1995年至2009年,物联网概念经济经历了以下典型事件。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联网概念。
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了《ITU 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联网概念。
2009年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奥巴马之后的演讲中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构想的高度。
2009年8月7日总理在考察中科院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8～9月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多次高调提出,物联商机无限,中国移动将积极与各方合作参与其间。
2009年9月14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09年9月中下旬中国证券市场上物联概念股票突然成型并迅猛启动;“物联网”概念在中国上亿股民中开始扩散。
用理论透视现实,是我们洞见现实的惯常做法。在传播学史上,有关新技术传播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新事物具备五大创新特征: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③物联世界的美妙故事和部分的实现与应用,让“物联网”具备了明显的“相对优越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英特网为基础平台构成其“兼容性”,涉及复杂的传感、卫星、网络技术使其呈现出“复杂性”――物联网是个典型的创新事物。
就创新扩散的参与者而言,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可分作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随者、后期众多跟随者、滞后者。本文无意将物联网概念经济传播过程中的众多参与者,按照理论的表述对号入座。但从上面的传播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精英、政治领袖和实业家的身影,他们连同一些事件确实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来考察物联网经济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物联网经济具有创新事物的一般特征,其传播扩散中一些关键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时移世易,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环境下,置身于转型中国背景,在分析相对宏观的物联网经济时,我们发现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应该讲,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普及的传播调查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传统经济、传统传播时代的特征,而且由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项或某类技术的传播,因而视角也较为微观。这种理论更适合于分析某类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传播,而不太适用于分析某种经济业态(如物联网业态)的传播。
置身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当代新经济、新媒体环境,对于概念经济的传播,我们有以下观察结论:
高端经济体仍然是概念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经济”最先生发于美国,此轮中国的“物联网”概念经济也与美国IBM的“智慧地球”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渊源。同样,奥巴马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就高调宣布的“新能源开发”和“医疗改革”也成为日后美国、欧洲、中国等的新能源概念和医改概念经济的先导。概念经济发轫于高端经济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就经济实力、科技知识储备而言,高端经济体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上担负有更多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高端经济体宣扬的概念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富人们在衣食无忧的舒适房间里高呼环境问题的时候,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砍柴烧火做饭。全人类的终极梦想也许是一致的,但发展的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再者,有许多概念经济,是一些高端经济体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切忌盲目跟随。
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契机。技术是概念经济的基础和原发性动力,而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传播启动的契机。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局势下,将大量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引发了网络技术的革命,从而催生了网络经济概念。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则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巨大的危机缺口,同年以“网络科技股”为龙头的“5・19”行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揭竿而起,“网络概念经济”正式在中国迅猛传播。回顾历史,联想今日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重要契机――正是在危机之年催生了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经济。在危机中寻找产业改革和发展契机,这一富于智慧的思路已经多次体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中。以2009年9月下旬新华社刊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④
概念经济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到了扩散起飞临界点的概念,即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就进入了快速扩散阶段。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扩散比例的增加,传播的规模效应或叠加效应就会显现。而我们的观察结论是,当代概念经济传播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亦即当证券市场上某一概念股票板块的股价发生阶段性大幅上涨的时候,某一概念经济才算真正确认,其传播才算真正起飞。中国范围内“物联网”概念经济的真正启动,正是在2009年9月15日前后,以远望谷、新大陆等为代表的一批物联概念股的迅速上涨开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的过亿股民足以让“物联网”概念经济迅速传播。这一概念确认和传播触发的过程,是新能源概念,以及更早的网络经济概念的重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新技术、新传播、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概念经济传播的鲜明特点与规律。
概念经济的传播后果
像许多复杂的事物一样,概念经济的传播有利亦有弊。其利表现在,昭示了经济未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图景,在危机之年为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其弊最大地表现在催生经济泡沫,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伏笔。
泡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直落至1000多点,为我们上演了网络概念经济泡沫破灭的惊魂一幕。经济学上公认的虚拟经济是指证券、保险、期货、汇市等构成的金融市场,而传播学上有柏拉图的洞壁影像,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学说。通过总结概念(思想表达;符号承载和传播)――虚拟市场(证券)的触发――概念经济的普遍确认和加速传播――实体经济这一概念经济的传导链条,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符号(包括概念的语言描述、股票价格跳动的数字、新闻报道)的抽象性、想象性,以及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不断变形(通常是夸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前三个环节都发生在虚拟领域,概念的夸大、证券市场的过度表现,都会造成虚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差距过分拉大,而一向追逐热点的发达而庞大的当代传媒系统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概念经济的传播中,媒体应该审视自己的责任,追逐热点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作出自己理性判断。简单地讲,就是要对概念阐述以及证券市场的表现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才不至于将深处危机的人们拖向另一个深渊。
注 释:
①
②en.省略/wiki/Concept
③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新华社,2009年9月26日。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2
关键词：财务会计；联合项目；会计准则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iasc，现iasb）的概念框架（或称概念公告）的距今已经颇有些时日了。近几年来fasb和iasb开始进行合作项目，对基本会计概念进行清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联合项目就是对概念框架的重新审视，目标是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而概念框架对于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此，fasb和iasb的这个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对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也将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主要对该联合项目的动因进行探析，并据此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一、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介绍
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起源可追溯到2003年3月份，当时fasb提出了一个运用“原则导向”（principle-based）的方法来制定美国会计准则的提案，针对公众的评价，fasb认为加强概念框架的研究是有必要的。而开发一个通用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提议，是在2004年4月22日和23日的fasb和iasb的联席会议上。在2004年10月20日的联席会议上，fasb和iasb都把此项目添加到他们各自的日程表中，提出目标是在现有的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开发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该框架将被fasb和iasb作为他们制定会计准则的基础来使用。同时，fasb和iasb也达成了一些关于如何执行该项目的临时决议[1]：1.该项目应该首先关注适用于私营部门中的企业的概念。然后，fasb和iasb应该考虑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其他部门，这可从私营部门中的非盈利性组织开始。
2.该项目应该被分成几个阶段，最开始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进行各概念框架的整合及改进概念框架中某些特别的方面，如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的要素、确认和计量。随着概念框架的整合及改进，优先考虑那些很可能在短期内为fasb和iasb带来好处的问题，例如，一些影响他们新的或修订的准则项目的交叉性问题。
3.所整合的概念框架应该采取一个单一文件的形式，而不再是像美国fasb现在这样以几个文件组成。它应该包括概述和一个做出各种结论的基础。在这些临时决议达成后的几个月内，项目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不少工作。2005年6月，这个联合项目已经就财务报告的目标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进行了较为充足的研究和讨论，即将进入计划中的第二个阶段，对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和计量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动因探析
从上可知，fasb和iasb已经决定共同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取代fasb和iasb现有的概念框架，并以联合项目的形式在进行研究。所采取的方式是确立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那么，为什么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的美国fasb，要和iasb进行合作，对他们的现有概念框架进行整合，并且改进概念框架呢？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就对其动因进行分析
1.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对于fasb和iasb来说，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它可用于指导首尾一致的会计准则[2].尤其是在美国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爆发后，fasb和iasb一致同意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应由规则导向转为原则导向。而原则导向意味着会计准则不能是惯例的集合，而必须根源于基本概念。为了使得针对不同问题的各会计准则能够导致一致的财务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这些基本概念需要构建一个权威的、综合的、内在一致的框架。
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框架的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会受到准则制定人员自己对概念的不同理解的影响。一方面，特定的准则制定问题只有在各准则制定人员自己对有关该问题的概念的理解正好相同或相近时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另一方面，由于准则制定人员的构成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以前某一特定准则制定中采用的概念，也许在另一准则制定时就没有被采用，从而导致在不同准则中相同或类似的问题被予以不同的处理，准则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也不能根据以前所做的决策预测未来类似问题的处理。这些情况并非是主观臆想出来的，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国fasb的前身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和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所遇到的，并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最终难逃被解散的命运。所以当fasb作为新的准则制定机构成立时，fasb的成员决定要投入大量精力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fasb是最早但并非是惟一的一个为制定会计准则而构建概念框架的组织。加拿大、iasb的前身iasc、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英国都紧步其后纷纷构建了概念框架，虽然名称用法不同，但实质都是对财务会计和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研究，用于指导准则的制定，并作为评估既有会计准则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除了有助于准则的制定之外，概念框架还对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审计人员以及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有用。对于财务报表的编制者，概念框架有助于他们应用准则并且对于准则尚未涉及的问题进行处理。对于财务报表的审计人员，概念框架有助于他们形成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对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概念框架有助于他们解释财务报表中的信息。这些作用将会由于有权威的、综合的、内在一致的概念而得以加强。
2.环境的变化。会计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会计环境是会计所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会计与其存在的客观环境往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美国fasb从1978年颁布第1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以来，直至2000年颁布的第7份公告，前后共颁布了7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除了第1份和第7份之外，其它几份均为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距今已有20年。iasb的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是在1989年7月公布《编制和列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距今也有16年之久。而近20年来，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会计。
与概念框架相关的环境变化主要在于经济环境和科学技术环境两方面。经济环境的变化体现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基本特点有：（1）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两个方面；（2）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人力资源将成为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主要源泉，因此，揭示和披露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将显得十分必要。同时，诸如“特殊目的实体”等更多的经济现象的出现，使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些都给现行的概念框架带来了变革的要求，例如，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作为核心概念的“资产”的定义可能有必要重新进行界定。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的变化还体现在经济的全球化上。这一趋势也使得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有了现实的需求。
3.会计的国际化趋势。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会计语言的规范和统一，会计国际化也就应运而生。会计国际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最初主要是进行会计差异的比较与协调，经历了由双边协调到多边协调，再到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协调的渐进过程。21世纪初，以iasc和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联合制定并推广的“核心准则”为标志，会计国际化开始向标准化的方向转变。而iasc成功改组为iasb，以及全球会计准则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会计国际化标准化的方向。标准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归宿是会计标准走向全球统一，即全球会计准则的实现。而全球会计准则的基础正是一个通用的、权威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框架。
在安然事件之后，人们深刻反思美国会计制度的缺陷，fasb才意识到会计国际化的重要性及与iasc合作的意义，并且在iasc改组为iasb的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fasb和iasb在2002年10月正式同意共同致力于会计准则的趋同问题。而如果两者的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建立在两者不同的概念框架基础上，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正是由于fasb和iasb进行会计准则的趋同研究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使得两者均感到了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必要性。
4.fasb和iasb现行概念框架之间的差异及不足。虽然fasb和iasb的现行概念框架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概念框架联合项目首先就是要对这些差异之处进行分析研究，以求达到一致。例如，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两个框架都定义了类似的主要质量特征，但安排的顺序有些不同。iasb的框架将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同等地列为主要的质量特征[3]（p19-40），而fasb的第2辑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则是将这些质量特征列了不同的层次，将可理解性作为针对使用者的质量特征，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而可比性被列为次要质量特征。
三、对我国的启示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于是否及如何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讨论颇多。从上述对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动因的分析，笔者得出几点启示：
1.由于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及环境的变化，我国是有必要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虽然一般认为财政部1992年11月30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是我国的基本准则，是制定具体准则的依据，但毕竟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共同构成会计准则体系，均属于法规，具有强制性，而不像概念框架那样属于理论[4]，其本身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未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缺乏广泛的适用性。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这些目标和基本概念可用于指导首尾一致的会计准则，以及评估既有的会计准则，并且有助于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审计人员及使用者在缺乏相关问题的准则时能有理论借鉴。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利益的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积极关注与参与准则的制定，作为准则基础的概念框架的建立也就势在必行，便于利益相关主体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会计准则。
2.我国在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借鉴当前世界上已有的概念框架时，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不足，同时也要注意符合我国的国情。对世界上已有的概念框架进行参照和借鉴，无疑可以大大节省我国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成本，但是，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差异和不足，认真分析，取其所长，抛其所短。例如，关于确认的标准，iasb的框架中包括“可能性”作为确认标准之一，即任何与项目相关的经济利益必须“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会计主体，而fasb的框架中却没有这么一个确认标准。我国在确定概念框架中的相关部分时，就应该分析“可能性”对于确认的影响，是否应纳入确认标准。
3.我国也应积极参与到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已加入wto，要按照wto规则办事。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制定规则最为重要。由被动地遵守转变为主动地参与规则的制定，是我国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会计准则是有经济后果的，因为会计准则通过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规范，从而会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而相同的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按照不同的准则或程序处理，会生成具有差异性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的决策，乃至影响整个经济环境。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会计国际化的趋势在所难免，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也将体现在社会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上。fasb之所以积极和iasb进行联合项目的研究，正是出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的意识。会计准则体现了一种经济利益，为了维护我国的利益，我国也应积极参与到会计准则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
参考文献：
[1]fasb.project updates-conceptual framework[eb/ol]..
[2]王运转，曾小青。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作用与变革[d].财会通讯，2002，（4）：6—9.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3
关键词：人力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54-06
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问题，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太降温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目前还有进一步升温的必要。因为随着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愈益彻底的贯彻，这一理论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微观看，界定和维护广大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从宏观看，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产权体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王海杰博士的《”劳动产权”概念辨析》［1］（下简称”辨析”），廓清了”劳动产权”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认可了劳动力产权范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似乎并不彻底，值得研究的问题仍很多。仅就王海杰博士的”辨析”一文而言，特别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第一，劳动力产权概念是否严谨，能否替代劳动产权概念；第二，”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1］；第三，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应如何科学界定。拙作《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2］提出了人力产权范畴，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以及确立人力产权范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再作探讨，兼与王海杰博士商榷，故曰”再论”。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必然性
（一）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对比分析：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王海杰博士对”劳动产权”概念四种观点的分析富有理论价值，但若把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凸现这些概念对劳动者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概括的含混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研究障碍。
作为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经济学范畴，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各自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李惠斌教授笔下，”劳动产权指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3］（p21）曹天予教授则认为”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产权，指的主要就是劳动者根据其付出的劳动（即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产权的最主要表形式，因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是在生产中（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现的。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权一样，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4］（p31）显然，二者对劳动产权概念定义截然不同。前者指劳动财产权；后者指劳动者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王珏教授笔下的劳动力产权。王珏教授认为，”劳动力产权可以理解为：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劳动力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是规范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也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历史性。”［5］（p40）虽然王珏教授的劳动力产权概念的内涵比曹天予教授的劳动产权概念的内涵更丰富也有一定的本质差别，但二者与李惠斌教授的劳动产权内涵有共同的本质不同。由于三者在研究同一问题使用概念内涵上的不一致，理论说服力变弱是必然的。这构成提出人力产权概念以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现实表层原因。深层历史原因是劳动产权范畴产生300年来，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依托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形成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不同理论概括。
（二）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深层历史原因：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不同理论概括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末出版的《政府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增量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者，因此使得个人的财产具有了合法性，因而称其为劳动产权”。亚当・斯密在洛克发表《政府论》约一百年后，对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自己拥有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财产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3］（P23－24）可见，在亚当・斯密那里，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内涵已由劳动财产权演变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技巧的产权，即演变为劳动力产权。由于亚当・斯密进一步从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论证了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之洛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误解为劳动力价值。对此，马克思曾在其”工资”理论中做了深刻剖析，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5］（P585）二是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误解为劳动力产权。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洛克。因为在洛克那里，劳动者是其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而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者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等同于劳动力产权了。马克思在肯定亚当・斯密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的天才观点的同时，扬弃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缺憾或谬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阐明了工人应该拥有自己人力产权的各种权利。马克思论证界定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术语说，就是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即人力产权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剥夺过程，亦即劳动本质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进而，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本质异化复归的道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主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7］（p12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洛克的”劳动产权”范畴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范畴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充分说明劳动的本质，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扬弃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的谬误”［3］（p24），准确地阐明了劳动者产权权利，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可见，劳动力产权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不宜甚至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科学范畴。从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和洛克、斯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对劳动力产权概念的重视及内涵的科学阐述，我们既可以看出劳动产权或劳动力产权概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上的不统一构成的研究上的不便甚至障碍，又可以看出不宜用劳动力产权概念概括马克思的论述。由此可见”辨析”关于劳动力产权论述的残缺性，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残缺性。因而，探讨准确恰当概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的概念势所必然。于是，人力产权概念应属应运而生。
与此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从洛克劳动产权（财产权利）论到斯密劳动力产权论，再到马克思活劳动价值论以及其揭示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理论演进轨迹，反映的是物本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这类概念，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揭示的已近乎一目了然。也这是马克思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才使人力产权概念从经济学范畴体系中析出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的人力产权理论，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中，加以发掘和弘扬。
二、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和确立的实践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过程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
1．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和析出的历史性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谓人力产权，即劳动者基于自身劳动技能获取生存、发展、享受资料，保障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以及自身价值实现的对其人力所有、占有、支配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中人的要素被称为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掌握先进技术或知识的活劳动要素被称为人力资本，并被视为经济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生产力的日益现代化，生产力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加速缩小的趋势看，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即人力资本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成为有较高技术者或特殊专长者的专用术语的情况在淡化。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彻底消除的具体时间，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已经取得主人地位的所有劳动者，应该一律视为人力资本而与物资要素资本相区别。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中，就可以而且应该对经济中一切人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人力产权，一切物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物力产权或资本产权。
2．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和以人为本本质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形态相容共存产权制度中的人力产权。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和一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经济关系中人力产权属于劳动者个人的同时，其价值的实现，必然借助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具有主人加商品的二重属性和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重身份。家庭层面，是人力产权维持和发展（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主人；政治层面，是社会的主人；经济层面，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同时，兼有公有企业的主人和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还可以是私有企业的雇主或雇员。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要层面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和人生价值实现权。包括就业权、就业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其次是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的公有经济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资格应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力。表现为所应有的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即主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应有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取得及享受的权利，以及对全民经济和其所在公有经济组织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再次是劳动者与时俱进地提高技能、完善自我需要的学习、进修等不断提升人力产权价值的附属权利，即人力产权的全面持续的发展权。因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可以简要概括为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历史地看，后三种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是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才可能较充分享有的权利。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私人垄断社会的劳动者人力产权权利，长期以来，基本被局限于基本生存权之内。［8］(P1584)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等各项权能和权益的充分实现。因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力产权各项权能和相应权益的实现。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髓。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围绕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这一商品（市场）经济最微观市场主体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基点，都是人力产权。人力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点”，其所拥有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各种商品，只是其人力产权实现的一种派生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演进史的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迁史。”“作为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力产权异化（资本主义部分）、复归（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2］(P55-56)，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髓。所以，人力产权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作为科学概念，应该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精髓。
（二）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
假如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看，人力产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说到底，人力产权是基于生存权、发展权实现的权利。而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诚如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所处的关乎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一贯态度一样，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马克思说：”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9］(P491)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这种天赋性权利，在原始社会，首先表现为原始部落的公共产权，成为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一种形态，在部落内部人们之间公认和部落之间相互承认。其次表现为私有产权，即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随着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几乎同时产生的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出现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P37)”耕地起初暂时地，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地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私有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11］(P164)”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P309)可见，无论人力产权、物质产权、公共产权、私有产权，还是产权观念、产权理论及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长期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伴生伴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各种所有制是产权的制度化形态，它基于人力产权的尽可能充分实现，客观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变迁的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产权的制度化演进理论。
可以说，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的人力产权以及派生的公共、私有等产权形态，是各种现代产权形态的起步或基因形态。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从产权理论角度讲，是一个由此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升华而相应演进升华的产权形态变迁史。当然，人力产权以及其他一切产权形态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受特定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影响以至由其决定。
由上述可见，无论就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这一本质而言，还是从人力产权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看，王海杰博士”辨析”中的”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的观点都难以成立。
再者，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规律，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士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和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把交易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站在生产资料垄断者立场上，根本不研究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挖去了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这一经济关系最本质内核的交易关系，只剩下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性外壳。因而，当”清晰”产权的时候，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产权应该清晰给谁。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就采取模糊的方式，以所有权无足轻重（如张五常）等谬论加以搪塞。回避甚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的以人为本本质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我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的过分激励”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漠视广大职工人力产权权益的”产权改革”造成的收入过分悬殊、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弱化、社会稳定严峻等严重后果，已经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逾越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分析。
（三）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确立的实践意义
作为阐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范畴，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产权是来自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当人力资本概念特指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时，与其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关的一束权益，便构成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而人力产权则泛指企业中一切人力要素的产权，既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又包括广大工人的权能和权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除了在于上述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和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决定的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这一历史性原因外，还在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受资本家剥削的理论和史实。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特别在公有经济中，不应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从社会主义人力资本中析出，而不按劳分配地单独优待。新自由主义者教条地套用西方企业近几年呈现的两个发展趋势（企业利益群体的主体由出资人向出资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转变；由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的理论，导致的过分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激励而轻视甚至忽视广大工人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国企改革实践，事实地成为国企存量资产分配不公而加剧收入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创新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而为改革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见，科学界定人力产权概念，以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人力产权概念确立的理论意义
在商品（市场）经济研究中，以人力产权这一概念代替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相对科学
人力产权概念与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相比较相对科学的理由，一是定义确切、简明。人力产权准确、明了地定义为经济中劳动者基于劳动技能的一束权利，比劳动力产权概念的表述简明、上口；同时，又不像劳动产权可以理解为劳动财产权，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产权那样，易引起歧义以致谬误，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不便，观点传播效果上的降低甚至错误。历史上，自洛克提出劳动产权概念大约100年后，斯密对洛克劳动产权概念的歧义，使”他没有看到这种劳动财产权的历史分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逻辑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谬误”。［3］(P24)现在，王珏教授与李惠斌教授等对劳动产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分别从劳动力产权和劳动财产权角度对利润分享制度论述的情况，不利研究的深入。二是内涵宽广。人力产权概念定义为劳动者对基于劳动技能的劳动成果的一束权利，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财富的创造上，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收益权和享受权。所以，人力产权概念既概括了劳动力产权的内涵，又内在地包括了劳动财产权的劳动产权内涵，还不像劳动财产权概念那样仅仅局限于劳动收益权的合法性，且体现了人类劳动目的的根本性质。三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自洛克以来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范畴，即把劳动财产权统一定义为劳动产权，把有关劳动者劳动技能及劳动成果的一束相关权利统一定义为人力产权，放弃拗口且定义不确的劳动力产权概念，同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狭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凸显人力产权概念特有的以人为本本质。这样，人力产权概念既可以超越历史时期地广泛应用，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提供表达上的方便，又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以人为本本质，打上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烙印。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范畴支撑。
（二）确立人力产权概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需要
在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过程中，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必然的。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以致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产权理论家，而且是博大精深的产权理论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家。西方著名学者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力产权的研究。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首要核心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史。［3］（P55－56）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位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必须拥有人力产权，才能取得交易资格，然后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说，人力产权是每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他人形成生产关系的起码条件，是前提。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人力产权。奴隶之所以没有人力产权，是因为奴隶社会制度决定了奴隶本质上不是任何形式产权的产权主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与产权是完全分离的，奴隶没有本属于他的人力产权的所有权。无论从奴隶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奴隶在奴隶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奴隶仅仅是如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的财富生产工具。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人力产权角度论，奴隶的人力产权被彻底异化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奴隶主产权。这可以看作人类生产关系，当然也是人力产权演进变革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仅就近代和现代历史看，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获取劳动岗位的前提，都必须是人力产权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从一切资源资本化角度看，劳动者不拥有人力产权，劳动力不借助商品化的外壳，就难以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力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力产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揭示的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理论。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确立人力产权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同时，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使之为我所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正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几乎没有对人力产权的研究。如果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此还有所涉及的话，那就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但那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精英”的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既重视一般劳动者人力产权研究，也重视企业”精英”人力产权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几乎是两码事。这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因为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教条地套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诸多片面乃至错误观点。典型的如国企产权改革研究一味地过分强调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的激励，轻视甚至忽视乃至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国企广大职工权益的观点，以及因此引发收入过分悬殊以至出现两极分化迹象也认为无害甚至必要的观点等等，已经造成了莫大损失。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精英”几乎不付一文地持大股和国企一般职工获得很少历史贡献补偿地由主人转为雇员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剥夺。由此已经引发及正在引发的带有长期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加速显现等等严重问题，已经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绝对不应也绝对不能轻视的。所以，借鉴现代西方产理论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再度出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和间接剥夺等不良现象。教条地套用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诸多失误告诉我们，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尽快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已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除上述两方面理论意义外，人力产权概念的确立、使用，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带来的诸多便利还有：第一，利于与洛克、斯密等使用的劳动产权概念相区别，以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研究新阶段的一个标记；第二，利于解决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劳动产权概念见解不同，一时又难以统一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理论歧义问题；第三，如果撇开资本特定的历史内涵（剥削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要素看作资本，那么，同人的要素资本概念与物的要素资本概念相区别，人力产权概念与物力产权或物质财产权概念相对应，通俗易懂，利于与通常使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容易融合使用，不会感到生疏和误解。
总起来看，一方面，人力产权概念较准确、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确立人力产权概念，也就为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定位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理清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判定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标准。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王海杰.”劳动产权”概念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2］程言君.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3).
［3］李惠斌.劳动产权概念:历史追溯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4］曹天予.劳动产权、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社会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8］程言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诠释［J］.探索.2006,(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198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4
关键词：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
1概述
计量经济学是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是关于数据分析和建模的方法论课程。学生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掌握数据分析与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为学习专业课程和创作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独立学院是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层次决定了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能力比普通公办高校相对较弱。因此，就计量经济学课程而言，优化教学方式对提升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阈限概念（ThresholdConcepts），是指理解一个学科理论的关键概念。学生在理解阈限概念的基础上才可以把握学科理论并不断进步[1]。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就是要识别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以此设计教学方式。
本文将在分析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注意事项，并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用统计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分析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
2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阈限概念分析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本科阶段的初级层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涵盖计量经济学数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估计量的理论，异方差、序列相关等[2]。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将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具体可归结为以下3组概念：
第一，回归假设。回归假设是为分析回归结果引入的合情合理的假设，在不同数量的假设下能够得到回归系数估计量的不同性质。回归假设是整个回归方法的基础，一切回归有关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和回归假设紧密相关，同时违反回归假设的情形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点，因此回归假设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一。
第二，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评价估计量的基本标准，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回归理论的核心，整个初级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最终都归结为回归系数估计量的这3个性质，同时，这3个性质又与回归假设紧密相关，故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二。
第三，异方差。异方差是违背回归同方差假设时的回归结果表现，无论对于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出现是回归分析的常态，因此对于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是初级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金融实证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故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三。
以上三个阈限概念是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同时在概念上具有紧密的联系，下文将基于此探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
3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注意事项
由于独立学院的教学方式主要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因此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总体原则仍立足于阈限概念的理解与实际运用，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为了突出3大阈限概念，在首节导论课即向大家提出3大阈限概念，在介绍回归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时，详细的说明每个假设的用途，使学生理解每个假设的目的和本质，进而在回归估计量三个性质的教学中把握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体条件，并明确理解异方差这一违反假设的情况。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充分的时间介绍三大阈限概念及其联系，从而建构整个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
第二，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应完全从应用性角度出发，运用软件展示计量经济学概念、原理和方法。对于3大阈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时间解释概念产生的原因与本质，而60%左右的时间结合典型例题讲解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解决具体的回归分析建模和假设检验问题。
第三，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撰写实证性的学术论文是进行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训练的较好途径之一，可以通过让学生从选择题目开始，通过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进行可能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和修正等等来感受计量经济学解决综合问题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写作论文的方式加以体现，然后交流讨论，以深化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
计量经济学教学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设计，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例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独立学院，也是我国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独立学院之一。计量经济学课程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大三上学期开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以提高学生建立回归模型能力为教学目标，基于Eviews软件进行教学，每周教学学时为理论（教师讲授）与上级实验（学生练习）各2学时，特别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对研究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为传统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师在讲授回归假设时着重解释回归假设的设立目的与合理性，并通过软件讲解回归假设的验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回归假设。在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学中，通过详细分析三个性质所依据的不同假设，使学生理解三个性质所应具备的条件从而掌握线性回归估计量理论。特别地，专门安排约10学时左右的实验课进行计量经济学论文撰写与分析的交流，要求学生自选题目，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并检验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模型设定问题，写作小论文并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为评价教学效果，选取2010级学生1个教学班共24人进行满分为5分的教学满意度打分，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全部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97%以上，总体平均满意度超过99%。由此可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用统计课程的教学效果非常成功。
5结论
回归假设、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和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三大阈限概念。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在于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以及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方式对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及学生满意度。
参考文献：
[1]Meyer，J.H.F.and Land， R.：Threshold Concepts and Troublesome Knowledge： Linkages to Ways of Thinking and Practising，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 Theory and Practice Ten Years On Oxford： Oxford Centre for Staff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OCSLD），2003：412-424.
[2]杰弗里·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5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 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 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 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6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成长规律;公共权力部门;顶层设计;一体化协同发展;政治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4-0077-04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特别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明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与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联系起来。实际上，稳定、持续和高效的区域协同或合作发展必须有相关机制的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支撑京津冀稳定、持续和高效协同发展的基础。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或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之类的术语已经在政府部门、产业和学术界广泛使用，但目前专家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尚缺乏明确的界定。正确界定概念并建立概念共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首先必须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而要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又必须从澄清机制概念开始。
一、机制的概念
在传统汉语中没有“机制”一词，它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的结构以及生命的内在机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把“regime”一词引入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作为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运行过程和规律的概念，用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中国学者一般将“regime”一词这翻译为“机制”，“机制”这一术语也逐渐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regime”相对应的“机制”概念却是一个具有特定概念背景和专门含义的范畴，不完全是目前汉语中通常与“制度”（institution）区别使用并往往与“体制”（system）连用的“机制”（mechanism）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笔者使用的机制概念大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概念。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概念一般是指社会体系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体制”和“机制”则是实现“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具体途径、机构、安排和规则等，而且“体制”和“机制”概念之间的界线又往往是模糊的。从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和政府部门的文件来看，虽然人们在频频使用机制这个术语，但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在概念上深入研究机制概念，也没有厘清机制概念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缺乏概念共识或概念不清，必然导致实践环节的缓慢发展。
从实践层面讲，机制概念是伴随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70年代，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交流等关系迅速发展，西欧开始了区域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进程，这引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最初欧美学者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律时并没有使用机制这个概念，而是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所谓“外溢”或“扩溢”（spillover）概念，意指行为体（actors）在某一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将会推动彼此态度的改变，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作为传统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在1943年最早提出外溢理论，他认为政治性因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家间合作可以避开政治因素而首先在经济、贸易、旅游和投资等功能性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不断扩大共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1]。20世纪50年代末，新功能主义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认为，政治因素与功能性领域不是完全对立的，行为体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也可以逐渐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体化[2]。
在深入研究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功能主义关于一体化的外溢理论，另一方面又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了外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20世纪70年又提出了机制（regime）的概念和理论，他们认为外溢效应是行为体间长期合作的必然结果，但稳定而长期合作必须靠机制来支撑。1975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首次将机制（regime）一词引入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领域，作为描述国家之间通过预期、规则、组织、计划等途径促进合作的概念。[3]此后，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人也对机制概念及其成长规律的研究做出贡献[4]，机制（regime）也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范畴。
从提出到现在40年来，虽然学者们关于机制的概念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上还是建立了基本共识：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行动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规则体系。其一般含义就是：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组织①，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通过特定组织推动和执行这些协调与管理行为体行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根据上述概念界定，机制至少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规则体系[5]。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有合作就有机制。机制既是合作的支撑，又是合作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机制存在形式多样，其中一个常见的机制类型就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它的典型特征是：行为体一般不具有国家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中央政府的认可、指导、支持或授权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属于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协作区”思想。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计划和指导，协调全国经济联系，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实际需要，将全国划分为华北等七大经济协作区，其中华北经济协作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各大经济协作区均设有中央局和大区计划委员会，负责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协作，这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一定作用。1961年，全国七大经济协作区调整合并为六大经济协作区，但华北经济协作区不变，范围依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开始后，经济协作区被撤消。1978年，中央政府提出重建经济协作区的任务，华北经济协作区于1981年率先恢复。可以说，从1958年开始，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协作发展的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决策思考之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首都圈”概念。1982年，中央政府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内外“首都圈”概念：内圈由北京、天津两市与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三市组成，外圈由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四市组成。1988年，中央政府又在“首都圈”概念基础上提出建立“环京经济协作区”，它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北京市与河北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等10个地级市，面积142 844平方公里，人口3 945万，是一个开放式网络型区域经济协作组织。“环京经济协作区”在当时是最接近今天“京津冀经济圈”的概念。自1988年8月成立以来，“环京经济协作区”对促进区内经济协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当时“环京经济协作区”并不是今日以机制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而是协调与互补性经济合作，再加上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划制约，“环京经济协作区”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区域共同利益方面的协调发展则一直受到层层阻碍，区域一体化整合能力一直比较薄弱，因此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并不明显。复杂的行政关系，反而在经济协作区内造成了许多方面的政策和利益不统一;彼此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相互竞争，导致今日京津冀产业整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事业发展等重要的区域整体利益项目，因各地政府相互规避而依然进展缓慢。结果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果不甚理想的区域。区域整体利益长期受到局限和忽视，致使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整体利益通过城市病、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贫富分化、区域关系紧张等方式暴发出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成为意识日程。
从概念上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行为，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北京市（京）、天津市（津）和河北省（冀）之间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协同发展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的组织、机构或会议，共同确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行为的原则、准则、规范和程序，并通过特定的组织和机构推动三方落实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成长规律
为了便利合作，减少不确定性，行为体往往通过设立中介组织、机构或会议，协商制定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范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是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其成长过程既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央政府的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2014年2月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中央政府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协调和顶层设计作用，京津冀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在这里，中央政府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的具体方式很重要。既要避免中央政府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或直接地参与事务性工作，又要积极稳妥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总框架和顶层设计，引导、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最恰当的模式是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以及中央相关部委的顶层规划功能。亲自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提出七点要求的模式，为中央政府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提供了示范作用，这种模式需要坚持和发展;国家发改委站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动态、精益求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引导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展开协商合作，也为中央政府相关部委顶层规划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示范作用。
第二，京津冀共享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都是一个动态、进化和学习的过程，其中地缘认同、历史同源、文化同脉等主观性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地理相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但地缘认同也塑造行为体“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共同利益观和地缘政治亲和力;历史同源则会不断培育行为体同根一脉、血缘一家的文化亲和力。行为体关于地缘、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可以在思想最深层培育行为体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能够帮助行为体形成共同的利益取向、内容、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进而影响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因而，加强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交往，有利于京津冀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地缘认同、历史同源和文化同脉的自觉性，从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京津冀三地在历史上具有很强的地缘历史文化同源性和相通性，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三地政府、媒体、研究和学术等部门应该开发好、宣传好这种同源性和相通性，积极推动京津冀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加强。
第三，京津冀三地的获益或失益预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人口、交通、环境和资源等“大城市病”带来的失益预期倒逼北京乃至天津产生与河北省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和京津两市政府都理性认识到，简单地向周边河北省转移“大城市病”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只有携手河北省走一体化协同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科学解决“大城市病”和周边“贫困带”问题。而河北省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与综合发展的获益预期则强力推动着河北省积极参与京津协同发展，河北省一定会把中央政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是一个最宝贵、最现实的发展机遇。河北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障碍是资金、人才、技术和理念问题，而在这四个方面北京和天津都有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促进这些发展核心要素向河北省流动，从而拉动河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京津冀三地失益或获益预期就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形成发展和有效运作需要京津冀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正向、有效介入。京津冀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财政税收、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充分沟通合作，不仅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的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沉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目前，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推动作用已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央政府顶层规划、三省市主要领导人互访以及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议等取得了前期经验和一定的制度性成果，但公共权力部门的作用在总体上发挥得还不够，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的动力（或压力）和相关物质条件需要一个凝聚和储备过程，二是传统的不利于区域深度合作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配置。这两个制约因素，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轻易解决的，需要一个共识凝聚、经济积累过程。主观因素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和经验贮备还不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成长规律、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存在模糊之处，虽积极性很高但却拿不出恰当有效的操作办法;二是政府部门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官产学研深层次合作还不够，有些地区还没有很好发挥高校等研究机构在信息收集、整理、加工、消化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相关信息面向区域内学者、企业和民众开放得不够。
与此同时，公共权力部门在积极、有效介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构建中，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法则有两条：一是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二是通过协同发展机制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市场与协调机制共同支撑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层面，京津冀一体化都难以实现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在促进竞争、效率和创新方面比市场更优越，因此在京津冀产业发展、项目创设与实施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同时，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物品提供领域，市场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京津冀就要发挥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交流平台、公共信息等领域，强化公共权力部门的责任，避免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公共权力部门发挥自身作用时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切忌主观主义和的形式化操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有史以来京津冀地区面临的最大的联合发展机遇，战略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事关京津冀地区全体百姓福祉，任何轻视或简单理解其战略意义、对百姓福祉缺乏责任感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效。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只有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树立全局意识，站在战略高度，加强理论研究，切实凝聚政府、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力量，以准确把握中央战略意图和本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实际情况为着力点，进而确立本区域最科学、最精细、最可行的发展策略，根据中央整体布局和本区域实际情况动态地、长远地确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并选择最佳的合作与承接领域，坚持自力更生与借机发展相结合。二是切忌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处理问题，坚持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与政府合理宏观调控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安全秩序与交通领域）、舆论环境、信息贮备与、交流与协商平台建设等方面，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有所作为，有效掌控，凝聚资源，全力推进;而在产业领域又必须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作用。
总而言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既需要机制的支撑，又以机制作为自身的表现形式。因此，京津冀三方首先要建立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共识，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不断推动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多层次交流平台的发展完善，推动京津冀不断在更深层次上的一体化整合。
注释：
①这里的组织是广义的组织，既包括拥有固定活动场所、机构设置的经常性组织，也包括会议（meeting）、运动（movement）、项目（program）或倡议（initiatives）等临时性组织。
参考文献：
[1]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PP.2-8.
[2]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23，48，49-50.
[3]John G. Ruggie，“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J]，1975，Vol.29，No.3（summer）：P.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