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19 21:27:37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Pearce,D.W.andWarford,J.J.,Worldwithoutend:economics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JapanEnvironmentAgency.NationalActionPlanForAgenda21.
OECD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ountryExperience.Paris,1995
UNCED.TheGlobalPartnershipfor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AGuidetoAgenda21.Geneva,1992
Bartelmus,PeterEnvironment,GrowthandDevelopment:TheConceptandStrategiesofSustaina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4
Carew-Reid,Jeremy(etal).Strategiesfor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HandbookfortheirPlanningandImplementation.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1994
王金南,《环境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夏光等,《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金炯国,《经济发展过程和环境问题:现代韩国的经验》,《当代韩国》第4期,1994,
张俐萍,《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0期,1994,
张茂法,《论台湾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5
陈萍,《台湾经济成长背后的环境代价台湾经济》,《海峡科技与产业》第4期,2000
胡国杰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师》第10期,2002
杨庆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9期,1994
冯薇,《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及其局限性》,《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2002
许云霄等,《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建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2
何全先,《论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研究》,第6期,2002
魏一鸣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多目标集成模型》,《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第8期,2002
李崇阳,《试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和博弈》,《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第2期,2002,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论文摘要:而亟待修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改。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人文社会因素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一)、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1、功能不协调。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二)政治意识 (三)风险意识 (四)生态意识 (五)系统意识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 小结: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资源保护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而且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二)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 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 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新思维 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在研究范围、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人们进行新的思维,具有全球意识、政治意识、风险意识、生态意识和系统意识,才能适应当今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研究的需要和发展趋向。 (一)全球意识 1.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当今的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在时空上已经较长期地覆盖了整个人类地球。例如人口剧增,加剧了世界绝大部分不发达地区人民的贫困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各种人为的氯氟烃化合物的排放和积聚,造成臭氧层变薄和破坏,使地球上的生命遭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损害。大量温室气体(CO2、CH4,N2O、CFC)的释放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这些都会给全球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2.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行动 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是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生物物种的锐减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还是发生在各国国内的一系列具体环境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紧密合作。具有全球意识,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二)政治意识 环境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首先是因为环境问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核心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目前兴起的“环境外交”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政府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全球环境问题所抱的观点、立场、态度和对策不尽一致,决定了它在国际舞台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环境问题政治化争论的焦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责任问题;2.发展权问题;3.资金问题;4.技术转让问题。 (三)风险意识 环境污染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创建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实说明:一切人为活动可以给人类带来文明,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最终给人类带来危害,只是污染和危害的表现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而已。从辨证的观点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人为的手段来控制或削减某种危害出现的可能性,使人为活动带来的危害尽可能小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承担小的风险。因此借助目前科学成果,对人为活动的可能危害进行风险预测和计算,籍以比较,为决策提供依据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风险意识是一种主动的、科学的、预测性的环境意识。 (四)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与“持续发展”关系密切,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发展活动中热门话题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只观生态学家R.T.T.福尔曼主张用“持续环境”代替“持续发展”,因为恒定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和扩张的阶段,也有停滞和收缩的阶段,三者总是交替进行的。如果有持续的环境,那么从长远看,发 展也将是持续的,发展的持续性应该从生态和人类两个方面来检验。可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未来有重要的意义。 (五)系统意识 当今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具有系统意识,所谓系统意识,即采用系统观点,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来处理环境问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是一个整体。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大气中CO2含量增加引起气候异常等,这些环境问题表面看来原因各异,但都是相关联的。人类活动、诸如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经济结构等都会对环境发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全面考虑。采用系统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以生态学和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主要依据,充分运用化学、生物学、地学、物理学、数学、医学、工程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对其控制途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 [NextPage] 四、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 立法的重点,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 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3)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 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4)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五、环保法体系的建设完善 (一)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 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二)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 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显然,当前形势下,要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必须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以求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
根据联合国在《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中的定义,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措施的成本。其有如下特点:(l)环境成本的大小与行业、企业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有关。对环境污染、破坏越严重的行业,环境成本支出就越大,如化工、造纸、矿山等行业的环境成本比其他行业的要大;先进的生产工艺比落后的生产工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要小,生产工艺落后,副产品无法回收利用,能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如土法冶炼、手工作坊等;同一生产工艺条件下,生产规模越大,形成的有害品就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越大,使环境成本支出加大。(2)费用发生额有不断上升趋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形成的巨大危害,所以公众对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将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使得企业用于环境方面的费用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3)费用的发生具有突发性或一次性。环境费用支出不像燃料动力、原材料及其他各项费用那样经常性地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而是突发性或一次性地发生,常常以时点指标形式出现,如一次性投资建设环保设施,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罚款的支出等。从目前企业的环境活动来看,环境成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环境管理费用,即企业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及其他环境管理费用;环境监测支出,主要包括环境监测的仪器使用等相关费用及人员的支出;排污收费,即政府对正常排污和超标排污征收的排污费,对生产或使用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产品和劳务征收的专项治理费用;超标排放或污染事故罚款及对污染造成他人人身和经济损害的赔款;污染现场的清理和恢复支出;矿井填埋及矿山占用土地复垦复田支出;污染严重限期治理的停工损失;使用新型替代材料的增支;现有资产价值的减损损失;计提预计将要发生的污染清理支出;政府对使用可能造成污染的商品或包装物所收的押金;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为了进行清洁生产和申请绿色标志而发生的费用;对现有机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进行改造,购置污染治理设备的支出;政府和民间为集中治理污染而建造污染物处理机构的支出等。对于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负相关。1998年Stanwick通过对多个行业共120多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收益率与企业的排污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负相关。从短期看,环境成本内部化必然导致企业增加环境成本,企业在提高环境绩效的同时,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社会环境保护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害企业的经济目标,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其二,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正相关。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1991)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率与竞争优势不是依赖于固定约束下的最优化行为,而是依赖于变动约束条件下的改进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补偿理论。创新补偿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指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创新,从而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补偿企业环境管理成木,甚至可以因此比不受环境约束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下,排污行为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企业因而会更加慎重地进行环境管理决策,更理性地处置环境管理成木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选择可以降低环境管理成木和提高效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同时企业还将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革,选择更具竞争优势的清洁生产方式,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这不仅会减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使企业环境管理成本得到补偿。另外,波特还认为,随着国际上对环境保护力度强化,世界市场需求正转向环境友好产品的生产,当一国的环境规制能正确反映国际环保趋势时,该国企业就可以从率先实行的规制中获得竞争优势。如德国较旱实行了循环经济的法规政策,制定了产品的再循环标准,使得德国企业在开发包装度较低的产品方具有先动优势,率先占领了国际市场,并取得
【关键词】 循环经济;生态学;市场经济;政府干预
一、基于生态学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生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理论上讲,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从内容上讲,循环经济应该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上,借鉴生态学中生态位理论,食物链和食物网理论、能量梯级利用原理和生态平衡理论。尤飞(2003)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探索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梁山、赵金龙、葛文光(2002)认为,生态经济在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战略的实现过程中可提供八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2.生态工业理论与循环经济。李慧明、朱红伟、廖卓玲(2005)认为,循环经济最终实现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多样、功能完善的,能促进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内高效循环和流动的功能体系和物质载体。这个功能体系的物质载体就是产业生态系统。Allen.B.R(翁瑞译,2005)提出产业生态部门,特别是企业应该被看做是减轻环境影响的主力军。邓南圣等(2005)提到,循环经济产业主体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苏伦・埃尔克曼(徐兴元译,1999)指出,循环经济的系统组成部分越复杂,能量和物质循环的途径就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
3.商业生态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商业生态学是在对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运行机理进行的探讨,其主要从循环经济的作用、构建重点和实现手段进行。
4.自然资本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社会和自然再生产过程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维持自然资本的不断再生和发展,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保持协调。因此,自然资本理论也为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基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赵斌(2006)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对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斯泰因・达勒与莱斯特・R・布朗(2001)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李云燕(2007)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和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必然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并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运行机制上讲,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协同性。韦前、荆艳芳(2005)提出,尽管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能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对资源循环型流动、对环境污染问题、对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等,却是“失灵”的或是有缺陷的。张小兰(2005)认为虽然循环经济是在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孟宪忠(2001)提到,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提高效益的统一性,反映了一种越是生态环保越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理论上的提升。
2.外部性理论与循环经济。李云燕(2006)指出,循环经济要求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以资源利用减量化和避免废物产生为经济活动的优先目标,并通过废物再使用、再循环加以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排放和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刘华、杜金梅(2004)提到,循环经济为社会创造的外部经济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处理、知识与技术的流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3.资源定价理论与循环经济。诸大建(2003)提到,日趋衰减的自然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性要素。牛桂敏(200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马中(2005)指出,循环经济的市场实现,就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实施。黄英娜、张天柱、颜辉武(2004)从传统经济学研究生产活动的角度出发,将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L和资本投入K看作内生变量,将自然资源投入R和技术水平A看作外生变量,这恰恰体现了人们以往只重视人类经济系统,忽略支持人类经济系统运行的生态系统的传统经济学思维。
4.公共产品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提到,资源与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不可分性,存在着“搭便车”和过度使用的现象,在构建循环经济上,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环境的公共产品特性,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甚至提供具有很强公共性的循环经济设施、技术、平台的建设。
5.代际分配理论与循环经济。罗杰・拍曼等(侯元兆译,2004)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可以采用一定的贴现率进行计算,经济分析中普遍采用的代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高辉清(2008)提到,循环经济理论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环境资源产权的主体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资源与环境代际产权是对于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界定的一种制度安排。
6.制度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朱红伟等(2005)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在资源、环境问题上“失灵”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制度安排上“缺位”。张小兰(2005)把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看成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马中(2005)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它的创新之处有不同层面:一是理念创新,二是理论创新,三是技术创新,四是制度创新。李云燕(2006)政府的作用归结为恰当的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设定的资源限量与生态环境阈值的限制,而市场的力量在于如何在这种限制下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基于政府干预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循环经济的外部性与政府干预。刘学敏等(2004)将解决外部不经济性的手段归纳为三种:一是征课税金或罚款;二是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三是通过界定环境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李云燕(2008)将第三种机制即社会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既可以依靠市场机制,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但这两种机制都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社会机制是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完善和监督。
2.循环经济的公共产品性质与政府干预。斯蒂格利茨(1 980)指出,“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这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萨穆尔森(1996)认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通常需要政府行动”。平狄克、鲁宾费尔德(2000)提出,“政府生产公共产品较为有利,是因为政府能够定出税或费来支付其成本”。 赫利尔・E・戴利(马杰、钟斌、朱又红译,2001)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市场不能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地的悲剧”与“搭便车”现象。汤姆・泰坦伯格(2003)认为,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环境资源中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出来,即使那些没有为它付钱的人也很难被排除在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之外。
3.效益理论与政府干预。罗杰・皮特门(1999)将循环经济的效益目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的整体考量。循环经济的效益不仅仅考虑当时的效益,还要保证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协调。效率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促使人们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和生态效益,为此应该进行政府干预。但在谈及政府干预的时候,该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政府是由欲望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它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四、基于其它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基于变迁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科学技术是最活跃因素,技术变迁(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取决于技术变迁(创新)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制度变迁又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2.基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刘秉龙、张鹏飞(2006)指出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体现了分工的特点。循环经济要求采用新的技术范式。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横向技术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体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把环境由一个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促进因素,纳入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视野。
3.基于产业价值链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任肖嫦(2 006)从产业价值链理论角度指出,循环经济的运行应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价值链重构的思路应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共同发展为出发点;二是进行跨产业的价值链分析。李赶顺、王文中(2008)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提出循环经济应对企业的采购环节、生产环节、技术开发环节、售后服务环节以及物流环节等提出综合效益的要求。
4.基于社会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 (2 008)认为,循环经济将循环利用的理念引进社会生产和生活,提高了公众的思想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公众广泛参与是发展新型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方面。
5.基于系统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2008)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循环经济系统涉及经济、循环经济和系统三个概念,它的定义具有经济的特点,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具有系统的特性。张凯(2004)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循环经济的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产业多样化、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完备性以及系统的协调性都对循环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即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2]刘佐.《中国税制概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美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策,循环经济
环境问题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论文参考网。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 环境质量是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因素。论文参考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化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更是前所未有地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未来5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可见,我国政府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
“环境友好”概念的提出: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概念。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对“环境友好”的认同程度进一步提高。2004年日本政府发表《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发展社会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形式,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反过来,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王金南等人认为, 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绿色科技为动力, 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从发展观念、消费理念和社会经济政策的环境友好性, 也就是从最根本的源头预防污染产生和生态破坏。
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意义
首先,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目前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程度较低,基本以农业人口为主,农业生产落后,贫穷人数众多。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我国高能耗、高物耗产业集中发展,高污染问题无法避免依然严峻。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却居于世界前列。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必须选择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
其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反过来,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我国环境状况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几倍,但是,我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换来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已经集中体现,程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已经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成为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资源、环境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几点对策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如何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为我国今后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本文认为,当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论文参考网。按照其原则,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在产业和工业园区进行生态化建设,努力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
2、倡导环境友好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需要建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使人类在经济、科技、法律、伦理、政治等领域建立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及对环境友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应该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大力弘扬环境保护公益观念,理直气壮的宣传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环境伦理观,反对不符合国情和有损于环境友好的思想观念。在全国上下营造环境道德氛围和环境文化体系,使环保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
3、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要创造向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条件,建立全面的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环境追究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政府可持续消费制度等。
4、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提倡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通过环境友好的消费选择带动环境有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通过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降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形成了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实现由注重单一的物质消费向多元的减物质化文化和功能性消费转变,从注重自然资本密集型的消费转向技术、知识、服务密集型消费。
5、积极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与进步,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这样可以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率高、低排放的生产体系,使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6、积极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模式主要由各层面的生态创建活动组成。我们要继续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生态示范区,继续推荐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企业的建设,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
结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矛盾的有效措施,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当前和今后全社会应该积极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与实现途径 环境保护,2006,(3)
2、李权时,环境友好型社会——天人和谐观的新飞跃 广东社会科学,2006,(4)
3、任勇,俞海等,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基础及内涵 环境经济,2005,(12)
4、赵建军,构建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前沿论坛,2007,(7)
5、徐卫国,环境友好型社会:背景、哲学基础及其构建 湖北社会主义学院院报2007,(1)
6、王碧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讨论综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