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1
论文内容提要:该文从经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以两者互动的基拙为切入点，归纳了政策、暴力、操纵、制度和交易等六种互动方式。认为在转型国家最突出的互动关系问题是权力寻租现象，解决互动关系中的问题应在法制互动、阳光互动和有限互动等三方面努力。
一、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基础
以政治视角考察经济和以经济眼光来研究政治是经济政治学的的手段，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这对基本关系是经济政治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相互介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权力互动，其互动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从两种权利力的人性归属来看，它们统一于现实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下生存的人类。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两种人类社会的权力。它们与人的不同的利益诉求相关联，具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但是，不管这些区别怎样大，如果从其归属来讲，本质都是一样的，都从属于人，都是人的利益工具。由于在人身上的各种利益都是相互作用的，由人构成的各种组织，包括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都具有系统特征，即具有互动特点。所以，与人及人的组织相关的权力现象，必然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特点。
关于人的统一性，生物学进行了很好地揭示，人有各种器官，形成一个相互协作的整体，共同满足人体不同的机能要求，维持人的生命的存在。同时，人的思想、行为等都是指向人的需要的，都是实现与反映人的需要的武器，所以需要作为人的本性，在这种本性支配下，人必然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表现出权力特征，并在人的利益发展中发展出各种权力形式，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这些权力既然都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必然内在地统一于人的利益，相互作用。
同时，权力又是一种关系，是组织现象。因此权力的互动性质，必然可以从人群组织的特征上表现出来并得到说明。按照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人巴纳德的思想，组织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协作系统，具有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的沟通等要素。协作本身就是互相作用，为此内在地要求指挥、协调、控制等权力，要求进行一定的管理分工。既然组织是协作系统，社会生活组织自然也是一种协作，利益的协作，如此与各种人的社会利益相关的权力现象必然是互动的。这样，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便是顺利成章的。
综上论述，人是一种生命现象要吃饭穿衣，所以具有经济权力;人的生活是在社会组织中实现的，必然要讲人际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是政治权力的派生。所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作为人的社会生存的两种条件或利益，必然要相互作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这种互动动因，在实际中可以表现为围绕人的第三种利益而实现相互介入。这种第三种利益如文化利益、环境利益、社会生活利益等。
2.从两种权力从属的社会利益来讲，由于其存在一致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因而，必然会发生相互作用。前面指出权力都有共性，这种共性是权力一致性的表现，它反映了人的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人类和所有其它事物一样，也有冲突的一面，这种冲突也为权力的互动提供了动因。这种冲突可以反映在不同权力的差别上，由于这种差别体现不同的利益追求，必然会有矛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调节，这样两种权力互动便是必然。像这样的互动既有经济权力对与其反映的经济利益不能适应的政治权力的否定与修正活动，也有政治权力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对经济权力的干预与反作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因人的利益冲突而互动还有另一种重要表现，即由于某一方面利益问题而引起另一种权力介入，因而出现权力的相互作用。如在现代社会中，常见经济权力追求的经济活动出现周期现象，经济景气下降，于是政治权力介入，刺激需求，干预私人市场自治;又如在社会政治革命时期或政权更迭时期，新兴的经济权力或有影响力的经济权力对政治局势进行干预，或起来反抗旧的政治权力的统治，或资助力图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者，从而与政治权力发生直接作用。
3.从两种权力各自反映利益的性质来看，因这些利益具有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性质，因此，从属其下的权力也要互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经济的基础作用上，另一方面政治又可以对经济实行反作用。这样互动的利益，要求它们的工具互动。这种互动，可以看成一种资源的互相合作或依赖。如:经济权力的运行需要政治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性框架与社会秩序的保护;政治权力的运行需要经济权力提供物质资源，政策参与等。在实践上，这种相互作用还表现为一种相互支持:如在抗战时期有许多有爱国心的华侨为国家捐款。一方面抗战胜利，国家独立与民族强盛，可以支撑这些华侨在海外更好地打拼，更好地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华侨的支持，又为抗战动员了一大批资金与人力物力，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决。因而，华侨支持抗战，政府欢心接纳，两种权力相互支援，成为抵御外侮的一段历史佳话。
4.从两种权力的操作来看，权力的社会组织过程，在客观上存在互动，因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具有互动的现实要求。权力不仅是一种社会资源，对人的利益潜在有用，而且，它还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行为，通过人的组织活动发挥出来。这样，可以从权力的过程来理解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不是说它们都有决策、执行或调整等环节，而是这种环节中包含了共同的权力要素，因而在权力过程中必然要求其经济的一面与政治的一面互动。权力的共同要素有:人，权力主体;资源，权力基础，包括物质资源、关系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等;权力组织，权力结构与权力行为。可见，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都要在社会内部进行人的层级划分，都要进行人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因而，也就在这样共性的活动中互相碰撞，相互作用。
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方式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斯·朗对权力的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提出的四种权力形式尤其受人称道。这四种权力形式是:武力，操纵，说明与权威。这些形式也可以看成权力互动的方式。因为权力互动也是权力的一种活动形式或存在方式。但是，仅仅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述权力的互动似乎是不够的。一是上述四种权力形式中明显遗漏了政策这种权力运作方式。而社会中大多数权力的运行都是靠在一定条件下推行特定的政策进行的。二是忽视了交易的形式。权力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或人的组织之间的控制与影响能力，一般来说是一种非对等的关系，因此不存在互惠交易的可能。但是，当作两类权力互动时，则可以存在平等的双赢式交往。但丹尼斯·朗局限于权力的一般解释而把这种权力形式省略了。本文对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方式从以下六个方面阐述。
1.政策。政策可以看成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计划。现代社会政策过程是一种以法定政治权力为依托，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活动。在这种社会各种势力互动中，就有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互动的目标是解决相关利益方面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满足它们的需求。对于政策人们有很多争议，除前面提到过的技术与民主之争外，在政策的定义上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可政策的下述特征:一方面坚持政策是一种过程，尽管这种过程因社会问题的相互连续可能没有尽头;另一方面同意政策跟政府权力脱离不了干系。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方式的基本内涵:一是政府与社会经济权力围绕政策互动，如政府通过政策调控社会经济权力，使之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或者政府为经济权力的运行提供公共安全、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等服务;企业等经济权力通过为政府活动提供金钱物质、进行游说与施加压力等形式影响政府权力的运行或政策过程。二是各种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围绕政策进行互动。如工会在中国是一种政治组织，具有政治权力，当前它的一项基本任务—工会建设吸收农民工，就是依据《工会法》等国家相关政策而与企业、农民工阶层互动，其中主要是一些企业不支持农民工建立工会问题，以及农民工人会积极性不足问题。这是在政策执行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一个例子，在政策制定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在常见的政府决策的价格听证会中，经济权力主体的代表与政治权力主体的代表就会就听证事项进行互动，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2.暴力。暴力是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来源。但因为使用暴力的成本较大，它要消耗实际的物质、要面临干预失败后权力结构变化的严重后果，在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有比较大的成本等。因此，这种方式一般不常用，也很少在全局使用。尽管这样，这并不能排除暴力作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地位，因为政治权力的基本特征就是以武力为后盾。同时也不能削弱它作为一种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方式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一方面更好地直接体现了权力的不平等性，另一方面为权力运行提供了威慑力量。所以暴力方式，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起间接的威慑作用。现实中的大规模的暴力互动主要是革命时期或一个国家建国时期应用比较多。表现为政治权力强力征用或没收经济权力资源，或者对经济权力主体进行革命改造、甚至镇压，以维护与形成与自己统治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同时，在这样的时期，经济权力主体也会选择支持政治权力，或者逃避政治权力的打压，或者表面合作背后破坏。此外，在和平时期或政权稳定时期，政治权力镇压敌对势力与犯罪的经济权力主体，或者经济权力主体对此反抗，或因对政府政策不满出现暴力抗争。当然，暴力互动还可以因经济外其它社会问题而暴发，比如人权问题引起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此外，也可以表现为经济权力主体与其政治代表之间的行为，如部分经济主体对其具有政治性的行业组织的权力或政策的互动，等等。
3.说服。暴力既然不能经常使用，但人们又要维持一定的权力，替代的常规武器就是说服。说服作为权力行使的深层原因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其行为受到自己认识的引导;另一方面人是一种主体，有主动性，因此，权力的运行，从权力发出者到权力接受者，必须经过权力接受者的主动选择环节，主要是思想活动，然后表现为行为的服从。对此，巴纳德揭示了人们接受权力的条件:他(指权力指令授受者，下同)能够并真正理解指示;在他做出接受指示的决定时，他相信该指示与组织的宗旨是一致的;他认为指示同他的个人利益是不矛盾的;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是胜任的洲体到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说服方式，主要是宣传或公关。如经济组织对代表自己的政治组织宣传或对政府权力部门游说等，同时经济政治组织对其从属的经济权力主体公关或者政府对经济权力公关。公关的目标是增强内在凝聚力与对外行动的力量。在现代西方国家，影响与利用公共舆论已是各种经济利益集团达到其影响政府权力运作实现自己想要的政策或保全自己的利益的一种基本工具。
4.操纵。这是权力运行的一种隐性方式。伊斯顿认为:“当B不知道A影响他的意图，而A在事实上做到使B追随他的愿望时，我们可以说，这是操纵的事例。”达尔和林德布洛姆也将操纵领域控制看作影响的最广泛形式之一:“通过使用信息、奖励和剥夺，蓄意操纵他人的领域，看来会像自发领域控制一样普遍、广泛和全面。’，逗作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方式，操纵主要是以一种特殊的提供信息与宣传的方式进行。如在不存在直接社会关系(即同一组织系统)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主体之间，发放信息者可以通过隐蔽暗示的符号通信，对接受者进行秘密控制，以限制或有选择地决定权力对象的信息供应;或者不动声色地反复灌输某些积极或消极的态度。在实践中具体的新闻与书报检查、保密办法等都涉及操纵，可以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间发生作用。
5.制度。根据制度学派的解释，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道德、风俗与习惯、以及组织等内容。制度之所以能成为权力的工具，在于“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权力制度约束的权力必然会成为脱疆之马，干出与权力原始宗旨相佐的事来，也就是与人类合法或合理利益追求相违背。
因此，人类社会的权力运行离不开制度。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包括正式的法律规章、道德与风俗习惯等)成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方式，首先在于它可以为这种互动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下，可以保证权力游戏有序进行。其次是制度作为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场所或领域供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第三是制度中的个人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源，凭借它可以进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由于这种能力是附着于个人的，且具有随时间而积累的特征，可以看成个人魅力的组成因素。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中个人人格因素的作用，突出地以一种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对相关事务处理的影响表现出来。
6.交易。交易作为一种权力运行方式，在于人的权力利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不至于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性质。作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方式，交易常见的例子是“你给我选票，我给你政策”，或者“你给我经济资源，我给你政策方便”。在当代，通过交易方式进行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已经由国内扩展到国际，最著名的是跨国公司与所在国家的交易活动，地区或国际一体化组织中的交易活动。交易可以以暗箱操作的方式隐蔽进行，也可以举行公开的谈判。因此，它也存在利益博弈的性质。一般来说，交易双方在交易活动中基本权力是平等的或交易主体从属不同的组织。交易一般是双方自愿的选择。同时，其结果也具有互利或双赢的特点。
三、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互动关系，但这种互动在实践中并不是总能如愿以偿地进行。一方面，这种互动没有正当性，如广泛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另一方面，互动没有必要效率，如政府对经济领域的介人产生的政府失灵现象，以及经济权力进人政治领域的整体效益问题。
这种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没有遵循合适的界限。如上面讲的权力寻租就突破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互动的法律界线。又如政府失灵现象，也是政府权力干预经济领域超过了必要的科学界线，干了政府权力力所不能及的事，由此也影响到经济权力(市场)正常能力的发挥，制约了经济效率。同理，经济权力对政治领域的介人，常抱局部的或个别的权力主体的愿望，影响到了全局的利益。二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没有完善的法律规范。或者无章可循，或者法律没有权威，或者法律规章不完整或陈旧。这样，权力的运行有失控的危险，其中暗箱操作与权力寻租等也就不足为奇。三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没有成熟的民主机制。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没有成熟的民主机制，就是权力运行中专制比较盛行，存在突出的官本位问题。由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运行中不合法或不负责任、没有效率现象的大量存在也就很正常了。
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的问题在社会转型国家中表现得最明显，也是最严重。一方面，转型中旧的规范正在失效而新的规范还在建设之中，因而可能发生制度真空，也可能给权力寻租者提供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与经济在各自权力运行上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特点没有经验，容易产生“过犹不及”的问题，也就是权力越过合法与合理的边界。再者，转型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其民主化程度不高，旧的社会权力思想与习惯还大量残存，因而权力专制与腐败比较容易发生。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两极分化；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08-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的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社会的二元化机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237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1]李福安.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与反腐败[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杨龙.发展政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马建中.政治稳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3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代表性政治主体；政治吸纳；政治能力提升；政治主体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61-07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最先富裕起来的重要群体，已经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阶层，占有社会可观的社会财富，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关乎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人的天生政治性决定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或者社会声望之后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向政治人转变。他们要求介入政治生活，力图获取较高的政治地位，实现由经济明星向公众人物或者政治人物的转化，藉以提高社会地位，这就使得他们从基础性政治主体转变成代表性政治主体。于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代表性政治主体地位的追求就显得愈发强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必然要求政治体系不断开放，增强其接纳能力，也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备公共性政治价值取向，增强自身的政治能力。
一、从基础性政治主体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 政治主体是一个含义较宽泛的词汇，包含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团体、阶级阶层、党派和国家机构等。“政治主体既可以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个体，也可以是以共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纪律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还可以是基于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群体。”〔1〕政治主体有广义、中义、狭义三种理解，广义的政治主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1）基础性政治主体――阶级、民族、人民；（2）代表性政治主体（个体）――政治家或者政治人；（3）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4）国家机构。（3）、（4）两个层次的政治主体也可称为工具性主体，它们是（1）、（2）两个层次的政治主体借以实现政治目的的组织手段。中义的政治主体又称为政治行为主体，包括阶级、阶层、民族、政党、政治家等。〔2〕狭义的政治主体指在政治过程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者，其相对的政治客体是其行为所涉及的被动的政治行为者。〔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转型的社会中经济地位提升很快，要求政治主体地位明显变化，由此，促进政治体系的吸纳与变迁。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时递进的。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变革经济制度，大力培育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乡镇（社队）企业的发展与演变；二是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三是公有制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而私营化与民营化。通过市场化的培育和演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数量迅速增加，参与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参与社会的机会也不断增多。
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经济组织运行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将资本和资本拥有者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不再由党组织委任，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再受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资源的获取不再由国家配置，而是通过市场实现。这样，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脱离了由于受到上级党政领导直接管辖而形成的对上级组织的依赖，由政治和行政化权威转变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化权威。他们拥有资本，运用资本进行生产和经营，成为组织生产、人事安排和利益分配的权力精英，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拥有绝对权威，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主人翁地位。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通过把握市场机会、靠自身努力运用资本获取利润，他们以追求个人财富增长、声望提升和个人幸福为目标。他们脱离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母体，即基础性政治主体，虽然仍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但对其母体有着部分异化，他们在经济地位、价值取向和社会声望等诸多方面有别于基础性政治主体阶级和阶层，在有的方面甚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取向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组织形式、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向等多方面的组织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模式，逐渐形成私人领域的合法性。
（二）独立的企业运行模式形成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
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企业飞速发展，它们中汇合了大批社会精英，在很多领域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是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4〕非公有制企业主的市场化取向决定了企业在组织形式、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向等问题方面形成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企业主掌控着企业的生产和人、财、物等多方面的权力，从而压缩了他人的权利与活动空间，加速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的分化。这些精英控制着的经济实体的形成与逐渐强大，形成了一个个分割的私人经济单位，在私人经济领域中形成其政治合法性。
在权力的运行中，企业主凭借对资本的垄断地位进而形成权力垄断。个人对权力的长期与高度垄断形成行使权力的路径依赖，逐渐形成个人的制度化权力，这就顺理成章地侵占或者剥夺了他人的权利。因为权力的总量基本上是一定的，个人权力的累积必然使他人权力削弱直至最后丧失。这样，企业就变成了企业主的独立王国，置身于公共政治组织和制度的约束与监督之外。企业在个人意志支配下参与市场生产和竞争必然导致个人偏好与特殊利益至上，他人的权利与主张最弱，导致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在一些方面远离政治与法律过程，“逐渐滋生出了私人领域各种权威的合法性基础，造就出与社会的集体目标和价值追求不同的利益和结构综合体。”〔5〕从而导致企业法律程序与法治的丧失，企业员工的政治与民利失去或者削弱。
（三）追求并形成代表性政治主体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私人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确立之后，其政治主体性不断外溢。为追求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利益，必然要追求代表性政治主体。经济地位的取得和财富的占有决定了其成为政治人的基本条件，拥有经济资源的人的政治追求与渴望更为强烈。罗伯特・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高。“一位富有和空闲的人尽可能以每周六十个小时来从事没有报酬的政治活动，而其机会成本要远远低于一位不得不每天长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的人……权力和权力谋求上的差异与客观境况的差异有联系。”〔6〕同样，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五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调查分析后证实，“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来自贫穷者。”〔7〕 在政治社会中，政治资源的占有比其他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它不仅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而且为获取更多的财富、声誉和地位等资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人们追求的是富贵双全，这被认为是人的成功的标志，也是奠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标杆。其实，“富”与“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境界。与“贵”相比，“富”是低层次的。富有只是说明这个人拥有财富，但是人的声望与地位是建立在“贵”字基础上的。不同层次的“贵”决定了其人在不同层面的社会地位的显赫程度，有了“贵”，就不愁财富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其财富的取得比兢兢业业去经营来得更为容易和更多，实现了更快的财富累积。罗伯特・达尔提出了政治体系中资源累积效应，“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譬如财富、收入、知识、声誉、对传播的控制，以及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8〕达尔由此现象推断出政治体系有导向累积性不平等的强烈趋势。因此，为了实现资源累积，追求“贵”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路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主要通过制度性政治安排和非制度性政治渗入等形式实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累积之后，便热心于政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政治形式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
（一）制度性政治安排使之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主要路径
制度性政治安排是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进行的，属于有序的、理性的政治参与形式。通过安排或者接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权力机关、政府机构、参政机构、群团组织、基层领导岗位等形式，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满足他们的政治追求，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使之成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
1.作为领导干部选任或者任命到党政部门和司法部门
在各级党政与司法部门以及基层组织中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安排实质性的领导职务，既实现其代表性政治主体目标，也有利于发挥其能力和特长，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服务。一是通过正常的选举或者任命程序选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党政部门担任一定职务，使其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二是制定规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够获得职务任命。例如：某县多少年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2001年的时候，如果一个民营企业家连续三年纳税600万元的话，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副科级的官来当。到2003年为止，这个县一共有10名乡镇企业家担任了像县劳动局局长、副局长，还有县法院院长这样的职务。〔9〕这种情况越往基层越多，很多私营企业主同时是村、乡领导。
2.作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选任到各级人大和政协机关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以下方式选任：（1）职务任命。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安排一定的职务，参与各级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参与各级政治协商，从事民主监督工作，这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政治体系根据社会分化的现实，积极接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在职务安排方面，有人已经在省级人大、政协中担任较高职务，进入了高级干部的序列。（2）一般形式的政治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也是政治资源中比较稀缺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当人大代表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发言权，有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权。政协委员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力，包括政治协商、政策建议、权力与政治监督等。因此，只要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被赋予了一些特定的权力，也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3.推举部分人士在群团组织中任职
推举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这些部门具有半官方性质。（1）参与政治生活。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满足其政治参与愿望。同时，通过参与有利于树立自身的形象，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2）政治接近。有更多的机会与党政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接触。能及时了解到有关政策，还有国家、本地区的发展态势、以后的政策走向等方面情况。也有更多机会与领导接触，向领导人反映情况，表达意愿，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扩大影响力等。
4.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
组织、影响力和权力紧密相连，没有组织就会失去相应的影响力或者权力，在政治生活中也不会有自己的代表和意志的体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0〕（1）入党是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起着政治领导作用，也有助于吸纳企业主加入党组织。很多非公有制企业主在经济壮大之后，不忘党的好政策，致力于追求政治进步，于是，把入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成为政治人的一项重要条件。为了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归属感，将那些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入党动机较纯又主动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既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充分体现党的两个先锋队作用。（2）担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老总有的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有的来源于农村的精英，有的是乡镇企业的领导，经过所有制改革继任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党员，可以在企业党组织中赋予领导职务，促进党的建设与企业共同发展。（3）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充分发挥党组织联系企业管理人员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党组织联系党员、干部和群众，既实现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又做他们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引导和教育。
（二）通过非制度性参与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重要方式，在转型社会中，制度化的路径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旺盛的参与热情相比，相对狭窄，加之受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于是，一部分人就越出制度性参与的渠道之外，寻找非制度性参与路径。通过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
1.在权力机关和部门中寻找人与保护伞
与政府及司法机关官员牵扯上关系，使企业地位提升或者成为企业的保护伞。（1）攀缘政府与司法机关官员。利用开会、领导视察等有利机会积极主动地接触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借权贵的政治威望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主要方式是利用开会和领导视察的机会，主动请求与领导照相。一回到企业，就把与领导合影的照片放大放到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显眼的地方，以显示其与领导的关系，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通过请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领导题字、作批示等方式来寻求企业保护伞，藉以提高企业知名度与地位。（2）在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官员中寻找人，实现权力与实业联姻。在官员与企业的界线不清、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官员很容易和企业结成联盟，成为利益攸关者。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旦结成，“官员就成为企业的保护伞，企业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这样，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的狐假虎威，不遵守市场法则，独占某些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有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遵守法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使有什么违规事情被暴露，因为有官员是股东，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很自然有人出面把事情摆平。
2.通过关系网络从政府的决策和信息中受益
为实现维护现实利益，获取更大利益，企业主利用关系网络的形式参与到政府、司法机关和官员中去，形成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进行生产与社会交往，从事这些活动通常在一些组织或关系中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种关系早已把整个社会编织起来了。费孝通先生运用“差序格局”这一理论来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解释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揭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与普遍性，并指出中国的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通过关系网络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获取较多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提高企业主的政治与社会声望。（1）通过关系网络的作用影响政府和官员的决策。通过与政府和司法机关官员的非制度性关系，或者通过朋友、血亲、老乡、战友、同学、私交等关系网络与渠道，将自己的主张、观点和利益诉求传递到官员那里，影响官员的决策，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司法的裁决。（2）信息获取。信息也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现实和潜在生产力。通过关系网络，能从政府部门、官员那里及时获取决策与政策信息，包括产业布局与发展、结构调整、城市规划等多方面信息，从而使企业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加强某个地段或行业的投资，这就增大了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分割社会资源中占有优势地位。（3）关系到位好办事。在关系网络框架下，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与企业主彼此熟悉，企业发展遇到的很多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为企业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到位的各种关系也提高了企业主的社会声望。
3.公益性活动推出代表性政治主体
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与政治境界较高，他们在富裕之后，不忘对社会的责任，着眼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力图回报社会。（1）资助社会公益事业。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是回报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也很容易为社会所记住，成为社会名流，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支持家乡和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通过在家乡或者贫困地区兴办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帮助贫困失学儿童完成学业等形式进行资助，还有通过捐助“希望工程”等方式进行公益性资助。〔11〕（2）支持社会慈善事业。通过向地震等灾区捐钱捐物，帮助赈灾救灾，重建家园等形式从事慈善事业。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向灾区捐赠1个亿，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给予企业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回报。也有通过向贫困地区捐赠、无偿传授技术、培训技术人员等形式，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还有向残疾人机构从事捐助等公益活动，达到扩大企业影响，提高社会声望以及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目的。
三、政治体系的吸纳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能力的提升 那些在变革的社会中富裕起来的人总想通过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来改变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为巩固其经济地位以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创造条件。于是，他们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此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这就给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治体系增强吸纳能力，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接纳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以满足他们对政治的渴求和对参与的需求。同时，在政治吸纳与参与中，也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素质提高和政治能力的提升。
（一）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政治体系
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改变自身政治主体地位的渴求，政治体系必然改革与创新，提高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其政治活力。在亨廷顿看来，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和经济制度中的财富一样，能够扩张，也能够收缩。〔12〕在规范的政治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既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主体取向与控制力的强弱，又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及其容纳能力，更取决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所凝聚的政治力量对政治权力的渴求程度以及对政治体系的影响程度。
1.政治体系的吸纳力的增强有助于增进政治体系的活力
通过政治吸纳，让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精英进入权力机关，能展现政治体系的活力。（1）促使政治体系实现精英循环。在帕雷托看来，社会的业绩原理打破了阶级阶层的稳定性，社会阶层不再是靠世袭获得财产、荣誉、地位等，而更多地转向个人的能力和业绩，于是决定社会阶层的标志性因素（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权力等）在不断的变化，那么，一个人的阶层或者政治归属也是变动的。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13〕（2）增强政治体系活力。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适当的形式纳入政治体系中，有的掌握地方事务的部分权力，有的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分享讨论、制定或者执行政策的权力，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保住官帽的后顾之忧，又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就敢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这有助于改变政治体系中的单向度输出局面，有利于推进政治生活民主化，相应地增强了政治体系的活力。
2.政治体系吸纳力的增强促进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主要标志着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由此有效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从少数参与到扩大参与再到大众参与的过程，也是从无序参与到较低的制度化参与再到制度化参与的过程。广泛的政治参与既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体现。政治参与的程度与各政治主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影响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达尔指出，现代政治社会中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的个人或者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不大。〔14〕经济地位高的人或者政治主体，其政治参与活力也高，经济实力弱小的政治主体，政治参与活力较低。在现代西方议会政治或民主政治体系中，支撑和维系政治运转的政治阶层或者政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富人的俱乐部，这是政治发展的较为普遍现象。因此，在变革的社会中，随着各政治主体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迁，政治体系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主体素质与能力提升
政治虽然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但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只要进入政治体系中，必然有较多的公共性成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无论是作为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官员行使权力，还是作为人大代表制定政策或者政协委员参与政治讨论都要负载民意，为民行政，为民代言。这就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高自身素质和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力。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能力的提升
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需要政治能力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从事政治活动与行使政治权力之前没有多少从政的经历，这就需要加强学习，增进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增强政治意识，促进政治知识化，提高政治实践能力与应变能力。现代政治的知识化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发展的产物，政治意识的增强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政治知识的增进是成为政治人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知识的人就是政治文盲。在列宁看来，“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15〕 没有知识就没有政治，没有政治知识更不可能很好地参与和主导政治。（2）具备良好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的增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使得政治朝着民主、平等、法制的方向发展，政治权威不断更新观念，改变治理方式与政治运行模式。（3）通过政治社会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与提升政治能力。通过不断的政治社会化，在政治社会的实践中学习、认知、思考与探索，促进政治知识的增长和政治意识的增强，从而引导人们提出正确的或者新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见解。（4）在政治参与和行政中提升政治能力。无论是政治协商、政治讨论或者论争，还是作为领导者处理政治事务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也需要在这些政治活动中不断学习和探索。通过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促进政治主体探索政治发展规律，把握政治生活的脉搏，破解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引领政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要想成为合格的政治人或者政治家，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提升政治能力。
2.克服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功利性与腐败现象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由于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层面，其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职业、社会经历等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对他人、社会的认知、情感等也有一定的差别。有些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集体意识，有着较高的道德操守与精神境界。也有很多人持利己主义价值观，有的崇尚功利主义，强调社会中的自我利益，把个人利益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准则，忽视他人、社会利益，为了私利，其行为不怕违背道德、法律以及公共的准则，他们参与政治的功利性较浓。
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严重扭曲政治参与的现象。（1）较为浓厚的权力资本化色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监督制度的供给滞后，让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政治领域，扩大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资本与政治的结合有利于一些拥有经济权力的人运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一些人闪亮登场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舞台，或者直接利用行政权力，或者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或者以某董事长、某总经理的头衔，广布关系网络或者进行政治施压，为自己牟取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在身份变迁之后，其经营的项目也随之多元化，搞多种项目投资、发展多种产业、进行多种名目的开发、触及社会公共领域等，直接从政治权力中获益。（2）政经合谋的腐败形式较为突出。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拉拢官员，搞政经合谋作为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取向。“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16〕 有的官员以一定的资本入股企业，有的官员在企业股份中以“干股”的形式出现，坐享其利，形成。这种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好的个人效益，给双方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种权力投资入股的方式使一些企业老板和官员都乐此不疲，以至于一位企业老板形象比喻官员从中受益是“比抢银行都来得快，并且不承担任何风险”。（3）负载民意成份较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源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对于少数个人修养较差、法制观念淡漠、利欲熏心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他们拼命地钻到各级政府、各级人大和政协里面去，是为了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然而，他们却不具备担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各方面素质，缺乏政治、社会责任感，将行政职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名分作为一份份随意馈赠的“礼品”，从不负载民意、履行职责，而是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去干违法乱纪的事，主要是牟取私利，从而逃避查处。〔17〕这些虽然实现了个人或者集团利益，但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公共目标相悖。
要克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功利思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强道德修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官员从政要具备基本的官德，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参与政治要提升基本的道德准则，努力克服政治道德层面的腐败，也不能有政治诈骗之嫌。二是减少政治腐化。权力与资本通过政治参与的形式联姻实际上就是官商合谋的严重腐败形式，应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民主监督，做到政治透明，通过制度约束努力破解政经合谋腐败的难题。三是树立政治参与的公共利益代表性思想。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政治参与的公共性与公益性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参与者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群体和集团的利益，因此，要尽量减少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标的政治介入，切实做到政治参与者负载民意，为民代言。
〔参考文献〕
〔1〕郑慧. 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J〕. 政治学研究， 2002，（3）.
〔2〕李元书，薛立强. 社会主导阶层与政治发展〔J〕. 学习与探索，2005，（1）.
〔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516.
〔4〕（美）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
〔5〕吕庆春，李军良. 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缺位与建设〔J〕. 理论探讨，2012，（5）.
〔6〕〔8〕〔14〕（美）罗伯特・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M〕. 王沪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52-153. 96. 129-131.
〔7〕（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 竺乾威，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39.
〔9〕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83-84.
〔10〕〔12〕（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27，129-130.
〔11〕〔17〕吕庆春.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及其困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
〔13〕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27.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制度环境；经济后果
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是一个长期和广泛的现象，无论是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现在中国的市场体制进化中的转型经济体中。西方研究学者Faccio（2006）认为，企业政治关联在经济实践中大量存在，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合法，对企业的内部的公司治理、管理模式、关系中表现出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了深入研究，（孙俊华等，2009）认为企业发展政治关系的目的就是寻求企业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分配，给企业的所有者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缺失和不完善，公司治理中委托关系不能有效解决内部的治理问题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企业一般积极寻找政治关联和社会关系来解决自身经营和发展中的困境，或者寻求新的机会，如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或者市场机制和法律保护难以发挥有效配置功能的环境下维护自身的利益。
一、政治关联的含义理论变迁
（一）政治关联界定
政治关联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当局的有关人士在政府机构曾经任职；或者这些相关人士与政府高官有私人关系，工作上的密切关系。（李维安，2010）这种界定主要视觉是现任的管理层中过去或者历史上是与资源的分配和权力持有者，或者与资源拥有者关系密切。其他的文献中关于政治关系也有不同的论述，如（罗党论、唐清泉等，2009）认为政治关系是指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的所有者（大股东）通过自身亲自参与政府机构的政策活动或者议政的权利而拥有的关系。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规划具有不定性，政策的参与者能在制定过程中挟持自身个体的利益，从而影响政策的效用及特定的受益主体。
（二）政治关联的理论基础
由于企业政治关联的存在和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效用，其理论基础也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社会资本理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体现出来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存在或潜在的资源集合，具体指企业拥有的政治联系以及企业通过关系网而获得资源优先拥有或者独占的权力。扶持或者掠夺之手是政府的目标和企业目标不一致而形成的有利或者损害企业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形成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关系网络，企业可增加更多的收益或者获得优于同行的竞争优势，在政府损害其利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经济自由发展导致的不利经济后果。
（三）政治关联的分类
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构成有国有经济为主的国有控股企业（SOE）和民营经济两大部分，及其他经济主体。国有企业按其控制权主体不同，分为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控制和持股的央企和省级及以下的政府及机构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央企通常是大型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形式，无论是资产实力还是经营规模都比地方国企有竞争优势。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深化，一批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增强，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新兴经济领域。
具体来说，同为国有控股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维护自身集团和局部利益，中央企业扩大规模和战略重组布局中，同地方企业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同一地区相同行业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经营行业和经营区域上会经常博弈。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不能协调和解决时，企业会通过非制度方式，通过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实现企业的目标。建立社会政治关联的途径主要有：一、企业可以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等政治关系渠道，与政府机构和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其二，运用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身份，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社会活动方式参与制定有利于本行业或者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实施重要影响。
根据近年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Joseph P.H.Fana，T.J.Wong，Tianyu Zhang，2007）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关于CEO的政治关联，定义为公司管理层中有前任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军队官员。由于中国政府机构拥有任命上市公司CEO的权力，CEO的政治关系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制度。据统计的790个公司详细的CEO和董事会的数据样本，从1993年到2001年间上市的公司，将最近全部IPO的73%的数据资料，表明这些公司中几乎27%的CEO具有政治关联。（罗党论，唐清泉，2009）专门对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公司进行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5到2009年中，民营企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是逐年增加，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也是在同步增加；同时论证了政治关系这种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取得额外收益的帮助，政府支持包括得到政府补贴、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以及投身于“暴利”的房地产行业。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主热忱于政治参与的背后利益动因。国外文献表明，企业与政治家的联系不仅保护了企业避免其被侵占的可能，而且这也是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的一个途径。
二、企业制度环境和背景
企业的各种行为必然受到当时的现实社会制度环境的限制和规范。企业行为与其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具有内生性关系。中国现实环境是市场化进程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垄断竞争的大环境下共同发展，国有产权的主体经济地位和制度基础存在，决定了非完全的市场化的资料配置机制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干预的历史传统依然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企业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大股东及其高管人员行为根本利益的最终体现，（Qi，2010）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关系是视为法律保护、政策稳定机制的重要替代品。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制度环境中的法律和政策两大要素具有不可预见性和非正常的一致稳定性。同时中国经济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相对巨大，在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省份或者地区，企业可以借助拥有的政治关系来应对政府的掠夺之手，特别是民营企业需要通过良好的政治关系来抵御政策偏向性和不确定带来的双重负面影响。（罗党论、唐清泉，2009）根据中国的民营企业研究的结果指出，在产权保护力度小、政府干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认为企业政治关系可以作为免受市场机制和环境缺陷影响的有效替代保护机制，具有较强烈的动机与政府机构和高官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
Choi，C.J；Lee等（1999）国外学者从交易价格和资料配置的视觉分析，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统，企业的交易成本将十分昂贵，或者取得资源的成本巨大。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重要部分，政治关系在民营企业外部的各种关系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以及过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环境因素和与企业政治关系的影响。
三、企业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
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在法律制度变化环境中利用其或者独特的经济资源或者投资机会，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在危机出现时，运用政治关系或者财政支持或者融资帮助。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
前者获得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获得垄断的资源和机会，在政策不透明或者制度变化，通常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地区，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一项有优势的资源和机会的交易成本异常高昂，使得企业的收益低于平均水平，或者无利可图。通过政治关系大大减少了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使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拥有优于竞争对手的经济优势。Claessens，Stijn，Feijen等（2008）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能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优惠的融资待遇，使得企业的负债率也相对较高。国内不少学者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导致的融资状况研究表明同样的发现，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而言，企业政治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部资源，其为企业带来的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主要包括极佳的发展机遇（孙铮，2005），或者较多的银行借款及较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潘洪波；2008）。如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进入管制的行业，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和管制行业的渐进开放，先期进入的企业能够分得更多的实惠，带给企业巨大的增长机遇。正是由于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企业的业绩通常优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企业良好的盈利能力和社会声誉，同时促进了企业的市场价值提升和股东财富增加。
对于陷于财务危机之中的企业来说，拥有良好的外部政治关系，挽救和扶持企业的生存变得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在赋予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时候，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严重时候使得企业亏损甚至陷于财务和经营困境。如果拥有和政府机构及银行的政治关系，一般能够优先获得融资及财政补贴等支持，避免企业继续经营恶化。国外研究表明这些政治关系良好的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的途径（Shleifer and Vishny，1994）。Bertrand等（2004）证明了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上更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照顾和帮助。
（二）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优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不断进化和改革以来，传统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体公司化改革，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基于传统的体制局限和所有权主体不明朗，国企虽然经历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产权改制，政府作为终极出资人，对企业的控制和干预并没有实证性的减少。从直接的行政管控到董事会控制和经理人控制模式转变，干预和控制方式逐渐市场化和政策化。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控股股东理论等，（潘洪波等，2008）新环境下政府干预行为主要体现为“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当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会与政府官员的任职目标发生冲突，政府通常运用其“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战略，最终会影响企业竞争优势。
对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一种的观点，从整体来说，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具体分析高管不同的政治关联的政府背景后发现，企业具有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具有不平衡性和地区差异性，，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地域性比较明显，特别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和经济水平及地方财政目标的限制。（吴文峰等2008）认为，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政府干预市场严重的地区，高管地方政府背景能显著增加公司价值。而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具有政治关联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越能提高公司价值。主要因素就是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和关联有助于扩展地区经营规模，企业获得优惠的融资来源，和政策优惠及财政扶持。
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司治理的基本建议：
（1）在企业制度规范和法律环境不断完善的转型时期，公司的经营业绩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良好的内部公司治理，外部约束机制不能正常解决公司困境时，借助于企业政治关联在短时期能够帮助企业脱离困境，但是同时也增加也给企业和管理层背上了增加企业预的风险，加大了企业的外部成本。
（2）现行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企业的经营外部环境是逐步完善。政府和监管机构主要目标是制定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合理引导和规范企业经营环境的外部框架，减少对微观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层的干预，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无论是运用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在公平的市场规则下实施，有助于企业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1]李维安，邱艾超，阎大颖.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J].管理世界，2010，5.
[2]游家兴，徐盼盼，陈淑敏.政治关联、职位壕沟与高管交流——来自中国财务困境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4.
[3]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9.7.
[4]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
[5]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4
[6]唐建新，卢剑龙，余明桂.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1.3.
[7]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科学，2008.12.
[8]Kole，S.，Mulherin，J.H.，1997.The government as a shareholder：a ca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Law nd Economics 40，1-22.
[9]D’Souza，J.，Megginson，W.L.，Nash，R.，2005.Effect of institutional and ?rm-speci?c characteristics on post-privatization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1，747-766.
[10]Faccio，M.，2006.Politically connected ?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369-386.
[11]Joseph P.H.Fan，T.J.Wong Tianyu Zhang.2007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357.
[12]Fisman，Raymond.Estimating，2001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9）：1095-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