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1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4-0003-11
“新常态”概念的历史溯源 李淑英
自从2014年5月主席在河南考察提出“适应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就成为理论热词，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但是也存在一些对“新常态”概念的误读误解。“新常态”是新一代中央领导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总结。但是在这之前，“新常态”这一概念无论国内和国外都曾提到过。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常态”，有必要对“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一、国际“New Normal”概念的提出
“新常态”一词对应的英文为“New Normal”。对“New Normal”的最早关注是在2002年，美国经历“9・11事件”后，经济发展出现短暂的衰退，“New Normal”主要是指经济缓慢复苏。“‘NewNormal’被巴菲特和伯格用来警告投资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单位数回报会降低至7%-8%。我们把2002年巴菲特、伯格的预测叫做‘New Normal’”。
2009年初，在“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总裁埃利安在发言中用“New Normal”来归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后来，埃利安再次在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New Normal”，用以反映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埃利安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金融危机之后的‘NewNormal’）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总之，国际上的“New Normal”被应用于经济领域，指的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的低速增长状况以及2008-2012年全球经济衰退。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后来，这一概念被扩展到其他领域，指的是那些以前异常的而现在被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二、国内“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关于“新常态”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出现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主要是在关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研究中，库恩的“新常规科学”被翻译为“新常态科学”。
在汉语字典中，并没有“新常态”这一个词汇。对于“常态”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固定的状态和形态，二是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对于“新”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刚有的，刚经验到的；初始的，没有用过的，与“旧”“老”相对；性质改变得更好，与“旧”相对；不久以前，刚才；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称结婚时的人或物等。因此，对于“新常态”这一概念，按其本意来讲，就是表明一种有异于旧质的、固定的或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和形态。
在中国知网上使用“新常态”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最早的文献是1979年，其应用对象是“新常态科学”。使用“新常态”进行篇名检索，最早的文献是2001年，其应用的意思就是不同于旧有状态的新状态。最早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文献是在2009年，主要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在这一时期。“新常态”概念的应用还是基于国际“New Normal”概念的延续，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尤其是金融领域投资低回报常态化的描述。
最早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为篇名的文献出现在2012年。此时，对于“新常态”概念的应用和理解已经有了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例如早期一些文献在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时都会把经济增速的下降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总含义是，“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长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新常态”特征的理解主要是低增速、高通胀。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之所以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方面是国际经济发展大背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学者研究习惯的延续和发展。从199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新”后面出现的概念有：增长点、发展、趋势、热点、亮点、挑战、特点、格局、动力、考验、变数、看点、关口、命题、誓言（自主创新）、途径、信号、走向、布局、时代、路径、秩序、转折点、空间等。可见，“常态”这个概念放在“中国经济新”之后，是中国学者一种习惯性的表述模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的“新常态”概念不同于国际的“New Normal”。同时，也意味着以主席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新常态”概念既不是完全借用西方的概念，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新词，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形成过程。
三、主席“新常态”概念的运用
中国政府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有一个明晰的时间表。
2014年5月，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7月29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主席对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四点希望时提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11月9日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点，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适应新常态的途径。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提出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会议从九个方面详细解读“经济发展新常态”，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通过梳理主席提出和运用“新常态”概念的过程，可以分析出主席对“新常态”概念理解的三个要点。首先，“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描述。这是主席首次运用这一概念时就明确提到的，也是对这一概念理解的首要起点。从“新常态”概念的本意出发，结合中国经济主体，中国经济“新常态”描述的就是异于经济发展旧质的、通常的状态和形态，即经济发展进入新的不同于以前的阶段。其次，这一个新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三方面，即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再次，理解“新常态”这个概念不能离开改革，改革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根本途径。“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四、国内外“新常态”概念提出过程的异同
“新常态”概念在国内和国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虽然中国提出的“新常态”概念与国外的“New Normal”概念有共同之处，但更主要的是二者的相对独立性。中国的“新常态”更应该看作是主席结合中国实际发展状况进行的创造性概括。二者的异同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的“New 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都是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描述，但是二者所描述的态势以及形成的时期不同。“New Normal”具有较明确的针对性，主要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或者说是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态势，其根本特征是“无就业的复苏”，是对危机之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增长缓慢的状态描述。而2014年5月主席首次运用“新常态”的概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的综合性描述，其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放缓。可见，二者都是对转变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状态描述。但是，一个是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态描述；另一个是对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多元化的状态描述。
第二，国际的“New 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都认识到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但对于如何应对却有不同的解读。在国际上，“New Normal”的提出是被动地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周期长，甚至是复苏无望的态势，其隐含的是一种无可奈可的应对。而中同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在对经济发展态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主动应对将要到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问题。可以说，“新常态构成面向未来更高发展目标的战略规划，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
第三，国际的“New 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表现，即经济缓慢增长，但是，如果说全球经济的“New Normal”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向形态更高、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
五、国内学者对“新常态”的扩展和深入研究
随着政府对“新常态”的运用和解读，“新常态”也成为2014年以来的理论热词。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进行分析，2009年之前关于“新常态”的文献数都是年均低于10篇，2009-2013年年均文献数在20篇左右，而2014年达到4537篇，截至2015年5月已经达到10956篇。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日常领域中，“新常态”概念的运用都具有比较高的频率。从2011-2015年“新常态”概念的百度指数上分析，“新常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热词了。
学界对“新常态”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中国新常态”的转变。主席首次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领域状态的转变，而后的运用也都是指“经济新常态”。但是，随着国内学者的不断扩展研究，“新常态”概念已经超越经济领域，“成为描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崭新格局的代名词”。可以说“新常态”来源于经济，又超越于经济。但是，也需要警惕对“新常态”概念的泛用，这是因为不仅在国内的研究中没有界定“新常态”概念的外延，而且在国际“New Normal”概念的应用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理性地对待“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中国新常态”的转变，既要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同时也不能绝对化。
第二，进一步对“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征深入分析，要具体到每一个经济环境，深入具体地分析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通过改革来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全球经济“New Normal”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复苏缓慢，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主动应对将要到来的可能发生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经济问题的井喷式爆发，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新常态”概念的理解已经超越其本意，既有对状态的描述，也有对所面临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出路的分析。
“新常态”的辩证意蕴 郭晶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提供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研究支撑。本文从哲学角度，用辩证思维方式考察“新常态”，阐释“新常态”概念的辩证意蕴。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也是马克思阐述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批判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辩证法作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现今，辩证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用辩证方法研究“新常态”是一次有价值的理论尝试。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发掘“新常态”所包含的多重矛盾关系，有助于理解“新常态”的辩证意蕴。
一、“新常态”的“新”与“旧”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辩证法强调在概念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理解一个新概念。“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基于“旧常态”，才能提出“新常态”。“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实现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蕴涵了辩证法要求破旧立新，在批判改革中催生发展的精神。“新”与“旧”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是“新常态”所包含的第一层辩证意蕴。
“新”与“旧”在内涵上截然相反，是一对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依赖于对方阐释自身，应该在“旧常态”与“新常态”所体现出的矛盾关系中理解“新常态”。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主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
对经济新常态特征的表述既包含“旧常态”的特征，也包含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最直接和显著的转变，正因为“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年均9.8%的高位，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定位为中高位，才能称其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只有在把握了“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驱动力，才能提出“新常态”下更加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驱动力。
从“旧常态”到“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的过渡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过程，“新常态”代替“旧常态”也必然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新常态”对“旧常态”辩证扬弃的过程。具体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由快到慢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由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的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由劳动、资本转换为创新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旧常态”向“新常态”辩证发展的必然过程。
二、“新常态”的“变”与“不变”
“新”指性质上“不同以往”，有变化之意，“常”指“持久恒长”，“新常态”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长的稳定状态，有不变之意。“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常态”包含的第二层辩证意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强调，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辩证法不是现存世界的理论注释和辩护工具，辩证法要求我们直面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把握现实生活的矛盾，解开现实生活的困境，展开对未来生活的建构。“新常态”的提出包含了对以往经济发展中弊端的批判性考察，体现的正是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发现弊端是为了解决弊端，要实现“新常态”的发展目标离不开改革。辩证法强调通过变革实现发展，“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当前中国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能不能切实地做好改革。
“新常态”呼吁改革，但不是盲目的改革，是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寻求平衡与协作。主席指出，应“保持政策定力”，要“稳”住宏观政策，避免因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动辄进行较大的调整。辩证法的“革命性”不是不顾稳定一味地变革，而是以稳定和变革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改革。只有兼顾稳定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改革，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态势。主席同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调整都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大局之下进行的。
三、“新常态”的“质”与“量”
“新常态”包含了对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辩证关系的思考。“‘量’是对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强调，‘质’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质量的要求”。数量与质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呈现为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新常态”意在扭转以往不顾质量，过于追求数量的发展观念，力求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统一，体现出辩证法的适度原则。
在对经济发展数量的追求中，还会体现为对速度的过度强调。然而，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如果掌握不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减损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保持在平均9.8%的高位，但是却伴随出现环境污染加剧、产能过剩、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无法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质量要求。
“新常态”最为直观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GDP基数扩大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长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更重要的不是经济发展的数量，而是质量。“新常态”不再追求单一的GDP增长，需要更加全面的发展目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接受经济增速放缓，保证和提升质量。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常态”下增速放缓，不是经济衰退，而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常态”，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纠正。适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新常态”下中高速的发展在保证就业的同时，为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契机。“新常态”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及其体现出的适度原则，是“新常态”包含的第三层哲学意蕴。理解这一辩证意蕴，有助于理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方式和新观念。
可以说，“新常态”来源于经济同时又超越于经济，这是“新常态”本身所蕴涵的第四层辨证思维。当前“新常态”主要用于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对“新常态”的思考也是限于经济发展领域。但是，“新常态”可以具有较为普遍性的含义和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目前学术界已经超越经济在多个领域使用了这一概念。“新常态”概念的外延如何界定，“新常态”概念的使用范围是否需要限定，以及如何限定，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思考。
“新常态”呼唤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朱成全
当前，全球经济步入新阶段，其特征是在大剂量的调控政策强力干预下，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而在过去，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
中国提出的“新常态”概念虽然与国外的“New Normal”有共同之处，但更具有相对独立性。“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就是指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偏高、不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累积、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压力变大，使得中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旧常态”相比，中国的“新常态”有三个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新常态下，中国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简言之，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以，“新常态”的发展观有着超出经济范围的更加全面的深刻意涵，需要在学理上反思发展的人性本质，在实践中制定出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就需要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
一、马克思的人的发展历史阶段思想蕴涵人的自由全面生成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会经历三阶段，最终进人人的自由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此阶段适应于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人在此阶段中很难体现出独立性，而不得不直接依附于某个社会共同体。个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发生限于共同体内部，这种联系只能是在狭窄的整体范围内，各孤立地点之间发生的地方性联系。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此阶段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体在此阶段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大大摆脱对血缘、土地等关系的依赖，社会形成整体的能力体系、全面的关系、普遍的物质交换以及多方面的要求。但是，社会关系以物的关系形式存在，人的发展受到异己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束缚。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此阶段适应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关系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个人能够在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中自由全面地发展。
经历三大历史阶段，人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财富的衡量标准也在变化――从“物的发展”逐渐转向“人的发展”。第一阶段，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劳动，以产品数量衡量财富。第二阶段，仍以物，尤其是资本、产品来衡量财富。但是，这一阶段对物的依赖性具有双重作用，它使人的关系依赖于物的关系，同时，也为人的关系的普遍性提供可能，从而为人的更高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到了第三阶段，财富的衡量最终变成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自由发展。充分发挥人的自由能力，是以人的发展来衡量财富的基本要义。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作为手段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承认资本、发展资本是当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二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片面夸大资本的地位，任由资本自发调节生产，把资本奉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最高准则。如果对资本发展不加限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甚至是达到社会不堪承受程度的问题。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以放任资本固有逻辑中的破坏性为代价换取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使人日益沦为片面发展的社会体系中物的附属品，间接导致人向“单向度的人”发展。这就是说，当代主流西方经济学极力排斥马克思等学者赋予资本的人文属性，刻意无视资本作为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本质，执意从经济学“科学”化的角度把资本理解为物。这种庸俗的拜物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
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含义及其逻辑起点
马克思多次讲到：“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等。具体地说，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人的需要全面发展。首先是生存需要，然后是社会关系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力。第二，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包括体力、智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道德修养能力和审美能力等。就素质来说，主要是指人的德、智、体、美诸方面素质。第三，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所独有的品格、气质、爱好和情感等的总和。第四，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人的发展也必然会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变革中，人的社会关系的充分发展是在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充分交往。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摆脱个体、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不断开阔视野，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最终在交往中形成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个性。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人的需要。马克思就是从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角度出发，具体展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首先产生的是生存需要，“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而且，“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需要的发展结构。具体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论述了需要的层次结构：物质需要、社会关系需要、精神需要等。人之所以有物质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在自然界，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形式。人之所以有社会关系需要，首先是因为家庭关系，其次是因为人有交往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人来说，谁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为人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还要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二是出于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戏”“审美的需要”等的需要。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忧心仲仲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美感；经营矿物的商人只有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这些从反面论述了人的审美需要的重要性。
人需要结构发展的积极成果，就是“文明”。“文明”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下本身就紧密地与自由相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异，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这个界定最深刻之处在于，把“文明”或“文化”概念与“自由”概念联系起来。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所以，“文明”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财富基础上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
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最高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完整的个体，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个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所以，从人的本质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从自然、社会和自己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即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全面关系来全面创造自己的本质，丰富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
共产主义社会蕴涵着“生态文明”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按照科学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在尺度――善和美运用到对象上去，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适合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人之所以高于动物，是因为能够掌握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把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所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总之，“新常态”发展观要求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和谐社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体现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重唤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新常态”的全面发展观和人类发展指数 栾林
“新常态”源于经济领域，但对“新常态”的理解却不应仅限于经济领域。主席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中国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意味着中国需要转变社会发展观和思维方式。
在“新常态”下，发展不等同于狭隘的经济发展，“唯GDP论”的发展观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观念上的变革，以全面的新发展观取代狭隘的旧发展观，才能逐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新常态发展观的诞生。“新常态”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必然会取代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人为本的“新常态”全面发展观的确立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运用。可以说，党的基本路线已经把握到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认识到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肯定了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并非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唯GDP论”是对此理论的一种误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种对经济领域的偏重导致了“唯GDP论”的出现。在制度领域，“唯GDP论”导致了“以GDP论英雄”，在选拔和考核干部上，把GDP的增长率作为选拔和考核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这种形势下，一切都为GDP让路，为了能让GDP保持高速增长，不惜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按照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人类的膨胀已经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如果还不珍惜资源，那么地球现有的资源将很快消耗殆尽。“唯GDP论”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发展观，认为通过经济发展就能把蛋糕做大，就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实惠，但并没有意识到为了让蛋糕做大而在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所得，并且这种损失常常是不可弥补的。因而，这种不合理的“唯GDP论”的发展注定要被“新常态”的全面发展观所取代。
“新常态”发展观是对当下社会状态的重新认识和概括，它扬弃了“唯GDP论”的发展模式，展现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常态”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在认识到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到“新常态”下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
“新常态”发展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新常态”发展观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基础之上的，并加入了对当下经济发展新特征的认识，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细化和深入。“新常态”发展观在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长期困扰社会的遗留问题。“新常态”时期是中国调整社会结构和观念，集聚社会力量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发展的任务不再是高速增长，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新常态”将为社会主义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常态”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唯GDP论”的旧发展观以一种外在的尺度衡量社会的发展，这种以“物”作为尺度的评价标准必然会导致对物的崇拜等社会问题。“新常态”发展观纠正了这种错误，并把发展落实到了人本身。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GDP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发展的最低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人类发展指数和“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指数的构建
“新常态”的社会发展要落实到人本身，落实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标准是实现人的自由。“以人为本”的“新常态”发展观也必然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
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基础，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多学科融合的角度上，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以个人的自由为基本要素”，这种自由并非抽象的自由，而是实质的自由，是指人的可行性能力及其实现，“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这种可行性能力不仅包括人们免受困苦的能力，而且也包括接受教育、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能力。可以看出，阿马蒂亚・森要实现的实质性自由既需要政府制度方面的保证，也需要人自身具备相应的能力，以获得享受自由的资格。可见，自由的实现需要内外两方面的保证，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以阿马蒂亚・森“自由看待发展”思想为理论前提，联合国于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数最开始由健康（通过出生时预期寿命进行考察）、教育（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进行考察）和生活水平（通过人均国民收入进行考察）三个部分组成。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指标，同以往以经济指标衡量社会发展相比，它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空间。以往的发展评价只是以“物”为中心的经济指标和经济福利指标，没有直接体现人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则认为，一切发展都应该是围绕人的发展才有意义。人类发展就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并由人民实现的发展。属于人民，意味着通过就业并获得基本收入，进而达到使人民有充分的收入；为了人民，意味着给那些需要帮助和辅助收入的人提供社会服务；由人民实现，意味着人民的参与。这三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
人类发展的概念说明了人类发展是一个内容丰富、具有多种因素的发展。1990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安享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除了三个最基本的选择外，即人们过上健康而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得到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还有一些受到人们高度珍视的选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创造和生产的机会，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权。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经济方面福利较好的国家往往环境绩效方面比较差，于是提出按照绿色GDP的思路来构建绿色人类发展指数。鉴于国际社会的呼吁。“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出现在了《人类发展报告》中，并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Programme）承诺进行环境敏感的HDI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公布比较成熟的指数。
可以看出，人类发展指数最初选取的标准只考虑到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的指标，这显然难以反映人类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类发展指数从提出起就是开放性的，它允许人们对这个指标进行拓展和补充，使人类发展指数能够更加全面。但是，无论人类发展指数如何拓展，GDP在其中所占权重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也就是说，GDP只是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一部分。人类发展指数把“以人为本”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这就与把“以物为本”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标准的“唯GDP论”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发展指数凭借其合理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并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本国的发展水平。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2
ス丶词：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科学内涵；精神实质
ブ型挤掷嗪: 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017-04
① 代表性观点有汪金友：“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② 代表性观点有张磊：“科学发展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③ 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较多，一般都是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放在一起论述，没有明确精神实究竟是什么。
收稿日期：2008－04－02
作者简介：
1.王真，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王宝田，辽河油田公司政工师。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握好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党的文献还没有明确指出，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总体阐述和基本精神，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力求把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把握准确。
一、关于“精神实质”概念的规定性
ツ壳袄砺劢缍钥蒲Х⒄构劬神实质的认识和概括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是又好又快发展；①［1］(P108)有的认为是以人为本；②［2］还有的认为科学发展观内涵也就反映了其实质。③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哪一种看法更适宜、更准确呢？笔者认为，“又好又快发展”的概括比较准确。有些论著虽然也提出了这种观点，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也就是说，只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而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笔者认为，要回答“为什么”，首先涉及到对“实质”这一概念一般规定性的理解问题。
ナ抵驶蚓神实质，即要旨。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解释，实质就是本质，也指事物、论点或问题的实在内容。［3］(P1146)本质，即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本质能说明事物的特性、事物内部最重要的方面、事物内部深处所发生的过程。本质潜藏于内容之中，最实在的内容亦即本质。本质和规律是同等概念。列宁指出：“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4］(P159)因此，本质或者说实质，具有规律性意义，而这种规律性意义即反映了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4］(P161)。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示事物的实质，也就是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
ツ诤和实质是容易混同的概念。目前，一些论者就认为科学发展观内涵就是其实质，不必再作区分。内涵，是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是指“概念对事物本质的反映”［5］(P24)。《现代汉语词典》对内涵的解释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6］(P919)从这些界定中，我们起码可以明确两点：一是内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二是内涵就是事物的内容。实质与内涵之联系，就在于二者都与事物的本质相关，都是事物内容的应有之义。而二者的不同则在于：实质即是事物的本质，而内涵是对本质的反映；实质虽然也是事物的内容，却是事物最实在的内容。例如，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即“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6］(P1061)。人具有劳动实践、语言、思维、德性、美感等区别动物的本质属性。这些要素都可反映到人这个概念中来，是人这一高等动物的特征。但是，人的本质则是人的本质属性中最核心的要素，按照马克思的经典性表述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也有学者指出，人的本质应当补充实践活动要素，即“人的本质就是社会性实践”。当然，这也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无论哪一种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与人的内涵概念都是有所不同的。它比内涵要更加深刻，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最高层次，而且在表述上是也很简明的。由此可知，实质是蕴含在内涵或内容之中的，要比内涵或内容更加深刻、也更加稳定。以内涵或内容替代实质是不适宜的。我们不能说对本质的反映就是本质本身，不能说事物内容就是事物的实质。
ゴ游ㄎ锉缰し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点看，实质的形式即语言和文字表达，应当高度凝练、言简意赅，不应当冗赘、繁琐，这是作为高度浓缩的事物实质对其外在形式的必然要求。我们不妨看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有关“实质”的表述。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7］(P295)恩格斯在谈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时说：“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7］(P525)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问题的本质”［4］(P410)。列宁还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6］(P556)指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10］(P688)还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10］(P605)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11］(P8)还说，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11］(P276)。指出：“农村改革实质上就是调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12］(P54)还说：“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12］(P89)我们看到，对“实质”的表述一般都是简洁明快的，使人们一下子就能领悟和把握其要旨，而且便于记忆。
ヂ砜怂贾饕寰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有关实质的表述，为我们理解和概括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供了科学指导和具体范例。据此，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去探索和思考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或者说是科学发展观最实在的内容。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揭示和概括，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最本质的东西提炼出来，而且在表述上应当凝练。
ザ、“又好又快发展”是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比较准确的概括
ピ诙钥蒲Х⒄构劬神实质的各种概括中，“又好又快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因为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本质性的东西，而且表达高度凝练、言简意赅。
ビ趾糜挚旆⒄故强蒲Х⒄构勰诤集中而深刻的体现。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内涵做出了明确界定：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这四个基本点所表达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都是围绕发展这个根本点展开的。发展是第一要义，突出了发展的首要性；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了以人为本在内涵各要素中的主要地位；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提出了实现发展的必备条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实现发展的路径和程序。又好又快发展紧紧扣住发展这个根本点，突出地强调发展不仅要快更要好的问题。又好又快发展的概括，能够把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四个基本点全部涵盖进去，充分体现科学发展的理念和要求，这就是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做到统筹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表达形式看，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字概括高度凝练。科学发展观内涵在文字表述上则相对较长，共四句话计44个字，无论从句式还是字数上看，都不宜作为其实质的表述性用语，而又好又快发展只一句话计6个字，即可得其要领。
ビ趾糜挚旆⒄故强蒲Х⒄构媛尚约中而深刻的体现。规律和本质既然是同等概念，那么事物的规律也就可以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规律性集中而深刻的体现，无疑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或实质所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就在于它提出多方面的重要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将其协调处理好。快，是一个速度和数量的概念；好，是一个质量和效益的概念。快与好的关系，就是量与质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快与好的关系中，好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达不到好，快就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带来负作用。当然，好也要在快中体现出来，一定质要表现为一定的量。把握好好与快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把握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中央最近强调：经济工作总体要求的基本立足点是实现全面协调，要坚持好字优先，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13］这就将好与快的辩证关系讲清楚了。只有“又好又快”，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ビ趾糜挚旆⒄故且匀宋本理念集中而深刻的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否要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来表述呢？这里涉及到实质与核心的关系问题。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从横向关系中来反映它与科学发展观其他要素之间关系的，即是说，在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四个要素中，以人为本处于中心点，居于核心地位。又好又快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从纵向关系中反映其与科学发展观内涵要素的关系的，即是说，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内涵中最本质、最深层的东西，是其最实在的内容，是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实质与核心是两个不同向度的概念，二者分别反映与事物的不同关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已经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不应再将其定位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如果把核心再说成是实质，容易导致概念紊乱。如前所述，又好又快发展是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浓缩，就已经涵盖着以人为本的要素，是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应有之义。要看到，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又好又快、好中求快、优中求进。既要有发展速度，更要有发展质量；既要求加快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经济，又要求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特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做到“好”与“快”的统一。又好又快发展正是对人民群众这种期待的切实回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ト、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归结为又好又快发展
ノ颐堑扯钥蒲Х⒄构廴鲜侗硐治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归结为对又好又快发展这个实质性问题的把握。总书记在十七大期间曾指出：我们开始强调要加速发展，后来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2006年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14］。这段重要的话，是对党的科学发展思想认识过程的概要总结。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没有提出“好”的概念。这一阶段自改革开放开始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浪费等一些突出问题。第二阶段提出了要又快又好发展，这是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后至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时段。2003年4月，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到广东考察时指出，因为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如果继续走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值、低效益的路子，肯定是难以为继的。考察中他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1］(P18)。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含有发展不仅要快而且要好的思想。2003年10月，同志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并较深入地阐述了科学发展的问题，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15］(P484)。这一阐述主要还是就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增长和发展等方面关系来展开的，但可以看出，发展要快而且要好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6］。“好”的概念明确提出了出来。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17］。第三阶段是把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这是从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会议指出，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又有了一些新体会，主要就是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样，就不仅对“快”与“好”的顺序作了调整，而且明确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而在认识上大大深化了一步。此后，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6.25”讲话和十七大报告中都反复强调了又好又快发展问题。
ノ颐堑扯钥蒲Х⒄构廴鲜兜牟欢仙罨，是聚焦在对发展方式的认识上的。实现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发展方式的科学化问题。2007年底，同志在与新进中委谈话时指出，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他还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作了阐释：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有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好字优先、又好又快。2008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同志再次强调，要深刻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不断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提出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有效性［18］。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深化也就是对好字优先、又好又快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具体了。我们如果能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就是做到了又好又快发展。
ゴ尤鲜堵劢嵌人担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较为深刻的本质的无限发展过程。正如列宁指出：“人的思想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4］(P278)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实质的认识同样如此。从最初强调加速发展，到提出又快又好发展，再转变为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对科学发展观实质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党对科学发展观实质的把握也愈来愈准确而深刻。又好又快发展，反映了目前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认识程度，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拓展空间的科学概括，今后党对科学发展观深化认识的新成果都可以吸纳到这个概括中来，因为又好又快特别是好具有极大的包容量。现阶段，我们就是要牢牢把握好又好又快发展这个精神实质，深入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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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军事经济资源 组织制度 知识资源 金融资源
近些年，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一直受限于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范围。然而，现代军事经济的发展经验显示，劳动力和实物资本对军事经济发展贡献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包括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在内的知识要素已把资本要素取代，成为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要素。新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出现，对以传统资源概念为根基的军事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现行的军事经济资源概念不能够清楚说明新军事资源要素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在理论上将“军事经济资源”这一概念重新定义是研究军事经济理论的关键。
一、新的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
军事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供给的可用于军事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由这个国家在一段时期所持有军事经济资源的规模、品质、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劳动力、资本和固定供给的自然资源总量决定了军事经济实力，因而狭隘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就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应该说，传统的军事经济资源观点对军事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同军事经济资源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没有特别的错误，失误的地方只在于这种资源观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我们要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重新界定，首先需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
1、军事经济资源的存量与流量
慨括地说，任何一期的存量等于前一期期末的存量加上该期的净流量之和，而任何一期的流量则都要由该期期初的存量本质来决定。如果把军事经济资源当作一般军事经济分析当中的一个先行变量，它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存量性质都是确定的。同时，许多种类的军事经济资源在一段时期中发生变换的流量性质也是明显的。有了存量和流量的概念中蕴涵着的时间和积累的思想，就能够提高人们对于军事经济资源普遍存在着的狭隘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在他的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除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一个国家的资源存量还应包括习惯、传统、目标、技艺等。可见，用存量与流量观点来考察军事经济资源的概念有助于人们超越对这个概念的认识。
2、军事经济的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
静态资源是指那些在军事经济分析中不作为变量考虑，但是在实际军事经济活动中需要的军事经济资源，例如过去的“三要素”军事经济资源观中。自然资源不作为变量考虑。还有一种关于静态资源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其资源存量都可以假定为常数的那一类军事经济资源。静态资源给一国军事生产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并不参与其中。同静态资源相对应的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动态经济资源动态资源是军事经济理论分析当中的变量，一国军事生产能力的变动受到了动态资源的变动，可以依据存量与流量的观点来考察这些变量。
3、军事经济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和罗伯特・斯图尔特提出的。他们指出，效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制在特定时点的静态效率或一定时期内的动态效率，对可得到的资源有效利用。在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分析中，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主要作为区分和衡量不同经济体制效率的指标。本文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在含义上有所拓展，因为仅仅用体制效率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的移动过于笼统，我们感兴趣的是以动态效率递升的方式来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那些基本构成。对“军事经济资源”概念的重新思考，就是以这种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基础的。
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的实质
同过去的军事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来推动不同，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新资源因素的积累和改进来推动。通过降低军事经济体系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新资源因素以效率改进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军事经济发展是一种效率改进型、集约型的发展结构。这种结构突破了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遵循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粗放型军事经济发展结构的局限性，表现为一种要素报酬递增的、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军事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发展之所以是一种集约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构成军事经济发展的新资源因素都是具有历史积淀性质的动态资源。对新资源因素的边际投入成本远远不大于其积累存量所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资源因素与传统资源因素相结合，使社会生产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为军事经济提供了不断递增的收益报酬率。这种递增收益不仅源于新资源因素本身的积累增加，而且也包括传统资源因素的不断知识化、高效化带来的递增收益。这样增长本身就是新的军事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而使得军事经济不断获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能力。现代军事经济发展与新资源因素积累之间的相互推动机制构成内在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军事经济实现无需外生因素推动的长期发展，克服了以传统资源因素为基础的军事经济发展极限，形成为一个在历史维度上没有极限的发展。
三、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对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
新军事经济资源因素与传统军事经济资源的不同点在于，它们对于军事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不同。军事经济体系的内涵资源因素包括组织制度、知识技能和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提高军事经济系统的效率的方式来促进军事经济的不断发展。降低军事经济活动的内在成本是这些新资源因素为军事经济发展作贡献的主要途径，不过在具体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方面，这些资源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1、组织制度主要以降低军事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方式，来提升军事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军事经济中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是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结果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要想减少未来不确定性对于军事经济活动的冲击，就要付出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来尽可能充分把握有关未来的信息，或者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降低军事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则军事经济行为主体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就减少。因此，组织制度资源的实质是通过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来降低军事经济体系运行当中交易成本的。
2、知识资源主要是通过改进其他资源因素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军事经济发展的。知识资源降低成本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实物资本为载体，使得在实物资本中实现的知识积累、知识变更构成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促进新的实物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军工企业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二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知识创新和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改进来提高军事经济行为主体的综合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军事经济的社会生产成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第一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现在世界上的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可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哪个国家拥有了“第一流”的头脑，哪个国家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3、金融资源对军事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二是微观交易成本的方式。作为金融资源，良好的金融体系会合理地配置军事经济资源以形成高效率的产出能力；反之不良的金融体系则会把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部门。同时，金融体系还必须监督资金的运用，以保持资金运用具有持续的效率，这时金融的功能就扩展到减少风险、增加流动性和传递信息等方面。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都会促进其它动态军事经济资源的形成进而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
四、21世纪我国军事经济资源发展的思路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型，未来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现阶段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取决于以新资源因素为代表的效率因素的历史积累。就我国目前实际的军事经济资源状况而言，能够推动和保证军事经济以内涵型、集约型的现代增长方式运行的新资源因素的历史积累存量相当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为了实现新世纪我国军事经济发展的战略宏图，根据新资源因素具有历史积累和动态发展的特性，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对新资源因素的存量积累主动进行培育和发展。同时，由于动态资源的边际积累受到当期有限资源条件的约束，面临着资源配置竞争的问题，在制定新世纪军事经济资源发展战略时，应尽量将有限的边际资源流量投向组织制度安排、知识技能创新和金融体系完善等新资源因素的积累方面，而那些同传统的军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军事经济资源则无须过多开发。
参考文献：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化绵主编.《中国军事经济学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3]朱庆林，王新华，张忠义著.《军事经济基本理论研究》.黄河出版社，1993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4
一、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的内容主要是明确要提供会计信息的原因，以及提供会计信息的对象，和提供哪几类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已经成为了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二）会计基本前提
现行财务会计的基本前提主要体现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上，目前会计基本前提的内容和范畴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朝着更适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改变，将实效性作为了会计基本前提改变的重要原则和发展方向。
（三）会计要素
目前会计要素主要包含财务状况要素和经营成果要素这两种。新形势下对会计要素的理解应结合财务会计的具体应用和实际发展。
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变化
受到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影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持续经营概念的理解上发生了变化
在财务会计理论中，持续经营概念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时间有较为正确的认识，财务会计理论的建立都是以企业能够持续经营为基础制定的。但是受到知识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企业的经营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持续经营概念在理解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将在持续经营概念上出现新的理解。
（二）在会计分期的概念上发生了变化
会计分期的概念主要是指企业能够对会计信息进行及时利用，并根据会计信息作出及时的决策。但是受到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计信息的提供渠道越来越多，许多会计信息通过网络的方式在网上实现了共享，会计分期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影响下，财务会计理论中的会计分期和会计信息的定义也较传统的会计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为此，我们要对会计分期概念的变化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在货币计量的概念上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中，货币计量的概念主要是建立在货币价值恒定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新知识经济时代，货币的价值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价值变化成为了主流，由此而产生的货币计量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单纯依靠原来的货币价值恒定的货币计量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因此，从目前知识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货币计量的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三、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
从上述分析可知，受到知识经济的影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在发展中发生着重要变化，原有的一些规则和概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更，为此，我们应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目前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基表假设得到了持续的创新
受到了知识经济的影响，原有的会计基表假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保证会计基表假设取得积极效果，对会计基表假设进行了不断的创新。通过了解发现，会计分期假设将会对交易期进行变化，将交易其变成报表的报告期。
（二）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成为了新的发展方向
正是由于会计基表假设朝着持续创新的方向发展，会计人员的素质也必须得到持续提高，以此来满足会计理论知识的发展需要。从目前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务会计理论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由此也对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使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化。
（三）网络会计将会成为重要的会计发展方式
知识经济除了对会计基表假设和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产生变化之外，还对会计工作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会计将会成为重要的会计发展方式，不但改变了传统会计的工作方式，还对会计工作规则和会计工作流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会计工作将会朝着网络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新形势 财务会计理论 发展趋势 探讨
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下，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逐渐被知识经济所取代，知识经济在发展质量和发展规模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受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与时俱进，在会计理论和会计细则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变，使财务会计理论更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发展，成为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和推动力。为此，我们应根据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具体变化，对其发展趋势进行认真分析，保证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实用性。
一、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的内容主要是明确要提供会计信息的原因，以及提供会计信息的对象，和提供哪几类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已经成为了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二）会计基本前提
现行财务会计的基本前提主要体现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上，目前会计基本前提的内容和范畴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朝着更适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改变，将实效性作为了会计基本前提改变的重要原则和发展方向。
（三）会计要素
目前会计要素主要包含财务状况要素和经营成果要素这两种。新形势下对会计要素的理解应结合财务会计的具体应用和实际发展。
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变化
受到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影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持续经营概念的理解上发生了变化
在财务会计理论中，持续经营概念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时间有较为正确的认识，财务会计理论的建立都是以企业能够持续经营为基础制定的。但是受到知识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企业的经营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持续经营概念在理解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将在持续经营概念上出现新的理解。
（二）在会计分期的概念上发生了变化
会计分期的概念主要是指企业能够对会计信息进行及时利用，并根据会计信息作出及时的决策。但是受到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计信息的提供渠道越来越多，许多会计信息通过网络的方式在网上实现了共享，会计分期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影响下，财务会计理论中的会计分期和会计信息的定义也较传统的会计理论发生了许多变化。为此，我们要对会计分期概念的变化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在货币计量的概念上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中，货币计量的概念主要是建立在货币价值恒定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新知识经济时代，货币的价值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价值变化成为了主流，由此而产生的货币计量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单纯依靠原来的货币价值恒定的货币计量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因此，从目前知识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货币计量的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三、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
从上述分析可知，受到知识经济的影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在发展中发生着重要变化，原有的一些规则和概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更，为此，我们应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目前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基表假设得到了持续的创新
受到了知识经济的影响，原有的会计基表假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保证会计基表假设取得积极效果，对会计基表假设进行了不断的创新。通过了解发现，会计分期假设将会对交易期进行变化，将交易其变成报表的报告期。
（二）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成为了新的发展方向
正是由于会计基表假设朝着持续创新的方向发展，会计人员的素质也必须得到持续提高，以此来满足会计理论知识的发展需要。从目前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务会计理论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持续的。由此也对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使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化。
（三）网络会计将会成为重要的会计发展方式
知识经济除了对会计基表假设和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产生变化之外，还对会计工作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会计将会成为重要的会计发展方式，不但改变了传统会计的工作方式，还对会计工作规则和会计工作流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会计工作将会朝着网络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将会朝着会计基表假设创新、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网络会计等几个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长平.高职财务会计课的教学现状及改进方法 [J]；教书育人；2011年24期
[2]高军.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对比分析 [J]；中国外资；2011年14期
[3]公维慧.探析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结合 [J]；现代商业；2011年21期
[4]李慧.浅谈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 [J]；现代经济信息；2011年14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奢侈品 商品经济 概念 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奢侈品经济基础理论中有关奢侈、奢侈品及奢侈品经济的基本概念与定义,揭示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划分标准与分类,以及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关系。文章认为,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奢侈品在现代生活中是一种高品质的特殊商品或服务;奢侈品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
关键词:奢侈品 商品经济 概念 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
实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可以通过有形实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简而言之,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车、游艇、珠宝、服装等,一般传统的奢侈品都属于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通过无形服务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没有特定的实物形态,其价值往往通过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时所获得的无形体验和感受而实现,例如健身、社交、休闲、美容、旅游、美食、体验等,相对于传统的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应当是现代生活中一类新兴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
根据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资本性奢侈品与资源性奢侈品。
资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过对物品的拥有可以实现保值或带来增值的奢侈产品,消费者拥有这类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费,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宝首饰、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等;资本性奢侈品可以通过占有、收藏方式拥有,并可进行估值抵押融资。资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产中过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会资源并最终用于消费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的最终效用明确在于消费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车、时装、腕表、箱包等。资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费的方式拥有,一般很难实现保值性融资,同时它们相对于普通商品,在生产制作中会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资源。
(五)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
根据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一次性奢侈品与重复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费过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妆品等,这类奢侈品只能经历一次性消费,其产品实物形态随消费而消耗及消亡。重复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多次循环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装、皮具、钟表、眼镜等,这类奢侈品虽然多次重复地使用直至其实物形态的毁损灭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从逻辑划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复性奢侈品只是属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级子概念,而与消耗性奢侈品相对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将其理解为可无限次循环使用的重复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关奢侈品的分类中,新兴的服务性奢侈品是否已脱离了对奢侈品内在实物价值珍稀性的本质范畴或属性范围,应当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出现和兴起的康体、美容、健身、休闲以及太空旅游、极地观光等服务性奢侈产品,消费者在体验和享受中同样会含有实物价值的体现,如专业器械、专业护理、精心服务、技术指导、优美环境等等,无不体现出服务性奢侈品中所含实物、资源价值的珍贵性与稀缺性。因此,服务性奢侈品同样具有奢侈品在实物价值上的稀有珍贵性和在无形价值上的外在彰显性两大本质属性。
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
奢侈品是在一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品类型,它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态和社会现象。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体系中,奢侈品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产业一样,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由于行业尖端资本的聚合、私人物质财富的集中,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显的心理需求或对某种个性化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存在,为现代奢侈品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供需关系,并且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以参与各方互惠为条件、以劳动产品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称,而奢侈品经济之所以可以相对独立地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市场主导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分工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商品营销市场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经济是一种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产业体系。由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分级的细化,以及客观存在的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档次和消费层次的个性需要,使得奢侈品从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来,以其“质优价高,满足尖端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产业体系。其次,奢侈品经济的运行体系具有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独特运行机制。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营销宣传、包装运输、售后服务、消费体验等商品运动过程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标准往往明显优于行业或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尤其在原料、工艺、技术和个等资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业的珍稀性、独创性、领先性等特点。再者,奢侈品经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系统属性。奢侈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运行,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体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调整与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要求。
奢侈品经济是集奢侈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流转、营销宣传、消费文化等于一体的系统产业运行集成,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商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行业或品类的商品与服务,都有可能产生各自领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产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制作工艺上,以及在同类产品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着相应行业内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上也要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奢侈品生产中产品品质与工艺技术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适用的高新技术会梯度转移推广至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这必然有助于推动同类产品行业发展水平的改良升级。在奢侈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其在包装、存储、运输、营销等各流通环节上,较其它同类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和工艺要求,这些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品质要求,无疑有助于促进奢侈品产业在社会经济协作关系基础上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奢侈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奢侈产品的拥有和消费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它能够更多地带动其它相关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和产品消费的需求,如奢侈服饰消费带来的服装保养、专业洗涤、品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奢侈豪宅消费带来家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服务需求……,这些产生于奢侈品消费过程的衍生性社会服务需求,将会延伸奢侈品经济的产业链条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尔冈•拉茨勒,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