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例6篇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1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 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着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2

论文关键词:医院;营销战略;核心竞争力

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都为医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医院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健康、快速、长远的发展,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医院管理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医院从长远发展出发,实施战略管理,对医院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制定和实施符合医院长远发展的可行的战略。其中营销战略,就是实施战略管理,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营销战略的相关概念

(一)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实践主要也在美国。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对市场营销的定义为:市场营销是指为创造满足个人或组织目标的交换而规划和实施的理念、产品、服务、定价、促销和分销的过程。

(二)医院营销

根据科特勒的理论,医院营销学是辨别和满足患者与社会大众对疾病治疗和预防的需要,通过与社会大众建立医疗服务价值倾向的关系,可赢利地或不赢利地(取决于医院的财政来源)满足患者对治疗和预防的需求。医院营销的出发点是为患者,即“以患者为中心”。营销的重点是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营销的目的是识别并满足患者以及群众的求医需要,从而使医疗服务被群众接受,通过为患者解除病痛而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医院营销战略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企业需要一个达到其目标的、全盘的、总的计划,这就叫战略。”医院市场营销战略是医院面对激烈变化、严峻挑战的市场环境,寻求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而进行的谋划和方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地制定营销战略是医院营销成功的关键。医院营销战略是把营销和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是医院期望达到营销目标的营销逻辑,具有总体性、方向性和长远性。营销的一个基本而显著的特点是注重理性分析,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突出表现市场研究在营销领域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医院营销应当始于对医疗市场的研究与分析。

二、医院实施营销战略的意义

随着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医疗市场已从“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患者的就医选择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为了应对这些市场变化,医院不得不主动采取相关措施了解自身所处的医疗市场变化对自己带来的影响,分析应如何应对这些变化,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提高医院的市场占有率,保证医院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因此,这就要求医院必须引入营销战略,采取多样化的营销手段,迅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使医院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有利于拓展医疗市场份额

医院的主旨任务就是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拥有大量的患者就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保证医院正常运转的基础。医院实施营销战略,首先要对医院所处的医疗市场环境进行调研、分析,了解市场需求,明确自身所处的位置及具备哪些潜在市场,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根据市场的真正的需求采取相应的营销手段,不断占领新的市场,进一步拓展医院的医疗市场份额。实施营销战略能够使医院做到“知己知彼”,对自身和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扩展自身的医疗市场份额。

(二)有利于树立医院形象,提高医院的知名度

医院营销不同于单纯的医院宣传,医院宣传是医院营销的有机组成部分;医院营销是对医院宣传的整合、提高,是全方位、立体化、多渠道的宣传方式。医院通过实施营销战略,首先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进行调研、分析,了解了所处的市场环境,明确了具体的市场需求。然后,根据相关的调研结果,针对具体的市场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营销手段开拓新的医疗市场,并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对医院进行宣传,使患者和社会更深刻的认识医院,了解医院,发现医院的优势和特色,不断提高医院知名度,扩大医院业务量,推动医院的改革发展,使医院保持蓬勃的生机和强劲的动力。

(三)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院实施营销战略,通过市场调研,了解了患者多样化的需求,并根据患者的需求提供多样化、人性化的服务。通过多种营销手段使患者认识医院、了解医院,并通过提供针对患者需求的人性化服务,给患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患者心中树立起医院的品牌形象,从而使患者成为忠实的客户,而这些患者同时又会成为医院的潜在宣传者,使医院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通过了解患者需求,医院在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改善医疗质量,使医务人员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符合患者需求的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互通健康信息、定期回访等活动,为他们提供健康指导并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从而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使患者能够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能够了解医院的整体文化氛围,增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提高了患者满意度。这些都为减少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四)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面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激励竞争,许多医院开始进行战略管理,从宏观层面对医院的发展进行分析、规划,而实施营销战略就是战略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医院营销分为内部营销和外部营销,首先应该进行内部营销,使医院员工了解医院的价值观、医院文化等。医院的营销战略应该提倡全员营销,营销不只是管理者的任务,而是医院全员的共同责任。将营销理念融入职工的日常生活中,使医务人员具备一种在平时的医疗服务活动中向患者展示一种良好的职业形象,树立医院的形象的意识。使每一位员工都能了解并融入医院文化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集体荣誉感、使命感,增强医院全体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三、医院如何实施营销战略

(一)分析医疗生服务

市场环境,进行市场定位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医院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必须制定一套全面的、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医院长期利益的营销战略。就必须对医院所处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进行调研、分析,了解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明确医院具备哪些已经存在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与他们相比医院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是什么,同时又存在哪些劣势。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需求分析,了解患者目前的需求是什么,有哪些潜在的市场可以开发等,并结合市场需求及医院自身的条件进行市场定位,并采取市场宣传、开发新产品或服务等一系列营销手段,占有相应的市场。

(二)采用多样化的营销手段

当前,医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营销理念,大部分公立医院认为作为公立医院不应该进行市场营销,有营销意识的许多医院的营销手段也只是广告轰炸、有偿新闻、价格战等,方法比较单一。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趋向于多样化且理性化,一贯地采用单一的营销手段会导致人们不信任感和厌倦情绪。因此,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医院应该借鉴企业的多种营销手段形成立体、系统的方法组合,采用多样化的营销手段。

在进行宣传的同时,更要注重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面对患者、人性化的服务需求,医院应该开展患者回访、社区义诊、慢性病健康教育、患者沙龙等活动。通过参加些活动,使患者感受到医院提供的人性化服务,感受到医人员对他们的关心与尊重,时也在患者心目中树立了医院的形象,提高医院的知名度美誉度。

(三)实施品牌营销

“品牌”是西方营销学的一个词汇,它是产品及产品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互动关的反映,它既象征着产品的值、特点、形象和供应者的努力状况,同时又体现着消费的需求、利益、感情、个性价值观。品牌是财富的象征是竞争的利器、经济发展的宝,医院的品牌是给病人提优质服务,是无形的产品供病人选择。医院品牌是医院知名度、美誉度的反映,也社会对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品牌是无形的,是通过组织平时的努力不断积累的。医院要想具备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树立医院品牌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名品牌、专科品牌、人性化服务品牌等。而医院的品牌是通过医院提供高质量、高技术的疗服务,得到患者的肯定和信赖,从提高医院的患者满意度和知名度而形成的。目前,疗市场的竞争己逐步转向品牌的竞争。因此,必须坚持“患者为中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理念,提高患者满意度,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形成医院自身的品牌效应,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建设良好的医院文化

医院文化是指医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医院的成员所共有的思想作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良好的医院文化是核心竞争力长久化的根基。…医院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医院文化之间的竞争,医院文化是医院发展的核心。医院文化由价值观和医院精神(医风医德、价值标准、经营理念)、制度文化(领导体制、管理制度)、行为文化(领导行为、员工行为、文化仪式)、物质文化(环境条件、医院标识、院训院歌、文化网络)四个层次的内容构成。因此建设一种良好的医院文化,就会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给人们留下一种良好的印象。医院的全体员工生活在一种以人为本的共同文化氛围中,就会加强医院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使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医院的文化,对医院形成一种良好的印象,也就达到了医院营销的效果。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3

关键词:

医疗服务;公共产品;外部性;公立医院;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7903

卫生产品是为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统称。按覆盖和受益人群不同,卫生产品可被分为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其中公共卫生服务指的是“那些为了改善、保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健康”――如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产品和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认为应该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生产提供。而关于医疗服务的概念和性质目前尚未定论,由于产品定性直接影响到对其供给方式的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共产品及医疗服务特点的研究,论证其产品属性并探讨其有效的供给模式。

1 公共产品及其供给方式

1.1 公共产品的概念

“公共产品”的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公共问题的出现而出现的。它的明确定义则是由萨缪尔森在1954年提出。按效用是否可以分割,萨缪尔森将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和“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指出“每一个人对集体消费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这个产品消费的减少”,并归纳得出“集体消费品是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的结论。到1958年,萨缪尔森开始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在《经济学》第12版中,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强调的重点,开始由非竞争性转向了不可分割性、外部性导致的非排他性。”

1.2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西方经济学认为,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是有效的,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使供求达到均衡,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意味着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供给。“因为当公共产品由私人供给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就会给其他个体以搭便车(Free-Riding)的激励,即每个人都选择隐藏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而避免为享用该公共产品而缴费。”但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问题。

其他可能的供给主体被探索和研究。社区亦是重要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之一。布坎南在他的“俱乐部理论”中指出,“在没有政府强制下,一定集体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一种联合供给的契约,来解决集体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但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市民传统,而且集团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最后很可能导致“公共的悲剧”(休谟,1740)。

第三部门又称非营利组织,作为又一公共经济主体,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组成当代社会的三大支柱。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大贡献是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区分开来,人们意识到政府不需要直接生产(准)公共产品,而可以采用外包或购买等方式将生产工作交给效率更高的第三部门甚至市场部门,政府更多的是承担引导方向、提供资金以及监督管理等职能。

2 医疗服务的产品属性

2.1 医疗服务的需求曲线

“医疗服务需求是健康需求的派生需求。”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健康状况和价格,此外还受收入、年龄、可替代措施的价格、(可替代的)时间价格、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同样的健康状况下,医疗服务价格越高,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医疗服务。但我们知道医疗需求有一特殊性,就是在紧急情况下――通常严重事故或疾病――此时由于个人极度依赖立即获得医疗服务,效用收益会高得不同寻常(如图1)。

图1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2.2 医疗服务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指的是“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最起码从合理成本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医疗服务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收费的方式将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排他性。

非竞争性指的是产品一旦“被提供,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显然当一个病人接受医疗服务时,另一个病人就不能受益,医疗服务是竞争性产品。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医疗服务是私人产品,也就是说,通过市场对医疗服务进行调控是可能的。

2.3 医疗服务的外部性

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所产生的对其他经济单位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它不仅存在于有关当事人决策的‘外部’,而且也存在于市场定价制度之外。”

医疗服务满足了个人对健康的需求,同时还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身心健康则是影响人力资本的基本要素。由于存在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医疗服务市场,其均衡数量将远远小于预期最优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服务是各种满足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统称,不同的医疗服务具有的外部性大小各异,而且外部效应是相对的,即使是同一种医疗服务产品,其外部效应也会因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医疗服务也应当被区分对待。部分产品,如器官移植、癌症治疗等,是否要被纳入政府供给的范围需根据当地经济水平而定。

2.4 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获得信息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使得社会成员间获得的信息差别日益扩大,这种日益扩大的差别意味着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处于市场信息非对称分布中,使得市场交易的一方比中另一方占有更多的信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交易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道德风险。首先,医生可能出于避免医疗纠纷等考虑,对一些风险较高的病人采取保守治疗甚至拒绝治疗;其次医生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诱导需求。也就是说,病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曲线会被人为地向右上方移动。(图1)消费者将消费超过市场均衡时的最优数量。

3 医疗服务的供给

总结医疗服务的产品特点,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供给模式:一是由市场供给;二是由政府成立公立医院直接向公民提供低价的医疗服务;三是由政府或者商业保险机构通过医疗保险等方式向医院购买服务。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将几种模式结合使用。

3.1 市场供给

可以采取这种供给方式的,主要是那部分对于当前社会而言,其外部性尚不足以强到需要政府来进行调控的医疗服务产品,如器官移植等。使每个或者尽可能多数的公民享有低价且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与允许消费能力更强的群体享受更多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并不矛盾。这部分人群对医疗服务有更高水平的需求,而政府无法当然也没有必要耗费财政支出来进行供给,鼓励私立医院提供差异化的医疗服务不仅有利于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私立医院排队时间更短,医疗设施更完备,医疗服务种类更丰富,对这些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将选择私立医院;还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进。

尽管通常的观点是竞争有利于市场中的主体提高效率,改善产品质量,但我们认为引入私立医院对公立医院的刺激是有限的,这是由公立医院的公共部门属性决定的。

3.2 公立医院供给

英国国民健保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s)是医疗服务由政府直接提供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1)计划性医疗。

独立的市场主体遵循价格机制,以营利为目的,自负盈亏,而公立医院最大的特点在于资金来源于政府税收,收支纳入国家预算,政府根据当地的人口和上年卫生支出等要素决定下一年度的预算额度。这就意味着医院彻底丧失了其作为市场部门的特点,不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作为一个公共部门而存在,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以英国为例,当全国健保制度刚建立的时候,国民健保费用88%由政府支付,患者只需支付挂号费。

由于政府是公立医院的主要出资人,因此政府拥有医院的所有权,即医院属于国家。政策制定者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的快速实现对医院和医生行为的调控。政府决定医院的数量,甚至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速度等。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薪资水平高低与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不直接相关。

(2)优势与劣势。

公平性高是由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最大的优势。由于公立医院不需要考虑成本支出,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不会拒绝市场机制下因购买能力低下而本来会被拒绝的消费者。需要强调的是,公立医院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公平性优势是建立在“公立”的前提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财政投入是保证公立医院属性的核心条件。

效率低和成本高是免费医疗模式下不可忽视的两大问题。首先,由于医护人员的收益与服务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缺乏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以各种理由拒绝病人,医疗服务质量低;其次,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极低,使得市场供给远远小于需求,排队现象严重,“1971年英国等待住院的患者有60万,1979年达80多万,1989年则增至85万”;再次,患者亦存在道德风险,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于税收,病人并不直接承担相关费用,而在边际效用达到零值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增加消费数量来增加总效用,因此医疗服务消费者缺乏适度消费的激励,过度开药、超时住院等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费医疗时代并不少见。医疗费用膨胀是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不良后果,致使财政支出压力极大。“在英国1994-1995年615亿社会保障费用中,国民保健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362.92亿英镑,占据整个英国社会保障经费总数的59%。”最后,低价的医疗服务会放大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医生将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诱导那些,在公费医疗制度下本就缺乏控制成本激励的消费者。

3.3 购买服务

购买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与医院或医生签订合同,政府“按服务人次”向医生或医院支付费用。“按服务人次”一般适用于初级医疗或门诊医疗,如英国的全科医生制度,就是由政府按注册人数向全科医生支付费用。另一种是引进医疗保险。消费者只需支付购买保险的少量费用,而避免接受医疗服务时的大笔支出。

(1)医疗保险分类。

从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方式看,医疗保险主要分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由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用以支付被保险人医疗费用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该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与之相较,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下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市场法则由保险公司自由经营,自负盈亏,商业保险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机构通常由医生和医院联合发起成立,在当地可以享受优惠待遇,如美国的蓝盾(Blue Shield)和蓝十字(Blue Cross)。事实上即使是医疗保险,政府也可以不直接提供相关产品,也就是政府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而不是直接兴办社会保险事业。

(2)优势与劣势。

首先,引进医疗保险最大的益处在于可以减轻参保人医疗费用的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因为即使由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医疗保险,仍然以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为主,国家虽然承诺承担最终财务责任,但一般不直接承担费用,或只给予少量补贴。其次,与政府直接供给医疗服务相比,医疗保险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再加上起付线(deductible)、共付比(co-payment)、最高限额(limits and maximums)等费用共担的保险条款,能有效地控制消费者的道德风险,遏制医疗费用膨胀。最后,费用支付方也就是医疗保险提供者,可以利用不同的医疗服务费用支付方式来减少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目前主要的偿付方式有“按项目付费(FFS)”、“按病种付费(DRGs)”等。

4 结语

虽然医疗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私人产品范畴,但由于其外部效应未被内部化,因而政府需要介入医疗服务的供给。医疗服务只是诸多产品服务的统称,其外部性有强弱之分,部分医疗服务由市场机制进行调控即可,因此政府介入医疗服务供给的前提是承认医疗服务供给多样化,允许并鼓励私立医院存在和发展。政府供给医疗服务有成立公立医院直接供给和通过医疗保险购买服务两种方式,前者公平性高,后者效率较高,各国在选择模式时需结合具体国情。

参考文献

[1]严妮.公共产品:我国卫生服务分类与服务生产和提供方式的理论分析[J].理论月刊,2014,(5):158161.

[2]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4):387398.

[3]兰新让.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定义及评析[J].生产力研究,2012,(8):1112.

[4]苑德宇.西方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研究新近发展――BBV理论及相关文献综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2):3135.

[5]阳斌.当代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3437.

[6][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4042.

[7]翟丽娜.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8][德]欧伯恩德.卫生经济学与卫生政策[M].钟诚译.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1112.

[9]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46.

[10]曹煜玲,张君涛,刘建国.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及其规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2):101106.

[11]周绿林.医疗保险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7.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4

关键词: 医疗服务市场 政府

一、引言

在近年有关我国医改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2010年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但美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人均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不仅差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差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不应照搬美国以市场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而应采用以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

我认为该观点是片面的。首先,该观点的论据并不充分甚至有误;其次,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个长期复杂的工程,究竟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或者以市场为主导,美国模式能否照搬以及该如何学习美国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长计议。

(一)对论据的否定——健康及其决定因素

由卫生经济学相关理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大致可总结为行为因素、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四种。

行为因素是指人们自身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影响。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州及其附近的A州为例,两州因地理上毗邻而在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上区别不大。然实证调查表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健康水平不如邻州,原因在于拉斯维加斯是世界著名赌城,州内居民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不如邻州。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报告指出,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疾病由可以避免的环境暴露引起。每年超过1300万的超额死亡归因于可预防的环境因素。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死亡和疾病归因于环境问题。2008年我国相关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孕产妇死亡率为34.2/100000,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254.6/100000。

Baird在其1994年的研究中发现,出生时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酒精成瘾、精神分裂症、情感混乱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Smith在其1999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自愿行为,人们的吸烟和饮食等习惯也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学者在对荨麻疹、猩红热、肺结核和伤寒的研究中发现,在降低因人类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上,医疗的作用并不显著。更为精确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对健康的边际效益很小,医疗的健康产出弹性是0.10,以美国为例,1997年医疗费用开支是10000亿美元,人均寿命76岁。假定医疗费用增加10%,那么多增加1000亿美元将导致人均寿命延长0.76年。

以上列举表明,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且医疗服务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若以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和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不对应来否定市场机制的优势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二)我的观点提出

我国医改究竟应该走市场化之路还是政府主导之路,不可一概而论。美国乃至各国模式都建立在不同的国情之上,虽有借鉴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照抄。综合分析我国医改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弊端,我认为,我国医改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

二、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学界、政界对医改的是是非非争论不断。总体而言,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市场派”,主张我国医改学习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政府派”,主张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两者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市场派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解决公立医院垄断引起的效率缺失问题;解决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医疗市场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以及解决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引发的“公地悲剧”问题。同时,在市场竞争的驱使下,各医院、药厂都会竞相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以赢得市场竞争,医疗服务的各项费用也会逐渐趋于均衡,医疗领域的平均利润会趋于社会平均利润(翁清雄,2006)。持市场化观点的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出资、筹资和监管,而不是亲自包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赵娜,2010)。

政府派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简单照搬美国模式,在照搬过程中忽视了我国国情,忽视了人口大国医疗卫生服务行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刘美平,2011)。政府派指出,美国在卫生投入的绝对数上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其医疗卫生的各项指标却排在发达国家的后位,这说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效率并不高。同时,市场化导致医院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造成医生收取回扣、乱开大处方、收红包等现象严重,淡化了其社会责任意识,弱化了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翁清雄,2006)。

三、理论分析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医疗服务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商品市场具有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1、信息高度不对称。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因医生与患者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患者被剥夺消费者,在消费何种医疗服务、服务的价格总体水平多高、消费数量与质量等问题上,患者没有选择权,一切皆由医生决定,从而无法形成医疗服务领域需方对供方的有效监督。

2、生产消费的同一。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合二为一,同时进行,不可分离,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是医疗服务的使用者消费医疗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医疗服务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其既不能储存,又不能转运,也无法任人挑选,从而无法在事前或事中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3、产品属性的特殊。诸如卫生保健、传染病控制和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之类具有完全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服务,必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提供,得依靠政府或公共筹资提供;如急救和健康教育类不属于公共产品,却有极大的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仍需政府参与强制实施;而如临床的诊疗设备等绝大多数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则应放权于市场,交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二)市场机制VS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有优势,同时也存在缺陷。在市场机制明显高效的情况下,政府切忌过度干预;在市场失灵无法克服的情形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运用行政等手段强制参与和实施。

美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声誉机制的建立是市场成功演化出克服自身失灵的方法的最好例子。我国之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形成完善的声誉机制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充分引进竞争机制的医疗服务领域却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操控,医院和医生级别提升或下降的生杀大权全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如此一来,因医院和医生消费的是公共声誉而非个人声誉,其道德风险行为便会越发严重。而要想获得较高的声誉,医院只需与卫生行政部门搞好关系,医生只需进入较好的医院,这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医院和医生级别评定机制为本来掌握极大信息优势的医疗服务供方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即在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问题上,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负效应。

然而,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在市场失灵又无法通过自身演化解决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对应于以上关于产品性质的分析,首先,预防保健类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政府负责提供既能维护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又能兼顾医疗资源配置的高效;其次,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上,政府责无旁贷,严格来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的运行只有以法律为基础才能形成有序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最后,在保障群众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的具有完全公益性的医疗保障领域,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建立公立医疗机构,以缓和贫富矛盾、解决医疗服务的广覆盖问题。

总之,放任市场自生自灭是不理智的,而政府的过度干预无疑也是阻碍效率的一大杀手。政府与市场并非完全对立,只有寻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将两者理性结合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做法。

四、给我国医改的建议

自1985年我国医改启动、2009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以来,市场化和政府主导成为医改的核心,其争议从未间断。近年来,关于我国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还是应以市场为主导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纵观社会保障发展史,政府包办和过度市场化两个极端都是不科学的,政府与市场应该相辅相成。据此,对于我国医改,我提出两点建议:

1、立足国情,建立健全医改纠错机制,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制。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低效等复杂而特殊的国情注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模式,而只能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在医改之路上慢慢摸索,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然而,在摸索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走错路、做错决定的时候,只有建立和完善纠错机制,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并提出新的可行方案。

2、不刻意扭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不刻意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努力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正视市场价值,放宽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其次,在相关领域,政府发挥职能、合理适当干预,如主导公共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承担公共卫生的投入,对公共医疗保险有条件地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创新医疗体制机制、制定规则并监督执行,负责药品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等(赵娜,2010)。

五、总论

关于我国医改的方向,目前有很多种争论。引言中的观点是片面的,美国的情形有美国的特定国情和意识形态做支撑,在我国医改过程中,只能对美国模式加以学习和体会,而绝不能照抄照搬。无数事实证明,市场化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是个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完美的,在资源配置上,两者绝非水火不容,相反,只有将它们理性结合,才能领导我国医改走向一条光明之路。

参考文献:

1、胡苏云,2005年:《健康与发展——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第6期;

2、赵杰,2005年:《医疗服务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激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第7卷第8期;

3、何岚,2006年:《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分析》,《医学与哲学》第27卷第3期;

4、钟国伟,2006年:《医疗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卫生经济研究》第10期;

5、杜仕林,2007年:《医改的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基于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河北法学》第5期;

6、胡涛,2008年:《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再思考》,《改革与战略》第3期;

7、葛锦晶,2009年:《基于中美比较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思路》,《经济问题探索》第6期;

8、杨毅、朱娇阳、张建华、桂艳丽,2009年:《摆脱市场和政府缺位走出医疗改革困境》,《卫生改革》第3期;

9、颜新萍、刘彩梅,2010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主导的困境与对策分析》,《科技广场》第6期;

10、陈晨,2010年:《浅谈市场化下的中国医疗改革困境及原因分析》,《商场现代化》总第615期;

11、胡万进,2012年:《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模式研究》,《现代管理科学》第4期。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5

战略核心:医疗服务、创新和国际化

复星医药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给出的战略定位是“复星医药覆盖医药健康产业链的多个重要环节,做中国领先的医药上市公司。”这种定位下,使得复星医药既不同于一般的医药生产企业,也不同于纯粹的医疗服务企业,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药品的研发和制造、药品分销及零售、医疗服务以及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

“你看看我们的报表,有这么多控股公司,其实这中间有没有战略的脉络和逻辑的导向很重要,所以首先公司要有清晰的战略。”陈启宇表示。每一个战略目标的制定决定了公司前行的方向,在陈启宇看来,公司发展蓝图离不开整个宏观环境。他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医疗服务、创新和国际化三件事,而这也正是复星医药战略路线图着眼的关键。他坚信在不久的未来,中国领先的一批医药公司若能抓住这三个方向发展,将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陈启宇分析道,中国医疗市场的发展空间极大,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成为世界领先企业。以市值论,目前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市值约100亿美元,就全球来看,市值最大的强生达到2800亿美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医疗服务市场,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市值才100亿美元,从这一点来看,是非常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机遇。

首先,中国目前虽然说整个医疗行业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但市场化程度并不高。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仍由公立医院高度垄断,而民营医院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在全球较大的经济体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可以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化才刚刚起步。因此,医疗服务是一个待开发的巨大市场,这也是复星医药要迅速去卡位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医药行业的创新能力正在一个培育过程中,过去5年间,中国创新能力不断积蓄力量,创新药品、创新医疗器械的研发,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引擎。我们要坚决地在药品和器械上面不断创新。“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药品创新的扶持力度,目标是至2020年,我国医药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再上一个台阶,真正成为“医药强国”。

最后,中国医药近些年出口有所增长,但是还没有真正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上。目前出口的只是些原料药,或者是相对低端的产品。目前,我们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从事医药健康行业必须国际化,要有国际化的人才团队和全球化的视野,才足以支撑我们的创新能力。

根据公司的战略蓝图,复星医药的近期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领先并率先国际化的医药企业。面对这一发展目标,陈启宇在接受采访时胸有成竹,他认为现阶段重点要在三个方面实现快速发展和突破:第一,药品的研发和制造,这是复星医药持续发展的根基,也是复星医药的主业;第二,快速培育在医疗服务行业中领先的业务能力;第三,坚决在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业务方面加大创新发展。

“这三件事情每个事情核心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医疗服务要求你要有竞争力的医院,布局要多,医院单体的质量要好;药品和器械的能力关键在于研发能力,要不断地有好的产品出来,而且你的销售要能跟得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研发能力,要有好产品。这个行业做得好的公司,价值大的公司,基本上都是研发能力比较强的。”陈启宇说。

在国际化方面,陈启宇强调:首先,在药品的研发和制造方面,复星医药要迅速搭建一个全球化的高端仿制药的体系,瞄准全球主流的仿制药市场。第一圈层是中、美、欧这三个市场;第二圈层是南美、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等市场。在整个仿制药业务上,从研发、制造、市场能够贯通中、美、欧三个市场是复星医药国际化的第一要务。其次,在医疗器械和诊断业务上,复星医药要有全球视野,在全球范围里面找到好的领先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原则上医疗器械的国际化,复星医药不去轻易碰那些传统型的市场比较成熟的东西。

围绕公司既定的战略目标,复星医药铆足了发展的干劲。除了汇聚复星平台可及的各种资源,复星医药也积极寻找学习标杆。“每一个行业目前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企业,就是我们确立的标杆方向。”陈启宇表示。腾讯、强生等优秀公司都是复星医药正号召员工们去学习的对象。

擅长合作的主体

眼下,医疗服务业务正是公司积极培育的新的业务增长点。陈启宇认为,与其他各路资本相比,复星医药的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全产业链的优势。复星医药扎根在医药健康整个产业链里面,对这个行业有独特的价值理解,能非常广泛地接触到医院这个终端,从而迅速辨别医院的质量。当然,在一个产业里面进行不同子行业的发展,公司如何把握好不同子行业发展的路径这本身是个很大的挑战,但这既是特点,也是核心竞争力。

第二,复星医药是一个比较擅长合作的主体。多年来,复星医药一直坚持“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的战略发展模式,主营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医疗服务方面,复星医药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按照既定的战略:瞄准二三线城市的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一边发展千张床位目标的综合性医院,一边培育和建设地方肿瘤专科。

怎么去做呢?“显然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复星医药去派院长、派医生把医院做起来。我们要做自己擅长的事,通常会在二三线城市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投资目标和合作伙伴,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合作,分享发展。当然我们也会给其带来我们有优势的东西,比如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和服务能力、高端医疗人才以及品牌的建设等等。”陈启宇说。

医疗服务市场调研范文6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