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篇1
一、研究意义及现状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提升制造业基础地位，是青岛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青岛市制造业基础地位不牢、迭代升级不快、内生动力不足、集聚效应不强、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开始显露①。全面梳理、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青岛市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青岛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日趋激烈的区域产业竞争中率先突围的战略要求。从工业地位看，工业占比下滑，但依然是经济主导。近年来，青岛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出现下降。较明显的两个转折点出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和2017年。2011年青岛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大幅下降，由上年的5674家下降至2011年的4727家，减少了947家。此后在波动中下降，2017年又大幅下降至356家，同比减少862家，较2009年的峰值减少了2326家。此后又减少了33家，2019年已减少至3536家。同时，青岛市工业总产值也出现了下滑。自2015年达到峰值18019.4亿之后，开始逐年下滑。2017年大幅下滑至13019.7亿元，较上年减少了4396亿元，2018年继续下滑至11389.8亿元，减少了1630亿元，跌回2010年11614.8亿元的水平。与此同时，青岛市工业增加值在全市GDP的占比逐年缩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工业增加值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在小幅波动中缓慢增加，基本维持在43%左右，直至2006年达到峰值45.4%。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青岛市工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滑，2019年已下滑至26.9%1。目前青岛市仍以服务业中的商贸、物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为主。
二、青岛市工业发展分析
（一）从企业类型看，工业发展主要依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青岛市规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数额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等均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优（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除外），占比约为40%左右。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占比约为23%左右。再次是股份有限公司，占比约为17%左右。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200家，其中国有企业175家，仅占企业数量的5.7%。但贡献了81.3%的税收和41.1%的利润，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占比9.9%，利润总额占比30.6%；远高于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占比8.7%，利润总额占比21.6%。但从资产利润率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4.4%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6.1%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5.4%。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需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类型的工业企业（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该类企业数量最多，共2340家，占比66.2%；吸纳的就业人数最多，为23.8万人，占比36.1%。但创造的利润总额仅为6.4亿元，占比1.3%；贡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负值的-2.7亿元。表明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小微型民营企业的经营水平、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之，青岛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营业税金及附加等主要依靠数量占比较低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有比例较多），但吸纳的就业人数有限，并且经营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作用次之，大量其他类型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二）从轻重工业看，青岛工业以重工业为主
改革开放之初，青岛市轻、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0:40，此后轻工业产值逐步下降，重工业产值逐步提高，并且在2005年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产值，轻重工业比重为49:51，2018年已调整为34:66。另外，与工业总产值变化一样，青岛市轻、重工业产值也在2015年分别达到峰值，此后二者均出现下滑，特别是2017年，较上年均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中轻工业减少了1959.8亿元，重工业减少了2436.2亿元；2018年二者已分别下滑至3905.5亿元和7484.3亿元。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如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来看，也是重工业占比较大。其中，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方面，轻重工业比重基本是40:60。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方面，轻重工业比重基本是30:70。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轻重工业比重是12:88，表明青岛工业的税收更依赖重工业。但从资产利润率来看，轻工业为4.8，略高于重工业的4.3，表明青岛市重工业的经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从企业规模来看，工业发展较为依赖大型企业
当前，青岛市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主要来自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以86家、2.4%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一半的利润231.8亿元，占48.6%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远高于中型企业的26.9%和128亿元，小微型企业的24.5%，116.9亿元。同时，大型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方面的占比约为40%左右，也高于中型约为25%和小微型企业约为35%。大型企业也吸纳了较多的就业约18万人，占比27.3%，略低于中型企业的20.5万人、31.1%，小微型企业27.5万人、41.6%。总体上，大型企业对青岛市工业发展较为重要。青岛市工业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来自中型企业。目前，中型企业有386家，占比10.9%，贡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14.5亿元，占比72.4%，远高于大型企业的27.5亿元，占比17.4%，小微型企业的16.1亿元，占比10.2%。这些数据表明中型企业经营效益较好，需大力培育，可推动部分质量较高的小微型企业发展成中型企业。小微型企业数量众多，为3064家，占比86.7%。吸纳就业人员也最多，为27.5万人，占比41.6%。但创造的利润总额占比24.5%、贡献的税收占比10.2%。但是，资产利润率均低于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表明小微型企业需要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争取发展成为高质量的中型企业。
（四）从所在地看，西海岸新区是全市工业重点地区
西海岸新区是青岛市工业发展的第一大地区，该区工业企业数量为818家，占比23.1%；人员数量为18.6万人，占比28.2%，均居全市第一。企业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等约占全市的40%左右，居全市第一，贡献了全市一半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85.4亿元，占比54%。青岛市工业发展的第二大区域是城阳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指标额度如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约占全市20%左右，居全市第2位，但贡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不高，为9.4亿元，占比5.9%。在全部10个区市中居第3位，低于李沧区的41.4亿元税金和26.2%占比，表明李沧区可能存在利税较高的工业行业。其他工业发展较为明显的区市是即墨区、胶州市等区市。另外，传统农业县市平度市和莱西市近年来也布局了化工、智能家电以及食品饮料加工、新能源汽车等工业行业。基本上，青岛市工业企业主要布局在核心城区，表明工业产业的一些环节已向或正向周边区域或国外进行转移。
（五）从分行业看，聚焦发展本地优势产业是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从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来看，前3位的行业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为76.8亿元，占比16.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70.2亿元，占比14.7%。“汽车制造业”，63.6亿元，占比13.3%。该3类行业均为高技术制造业，且前两类行业轨道交通和智能家电是青岛市传统骨干制造业所在的行业，汽车制造也是青岛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优势产业。此3类行业总共贡献了全部规上工业企业44.2%的利润总额，表明这3个行业对青岛市工业发展意义重大。但从税收来看，骨干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税额为5.6亿，占比3.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4.8亿元，占比3.0%，贡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不高。税收第一大来源行业是低技术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仅此一个行业贡献的工业税收比重高达65.4%，103.3亿元。其次是“汽车制造业”，为7.8亿元，占比4.9%。“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为6.5亿元，占比4.1。基本上，青岛市工业税收主要来自低技术行业，特别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从就业来看，交通、电气制造等骨干行业吸纳了较多的制造业就业。在41类工业行业中，就业人员居第3位，占比7.5%。就业分布与利润总额贡献程度基本一致。而产业优势尚不明显的一些高技术制造业，如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不仅对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贡献较小，而且吸纳的就业也较少，甚至还存在就业冗余。这表明发挥优势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就业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反之，脱离本地比较优势，撒胡椒面式地全面发展各类行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较难实现增长与就业的高水平匹配与高质量转型②。总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创造了规上工业企业大部分利润总额，为350.7亿元，占比73.6%；但贡献的税收较少，为30.4亿元，占比19.2%。分布的企业数量和吸纳的从业人员尚不够多，分别占比42.3%和49.6%。表明多数企业和就业人员依然分布在中低技术行业。并且，高技术制造业大多存在就业不足，中低技术制造业存在就业冗余。表明发挥本地比较优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六）从经济效益看，本地优势行业及国内企业经济效益不够突出
对青岛市工业税收贡献最高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总资产贡献率也最高，为50.6%。但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不高，为3.6%，在41类工业行业中排名第19位。表明该行业的经营效率仍待提高，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效率需进一步提高。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3.4%，低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3.7%，也低于该行业规上工业企业的均值的3.6%。经营效益并不特别突出，仍需进一步提高。青岛市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总资产贡献率8.7%，第7位；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9.8%，居第5位。“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总资产贡献率6.6%，居第14位。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8.2%，居第6位。从企业类型看，“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总资产贡献率10.2%，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15.5%。高于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贡献率8.2%，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9.5%；也高于行业均值，但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于行业均值，表明该行业的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需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但对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11.9%，虽低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15.9%，但其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5.2%，高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11.5%，表明该行业的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效益略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行业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均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值，这表明其他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济效益欠佳。其他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是“医药制造业”，总资产贡献率21.7%，居第3位；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29.9%，居第1位，并且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于行业均值，也高于国有控股企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经济效益也较高，总资产贡献率25.0%，居第2位；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29.9%，居第8位。该行业按最新行业分类已划分为服务业，表明制造业企业延伸升级价值链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向。同样的，该行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于行业均值，也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基本上，青岛市优势行业的经营效益不够突出，在所有工业行业中居中等偏上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主要行业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多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特别是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好。但国有控股企业在“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能源、资源领域经济效益较好。而大量小微型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明显，需进一步提高经营质量。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工业依然是青岛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主要分布在西海岸新区及城阳区，并形成了以交通设施制造为主的骨干行业，以及工业税收贡献最高的“汽车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优势行业。但这些行业的主导带动作用不够突出，即缺乏一条既能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又能提高居民收入的主导性全球价值链。从企业层面看，青岛工业发展主要依赖大型企业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小微企业贡献的利润总额、税收并不高。并且国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够高，大多低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其一，改革激励机制，培育至少一条本地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是高质量转型的关键，以此促进主导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在轨道交通方面，依托国家高速列车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在智能家电方面，巩固提升特色大家电产品制造优势，同时加快厨房电器、小家产品等细分领域品类创新③。同时，界定并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建设，吸引高端要素聚集④。其二，深化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一是围绕主导产业进行制度创新，为培育主导性产业链、价值链创造制度环境。二是面向重点合作对象进行制度创新。发挥紧邻日韩的优势，充分利用RCEP等区域经贸协定，以及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高端平台，高标准对接日韩等主要合作伙伴，推动青岛的技术创新。三是破除“一亩三分田”的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各职能部门权责利的划分，提高部门间沟通协作水平。其三，扩大服务业开放，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支撑。要引入竞争压力，倒逼企业提升经济效益与国际竞争力。要促进传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⑤，支持工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维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促进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⑥。
作者:张淑芹 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
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篇2
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十年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早在抗战时期便已开始。为鼓舞国人抗战信心时人多从正面角度对该问题予以研究报道肩学者指出扩‘这十年间的进步可以当得起突飞猛进进步迅速了。其间量与质均感到有同样成绩’[1]。不过这种‘‘突飞猛进’、“进步迅速’却无法掩盖中国工业整体的落后性。战前户国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结构不合理、区位分布失衡、资本薄弱三大基本特征。
一、工业结构不合理
战前户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大特征在于工业结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衡。工业革命以来重工业无疑成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是现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要素之一。不过由于重工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且建设周期较长单凭个人的能力与财力可谓力不从心须由国家统筹置办。然而自民国建立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对本国重工业的发展制定一整套系统可行的发展规划。据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钱昌照回忆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拟于1936年7月起有步骤地建设重工业团此时距全面抗战爆发仅余一年对于本国工业结构的改善已无多大裨益。相比重工业轻工业具有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技术含量较低、见效快等一系列优势且轻工业与民生经济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放而吸引大批实业家投资于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期国内的轻工业发展迅速资本额与产值均远超本国重工业。长期以来户国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的比例是极不协调的。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国内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统计并编纂《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不包括东北地区)。据统计此时全国登记造册的工厂总数为2435家资本额为法币4D氏872634元产品总值为1113974413.02元阳。就工厂数量而言属于重工业的冶炼业、机械及金属品制造业、交通用具制造业、土石制造业、建筑材料业、水电工业、化学工业等部门的工厂数量仅为682家占总厂数的28.01%。相较之下战前中国工业最重要的两个部门纺织业与饮食品制造业(包括面粉业)的工厂数量却分别占总厂数的3372%、16.02%就资本额而言重工业部门的资本额之和为126667795元占资本总额的31.13%。相较之下舫织业与饮食品制造业的资本额分别占资本总额的41.02%、16.81%就产值而言重工业部门的产品总值之和为154108乓777.82元仅占工业生产总值的13.83%。相较之下舫织业与饮食品制造业的产值却分别占工业生产总值的43.41%、32.肠%麟631远远超出重工业产值。根据以上三项统计可知战前中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工厂数量之比为1:2.5资本额之比为1:3然而产值之比却为1:5这一方面反映出重工业规模的弱小另一方面更反映出重工业生产能力的低下。
二、工业区位分布失衡
近代以来户国工业区位的分布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严重失衡的现象扩‘具有高度集聚的特点’即75突出表现在规代化的工厂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沿江地区。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统计研究所调查统计截至1933年户国的现代化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重庆、西安、福州、汕头、无锡等12座城市。集聚在这些城市中的各类工厂总数为乌679家资本额共计32q56乌000元生产净值为1094185之000元。然而仅上海一地就有工厂3485家占总厂数的360/0资本额为1gq87q000元占总额的6嘶生产净值达72又72乓000元更是占生产总额的660/0。相反西南腹地的重庆地区只有工厂415家仅占总厂数的门月毛资本额为又345000元仅占总额的2%生产净值为10496000元更是仅占生产总额的1%。而西北重镇西安地区的工业所占比例更小资本额与生产净值甚至不足总额的0.050/0曰防。通过上述宏观性的考察此时中国工业主要集聚于东部地区沿海沿江城市尤其多集中在上海而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是极其落后的。从具体的工业部门分别进行考察战前中国工业区位的分布亦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状态。以重工业为例据统计截至1936年户国现代化机械工业工厂共有753家资本总额为又83氏600元出品总价值为2211氏200元。然而这些工厂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44座城市其中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5座城市即有肠8家古总厂数的62.15%这5座城市机械工厂的资本额有478乓200元古资本总额的61.07%这5座城市机械工厂的出品价值有11174500元占出品总价值的50.52%印仔。可见重工业中比较重要的机械工业部门不论从工厂数量出发还是从资本额、产值出局多集聚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一带。而以轻工业为例作为战前产值最高的纺织业其布局亦与机械工业相似。据统计仅就纱锭一项止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六大城市的纱锭锭数之合就占全国纱厂纱锭的绝大多数。1931一1936六年间全面纱厂纱锭总数分别为2453304锭、262乐413锭、274之754锭、280又391锭、285q745锭、27肠口392锭而上述六大城市纱锭历年拥有量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分别对应为72%、693%、69.6%、印.5%、51.8%、67.4%曰07的。综上战前中国工业的分布呈现高度集聚的现象以上海为核心以沿海沿江少数重要商埠为枢纽逐渐向四周进行有限的辐射在东部沿海一带形成几个相对孤立的工业发达地区。工业区位分布的严重失衡不仅导致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严重制约了本国工业经济的整体增长更对本国的经济国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工业资本薄弱
战前中国工业的另一大特征是资本薄弱这也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中国工业经济质变的重要因素。资本的薄弱导致本国工业30兰台世界2014.2月上旬规模较小不仅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也难以与资本雄厚的外国在华企业相抗衡。据统计在民族工业发展处于“黄金时期”的1919年崖国注册的新式工厂有335家资本总额为13322氏960元平均每家工厂的资本为39又698.39元冈。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19321937年间的工厂登记数量统计截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崖国(不包括东北地区)共有工厂3935家资本总额为37又85又742元平均每家工厂的资本为96024.84元团愁几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11937年较1919年全国注册工厂数量增长了近12倍但资本总额仅增长了2.8倍平均每家工厂的资本也仅为1919年时期的四分之一弱。通过这一变化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战前中国工厂数量增长较快但工厂资本额增加比例反而日趋放缓这反映出此时新设工厂规模普遍较小且生产资金缺乏进一步而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工业资本的薄弱。从具体工业部门的资本情况进行考察户国工业资本薄弱的情况更是可见一斑。以战前发展较快的面粉工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19221936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工厂共计61家其中有超过半数的面粉厂资本额在1049.9万元之间。然而这期间新设工厂资本额的变动是极为剧烈的这种剧烈变动带有明显的时段性。19221931年新设工厂为47家洛厂平均资本额为2953万元有25家新设工厂资本额在1049.9万元之间古总厂数的53.2%此外更有2家新设工厂资本额在100199.9万元之间。然而九一八事变则成为面粉工业发展的分水岭事变发生之后面粉业新设工厂的数量以及平均资本额朋显少于事变之前呈大幅下降趋势。19321936年新设工厂为14家汉及事变前三分之一弱而各厂平均资本额为24.78万元胶事变前减少近两万元肩7家新设工厂资本额在1049.9万元之间占总厂数的5嘶但是这段时期内尽经没有资本额超过100万元的工厂设立附。
近代以来受外国势力侵略加深、国内政局动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元经济形态等多重因素干扰户国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反而逐渐形成结构不合理、区位分布失衡、资本薄弱三大基本特征导致中国工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畸形发展阻碍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本国工业经济力量的弱小汉导致上述三大基本特征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陈伯庄所述;‘推敲中国工业发展畸形之原因可得两端片则由于中国社会形态之特殊厂则由于中国经济之不能自主。前者使现代工业在中国难于迅速发展后者则促成中国工业发展之畸形’泌。尽管在抗战前的十年间户国工业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波动增长时期工业增长率与工业总产值较以往均有显著提升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位居弱势的状况更没有改变中国工业的基本特征。
作者:盛雷 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篇3
中国铜工业目前正处在其步入全球化殿堂并发生历史性变革进程的中间阶段。这种变革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为起点，以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为转折，并将以2030年中国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终点。现阶段，中国铜工业的基本特征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精炼铜消费出现快速增长；二是铜加工材生产实现大规模扩张；三是企业以集团运作形式完成多元化经营。
一、精炼铜消费的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精炼铜生产国与第二大的精炼铜消费国。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智利的世界第二大精炼铜生产国与全球最大的精炼铜消费国。2006年，中国超过智利，从而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国与消费国。就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2005～2009年，中国精炼铜的生产量、进口量与表观消费量都在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9年，中国精炼铜的生产量、进口量以及表观消费量分别达到411.90万吨、318.5万吨和722.1万吨。在生产量比2008年提高8.7%的基础上，2009年中国精炼铜的表观消费量能够实现40.5%的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精炼铜的进口量比2008年提高了118.8%，致使净进口量超过310万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除了产消之间存在巨大的供应缺口外，冶炼企业的铜精矿供应紧张、铜材生产的废杂铜利用优势减小、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流动性也是促使2009年中国大量进口精炼铜的主要因素。当然，进口1吨铜精矿与进口1吨精炼铜相比，其经济账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精炼铜作为生产各类铜加工材产品的最主要的原材料，其消费量的有效增长与铜材产量的大幅提高有着密切关系。不过，考虑到铜加工材生产当中的合金成分、废杂铜的直接利用情况以及产量重复统计等因素，安泰科经过调研认为，2009年，中国生产各类铜加工材产品的精炼铜使用量共为612.7万吨，即比2008年增加了19.6%。因此，在不考虑库存变动的情况下，2009年过多的精炼铜进口量，已使当年中国精炼铜的表观供应量与铜材生产的使用量之间出现了近110万吨的过剩。就目前国内精炼铜生产与铜加工材生产的总体情况分析，在不考虑废杂铜直接利用量变化的前提下，2010年之后，中国精炼铜市场的平衡程度，就将取决于精炼铜净进口量的多少。安泰科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精炼铜的净进口量每年能够保持200万吨的水平，市场供求将可以保持基本平衡。但是，在人民币升值与通胀加强的预期下，估计2010年中国精炼铜的净进口量仍有可能达到300万吨，与预计当年660万吨的实际消费量相比，国内精炼铜市场供应过剩的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剧。
二、铜加工材的大规模扩张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国铜加工材的生产量从2001年的185.8万吨，到2005年的502.5万吨，再到2009年的888.4万吨，可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重要基础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通过出口应用各类铜材的各种最终消费产品，实现了增加外汇储备、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并迅速融入了世界经济。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铜加工材的表观消费量从2001年的246.6万吨，提高到2005年的575.6万吨，再增长到2009年的925.3万吨。自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加工材生产国与消费国以来，其作用就一直举足轻重，如今其地位更是无可替代。但是，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似乎要打破这一进程的强劲持续性。最突出的一点就体现在外部需求放缓与贸易摩擦的加剧，这导致中国铜加工材的贸易量在2007年开始显现收缩的情况下，继续呈现缩减的态势。2009年127.9万吨的进出口贸易量比2005年减少了38万吨。其中，进口量下降37.1万吨，说明相关产品的加工贸易严重受损。虽然出口量还大体持平，但与高峰时的2006年相比却减少了10.4万吨。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已于2010年5月8日做出初步决定，将对进口自中国和墨西哥的铜管征收反倾销税，而征收税率从10.26%到60.5%，这将彻底关闭中国铜管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2010年9月27日，美国商务部做出反倾销终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为11.25%～60.85%，这同时也预示着今后中国输出铜材部分过剩产能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当然，“中国需求”的价值被再次得到发现，并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在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下，在发展区域经济的感召下，在企业做大做强的鼓舞下，中国铜加工材的生产规模出现快速扩张。继2003年铜管项目、2006年铜板带项目之后，铜线杆项目成为2008年以来新的投资热点。因为，与投资20亿元兴建一个10万吨的高精度铜板带项目相比，投资2亿元兴建一个10万吨的电工用铜杆项目就有着明显的“杠杆作用”，况且还有投资效果期的“时间成本”优势。于是，中国铜加工材的生产在现阶段就从追求“高、精、尖”的“产业升级”逐步转变为以追求“产业链延伸”的“产品替代”。各地陆续投产与计划兴建的铜杆生产线，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对“规模产值”追求的生动体现。安泰科根据各地发展规划，以2009年年底投产项目和今后建设计划项目推算，所观察到的34家企业中，在2010年以后的2～3年内就将新增铜材产能415万吨，其中有312万吨为铜线杆项目的产能（表1），即便是在考虑对原有生产工艺替代的情况下，上述项目的精炼铜消费量预计也将增加250万吨左右。
三、企业多元经营与集团化运作
伴随着中国精炼铜消费的快速增长与铜加工材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相关企业的经营也走向多元与集团化运作的发展模式，这是企业适应经济环境变化以谋求生存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方面体现在铜冶炼企业通过完成相关铜加工材产品的生产，比如用自产电解铜生产铜杆、铜线等产品，既实现了“产品链的延伸”，又实现了产品价值在企业内部的传递。从而产生了既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能够达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效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铜加工企业向其他相关领域的突击渗透，通过多元化或块状业务，以贴补利润空间快速缩减的主业经营，比如涉足矿产、房地产、新能源，甚至金融。还有就是其他生产企业也强势介入，进一步加快了企业规模与产业规模的膨胀速度。在安泰科观察的上述34家企业中，2010年以后将新增的铜加工材产能中，就有126万吨是来自于6家铜冶炼生产企业的计划项目，其中铜线杆的产能为117万吨（表2）。据粗略统计，2009年，上述6家铜冶炼生产企业的电解铜产量约为238.4万吨，占当年中国电解铜生产总量的58.0%。如果今后其新建铜加工材产能陆续投产，而电解铜产量不能适当扩大，就意味着其自产电解铜将只能满足企业的自身需要，而众多的铜加工材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则可能更多的是要依靠进口才能满足。这种情况下，中国铜加工材行业原有的分工格局被逐渐打破，而因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所加剧的行业竞争就会更为激烈。其间还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企业对生产原料的争夺将从铜精矿延伸到废杂铜，进而再到电解铜。整个产业链的瓶颈重心不断向中间集聚，其影响也将传导到铜的进出口贸易上，甚至今后国内的电解铜需求量将有40%左右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上述三个特征，虽说是现阶段中国铜工业发展众多变化特点当中的基本表象，不会影响到中国铜工业继续快速前行的步伐，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资金成为金属铜的“粉丝”，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很可能再次放大“中国因素”的效能。如果这样，“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的怪圈就会在“中国需求”光环下继续旋动。那么，铜价就将被演奏成一首热情奔放的“西班牙舞曲”，而不会是温和婉约的“华尔兹”。对此，我们要有所认识和警醒。
作者:王君 单位: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