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上，1985年是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年份。学者洪子诚论及80年代文学时说：“因为1985年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作家、批评家眼中的转变的‘标志’”，“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1］。其他学者亦对1985年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钱理群在谈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反复提到1985年发生的一些事件。陈平原也强调“回头看八十年代学术，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一九八五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2］1985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它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它的意义？一、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及方法建构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3］1985年的中国文坛正是各种力量和理论交锋所逐渐建构起来的这样一个文学新场域。“”之后，社会导向有了巨大变化，党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进行；经济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文艺上，文艺方针的调整及“二为”方向的提出，为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随着文联和作协的各级组织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其所属的各种期刊也恢复经营。文学创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识形态清算“”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自身合逻辑性发展中出现了“越界”现象，文学界管理层则对“越界”现象进行“规范”，1981年展开对白桦《苦恋》的批评，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鉴于“”的惨痛教训，人们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有了更多的个人思考。这些运动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没有上升到对作者人身伤害等层面上来，文学界管理层对文学创作“越界”现象的规范没有对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形成多大阻碍。1982年到1984年，文坛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持续讨论。 徐迟、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评家相继加入讨论，评论界由此展开对西方现代派，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现代派文学”讨论未能达成共识，却预示着中国文学发展新景观的到来。1985年前后，文学期刊活动频繁，推动了许多重要文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文学批评与创作方法的创新产生了积极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对话会议，就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特别针对作家的创作观念作了重点分析。会议认为，批评家们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评个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锄自己的地”［4］。 此次会议为后来文学批评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打开了局面。1985年，有两场重要文学会议应该提及，一场是3月份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另一场是4月份在扬州举办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 前者就“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与尝试的意义”、“文学观念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者在文学批评方法引进，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关系及方法论的层次与体系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两次会议不约而同指向一个主题：批评方法创新。 会议表明，方法创新已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共识。 “厦门会议”参会单位有杂志社、作协、大学等多个部门，“扬州会议”涉及更广，有文学所、社科联、作协、研究所和大学等各个部门的几十家单位参加。两次会议的参会单位涉及文学评论界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期刊搭台、文艺唱戏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学》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学》共发表文学批评理论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几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学》理论探索性大大增强，它的“理论版将继续探索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一系列已知与未知的问题，力争在文学观念与创作论方面不断有新突破，理论要面向创作实践，面向文学的未来，既有回顾，又有预测”［5］。《上海文学》当时是一家地方性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它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却堪与“全国性”文艺杂志媲美。“文学评论双向发展的《上海文学》，与被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内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处境之下欧美文艺理论移植中国的复杂过程、理论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还揭示了评论者和编辑如何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重新定义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学》的锐意创新刺激了文坛关于文艺批评的探讨。《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荒煤、林非和洁泯的《评论自由与“双百方针”》，《文学的批评与内心的自由》和《因评论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达了对文学批评自由的“关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学评论》刊发顾骧的《评论必须自由》、殷国明的《应该冲破僵化的、封闭的文学批评方法模式》，钱谷融则于《上海文学》第3期上发表《维护创作自由必须坚决反“左”》一文，对顾骧等进行声援。荒煤等强调在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进行创作与批评，强调文艺创作与批评自由都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他们是党的文艺政策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后者则主张大胆突破旧有的种种禁区，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进行艺术创新及批评方法的革新，强调文艺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否定那种摸行情，观风向、看气候、察“精神”的文艺批评。从当时情形看，旧有僵化思想依然存在，新的理论要破茧而出，仍面临重重阻力。毋庸赘言的是，1985年的文学界整体上走向新变已不可避免。当时那种相对开明、自由的争鸣为新的批评方法的产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各种力量的参与、纠错无形中为新事物的产生孕育了丰富的土壤。#p#分页标题#e# 《上海文学》、《文学评论》等一面在为突破禁区摇旗呐喊，一面大力引介西方各种文艺批评方法。 《上海文学》第2期刊出吴亮的《文学与消费》，该文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消费”现象及哲学角度，指出消费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可能是新时期最早提出消费文学现象的文章之一。第3、10期，它又相继刊出林文山《小说的“人称”》、南帆《论小说的情节模式》以及孟悦、季红真《叙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以实际行动支持新锐批评家们的创新。《上海文学》第3期还刊载了周始元《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审美感受的作用———从接受美学谈起》，《文学评论》第5期则刊出了钱念孙《论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态及其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的民族化问题》，宋永毅《当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余凤高《心理学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文章或运用西方文艺批评方法进行阐释，或阐述西方文艺批评方法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引介与重新建构，为“方法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开启文学史重写新篇章 1985年夏，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寺召开，会上，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其发言稿由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共同撰写）。二十余年已经过去，至今它依然给治中国现当代文学者以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其基本内涵是什么，有何当代史意义？关于这一概念的发生，钱理群曾经谈及1983年发生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的论争。钱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界定“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许志英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许的结论与官方的结论形成严重冲突。许志英将许多人尚在头脑中思考的问题明确提出，无疑引燃了一颗待爆的炸弹，它牵涉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问题，势必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果然，第3期上，陈学超发表《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第一次提出“百年中国文学”概念，该文认为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简单纳入古代文学是一个局限，应该将其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目的是为了打通近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陈针对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他是否借鉴了许志英的思考，此处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究竟新在哪儿？概念提出后，同年《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所撰《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就其整体架构、主体内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但其基本思路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醒、大奋起的产物，同时又是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性特征。”［7］钱理群认为它“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且逸出学科界限，影响到其他人文学科。提出者对总主题、美学特征的概括和一些具体评价，都让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这一论题超越文学史分期的层面，构成了对既有文学史观和文学观的挑战，显示了一个新的历史判断和历史观念。”［8］某种意义上说，钱理群个人阐释的后一部分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精髓及其提出的意义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三个突出之处：一是整体性，它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糅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本体性，它力主从文学内部研究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是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进行了多学科知识的整合。三个方面的突破，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新时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它的现实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版，以下简称《三十年》）“后记”中讲道：“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力图能够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给开始学习或研究现代文学的年轻朋友们提供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接受性。”《三十年》突破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观，以改造国民性———人的文学为主轴构建新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在此思想主导下，鲁迅、周作人在新文学中的比重有所加强，同时，“纯文学”如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及冯至等流派或作家的篇幅均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被挖掘，放置在重要位置上。修订版中，曾被封建、或半封建性化的“通俗文学”，也登堂入室，成为“正统”。王瑶评价说：“他们吸收并反映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9］“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后，不仅“人的发现”的现代文学观得到确认及大力拓展，在现代文学发生的缘起研究方面也产生了新的认识，“五四”新文学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而是将其与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通俗小说的繁荣等联系起来，时间上则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溯至晚清，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就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大陆学者范伯群也认为现代文学应发端于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僵化模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p#分页标题#e#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出引发了文学史书写的重大变革。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个年轻学人的成功，引起众多研究者与学人的关注，相当部分已经跃跃欲试了。《上海文论》主编毛时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1988年上半年《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苏联重评金星英雄》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觉得也应该对我们自己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重新评价，经过与徐俊西合计，他们在《上海文论》推出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专栏邀请陈思和、王晓明主持，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10］。“重写文学史”发展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它不仅打通而且要根本“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11］。后来所谓“纯文学”一说大概渊源于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催生了新的文学史写作潮，诞生了众多的文学史版本，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3年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97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7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年版）等。从此，“文学史”写作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纯文学”史亦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基本规范，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不小。 三、新的文学格局之形成 1985年是八十年代文学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真正接轨。那年，刘索拉和徐星分别抛出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震动了当时整个文坛。前者以某音乐学院为背景，以黑色幽默的笔法描写了一群颓废、迷惘的大学生的灰色生活，小说卓异的风格与人物描画引起文学界的巨大震动，香港媒体称之为“刘索拉旋风”。后者超然物外，嘲笑一切的生活态度及近乎冷酷的文学风格俨然师承于黑色幽默一路。文学评论界称它们为先锋小说。所谓先锋，即新潮、与众不同，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触觉。先锋文学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末期的西方就出现了达达主义，未来派等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中期以来更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根据美国学者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划分，现代主义文学应该属于中期资本主义文化现象，80年代中期的中国刚刚开放不久何以出现先锋文学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充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在中国却不缺乏产生的土壤。“”结束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原先政治高压下人们所产生的原罪感现在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牺牲品，荒谬又没有任何意义，曾经的狂热政治追求也被证实不过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而已。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一部分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无所适从，现实的荒谬感与生存的危机感时时压迫着他们。这些使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与技法在中国有了新的拓展空间与传人。刘索拉、徐星等点燃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星星之火，之后，马原、孙甘露、洪峰、格非、韩东、于坚、高行健等纷纷加入先锋文学大军，先锋文学随后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这批青年“通过自身‘新的体验’来反观‘世界’的巨大变革，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一股热潮”［12］。 1985年的中国文学异彩纷呈。先锋文学异军突起之际，韩少功在《作家》杂志第3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打出“寻根文学”旗号。稍后，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和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相继发表，推动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关寻根文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受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刺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激发了作家们从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创作灵感的热情。另一为文化断裂说，此说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需要重续。还有一说认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长此下去，中国的文学很可能变成西方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的殖民地，而破解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根文学思潮被裹挟进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之中，形成当时文化思潮中的一极。甘阳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两个问题》中认为，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当前中国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文化的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冲突”恰恰是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因此，寻根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寻根文学并不是对现代文学的反动，而是对现代文学的补充，其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它将文学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 新的在不断崛起，固有的仍在不断发展。“伤痕”与“反思”之后，一些知青作家慢慢淡出对苦难的叙事，他们回顾过去那段历史时，渐渐地有了温馨的回忆、反思，创作理路也逸出了原有轨道，表现出新的时代环境下现实主义的多向度发展。一部分作家凭借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或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或对人生真谛进行不倦的探索，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中最为奇特，颇为凝重的部分。这部分作家以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等为代表，代表作品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黑骏马》、《北方的河》、《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以张炜、郑义和朱晓平为代表的部分作家则沉入对现实的深刻体悟、思考中，代表作品有《古船》、《老井》及《桑树坪纪事》等。另一部分作家则走向了世俗的写实主义一路，如王安忆、刘恒、方方等。纪实现实主义———报告文学在此时也出现了繁荣景象，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如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纪实小说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一脉。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作家们日渐摆脱了前一时期那种或政治或道德或人性的单一审视角度的局限，开始对社会和人生采取一种大文化观念的全方位观照。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由简单趋于复杂，由表层逼向深层，由单色演变为多色调，时代和人生在文学的镜子中日益显示出了它多层次、多维度、多色调的立体景观。#p#分页标题#e# 洪子诚在论述80年代文学时认为，以1985年前后为界，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85年是80年代文学发展的鲜明界标，它既是分水岭，又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80年代乃至9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都可窥见1985年文学发展的踪影。在文学批评方面，它借着开放的春风，大量引进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形成文学批评的“方法年”，为后面各式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试验起了先导作用，以致后来有批评家说，中国短短的十几年里几乎将西方一百多年来的各种批评理论都试验了一遍。文学创作方面，后来的陈应松、阿来、张炜、洪峰等作家创作里依稀可见当年寻根文学的影子，青春的书写则在张承志和梁晓声等作家笔下有了新的进展。更需一提的是，王安忆、刘恒等开创的世俗的写实主义到后来逐渐形成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和消费主义的颓废文学等汤汤巨流。学者樊星说，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年代，那个年代里，虚无主义、浪漫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世俗主义共存共荣，后来的许多文学流派的发展都可从中找出源头，如现代派、新写实、寻根派以及颓废主义文学等，而1985年就是其中最值得记忆和思考的年份。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