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族文化语境和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译者如何合理运用异化翻译观，把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成功译介到国外，进而介绍到世界，同时合理引入外国文化，由此真实了解译文所反映出的外在世界现象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将从民族文化语境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浅析。
【关键词】异化翻译；劳伦斯-韦努蒂；民族文化语境
一、对“异化翻译”的解读
“异化翻译”概念是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提出来的。韦努蒂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中；后者则离经叛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1995:20）。韦努蒂认为对“异化翻译”不能简单地定义，只有把译文与生成译文的文化情景联系起来，只有把特定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与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才能对这一概念做明确的定义。异化翻译旨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先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Venuti，1995:20）。
二、在民族文化语境下“透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内涵
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材之“异”；第二，语言及文化之“异”；第三，文体之“异”；第四，干预功能；第五，突出译者地位等。笔者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就前四个内涵进行阐释。
1、以中国新文化运动外国文学的引进“透视”异化翻译的文本“选材之异”
“文本之异”是针对目的语的文学经典和文化经典而言。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强调了翻译选材的重要性和策略性。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可以选取那些挑战译入语文学规范的文本，以此来获得异化的效果。例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打破传统封建思想对人们的禁锢，唤起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摆脱帝国主义的魔爪，当时，大量引进了反映西方思想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例如，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薛琪瑛就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意中人》，该作品内容主要是对上层社会家庭内部矛盾和奢靡生活的揭露和讽刺。在此，有些学者专家们曾经提出，认为异化翻译主要针对的是在文本中要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在翻译方法上要体现“异化”，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以翻译《意中人》为例，尽管薛琪瑛在翻译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是忠实于原作的顺译翻译方法，但文本的选择使得译本仍对当时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这种逆于本土文化的外来文本起到了“异化”作用。“异化”并非只能针对或局限于翻译手段和方法，而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鲁迅、胡适等人的带领下，还大量引进弱势民族文学、欧洲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学，例如《人间喜剧》等。这些文本被当时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主体封建文化所排斥，其抵抗了主体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而正是这种经过挑选的“异质”文学文本开始让中国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矛盾，以此加强他们改造革新中国的决心。通过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文本传播的思想是“民主”、“自由”、“科学”与“个性解放”，这与当时中国的“尊孔”、“克己”、“礼教”、思想根本不同。不仅打破了目的语的文化准则，甚至颠覆和挑战了当时文化价值观的秩序，使这种引进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的翻译实践成为了一种异质性的话语实践，而不是盲从地认同目的语的主流文化。
2、以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转向“透视”异化翻译之翻译的“语言和文化之异”
“语言之异”与“文化之异”还可以理解为通过多种话语策略以获得异化效果。可以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进行翻译，或完全顺从外语文本来翻译，也可以选择能被读者理解但并不广泛使用的句式词汇和句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写作仍以晦涩难懂的文言为主，为了能够让文化作品正真在民众之间得到普及，让阅读变得更加容易，在当时由鲁迅和胡适等人牵头，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颠覆了传统晦涩难懂的的文言文写作语言，而且在中国译者群体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译者完全摒弃了使用文言文和章回体来进行翻译的模式，不管是翻译诗歌、小说还是戏剧等任何文本题材，全部使用简明的白话文进行翻译。当时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先驱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强烈反对使用文言，一方面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力主张用白话文写作，用外文词语和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促进汉语的简明化。
3、以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中庞德翻译《华夏集》来“透视”异化翻译之译文的“文体之异”
“文体之异”主要是指译者从用词、句法、篇章等方面采取“陌生化”的翻译策略。采用异于译入语文本特征，且不为译入语读者常用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翻译，目的就在于传达源文本的“异国情调”。译者会采用一些非常用的词汇或句式，使用相对晦涩难懂的语言，但这种翻译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译文内容可能不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在此，我们以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对诗歌句法上的异化翻译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古诗词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意象用抽象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可以采用意象并置与意象迭加的手法,同时语言又高度凝炼简约。中国古诗句结构与逻辑严密的英语句法大不相同。中国古诗词的语法限制少，句式表达高度灵活，在用词上，可以不用动词或者虚词，只通过名词的一系列并置来实现意义传达，意象构造，达到高度意合的效果，营造出诗歌独具的意境。庞德为了追求这种效果，在翻译李白的古诗词《古风》时，大胆地对英语句法进行了创新。显然，庞德通过英语名词短语并置，结束了句子，摒弃了英语中的逻辑连接词以及语法介词,甚至省去了动词。这种表达是不符合英语句法的，英语读者能够通过这些词汇获取有关景色描写的信息，却无法获取源文古诗所传递出的真正含义。庞德正是通过这样的表达创新了英语句法，革新了英语表达习惯，故意选取这种能够为英语读者理解但是不常用，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子，来破除译入语读者对英美诗歌的僵化思维和固有印象。这种“陌生化”的手法，也达到了异化的效果。
4、在强势和弱势民族文化下“透视”异化翻译的文化“干预功能”
异化翻译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民族文化，实现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多样性，但另一方面，异化翻译也很有可能成为殖民者为实现霸权统治，用来输出其价值观和思想的有力手段。为配合殖民需要,英美跨国出版公司输入殖民地的文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进行文化传播，而是通过文化读本的输入为其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例如，二十世纪初，荷兰向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输入的文本当中，大部分是主要是为其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和商业利益服务，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内容”的欧洲浪漫主义作品，但却“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原型和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哈葛德的作品曾在中国社会上颇有影响，关于其作品的汉语翻译也层出不穷，但在韦努蒂眼里，他的作品则是保守毫无内涵的。林纾翻译的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有人甚至称“中国革命是由两部小说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就是《迦茵小传》”（陈源，1931:38）,而凡尔纳的著作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其《环游地球八十天》和《格兰特船长女儿的故事》则有意无意地在张扬西方的强大,渲染东方的愚昧和落后。这些霸权国家通过翻译平台，向弱势国家输入他们“精心挑选”的文本对文化他者进行“文化干预”，无形之中宣扬他们的价值观。据韦努蒂的统计,中国在1892-1913年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Venuti，1995：179）。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异化翻译的“干预功能”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本土文化带来革新和改造的同时，也是对弱势文化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途径。所以，翻译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我们探究。
三、结语
然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反主流和反传统特征，如果译者在选择文本时，完全倾向于选择不论在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异于本土主流文化的文本来进行翻译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译文可能会被其社会所排斥。中国有着庞大的阅读群体，虽然中国读者对于接受异质化事物能力较强，但语言过于异化或陌生化的译文也会造成大量读者阅读和理解困难，因此异化翻译的的“度”应该谨慎把握。同时，汉译英时须更加慎重使用异化手段，外国读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程度并非十分深刻，如果完全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以及目的语的语言习惯，一概将中国文化死板强硬的展现给外国读者，也是不可取的。
作者:李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