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文学期刊的诸特征刍议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三、回归学术问题：论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将一个历史（或文学史）问题异化为一个翻译问题。跨语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沟通与交流至为关键，核心就是信息的传达。literaturejournals这个用法既非我首创，也不会让英语母语的读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语法规则、修辞策略与有关例证已经做了过多阐释，后文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借鉴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础范式（paradigm）理论，结合今后抗战文艺期刊的研究路向，阐述两个事关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抗战文学期刊？二是今后开拓抗战文学期刊研究的新局面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战文学期刊必须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的格局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这是研究抗战文学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所共同构成的绝非只是文学版图。因此，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学史，但必须超越文学史。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并非是学界冷门课题，而在相当程度上理应算是热门。随着近年来“期刊研究热”的兴起，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日渐成为显学，并且发展成为了多元化的研究体系，如沦陷区文学期刊、边区文学期刊、“孤岛”文学期刊、大后方文学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学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学科限制，这类研究当中的大多数目前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领域之内，所讨论的问题也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如作品质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风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学史意义等，或是钩沉史料、填补空白等。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类研究在正本清源、还原文学史现场意义上的无可取代，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高度具备文献性意义的抗战文学期刊决非只反映文学史问题或者只能用来探讨文学问题———事实上，当下一些研究在总体上确实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史）等其他门类史问题的探讨，这未免有遗珠之憾。须知抗战文学期刊除却文学史意义之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他历史范畴的意义，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这一问题目前已经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譬如对于抗战文学期刊的讨论，我们不只是讨论“文学”，也讨论“抗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融合的梳理；且对“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广告、发行量以及办刊的模式的探究等，这充分反映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即将可能到来的新局面。笔者窃以为，目前这一跨学科研究的体系并未展现的尽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能参与其中，进而推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抗战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必须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格局体系来分析，进而建构一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既由抗战文学期刊的特征所决定，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要求。前文所述内容是指今后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应当重视的一些问题，但就具体着手点而言，则必须要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商品，其出版、发行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它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组成。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任何可供交换的商品所携带的任何意义，都由其经济状况所反映。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必须要依据“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7]；恩格斯也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格局体系来探讨抗战文学期刊，必然是不客观且不全面的。与电影业、戏剧戏曲产业、唱片业等一样，期刊出版产业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当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一道，忠实地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及意识形态的接受状况，并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潮、权力格局的总体情况。在《期刊》一书中，笔者对于抗战期刊的广告状况、发行量等产业属性的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给予其客观的历史评价，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是抗战思想的发生、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而这反映到文化产业当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分配。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显然应是今后抗战文学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点。综上所述，就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认识到其文献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专门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要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中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把握住抗战文学期刊的文化产品属性，并借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对抗战文学期刊进行宏观的梳理与微观的具体探讨，从而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