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有所减轻，教育投资的需求随之释放出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实现非农就业，农村社会出现了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农村家庭的经济分化因此引起了教育投资分化。一些农村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的基本费用以外，也开始增加对课外补习等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的投资。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开始增加教育投资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如给子女购买课外辅导读物、聘请家教、上补习班等，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转入城镇、县城甚至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就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劳动力流入地教育资源的限制，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青少年依然在农村接受教育。根据2008年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子女的数量达到5800万，而且留守子女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近几年来我国流动青少年的增长率为30%，而留守青少年的增长率达到200%。尽管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放宽了一些农村家庭的资金约束，也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力。他们会通过家庭汇款来增加子女课外补习的教育支出，以此来弥补由于家长角色缺失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增加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替代时间投入。但是，由人户分离所带来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的割裂，传统双亲教养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对留守子女的营养健康和学习问题等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几年国家致力于改善农村的教育问题，也加大了农村的教育投入，但是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变化以及新的教育需求，才能使配套的政策制度更为有效。
本文尝试在新的教育政策制度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考察父母外出务工这种家庭行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农村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为切入点，探讨普通农村家庭和有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在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学龄子女学习成绩的因素，探索外出务工行为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梳理思路，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是一个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约束下，对家庭资源作出合理分配的联合决策。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子女的个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子女自身的学习情况、当地的教育供给、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有关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影响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认为，能缓解留守家庭的现金需求压力，从而可以更多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能改善留守子女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表现。目前国内有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村教育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胡枫等［10］根据5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远距离跨省流动会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外出务工寄回的汇款能缓解家庭资金压力并减少子女的劳动压力，特别是对农村初中及以上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他的研究中还是没有解决“自选择”问题，而且没有对汇款如何影响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5省开展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子女受教育情况，如学龄阶段、读书的各项费用、学习成绩等;家庭资产和父母的就业情况，包括家里的耕地面积、楼房类型，以及所在乡村的基本特征等相关信息，以及从1995年到2008年间每一年每个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史以及2008年农村家庭主要的非农就业情况。①首先，通过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来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具体界定为在其住户所在的乡镇以外的地点就业，并且不住在家里超过半年及以上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根据笔者对农户家庭十几年非农就业情况的调查，外出务工人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增长幅度高于母亲外出。在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人数和比例都远高于母亲，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农村家庭内部传统的角色分工决定的。以父亲承担家庭经济负担为主，母亲则承担照料家庭、照顾老人和管教子女的家庭责任为辅。从他们非农就业的职业分布看，在商业、建筑业、工厂生产以及服务行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占了64.2%，而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不到10%(如图1所示)。从他们工作的单位类型看，在企业的占48.6%，占了将近一半，另外，在工程队的占25.7%(如图2所示)。从外出务工的职业和行业来看，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艰难的工作。由于住宿条件受限，很难为全家流动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他们大多只拿到工资性的劳动收入，所能获得的相关社会保障是极不健全的，在住房、医疗和教育各方面都得不到全面保障，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能选择把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也有少部分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甚至自己当老板的。随着外出务工见识的增长，他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需求也会随之扩大。
再来看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的总体情况。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大部分农村地区较好地推行了学杂费全免的政策。但书本费的补助只针对部分贫困学生，大部分学生仍需支付购买书本的费用。其中，高中教育所支付的学费和书本费平均值高达2033.5元，这笔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家庭负担。另外交通和食宿费在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占了家庭教育总支出的50%以上。交通和食宿费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教育阶段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许多农村规模较小的小学被裁撤，归入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小学，大规模撤点并校的结果是一些学生上学距离较远，因此增加了交通费用或不得不寄宿在学校;另一方面，一些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子女只能选择寄宿教育，由寄宿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是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一个很大原因(见表1)。在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学龄子女并没有在本村划定的学校就近入学。在样本农村家庭的学龄子女中，有15.1%的孩子没有在最近的学校上学。其中，小学阶段特别是1～3年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选择了就近入学，到了4～6年级，则有11.5%的儿童没有就近入学。到了初中、高中及以上阶段，没有就近入学的比例逐渐增加。从他们不就近入学的原因来看，有50%是因为考取了好学校，有25%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上了好的学校，即通过“择校费”或其他关系转到城镇或县城较好的学校去读书。有11.8%的孩子因为某些个人的因素如上了聋哑学校或在家上学而没有就近入学。另外有13.2%的其他原因，包括跟随父母到外地读书的，或最近的学校费用高，或没有考取最近的学校等。尽管农村中没有就近入学的学生比例较小，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
的匮乏，一些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把子女送到较远但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上学。随着农村家庭经济约束的放宽，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把子女送到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去读书。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把是否就近入学视为农村家庭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追加的一种教育投资(具体详情见表2及图3)。相比较其他教育开支，目前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上支出的平均值较低，占农村家庭总教育支出的比重较小，和城市家庭对子女课外补习投资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比较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和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调查发现相对于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家庭，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课外补习的比例比没有外出家庭也要高出不少，而只有父亲外出的家庭却没有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父母外出务工的家庭会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比例(如图4所示)。根据图4的比较结果，能进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务工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如图5所示，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明显高于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子女的比例。其中，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最高，达到19%。相比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只有父亲外出的情况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分析
通过对以上调查数据的简单归纳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和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与子女的学习成绩间有着较为重要的相互关系，之前简单的描述分析还没有涉及其他因素可能会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的影响，所以笔者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他们之间的作用机制。考虑到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来解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变量设置上满足识别联立方程组中结构方程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二个方程，以纠正单个方程回归可能带来的参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Y1=f(Y2，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汇款，地区虚变量)Y2=g(Y1，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是否就近入学，地区虚变量)其中，Y1表示是否课外补习，Y2表示学习成绩。在第一个方程里主要是一些表示儿童特征包括子女年龄，性别，户口;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户主性别，父母是否村干部，小孩个数，人均耕地面积和房屋类型等;外出务工变量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年数和父母自营工商业时间;村特征变量包括村距乡镇的距离和村距县城的距离;用来控制其他观察不到的地区之间差异的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示教育成本的学费，表示家庭收入约束的外出务工汇款。在第二个方程中，除了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特征、村特征、学费以及地区虚变量等以外，用是否就近入学作为反映学校质量的变量，来控制学校质量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表示家庭特征的变量中没有放入房屋类型，并且没有放入汇款这个变量，因为房屋类型和汇款可以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课外补习投资来影响学习成绩。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学费、家庭中子女个数和外出务工汇款等都会显著的影响农村家庭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而课外补习投资、母亲的教育年限和父亲外出务工行为则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父亲的教育年限却不显著。说明母亲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由于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家庭分工，大部分家庭中由母亲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辅导和教育帮助会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学习有促进作用。第二，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中只有父亲外出务工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父亲的教育年限没有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们平时对子女生活上的约束和学习上的管教督促，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不是通过辅导子女的课业而产生影响。这是由我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所决定的。第三，课外补习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增加些课外补习的投入就可以增加子女升学的竞争能力，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第四，父亲的务工程度和母亲的务工程度对子女课外补习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汇款金额会显著提高农村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主要受家庭收入的约束。通过外出务工给农村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会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那些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却没有汇款的农村家庭仍然会因为收入约束不会增加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第五，家庭中子女的个数跟子女是否课外补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多个小孩的家庭里，父母往往需要在几个子女之间进行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增多，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资的绝对值就呈现减少趋势，每个孩子所能分到的教育资源有限。第六，相对于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在课外补习上都是显著为正。随着年级的增长，农村家庭会在子女的课外补习上增加教育投资。子女接受的教育越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就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追加投资。第七，学费和课外补习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学费越高，农村儿童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小。这可以解释为学费越高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好。学校所购买的教材和课外读物相对较多较好，学费中已经包括了学校组织的课内补习费用。这符合笔者实际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一些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水平。第八，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和课外补习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供给。一般距离当地县城较近的村庄和乡镇，受县城地块经济的辐射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好，相应的教育供给要充足些，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较多的课外补习资源。一些偏远的村庄则很有可能会因为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而影响到农村家庭对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需求。这表明边远农村和近郊农村的家庭在课外补习投资上存在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2008年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通过联立方程回归方法系统的分析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的影响。计量研究结果发现:由于父亲长期外出务工对子女缺乏必要的管教，因而对子女学习成绩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能给家庭带来汇款，可以改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并增加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而课外补习投资能显著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弥补了家长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笔者建议:(1)应进一步为进城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消除由于父母不完全流动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打破城乡分割的教育体制，建立与完善城乡统筹的义务教育体制，加强全日制公立中小学接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2)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需求的扩大，农村家庭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农村的教育供给已日益不能满足农村的教育需求。在实现劳动力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向农村户籍学生开放之前，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的教育投入，增加农村地区的教育供给，为农村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并提高农村教育资源的质量。尽量让农村的教育问题在农村解决。(3)在国家推行“两免一补”政策以后，收入约束仍是农村家庭是否增加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问题。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收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作者：谢贝妮、李岳云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