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1
关键词：利益集团；公共政策；行为模式；房地产
1房地产利益集团政府的双方关系
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在我国，最近几年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发展迅速。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中指出,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利益集团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政策推向更有利于个人，而不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强势群体控制公共政策,进而损害公共利益。其中，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游说团体，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处于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和高房价收入比以及消费预期导致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商品房的高空置率和居民住房不足的矛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等等。
随着房价逐步由一个经济问题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政府开始了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甚至出现“愈调愈高”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是主要原因。在房地产市场上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中,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主体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双方利益集团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博弈，这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
2房地产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模式
假设待开发的土地是闲置的空地。在博弈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判断是否拍卖土地的开发权,若不拍卖,则其收益为零。影响政府选择的因素很多,比如土地的面积、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城区规划等。如果决定拍卖土地使用权,政府要作前期规划,设计拍卖规则,并对参加竞拍的开发商进行审查,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信水平、工程质量等。拍卖过程中,各开发商凭借对该土地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的判断和成本的比较,分轮叫出能接受的价格,直至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最终由出价最高的开发商得到使用权。
在博弈的第二个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后,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屋建设预备项目计划备案手续。之后,房地产开发商方可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在开发建设中,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在规划、土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则监督开发商是否有违规违法建设。
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综合验收。对综合验收合格的项目核发综合验收合格证,同意交付使用;综合验收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整改意见。
在这种行为模式中，土地交易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在标价最高者中标的拍卖方式下,隐含着一些对卖方不利的危险因素,若竞标人之间形成某种形式上的串通,会使土地的价格大大降低,从而导致最终国有资产的流失。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预先设置一个底价,若最高竞价达不到这个价格,则不能成交,同时要求投标人支付一定的投标费用,促使投标人积极争取中标。当然也不能迷信公开招标或拍卖形式下所形成的土地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因为开发商对未来市场的乐观预测、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和非理以及伴随着开发商的道德风险等,都有可能使其可接受的交易价格偏离市场的轨道。因此，还需要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
3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强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1）地方政府不断规范自身行为，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由于拍卖土地的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以地生财”,只想通过地价的开高,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面对上涨过快的房价,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从国家调控政策中找办法、想对策,相反却“空置”政策,大搞招商引资工程、新城市建设工程和拆迁改造工程,继续通过大拆大建来刺激房地产,增加经营城市的筹码,调控似乎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因此,要想使调控不放空,地方政府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人民政府,首先要完成肩负的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任务。国家进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除加大监督检查外,问责措施也要跟上;同时，对宏观调控取得实际成效的地方，政府要给予通报表扬,纳入政绩考核。宏观调控措施能不能从文件变为现实,关键就看各级政府落实的决心和力度。
（2）加强政府监督。虽然市场经济中开发商可以自主定价,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自主定价需要以成本为基础,低于成本的低价倾销和大大高于成本的暴利,都是法律法规不允许的。房地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它总价高,意味着开发商能够轻易获取巨额利润。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开发商善用“虚拟成本”、“虚假需求”、“预期价值”、“设计概念”等来为其高房价自圆其说,如黄金地段、国外理念、绿色家园、环保装修、教育地产等等,通过炒作概念不断放大价格信号,最终的销售价格大大偏离真实成本,而这正是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玄机。面对这块虚增的高额利润,目前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监控,而这恰恰应是下一步房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
（3）完善公共政策，加大对开发商违背政策的惩罚。在国内的很多城市,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证而擅自售房、一房多售、不按期开盘等违规操作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规则有待进一步明晰,执法力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则在于规则本身的“疲软“,如对于开发商的违规行为,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仅仅是罚款,但少数的罚款和高额的利润比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违规者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却很大,则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在利润而使得规则本身的威严无以维系;反之,若违反规则的代价大到足以威慑意图违规者,则不需过分强调,也可起到规范与震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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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2
关键词：政策科学，术语，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C01；C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6.012
Abstract：Policy science is a rapid discipline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eory and method of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lso， there already hav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with policy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based on policy science.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retro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licy science.
Keywords：policy science， term， policy analysis
引言
政策在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制约和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工具。尽管人类的政策实践早已开始，但是政策科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一般来说，“政策科学”一词被公认为是由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于1943年首先提出的，并在1950年他与卡普兰（A. Kaplan）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中进行了阐述[1]。1951年，拉斯韦尔与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出版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成为西方政策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此后，政策科学的研究者将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系统地进行了有效整合。
伴随着多学科的碰撞交融，现代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不断变化，带来的副作用是不同学者的“百家争鸣”，甚至连术语都没有明确统一。比如：1958年，林德布洛姆（C. E. Lindblom）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政策分析》的论文，首次使用“政策分析”一词，掀起了当时对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学科建设的质疑[2]。劳伦斯・特瑞布还发表了《政策科学：分析还是意识形态》一文，提出政策科学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应该由“政策分析”来概括这门学科[3]。
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有歧义的信息会误导出错误的结论，甚至引发重大损失，这就要求使用的科技术语要有社会公认的、统一的名称和意义[4]。“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是政策领域常用的术语。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两个术语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返回的结果分别是608篇和6380篇。从数量上来看，“政策分析”似乎是学科研究的主流，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本文通过对“政策科学”概念演变历史的梳理，尝试从其学科内涵上显示其中文定名的合理性。
一“政策”一词溯源
拉斯韦尔认为：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美国学者威尔逊（Wilson）认为：政策是由政治家制定、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安德森（Anderson）认为：政策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个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美籍加拿大学者伊斯顿（Easton）认为：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分配[5]。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将政策看作政府或具有政府性质的团体在特定时期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目标所采取的统筹行动，形式上包括条例、办法、措施、法律等[6]。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涌现了《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量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论著。中国古代的政策思想以政治为中心，“策”只是实施“政”的工具性手段。古汉语中“政”“策”是分开使用的两个字。“政”是管理国家事务、控制社会、治理民众的意思。《周礼・天官》说：“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左传・桓公二年》说：“政以正民。”“策”有两个含义和政策相关，《礼记・仲尼燕居》曰“策，谋也”，是方策、对策的意思。《释名》载“测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策书”有规定、政令的意思[5]。
尽管古汉语中未出现“政策”一词，但有与之意义相近的词，比如“战略”“策略”等。也有类似于现代政策文献的“诏令文书”等文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黄萃副教授指出：梁启超在《戊戌记》中首次使用了“政策”一词，之后孙中山也在文章中使用“政策”一词。自此，“政策”得以在中文语境中传播开来[7]。虽然有待考证，但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清末中国已经使用“政策”一词。
《辞海》对“政策”一词的定义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为准则”。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政策”的定义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对policy的定义为：“a plan of action agreed or chosen by a political party， a business， etc.”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第一版）对policy的审定结果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组织为达成一定目标、结合特定情况所制定的行动准则和方案。”
二“政策科学”概念溯源
政策科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始兴起的。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拉斯韦尔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即：政策科学是以制定政策规则的政策备选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科。他具体提出了一个包括7种环节的政策过程，即：情报、推动、制订、执行、适应、终结和评价。1950年，拉斯韦尔与卡普兰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首次正式使用“政策科学”。1951年，拉斯韦尔和勒纳合编了《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首次提出了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学科性质和发展方向等，奠定了政策科学的基础[8]。这门全新的社会科学不再仅仅关注局部问题，而是整个政策过程。《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标志着现代政策科学的诞生，确立了政策科学的基本范式和研究纲领，指明了社会科学中政策科学的研究方向，掀起了美国政策科学学科建设浪潮[9]。
在拉斯韦尔提出政策科学概念以后，真正推动政策科学快速发展的，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以色列学者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 Dror），他出版的《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幻想》（1971）、《政策科学进展》（1971）三本著作被学界称为政策科学“三部曲”。德洛尔在拉斯韦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政策科学研究的对象、性质、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完善了政策科学的学科范式[10]。
后期伴随着政策科学学科不断发展，不同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政策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描述：
（1）德洛尔：以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包括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以及具体的政策问题和领域[11]。（该定义描述的是研究对象。）
（2）那格尔（Stuart Nagel）：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进行研究[12]。（该定义重在描述研究目标。）
（3）克朗（R. M. Krone）：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探求对人类系统的了解和改进，其研究焦点之一是政策制定系统[12]。（该定义同时描述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4）奎德（E. S. Quade）：是应用研究的一种形式，用来获得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理解，并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13]。（该定义重在描述学科功能。）
（5）邓恩（W. N. Dunn）：是一种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使用各种研究和论证方法，产生并转换政策相关信息，以便政治组织解决政策问题[7]。（该定义指出政策科学的应用属性。）
三中国对“政策科学”概念的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政策科学”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刘小年、陆树萍从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提出：政策科学演进的内在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政策科学的演进经历了由单因素理论建构向多因素理论发展的转变，当代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需要把握这种研究前沿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学者后续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关于政策科学的研究，包括概念、目标、研究路径等。对概念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四种[11]：
（1）政策科学是研究政策制定的理论和方法，是研究如何制定正确政策，避免错误政策的学科。（该定义重在描述研究目标。）
（2）政策科学是关于制定政策方案，规划政策实施，评价政策结果，预测政策效果的学科。（该定义重在描述学科功能。）
（3）政策科学是研究政策属性与特点，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规律的科学。（该定义重在描述研究目标。）
（4）广义上的政策科学是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进行的研究，狭义上的政策科学是对政策目标、政策方案和社会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该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对政策科学的研究是依托于产业发展的，也就是从产业政策的研究开始的。基于广义和狭义的政策科学概念，中国学者习惯上将围绕政策展开的所有环节都视作政策科学研究，包括：政策计划、政策方案的制定与选择，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政策执行以后产生的结果，其中还伴随着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的效果评价和执行结束以后对效果的评价。政策科学的发展，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一种对政策过程相关因素的发掘，由此使政策科学的演进表现出一定的阶段特征，也形成了特定的前沿研究问题[14]。
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如果是“科学”地研究，首先还是要依托一个产业，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或者分析。此外，除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以外，还需要对政策和政策活动进行科学评价，这对决定政策去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都有着重大意义。再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两个角度，中国目前对政策科学学科的成果，从中国知网上的文献量来看，前者远远高于后者。质化研究有益于理清学科基础问题，包括本文所探讨的概念问题，但是正如拉斯韦尔所言，政策科学必须为之奋斗的三个最主要的特征是脉络、问题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7]，通过量化研究可以发现政策主体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合力或政策效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对政策科学学科本质的理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第一版）对science of policy的审定结果为：“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定义是：“对政策的调研、制订、分析、筛选、实施和评价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核心问题是对备选政策的效果、本质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是在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结语
通过梳理定义可以看出，与传统的政治学、政策学或经济学不同的是，政策科学将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专门的、独立的、唯一的研究领域，主张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本文前面提到的政策分析，可以说是包含在政策科学概念内涵中的，是为科学制定合理政策服务的。近年来中国围绕政策研究的细分学科不断增多，说明对政策的定性、定量研究正在逐步深入，比如：政策文献学、政策计量学等内容量化研究方法成果颇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更是收集了1949年以来中国出台的所有政策文本，建成了中国首个公共政策研究数据库。
本文通过对“政策科学”概念演变历史的梳理，进一步确定了其学科内涵。陈振明在《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将政策科学定义为：“政策科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以公共问题为中心，以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政策内容和过程分析为重点，探求政策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尤其是提供政策的相关知识，分析政策的相关信息，改善政策的决策系统，提高政策过程的科学化与民主化。”[15]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对政策科学的描述较为科学、准确。
各个学科术语的规范统一工作是学术交流的基础，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代表国家进行术语审定的权威部门，自1985年成立至今已有31年的历史，审定公布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军事、工程技术等领域在内的95个学科、125种科技名词，累计45万余条，每一条术语的审定与规范过程都凝聚了专家的智慧与汗水。“政策科学”是在《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第一版）中审定公布的，应该得到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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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3
[关键词]科研决策；咨询；职能
党校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科学研究是党校教育的基础，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党校科研工作，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为提高党校教学质量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服务。那么基层党校科研如何能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智囊团”，如何把握科研工作的政策性、针对性、应用性、时效性，充分发挥好科研咨询决策职能，这是我们当前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把握市情研究，增强科研的政策性和超前性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作为党委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的部门，党校开展调查研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党校提高科学调查研究工作质量，工作中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敢于在理论上突破前人、敢于去做前人在理论上没有总结过的事，使调研成果进入决策，变成具体政策。
二、提高认识、增强科研成果在市委、市政府决策中的应用转化
党校作为党从事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部门，强化科研的决策服务功能是党校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党校科研要牢牢抓住以现实问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这两个重点，要把握市情研究网络，及时敏锐地捕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信息，直接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探讨和交流，把握前沿热点问题，要不断与当前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与当地的干部队伍建设、社会热点、改革难点、市情调查、对策研究相结合，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多做些理论思考和探索，努力为党校教研人员争取并创造机会增强在市委、政府重大决策咨询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努力使党校科研成果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出台提供咨询和建议，不断发挥党校理论优势和职能部门的实践优势，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三、深化党校课题立项制度，提高市情研究的时效性
从领导干部的需要出发，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做文章,强调与校内教学和学科建设相结合，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增强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现实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要抓住教员对课堂讲授的内容深入的研究，对学员关心的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逐步推行课题研究招标制，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课题研究机制，以地方政府的市情研究为切入点，以决策咨询为导向，深入研究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立足于出观点、提思路、当参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科学发展主题，贴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围绕打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良好、和谐平安的地方政府的目标，对如何建设地方政府、实施大项目、改善民生、繁荣文化、促进和谐就业、促进城乡一体化等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党校理论研究阵地和决策咨询的作用。
四、整合科研力量、促进科研协作，增强决策研究的针对性
1.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和相关工作部门的紧密联系配合，选准决策服务的突破口，按照要深、要实、要细、要专、要有用的原则深入调研，同时切实抓好成果提炼这一关键环节，最终要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真正发挥党校作为党委、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2.以课题为纽带，加强党校研究资源整合。及时决策咨询课题、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课题和人才研究课题，以这些课题为纽带，深入挖掘科研潜能，培养科研骨干，特别是鼓励教师与学员的合作进行研究，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进而实现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的良性互动，不断加强科研资源的配置及科研力量的整合，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3.以研讨活动为平台，推进决策科学新发展。充分利用各地会展等重大活动时机，突出重点，集中办好有重大影响和优势特色的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推进决策研究的新发展。
4.以刊物为载体，加强决策研究学术交流。立足地方政府的实际，追踪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聘请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开办专栏，不断提高文稿质量，不断扩大其在市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办好党校校刊，不断改进和提高质量，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努力使决策研究和组织协调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五、突出“决策服务”重点，加强党校决策研究职能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公共政策 仿真研究 科学决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缘起
公共政策仿真研究是伴随着社会科学仿真方法的演进而发展的。20 世纪60 年代初，计算机仿真技术开始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研究思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才被真正接受。期间，国外社会科学领域仿真应用较早，其成功案例的影响遍及世界诸多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专家学者将社会仿真方法引入我国并主要围绕方法论层面进行探索，80年代中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仿真研究，90年代社会科学仿真逐渐引起我国政府的关注。目前，政策仿真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知识基础、适用的分析方法以及先进的仿真工具，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仿真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必将日益广泛，政策仿真也势必会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二、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综述
为了解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现状，本研究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通过精确匹配检索发现，以“主题=‘公共政策仿真’”检索到的记录仅1条，以“主题=‘公共政策’并含‘仿真’”的记录16条，因此为保证纳入统计分析的文献完整，本研究放大了主题检索范畴，最后以“主题=‘政策’并含‘仿真’”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得到文献记录1542条。为使所得文献更具科学性，笔者对其进行了全面梳理，经论证排除重复发表、基本方法介绍、会议信息、非仿真综述文章、企业仿真、纯技术仿真文献948篇，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594篇。
（一）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1、政策涉及领域统计分析。
选取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文献政策涉及领域作为分析指标之一，意在揭示学者们对于各政策领域关注的焦点，以及政策仿真方法在各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适用性。笔者在综合借鉴多名政策学专家对于公共政策分类观点的基础上，对本研究检索到文献所涉及的政策领域进行了归纳，共分5大类、27小类。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涉及政策领域范围较广，类别较丰富，但同时研究热点的集中性特点也较明显，其中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数量就占到了总量的72.2%，然后依次为社会政策、科技政策、法律政策、政治政策，而经济政策中关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与规划政策的文献数量均超过了其他任何大类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总量，这说明对于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且仿真方法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应用也较为成熟。
2、公共政策仿真方法。
仿真模型作为一个新的定量方法，为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本研究通过对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及其应用软件的统计分析，意在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公共政策仿真建模的现状，以及各类方法和软件在我国应用中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仿真方法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系统动力学、多主体仿真和数值仿真模型，而其中系统动力学方法的应用则具有绝对的优势，其文献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模型应用的总量。
（二）研究热点综述。
某政策问题具体涉及领域的聚焦点直接反映了该问题在社会公众视域内的重要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除经济政策仿真研究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公共安全政策也逐渐成为我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新亮点。
1、对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与规划政策的研究。
首先，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我国现有关于产业政策的仿真研究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这可能与产业自身涉及门类繁多直接相关。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有71.9%的文献是按照产业分类进行的政策仿真研究，依据各产业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依次为农业、工业、林业、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电信业、渔业、电力业、木材加工业和畜牧业领域。另外28.1%的文献则依次围绕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战略、产业集群发展视域开展政策仿真研究。
其次，对于区域发展与规划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两类政策，两者的文献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73%和27%。在区域发展政策方面，主要围绕区域的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等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对此问题的研究从2000年之后就未间断过，其中2006和2009年研究数量最多。在区域规划政策方面，主要涉及城镇规模及城市群发展规划、棚户区及旧城改造、生态工业园区及物流园区规划建设、城市休闲系统规划等方面的建模和仿真。
2、对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
首先，在社保基金管理及养老保险政策方面。汪泓等先后针对社保基金运营和社保金预警政策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计算机仿真，并依据仿真结论提出政策意见。其次，在住房保障及社会救助政策方面，廖阳通过对西安市廉租住房政策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提出了界定廉租对象的合理化建议。再次，在医疗保险政策方面，李玲等、汪泓等、陈虹分别对我国昆明市城镇职工、上海退休人员、老年人医疗保障政策进行了政策仿真研究。
3、对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
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是当前各国科技政策研究的三大主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研究主题重心也经历了由科学政策到技术政策再到创新政策的过程，并逐步发展完善[9]，因此对于创新政策的研究理所当然成为了当前科技政策仿真研究关注的焦点。现有文献共围绕R&D投入、产业研发联盟、创意主体与制度环境、技术园区、科技人才、区域创新系统六方面展开仿真研究，而其中又以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意主体与制度环境研究居多，共占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总量的74%。
4、对公共安全政策的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事关多数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如何落实并完善公共安全政策就成为考验我国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将目光瞄向了公共安全政策仿真研究，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共涉及公共安全突发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信息传播、自然灾害处理五个方面，其中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政策仿真最有代表性。曾哲淳等人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通过对（SARS）疫情的传播和防控过程的仿真模拟，得出结论：按照当时制定的SARS防治预案，卫生系统能够快速控制突发的SARS疫情。
（作者单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大宇，米加宁，徐磊，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原理、应用与前景.公共管理学报，2011（4）.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5
关键词：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述评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一种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把政策内容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动态优化过程。政策执行的研究发轫于1973年美国学者Jeffrey L. Pressman和Aron B. Wildavsky对“伟大计划”在奥克兰市执行失败的研究。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在1990年前后开始关注政策执行领域，至今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整体上来看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比较薄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直接关涉到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从理论上说，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执行研究的范围，并且有利于执行研究的本土化和多样化。对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执行，学者们进行了相关探讨，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对其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并简要评价。
一、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现象，学者从不同方面探寻其形成原因。 一是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周平提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能力和素质是影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策执行的根本性因素。林聪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化，将其定位在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态度、行为习惯和利益需求等方面。李安辉、雷振扬认为民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明确主体、某些行政执法主体缺乏立性、执行主体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二是政策制定对政策执行的影响。郑宝华以云南省屏边部级自然保护区政策制定和实施为例，发现民族地区保护区政策的制定与现实偏差是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马德君、谢辛以“家电下乡为例”，认为政策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从而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三是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田恒、唐兴军认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定向就业执行偏差的原因有政策目标群体偏好的变化等。郑宝华认为云南省屏边部级自然保护区政策的执行没有反映社区的需求，从而导致了目标群体与执行主体间的关系对立。来仪认为，民族与地区意识的觉醒，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变迁等对甘孜州“天然保护林”工程的有效执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四是不同利益主体间冲突的影响。邹荣、苏洪爱认为民族政策执行中存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来仪认为甘孜州“天然保护林”工程的执行中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协调，这些都成为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五是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有：政策执行中宣传不到位；政策执行资源不足；信息沟通不足；执行监督不足。
二、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对策研究
针对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学者提出了应对的策略。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升执行主体的素质。刘小楠提出要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干部队伍建设；钟红艳、周叮波对滇黔桂边民族地区重大水资源开发移民政策执行研究后认为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李安辉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执行研究中认为要重视基层干部的培养，打造具有终生学习理念、 与时俱进的执行团队。左小麟从公共危机政策执行角度提出主体创新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决定因素之一。二是加强政策执行中的制度构建。周平认为提高政策执行效果，要建立政策公布制度、政策执行中的责任制、政策执行的定期检查制度。刘小楠提出为避免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执行失效应完善各项社会监督制度；三是正确处理执行中的各种关系。李安辉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执行中提出应正确处理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的关系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李晓昀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策执行中处理好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应协调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协调集权与分权、保障自治权的可操作性等。四是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创新执行程序；运用现代化的政策工具。
三、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研究
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与非民族地区有明显不同，所以有学者在政策执行中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给予特别关注。张丽娴，刘金霞认为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机关执行权限的特殊性；政策执行环境的特殊性、政策执行时面对的问题和承担的任务的特殊性。张欣以苗族生育文化为例，探讨了民族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特殊影响。纳树峰、姚贱苟还从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执行入手，讨论了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在于：地理面积广阔性和自然环境劣势性，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和单一性，政治构成混杂性和发展缓慢性，地方政府民族特性和政府改革艰难性，社会结构复杂性和民众主体意识薄弱性，这些问题既是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也是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王海峰认为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受到双重变量的影响，即除了政策本身、执行主体、执行客体、执行资源及政策环境等一般变量外，还受到地缘因素、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因素、突发事件及自治权等特殊变量的影响；对于如何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他提出要优化一般变量，对于特殊变量除了发挥其正向功能、还要尽量消解其负向影响。
四、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力的研究
政策执行力是指政府组织为达致既定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日常事务和有效贯彻实施法律、政策、决策、法令、战略计划的政府内在能力和力量。对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力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许才明认为民族乡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有：政府能力不足、执行环境的特殊性、公共政策与民族乡发展不相适应性及现有法律法规的制约性。张建英认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力资源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了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力。二是提升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力的途径。合理界定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制度和体制建设；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强化民族特性，增强公共政策的可执行性；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使其契合民族及地区的文化特色；发挥多元执行主体作用；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五、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的视角或理论工具的运用
麻学锋、郭文娟和马红鸽基于公共政策的利益视角，以民族地区为例，分析了“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居民家庭、集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并进一步探讨“新农保”政策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的利益互动过程。李波、黄忠敬和陈进林在以 McDonnell 和Elmore 提出的四种政策工具作为政策执行分析的理论框架， 从命令、诱导、能力建设和制度变革四个方面对内地班的政策执行工具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于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著作方面，以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目前发现仅有高建华的《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研究――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政策执行为例》。该著作对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相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而言的。凡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或者使公共政策发生走样都不是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行为。研究整体上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执行体制及执行环境等方面对影响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民族地区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研究过程中，作者分别运用利益博弈分析、生态行政学的理论、政治系统理论等视角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荣仕星在《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中以专节形式对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经验、问题、影响因素和对策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虽然成果渐丰，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1.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应关注其特殊性研究，应将地方性知识作为重要因素融入相关研究之中。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都有各自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行政生态及行政文化。如果研究中不重视其执行主体、客体、环境及其之间互动的特殊性，政策执行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极易导致资源浪费和不良的社会后果。因而需要对影响政策执行的特殊变量加以关注。遍检现有文献，涉及政策执行中的民族特殊性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没有体现特殊性的研究所占比重较大，此类文献更多体现的是具有一般意x上的政策执行，缺乏对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关怀，因而对相关研究贡献不足。在政策执行方面，民族地区固然有一般非民族地区的特点，但更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研究应加强对民族特色的关注。
2. 加强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理论的研究。目前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领域，重点关注政策在现实中的具体执行，诸如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原因、解决对策等方面的探讨。理论方面，除了高建华提出政策有效执行的概念外，鲜有学者在政策执行的涵义、执行的价值、执行的模式、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就现有成果的研究取向来看，基本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缺乏自下而上及整合性研究的尝试，因而远离目前研究的前沿。此外，对相关理论的应用，就现有成果来看，基本沿用了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中提出的四要素（政策本身、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执行环境）作为分析维度，其他的执行模型及理论应用有极少，且研究的重复性较强，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因而今后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理论应用方面应对治理理论、制度分析、理性选择、政策网络等前沿理论加以关注，同时应加强对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理论本身的研究，使其研究更具有可持续性。
3.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展。“科学知识是靠科学方法获得的，只有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或科学知识”，因而“科学方法本身是科学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具有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其研究方法也应具有多样性。目前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运用居多，资料分析方法多是定性分析，显示了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主观性。民族地区具有特殊性，此类研究方法的运用固无可厚非，但是政策执行作为政策科学的一部分也具有与自身学科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政策科学研究中虽有后实证主义研究的趋势，但目前实证主义仍然是研究的主流，调查研究是主要研究方式，资料分析多是定量分析，显示了其研究的规范性、精确性和客观性。故此如何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其更契合研究的问题，是今后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方法探索的方向。
4.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规范。学术规范程度反映了研究者研究的严谨度、深入度，因而直接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目前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研究多是对策性研究，论证方式基本属于“问题（或现象）―原因―对策”三段式论述，研究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规范的学术研究至少应具备文献回顾、研究框架、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等基本要素才可将研究问题研究得完整深入、富有逻辑性。目前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研究学术规范方面比较欠缺，亟需对此加以重视和训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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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方法论 主观的研究方法 发展趋向
一、 社会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具体方法、一般方法、哲学方法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般地说，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一是仅适用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门类的具体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二是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即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再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哲学方法。
科学的哲学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科学的哲学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话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既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或公式，又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它提供的是研究问题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具有最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功能。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对社会科学其它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二、 公共政策学方法论
公共政策是随着公共权力机关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公共政策学科的产生并非与公共政策的产生同步，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和有关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提炼和升华出来的。
从社会科学的一般、具体研究方法出发，自公共政策诞生之日起，由拉斯韦尔等人倡导的行为主义就是这个学科的主导范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公共政策学在政策分析的定量方法和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从形式上看越来越自然科学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著名学者叶海卡·德洛尔为代表的学派，对拉斯韦尔等学者倡导的行为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改变了公共政策领域行为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方法论的多样化。其一，行为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尽可能地赋予公共政策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仍然是众多学者的追求。他们采用系统科学、统计学、数学、心理学、政策模拟等方法，运用各种知识和技能，提出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帮助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科学决策。其二，公共选择方法论、博弈论等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方法论。其三，个案研究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值得是致力于探讨具体的个别的政策的特殊性，并从中发现普遍性或验证某一普适性假设的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并不是一门科学，是拿来主义，是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知识、理论和技术手段，只是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能用。因此，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和决策科学的研究方法都能为政策分析所用。具体分析方法有：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同时，政策分析借助了政治生活中的概念性模型，例如：理性主义模型、过程模型、制度主义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团体理论模型、精英模型、公共选择模型机博弈论模型等。没有哪一种模型是专门为研究公共政策而建立的，然而每个模型又都提供了独特的思考公共政策的视角，甚至还能解释公共政策的一般原因和结果。
三、 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人批评主导社会科学诸学科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批评牛顿力学所开创的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研究范式，强调后现代社会是介于秩序与混沌之间的社会。他们批评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条思想路线的影响下形成的决策理论，“偏向于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方法，忽略直观的、感性的、综合的方法”，把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是“偏于静态结构”的理论，“不符合后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倡导的是“混沌原则”、“不确定性”和“诠释学观点”，并据此来说明当代的决策环境已非理性的思考所能把握。他们强调“权变观点”或“多元思考”的价值，因此认为决策者所必备的“创造性思维”绝不限于理性这一条路径，应当视不同的情境有其不同的相应途径与模式。他们认为聪明的决策者不是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是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并不再继续犯错误。他们相信他们主张的这种决策理论即从过去主导公共政策学的寻求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探讨决策者主观的思维方法或思维倾向，会成为一种基本的趋势。
以主观的研究方法代替客观的研究方法，势必影响到以什么标准来评估和选择政策以及如何判断一项政策是好政策这样的基本问题。主观的研究方法认为，客观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以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为主题的选择理论，过于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过于强调依据决策者的偏好来排列优先顺序以进行政策方案的评估和选择。采取主观的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为好政策。因此，确认一项政策为好政策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主观认定的办法，即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主观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影响是相当深入的。
由于对主观研究方法的张扬，有相当一些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对“政策科学”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因而主张以“政策研究”这一名称来代替“政策科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