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范例6篇

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范文1

――“后世博”文化资源的可开发

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开始,世博会就成为全人类科技、工业和文化成果的顶级荟萃。在“一切始于世博会”的创新旗帜引导之下,各国的有识之士通过科技和文化创造,不断开辟文明的发展道路。这些成功的世博会不但在举办期间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以巨大的推动,而且在它们闭幕之后的“后世博”阶段,其积累的文化资源,仍然如不竭的财富之泉,可以造福于举办国家和世界的人民。开发“后世博”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条历史规律。

开发“后世博”文化资源的规律之一,是文化产业的创意和创新,必须极大地依托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和人文的结合,不断开辟向深度和高度延伸的空间。从1851年以来,世博会成为全球科技和工业新发明、新业态的集中展示。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和新业态又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包括旅行社、无线电、电视机、计算机、民俗村、机器人等新型业态。比如:1970年大阪世博会是亚洲进行的第一届世博会,它吸引了6421万人参加,一举创下世博会的最高历史记录。2009年美国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引发了IMAX影院的观影热潮,成为当年电影放映的票房热点,而历史上IMAX影院技术的首次应用正要追溯到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当时在大阪世博园的富士馆内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IMAX电影《虎之子》,虽然放映时间不长,却吸引了大批国内外观众一睹为快,为“后世博”的后续开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开发“后世博”文化资源的规律之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财富模式:文化产业的资源,不仅仅来自科技创新,也是来自文化遗产,特别是对遗产的深入理解和空间整合。正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勒所说:“发挥创意并不意味着只关心新事物,相反,你要愿意以灵活的方式,去检视并重新评估一切状况。由于伟大的成就往往是新旧的综合体,因此历史与创意得以相辅相成。”如1929年巴塞罗那为迎接世博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民俗村,把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民俗遗产,转化成为世博会的重要内容。西班牙民俗村(Poble Espanyol)建在一片风景优美的丘陵上,一共有114座单体建筑,保留了1000多年来西班牙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省份和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民俗风情。西班牙民俗村的建筑展示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班牙的多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它汇聚了各式各样的房屋,如古希腊式、罗马式、哥特式、穆斯林式、地中海乡村式等等。屋的墙壁上带有宗教和世俗的精美雕刻,民俗村的建筑多为前店后坊式布局,直到今天,仍然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景区。

开发“后世博”文化资源的规律之三,是加强文化创意与消费市场的联系,重视世博会所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应,以新锐的创造而引领全球的时尚消费潮流。1851年伦敦世博会是以科技和工业的盛会而出现的,而从1855年巴黎世博会开始,世博会的模式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成为全球文艺演出的盛大聚会。至于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则举办了3000多场文艺演出和时装表演,邀请全球的设计、创意、表演、会展、时尚精英,一时间巴黎世博会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引领了全球的时尚文化消费潮流。从那时开始,成功的世博会成为人们体验最新时尚的空间,也是传播新锐潮流的大“秀”场。有一个兴味盎然的例子: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开幕那天,英国馆的女工作人员身着超短裙的统一制服,以新颖、清新而俏皮的设计,引发了大批参观者的关注。此后,许多国家馆的女工作人员和大批女性观众竞相效仿英国馆展示的超短裙,成为世博会之后的一道亮丽风景,还有许多女子争相穿上了比英国女性更漂亮的自制超短裙。就连一向被认为衣着比较保守和含蓄的加拿大妇女也赶上了那股风潮,从那时起开始流行起大胆解放的超短裙。

二、多元的交融

――”后世博”文化产业创新的活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第一次世博会,它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 “后世博”时期最值得开发的资源之一,就是推动多元文化的交融,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无数的案例证明,创新的思想由于多元的沟通而萌生,产品的设计由于智能的互动而得以迸发。上海世博会是全球文化的一次大荟萃大亮相。过去在空间和心理上相对中国比较远的文化体系与我们“零距离”接触,从西班牙政府把著名建筑设计师安东尼奥・高迪的天才设计“高迪龙”复制品永久赠予上海世博会,到以色列展示以“哭墙”为代表的悠久宗教和人文传统;从南欧和拉美国家的“波希米亚风格”,到闻名世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效应”(随着美国建筑设计大师弗兰克・盖瑞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诞生,21世纪的博物馆建筑设计理念受到全面的更新,而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奇迹般地变成了全欧洲生活、旅游、投资条件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吸引了全球大批游客,这一效果被称为“古根海姆效应”),都通过世博会而在前所未有地亲近我们。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编排的各国演艺节目总数就达807个,演出总场次为17288场,约180个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申报了上海世博会文艺演出,还荟萃了1476个民间文化的展演节目。大量各国优秀的人才参与上海世博会,大量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集聚上海。

2010年世博会推动上海从“东方明珠”走向“世界城市”,也推动中国从“东方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中国文化产业在“后世博”阶段,要传承这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加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全面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说,创意和时尚是永远受人青睐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之花只有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才能焕发。当今世界上,谁具有了在全球范围内汇聚多元文化资源和提炼创新的能力,谁就掌握了开发国际文化产品和进行国际文化贸易的优势。人类文化生态的奇妙特点是:近亲繁殖往往会逐渐退化,远缘杂交才能繁育良种;本地人看家乡多受局限,世界人说中国才能新意叠出;陈陈相因往往让人兴味索然,转换视角会在刹那间迸发创新的火花;哪一个城市能够集聚最多的各国创意精英和创新理念,并且在开发版权和专利方面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服务,哪一个城市就能集聚更多的文化生产力。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亮点之一,就是创作者把长江、多瑙河、密西西比河与尼罗河文化做了交融性的全新文化诠释,把《蓝色多瑙河》与《长江之歌》的主旋律经过交融编排,让上海、辽宁、旧金山的155位芭蕾舞演员的表演在东西方交融的旋律中表现得如梦如歌。这次广为传唱的上海世博会主题歌《Better City, Better Life》,则出自美国音乐大师、经典流行歌曲《天下一家》的作曲者昆西・琼斯。歌曲初稿中反复出现的英文歌词“阿拉轰”,经过中国和美国艺术家讨论后,被修改成为上海方言“阿拉、侬(我、你)”,成为中国地方语言融入英文歌曲的第一次尝试。这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所赞叹的:“上海世博会召开之年恰好赶上联合国的‘国际文化和睦年’……我们将重新强调各文化间的平等地位,并再度确认文化多样性带给人类大家庭的种种益处。” 这样多元交融的创造案例,在“后世博”的中国应该是多多益善,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在2011至2020年间需要努力开发的亮点。

三、科技的翅膀

――“后世博”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智慧城市”为亮点,展现了“创意+科技”所点燃的文化产业之巨大能量。这是中国文化产业要在“后世博”阶段传承的宝贵资源。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文化产业竞争中,创意是内容、科技是手段,创意是灵魂、科技是巨人,没有内容的手段是空洞的,而没有载体的软实力是瘫痪的。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把内容创意和科技研发结合起来,是“后世博”时代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开发重点。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全球高科技表现手段与文化创意结合的空前荟萃,无数科技型的文化成果汇聚在横跨黄浦江的世博园内外,千千万万科技型的创意新花竞相开放,让海内外的几千万观众如痴如醉。比如: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出现了“小球矩阵”。770个小球都由独立的电机在计算机控制下运动,悬浮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时而像波涛汹涌,时而似聚沙成塔,时而如海鸥飞翔。牵引小球的高性能纤维绳索,直径仅为0.4毫米,为观众造成了凌空悬浮的神奇效果。这是全球大型演出中第一次出现了高科技的小球矩阵“角色”。再如斯洛文尼亚馆的八本巨型“图书”,展示了该国经济、文化、科技、自然、人文、体育等方面的内容,观众每进入一本“书”,都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投影等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的传导,八本不同的“书”都会带给人不同的梦幻般感觉。

中国文化产业在“后世博”阶段,要传承这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让科技进步为文化生产力插上腾飞的翅膀,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含金量和贡献率。目前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40%,即便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在50%左右。虽然与发达国家平均65%至80%的水平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以知识性要素为主体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态势已初露端倪。科技和知识要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元素,也将成为“后世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知识性要素的作用可以用技术进步贡献率来间接解释。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平均投入和产出效益都比较低。根据权威部门的数据计算,2008年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为6.45万元,上海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为13.69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但是也仅达到上海全员劳动生产率13.96万元的平均水平。而上海文化产业中投入产出效益高,具有引领作用的部门,大多是科技含量高、知识含量高的门类,比如数字化出版、音乐制品、网络游戏、新媒体等。这在广东、江苏、浙江等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了相似的体现,由此可见以科技进步来拉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增长还有广阔的空间。比如中国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及残奥会官方数字图象服务供应商,就是一个良好的案例。水晶石不断研发世界上先进的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在影视、动漫、网络信息、展览展示、商业演示、可视化教育等领域逐渐形成国际的竞争优势,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数字视觉展示服务企业。水晶石开发的上海世博版《清明上河图》,高6.3米,长130余米,是《清明上河图》原图的30倍大,需要12台电影级的投影仪同时工作,动态地显示了中国宋朝盛世的日夜风情,使中国艺术的传世之宝,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和巨大的传播空间,成为2010年世博会上最吸引人眼球的亮点,直接导致中国馆成为现场观众最热门的看点之一。中国文化产业在“后世博”时期要以此为借鉴,通过加强规划引导、政府服务、政策扶持、市场培育、品牌推介等途径,积极培育和壮大更多的科技型文化企业,以散发中国魅力的“水晶石”,去敲开世界文化的财富之门。

四、全民的共享

――“后世博”文化产业的效益

上海世博会是全球文化艺术精英的大秀场,引领了全球的文化和时尚潮流,又得益于国际组织、各国和城市的政府、企业、非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民众的热烈参与。发动全民多元参与和广泛共享,扩大文化开发的综合效益,是“后世博”时期中国文化产业要传承和开发的又一笔宝贵资源。

中国文化产业的广阔空间是以亿万人民为主体的文化消费市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服务宗旨。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多种形式鼓励人们广泛参与,引导多层次的文化消费,汇聚了各国科技和文化艺术精英的代表性人物,如时尚大师皮尔・卡丹也来设计世博歌舞的服装等,鼓励他们以各种形式来发挥智慧和创意,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它又鼓励广泛的大众参与,大批国际文化组织、世界500强企业、著名文化艺术机构、大师工作室、市民群众和民间组织等,都广泛地参与了世博会的工作。在迎世博和举办上海世博会期间,以“宝钢大舞台”等为新型载体,以“世博人家”为新的亮点,国际性的世博文化和上海及长三角的社区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千千万万的市民以“世博主人公”的姿态,参与了世博会的服务,正如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世博主题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创意产业必须关注市民和社区的参与,“以一种社区的概念推行创意,因为在社区当中人们觉得非常的放松,他们不会感觉危险,所以他们更加能够表达自己创意的想法。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一定能够为具有创意的城市添砖加瓦。”。

文化资源范文2

关键词: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 特性 内涵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126-03

一、资源与文化资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财富最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在分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则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自然资源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将其看作是财富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来源。这就告诉我们,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劳动。阿兰・兰德尔在探讨资源问题时,也提到了人力、劳动等社会资源。②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资源还应包括人力、人才、智力、观念、信息、知识等人类劳动的成果。资源既是物质的,也是非物质的,非常具有包容性。

人们对于资源概念与内涵的认识不断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劳动力、土地、自然物资是资源的主体,人力资本的发挥更多地依赖于其他资源的存在与应用。在知识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导性资源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即人力资源和知识等成了主导资源和驱动力。此时,资源的内涵得到了大大拓展。③文化资源即是其拓展的结果。

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所追求并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精神要素或体现在自然物质上的精神要素,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属于软资源。文化资源有着自身的一些特性:精神性、民族性、群体性、共享性、递增性、可持续性等。按照文化的层次结构,可以将文化资源分为五个层面:(1)器物―技术层面;(2)制度―组织层面;(3)习俗―行为层面;(4)观念―心理层面;(5)语言―表达层面。文化资源这五个层面,仅是从其表现形态相对进行划分的,只是在深层次上相互联通。④按照不同载体,文化资源又可分为人文文化资源与自然文化资源等。按照历时性,文化资源则可以分为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文化资源。

二、历史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本身是一种通过积累形成的资源,这使得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源中通常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历史文化资源,向志学与董雪梅两位学者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向先生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在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诸多实体当中具有独特的功能、现代资产价值、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甚至扬弃升华的部分。”向志学、向东:《谈谈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董雪梅博士则认为:“所谓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在过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和使用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总和”。董雪梅:《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以济南为例》,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两种界定,前者相对就“资源”指涉明确,后者则属模糊性定义而概括比较全面。

其实,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理解关键是“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最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历史上的文化;历史与文化;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向先生没对“历史文化”做进一步解释,但是从其定义中有“遗存”以及原来使用过“历史资源”的概念来看,应选取的是“历史文化”的第三层含义。董博士的界定明显属于第一层含义,着重于文化资源。前者强调了文化资源的内容;后者强调了文化资源的历时性。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还有“历史与文化”的含义,使得“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更为广阔。从“历史文化”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更广泛含义层次来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资源”与“历史上的文化资源”两个层次的“纯历史资源”,而且还包括整个文化资源,即“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当前,很多地区提出挖掘整合与开发利用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实际上就既包括“历史资源”,又包括整个文化资源,取最广泛的涵义。当然,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应与“历史”积累有着必然的联系。

通过考量以及对文化资源的认知,不妨可以认为,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就是指人类过去发生的事物所产生的影响而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精神要素以及附着在物质上的精神要素。

三、历史文化资源的特性与内涵

历史文化资源除了具备一般文化资源的特性以外,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

一是客观性。和现实文化资源的主观创造不同,历史文化资源属于过去形成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像“历史往事”一样,具有客观存在性,一经形成,就不以人们主观意念为转移,比如汉唐都城在长安,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这些都是铁定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改变。

二是公共性。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某个地域和某个民族的财富,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一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由全人类共同创造;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能为整个社会公众服务”。董雪梅、丁培卫:《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的学理依据探析》,《理论学刊》2009年第4期。哪怕是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也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

三是神秘性。由于历史文化资源通常是在历史上所形成,往往和现实有一段或很长时间的间隔,这种时间间隔形成了“历史往事”的神秘。历史文化资源的神秘性往往对后世公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他们所好奇,所向往“历史往事”发生的时代与地点以及希望与历史人物同在一起。

四是时代性。“历史”由众多的不同时代组成,不同的历史时生的不同“历史往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历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不同时代性通常也总是吸引着公众的目光。具有不同时代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品相价值往往各不相同。越是离现实久远的历史文化资源,品相越高,价值往往越大。关于文化资源的品相、价值问题,具体参见申维辰主编的《评价文化:文化资源评估与文化产业评价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19页。

五是浓厚的知识性。由于历史文化几乎蕴涵了人类以往所有的知识,使得历史文化资源显示出浓厚的知识性。通过历史文化资源,人们可以大大丰富知识储备,提高修养与智慧。历史文化资源的知识性不仅仅可以从历史文化图书中汲取,更可以从名胜古迹、各种文物、各地风俗中汲取。

六是强烈的教育性。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强烈的教育性,而且通常“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历史文化资源是先人们一代又一代用劳动和智慧构筑家园的见证,也是无数英雄豪杰不朽业绩的剪影。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教育民众,通常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参见何汝泉:《谈我国历史资源的开发》,《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上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指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强调“历史”。对此,历史文化资源就必须关注四大基本要素:事(物/件)、人(物/群)、时(间/代)、地(点/域)。

由于历史即“往事”,使得历史事物成为历史文化资源不可缺少的要素。历史事物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实物。历史事件包括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历史实物包括文物、遗址、遗迹、历史文献、历史景观以及传统观念、习俗、文艺作品等。这些对人类产生了影响而具有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要素,从而形成了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人物在历史文化资源中最为活跃,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文物、遗迹、景观,或是历史观念、习俗,都与历史人物密切相关。历史人物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影响越大,不仅其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品相价值越高,而且与其有关的事件、文物、遗迹、习俗等历史文化资源品相价值也越高。

历史文化资源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或时代。没有时间或时代,就不能成为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时间因素极为重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并公布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长城等,都表现了历史文化资源时间的重要性。

历史文化资源不能缺少地点或地域因素。绝大多数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明确的地点或归属地域。但是,由于历史事件具有多发地性、历史人物具有流动性以及历史文物、习俗等散落各地,使得多地可以共享同一历史文化资源。

四、小结

文化资源范文3

(一)四川藏传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

1.主食。

四川藏传佛教地区以糌粑、面粉为主食。糌粑具有营养丰富、味香耐饥、携带方便且易于保存等特点,深受藏民的喜爱。糌粑主要由青稞、豌豆、玉米、燕麦炒磨而成。相对而言,青稞糌粑最为普遍,其中甘孜的水淘糌粑在州内最为著名。面粉主要有荞麦、玉米和小麦三种。荞麦面粉可以炕饼,也可以作荞面“搅团”;玉米面粉,用以做馍馍和“搅团”;小麦面粉主要用来做馍馍、锅块、面皮。

2.辅食。

四川藏传佛教地区的辅食分肉类、蔬菜、奶制品等。藏民主要吃牛肉、羊肉等。每逢吉日或重大宗教节日时,许多人只吃素,不吃荤。僧人食用的蔬菜种类较少,主要有土豆、萝卜、白菜、青菜等,其中土豆是最常见最受欢迎的蔬菜。另外,藏民还经常采集野菜和菌类来吃。奶制品是农牧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主要有酥油、奶饼、奶渣等。酥油是藏族人民主要的食用油,主要通过人工或机器从鲜奶中提取出来的。酥油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除了脂肪含量高外,还含有蛋白质、钙、磷、铁等成分,僧人食用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可以增强抵抗低温的能力。

3.茶和酒。

藏族人民喜欢喝茶,主要是因为茶不仅有助消化和提神解困外,还可以补充氧气和维生素。茶的种类主要有清茶、奶茶和酥油茶。其茶叶来自汉地,在锅中熬制即成清茶。奶茶是清茶熬好后,在茶中倒入适量的鲜奶制成。酥油茶是在清茶中加盐、加酥油,在茶桶中打制而成。酥油茶的营养丰富,有解除疲倦、提神醒脑、生津止渴、抵御寒冷的作用,早已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也是款待远方客人的饮料。藏族人民同样喜欢喝酒,主要包括青稞酒和“咂酒”。其中青稞酒颜色微黄,酸中带甜,有“藏式啤酒”之美誉,是藏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也是欢度节日和招待客人的上品。

(二)四川汉地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

相对藏传佛教而言,四川汉地佛教饮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汉地佛教饮食没有什么区别,主食一般是米饭、粥、馒头和面条等,这里主要介绍素食和茶,详细情况如下:

1.素食。

素食通常指用植物油、蔬菜、豆制品、面筋、竹笋、菌类、藻类和干鲜果等植物性原料烹制的菜肴。四川汉地佛教的寺庙素食较多,大多数集中于峨眉山和成都一带。比如,峨眉山仙峰寺的雪水泡菜,万年寺、圣水禅院的泉水豆花,大佛禅院的罗汉大斋。成都宝光寺的素餐馆、昭觉寺的素香斋、文殊院的素宴厅也是远近闻名。另外,在四川成都等城市开设了数十家素食餐厅,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健康的需求。

2.茶。

佛教的兴盛发达,对茶的广为传播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僧人在寺庙的附近广植茶树,精采细制,并十分注意烹茶技艺,以招待施主香客。四川地区盛产名茶,是古代茶马古道的起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蒙顶山茶和峨眉山茶。产于雅安名山县蒙山的蒙山茶,有“仙茶”之称,是我国的十大传统名茶之一。蒙山茶运往藏族地区,成为藏民必不可少的饮品。作为峨眉山茶代表之一的竹叶青,产于峨眉山海拔800米到1100米的中山区,采用的鲜叶十分细嫩,加工工艺十分精细。竹叶青的特点是外形扁平、肥厚带毫、两头尖细、形似竹叶。除此之外,其茶汤呈黄绿透明,喝起来有嫩竹叶的清香。

二、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特点

(一)原料的广泛性

四川佛教饮食原料的广泛性表现为举凡当地所产,几乎无一不可以入菜,甚至野菜亦可制成特色菜。以四川藏传佛教的饮食为例,有动物性原料的牛、羊、猪等;种植的蔬菜有萝卜、洋芋、青菜、白菜、四季豆、南瓜、韭菜等;采集的野菜有春尖菜、薄荷叶、苦菜、蕨菜、山油菜、羊角菜、麻芋子、石花菜等;采集的菌类主要有松茸、马鹿菌、青杠菌、熊掌菌、刷把菌、羊肚菌、荞巴菌、地蘑菇、包谷菌等。

(二)制作的独特性

无论是藏传佛教的饮食,还是汉地佛教的饮食,其制作方法都比较独特。比如甘孜州雅江扎麦区和道孚扎巴区一带,藏民杀猪不用刀,而是用绳子套住猪颈把其勒死,让血存于体内。然后用青稞草或麦草点火烧掉猪毛,在猪的处割一孔,取出内脏,用干草或青稞、麦子、干酸菜塞于猪腹内,用针缝合,缝口处再用灶灰掺水搅合成糊状密封,挂在室内,待其发酵,产生臭味时再食用。这样制作的肉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细嫩。

(三)口味的复合型

四川佛教饮食的口味是复杂的,鲜、香、辣、酸、咸、甜、苦及各种复合味都有,其中以鲜、香、辣、酸四味最为突出。鲜和香是四川佛教饮食口味最基本的要求,辣是受了川菜的影响,酸则是地方的风格。四川地区人们在冬季则用青菜制作酸菜,将其保存在坛罐中,到一定的时候取出来,不变味,可炒吃,也可煮汤。康定鱼通地区的酸菜远近闻名,当地有俚语道:“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偏偏。”四川峨眉山一带有一道菜叫酸菜苦笋汤,苦笋切成薄片,酸菜切成细条,干辣椒切成小段,兼具鲜、香、苦、辣、酸等味,颇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四)营养的健康性

佛教饮食崇尚清淡,无论是素食还是茶,对身体的健康是有益的。即使是四川藏传佛教的饮食,也是对人体大有裨益的。比如牦牛终身无劳役,逐水草而居,在其成长的一生中摄入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草药,这样使得牦牛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牦牛肉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胡萝卜素、钙、磷等微量元素,脂肪含量低,热量高,对增强人体抵抗力均有显著作用,有“肉牛之冠”的美誉。青稞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突出的医药保健作用,主要含有β-葡聚糖、膳食纤维、直链淀粉、稀有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其中β-葡聚糖具有清肠、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三、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专门的保护规划

要想保护好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必须要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四川省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制定了《四川省川菜产业发展规划(2013—2015)》,其中指出完善川菜产业导向和空间布局,打造包括川西北藏羌在内的共五个特色川菜区,要结合峨眉山作为佛教圣地的优势,开发佛教素食菜品。这些内容只是涉及四川佛教饮食的开发规划,对于如何保护这些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却没有提及。作为川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这样才能促进川菜的全面发展。

(二)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

任何文化资源的保护都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也不例外。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不仅是寺庙和佛教协会的职责,同时也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寺庙和佛教协会注重的是佛法和教义的宣扬,企业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效益,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他们三者之间要综合协调才能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四川还没有建立健全的保护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工作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本身特色逐渐消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四川一些寺庙和景区的素食餐厅关注的是怎么迎合食客的口味,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这样导致佛教本身的饮食文化特色迷失,逐渐被外来饮食所代替,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在无形中被转移、被破坏,损坏了佛教真正的饮食文化吸引力。比如在相对偏远的阿坝、甘孜藏区,开设了形形的藏餐厅,刚开始还能保留本地藏族饮食的特色,但是,随着外来游客人数的增加和本地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口味和烹调技艺受到了挑战。这些藏餐厅不得不针对他们的需要,改变原有的食料,改进烹调技术,进行批量加工和制作,传统的藏餐特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四)研究工作有待加强

作为川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四川佛教饮食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表现为个人零星研究,没有组建研究团队来进行集体研究。这样难以形成研究成果,也不能解决四川佛教饮食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四川的佛教饮食类型众多,各具特色,几乎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名人典故和文化内涵。尽管多年来,人们都努力地进行挖掘、整理,但至今仍未能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和发掘整理。如何挖掘和整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弘扬佛教饮食的绿色自然保健食疗,就成了相关学者和饮食行业人士解决的难题。

(五)技艺传承不通畅

由于佛教特色饮食的制作和传承大都沿袭师徒相授、家庭相传、口传心授等古老的方式,真正留有文字性东西的很少,且文字性的东西大都过于简化,使得四川佛教饮食中不少绝艺已达濒危状态。比如雅安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唐宋时就开始传承,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和标准。南路边茶制作技艺主要分为采割、初制和成品茶加工三个部分,大部分靠手工完成。目前,一些工艺被完整保留下来,进行了改良完善。但很多手工操作的用具和工具正在消失,能操作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少,其发展前景令人十分担忧。

四、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的措施

(一)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

对于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保护,我们应该严格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科学制定《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规划》。这就要求四川相关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专家小组,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标准和范围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并做好相应的评价,参考佛教协会、餐饮协会、寺庙和企业的建议,编制出相应的保护规划。该规划中应该包括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包括如何保留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特色,如何加强四川佛教饮食手工技艺制作的传承,如何协调四川佛教饮食文化和外来饮食文化的冲突等内容。

(二)健全保护管理体系

健全现有的保护管理体系,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职责明确、协调运转的保护工作机制,只有建立了恰当的保护工作机制,四川佛教饮食才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其次,颁布相关的保护法规,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保护工作纳入行政调控和法律轨道。对任何破坏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的行为进行严惩,真正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最后,将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予以专项资金支持,这样从经济上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让各级政府有能力来管理。

(三)引导和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佛教饮食文化的制作技艺其实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树立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首先,可以考虑在佛教圣地附近建立一个以四川佛教饮食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的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其饮食历史、欣赏饮食艺术和学习饮食技术。其次,应该尽量去组织申报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已有的部级和省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有关四川佛教饮食的很少。申遗成功能够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申遗过程本身也是梳理、完善、健全、提升形象的过程。最后,要加强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的舆论宣传,让广大民众了解饮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树立全民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保护饮食文化遗产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这是做好饮食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

(四)加大佛教饮食文化的研究力度

首先,组建调查研究小组,对四川佛教特色饮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分析,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和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建立相关的数据库,方便查阅、统计和分析。其次,可以考虑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成立省、市(州)、县三级饮食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建设四川佛教饮食文化研究与应用基地,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加快饮食文化的对策研究、传播普及和成果应用开发工作。

(五)加强保护工作的人才培养

文化资源范文4

关键词: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挖掘和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和发挥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怎样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区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遇到的难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视角,试图对区域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产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路径选择做些分析探讨。

一、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区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宣传、保护和传承优秀区域文化。

1.文化资源产业化: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将在今后的整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区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区域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灵魂。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则是实现区域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区域文化产业一旦离开区域文化,就会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实竞争力。当今社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底蕴和持久动力,而且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焦点和新亮点。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已经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差异越大,区域性文化产品的特色就越鲜明,也就越容易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区域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也就越明显。

此外,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还通过文化产品凸显其宣传效应,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故土、热爱民族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区域文化产品折射出的优秀传统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进社会和谐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文化资源产业化:保护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一国内部而言,许多国家都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维护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于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2]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区域文化资源保护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进行强制性保护,也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复制等传统手段进行保护。然而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文化资源产业化。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且可以使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升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不是简单地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其刺激下,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民俗馆的修建使一些濒临绝迹的生产、生活用具得到保护和再现,地方特色文化节目的表演挖掘了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开发利用,于无形中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3.文化资源产业化:推进区域文化互动的独特途径。

“多样文化的共存是一种包容,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只有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求同存异。”[3]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要求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吸取营养,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特质赋与其文化产品某种特别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化过程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借助于文化产品的销售,使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中,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传播。一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凭借其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产品,传播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如美国的电影业不仅赢得全球市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传播美国文化、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文化产品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其本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每个前来观光的游客深深地领略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游客对当地文化产品的极大兴趣,并通过他们将当地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带回自己的家乡。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无形中碰撞、交流、互动与融合。

二、当前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增长极。毕竟,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1.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认识不足。

在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产业优势的转换问题上,上到党政机关干部下到普通群众,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足甚至误区。一是守着区域文化资源金矿当乞丐。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有的甚至还是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本来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不少人不是认识不到就是无视这种优势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整天守着文化资源优势不去动脑子、想办法。其实,文化资源优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创意。二是抱着文化资源优势到处炫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政府到处宣扬甚至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却不知道文化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不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开发利用,就完全有可能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而被别人异地开发,最终使当地文化资源由优势变成劣势。三是盲目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一提到文化资源优势转化问题,有的人就不顾当地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完全不顾经营性文化资源和非经营性文化资源的区别,对那些不能产业化或还没有条件进行产业化的文化资源也不加选择地提出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些概念性的地域文化、部分宗教文化以及部分历史名人等,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形象价值、宣传价值和教化价值,难以转化成直接带来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然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推动和刺激下,丧失应有的理智和清醒,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东西都弄成能够立足市场的拳头产品,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忙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盲目上一些很难看到市场前景的项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既造成大量浪费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造成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大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2.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能力不强。

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就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创意人才缺乏。人才资源是全球化时代首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性资源。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真正懂文化产业的人才不多,创意人才更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向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创业。三是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现象,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大揽,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为一谈,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机制依然未能得到彻底有效地改观。四是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偏远地区仍然是守着资源睡大觉。中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尤其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更是令人艳羡。但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坚实。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3.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

在现代化生产技术、高科技手段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只能是粗放式的、简单的、低水平的开发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大多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样必然会对一些市场潜质极高的文化资源造成浪费甚至埋没,并且有可能失去再度开发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资源开发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失去了古迹、文物的原貌;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不少地方的古迹、文物在开发名义下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吸引更多喜欢异质文化的游客。时下,不少地方为了招徕游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旅游景观,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伪文化”的侵蚀。“伪文化”的泛滥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使人们的文化追求变得廉价和肤浅,而且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这显然不利于文化资源保护。我国许多城市中新建的大量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采用现代化的复制手段,把一些世界各国著名文化遗产加以拷贝,浓缩在公园中。这种所谓的文化资源开发,开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为了商业目的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化幻象而已。这是“伪文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因此,保护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引导人们去体验真实的文化内涵,在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去了解历史。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防止被庸俗化。

三、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的路径。

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改革创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才能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

1.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与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目光和创新的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要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最适合自身资源类型和特点的开发利用模式,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最后,要整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最初来源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要想上规模、上档次,一方面要将本地区相关文化资源打包;另一方面,还要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文化资源也逐渐丧失其独占性,成了文化再造的资料。在当地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传说和恐龙蛋化石加工创造出动画片《花木兰》和《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例子[4]。总之,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过程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2.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

为有效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瓶颈,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首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法制保障是国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用法制化手段来约束和规范文化资源开发行为,也就是说,要根据文化资源开发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文化资源开发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保护条例和政策,但大都是一些宏观性的政策或法规,缺乏可以阶段性实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这样,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盲目上马、随心所欲、无序开发等非规范,不仅破坏了文化生态,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优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机制。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协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各种协调机制,才能有效避免文化资源开发的雷同及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互动机制。尽管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循环利用、反复开发,但同样存在保护的问题。为此,确立科学的开发利用观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护为重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调“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把部分开发收益应用到资源的保护上。新晨

3.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文化产业新业态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糅合传统的文化艺术因子,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入文化内容和科技成分的一种新的生产与盈利模式。要想尽快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框框,树立“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主营业务;突破陈旧经营管理方式,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开拓进取、敢想敢试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发展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其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准一两个有地方特色和发展前途的文化产业项目,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发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从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突破,以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其三,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理念,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科技手段如文博、动漫、游戏、网络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其四,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创新用人机制。对现有文化创意人才的利用要突破资历、职称等限制,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业绩量才选用。二是建立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从中选拔优秀骨干到高校进修。三是建立和创新人才按需流动机制。采取公开招聘、客席聘用、签约等多种形式,从基层选拔和从省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建构梯级人才队伍。四是制定文化创意人才的奖励措施,营造培养和吸引文化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五,拓宽融资渠道。一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取消已经产业化的国有文化单位享有的特殊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种种限制,真正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二要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途径吸引民间闲散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允许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直接上市、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三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可以安排专款、采取银行贷款贴息办法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并对各种投资行为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29.

[2]吴汉东。文化多样性的、人权与私权分析[J].法学研究,2007(6).

[3]钟淑洁。文明对话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N].人民日报,2005-12-22.

文化资源范文5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7]18号文件)和省委办公厅印发的《**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实施意见》(皖办发[**]33号文件)精神,现就加强全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的重要意义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新形势下党中央造福亿万农民群众的一项功在当代、惠及长远的富民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我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从**年10月全面启动以来,目前已建力了省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收集整理了可供基层收看学习的各类教学节目2800多个小时,建成乡镇、村和城市的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终端站点18000个,计划到2007年底完成终端站点23000个,约占全部建设任务的80%,2008年将完成全部28000个终端站点建设任务,基本形成全省城乡一体的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文化部在全国开展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主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共享,并将优质文化信息资源传送到基层,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目前,我省已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收集整理大量文化信息资源,在部分市、县(市、区)还建成了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网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必须坚持“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充分整合各系统各部门现有的基础设施、教学资源、管理队伍、站点场所、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多方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虽然牵头实施的部门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二者的服务对象是基本一致的,在服务平台、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终端设置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加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整合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扎实做好资源整合,既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正确政绩观,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资源作用,构建“远教搭台、部门唱戏、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双赢,推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此,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

二、资源整合工作的目标任务

加强全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整合,要立足于实现“双赢”,坚持统筹规划、密切合作的原则,明确资源整合工作任务,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大整合和协作力度。

(一)整合基础设施资源。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在省级“先锋在线”前端播出平台上进行对接,实现远程教育资源与文化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终端站点同时作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基层服务网点,为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播放文化信息资源。实行“一站(点)两牌”,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实现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共同使用。

(二)整合教学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省级“先锋在线”播出平台页面,设置“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题栏目,播出由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提供的资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利用自己已有的大量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服务,并不断开发整合资源。

(三)整合基层站点管理资源。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的组织管理上,要统一规划,相互协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在选配基层站点管理人员时,应统筹考虑,原则上实行“一肩挑”,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管理人员的培训,由各级远程办、文化部门共同负责实施。要科学制订基层站点的活动安排,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排收看时间,统一组织教学活动,确保教学管理和组织活动健康有效开展。要积极探索和总结工作规律,努力形成基层站点正常运行和维护的长效机制。

(四)积极整合资金资源。要根据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现有基础设施情况,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用于基层服务网点建设的资金,有计划地用于现有站点的基础设施升级、扩展,使终端站点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文化资源范文6

[论文关键词]文化资源;转化;直接转化;间接转化;非专属性

文化传播产业是从市场经济模式中破茧而出的新兴产业,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也是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2l世纪新的传播、生产与消费方式,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的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创新型国家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准确把握文化传播的内在特性,是开启文化软实力之门的一把钥匙。

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传播绝不仅仅是文化和精神扩散过程,而是与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对本国国民的熏陶、教化,还是对世界各国的展示、影响,文化的传播总是伴随着人流、资金流、商品流的涌动、汇聚而同时发生。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而展示的,在文化软实力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又成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推动力量。经济与文化在实践中二者互为条件、手段和目的。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背景、手段和内在动力;同时,经济活动为文化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如文化商品和商品文化等,另外,经济,活动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和渠道。因此,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不但要依靠文化自身的厚度和活力,而且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及其所带来的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当前在实践中,各地轰轰烈烈发展文化产业便是更好进行文化传播的有效举措。然而,怎样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解和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某某优势”的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提法。然而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转化的方式、途径以及属性究竟有哪些,还需要作比较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思考。

关于文化资源的转化,与之相关的理解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我们知道,“产品”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非商品”;转化理论的提出者包括所有希望发“文化财”致富的人,显然吏多是期望转化成“商品”,而且是由本地的文化企业常年生产、具有较高产值和产销优势的文化商品,而非不能实现商业价值的、或根本不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二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即可以理解为以某种产品为龙头,形成相关的产业推动和提升。我们知道,“资源”是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述物质生产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产业” 是由一批稳定的相关企业及其产销活动来构成,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一种机构,产业是由一个或一系列同类机构组成的行业及其活动。而文化生产中的“文化资源”既有有形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文化企业、或是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或“原发地”(姑且这么称之)并无直接的关联,一个地方有无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不在于该地是否具有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无“文化资源”的地区)或是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否丰厚,而在于诸如相关的人才、科技、创新等综合情况。所以,“资源”的“优势”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否则,即使创办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转化”的现实性、必然性及操作性等也都大成问题。

由此来看,这里讲的向“产业”转化实际指的还是向文化产业盈利状况的一种转化,是把历史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份额强势。当然,文化产品需要经济效益的支撑,然而文化产品又不同于寻常的物质产品,对于使用者的意义不只是简单的“消费”,而是会产生更多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复合功能。所以,当我们一味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强调文化资源的转化时,文化资源及其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便可能被弱化,这种资源的开发也将面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改头换面的危险。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既凝结着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又反映着时展对现实生活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感受,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怎样的转化,都切不可以去盲目地追踪某种短视、短期行为,不可以离开人类为追求自我超越所进行的精神性劳动的价值目标。

由于文化资源的自身独特性,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和途径也有了很大差异。一是直接转化,即将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直接转化成商业性的、盈利性较强的文化产品,并形成一种、乃至多项的文化产业。如开发旅游产业,修缮仿建宫殿、寝陵、古城(如平遥古城、荆州古城)、寺庙、古县衙,像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安徽黟县西地村民居、凤凰古城沿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以及以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院建筑群民宅等,形成旅游观光景点。这一类当然也有代偿性文化产业,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香港的宋城等。可以说这些人工仿造的、代偿性的文化产业都很成功,但是它们并不能替代原形景点的本原性文化项目,只可能扩大原景点的知名度、促使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香港宋城之于杭州的“宋城”、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即此。

同样属于直接转化的还有民族歌舞,传《丽水金沙》、《纳西古乐》、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以及其他许多“原生态”类歌舞演出。包括独特的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技艺推广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盈利性“文化产品”,像云南大理的“三道茶”、内蒙新疆蒙古族地区的向客人“敬酒”礼仪、中原汉族的抛绣球“选婿”、“抬花轿”以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对歌”、“选婿”、“抢婚”、“人洞房”等喜悦仪式;还有少林武术的表演、传授也在此列。甚至生活本身的某些部分,都可以以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并人盈利性的行业。这些转化基本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加工、至少不需要过多加工或重新创作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新的智力投入、甚至资金投人的文化项目。这种直接转化的要求,是要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有的文化形态,其中属于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则必须严格保持原有的形态,不容有丝毫改变。

直接转化文化项目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具有可观赏性、相当的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娱乐性、大众的可参与性以及无限的可频繁重复(一天一次、甚至一天数场)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持的角度看,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因取悦游客而失去信仰的虔敬和情感的真诚,流于游戏化,流于媚俗的做戏表演和拜金主义的油滑娱乐。

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消解。因此,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旅游表演与它的传承保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可将后者的希望寄托于前者。这也正体现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直接转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文化产业转化的文化企业都产生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所属地,成为当地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某种“支柱产业”。《丽水金沙》、《纳西古乐》之于丽江,凤凰古城文化游之于湘西凤凰县都是如此,福建武夷山旅游中的“茶文化”、“蛇文化”与竹筏漂流在其综合收入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即使如此,能实现直接转化的仍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并不具有上述特性,只能进行问接转化。即,既要有呈现形态的变化、转换,又要有内容功能方面的变化转换既要有大量的、创造性的智力投入,还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例如大量历史题材的出版物、文学作品、舞台艺术、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在文化资源的间接转化中,也还有因程度不等而产生的区别,例如风光片、记录片、文化专题片等,可称之为“简单间接转化”,是复杂的彻底转化的过度形态。属于此类转化的也有像河南博物院等地的“仿古乐舞”、西安的“仿唐乐舞”、山西平遥县衙情景再现式的“审案”等。与某些形式相比,文学作品、戏剧艺术、影视故事片等的创作就要复杂得多,不仅人物、故事、细节的想象比比皆是,甚至从观念、理念的基本走向上都迥异于“历史文化资源”。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甘肃的舞剧《丝路花雨》、后来的《大漠敦煌》,陕西的《大唐盛世》等,即使同样的题材,也会有不同的创作结果,以“荆轲刺秦”为题材的近10部影视剧情趣各异、绝无雷同即是明证。而像表现漓江岸边人家乡野生活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表现少林佛事活动及周边农家生活的实景演出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甘肃北京两地的舞蹈《千手观音》等,则是这两种转化的过度性产物。这不仅因为他们较少情节内容,再现大于表现,也少了更为宽广厚重的文化内容的承载。上述事实表明,历史及思想观念跨度越大、呈现形态差异越大、创造虚构成分越多的转化,其生产企业、创作成果与资源所属地的单一关联性越薄弱,而在其他方面的综合要求就会越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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