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1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性格异化
〔中图分类号〕B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54-06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弗罗姆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思想，他最早的著作就涉及对马克思的理解，他在法兰克福的同事“赞同地称这篇文章是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第一个具体榜样”。[1] （P108） 在晚年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中，他将马克思列为除家族宗教传统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把马克思的书列为除预言书之外对他成长过程最重要的书，自认为马克思构成了他的思想，他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我的思想也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动力。”[2] （P9） 20世纪30年代弗罗姆就已经着手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修正，而修正所使用的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性格、无意识等心理状态的分析充分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人格异化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最本质的特性――批判性的继承。西方学者对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获益良多，因为他的努力使马克思的思想在美国得到了传播，并为马克思传统的重获新生奠定了基础。[3] （P223）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并不是从弗罗姆开始的。早在弗罗姆之前，赖西、阿德勒、荣格以及与弗罗姆差不多同时代的霍妮、沙利文等心理学家都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在心理学界，这些人物都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他们把古典弗洛伊德主义进一步从生物学、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肯定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然而，没有哪一位修正主义者在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方面超过弗罗姆。许多修正主义者是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修正，专业和学派的压力削弱了他们对心理分析正统性的直接挑战，而弗罗姆与马克思主义者多方面的联系，他的社会学家背景和大量的社会批判使他将新观点带入弗洛伊德学派。[4] （P246） 他能够超越其他修正主义恰恰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为他的修正是有意识地“通过对弗洛伊德哲学基础的批判性揭示，来发展其思想中的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5] （P27） 弗罗姆一直有这样的自识，为了能够真正显露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价值，必须要修正他的理论基础。在弗罗姆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弗洛伊德的发现从他自己的局限性和被歪曲的意义下解放出来。所以，他对两位思想家理论的综合，确切地说是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弗洛伊德的思想。
弗洛伊德师承的是德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这是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他的体系中的机械论与决定论，在心理学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是“一切心理事件甚至错误和梦都是被决定的；没有任何行为会由于机遇或者由于自由意志而发生。”[6] （P348） 有机体内部除了普通的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再也没有别的力在起作用。弗洛伊德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非常同意这种物理主义，即一切生命现象都能被还原为物理原理。如为了寻求精神烦躁的根源，弗洛伊德不得不寻找一种生理基质来作为驱动器，他在中发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合乎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又与他那个时代及社会阶级的病人中的一定临床结论相吻合。但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看待问题的非历史的态度，这与弗罗姆所坚持的马克思的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不相容的，所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最关键的内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取代机械唯物主义，拒绝以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本能理论阐发人的心理驱动力，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人居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来解释人的心理驱动力，正是对弗洛伊德理论基础的修正使他构建出一整套社会心理学体系。
弗罗姆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考察方式出发，即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出发来考察历史的具体的人，坚持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人格形成中具有决定的作用，肯定自然与文化、环境与个体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社会决定论”原则，摒弃了力比多学说和升华理论，将心理模式解释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适应。他以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为模本，提出社会心理学；将弗洛伊德的性格形成基础由本能的力比多理论修正为人与世界的特殊关系；将弗洛伊德的人性的生物学基础修正为人的存在的特殊状况，并将个体无意识发展成社会无意识。弗罗姆的这些修正和发展，没有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广阔视域是不可能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的方式，就是弗罗姆对弗洛伊德修正的依据。而“社会性格”学说是他修正整合的最突出的成果。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社会性格学说
社会性格学说是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学说，如赫尔德所言“弗罗姆在心理分析性格方面的成果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个领域的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7] （P119） 它对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有显著的影响，心理学者认为他的心理分析学的很多观点已经进入了主流的分析思想，[8]（P199-205） 社会学者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弗罗姆的社会性格学说启发下所著的《孤独的大众》也轰动一时，这充分体现了弗罗姆社会性格学说重大的理论贡献。以下我们就以社会学性格学说来具体分析他的社会心理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罗姆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他认为，综合的关键是心理分析的社会性格概念，因为它是理解社会进程的必要因素。弗罗姆的性格学理论直接来源于弗洛伊德，他保留了弗洛伊德性格学说的一部分内容，如性格特性是行为的基础，且行为必须是从性格特性推断而来的；性格特性所构成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人对他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他的性格类型学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性格学说，如将口腔性格发展成为接受型，性格发展为囤积性格等。在此基础上，他对弗洛伊德性格形成的动力基础做了修正，认为不是本能，而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社会的性格，并导致社会性格发生变化。20世纪40年代初，以《逃避自由》的发表为标志，弗罗姆不仅从总体上放弃了力比多理论，而且批判了弗洛伊德纯粹用心理力量，特别是性的能量来解释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心理学问题上的生物学倾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心理能量又是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
弗罗姆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认为他的观点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9] （P7） 他在动力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格”概念，是以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为基础的：即将人的欲望与社会结构、生产条件及交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动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这表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弗罗姆，已经很明显地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已经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弗罗姆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相互作用的心理驱动力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后者是首要的。……自我保存需要的满足与物质生产密切相连；经济现实的可缓和性比人的本能器官（特别是性本能）的可缓和性要更受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现实具有首要性。”[10] （P131） 这里弗罗姆对经济条件的首要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一致的。上层建筑虽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心理因素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是如此：“经济、心理和意识形态力量在社会进程中如此发挥作用：人对变化的外在环境做出反应，改变自己，这些心理因素又反过来有助于塑造经济及社会进程。”[9] （P212）
弗罗姆对心理因素塑造社会进程的强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们应当看到，社会发展虽然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的，但引起社会发展变革绝非仅仅是经济的原因，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人的心理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性格使人“心甘情愿”地不自觉地做他必须去做的事情，它把外在的必然性变为内在的必然性，变为每个人自己内心的追求，并从中获得心理满足。所以，我们对社会进程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考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必须兼顾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考察。不仅如此，弗罗姆认为，性格还决定着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动。除思想过程的纯逻辑因素外，这类思想，如伦理、哲学、政治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思想者的人格结构。不但成套的学说或理论体系如此，“就连像爱、正义、平等、牺牲之类的单个概念也是如此。每一个这样的概念和每个学说都有一个情感的源泉，这个源泉则植根于个人的性格结构中。”[9] （P199） 他举出单个的概念，如“爱”，由两个不同性格结构的人说出，这个词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基于社会性格学说的分析框架，弗罗姆剖析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性格。他反复强调，“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11] （P65） 而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社会性格的变化。19世纪因为市场的强大作用，社会性格表现为以下特征：“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11]（P72） 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资产阶级却发展了另外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节省极少含有美德之意，这种发展受基本的经济需要所制约：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节省是必要的；而在大生产阶段，消费取而代之，“如果20世纪的人的性格必然恢复到十九世纪人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经济即使不崩溃，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5] （P72） 所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特征就变为：接纳、协同、稳妥以及匿名的权威取代公开权威，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等等。[11] （P79）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特征，弗罗姆得出了几种典型的异化的社会性格：权威主义性格、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社会性格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弗罗姆社会性格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立足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关系考察人，这个“人”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其次，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性格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而变化的，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辩证的关系。弗罗姆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考察人的方法，在他对各种特殊的社会性格的论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性格学说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独具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有国外学者将他的心理学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12] （P352） 弗罗姆的理论贡献还在于，通过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典型性格的揭示和批判，他不仅揭示了这些性格类型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性格分析的具体体现，也揭示了这些扭曲的社会性格对社会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恶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的性格扭曲，而扭曲的社会性格又加深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危机，如法西斯主义战争以及全球生态灾难，这就是弗罗姆基于社会性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说明弗罗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本质的特征――批判性。
三、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蕴含着批判的巨大的潜能和诠释空间，所以它得到了包括弗罗姆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的重视。弗罗姆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痕迹很突出。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异化的分类，如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与人、与自我、与人的本性、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力量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对异化的论述几乎一致，同时也反映出新时代的内容和特征。
如人与自己创造物的异化，弗罗姆认为虽然人控制和主宰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但社会并未控制它所创造的力量：“从技术方面来看，伴随生产制度的理性化而来的是它的社会方面的非理性化。”人创造的这个世界成了他的主人，“他似乎是受自利的驱使，但实际上他的全部自我连同其全部具体的人格却成为他亲手制造的机器之目的的工具。”[9] （P85） 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人用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变为控制人自身的力量。人失去了本应有的创造性、主动性，蜕变成了消费机器，变成了被动消极的物，而不再是人，所以人与自己的本性异化。现代社会同样有劳动的异化，他说在当代西方社会“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单纯手段。”[11] （P142-143） 在这一点上，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家只为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人自身而生产。这种生产目的客观上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非凡，“但主观上它却使人为自身之外的目的而劳动，使他成为自己所造机器的仆人，因而使他有一种个人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的感觉。”[9] （P80-81） 弗罗姆也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特征，它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这是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区别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佣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地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今后或许用的着。”[11] （P109-110） 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几个方面，在弗罗姆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弗罗姆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且深华了异化概念，使它不再局限于劳动分工的客观后果或任何特别的阶级，[13]（P168） 而是针对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及理论关注点，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方式。他说：“所谓异化，就是一种体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同自己离异了。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他那小天地的中心，是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异化的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11] （P95）
将异化理解为一种体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弗罗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学科背景，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人的内心生活，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视，或许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听到的都是关于内心生活体验的倾诉。(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就非常强调体验对人的意义，认为无我地体验生活全身心地献身事业，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途径，“高峰体验”是自我H者的重特征。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一特点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车文博教授指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人的经验和主观体验摆在心理学研究的突出地位，这既是西方心理学摆脱生物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重大变革，双是促进心理学向人学回归的重要标志。”参见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14] （P11） 所以弗罗姆在考察异化时注重异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善于从内心体验的角度阐发异化。即使我们不去考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个特征，说异化是一种体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一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异化能够在中西方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因为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中国的“”同样也使东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化，而异化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概念。[15] 异化表述的是主体所创造出来的客体反过来支配主体这种现象，它的产生既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又有主观的认识和心理因素的原因，认识的片面性行动的盲目性和畸变心理，往往使得人们努力以求的东西，转化为反对自己的力量，消费的攀比心理会使人成为消费品的奴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弗罗姆重视对这种主观原因的考察，是其身为心理学家的独到之处，况且，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弗罗姆也没有否认异化的客观存在。再者，马克思在使用异化概念时，是对私有制社会客观存在的状态的揭示，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可以在主观上体验到这种状态，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客观存在的揭示，才会有人们对它的主观体验，这也表明弗罗姆实际上将异化概念深入到人的微观的心理层面，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拓展和深化。(注：张一兵教授将弗罗姆对异化的主观体验的理解说成是“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油炸’成新人本主义能够接受的主观体验说。”参见张一兵：《异化：生产性的否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4期，第18-22页这完全是对弗罗姆的误读。)
所以，弗罗姆异化批判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异化概念拓展到心理学领域，通过他的心理分析，揭示了看似正常的现代人心理的异化特征。他认为很多心理疾病都是异化现象的直接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性格如市场性格、重占有的性格是异化，权威性格的受虐―施虐倾向是异化，无意识、移情和自恋也都是异化等等。有学者将这种批判称为“常态的病理学”，意指一个“正常”的人在病态的文化价值中体现出病态的特征，而心理分析就是引导人们意识到体现在这种病态的文化特征中的自我的病态特征。[16]（P32） 将异化与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弗罗姆接受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启发，即认为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是一种异化的结果，而且认为在对病态人格的研究中，马克思超越了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注重个人的病理研究不同，马克思“关心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从该社会特定的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病理学。”[2] （P62） 正是出于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使弗罗姆将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发展成为社会无意识，并且提出社会无意识也是异化的表现，从而不仅对异化理论，也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弗罗姆异化批判的其他特征，如认为当代西方异化已发展成为总体异化或普遍异化，注重对消费异化的分析，都是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对异化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剖析，他不仅将异化理解为人的主观体验，更加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客观存在。
弗罗姆不仅剖析了异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还试图去探究异化的本质和根源，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异化存在的本质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异化这种“症状”，而且还指出了这种病症的根源，这就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马克思认为，人是由社会形成的，因此，病理学根源于社会组织的特性中。”“当代偶像崇拜的根源就在于当代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使人在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才能改变这种状况。”[2] （P64、62） 能够认识到马克思异化的根源是弗罗姆的深刻之处。这就是说，只要一种生产方式是为价值增值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了人自身的目的生产，只要不根除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异化就不可能根除。有学者认为，弗罗姆否认了异化的客观原因，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异化产生的社会根源，[17] （P82） 这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
事实上，弗罗姆对马克思的继承并不仅止于此，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现实的关注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他提出并探讨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病的几种主要方案，包括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仔细分析之后，他最终有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社会主义”的方案。他认为，取代西方病态社会的只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极权主义、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摆脱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使人从经济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统一，“人对人的利用必须终止，经济必须为人的发展服务。资本必须为劳动服务”[18] （P372） 等等。所以在理想价值方面，弗罗姆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调把理论批判归结为实践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从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主要强调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因而他们的批判仅是一种用“应有”来批判现有，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已。[19]（P206） 本文认为，这种评价有欠公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为在西方广泛传播马克思思想做出了贡献，而且，没有他们的批判理论，就不会有西方“马克思学”思潮，不会有60年代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运动及60年代末西方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他们的理论也是旨在改变现实，只是他们改变现实的途径和根本目标与马克思的设想不一致。
这种关涉现实的理论取向在弗罗姆身上也非常明显。在研究对象上，弗罗姆社会心理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选择那些迫切关系到整个社会历史进步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权威主义、市场性格等进行研究，借助于精神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健康的病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努力为社会心理学参与和干预社会生活，为批判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9] （P1）
关注现实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这点也和马克思相似。他11岁左右就热衷于政治，尽管他自认为不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但还是积极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如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团体，反对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参与美国社会党等等。这种参与的热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不能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灾难的世界。他认为现代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健全，越来越非人性化，因而也就越来越需要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人们团结奋斗。弗罗姆关涉现实的心理学对我国的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也表明他践行了马克思“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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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2
广告是社会心理价值企向的展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ackson lears所说：“广告也许成了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最有力也最敏感的表征。”①广告美学，从美感心理层面言之，可说是以广告引起和传播的美感心理为研究维度的一门科学。西方美学家如阿多诺、豪格等人，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入手，指出商品美学、营销美学的现代意义；而后还有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解构美和艺术的价值，提出艺术终结，对美学又产生巨大冲击。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趋势中，能够带来美感的艺术，并没有完全消失。后现代文艺思潮的理论家们，好比是已经对美和艺术灰心失望的憎恨学派，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社会中千奇百怪的美和艺术，仍然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愉悦和快感，而且还是更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人们现实生活各个层面。广告作为当代商品社会的最重要构架之一，理所当然地呼应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当代社会与美和艺术的充分同一化趋向，使得我们对广告美学中的美感心理维度考察显得极为必要。
一、审美与广告的悖论与耦合
顾名思义，广本文由收集整理告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在商品社会中，狭义的广告之意，往往与推销某种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言及广告美学，有人会提出疑问：“作为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手段的广告言说的是欲望语言，而美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智慧语言，那么广告学与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如何可能系在一起而成为广告美学？亦即广告美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②即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广告与审美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悖论。诚然，审美活动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影响极为深远。近代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曾描述道：“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所谓“不知一己之利害”，即是说主体在审美直观中，完全不含任何意志或欲望，成为“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③。这意味着对美的对象的静观，是无关欲望和实用价值的。审美的维度与广告的维度，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不管广告如何地包装或伪装自己，或进行多么卓越的艺术化处理，都不能隐藏广告作为商品营销工具的真正目的。由审美产生的无利害快感，与商业广告的功利、欲望、实用价值取向，无论如何都是相悖而行的。
既然如此，那么，广告与审美之间，可以耦合在一起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随着大工业批量生产的进行，在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充分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抑或说，艺术的审美已然渗透到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即是鲍德里亚所称之的“审美泛化或审美价值的扩散”。作为商品营销重要手段的广告，自然要对审美化的生活需求做出回应。正如周小仪所说：“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唯美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梦想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④早年，英国唯美主义者，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厌倦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堕落，于是，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还在以无利害的眼光鉴赏着美和艺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世纪过去后，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完全与一种与自己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与美好的、艺术化的图景合为一体，可以说，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笼罩着审美的光晕。一个世纪后，为什么对美和艺术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我们把审美的泛化终极推动力追究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大工业生产的复制能力。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不再是古典时期几个艺术家、美学家才能接触到美和艺术，而是普通的大众，也有很多闲暇时间和物质条件，去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各种美，寻求身心的愉悦和放松。当然，古典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审美，也与当代社会的消费性审美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古典时期精英主义的审美，是希望以审美的精神性、情感性力量来救赎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人性分裂的话，那么，当代消费社会中，则在到处弥漫的审美氛围中，尤其是有无处不在的广告的宣传下，审美的东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商品价值。
所以说，当代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美感心理方面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不是精英主义者所主导的主客体之间的打量、鉴赏，把美和艺术请入高高在上的神坛，将之尊奉起来；而是主体完全与美的一切事物融合在一起，审美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广告的宣传下，从城市建筑到汽车，从服装到假肢，以感性的显现和孕育，都是被囊括入产生美感心理的原则之中。两者的耦合，宣示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广告美学的产生，就是新时代美学前进方向的旗手之一。
二、社会心理视域下广告的变迁
各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价值企向，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引导着商业广告在审美表达上的转移和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的大城市中，西方商业文化模式蜂拥而入，广告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路牌广告等。当时发行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于是，报纸成为广告的主要载体，但受版面和发行的限制，在审美上的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审美特征相对突出的是月份牌、电影等广告，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模拟西方的流行文化，以上流社会中的演艺明星或摩登女郎充当着代言人，甚至还有些演出机构，借色情的诱惑，以吸引观众。当时，商业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广告的效果明显，所以，即使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邀请明星来宣传。如，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就给冠生园代言月饼，有广告词称“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达到很
好的广告效果。旧社会的上海，以影视明星、摩登女郎为广告的主要人物，精美而新奇，吸引人们眼球，以营销商品。此时的广告美学，刚刚起步，靠抓住人们普遍企向上流社会的心理，崇拜吸香烟、喝洋酒、坐洋车、住豪宅的生活，在审美风格上主要是模仿西方文化模式。当时有精益眼镜的广告词“人身上的福分，就是眼福和口福”，可谓是道出了人们普遍企向。对于民国时人而言，追求现代消费和享乐，已经取代了早时封建社会倡导的封妻荫子诱惑，即是说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已然代替精神生活中的追求。这种转变，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表达出来，对旧中国市民的精神世界，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就广告美学发展阶段而言，民国时的广告行业，初受西方商品经济文化影响，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追求观感愉悦，此属于美的阶梯中的低等美，目的多是仅在于能引起人们注意。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只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努力填饱肚子，进行生产建设。在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下，旧社会时期注重低级观感愉悦的广告被彻底清除掉。人民政府围绕夺权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陆续一些广告管理规定，通过改造或成立一些国营或集体所有的广告企业、美术公司等。当时广告呈现出实用、简朴、追对性强的特点，诸如一些物件包装盒、书签、扇子等上面的短小广告，供销社、零售店的橱窗广告，还有农民使用的日历、年画、门对等实用性的广告。这些广告虽然谈不上高超的美学价值，但为战后国民经济的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比较适合社会提倡节俭、恢复生产的社会心理。接下来在“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化大革命”，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导方针，于是，一切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广告基本销声匿迹，人们生怕与资本主义的工具沾边，取而代之的唯剩下充满革命激情的宣传标语和口号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发生极大变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市场化道路。随着商品的极大丰盛以及广告媒介技术的提升，广大民众，无论是要出行，还是居家，都无法躲避商业广告的侵扰。他们或是打开电视、点开网页，或是挤进地铁、公交汽车，都发现广告是无处不在的。有人曾说过：“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⑤广告成为当代生活图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经济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使得当代人享受着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可以说，当代人对审美的追求，不仅在于注重感官的刺激和愉悦，还注意到更高层次的美的享受，对于美本身的理念或本质的感悟。于是，广告美学就面临新的话题。早时那样引起人们注意的简单广告方式，已不合时宜；当代的广告美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围绕审美的“理想生活”的话题，来构筑广告王国。这个审美的核心话题，以商品广告的形式，渗透到大众现实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中。当代人身处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物质世界之中，对商品的实用性固然明了，但是，他们已然舍弃仅注重实用的观念，而把目光投向其所引导的审美化理想生活中去，即使是最日常的消费品，都要与高贵、奢华、奇异、浪漫等审美追求联系在一起。理想的审美世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广告能以虚幻的谎言，把人们引向审美的世界，让人们从中得到满足。例如，很多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的广告，仍然以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因为他们在影视或艺术生活中，展现的是审美化的人生，是时代审美风潮的引领者，所以，他们可以起到示范性作用。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心理，都崇尚至尊至美、皇家气派，于是，广告往往创造了想象或虚假的关系，让人们沉浸在审美幻觉般的白日梦中，好似自己已然拥有了那样的生活，或者至少广告已经把他看作了能够购买这些审美化奢华生活的主体。所以说，当代的广告美学，以社会心理价值企向为导向，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
三、社会心理视域下的美学创意
在实践活动领域，广告美学以绝妙的创意或美学价值，让其在商品营销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挥。正如schmitt的《营销美学》中把美学作为营销工具一样，开篇即称：“通过感觉经验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为企业提供了机会以吸引消费者。”⑥商品营销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心理战，而美学往往给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能激活消费者生命之中的美学活力。广告就是美学价值的传播载体，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感、民族性格来传达让人愉悦的美的感受。所以，当代的广告早应该抛弃王婆卖瓜式的赤裸裸的说教和宣传，以高超的创意，用美学与艺术来包装自己。
奥格威说：“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只有创意突出的作品，才能创造一个虚拟化的审美世界。当代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以颜色、形状、运动、视觉、声音等各种传媒的组合，来引起人们非功利性、非商业性的情感激荡和审美遐想，创造一种非商品的附加价值，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⑦，可以说，商品消费是一个系统化、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以商品的实用性的取得的物质实践活动，还要通过形象的视觉和声音的实体来界定其价值；其中必然包含了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有理智的思索、欲望的克制、情感的激荡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得关注购买商品以前，就已然发生的情感的快乐和梦想及欲望等问题。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3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4
[论文摘要]受库恩范式理论相对性的启迪，爱丁堡学派以激进的态度解读库恩的著作，并极端化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因此，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直接理论来源，强纲领理论则成为SSK理论的核心。
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诞生于欧洲，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反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新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在人类学方法、语言分析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核心是“强纲领”，主要理论取向是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进行社会学说明。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的理论来源，并对其核}L;—强纲领理论做了较为深人分析。
一、SSK的理论来源—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库恩发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范式”概念。库恩认为，科学活动受到主体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库恩范式思想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提出了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尤其库恩范式思想中的相对主义特征，成为SSK的直接理论来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将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另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因而科学是没有客观性的，科学的判定是相对的[’〕。库恩认为由于范式的转换是世界观的转换，新旧范式之间有互不相容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有各自的概念和术语在逻辑上互不相容，因而两者之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无共同的衡量尺度，没有比较的共同基础。库恩主张任何比较只能在范式内部进行，任何事实和真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范式来说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标准，离开了范式所提供的框架，就失去了衡量和比较的基础。范式理论的这种相对J性，是库恩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衍生。
不可通约指的并不是不可对比，但是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难，这像我们试图翻译不同的语言一样。翻译经常会引起歪曲，或者至少存在细微差别;不同语言分析世界的方法都不同，要想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一个好的翻译方法，尤其是翻译那些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语言，需要包含或加人一些必要的段落来解释当地人们是怎样来看待世界的，他们采用的本体分类理论又是什么。学习语言翻译或描述理论就要掌握其中的功能性语言和功能性理论。这样就会造成了观念的相对性，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认为不同的范式之间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评判标准，新旧范式或者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也是不可以比较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具体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系指前后相继的范式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而科学知识是相对的。库恩不得不承认，他的著名的受人称赞的不可通约范式并没有排除对他们之间相互比较。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SSK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思想影响，又或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范式理论所造就的相对主义思想。
基于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历史语境的这种认识，使得SSK研究模式成功地进人到科学研究领域。SSK把自己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尽管库恩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范式理论导致了相对主义，但是SSK学者们已经将库恩奉为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库恩一词频繁地出现在SSK的著作中。
巴恩斯成功地运用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坚称相对主义者通常把他们的观点首先称为关心知识和接受信念。他们接受在一个主题上的信念可以从一种文化语境向另一种语境转变，各种可以选择的信念易受彼此语境的冲突二
二、SSK的理论核心—强纲领理论
zo世纪}o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史蒂芬·沙宾和安德鲁·皮克林等人。他们认为，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没有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研究，而是研究科学的体制性因素，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对以迪尔凯姆、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学派对待科学知识的犹豫不前的态度，也持否定态度因而，这些学者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用以区别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他们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说明，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并对强纲领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强纲领由四个信条组成: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第二是公正性，指不论用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来评价我们的信念或知识，都要无偏见地做出说明。第三是对称性，在对科学社会学的说明中必须是对称的，如同一种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强纲领理论在激进的社会学知识复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鲁尔及其爱丁堡学派成员所坚持的由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这四个信条组成的“强纲领”已经表明构建一个利益、社会结构和知识按照适当的方式彼此联系的简单模式不容易。概括地讲，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一’一。“强纲领”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布鲁尔等学派成员也不否认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倾向，并且承认这样的思想正是受启于库恩范式思想
历史上，相对主义遭到了大多数学者及学派的批评，而以强纲领为指导原则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不回避相对主义，他们大多数人都曾经公开表明自己的相对主义立场，甚至强纲领SSK学者坦然声称自己就是相对主义者。这种对待相对主义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布鲁尔和巴恩斯在《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一文中认为:“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和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们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那些认为某些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知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5
但长时间以来，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人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C37crss}，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Uiddings )、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 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 o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川“月)。
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1865- 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U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人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
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2)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Cn7cr}ss-}ss}。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o rso}。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诊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Cs}crzzs)及“乌格朋(W. F. ()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C}7crs)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 (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叫“翻)，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
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 " 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 " 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
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范文6
一、阿德勒社会兴趣理论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内容的启示
社会兴趣是阿德勒心理学理论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频繁出现，并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既然社会兴趣如此重要，那究竟什么是社会兴趣呢？
阿德勒并没有给社会兴趣这个概念一个明确的定义，每个阅读阿德勒著作的人都会对社会兴趣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社会兴趣从字面来看可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心理过程维度，一个是目标维度。心理过程维度指兴趣本身，目标维度指兴趣所指向的目标。从心理过程维度来看，社会兴趣主要有以下部分组成：同情、认同能力，社会常识，合作、协同能力，价值观，独立能力，对未来社会的关心。从目标维度来看，社会兴趣范围广泛，从家庭、学校慢慢扩展到社区、社会，甚至整个宇宙；从一种归属感扩展到宇宙感。社会兴趣在这指的是自我实现、对社会有用、对人类的利益的兴趣。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兴趣的内涵十分丰富，而这些内涵几乎都属于儿童社会性发展所包含的范畴。
阿德勒将社会兴趣作为儿童精神健康的标准和儿童正常发展的晴雨表。阿德勒认为把儿童培养成具有社会性的人，成为人类之中平等的一员，就必须帮助儿童发展社会兴趣。HeinzL.Ansbacher则认为阿德勒所说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兴趣的人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
阿德勒认为社会兴趣具有先天的潜能，比如婴幼儿在没有别人教他们的情况下常表现出对别人的同情。但社会兴趣这种潜能需要后天的培养才能发展，否则幼儿就会变得自私冷酷，因此必须从小注意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根据阿德勒的观点幼儿园是家庭的补充，幼儿园应当继续发展幼儿在家中养成的好的行为，纠正幼儿在家中养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但幼儿园不能仅仅简单地纠正孩子的错误，因为幼儿在幼儿园消除的行为很可能在家庭中又会重新出现。阿德勒还指出“快到6岁的时候，孩子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1]，即前面提到的生活风格。可见，幼儿园对幼儿这个时期的社会性教育是非常重要和决定性的。
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内容应重点包括哪些方面有一定的启示。从社会兴趣的心理过程维度看，首先，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要侧重培养幼儿的同情、认同能力，合作、协同能力，独立能力，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其次，社会领域的课程不能忽视幼儿在入园前在家可能养成的不良的行为，教师应在幼儿入园后及时纠正幼儿在家养成的不良行为，纠正不良行为是建立良好社会行为的前提。笔者认为纠正幼儿在入园前形成的不良社会行为应是小班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首要内容。除了关注幼儿的不良行为之外，小班社会领域课程还应将重点放在让幼儿学会信赖教师和幼儿园班级中的同伴上。对于小班幼儿而言，这是让他们获得面对幼儿园新环境的勇气和信心的基础，也是幼儿面对社会生活的第一步。而从目标的维度看，社会兴趣的较高水平是自我实现、对社会有用、对人类的利益的兴趣。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较高目标应是让孩子实现自我，促进孩子关心未来社会。到了大班，教师应围绕这些较高目标来设计课程的具体内容，展开教学，发展孩子较高的社会兴趣，让幼儿的社会兴趣从家庭、学校慢慢扩展到社区、社会，甚至整个宇宙，从而让孩子的社会性在幼儿时期就得到充分的良好的发展。
二、阿德勒心理治疗理论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实施的启示
阿德勒他的心理治疗理论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儿童心理发展观，一是心理治疗方法。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有一定的启示。
(一)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了解幼儿心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阿德勒的儿童心理发展观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有一定的启示。阿德勒认为在幼儿园中教师要对幼儿进行有效的社会性教育首先要了解幼儿的心理，主要是要了解幼儿心理发展的动力和幼儿的生活风格。教师在了解本班幼儿心理和行为的基础上再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社会性教育，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了解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自卑感与追求优越
阿德勒认为自卑感和追求优越是个人成长的动力来源。自卑感源自婴儿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软弱和依赖的经历，我们知道幼儿要依赖成人才能生存，他们与成人相比总是显得无力和虚弱，不得不产生自卑感。阿德勒还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追求优越的向上意志，正是这种向上的意志使幼儿在产生自卑感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着补偿。从积极的方面看，幼儿在自卑心理的作用下，将会对自卑进行适当的补偿，将其转变为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力求朝对社会有利的方向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如果幼儿产生自卑情结，对自卑进行过渡的补偿，只追求个人优越，很少关心他人，将会导致幼儿问题行为的产生，阻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因此，教师如果能了解幼儿心理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会对幼儿的有些不良社会行为迷惑不解，而是会找出幼儿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从而进一步了解每名幼儿，因材施教。
2.了解生活风格
阿德勒将个体追求优越目标的方式称为“生活风格”。生活风格代表着一个人的人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并表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风格是个体克服自卑追求优越的工具，决定了个体会重视生活的哪些方面和怎样重视，赋予个体以同一性；也决定了个体如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阿德勒认为在生命的第四和第五个年头，出现了起原型作用的生活风格。由于儿童年幼还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风格，它只是潜意识地表现出来。
阿德勒指出，健康、积极的生活风格可使幼儿与父母、同伴、教师和睦相处，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利。错误的生活风格则建立在幼儿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不利。因此，笔者认为教师如果能了解幼儿的基本生活风格，则将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开展幼儿社会性教育课程。
由于幼儿时期的生活风格并没有完全定型，教师要了解幼儿的生活风格并非易事。但是教师应知道幼儿形成什么样的生活风格与幼儿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有关，特别是与幼儿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教师必须了解每个幼儿的家庭环境，这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父母的性格、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的格局、孩子在家庭的位置等等。这些都影响着幼儿最初的生活风格的形成。
总之，笔者认为阿德勒的儿童心理发展观给我们的启示是教师在实施幼儿园的社会领域课程之前，应从幼儿的心理发展动力、生活风格及人格类型等方面来了解幼儿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社会性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来设计和实施社会领域课程，这样才能使社会领域课程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二)阿德勒的心理治疗法对幼儿社会领域课程实施方式的启示
笔者在幼儿园做观察时，据教师们反映每个班的儿童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行为，有些儿童有攻击性行为，有些儿童有一些胆怯、退缩的表现，有些儿童有吮指行为等。尽管教师们在平时的社会领域教学活动中努力纠正孩子的这些行为，但教师们反映实施幼儿社会领域课程中有许多困难，他们觉得社会领域教学活动难上，首要原因是教学效果不显著。有研究者指出这是由社会领域教育的特点决定的，“社会领域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教学效果的非即时性。尤其是社会情感和社会行为方面的教育，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生效。”[2]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的技能要很全面，临场发挥要十分灵活。第二个原因是孩子的社会性发展不能仅靠教师单方面的教育，家长的参与、支持和配合在社会领域教育中非常重要，因为孩子的不良社会行为与家庭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要改变家庭的教养方式、父母的教养观念并非易事。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让许多教师都不愿上社会领域课程。针对这样的问题笔者觉得阿德勒的教育方法能给我们幼儿教师带来关于社会领域课程实施方面的启示。
阿德勒认为家庭和学校通过培养幼儿的社会兴趣可以预防儿童不良行为的发生，使幼儿的精神健康发展。而对于受不良环境影响已产生问题行为的儿童，阿德勒则认为幼儿园首先应该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纠正幼儿的不良行为。那幼儿园的社会领域课程如何实施才能有效地纠正幼儿的不良行为习惯呢？笔者认为阿德勒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阿德勒在许多学校建立了教育咨询诊所，将自己的心理治疗法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用来矫正儿童的问题行为，帮助儿童发展社会兴趣。该诊所每周举行一到两次咨询指导会议，有一位不仅懂得心理学、也了解教师和父母生活情况的杰出心理学家担当顾问来主持会议。为方便父母也参加，会议一般在晚上5、6点时召开[3]，学校的教师、孩子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大家聚在一起，每人都提出一些问题儿童的案例，然后由心理学家提出他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并开始讨论，商谈解决对策。在讨论中，专家向父母和教师建议如何来帮助孩子。这些讨论一般都以阿德勒的心理治疗理论为基础。在讨论的过程中专家潜移默化地将阿德勒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传递给了教师和父母。
阿德勒通过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改善幼儿的社会行为，发展幼儿的社会兴趣是非常有效的。咨询指导会议不仅是一个帮助儿童解决问题行为的场所，也间接成为了教师、父母进一步接受专家的教育培训的地方。幼儿课程研究者虞永平指出“社会领域的教育注重调查、参观、访问、观察、劳动、游戏及上课等多种教育形式的结合。”“多种教育形式在幼儿社会性发展特点和具体的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的制约下有机结合，是社会领域的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4]笔者认为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除了以上提到的教育形式外，可以借鉴“咨询指导会议”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幼儿园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周或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由专家亲自制定对孩子进行社会行为教育的计划，不仅可实现社会领域课程的目标，有效地帮助孩子纠正不良的社会行为，还可加强家长和幼儿园的联系，此外也让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同时如果这种方法一直持续下去受到训练的教师也会成为具有心理学家素养的人。阿德勒指出通过这种方式受到训练的教师非常满意，一般都会愿意继续这样的工作[5]。笔者认为通过这样的咨询会议来纠正幼儿的行为比一般的教学活动将更加有效。幼儿园应从幼儿的切实需要出发，邀请有经验的教育专家和心理学的研究者主持会议，发动家长、教师们和问题孩子一起参与，让这样一种咨询指导会议成为幼儿社会领域课程新的重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对孩子进行社会性教育，还给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的机会，使教师对上好社会领域课程的信心大增。阿德勒的心理治疗法主要分四个步骤来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第一步：教育者与孩子建立稳固的健康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理解、信任、合作与关心的基础上；第二步：调查孩子的心理发展动力和生活风格；第三步：关注孩子试图通过不当行为来获得成功的目标，并对孩子的目标进行解释；第四步：试图改变孩子原来的目标，使孩子重新设定新的朝对社会有益的方向发展的目标，提高孩子的社会兴趣。教师可以借鉴阿德勒的心理治疗法，按照这四个步骤来设计、组织和实施一些社会领域的教育活动，以帮助本班的孩子纠正不良行为，重建良好的社会行为。教师首先要做的是和教育对象建立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其次教师可以在参加咨询会议之后，在认真研究了儿童的个性和他的特殊问题后，专门针对这个学生的问题行为设计课程内容和教法。比如班上有一个胆怯的孩子，教师可以为孩子们筹设一次关于胆怯的讨论会。可以设置下列讨论问题：“什么是胆怯？”“为什么会胆怯呢”“胆怯好不好呢？”“怎么才能不胆怯？”来逐步了解胆怯行为的背后目标，指出该目标的局限性，帮助孩子重新设定新的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利的目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对讨论进行指导，通过一些有趣的故事调动孩子们积极参与讨论，给予孩子充分机会各抒己见。那个胆怯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讨论的原因，但在这种集体的讨论中，他会很感兴趣，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而班上的其他孩子虽没有去参加咨询会议但这种讨论课也加深了他们对问题行为孩子的了解，使他们慢慢关心和同情起这些问题儿童，进一步培养了他们对他人的社会兴趣。可以说，教师这样有的放矢的实施社会课程将更加有效。笔者认为通过专家、教师和父母的共同实践，教师们还可以和这些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一起将这些根据幼儿常见的问题行为设计的教学活动编成社会领域课程的教材。笔者认为这样的社会领域课程教材是真正从孩子的社会需要出发，并通过实践检验能指导幼儿社会行为，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幼儿园需要的教材。
三、小结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关注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他的理论对幼儿社会性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启示作用。一方面，笔者认为阿德勒提出的社会兴趣理论启示我们纠正幼儿在入园前养成的不良行为，这应是小班幼儿社会领域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阿德勒社会兴趣理论还启示我们幼儿社会领域课程应侧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认同能力、合作能力、独立能力，让孩子了解基本的社会常识和社会价值观，促进孩子对未来社会关心。简单地说就是幼儿社会领域课程应能有效地促进幼儿社会兴趣朝更高的水平发展，最终促进幼儿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阿德勒的心理治疗理论启示我们幼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首先必须建立在了解幼儿的心理发展动力和幼儿生活风格的基础上，并运用像阿德勒提出的咨询指导会议这样新的组织形式作为已有社会领域教育形式的补充，将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授社会领域课程的信心，使社会领域课程的实施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阿德勒著.周朗译.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2]李娟.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实践考察.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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