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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1
两岸关系发展始于文化交流
1949年，当局败退台湾，海峡两岸进入军事对峙和相互隔离状态，两岸人民在日本投降后刚刚恢复的正常交流往来再次中断。在此后的30余年间，除了时有传闻的“叛逃”事件外，两岸普通民众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往来。
两岸普通民众最初的交往应该是在大陆出国人员与台湾留学人员之间进行的。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大陆民众出国出境、尤其是赴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学访问的机会大幅增加。而此时许多台湾民众早就已在西方国家留学、生活，甚至扎根。由于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祖，因此两岸同胞在海外相见自然就多一份亲近和好感。因此，西方国家的大毕、科研机构等地方成为两岸同胞最初的交流交往平台。同时，一些获得海外国籍的台湾同胞，可以不受台湾当局禁令的约束，他们或主动要求、或受所在国派遣到大陆访问，通过讲学、座谈、考察、参观等形式，既了解到大陆情况，也向大陆介绍了台湾情况，也成为首批担纲两岸交流的使者，两岸普通民众的交流交往开始露出曙光。
随着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再次表明大陆希望和平解决的诚意，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议实现两岸“三通”和开放各种交流，在岛内产生极大反响。岛内民众要求与祖国大陆民众交流交往的呼声日趋强烈，特别是台湾岛内知识界和军队眷属间出现了“思乡热”、“思亲热”和“寻根热”的浪潮。台湾当局虽继续公开坚持对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也意识到两岸交流交往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开始探讨两岸接触和交流的途径与方法。1986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而大陆也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台湾当局的决定并公布相关的接待办法。此后，台湾民众开始大批次地返回祖国大陆，两岸普通民众阆的交流交往真正展开。
文化交流助“遏独”，“反独”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两岸民众的交流交往逐步深入。但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推行“分裂”政策，严重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甚至一度使两岸关系发展进入高危期。李、扁当局不仅在岛内操弄蓝绿斗争加深族群分裂，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以变更两岸统一的法理基础，而且在国际上大搞“烽火外交”、“金元外交”以凸显“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发展“台湾主体意识”，建立一整套的“”论述，妄图建立所谓的“台湾认同”，割断两岸民众的精神纽带。
从理论上讲，“台湾意识”不是“意识”，而是中国意识的组成部分，就如同齐鲁文化、楚越文化一样，台湾文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认阿”是中国认同的一个地方形态表现。正如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意识不等于意识”。讲话准确地概括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以及台湾文化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台湾文化确实有自身特色，不仅具有浓厚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和当地原住民文化特色，同时还受到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使得台湾文化十分丰富多元。但是中华文化仍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形塑着台湾同胞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连接两岸同胞共同反对“”、遏制“”的精神纽带。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两岸文化交流遍及文学、艺术、民俗、文物、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教育及文化产业等领域，文化交流渐次成为两岸交流中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方面。大陆在台举办的“秦兵马俑特展”、“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引发参观热潮，而台湾的云门舞集、青春版《牡丹亭》等在大陆也引发广泛关注。两岸文化交流进一步满足了两岸人民渴望沟通的急切心情，激发了两岸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彻底击穿了“”分子的谎言。
同时，两岸民众交流往来记录迭创新高，相互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截至2008年，共有5100多万次台湾同胞来大陆，也有190多万次大陆同胞赴台交流，两岸共进行过5万多个交流项目。仅2008年一年，两岸间就有8000多个文化交流项目，大陆有4万多人次赴台交流，而同期台湾来大陆交流的人数更是达到436万人次。通过两岸民众的交流交往，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脐带得以维持和延续，对于遏制“”分裂活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8年以来，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两岸正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在新形势下，两岸文化交流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两岸关系新形势促两岸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一是建立两岸文化交流制度性渠道。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就是两岸文化领域建立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不会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总书记曾提出，“大陆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海峡两岸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将有效地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智慧，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由感流向理流阶段跨越，增进互信，累积共识。
二是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产业合作。基于雄厚的中华文化基础，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海峡两岸文化企业界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两岸资源、创意、资金、人才、市场，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广泛开展两岸人员交流、演出、展览、研讨、联谊等活动，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两岸艺术节、两岸艺术展演等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构筑两岸中华文化产业。
三是拓展交流的广度、深度。两岸交流不应只停留在为交流而交流的表象，参访、开会并不是交流惟一方式。举凡学术、艺术、科技、宗教、体育、新闻、出版、影视等均应迈开步伐。两岸可以在鼓励学者进行中长期合作研究、共同合作出版、交换教授及学生、两岸新闻媒体的观摩与合作、共同编写学生参考书等方面展开有意义的合作。
另一方面，两岸文化交流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铺陈基础。
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2
人文交流增强“黄金时代”含金量
1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英国卫生大臣亨特作为机制双方主席共同主持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刘延东表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立4年来，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智库、体育、旅游、青年和地方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中英两国民相亲心相通，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支撑。
刘延东指出，2016年是主席与特雷莎・梅首相确立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开局之年，两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人文交流是促进两国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播种机、助推器。她倡议双方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拓展人文交流覆盖面，保持合作机制连续性，重点加强青年交流，夯实区域和地方层面合作，系牢两国人文交流纽带，为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注入新动力。
亨特表示，英中人文交流各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英方愿同中方齐心协力，密切合作，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取得更大发展。
会后，刘延东和亨同签署《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联合声明》并见证有关领域13个合作协议签署。
在沪期间，刘延东还出席了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中英基础教育论坛及第六届中英青年领导者圆桌会等系列配套活动。
加强联盟式合作
12月6日，由清华大学发起的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举行启动仪式。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邓克然，以及清华、复旦等首批倡议高校代表出席。陈宝生与邓克然共同为联盟揭幕并致辞。
陈宝生指出，去年10月中英双方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人文交流是双边合作中非常活跃、极具潜力的领域。中国教育部愿与英国同行携手努力，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深化以教育为重点领域的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教育交流合作互利共赢，为两国关系更稳更好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点，提供新的推动力。
陈宝生表示，本次中英高校携手建立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为双方高校在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领域开展跨文化、跨民族的对话，探讨和合作创建平台，对于深化中英两国高校交流合作，培养双方青年一解、借鉴、整合不同文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推动两国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中国教育部鼓励和支持高水平大学与英国高校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丰富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陈宝生强调，加强联盟建设要充分发挥联盟院校的集群优势，构建多边合作模式，创造性地开展集群间学术合作，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理解和文化融合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要充分发挥联盟院校的教学科研资源优势，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联盟合作进行规划，设计并实施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为推动两国关系更稳更好发展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撑。要充分发挥联盟院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开展联盟内学生交流，开展语言、文化、体育、艺术等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在学习交流中接受理解、互尊互鉴人类文明财富和文化遗产，培养他们广阔的视野和胸襟。
成果显著
2011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访问英国期间，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建立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达成共识。2012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与时任英国文化大臣杰里米？亨特作为机制双方主席在英国伦敦共同主持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暨启动仪式，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建立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建立，与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英战略对话共同构成两国交流与合作三大支柱。
机制中方秘书处设在教育部。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为机制中方成员单位。机制成立之初，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媒体、体育、青年6大合作领域。
2014年4月，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延东副总理与亨特大臣出席会议。双方将卫生领域纳入机制框架。
2015年9月，机制第三次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原文化大臣亨特转任卫生大臣，继续留任机制英方主席。刘延东副总理率团赴英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将旅游和地方合作纳入机制框架，机制领域扩大到9个。
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应邀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自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特别是在刘延东副总理的亲自指导和关心下，双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9大领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累计合作成果达59项，为促进两国人文、经贸、政治等务实合作，推动新时期中英关系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的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双方举办教育、科技、文化、媒体和青年5个领域共6场配套活动，总参与人数达600余人。这6场配套活动分别为：中英基础教育论坛；中英大学人文与智库对话；中英创新合作战略圆桌会；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中国时间”在英国天空电视网开播仪式；第六届中英青年领导者圆桌会。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双方主席签署会议《联合声明》；梳理并公布中英人文交流3年合作成果清单；梳理并公布中英人文交流未来合作重点项目清单；见证各领域签署合作协议10余项，其中6项为政府部门间合作协议；明确2017年年度主题内容为“青年与创新精神”；推动汤显祖故乡江西抚州与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纪念汤莎逝世400周年，延续双方合作。
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者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2-0023-02
1 引言
自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任何学习者的理想标准。后来海姆斯（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新概念（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修正补充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因为海姆斯考虑到了在特殊的语境中说话者的具体使用语言的能力。海姆斯强调的是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由交际能力诞生了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基本上是强调获得与人交流的必要的技巧。重点放在学习语言的功能、角色扮演和真实的场景。值得考虑的是交际能力是基于说话者的第一语言的能力，是母语者的语言能力。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英语学习者不仅仅局限于和本族语者交流，他们越来越经常的要和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交流。但是目前的教育体系和外语课程仅仅以本族语为标准，对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是不合适的，所以有必要对交际能力重新思考。
2 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当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时候，他主要关心的是在单一的语言环境中分析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能力。后来Canale 和 Swain 对交际能力进行了概括以，Elis对交际能力给予了补充。Canale 和 Swain在他们的文章“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提出，交际能力主要由四种能力构成（1）语法能力即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等知识。（2）语篇能力，即组句成篇的能力；（3）社会语言能力，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下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4）策略能力，是一种运用或非语言手段达到交际目的的策略。。Canale的交际能力模式对于后来的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模式常常作为衡量英语学习者是否获得交际能力的标准。
几年以后van Ek提出外语教学关注的不仅仅是训练学习者的交流能力，也要涉及到他们作为个体的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他提出了外语教学的全面的交际能力的目标，包括六个方面：（1）语言能力，根据语言规则理解和生成有意义的话语的能力。（2）社会语言能力，能够知道语言形式的选择。这是由交流的场景、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交流的目的决定的。（3）话语能力，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合适的策略的能力。（4）策略能力，当交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方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思，或者尽力明白别人的意思。（5）社会文化能力，每一种语言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要熟悉特定的文化语境。（6）社会能力，这涉及到与别人交流的意愿和技巧，例如动机、态度、自信、感情等。
3 跨文化者
但他们的交际能力概念有一个缺点，他们是以本族语为标准的。正如Byram指出的那样，当说到语言规则、习俗、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的都是把本族语作为标准的。当说到社会语言能力，也是以本族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参考标准。
然而以本族语为标准或许是不合适的。首先设立本族语为标准就意味着为外语或二语学习者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注定了必定要失败。Byram解释说，当前的教育体系为双语学习者设了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Cook也同意在外语教学中本族语者的主导掩盖了成功的二语使用者的天才，为他们设了一个达不到的目标。她建议要重新考虑学习者的目标，承认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本族语为标准我们可能设立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可能会造成语言分裂，完全抛弃一种语言而把另一种语言作为本族语接受。
Byram 和Zarate提出对外语学习者用跨文化说话者代替本族语说话者作为标准。由于外语学习者是具有他们自己学习经验的个体，是带有他们本族文化的社会文化身份。即使他们获得了很流利的高级的语言水平，他们也只是达到了本族语者的流利。他们是联系两种文化的中介。用外语和人交流，他们变成了双文化人，他们的本族文化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目标从本族语者转向跨文化说话者不是语言学习者的标准降低了。它只是意识到了跨文化说话者和本族语者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能力。事实上具有这种能力比仅仅具有本族语者的能力更复杂，因为这种能力是动态的，没有最终的目标。跨文化说话者有能力处理不同文化身份、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在Steele看来，把跨文化说话者作为一个标准的好处是把学习者放在教和学的中心。
4 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
无论外语学习者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当和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交流时，交流的双方多多少少都具有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包括自己国家的文化意识，这也是他们带来的一种文化身份，这对交流的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Byram认为跨文化交流可能有三种情景。
（1）在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之间交流，其中一方的母语是英语。（2）交流双方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3）交流双方是同一个国家，但语言不同，英语是其中一方的母语。很显然当只考虑语言能力的时候，三种场景不能只是以英语是母语的说话者为标准。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能够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也是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种能力取决于态度。
因此，有效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说话者自己文化的知识，对方文化的知识和态度。这些条件在交流的过程中随交流双方的所使用的技巧有所变化。这些技巧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解释和确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发现和交流。尽管Byram承认这些技巧可以通过经验和思考获得，不需要老师和教育部门的参与。他还是支持把跨文化交流作为教学的一部分。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如下：知识，自己国家的和别的国家的知识，交流的知识。技巧，解释和联系的技巧，发现和交流的技巧。教育，政治教育和批评性的文化意识，态度，对自己文化和评价他人文化的态度。
关于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交流的知识，如何洞察谈话的对方，这实际是和解释和联系的技巧有关系的。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动作或行为，并把它和自己文化社会团体中相对应的动作或行为联系起来。积极或消极的固有的思维模式都会妨碍交流中的相互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要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态度，这有助于我们把自己相对化，评价别人。这对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是一个挑战。当没有另一种文化的背景知识的时候，发现和交流的技巧就会起作用，这种技巧让我们认识到外国环境中的相对应的现象，我们理解并和别的现象联系起来。解释和联系的技巧是基于普遍的知识框架之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理解交流的内涵。这个模式涉及到了诸如发现、解释、确立关系这样的问题。Byram对van Ek的能力模式的一部分做出了修正：（1）语言能力，能够运用一套语言的知识去解释和生成口语和书面语。（2）社会语言能力，能够知道交谈者的暗含的意思。（3）话语能力，能够使用发现谈话者的交际策略。
5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语言能力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而社会语言能力和话语能力是需要发展和培育的，而不能仅仅通过课堂来传授。Byram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目标，例如发现技巧可以放在课程里面。然而有一些目标放在外语教学课堂里就不合适。他指出一些受过严格语言训练的老师更不轻易认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目标。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仍坚持说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包括政治教育和批评性的文化意识。他认为在三个地方我们可以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一个地方是教室，老师和学生可以有亲近的交流。第二个地方是在国外，在目标语国家作或短或长的停留，第三是自主学习，这是学习者个人发展的一部分。第二个问题是教师，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愿意为跨文化交流负责。这需要那些教师用于奉献，相信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他们的课程里面应包括容忍歧义，培养共鸣与合作，培育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在Byram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人们认为一个学习者根本没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他入门了。如果他入门了，水平如何。Meyer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三个等级。单文化水平，学习者只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跨文化水平，学习者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已经获得的关于自己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信息，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之间；交叉文化水平，学习者能够借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原则评价差异解决问题。我们能够看出这只是一个宽泛的分类，需要进一步细分。最后一个问题是评介。即使我们看出了获得和分级的困难，我们需要知道学生是否获得了这种能力，到达了什么水平。我们需要改革测试方法，传统的考试在这里没有作用。例如我们需要精心的面试，模拟一些场景，让他们做出评论和分析。
6 结语
在某些时候我们认为语言和语法能力是不够的，交际能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现在我们应当再前进一步，不仅仅是交际能力。应当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课堂教学的一部分。我们当今的世界许多人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他们直接或间接的会和许多背景不同的人打交道，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变得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Canale, M. &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vol. 1, No 1. 1-47.
[2]Van Ek, J. Objective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86.
[3] Cook, V. Going Beyond the Native Speaker in Language Teaching[J]. TESOL Quarterly, 1999.33/2: 185-209.
[4]Byram, M. Acquir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 Review of Learning Theories[J]. in L. 1995.Sercu: 53-69.
[5]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文化；文化外交；中国；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D822.351.2；G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2-0032-06
一、文化外交的概念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在提升一国综合竞争力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组，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也日趋多样化。文化因素开始从幕后走向外交的前台，独立成为一国对外活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产生了一种单独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外交形式--文化外交。在全球化趋势迅速蔓延的当今世界，文化正在成为各国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一个全新的文化外交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文化外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文化交流，它着重突出政府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和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而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这一概念的产生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文化交往已经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范畴转变为高级政治范畴。纵观近年来国际外交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不难发现，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运用文化外交手段来实现各自的对外战略。作为一种柔性外交方式，文化外交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降低触发国际矛盾与冲突的概率，可以淡化政治和功利色彩，突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造成的鸿沟，实现从文化融合走向政治亲近和经济合作，从而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和谐、安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基于文化外交的上述特性和功能，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对这种新型外交形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
二、当代中俄文化交流实践
自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发展顺利。从彼此视为“友好国家”（1992-1994）到“新型建设关系”（1994-1996），再到“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2001），直至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2001年至今）”，两国关系沿着良性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2011年10月，新一届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普京总理访华，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中俄关系未来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为深化和拓宽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伴随两国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中俄文化交流也逐渐步入规范化轨道。
（一）官方层面的当代中俄文化交流实践
1992年12月18日，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合作条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文化合作条约，它为两国发展文化交流奠定了官方的条约法律基础，是两国开展文化交流的指导性文件。1997年6月27日，在中俄政府间文化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两国政府通过了1997-1998年文化合作计划，其中涉及两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电影、大众传媒、出版、体育、青年、妇女、旅游、地区合作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活动。在该计划指导下，1997年10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弗拉基米尔等地举办了中国文化节系列活动，来自中国的烟台京剧团、民乐队、成都杂技团、作家和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其间，还举办了图片展和国画展。1998年4月，俄罗斯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举办。来自俄罗斯的小白桦艺术团、奥伦堡俄罗斯民间合唱团、莫斯科音乐学院室内乐团等艺术机构参加了本次活动。此外，大剧院歌剧独唱演员塔季扬娜·叶拉斯托娃也应邀参加。其间，还展出了列维坦及其同时代画家的风景画。中俄成功互办文化节活动为两国文化领域的整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中俄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两国各自举行了纪念活动。独立电视台与俄罗斯俄塔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合作，播放了北京国庆阅兵式和游行录像，个别电视台还播放了中国驻俄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盛况以及莫斯科华人华侨的庆祝活动。俄媒体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圣彼得堡俄中友协及该市第六百五十二中学共同举办了全市规模的“中国知识竞赛”和“中国语言竞赛”活动，参加人数超过七百人。圣彼得堡俄中友好协会在友谊宫举行了大型庆祝联欢活动，参加活动的各界人士达五百多人。节日期间，中国江苏民族歌舞团、中国杂技团和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为圣彼得堡市民献上了精彩表演。此外，由中国总领事馆和当地政府在著名的圣彼得堡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题为“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图片展，展出图片一百五十多幅。在斯摩尔尼宫历史纪念馆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中俄建交五十周年”文献艺术展，展出了中俄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图片、中国各级政府代表团访问该市赠送的部分纪念品、俄收藏家们收藏的反映中俄友谊的文物珍品和俄艺术家们在中国创作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绘画作品等，共百余件。圣彼得堡大学组织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岳进和俄科学院院士、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齐赫文斯基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2000年12月，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统筹规范中俄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的合作并使其机制化，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2007年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其间与当时的俄副总理马特维延科共同主持了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签署了《关于1997年6月27日的补充议定书》和《中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会后，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分别与俄外交部副部长斯列金以及俄文化部副部长图比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2001-2002年文化合作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俄罗斯联邦文化部2001-2002年合作议定书》，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与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孔达科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和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北京会谈备忘录》。
作为中俄人文领域合作机制的新尝试和新创举，委员会发展迅速，很快成立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电影七个领域合作分委会和档案合作工作小组，中俄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2001年，中俄文化部代表团实现互访，中国文物保护局代表团赴俄参观学习，多个中方演出团体赴俄表演。据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统计，2002年有近六十五个俄罗斯艺术团体访问中国，共计约一千八百人，举办了四场大型展览。根据文化分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2003年和2004年中俄再次互办文化节活动。近一百六十位俄罗斯著名表演艺术家、四十个表演团体参与了2003年的俄罗斯文化节活动。2004年中国文化节活动成功举办，近一百五十位中方演员和文化工作者参与其中。2005年俄罗斯文化部代表团来华，与中国文化部商议2006年举办“俄罗斯年”活动的有关事宜。会上决定由中、俄文化部组成组委会，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文化分委会为协调机构。2006年，“俄罗斯年”在中国隆重登场。活动期间，俄罗斯派出二十二个演出团体、一千多名优秀艺术家在中国进行各种演出近九十场，现场观众达十二万人，电视观众超过三亿人次。2007年，在俄罗斯“中国年”框架下，中方成功举办了近二百多项活动，其领域涉及文化、艺术、法律、实业、投资、军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展、俄中商务峰会和俄中投资论坛。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之后，双方人文领域的交流频率大大增加。2008年总理访问俄罗斯，强调中俄将着手落实两国元首批准的“国家年”机制化各项活动，执行2009年中国“俄语年”计划并筹备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2009年的“俄语年”活动由两国政府教育、文化、外交部门协商，内容丰富，包括俄语教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俄语竞赛、各种展览、互派大型文艺团体进行巡演等。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于3月23日在莫斯科拉开帷幕，中国国家副主席和俄罗斯总理普京共同出席开幕式。“汉语年”共计举办二百多场活动，涉及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例如，一年内就在俄罗斯境内新建五所孔子学院，国家汉办为俄罗斯提供了五百个教师及学生的进修名额，并输出了包括《快乐汉语》、《汉语乐园》在内的九种俄译本汉语新教材。此外，还组织与语言相关的各类比赛和研讨会，举办各类文艺演出、展览、主题周，开设相关电视、广播节目等。2010年9月，主席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共同宣布，中俄将于2012年和2013年互办“旅游年”。2011年10月，在京召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期间，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与俄罗斯联邦体育旅游与青年政策部副部长纳吉娜举行了工作会谈，通报了互办“旅游年”的筹备情况。中俄“旅游年”是继互办“国家年”、“语言年”之后，双方共同实施的又一重大主题年活动，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巩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
（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框架内的当代中俄文化交流实践
如前文所述，文化外交与一般对外文化交流的区别在于前者特别强调国家政府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因此，官方层面的政府间文化交流自然成为中俄开展文化外交的主战场。在两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这一领域内的文化交流硕果累累。不仅如此，受政府支持的国家间社会组织作为文化外交的另一个平台，对推动中俄文化交流的全面繁荣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本文仅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框架内的活动为例。
1997年，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倡议下，受两国政府支持的国家间社会组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睦邻友好合作，巩固和扩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同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签署了关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活动指导原则的协议，明确了委员会的性质、主要任务、组织结构和主要活动范围（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中俄文化艺术节，组织展览、电影周、青少年友谊月等）。1999年，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双方肯定了近几年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长足发展，对委员会在促进和发展中俄友好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委员会能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做出新贡献。统计数据表明，1997-1999年，中俄双方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研究生和科技人员到对方的高等院校接受不同门类和学科的教育和进修，双方各自在对方建立了文化中心，俄罗斯每年有80～90个文艺团体来华巡回演出，我国也有大体相当的文艺团组访俄。
进入新世纪后，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继续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以“委员会在拓展中俄经贸与科技合作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为主题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和普京发来贺词，肯定委员会在实业、文化和科技界的影响力和其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的贡献。2002年，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双方委员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精神”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并通过2002年工作计划。2003年，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双方签署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活动指导原则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指导思想。会议还通过了2003年和2004年的工作计划，包括两国人员交流、实业界与地区间的合作，促进青年妇女界的交流等五十多项活动。同时，双方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委员会作为两国民间交流主渠道的作用，扩大委员会的宣传作用，扩大双方务实合作，促进两国青年间友好交流，关注两国中小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等七项建议。2005年，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双方领导人高度评价委员会在推动中俄民间交往、加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委员会应吸收两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化和教育工作者、实业界和地方代表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协作，以保证委员会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果，并通过了委员会2005年工作计划。2007年，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主要议题为：以互办“国家年”为契机，推动中俄民间交往，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发展。全会通过了委员会2007年工作计划，该计划包括六十余项活动，涉及两国人文和实业界交往、地方合作以及青年、妇女和学术交往等各个领域。
自成立十年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组织了数百项内容丰富的活动，成长为中俄双边合作的有效机制和权威性组织，在文化交流，实业界接触，学术对话，青年、妇女和体育交往以及地方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委员会在落实中俄“国家年”框架内的有关活动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2009年，以“回眸六十年，续写中俄友好新篇章”为主题的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双方一如既往地肯定了委员会作为两国民间交往主渠道的作用，特别是近两年多来积极参与中俄“国家年”和“语言年”等各项活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中俄关系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会双方一致表示，要继续充分发挥委员会的优势，以中俄建交六十周年、中俄“语言年”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为契机，不断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以及青年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俄中睦邻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2010年7月7-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华建敏相继访问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指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将继续在促进中俄友好交往以及务实合作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三、文化外交在当代中俄关系中的作用
作为世界文化大国，中俄历来重视文化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独特作用。自俄罗斯独立以来的二十年间，中俄两国政府积极推行文化外交战略，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对外文化政策，文化交流蓬勃发展，不断向世人证明其在全面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和世代友好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一）中俄文化外交有助于巩固两国高层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俄两国比邻而居，有近四百年的交往史。但是中俄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自1949年10月至1989年5月的四十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俄关系恢复正常化，也为其走向全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俄政治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两国文化交往也空前繁荣，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1992年中俄政府文化合作条约的签订、1997年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以及2000年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的建立，为两国发展文化交流奠定了官方的条约法律基础，对统筹规范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并使其机制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如今，在上述条约和委员会框架内，中俄两国共同举办了众多大型国家间文化交流活动，为中俄高层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磋商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中国“俄罗斯年”为例，其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增强了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在“俄罗斯年”举办期间，中俄高层交往的频率之高达到了空前水平。仅2005年，两国首脑就进行了四次会晤，其他议会和政府高层官员也多次进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磋商，进而提高了两国的政治互信水平，促进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
（二）中俄文化外交有助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图书、电影、音乐、艺术品等文化产品的直接出口，正是体现了文化与经贸的密切联系。与中俄高层取得的高度政治一致相比，中俄经贸合作水平明显滞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恢复了边境贸易，但仍处在较为原始的初级阶段。1994年底这种经贸关系开始转向较为现代化的合作形式，但其发展并不稳定，远没有达到两国政府的预期。缺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深入的市场了解是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无法取得本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中俄文化交流活动全面展开。如2007年被确定为俄罗斯“中国年”，该活动的举办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在深化了解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面对彼此，使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众多文化障碍问题得以克服，实际成果显著。仅2007年3月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就签署二十多项协议，总额超过四十亿美元。2007年中俄贸易额更是首次超过四百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三）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中俄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扩大民间交往的社会基础
由于缺乏对异文化全面、客观的了解，人们往往会对异文化产生成见，从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和仇视。要克服和摆脱成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深入、全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中国和俄罗斯互为邻国，不管在高层还是在民间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近一二十年间，中俄关系一直处在转暖和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在政府层面保持着高度互信。在此背景下，两国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显然是对这种信任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当政府和官方层面的关系发生不和谐时，民间文化交流及友谊关系的存在，是防止国家间关系恶化的良好控制阀。中俄两国领导人深知，在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民众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之音，如不能及时化解，会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干扰作用。因此，中俄两国政府不断扩大文化交往，加深民众的相互了解，以期消除其在某些问题上不必要的误解。近年来，诸如“国家年”、“语言年”等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搭起了沟通与了解的桥梁，使两国民众在情感上拉近了距离，扩大了两国民间交往的社会基础。中俄以不断举办双边文化交流活动来促进民间交往、提高政治互信，也是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日益成熟的表现。民间交往是政府外交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中俄两国对此一直高度重视，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自身传统。未来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俄两国仍应坚持在国家交往中大力发展民间关系，为建立更加稳固、持久的双边关系而努力。
四、结语
文化交流是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贯穿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实践证明，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中俄文化交流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基础，以高度一致的政治互信为背景，它的进展情况直观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文化交流活动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它能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纵观整个中俄文化交流史，即使在两国外交关系陷入低谷甚至出现对抗的时期，文化交流活动也并没有停止，反而成为维系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两岸关系；文化交流；两岸认同；文化ECFA
中图分类号：G120/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35-05
两岸关系从2008年开始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昔日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已为今日的直接三通和热络的人员交流交往所取代。随着ECFA的签署并于2011年正式生效，两岸经贸关系朝着机制化、正常化、一体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在后ECFA时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文化交流与合作。2012年1月14日，中国领导人通过执政期末考试获得连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到了又一个宝贵的4年。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及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的当前，这一议题并非如想像的那么简单。笔者拟就此议题作些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一、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从文化的功能属性看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后者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本文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后者。
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文化与人或人群有关，凡人类活动留下的印记都可说是文化，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创造的文化会有不同的特征。文化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演进，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指导作用或反作用。由文化的上述属性可知，民族与文化密不可分。斯大林曾对“民族”一词下过很精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1]，决定着民族的精气神，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
文化研究还证明，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一种文化元素被创造出来之后，不可能只为创造者独有，必然会影响接触者，进而为一群人所共享，再进而向邻近的社群扩散。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在进行中会遇到多种情况。一般来讲，适用的被采纳或扬弃，不适用的被抵制，完全接受或完全排斥都不大可能。但强势文化（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肯定高于弱势文化，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可见，文化具有传递知识、型塑观念、规范言行、激励士气、引导方向、向外扩散、自然濡化等功能。对个人而言，文化具有塑造人格、实现人的社会化等功能；对民族和社会而言，则具有整合和导向两大功能。“整合”的对象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等。其中，价值观的整合最重要，是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整合的基础。“导向”功能包括人的教导训化、社会的管理协调、防止负面导向发生等。
从文化的相关功能界定可知，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文化的教养，必将陷入思想与行为的混乱当中；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文化的濡化粘合，必会陷于四分五裂和民族精神的倒退当中。换言之，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赖于文化的规范和导向，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则有赖于文化的振兴与整合。海峡两岸自1949年陷入敌对状态，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例如，国共两党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争议，国际两大阵营在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上的分歧等。在时隔60多年后两岸关系步上和平发展道路的今天，两岸文化大交流特别是心灵情感精神层面的沟通，不仅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化解敌对情绪和历史恩怨，实现大和解；而且有利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早日复兴和国家最终统一。这是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二）从两岸文化差异看两岸文化交流的迫切性
总体上说，两岸文化均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它们都以汉民族为主体，在语言文字、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等方面一脉相承。但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差异，特别是近代特殊的历史命运，以及在发展道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台湾文化已被打上与祖国大陆母体文化有所不同的印记。有学者将这种文化歧异归纳为“历时性差异”和“同时性差异”两种[2]。“历时性差异”是指“处于同一时空背景下，但是由于现代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台湾因现代化进程较大陆起步早，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均领先于大陆，并连带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特别是价值观念发生巨变，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理念深入人心，形成某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大陆因各种复杂原因现代化进程较台湾滞后，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台湾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两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性差异”是指“在同样或类似的发展节点上，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台湾文化具有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亚热带到热带的乡村文化三大特点。大陆文化则具有“原生性和相对性”、“顽强性和保守性”、“务实性和世俗性”等特点。
对于此种差异，有学者认为，“历时性文化差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缩小，同时性文化差异则更多地反映了大陆与台湾的不同文化特点，不会轻易改变”。笔者基本赞同这种看法，但认为近代以来清廷战败割台、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光复后发生“二二八”镇压悲剧、当局入台实行高压统治、大陆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以及李登辉、执政时期推行极端本土化路线等，对台湾民众的情感心态以及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前途抉择等思想观念影响甚大，不是“历时性差异”所能完全解释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掺杂其中，可称之为“结构性矛盾”，对此点需要特别注意。相反，大陆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也包括了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热带文化的特点，故两岸文化的“同时性差异”并不算大，或者说不适合对两岸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3]。“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根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4]如果以价值观作为评判两岸文化异同的重要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两岸文化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歧异性。在传统部分，两岸共同点较多。但若就现代部分来看，两岸的文化内涵实已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台湾的文化内涵约等于“传统文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其他文化”之和。台湾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更接近西方。大陆则受到马列主义和前苏联的影响较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精神文明。所以，两岸的差异还是明显的。认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5]。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许多台湾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两岸的文化差异、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李登辉、执政期间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产生了化学反应结果。台湾同胞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近几年来，两岸虽展开了空前全面的大交流，两岸的经济社会联系也空前紧密，但台胞的认同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浅层的交流还使一些人更深化了对台湾的认同，表现为“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下降，主张“”的比例上升。这对祖国大陆无疑是一极大的警讯，表明当务之急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更是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相衔接的中介，经济交流外溢的政治效益的增多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联结。因此，文化交流既必要又紧迫，只有通过深入、持久的文化交流，双方对差异产生的原因有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才会有更多的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包容，包容之后就会有谅解，彼此谅解才会建立互信，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的认同[6]。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动力
首先，两岸文化的亲近性决定了两岸文化交流较具吸引力。两岸同文同种，两岸同胞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都应纳入中华文明的宝库。两岸同胞不仅有共同的“语言文字”，还有共同的精神底蕴。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台湾无处不中华”，抽掉了中国元素，所谓的台湾文化将不存在。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简称“12·31”讲话）对两岸文化的联结有过精辟概括。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7] 台湾一些政要也说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是“两岸真正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两岸交流的基础”。
其次，两岸交流的立体性决定了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交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2011年，两岸经贸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两岸人员往来达到700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陆早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对外投资第一目的地、第一大观光客源地。与此同时，台湾也是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第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市场。两岸通婚人数已达32万对，常住大陆的台胞有近百万人。如此高密度的经济、社会联系决定了文化交流如影随形、不可或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是确保两岸经济社会交流长期、可持续、良性循环的需要，仅有经济、社会而没有文化的交流是不完善、不健全的。
再次，两岸文化交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两岸百年疏离与数十年的政治对立严重影响了同胞之间的感情。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更呼唤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国共两党顺应两岸主流民意和时代潮流，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价值观的隔膜已成为制约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2005年与连战会谈公报指出，要“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8]。“12·31”讲话的第三点专门就“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进行了阐述。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也颇有洞见地指出：“两岸关系是否能持续且长远地发展，是否能在不远的未来产生实质性的更大突破，文化平台上的沟通、往来与融合是问题解答的一个关键所在。”[9]
最后，两岸发展模式值得互相学习借鉴。以历史的眼光看，两岸在近现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都曾走过弯路，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台湾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发展出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台湾的教育事业、文创产业、全民健保、志工文化、社区文化、科学园区建设等经验很值得大陆借鉴。同样，1949年后大陆虽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奋起直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举世惊艳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值得台湾尊重和学习。两岸相互学习借鉴不仅会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还可以产生“1+1>2”的效果。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这种背景下，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正当时。
三、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
两岸文化交流虽然具有内在的动力和要求，但也存在着制约因素。从台湾方面来看，当局自认为台湾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具有优势，想要扮演“中华文化的领航者”角色，但他们又感到底气不足，担心没有领航大陆的能力，因而对于大陆敦促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存有戒心”，“害怕被‘锁定’或‘套牢’”[10]，表现出一种欲进还退的矛盾纠结心态。现阶段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两岸综合实力不对称影响台湾的信心。首先，台湾的发展模式虽然精致，但毕竟幅员小、人口少，面临的矛盾问题比大陆简单许多，不能与大陆面临的矛盾问题的错综复杂程度相提并论。其次，台湾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体，政治上缺少国际承认，经济上对大陆依赖颇深，安全上没有自保能力，使其担心一旦两岸文化交流全面放开，台湾不仅影响不了大陆，反而会被大陆所“统战”而丧失主导权。再次，大陆近年来发展迅速，已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软硬实力均在增长当中，未来发展前景更不可限量。最后，大陆市场大、机会多，文化发展潜力无穷，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台湾则市场小、机会少，对人才的吸引力小。综合比较各种因素，台湾对政治和安全的顾虑超过了其对文化的自信，其欲以小领大不免心虚。
二是岛内政治生态对当局的大陆政策构成极大的制约。与一般情况不同，台湾政治的特点是蓝绿对抗，彼此在“国家认同”和两岸政策等重大、根本问题上存在高度分歧。以、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对两岸任何交流均以“一边一国”的视野进行审视，几乎“逢中必反”。执政时，推行文教“去中国化”，并反对直接“大三通”。重新执政后，处处掣肘两岸交流，既反对签经济ECFA，也反对开放陆生、陆资、陆客入岛，其实质是害怕两岸大交流会使两岸民众亲近，动摇“意识”和“认同”，从根本上断了“”的路。在2012年1月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实现了连任目标，但赢得艰辛，胜选后民望下跌，加之台湾经济迟迟不见好转，更增添民怨。这些均限制了当局在大陆政策上采取更大的作为。
三是两岸文化交流政策的政治功利性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两岸文化交流是服从服务于各自政治目标的。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也连带影响到两文化交流的政策。主张现阶段两岸“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不统不独不武”，“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其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向大陆输出“台湾经验”，输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以求“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在中华文化指导下，找出解决争议的方式”[11]。这与祖国大陆对台政策明确以“两岸一中”为基础，以“反独促统”、和平发展、振兴中华为目标有很大的区别。这对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也有一定影响。
四是价值观歧义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推进步伐。两岸在一些重大价值观上存在歧异。由于两岸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阶段性发展任务、目标不同，也由于美日等外部势力企图利用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台促变”，遏制中国大陆崛起，动摇乃至改变大陆的社会制度，大陆在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时也有一些顾虑。大陆担心交流的门开得太大、速度太快，会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混乱，进而影响内部政治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故对涉及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譬如广播影视、报刊杂志、互联网、印刷出版发行等的开放非常审慎。
可见，全面的文化交流对两岸任何一方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两岸尽管都重视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但都持审慎对待的态度。这种情况说明“两岸最大的合作基础在于文化，但两岸交流最艰难的障碍也在于文化”[12]。这是两岸文化ECFA迟迟提不到谈判桌上来的根本原因。
四、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
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发展，两岸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前途抉择的整合，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都离不开文化交流。制订一个能够涵盖双方立场、有助于双赢结局的两岸文化交流战略，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寻找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应该看到，虽然两岸（包括国共两党）在思想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仍然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交集点。两岸具有三大基本共识：两岸在法理上属于“同一个国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13]，反对“”、坚持“九二共识”[8]；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与理解，抚平历史创伤，缩小心理和观念差距，化解彼此敌意、误解与成见的有效途径，可以产生双赢或多赢的结局；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振兴中华文化。这三大基本共识是现阶段两岸执政当局能够克难前行、不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确立两岸文化交流的坐标。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振兴。这与两岸同胞的福祉、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但是，最终目标的达成应通过若干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来实现。基于两岸关系的现状，两岸文化交流应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地达成整合的目标。第一阶段，应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缩小因长期隔阂和发展落差造成的认知差距，重建同胞信任。第二阶段，应通过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促进观念融合，重新塑造出能为两岸民众所共同接受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再次，要端正两岸文化交流的心态。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两岸均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民为本，秉持平等、善意、理性、务实的情怀，正视彼此文化差异和交流顾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向而行。从大陆方面来说，应该秉持“以大事小以仁”的古训，率先展示祖国大陆的博襟与自信，同情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理解台湾同胞对待两岸关系的复杂心态，包容两岸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虚心学习和借鉴台湾好的发展经验，耐心化解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误解和成见，坚持通过持之以恒的交流来重建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
最后，要采取务实分类渐进的做法。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深化期的每个议题都更接近两岸的结构性矛盾，涉及两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两岸各自内部的整合，特别是台湾内部蓝绿矛盾的整合。在目前两岸签订文化ECFA时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两岸应遵循“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思路[14]，遵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做事规律，务实地推进文化交流。作为软实力的文化不能搞强制输出，只能靠人与人在接触交流当中耳濡目染、自然抉择。两岸文化融合整合的关键是靠交流实践。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形势下，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和努力的空间。两岸文化交流可以从具体行业、事业和企业入手，从两岸都有需要、都有利或至少都无害的部分先做起。两岸在文创产业、教育交流合作、传媒合作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为两岸大力开展这些领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两岸可以努力探索签订文创产业ECFA、教育ECFA、影视ECFA、出版传媒ECFA等，成熟一个签订一个。
近年来，两岸进行了一些积极务实的探索，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纵深推进。2009年，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在长沙举行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为主题，提出了数十项共同建议。2010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高端文化论坛达成“共识”。2012年，台湾文化部门新任负责人龙应台提出召开“两岸文化前瞻论坛”的建议。大陆也不断呼吁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机制化建设。2012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多项涉及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共同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根据形势发展加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结束语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步上了和平发展的轨道，并取得极大的成果。但是，两岸政治对立尚未正式结束，两岸同胞在思想观念和情感上仍存在着较深的裂痕（特别是岛内社会在政治认同上高度对立），两岸关系的改善还只处于初级阶段。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文化交流，因而文化交流要比其它任何领域的交流都更为深刻、更为持久、影响更大。确保两岸关系可持续地和平发展、良性循环，就必须始终不渝地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将文化交流贯穿于和平发展的全过程，使之与经济、社会的交流融合乃至与政治的整合同步。两岸文化交流要逐步减少存在的顾虑和担忧，逐步建立起两岸文化交流的共识。在现阶段，重点工作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和机制化运作，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未来几年，两岸应力争在签署文化交流协议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使两岸人民的感情联结得更紧，心理距离拉得更近，观念差距缩得更小，从而为和平发展、互惠双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两岸文化交流将最终实现两岸文化的融合与再造，使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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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盛治仁.盼互设官方办事处，文化交流制度化[Z]，中评社台北，2010-09-06.
文化和交流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表达与交流 文化 目标 内容 建议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066-02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在学科教育中，语文课程有文化熏陶的作用，是课程文化的重要体现。从文化的视角看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其中“表达与交流”类教材在课程目标、教材功能、内容设置方面具有丰富的课程文化特征。
一 “表达与交流”的目标文化
语言表达是个性化、创造性的思维实践活动，“表达与交流”教材旨在引导学生理解掌握写作的方法和能力、把握口语表达的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写作和口语交际素养。
“表达与交流”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高中生的言语行为素养，引导学生学习掌握作文写作与口语交际的基本知识，写作中能灵活运用记叙、说明、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口语交际中能恰当得体地进行表达，做到树立自信，尊重他人，说话文明，仪态大方，善于倾听，敏捷应对。在写作与口语交际联系和实践中提高语文综合素质，培养个人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心理世界，形成个性化的思维和文化精神。正如朱自清在谈及语文作文教学目标时所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
文化素养在“表达与交流”的教学中有重要地位，作文和口语交际教学应是真实而有效的，能在个人文化素养方面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表达与交流教学要引导学生在“立人”的基础上“立文”“立言”，引导学生在文化的氛围中感受文化、表现自我、传承文化，并结合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培养具有实际写作与交际能力的健全人才。
二 “表达与交流”的功能文化
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语文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在教育中引导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培养个性化的言语能力。
语言是实用的交际工具，提高表达与交流能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和个性化，为学生将来的职业奠定基础。从学生成长的角度看，培养表达与交流的综合素养可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从语文教学角度看，表达与交流能力的提升将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文本文化的交流开拓更广的空间。正如倪文锦教授所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一个正常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脱离语言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人类的思维成果也正是依靠语言的帮助而得以巩固和发展的。”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表达与交流”教材的编写突出了文化育人的重要功能，对实际教学和文化传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表达与交流”的内容文化
高中必修教材中“表达与交流”内容以主题为单位，内容设置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潜能，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内容贴近生活，形式丰富多样，体现人文关怀。
写作教材的编写突出实践性，每个主题包括话题探讨、写法借鉴和写作练习三个部分。话题材料贴近生活，启发性强，写法分析浅显易懂，操作性强，练习题主题鲜明，兴趣性强。教材的选编体现了教材辅助学习的多种功能，在学生的写作学习和训练中以更真实、更有效的形式和结构促进学生的学习。口语交际教材内容分为指导与探究、实践与交流两个部分，教材内容以丰富的知识和实例为主，以网络知识作为补充，拓展学生的认识。该部分教材体现出活动性，在交流训练题目中，突出交际活动的要点和要求，隐含着交际对象的关系构建。
写作与口语交际作为两个部分编排在教材中，两者有密切的联系，相互融通，共同构成表达与交流教学内容的整体，其内容可分成选文系统、训练系统和指导系统。选文来源于阅读教材中的部分文章、古今中外经典的文章，有中学生的作文实例及网络中的作文素材。训练系统的内容丰富多彩，要求适度，多为材料作文。指导系统由作文实例和分析材料组成，供学习者分析参考。教材的内容系统符合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符合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地位。
“表达与交流”类教材在内容上体现着人文性、时代性、真实性、趣味性和实践性。教材的选编符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有利于教师创造性使用语文教材，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言语生命成长，有益于语文教学中文化素养的积淀和形成。
四 “表达与交流”的教学建议
根据教学目标要求，“表达与交流”教材的使用应从学生学情出发，培养、呵护学生的表达兴趣和习惯，提高学生书面表达和口语交际中的文化素养，建立健全其人格精神。
写作和口语交际是实践的学习活动，教学中应灵活运用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参与写作和交际实践活动，在其中培养表达兴趣、养成良好的表达习惯。同时，写作和交际教学应注意联系生活、回归生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真实体验生活和人生，关心社会和自然，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真实表达自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写作和交流习惯，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和生命，鼓励学生真实、自然地表达。
表达与交流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言语活动。作文和口语交际教学可提供多样的训练供学生选择，选用多元的评价方式，肯定学生个性发展，培养个性和创造性的语言表达习惯。同时，可指导学生从丰富的图书、报刊、网络、音像资源中发现信息，促进自己写作与交流能力的提高，在信息时代合理使用信息资源。
从文化视角关注语文新教材，可以发现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实验教科书中“表达与交流”部分的教材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教学中应注重课程文化的建设，利用新教材的文化特征促进高中生表达能力的提高，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培养，促进教师教学方法的变革和语文课程改革的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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