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例6篇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1

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了公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价值取向,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捍卫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着经济制度的性质、社会生产的目的和人们获取社会产品的分配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秉持我国宪法上述条文的价值立场,在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包括三点:其一,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发展,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主次差别,其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其三,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 “公私合营”;它既不是“国资侵吞民资”,也不是“民资侵吞国资”,而是“公”与“非公”经济互相取长补短,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应居于主体地位。这就要求在大多数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或集体成分应当占多数,从而使企业具有明显的公有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能简单地对私营企业国有化,更不能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颠覆性错误。

二、更好发挥法治政府作用,维护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客观而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满足群众多方面需求的积极作用,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其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追逐利润,一些非公企业甚至存在着偷税漏税、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恶劣的工作条件危害员工健康等现象,这些都是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我们要更好地发挥法治政府的作用,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积极发展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促使非公经济依法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是从我国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新的重大突破,有利于保障整体社会经济沿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经济层面的根本要求,是关系我国社会制度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

同时,国有经济是我国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和实现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力量,拥有前沿核心的创新科技资源,是我国实现经济自主发展和参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的重要经济条件。政府依法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维护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既可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先进技术的有效支持、资金流向的良性整合和资本运营的合理规范,共同服务于国计民生,又可以促进国有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建规模经济,形成若干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能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强大的中国企业,在收获“国”“民”经济共赢丰硕成果的同时,更加主动地掌控风云诡谲的经济变局,增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

三、 以史为鉴,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

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从全局看问题,从有利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长远发展要求进行顶层设计,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应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考量。

以史为鉴,使人明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要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制定的经济政策,必须既要算好经济账又要算好政治账,切实防范非公有制消解公有制的倾向,避免在“经济方面”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用鲜血换取了胜利”,建立了被马克思誉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巴黎公社。它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英勇尝试,最后由于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而遭到镇压。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济方面”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懂得“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苏联由于在改革中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逐步推行私有化,致使“在改革的浑水中许多人为自己摸到了金鱼”,少数俄罗斯人成为亿万富翁,而千百万人民却陷入贫困。方向错误的改革会导致江山变色。曾在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00万党员执政时,却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nbsp;,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3

关键词:产权市场经济梯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下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3月公布了一个勇气可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行政省级为单位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上海将最早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15年;最晚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90年;其余各省、直辖市将在这个期间先后现代化。[1]本文无意质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只是十分困惑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难到报告中的全部数据足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报告"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重要参数。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理论创新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使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大大改变了双拥工作的环境,打破了双拥工作单一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格局。民营经济组织、新社会阶层已发展成为双拥工作新领域和新力量。以“三个代表”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组织、新社会阶层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和引导它们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爱国拥军和军民共建活动,对于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活动的必要性

(一)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是实践我党创新理论的需要。近几年来,为深化改革,我们党在如何认识民营经济和新社会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党的群众和社会基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在七一重要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私营企业主等六种人构成的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新概括、新判断、新突破,说明民营经济资本和新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是为我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政治上、经济上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及新社会阶层的地位和作用,不但为党的民营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双拥工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新世纪新阶段,鼓励、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活动,让双拥光荣传统在民营经济领域发扬光大,是双拥工作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的必然要求。

(二)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是增强双拥工作群众和社会基础,顺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发展论、到有益补充论、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据广东省的最新统计,截止3003年9月,广东共有个体工商户184.3万户,从业人员381万人,注册资金402.5亿元;私营企业29.8万户,从业人员315.6万人,注册资本4074.7亿元。还应该看到,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的,是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发展起来的,他们对党和军队有深厚感情;他们艰苦创业积累的民营资本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丰富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并积极支持公益事业和扶贫帮困活动;不少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加入了社会团体,与党和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新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具有双拥工作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它们不但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双拥工作的新生力量。逐步建立部队与民营经济组织、官兵与新社会阶层的联系机制,增强双拥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双拥工作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经验的需要。1991年,经上级批准,中外合资中国大酒店与海军广州舰艇学院签定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公约,开展了共建活动,这是全国第一家具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企业与部队开展共建的对子。近年来广东省以及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两思”教育活动中,自发地开展拥军和军警民共建活动。从广东省来看,有深圳、中山市的民营企业与武警、边防部队,惠州、东莞市的民营企业与四十二集团军部队,珠海市民办外语学校与驻澳部队珠海基地,汕头、潮州市的民营企业与广东省军区系统的部队结成共建对子,它们找准结合点,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共建活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部队的基本建设,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这些来自基层、大胆探索的双拥实践,是群众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认识不太统一、活动比较零散、组织领导不健全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充分尊重,高度重视,认真总结,加以正确的鼓励和引导。

二、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按照党十六大关于“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的要求,基层部队与民营经济组织、新社会阶层的开展双拥工作,通过走访慰问、军民联谊、军警民共建等活动,加强部队官兵与新社会阶层的联络交往,发挥双拥工作的“引导”、“凝聚”、“团结”作用,用共同的政治基础把众多的新社会阶层人员、民营企业职工与广大军民一起,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必将使军民团结更加坚强。

有利于促进国防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民营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中,通过开展《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以及双拥光荣传统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明确自己肩负的国防责任和义务,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激发他们支持军队与国防建设的积极性,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建立强大国防结合起来,自觉履行国防责任与义务,发挥企业资源、技术、人才优势支持部队建设,创造条件吸纳干部、退役士兵、随军家属就业,协助解决拥军优抚安置工作的难点热点问题,将促进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

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精神文化建设是民营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在军民共建活动中,通过军地联谊、竞赛、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培育“四有”新人等活动,建立双拥工作为民营经济组织服务的途径,把部队组织管理、思想工作、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培养员工的爱岗敬业、顽强拼搏、积极奉献精神,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搞好企业的精神文化建设,将为企业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

三、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的工作思路和主要内容

因经济成分、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的不同,民营经济组织具有与公有制经济组织不同的特性。一是生产资料私有,业主决定企业的所有活动;二是勤奋务实,讲求节约,追求利润最大化。三是观念更新快,创新能力强;四是社会覆盖范围广,数量大。分布于商品销售、制造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科技教育和服务行业;五是劳动力需求量大,就业岗位多,就业方式灵便,吸引了大量城乡青年、下岗职工在其中创业,等等。

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工作的思路,要从民营经济组织的特点出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发展生产力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标,按照“双赢”、互补、务实、高效的原则,坚持精神文化建设为主,精神互助与物质支持相结合的方向,找准军地双方互相支持的“结合点”,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各项工作,实现部队建设和民营经济组织建设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按照这一思路,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一)开展双拥宣传和国防教育,激发新社会阶层和民营企业职工的爱国主义热情。开展国防教育进民营企业、进新社会阶层活动。在民营经济组织中建立国防教育制度,把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与企业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制定国防教育计划,开展各项教育宣传活动。坚持节日走访慰问驻地部队活动,密切新社会阶层与部队官兵的关系,增进军民团结;配合政府做好企业的国防教育工作,组织职工参加政府组织的国防教育展览、知识竞赛、国防教育日等重大的国防教育活动;在企业中办国防教育宣传栏,上国防教育课,组织职工参加军训和“军事一日”活动,增强双拥意识和国防观念,激发官兵和企业员工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

(二)发挥各自优势,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协调下,民营经济组织发挥资源、技术、人才、设备优势,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支持部队建设。发挥观念更新快、市场机制完善的优势,为部队官兵提供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窗口;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投入资金帮助驻地部队改善训练、工作、生活条件,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民办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等民营经济组织,发挥科技优势开展科技拥军,支持部队国防科研和官兵完成学历教育;民办房地产业、粮油食品销售行业、饮食服务业、物流业等从行业的实际从发,支持部队搞好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

部队应从肩负的职能出发,支持民营经济组织的发展。武警部队要协助民营企业搞好内部社会治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创建良好的生产环境。边防部队要热情为民营进出口企业、物流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确保通关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人流、物流的通关速度。消防部队要帮助企业搞好消防知识培训,完善企业消防设施,查找和排除消防隐患,协助企业制定消防应急疏散方案,促进安全生产。系列部队要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发挥自身优势支持企业发展。

(三)开展爱心公益活动,支持征兵优抚安置工作。把企业公益事业活动与支持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开展爱心献功臣活动,帮助解决重点优抚对象的的生活、医疗难问题。发挥民营经济组织数量大、就业岗位多的优势,主动为国家分忧,创造条件吸纳下岗伤残军人、退役士兵、干部、随军家属到企业就业并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帮助解决拥军优抚安置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要激励企业青年职工踊跃参军,履行国防义务,大力支持征兵工作。

(四)开展军警民共建活动,建立现代军营和企业文化。围绕树立坚定的思想信念,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建设先进文化,提高人员素质,大力开展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用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占领民营经济阵地。

1、共建思想道德信念。把牢固树立政治思想信念放在军民共建活动的突出位置,学习、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人民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热情讴歌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赞颂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开展“两思”教育,引导企业主致富报国。围绕落实《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军人道德规范》,开展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企业员工和官兵中培育讲信誉,守信用,以诚待人,言而有信,不侵犯他人利益,忠实履行公民义务的良好品质,增强育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道德和以义取利的经营道德;倡导勤俭节约、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

2、共建企业和军营文化。把培养“四有”新人,提高文化素质作为军民共建的主要任务。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业余爱好培训,促进企业和部队的人才队伍建设。军地联合举办“军营一日”、“企业一日”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竞赛活动,丰富官兵、员工的文化生活,把部队的优良传统融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培养员工遵章守纪、团结合作、爱岗敬业精神,在企业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和内部秩序。共建双方共同组织开展扶贫帮困、社会公益活动,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员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报效祖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文化建设。加强军营与“市场”的有机联系,拓宽官兵的社会视野,学习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增强官兵立志成才的胆识和综合素质,促进部队的改革发展。

3、开展群众性的基层创建活动。围绕促进军地基层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创建部队基层先进单位、优秀民营企业、文明社区、文明行业活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联防联治,为驻地和民营经济组织营造安全文明的经营、生活环境。参与严打整治斗争,协助职能部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和市场流通领域的帮派势力、黑社会组织,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携手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环保措施,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共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开展的双拥共建活动,多数是民营企业自发、分散进行的,缺乏有序的组织引导。为使这一领域双拥工作的健康发展,应结合民营经济组织的特点,通过如下方法和途径,逐步建立起科学、统一、规范、有效的组织领导机制和运行体制:

(一)设立组织协调机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可由双拥办牵头,设立由宣传、民政、工商、税务、经贸、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政治部等党政军职能部门,以及工商联、总工会、共青团、私营企业协会等组成的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工作组织协调小组,并制定联席会议制度、民营经济单位双拥联络员制度。负责制定工作计划、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和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研究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二)建立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目前,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的组织领导要与其行政管理和党建、工会、社团工作结合起来,可通过下列途经逐步建立组织运行机制,纳入当地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

1、以民营经济组织行政管理部门为载体建立组织领导机制。民营经济组织包括民营企业和民办非营利企业。目前管理民营经济组织的政府职能部门有民政、工商行政管理、经贸、税务等部门。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的组织领导可借助这些部门的行政管理机制来实施,通过把这些部门纳入双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及对已是成员单位的部门通过调整其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的办法,赋予这些部门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双拥工作的职责,实施对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的组织领导。

2、依靠民营经济单位的党群组织落实组织领导措施。近年来,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建立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的民营经济单位不断增多。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工作的组织领导应与借助这些织织的成功经验,把双拥共建与党团组织建设、工会工作结合起来,依靠企业党组织,搞好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的组织领导。

3、通过民间组织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协调工作。工商联合会、私营(个体)企业协会、民营经济研究会等民间组织,是管理民营经济组织的社会团体,是民营经济组织联系政府的桥梁。双拥共建要发挥它们熟悉民营经济单位情况、联系密切等优势,通过它们搞好宣传发动,提高思想认识,调动业主的积极性,并调动和整合民营经济组织的力量,开展爱国拥军活动。

(三)转变工作作风,做好服务工作。各级双拥办,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组织的特点,不能全盘沿用机关企事业单位双拥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法,转变靠发文件、下行政命令推动工作的作风。不能操之过急,要深入企业中去,耐心细致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使他们了解双拥活动的意义,了解自己肩负的国防义务,认识到军队强大,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参与拥军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搞强行拼凑,要找准“结合点”,鼓励、引导民营企业与驻地部队建立共建关系,帮助确立共建内容,订立共建公约,协调组织好各项活动,帮助解决好军地交往中遇到的问题。要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及时表扬和宣传爱国拥军工作搞得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为民营企业开展拥军活动提供良好服务。

五、民营经济组织双拥共建工作要注意把握的问题

一是提高认识。民营经济组织、驻地部队和双拥工作机构,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是要克服双拥工作机构中存在的“工作困难论”。双拥办要把这一新生事物作为双拥工作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重大工程来抓,克服民营经济单位双拥工作“难发动、难管理”的畏难情绪,以创新的精神和勇气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二是要消除民营经济单位中存在的“无关论”、“影响论”。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力度,帮助民营经济单位认识到:双拥工作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部队战斗力提高、为发展经济服务的一项工作,必将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要向他们宣传、组织他们参观民营企业通过双拥共建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生动事例,消除他们的模糊认识,提高参与双拥共建的积极性。三是要化解基层部队存在的“理论障碍论”,用党十六大精神帮助部队和官兵认识民营经济的作用和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把思想从以前“不能与非公有经济单位来往”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消除疑虑,大胆与之开展共建活动。增强民营经济领域双拥共建的坚定性。

二是摆正方向。要坚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主,精神互助与物质支持相结合的方向开展共建活动。共建双方首先要讲大局,讲团结,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官兵、职工和新社会阶层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方面的互助活动。在此基础上,加强企业与部队在物质上的互相支持。企业对部队的物质支持,要以自主自愿、量力而行为原则,要用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上,用在改善部队训练执勤工作生活条件和人才培养上,用在解决个别遇到重大困难官兵的实际问题上。部队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要在保证国防机密和设施安全,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进行,主要是用在改善投资、经营环境,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和帮助搞好企业内部管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双方不能以物质支持多少论亲疏,保持军民关系的纯洁性。

三是选好共建对象,找准工作“结合点”。民营经济组织形式多样,结构复杂,规模大小不一,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选好共建对象、找好共建的结合点非常重要。军地双方应在组织、宣传、工商、税务、工青妇以及民间组织管理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选择共建对象,总的原则是选取具有一定规模、守法经营、照章纳税、经济效益好、党(团)和工会组织健全的民营企业开展双拥共建。主要面向大中型民营企业、民营高科技企业、民营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党团、工会组织比较健全的企业。规模小、投资少的个体工商户和外资独资企业目前尚不宜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在共建的结合点上,要按优势互补、实现双赢为原则。如:武警基层部队要从搞好治安管理、改善投资经营环境的角度,边防部队可从培训通关知识、提高通关速度、改善服务质量的角度,消防部队可从培训消防知识、预防火灾事故、促进安全生产的角度,系列部队尤其是省军区系统部队可从搞好民船战备动员、建立战时后勤保障体系、搞好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角度,与有关企业找到共建的结合点,增强双拥共建活动持续发展的动力。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5

[关键词]政府与经济及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规律;资本及官僚专制;民主科学决策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009 — 08

当前的世界,无论东方或者西方,都不是很正常的发展状态。西方经常性地出现经济危机,不正常倒也罢了,那是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资本的使命就是剥削,一方面制造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制造着大量贫困,并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上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的经济基础本就薄弱,且建设时间短,经验不足,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片面强调的经济增长没有自动提升社会公平公正,致使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内需不足,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改革开放逐步变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准确定位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政府与企业及市场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头等大事。

一、国家政府、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人是类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形成生产力,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活动中,决不是单个的独立行动,而是大集体的分工联合。这种联系,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关系,涉及到阶级斗争,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并分配劳动财富。而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除了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外,重要依赖于阶级革命及国家建立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这个政治制度生产力。

国家是阶级矛盾(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一种暴力机关,也是一种物质力,“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资本主义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是“总资本家”〔3〕。西方发达国家以高度垄断为经济基础,通过跨国集团的资本输出和国际分工统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阶级统治工具。所以,国家的根本职能,就是(依据于一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借助于阶级统治力量,强力保持或改进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占有生产资料,奴役被统治阶级,组织管理社会生产活动,决定财富分配方式,自然提高或强迫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维护本阶级利益。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4〕是为经济服务的。

恩格斯全面分析了阶级社会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对统治阶级来说,在由小而不断发展壮大、进行阶级革命并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早期,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的利益,政治上具有先进性,可以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其建国的中后期,阶级统治巩固强大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建立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日趋保守和反动,一般主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可以强力阻碍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阻止经济的一个方向发展,使其向着特殊的方向发展,总之,保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再前进。这是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由于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己任,不但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致力于先进生产关系的建设,而且可以在人民政权巩固之后,通过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地推进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科技经济的进步。因为,虽然科技生产力本身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但毕竟属于纯客观的经济的东西,工具而已,最终为哪些人服务,是否推动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还要看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建设情况,看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国家建立之后,是统治阶级在管理和支配生产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隔着个通过阶级革命而夺取的国家政权,没有阶级斗争及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性的桥梁过渡,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提升生产关系,跨越到社会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目的地。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成功,首先在东方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处突破,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同样薄弱,政府领导者需要有一个切实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治军体制向治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劳动人民政权的建立,并不等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权力、当家做主人的真正落实。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生产力的发挥,还需要扎扎实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后发展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探索性错误。所以,不但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而且和平时期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变法,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先进政治制度建设,以简政放权,剔除时弊,增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国家之所以可以管理和支配生产力,正是由于阶级统治、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本身就是对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组织管理,对人类社会自身组织建设的驾驭,对社会发展合力的整体顶层整合,是一种制度生产力,也是一种很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依然领先并主导世界,资产阶级寄生、食利,日趋保守反动,利用已有的在全球的科技优势和资本垄断地位,在国内搞福利社会,拉拢腐蚀国内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进而利用剥削全世界的一杯羹建设的国内现代文明,继续拉拢诱惑国外不坚定的自然科技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富裕阶层,以便更持久地保持科技和资本优势,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剥削压迫全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不但自然科学、先进科技生产力成了西方开拓世界市场、统治世界的工具,而且社会科学也被搅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政企分开,也成了毒害世界人民的工具。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阶级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不发达的时期才有一定的科学性,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曾天真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达到了资产阶级境界内的最高成就。但自17-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这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被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所代替。

二、西方经济发展优先,金钱民主政治伴随,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和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

西方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国家政权是为维护大资本的自由剥削和竞争服务的,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按资本大小及由资本所操控的科技生产力先进与否经济实力说话,是金钱的政治,是拜物教,是实用主义。不论国家总资本家,还是私人垄断财团,核心的第一的任务,就是出于落后而竞争失败破产的恐慌,不断创新科技,提高生产力,不断积累壮大资本,加强对工农劳动者、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着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政治,日益扩大着大资本家竞争的自由,对全世界剥削和瓜分的自由。一旦停止了剥削,资本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不成其为资本,资产阶级及其阶级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自动发生的)。一旦失去了资本的支撑,一些资本家的民力也就大受局限,不再民主自由。

西方经济发展优先,包括军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海洋科技、人类基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能源垄断、市场投机,对第三世界的高新科技保密,是资本剥削者的本性使然。当然,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劳动密集型重工业制造业及低附加值产业,既搞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又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建设国内福利社会,腐蚀工人阶级上层,缓和阶级矛盾。这是西方社会建设所需,资本利己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民族沙文主义所内含。

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全心全意为工农及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利益服务,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民主生活,在国内及在第三世界兄弟国家之间,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政治,是国家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仍由西方主导、大资本垄断财团跨国竞争剥削、科技生产优胜劣汰大环境下,还是金钱政治,由科技是否先进和资本是否雄厚说了算。我们尚处于追赶型发展阶段,发言权不多。

我们为什么要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市场竞争、科技发展不平衡而重新瓜分世界,激化东西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是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阶级革命的产物,由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快速跨入社会主义门槛,本身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生产力基础不高,没有经过反封建专制的长期政治斗争,国家依旧高度集权,严重。也正由于此,建国后,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形势下,核心的任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获得最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支持,以便群策群力,实事求是,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经济,提升发展壮大速度,在世界统一市场优胜劣汰竞争环境中赢得优势。

唯有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完善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保证政治上的不犯“左”或右的错误,自觉主动发展发挥先进制度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能动反作用,才能及时剔除时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力量的分叉、对抗,壮大前进合力,才能广聚民智,广汇民力,合理调集全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力量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所以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7〕也唯有如此,才能快速提升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壮大国企规模经济,恰当对接、驾驭、吸收并发展西方的现代先进科技生产力物质文明和先进管理技术政治文明,以作为我们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8〕唯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这个高级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对接当代生产的社会化(工厂机械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计划经济为主,才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同时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洗脱自身历史中封建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危害。

我们为什么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虽不是首先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也是这些国家科技生产力发达、资本输出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推进世界统一市场形成、普及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结果,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农革命与马列主义的有力结合,本身也是科技生产力在第三世界获得一定发展的结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和民主政治,决不是空穴来风,无凭无据。况且西方又经过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当代网络传媒、现代化交通通讯发达,跨国集团的国际产业分工,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社会主义国家自觉主动对外开放,共同形成了促进我们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的科技基础,时代历史条件。

三、西方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被动守夜,政企没有分开,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议行合一、政企一体、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积极主导经济社会建设

西方政企分开了吗?为什么要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单纯被动做“守夜人”?其实,相对于西方政府总资本家的约束,大资本家们更喜欢追求个人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无限制发展,资本剥削天生不喜欢被限制,金钱的民主就是按经济实力说话,有钱就有民主,钱多民主就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归资本家们各自统辖,市场经济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允许大资本公开竞争和剥削、主导着资源调配的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家本身既是工厂企业主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参与者,决策者,或者政客的支撑者,金钱政治就是为资本的经济剥削服务的,政企高度统一。只有当全社会总体上经济危机比较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时,或者是长期、巨额、低利润的公共基础服务工程建设、国防航空航天等重大项目投资,单个的资本家无力负责,不愿投入时,政府这个总资本家才出面协调,居高临下,维护资本家们的整体共同利益,担当被动的救火队、守夜人的角色,所以是小政府大社会,高度限制政府的权力。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则是资本家阶级寄生、食利,腐化堕落的表现,退化无能的表现,而不是必然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举产生的人代会选出的人民政府,是全体人民共同财产的统一总管家。全国人代会拥有最高权力,议行合一,政府对人代会负责,受其监督。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坚力量国企,是全体人民共有,是社会主义工业的中心,国民经济的砥柱,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总管家政府统一集中经营管理,计委部门具体负责。政府主导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企绝对一体,不能分开。而民营私有经济,由于个人所有,具有剥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引导,只能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辅助作用,不得垄断市场,操控国计民生。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宗旨,公有制为主体主导、民营私有经济为有益补充的阶级定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大政府小社会,计划经济为主,政府积极有为主导。

四、西方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概念之间的关系,各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不同阶级统治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相互交换,不允许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平等剥削和强权垄断,同种商品之间平等竞争,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促进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促进商品流通和社会资源的自动调配。价值规律是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最基础最一般的自发的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调节方式,由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凌驾于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上,并贯穿到人类社会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始终,其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供求影响商品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特点,既解决了市场商品流通、资源调配,又刺激了经济活力。

所谓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所以出现并需要商品经济,是由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私有制阶级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这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且私有制下的分工又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有商人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以牟利。它在近代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国王专制,以区别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也即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占据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与价值规律紧密结合。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私有制下,允许资本对劳动力、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不平等剥削、交换,也就规定并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加速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及相对贫困,向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由全国或区域或全世界统一市场自由配置生产资源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资本与劳动力间的不平等交换,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价值规律,实质是大资本家支配统一市场并自由剥削的经济。西方资本自由竞争阶段,工厂机械化大生产时期,少数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市场经济;私人垄断乃至国家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具有重要地位,跨国集团成为西方统治剥削全世界的主要手段时,市场经济推向全世界,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

计划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载体,政府通过有计划按比例,和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集中调集全社会资源,快速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特点,政府统一主导,国有经济为主体,可以快速集中全社会力量,快速发展壮大国有民族工业。它首先是19世纪初德日后发展国家为了对抗先发展国家的大资本财团的侵入、市场竞争,政府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加快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壮大民族工业企业,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经济调节方式,20世纪初前苏联建立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战时共产主义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政策,对抗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侵略,快速建设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计划经济才加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并在随后的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推广。

这里还要重点纠正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和西方资产阶级(包括近代德日的半封建地主半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济的对比。对社会主义来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劳动人民大众的。而对西方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社会来说,国王皇室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有经济也同样是国有性质的,他们的国家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仅有个体地主和皇室地主的差别,有个体资本家和总资本家的区分。所以,在谈论国有经济或姓社姓资属性上,必须联系所属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简单机械地说,个体资本家就是个体经济,不属于西方剥削阶级的国有经济。一个现当代的西方大金融资本家的资产,其金融集团所控股的资产,可以达到其国民经济的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难道我们还能把其当作小个体资本家吗?明白了这个,就容易看清西方不论是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或者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相当性了。阶级社会的问题,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尤其体现在这一点。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属于社会经济资源调节手段,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仅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由科技生产力所决定。而不同阶级的统治,同样也是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如此也就决定了从古到今,经济发展方式与阶级统治之间一一对应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具有物质属性物质力量、相对独立的阶级统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政治反作用,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即使同一阶级统治使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随着时展而必须有所变化的,只是以一种为主导而已,偏爱罢了。所谓纯而又纯,是形而上学而非客观辩证。封建主必须偏爱于重农抑商,喜欢自然经济,以有利于世袭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必须偏爱于资本股份控制制度,喜欢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以有利于按资本大小多少实力说话和资本自由剥削,但也反垄断,不允许金融寡头无限制发展,以缓和国内阶级斗争,甚至是各发达国家之间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平衡维护资产阶级对全世界的金钱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偏爱于公有制,喜欢计划经济,以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致力于社会公平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对抗西方资本强势侵入。当然,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御强势外资入侵的特点,是近代以来封建专制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府实现民族复兴首选的国民经济调节方式。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众多大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消灭剥削阶级产生及存在的经济根源,本身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生产力相对落后,属于向西方发达国家追赶型发展阶段,而时代大环境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经济。为了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财团公司的高新技术产品侵入(国际市场竞争、剥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短时期内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组建众多大型国企,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有限度有步骤地对外开放,快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民族工业企业,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实行科学民主集中制管理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人民生产积极性调动所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所需),积极学习先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研究其国民经济结构,正确认识现代产业革命前提下农轻重产业的合理比例及优先发展顺序,有计划按比例快速集中力量,适当增大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教育和科研关键行业,及医疗、社保重要民生领域,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专利技术、设备,引进高新技术人才,以自力更生为主,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各种商品之间基本等价交易,以避免西方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减少资本剥削甚至不允许资本剥削(只要有私营经济雇工的存在,劳动力就仍然是商品,就有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交易)。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把经济搞活,提升科技实力,对抗国际市场竞争的必须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发展商品经济,必需有市场调节。但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历史阶段,决定了只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方式。私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属辅助补充的地位。

第三,我国东南沿海市场经济为主,主要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发展方式不可取;温州发展模式同样不可取。

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以市场经济为主,外资资本为主,代工为主。通过非常优惠的税收、土地等倾斜政策,和低廉的中西部等人力物力资源、较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对外招商引资,借鉴利用港澳台及国外的剩余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产品以出口为主。为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中国在世界的代工厂地位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代工,西方资本输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资本剥削显著,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相对于清朝末年广东十三行单纯中间商的角色,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正面的需积极学习的东西多,负面的东西更多。可以这样说,东南沿海的发展,自主创新微弱,实在是举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环境资源成就一沿海加工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广大的中西部的发展已经不能再走这条老路。邓小平南巡,只看到了沿海的发展速度,缺乏整体联系和深入辩证剖析,其赞扬是片面的。

至于温州模式,属于以民资为主,市场经济为主,由于率先领跑中国个体私营小商品经济,兼吃苦耐劳,也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其早,所以成就,晚了,也就不可复制。少数人经商,利润大,可富裕,若全民经商,一不可能共同致富,二社会资源调配要乱,不协调,理论上根本不成立。由于民营私企,资本剥削同样显著,同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具有内地健康发展的借鉴性。

五、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迟滞,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误导

第一,改革前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以“左”倾错误为主,致使生产关系,经济建设假冒进,产品实行供给制,农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得力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指引和援助。建国伊始,由于一穷二白的国情,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中国采取了向前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政治权力运行模式上模仿斯大林高度集权。1957年以前,属于革命战争、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及社会主义改造特殊时期,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党中央的领导基本是正确的;1957年反斗争以后,进入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高度集权所导致的“左”倾错误就越来越多,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反右扩大化、、,乃至于十年“”,虽然中间也曾认真纠“左”一两次,但总的来说,的晚年以“左”倾错误为主。政治上的斯大林模式,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以党治国,邓小平的总结入木三分:“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9〕此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发展了人民生活,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工人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分配上平均主义,约束并压制了生产创新积极性,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工农业产品单一,实行供给制,农村存在温饱问题,十年“”是国民经济的劫难。

第二,改革后依旧崇拜“威权体制”,权力下放不彻底,以右倾错误为主,实行市场经济,国企变质,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经济粗放式发展代价巨大,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后,前期不断试行权力下放,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扩大国企经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经济建设,总体上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是,邓小平并没有真正汲取晚年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治国所造成的挫折教训,依旧崇拜威权体制,高度集权,个人不适当地担当了和平时期十亿人口大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1978年即访问“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曲解并崇拜所谓“威权体制”领导的经济快速崛起,认为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引导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弹丸小城发展经验,学习威权政治。〔10〕以至于改革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单一中心,政企分开,把大型工业国企的经营管理类同于小个体农工商经济,89年错误镇压大学生的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片面强调维稳,错误认为1991年剧变是权力下放过快所致,之后对民主政治噤若寒蝉,政治体制改革半途停滞。92年南巡讲话又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混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错误抛弃计划经济,建立类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国企市场独立,一步步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异。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等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搞得好,不等于民主政治搞得好。

对于农民市民工人,仅止于对自身的承包责任田、小个体经济的生产管理权,和国企抓大放小过程中一大批下岗自谋职业权。至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事务的决策监督管理权,由于人大代表的仍然上级内定,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由上级层层任命而无从谈起,倒是地方部门单位政府官员的权力得到了极度膨胀。比如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采取违规手段变相发债支撑城市扩建。

三十年来,依旧高度集权,使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企分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各地都大力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以市场化为取向,市场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国企市场独立,一长制,在市场投机、唯利是图、制假售假方面与民企接近,几成了利益集团与民争利、自肥的工具〔11〕,且成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多靠垄断地位不合理获利,与西方大型跨国集团相比,国企的整体科技创新仍然没有优势。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日子困难,许多被民企外资渗透,甚至吞并。国家基本不限制私有经济发展,结合政府官员片面的招商引资,导致个体、外资私有经济在2005年已经约占我国经济总量的65%〔12〕,2012年民营经济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5%以上,民间的资本已经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以上〔13〕,使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虽然经过不断的改革,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很多,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低下,改革中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依然没有突破以廉价的人力物力和自然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世界代工厂地位(粗放型发展),世界第二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的代价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沉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困难。

高度集权,改革到官为止,导致权力腐败突出,以及和资本剥削,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社会财富高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加大贫富差距,内需不足。2012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前期有某种相似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当今中国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14〕

六、我们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在世界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主导国内商品经济建设——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反对高度集权的,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才能做到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国民经济?

价值规律涉及到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全国统一市场和对外开放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民族利益优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资本剥削的控制范畴问题。1,在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上,高度集权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重压抑束缚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一长制同样压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都是官僚专制不民主惹的祸。私有制及其资本剥削可以释放动力,个体承包责任制也可释放动力,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权力的下放,不断发展人民民主,实行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凝民智,聚民力,也可释放动力。对于我们来说,应以第三种动力(大动力)为主,制约规范前两种动力,提高公有制的生机和活力。2,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央在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统一集中的权力,不允许地方保护,不允许地方特殊化;若有特殊需要,报中央审批。3,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重点合理规范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和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对工业重要产品的定价,如垄断性国企的产品,和土地矿山能源等稀缺性资源,需要参照国内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外资企业,实行政府指定价,当然指定价也可以不定时调整,对竞争性国企的产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对粮油棉食盐等重要物资,国家必须适当储备,在实行一定的市场定价机制基础上,政府适当干预,以便总体调控市场,其它,实行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关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府可以参照国际和地区标准,在法律法规上做一规范,比如一周五工作日、每天八小时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最低工资制度,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以达到劳资关系的基本和谐。在民间的资金借贷上规定最高利率。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总分量,尤其是大型工商业,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对市场的垄断,以县市为单位,要绝对控制,不能占优势,使之操控国计民生,否则易于导致市场混乱,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总之一句话,价值规律并不神秘,无非是每个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问题,扩充到每个自然人的民主平等问题,劳动大众这个发展创造主体及消费主体对社会商品生产的评判自,综合性整体性的民意反映问题。价值规律中的优胜劣汰,是一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所形成的自然法则,针对自然界也针对人类社会的客观法则,人本身就是客观的物质的。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无非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然后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形成的一条准则。西方资产阶级放纵了资本家个人的民主积极性,针对价值规律是被动的,消极适应的,但终究背不过社会劳动大众这个消费主体也是评判主体的终审评判。我们东方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通过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来正确反映和规范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积极性,可以积极主动掌握并运用价值规律。只要通过了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基本反映亿万百姓这个消费主体的心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就可以基本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5〕,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意味着国企可以市场独立。私有制下,不同的个体经济之间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大环境下,不同的集体经济或国有经济之间、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也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并不是私有制的独占权,关键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交换问题,解决了民主平等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的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问题。所以,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调节方式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国家科学民主主导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商品经济。且只有后者才能确保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外招商引资所带来的西方科技生产力,也必须经过我们的改造,限制,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后发展国家发展商品经济,无非是权力下放,正确民主集中,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生产管理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与分配更加合理,释放生机活力,搞活市场,加速国民教育和先进科技研发,提高国民整体综合素质和科技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集体和国有经济实力,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微观经济,像城乡小商小贩个体经济、夫妻店等小规模工商业,遍地开花,增加就业和服务品种,活跃群众生活,放的开,并不影响国家公有制经济主体,反而有利于经济繁荣。而主体规模经济,国营集体经济,则完全不一样,随着规模的扩大,资产数量的增大,直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属于人民对国家社会重大事务层面的宏观的民力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行使,量变引起质变,相对于微观经济,必须改变经营管理方式,既不能放任于市场自由竞争,也不能放任于官僚集权专制,唯一的坦途,就是政府在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基础上的合理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经营管理。总体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第三,反对高度集权的,实行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计划经济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有计划按比例迅速发展壮大民族工商业的特点,有利于保持经济独立,有效抵御先发展国家大资本财团的市场竞争,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但要想使其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服务,也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改造,坚决摒弃过去的不适合于长期和平时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确保政治上的正确。对公有制经济的民主管理,本身就是人民大众的政治民主的核心内涵,更是经济民主的核心内涵,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落脚点。

其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建国以来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发展国民经济的一贯经济思想,也是切实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1979年,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对第一部分的“有益的补充”。〔16〕计划调节更多地着眼于主体、宏观、全局,为全部经济活动编织“鸟笼子”,市场调节搞活微观经济是鸟。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下,公有制经济也不排斥市场调节,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调节也要纳入计划的笼子。只有计划经济为主体,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经济,大的现代产业集团,越来越需要全国的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反对部门和诸侯经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更反对不合理的垄断暴利,及市场投机。这都迫切需要在大型国企的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在全国,在国有大型经济的经营管理上,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恢复建国初期的大区制,分中央和大区两级,收回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地方国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各大区直接相对统一管理,由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直接统管,央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国务院的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并统领大区计划委员会。这是行政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以县为单位的人民直选的人大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再选出具体的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组成人员,计委的总人数可大可小,中央国务院可大,二百人左右,大区以一百人为界,不宜太多。这个人员的搭配,需要党的科学的指导,由三种成分五种人员组成,一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党政领导和专家,一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一种是直接的工农劳动者,其中五种人员各占五分之一,对国企的直接管理,实行充分讨论,以理服人,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管理人员同人大代表,实行任期制,对人代会负责,受人代会监督,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基层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交流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动管理,集体做出的决策和落实情况必须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企税费上交中央和大区,中央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做统一调配。县市等级,都由省直管(市辖区仍归市管)。大区统一领导区域国有经济之后,乡镇集体经济收归县市直接管理。

对各级政府国企管理团队的绩效考核,必须由各级直选的人大代表,按照实际的(特殊的可以暂时例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科技创新情况等多方面,综合立体考核。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对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机关惩处。人大选出的国企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入股国企,国企不搞混和股份制(不允许私人股份加入),已经入股的民资外企以适当方式退出,但国企之间可以联合组股。国企管理人员的年薪最高不得超过一般员工平均工资的三倍。有特别重大的决策建议和科技发明的,由同级的人大代表会议决定奖励数额。

总之,实行大区制和民主集中制管理国有规模经济,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规模经济发展需要。

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大哲罗素来华游历并讲学,在临别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中说:“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17〕后发展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正确高度认识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先后辩证关系,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成功并不等同于劳动人民民主真实建设的高水平,科技生产力的纯客观物质力量发展并不能自动提升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以此获得多数群众的拥护,集聚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才能科学调集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正事要事大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266,1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1.

〔4〕〔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7-408,410.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2.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333.

〔10〕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2005年11月09日-16日中国青年报〔EB/OL〕.人民网.

〔11〕李北方.争不清的国资与民资,2012-12-13南风窗2012,(20)〔EB/OL〕.南风窗网, .

〔12〕“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营经济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10月6日新华社〔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jrzg/2006-10/06/content_406000.htm.

〔13〕陈永杰.我国民营经济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12年5月18日腾讯财经〔EB/OL〕.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http:///web/assembly/action/browsePage.do channel-ID=1217999346741&contentID=1337295160776.

〔14〕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年0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EB/OL〕.新华网http:///politics/2013-01/18/c_124246853.htm.

〔15〕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网1987年10月25日〔EB/OL〕.http:///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6

经过这次大风大浪的洗礼,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期更有效地强化其主体地位,更有效地增强其强国富民的社会功能。

我们知道,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确保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国家控制这些行业和部门,既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稳定,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国有经济必须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以引导和影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既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今天,我们更应守护好公有制经济这座大山。壮大国有经济,关键是做大做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原因是:①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骨干和中坚,搞活了这些企业,就抓住了国有经济的最主要部分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龙头。②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就能使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③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其雄厚的资产、先进的技术、较高的经济管理水平和良好的企业素质,为国家提供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达到世界钢铁发展一流水平,仅1994年就实现利润58亿元,上缴国家税收45亿元。④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对于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经营困难。表现为: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革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重,富余人员多,劳动消耗大,经济效益低,一些职工生活困难。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