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发展战略范文1
【关键词】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战略
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是跨越发展的主要依托，也是统筹兼顾、互促互动，有机统一的发展战略。其中，市域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轮子，加快推进市域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是山西“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抓手，是山西转型跨越的重大战略。因此，研究山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一、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及特征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作用于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等的变化过程，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目前，山西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一）城镇化发展速度慢，城镇化水平增长不快
近年来，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从纵向来看，取得了一定成绩。从2000年的35.20%提高到2004年的39.63%，平均每年提高0.89个百分点；又从2005年的42.11%提高到2011年的45.99%，平均每年提高0.97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的城镇化速度为：2000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提高1.11个百分点，2005年到2011年平均每年提高0.90个百分点。可见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比全国的发展速度慢。
（二）城镇群发展滞后，城镇规模偏小
城镇集群化和区域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是参与国际与区域分工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山西的城镇群构建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有效推进城镇群发展的体制机制，城镇之间还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2011年，全省22个设市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为40.25万人，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1.1万人，位于中部六省第4位。84个县城平均人口规模为6.1万人，位于中部六省第5位；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不足0.6万人，位于中部六省第6位。
二、影响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因素
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山西省实现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影响其发展的战略因素，主要包括：
（一）观念落后，缺乏创新
解放思想永远没有止境，思想有多远，发展就有多远。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滞后，固然有管理体制、规章制度、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思想观念问题。我省在“十二五”时期在城镇化发展上能不能有新突破，关键要看能否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我省城镇化必须从片面追求人口数量增长和城镇形象工程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因地制宜、开拓市场的创新思想；必须从城镇化过程的同质化中解放出来，就各个城市的发展定位、特色、职能等进行科学的总体规划，鼓励城市之间差异化发展，差别竞争，特色取胜，让各具特色的城市协调互动。
（二）城镇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不平衡
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搞“”，盲目追求大城市，尤其是我省作为一个煤炭大省，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就更要注重协调发展，做到经济发展与节能并举，在现代化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做到平衡，切实保护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使我省的城镇化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的需要，实现城市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宜居城镇。
三、对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众所周知，城镇化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城镇化的实现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下面，将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就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对于资源型工矿城镇，必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工业新型化推进市域城镇化，以大中城市为依托，按照城镇组群化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多层次产业功能区，用产业多元化支撑城镇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文化旅游、物流会展、特色食品和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研发设计、新能源等产业，使它们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充分的就业岗位，增强城镇发展动力。
（二）以旅游产业的发展来推进城镇化
山西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乎每一处都有开发的价值，只是近年来城市的发展忽略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对其资金投入也很缺乏，导致大量旅游景点并不为外界所知。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使农民实现就地转化，进而真正实现城镇化。
（三）加快推进“一村一品”，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城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省城镇化的进程。在山西省“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化布局中，县城和重点小城镇都是重要的基础和环节，加快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各类“城市病”的出现，又可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效载体。近年来，山西省不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发展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一村一品”初见成效，涌现了一批效益较高、特色明显的专业村、专业乡。
总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山西省只有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才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才能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的发展。山西省的城镇化要得到快速发展，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非常重要。山西省只有明确了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发展的战略重点，才能朝着城镇化既定的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1]卢建明.关于山西城镇化的认识[J].山西科技，2005，（3）
[2]刘传江，郑凌云.城镇化与城乡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姚鸿明.关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若干建议[EB/OL].人民网，2005-03-11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2
一、总体思路
21世纪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高度来考虑，其总体思路是：从国情出发；以民为本；按照“大战略”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扩大内涵，实现思想意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镇向现代化水平转变；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经过2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使小城镇建设成为现代化各具特色的乡村区域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活动中心。这个总体思路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五个方面。
1.从国情出发。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可以高度概括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国情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我国处于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牌。党的十六大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之而奋斗。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因此，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必须同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相吻合，届时创建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化小城镇。
二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比较低。现在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50%左右，而我国才达到38%，大约尚有8亿左右的人口还在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这种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农村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使农业经济达不到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民的差距拉大，农民向往城镇化心切；另一方面，大中城市工业化程度高，需要开辟农村这个大市场，而农村生产方式落后，急待实现工业化。实际情况表明，我国工业化的重点在农村，而农村发展的出路在城镇化，小城镇发展则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最佳载体。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城镇化的进程，积极发展小城镇。如何加速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建立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为转移农村人口开辟广阔环境，其重点是发展和建设小城镇。现阶段之所以把发展和建设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这是由小城镇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首先它是一个市场；它是一个乡村的区域中心；它的方向趋于城市。同时，它具有农村人口转移的潜力。目前我国每个建制镇的总人口平均为1.6万人，非农人口为2000人左右。按照标准每个建制镇总人口应为3万人左右，非农人口应为6000人以上。据有关部门测算，小城镇就业岗位成本比较低，一般的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只需3000-5000元，而大中城市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平均为40000元-50000元。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现阶段城镇化的重点是发展和建设小城镇的问题，这个重点不是永恒的，亦不是在所有地区小城镇都是城镇化的重点。这就是说，不能把这个重点绝对化和“一刀切”。
三是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村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伟大创举，它突破了只在城市集中发展工业的传统模式。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工业化成长以农村萧条、农民破产为代价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乡镇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集中的趋势日渐增强，而集中的区域是原有的乡镇特别是建制镇。这样，我国小城镇必然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基地。截止2002年底，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2002年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达到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约占其净增部分的50%。农民所得到的收入大部分则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乡镇企业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002年我国乡镇工业增加值达到22000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6.1%；完成出货值10500亿元，占全国出货值的40%左右。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大大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 2002年乡镇第三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全部乡镇企业增加值的20%，占农村服务业增加值的80%以上，已占居农村服务业的主体地位。这就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奠定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2.以民为本。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我国推进城镇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其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是城镇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城镇化的实现要靠人民群众创造。因此，中国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必须以民为本。现阶段中国农民的造城运动已经显示出他们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农民的造城运动是在冲破传统体制和政策束缚下形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首先冲破不准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束缚，就地举办二、三产业，即邓小平誉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水电、交通、电讯、金融、信息、市场等城市设施提出供给要求，农民就用自己的积累开展造城运动，积极建设小城镇，一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约有1.3亿多的农民变成工人、商人，变成城镇居民。同时，先后有1.25亿左右的农民到城市所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身份，被称为民工，但他们对城镇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变成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是靠移民创建的；华东连续十余年的铁路大会战、东南沿海先进的水、陆、空交通设施和网络，是靠民工来建设的；上海浦东这个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开发区，同样凝聚着大批民工劳动大军的心血。在这个过程中，民工不仅为小城镇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积累丰富的经验和各种技术，加快了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因此，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就没有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
3.实现“三个转变”。小城镇建设必须以提高质量为前提，把升高城镇素质（特别是居民的素质）和完善城镇功能放在首位，认真实现思想意识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坚持走不断扩大城镇化内涵的道路。在“三个转变”中，思想意识转变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精神前提。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城镇思想意识就没有现代化的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现阶段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转变乡村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主要是转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意识和因循守旧的封闭思想意识；树立和强化现代化的城镇意识、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生产力意识和现代化科技意识。只有这样，在我国建立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基础。在“三个转变”中，生产方式转变是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因为，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就没有确立现代化城镇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物质条件。所以，现阶段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乡村以手工体力为主、分散无序、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现代科技含量为主、规模经营、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成现代文明的经营方式。只有这样，现代化的城镇意识和生活方式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在“三个转变”中，生活方式转变是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表现和目的。因为，人们转变思想意识，建立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生活方式转变就成为思想意识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表现和目的。这就是我们推进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实现上述“三个转变”是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方向。
4.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仍未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目前，城乡关系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三农”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366元，两者比例达2.9：1。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住房等补贴因素，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4：1。历史的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镇的辐射和带动，城镇的发展亦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统筹考虑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着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仅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制约，而且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从体制性矛盾看，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存在着“重城轻乡”的观念。从结构性矛盾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没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城镇化程度却只达到38％，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大约要低10个百分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2001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的比例仍高达50％。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首先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负担，积极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城镇对农村发展的支援和带动作用。
5.完善体制与创新制度。在这方面，现阶段小城镇主要是：（1）构建城镇社区组织体系，主要是调整小城镇的社会组织结构，引导居民集中定居，要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人居安全、生活方便、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社区；（2）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主要是坚持城乡劳动力统筹就业方针，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特别要注意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的有序流动，并逐步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3）健全用地制度，主要是坚持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促进小城镇发展的原则，规范土地市场行为，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要管好土地一级垄断市场；（4）创新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按照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逐步形成小城镇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和机制，为小城镇建设开辟广阔的资金渠道；（5）调整小城镇设置标准，主要是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修订现行的建镇标准，扩大小城镇的内涵，增强城镇的功能，提高规模效应。
二、战略目标
在21世纪初期，我国小城镇要率先在乡村区域确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以先进生产力为主体的整体素质，逐步地将其经济、文化、科技、社会诸方面的活动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使小城镇成为带动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示范。这个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是：
1.从运行上，小城镇必须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的法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2.从素质上，小城镇扩大内涵和提升素质的主要目标是形成高新技术含量为主的先进生产力和结构合理的产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3.从模式上，小城镇要构造出具有不同特色、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典范。
4.从效益上，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高于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速度，在2020年前率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且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得到有机统一。
三、战略重点
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重点，在21世纪初期就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无论是解决小城镇建设中所存在的遗留问题，还是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必须在坚持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发展先进生产力。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当代，先进的生产力就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它的特点有三个：
1.信息技术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世界的全局来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000年7月22日在日本举行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八国领导人参加的首脑会议，发表了建设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指出，信息通讯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动力，它的革命性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而且正在迅速地成为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所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就是促进个人和社会更有效地运用知识和智慧，从而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其潜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已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
2.电子商务是现代先进生产力运营的主要手段。金融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工具，市场经济的运行完全依靠货币作媒介；信用卡的广泛应用，以电子货币替代一般的货币，数字本身就变成一种重要的工具，从而电子金融系统和电子商务就成为现代先进生产力运营的一个主要手段。电子商务的实质是企业经营各环节的信息化过程，是运用创新的手段和条件对旧的工作流程进行变革的过程。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北大方正的高新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印刷产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要素，而且使印刷、出版、发行密切结合，从作者、出版社、发行商到读者，实现整个出版与商务过程的联动，提供崭新的服务，实现价值的增加。同时，使出版业符合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他们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均能在封面上分别印上每个订户的地址和姓名。这样就不用进行包装，邮局发行就会大大节约成本费用，并缩短从作者到读者运行的时间。
3.全球范围已成为现代先进生产力作用的平台。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是互动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运行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波及整个世界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产品的市场超越一个国家的范围，而且生产力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推动着生产过程国际化、技术创新国际化。在当代诸多产品不是由一国生产的，而由多个国协作生产的。有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则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一个企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其资本、管理、人才、技术等各项生产要素可以来自世界各地，并运用电子商务与供应商、商、顾客及贸易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这种情况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趋于全球化。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种经济形态的生产力都有其特定的核心技术、基本产品、主要交易方式和空间形式作为支撑。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的科学技术是信息技术。现在支撑信息技术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主要是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网络科学、软件科学、新材料学等学科。基本的产品是各种表意的数字符号及其硬件载体。其主要交易方式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其经济依托的空间形式就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城乡统一市场。知识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经济，亦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经济，而是通过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相互渗透的发展。同时，应当认识到我们所讲的先进生产力并没有远离小城镇，而是正在小城镇的发展中逐步应用和推广。当然，在实践中，由于各个地区的主观条件和环境不同，发展是不平衡的。
四、战略步骤
21世纪初期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必须分为两个步骤，即用“两个十年”的时间分步实施战略目标。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3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农村 城镇化
1 农村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概念
1.1 农村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是指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在经济结构、人居环境、人口素质等领域，由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化城镇经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城镇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国城镇化理论的二元性是指城镇化可分为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而农村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建制镇）和集镇（非农产业集聚地）的集中过程。总之，农村城镇化是指在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和现代化城镇文明广泛扩散的前提下，由于农村社区的居民住宅、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客观条件日益完善，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主观因素日益现代化，农村社区与城镇社区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甚至消失，致使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也能够享受到现代城镇文明，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都实现了城镇化的过程。
1.2 可持续发展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1995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定义为“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同年召开的中国“全国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给可持续发展下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点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其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相协调。总之，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它要解决的是人类发展的无限需求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基本矛盾。
2 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有首歌谣这样唱道：“市民笑，农民跳；农民笑，市民跳。”这是中国城乡矛盾、工农差别一定程度的反映。谷贱伤农，谷贵伤工。当前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处于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人均GDP绝对差距迅速扩大阶段，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总体局势不可能出现缩小迹象。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001年为1:2.91,2002年为1:3.11,2003年为1:3.2。造成差距扩大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那么，如何逐步减小差距扩大的加速度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速发展城镇化是一条重要举措。
2003年末，江西赣州市户籍总人口831.20万人，比年初增加12.7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71.98万人，占80.84%，比上年下降0.97个百分点，市镇人口159.22万人，占19.16%。赣州市共有283个乡（镇），乡镇数比上年减少10个，其中城镇数超过20个的有3个县市，具体分布如表2。
从以上统计资料看，赣州市属各县城镇化率普遍偏底，大部分处于20%以下，远低于全国的40%，平均城镇人口数在0.5万以下，小城镇数目多数在15个县以上。城镇数目少的县相对城镇化率较高，如章贡、大余、全南、定南，城镇数目多的县相对城镇化率较低，如兴国、赣县、会昌、瑞金。
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赣州城镇人口逐年增加，城镇化率也逐年提升，城镇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总人口增加的速度。
赣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对比。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723元，比上年增加548元，增长8.8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240元，增加49元，增长2.24%。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城镇为39.6%，农村为51.08%。年末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3328元，比年初增加492元。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0.83m2，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6.15m2，其中钢筋混泥土面积8.78m2。全市农村贫困人口22万人，比上年减少1.96万人。
存在的问题。一是思想观念落后。这种错误观念既妨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战略转移，也影响农村土地向非农土地的合理流向。二是城镇规模小，过度城镇化现象严重，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不明显。三是资金不足。一方面，赣南作为有名的革命老区，经济基础薄弱，绝大多数城镇都是“吃饭”财政，根本不可能对农村城镇化进行投资建设；另一方面，民间力量薄弱，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难以支撑城镇化建设。由于资金难以到位，导致城镇基础设施欠缺，城镇缺乏吸引力。四是城镇规划布局水平低，缺乏科学的农村城镇化体系，特别是一些地方城镇中出现的“一任书记一个样，书记走了全变样”的问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 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对策
3.1 转变思想观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理念
农村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中心，使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以确保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赣州市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牢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学习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实施农村城镇化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让他们树立市场竞争意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益。
3.2 严格控制农村城镇的数量，增强农村城镇国际竞争力
农村城镇化建设要摒弃传统的“小而全”模式，实现由数量型到质量型转变。我们必须加大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力度和强度，以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转移农村人口为目标，针对赣南人口居住分散的实际，可以以县为单位，规划5~7个中心城镇，扩大那些区位优势强资源条件好、人口规模大的中心城镇的管理权限和管辖范围，并采取优惠的土地、税收、户籍等政策，鼓励乡镇企业和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
3.3 多渠道筹集资金并管理好资金，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
为了改变当前赣州市农村城镇化建设资金短缺、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必须突破传统的体制与模式，探索适合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还要在有效的社会监督下，使有限的建设资金合理使用于最需要的项目上，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目前，赣州市农村城镇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有有偿使用土地的收入、乡镇企业出资、社会集资、上级政府补助、有关职能部门支持等。少数乡镇有一定的财政性投入，一部分乡镇从银行贷款投入设施建设，也有依法出租经营权筹资，开放民营投资与经营某些设施投资等资金筹措方式，部分城镇还可以采用城镇户口商品化的手段，即农民可以花钱买到城镇户口，城镇政府可以用卖户口的钱来搞建设，一举两得。另外，贫困乡镇的政府可以动员群众参加义务劳动，或以工代赈，以工抵交部分应缴纳的费用，使群众和镇政府都获得收益。
3.4 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构建个性化城镇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必须以规划为龙头，完善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还要有经营城市的理念，强化规划和经营，能够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单个城镇看，赣州市有不少城镇建设很漂亮，但如果将其放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就很难说这些城镇的布局是合理的。因此，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和思路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农村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4 结语
2004年9月16~18日，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在浙江嘉兴召开，这次论坛强调，我们应尽快打破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小城镇规划和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结合对赣州市属各县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分析，中国农村城镇化在未来的发展应坚持“完善、减少、发展”的三位一体战略，逐步提高农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加速全国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农村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家骆,李国凡,朱霞.小城镇建设管理手册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4
一、美国以“大都市圈”作为城镇化的主导方向
美国是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全国有50个州，3043个县，35135个市、镇（村），基本实现城镇（村）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美国实行市场为主导的开放式城镇化进程，完全打破区域间的隔离封闭，从全国整体出发进行城市规划，采取圈域经济“都市圈”模式，建立起由国际性大都市、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和中心镇等共同组成的城镇体系。
大城市优先发展是美国城镇化的主导方向。19世纪末，美国进入大城市建设时期。东部地区首先崛起，并以纽约为中心沿大西洋西海岸扩散发展。这一阶段，美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地区，形成了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四大经济中心，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全国经济呈现出一体化雏形。伴随工业化迅猛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利用，20世纪初，大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并形成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西部重工业区。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出现“大都市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地域界线，将周边地区纳入城市化轨道，并与中心城市融为一体，形成功能集中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住功能为主的郊区。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大都市区”发展进入更高层次，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区”的经济活动在地理上更集中，人口密度大幅提升，一体化程度更高，有力地推动了新兴工业的产生和产业群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最终依靠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形成了“大都市区”、城市圈或卫星城集中的城市带，并有效带动了周边中小城镇的发展，缩小了城乡间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处于开放并充分流动的状态，有效推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加强规划是美国小城镇稳步、健康发展的保障。美国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十分注重小城镇发展，不断出台、更新城镇规划，促进小城镇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小城镇发展规划始于19世纪末，是与美国的大城市建设一起发生的。最初，小城镇发展规划主要关注城市间的联系纽带和城市对农村腹地的辐射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小城镇进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体系，与此同时，大批小城镇主要分布在美国州际公路和市际公路主干线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划进行较大调整，小城镇发展规划强调功能定位的个性化，对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予以合理布局，每一分区的规划又必须服从该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同时还要与州、地区性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相衔接、相配套。无论是小城镇发展总体规划还是分区规划，都从长远出发，对公共设施的服务能力留有充分发展余地，并对以后需要重修、扩建的项目也在规划中一并考虑。此外，小城镇发展规划的法律约束性极强，不会因人为因素随意改变和调整。小城镇发展规划的长远性和法律约束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美国小城镇建设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使得美国小城镇得以健康稳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是美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前提。美国的交通发展经历了“运河时代”、“汽船时代”和“铁路时代”几次重大变革，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铁路发展为例，横贯东西的铁路成为联结东西部地区的大通道，交通运输结束了西部的封闭状态，使东部的人力资源、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充裕的资金被输送到西部地区，促进了西部农业经济专业化发展，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此外，西部农产品迅速运到东部，东部工业品流入西部，加强了东、西部地区间的贸易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形成。随着铁路的铺设和延伸，以及后来高速公路的网络化发展，原有的大城市得以迅速扩张，大都市区和都市圈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一批沿五大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建立的中小城镇也茁壮成长。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是美国大都市区化、都市圈以及卫星城城市带能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要素之一，也是区域性城市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过度郊区化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城镇化过程中过于倚重“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也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中心出现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等问题，城市郊区由于占地广、绿化多、空气清鲜、房价相对便宜，得到大多数人群的青睐，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开始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由此产生了美国城镇化进程中很典型的“郊区化”现象。到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许多城市的郊区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布局也开始向郊区转移。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和非都市区人口。郊区化虽然降低了人口密度，缩小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步伐，但过度郊区化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样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农田流失速度从平均每年110万英亩增加到310万英亩，十多年间增长了近2倍。过低的人口密度也增加了公共交通、教育、文化、警力等社会服务和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开支，许多州政府因此出现财政赤字。过度郊区化也造成汽车废气污染从城市蔓延到郊区，加重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伴随着过度郊区化，城市中心的衰落、大城市失业率上升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郊区化的蔓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精明增长”理念，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由政府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过度发展。
二、日本多层次、多类型城市协调发展
与美欧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城镇化在速度上很引人注目。1945―1970年，日本城镇化水平由27.8%提升为72%，年均增长1.77个百分点，一举跻身为世界高城镇化水平国家行列。高速度之外，日本的城镇化拥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大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规划。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问题，具体安排规划目标，再把规划目标化解为实施项目，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日本政府通过了《战灾地复兴规划基本方针》，明确规定要细化功能分区标准、强化对建筑物覆盖密度的管理。随后，又出台了关于土地利用规划、道路和公园等主要城市设施以及建筑规制等方面的规划标准。1955―1970年的15年间，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城镇化率也从56.1%急速上升到72.1%，日本社会全面步入城市时代。为防止部分城市规模过大、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全国均衡发展，日本政府开展了多层次区域空间规划，其中最有特色和最富有成效的空间规划主要有“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大都市圈规划”和“地方都市圈规划”。1970―1980年，日本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从经济高度增长期转入稳定增长期，城镇化水平从72.1%进一步上升为76.2%，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这一时期，政府编制了《第三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提出了“定住圈”构想，按区域分别制定人口、就业、家族、生产所得等定量目标，据此来协调各级城镇的发展。1980―1990年，日本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趋于稳定化，城镇化水平由76.7%小幅上升到77.4%，大量人口集中于东京大都市圈。日本政府于1987年编制了《第四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提出构筑“多极、分散型国土”，将“构筑交流网络”作为国土开发的基本目标，加快推进全国交通通讯网络建设，扩大生活和经济活动圈域，在形成便捷交通网络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国土均衡发展。此后，日本政府又修订了《城市再开发法》，启动了“再开发地区规划制度”，在城市规划过程中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由政府规划转向合作型规划，使规划目标更符合社会利益和民众需求。纵观日本城镇化发展历程，日本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不断制定并完善城镇发展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连续的规划体系，保证了日本城镇化的健康稳步发展。
二是积极发展农村教育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战后，日本政府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人口的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20世纪80年代，又普及了高中教育，使40%以上的农村适龄青年跨入了大学校园。此外，政府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为农村谋职者提供各种学习机会，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训练，使他们获得劳动技能并适应工业化所需的工作环境。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向城镇和工业转移，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大批熟练劳动者和技术、管理人才。可以说，农村人才向城镇集聚，是日本城镇化迅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三是通过卫星城和町村合并计划促进日本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日本坚持小城镇建设与大中城市发展相衔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网络，小城镇星罗棋布的城市化体系。一方面，日本政府将“母都市―绿化隔离带―卫星城”的发展模式纳入法定城市规划，大力发展城市圈。以东京城市圈为例，该城市圈以东京为中心，半径达100公里左右。在距东京市中心40―50公里的范围内，配置了12个卫星城，每个卫星城容纳10万人；在东京外廓70―80 公里的范围内培育了一批地方中心城市，每个城市人口规模达20万人；在这些地方中心城市的周边又配制了一批卫星城。同时，在母都市（即东京）内部，以20―30万人口为单元划分“单能都市”（即功能相对自立的城市组团），并在每一个“单能都市”的中心划定商业地域，“单能都市”之间则由楔状绿地或内环状绿地分割。上述发展模式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原有大城市的压力，也充分发挥了大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辐射作用，促进了大批中等规模城市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采取了“第二条腿走路”方法，通过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195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町村合并促进法》（“町村”即农村），使日本町村数从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相应从214个增加到641个。通过村镇合并，原有小城镇面积急剧扩大，各种资源更加集中，聚集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实现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协调发展。
四是因地制宜形成个性地域从而创建特色城镇。这在小城镇发展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有117个市镇村被政府指定为个性地域；90年代以来，先后又有22个具有历史、地理、风土、文化等不同特点的市镇村被政府指定为个性地域，成为个性地域的发展样板。以大分县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大分县发起了“一村一品”运动，鼓励运用地方资源生产本地产品，本地产品既包括农产品，也包括历史遗址、文化活动和旅游名胜等。大分县首府大分市西北20多公里处的汤布院镇是该县开展“一村一品”运动成功典型。汤布院镇充分利用丰富的温泉等自然资源，在保持土地原始形态的基础上，开发特色鲜明的旅游产业，带动了全镇经济快速增长。通过个性地域的发展模式，日本小城镇一改以往资源分散、结构趋同等局面，向地方化、田园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小城镇的地方文化和产品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浓厚的地方特色，不但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避免了城镇化过程中产业趋同、千城一面的现象。
三、拉美的超前城镇化带来“城市病”、“贫民窟”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拉美国家搭上了城镇化的高速列车，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1990年上升为71.9%，1997年进一步上升到77.7%，城镇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但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同期人均GDP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1/5―1/10，因此城市规模虽大，但发展质量普遍不高，而且社会问题丛生。
一方面，大城市过度发展引发了拉美“城市病”。1950―1980年，拉美进入城镇化加速期，城镇化率由41.6%提高到65.6%。拉美各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机会，增强大城市对移民的吸引力。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拉美的大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迅速提升，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由7个增加到48个；各国首都人口密度大增，普遍集中了该国总人口的40%以上，最高的达66%；墨西哥城的人口由30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圣保罗由250万人增加到1350万人，里约热内卢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由530万人增加到1010万人，都成为世界级超大城市。这些超大或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人口和资源，不仅对边缘地区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发展产生排斥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带来大量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形成诸如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水源被污染、交通堵塞、住宅拥挤、贫民区无序扩张、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
另一方面，工业化大幅落后于城镇化导致贫民窟泛滥。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城镇化水平，截至2000年，拉美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5%，但工业化率仅为30%。滞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满足不了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移民的就业需求。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低下，生活困苦，无法在城镇买房安居，因此只能通过非法“侵入”手段，在城市闲置土地上自建住房。这些自建住房因没有列入市政部门规划，所以政府很少对居住区内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导致居住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极度匮乏，逐渐变成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的贫民窟。拉美近40%的农村移民聚居在大城市贫民区，大部分居民都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更没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对社会不满情绪很高，因而买卖和猖獗，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四、外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得失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无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拉美国家，城镇化过程中都采取过带有“偏向性”的发展策略，即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这一策略尽管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但负面后果也十分明显，容易导致大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城乡差距拉大、过度郊区化等问题；拉美的教训尤其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城镇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容易产生“城市病”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城镇化不能仅靠中心城市的发展来单轮驱动，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当前应当更加注重发展地区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仿效日、韩等国建设“大城市―卫星城―小城镇”的城镇网络体系，既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也积极发展各类小城镇，从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第二，制定长远的区域和城镇发展规划。国土与区域发展规划是政府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美、韩等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十分重视国土、区域和小城镇发展规划的制定，并根据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完善各类规划。科学的规划可以确保城镇化有序、稳定推进。我国土地资源少，城市用地与耕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建立完整的国土、城镇规划体系，根据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面临的具体问题确定规划目标，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民众意见的基础上科学编制规划，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宏观管理，合理布局城镇和产业体系，把握好集中与扩散之间的度，减少资源浪费，确保城镇和经济发展稳定有序，避免走拉美城镇化发展的老路。
第三，进一步发挥好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管理调控职能。我国与日、韩等国都具有东亚文化的共性，政府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非常突出，政府干预在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发展的宏观管理，一方面通过投资、税收、土地等政策引导城镇发展建设，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承载能力建设，提高城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积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进程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尤其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适时调节城市发展节奏，既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又防止部分城镇盲目发展。
第四，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配合城镇化进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都证明了，交通对城镇尤其是城镇网络的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在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考虑到我国国土辽阔、平地少山地多、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现实，我国城与城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交通条件还亟待提高。今后可以适度超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兴建或改扩建更多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支线机场，进一步完善交通系统结构，提高省际、市际、县际的道路通行能力和速度；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营和管理水平，加强各种交通手段间的无缝连接，形成全国便捷的交通网络，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扩大生产生活的圈域，全面提升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5
一、潮阳市环境质，现状
近几年来，我市的环境质量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恶化，我市境内练、榕二江的水污染日趋严重，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练、榕二江主要以有机污染为主，其中练江的水污染更为严重，练江流域每年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占全市的97.59%。据1999年监测显示，练洋山桥、和平桥、海门湾闸这三个监测断面在枯、丰、平三个水期时有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和非离子氨等多个项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标，尤其是枯水期更为严重，个别项目达到地面水五级标准。榕江水质现正在逐步下降，前景不容乐观。由于我市地处东南沿海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到海洋性气候的影响，终年雨量充沛，因此我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较为良好。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市燃料煤、燃料油的消耗量正逐年增加，工业废气排放量也随之逐年增加，大气环境质量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潮阳市环境恶化的原因及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使潮阳市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严重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制约了我市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方面问题:(一)重视工业发展，忽视污染防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截至1998年底，全市共有6310家乡镇企业，主要行业有纺织、服装、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在这些行业中有一定数量的印染、造纸、电镀、砖瓦窑等重污染企业。由于许多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淡薄，受重视经济、忽视生态，重视发展、忽视管理，重视近利、忽视远虑的短期发展行为影响，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为代价，对这些污染企业在建设时不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导致项目建成后，污染随之出现。而且许多企业主对这些现象仍坐视不理，为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采用廉价燃料而致使污染进一步扩散加重。虽然自1995年以来，潮阳市委、市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把整治练江水污染提上政府议事日程，成立了专门机构整治污染。市环保局也加大污染综合整治力度，对全市的重污染企业进行专项整治，并通过加强建设项目的“三同时”制度管理来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但是由于运行费用较高等诸多原因且我市的环保监督管理力度不足，各镇环保机构未能配套完善，全市管理网络未能完善，上下管理出现漏洞，使大部份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偷排或闲置废水治理设施的现象频频发生，使工业废水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导致各河流水质未能得到很好改善。另外，我市有关部门也缺乏统一指挥，未能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未能切实落实环保第一审批权，未能有效地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从而使我市的排污总量无法控制在一定水平。(二)练江上游普宁市河段的污染依然存在。据有关资料显示，练江上游普宁市境内有一定数量的漂染、造纸、电镀等重污染企业，大部分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没有或未能很好配套完善，污染防治设施也没有很好的管理，导致了大量工业废水未经处理或不彻底处理而与生活污水排人练江，给练江水体带来一定的污染，增大了水体的污染负荷，使其自净能力显著下降。对于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已高度重视，经省环保局牵头于1995年6月组织了揭阳、汕头、普宁、潮阳四市有关部门协商，确认了青洋山桥这一交接断面，并制订了水质管理标准。1999年12月，为确保全流域有关市(县)的联防联治，省政府委托省环保局在普宁召开练江流域水质保护规划工作协调会，由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制订有关的水质保护规划。但据有关监测资料显示，青洋山桥交界断面的水体中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多个项目仍超过广东省跨市河流边界断面水质的In类控制指标，未能按规定要求进行交接。(三)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缺乏有效的处置。潮阳市的工业比较发达，人口众多，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我市市区现阶段所采用的处理办法只是集中式填埋以及小部份堆肥，缺乏高效处置方法，而我市土地资源紧缺，垃圾填埋场也难以满足大量垃圾的需求，造成许多垃圾被乱堆乱放或直接倾倒人江河。我市境内的江河两岸垃圾成堆的现象彼彼皆是，特别是贵屿镇由于大部份人从事收旧利废这一行业，使其成为大量工业垃圾的聚集地，对废弃物的处理更是一大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江河沿岸垃圾进入水体，阻塞了河床，特别是一些难以降解的有机物如泡沫塑料等更是长年累积下来，而且大量水生植物滋生蔓延，造成河道不畅通，江河水体富营养化，降低了水体自身的净化能力，导致江河水污染日趋严重。(四)水资源紧缺，缺乏冲污能力。我市水资源总量为12.71亿立方米，人均占有资源量为610立方米，是广东省平均值的22%，水资源相对短缺。练江各支流中上游的水库成为饮用水源，只有极少量作为农业灌溉用水，减少了各支流的水流量，而我市境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仍是空白，全市每年2亿多吨的生活污水以及960多万吨的工业废水源源不断的流人各支流，且全市境内每年1817多吨农药用量，造成残存农药在土壤中形成渗流进人各支流，使各支流成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污水的集散地，造成各支流的水污染日趋严重，现在练江支流北港、、西港的水质已明显恶化。我市环境质量的变坏，严重影响我市经济的发展。水污染的加重，使我市的生活饮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用水严重紧缺;水体的富营养化也影响了江河的渔业生产;水质的变黑变臭及垃圾成堆的现象也严重的阻碍我市旅游资源的开发;由千河床垃圾的堆积及水生植物的繁殖，使河床变浅河道不畅通，影响内河航运的发展;另外，我市砖瓦业的发展既带来了大气污染也使土地资源严重破坏，使我市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经济无法进一步发展。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6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