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论文范文1
1.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
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即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通过实施主动进取的公共政策，推动实现特定制度发展性更新的行为过程。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由于新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实现的，因此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主要是：（1）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创新。（2）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3）通过修改宪法来促进制度创新。（4）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壁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5）改变宪法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创新。（6）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创新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7）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
从政府功能的角度来说，由于国家具有暴力上的比较优势（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1页），它能够维护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因而代表国家的政府也就成了当然的制度创新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同时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在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它能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整个社会行为主体和行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并且，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因此使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即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代替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般在下列四种情况下，由政府来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适宜的：1、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稳定，但整个市场则处于低水平。2、当潜在利益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力的阻碍时，个人和其间的自愿合作团体的制度创新可能无济于事。3、实行制度创新后的收益被那些没有参与创新的人所享有，那么个人是不愿承担这笔费用的，因而制度创新由个人和个人自愿合作团体就是不可能的。4、当制度创新不能兼顾所有人利益时，或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挫时，制度创新就只有靠政府了（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因此，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
（1）政府制度创新的制约条件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和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必须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它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相结合的产物。下面是影响和制约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宪法秩序的影响。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了制度创新的总方向，宪法秩序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动力。它有可能促进创新，有可能阻碍创新。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制度创新另一个主要的制度环境，是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与制度创新的反差越大，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制度离不开文化，最早的制度形式是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某种制度本质上是某种文化模式化的结果，制度变迁常常从文化结构的变化开始。文化结构模式是行为模式的潜在形式，它决定了行为模式的基本走向。
每一项制度创新都要花费一定成本，制度创新受实施和预期成本的影响，一些好的制度创新因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政府在制度创新时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成本与效益，而且要考虑政治层面的成本与收益。如果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政府会维持那种无效益的制度不均衡。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外，还要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备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者的成本极高。如果实施机制不力，一项制度创新就难以顺利推进。
制度也是一个知识载体，现有知识积累是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改进人的有限理性和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整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常常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了解人类学习的过程有利于提示制度变迁的轨迹。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知识存量，人们的知识存量增加了，制度变迁相对会提前，反之就会延迟。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宏观制度创新的主体——国家机关——的职能与权力集中于政府；立法机构将相关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律）的立法权转于政府。政府还取得了准司法的执法权，集决策、立法、执法于一身。此为政府主导之主要表现。政府主导使政府摆脱了既定法律制度束缚，减少了决策、立法的环节，有利于改革急需的新制度的出台；而且，政府有一定的执法权，加速了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政府主导地位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合理运作和制度创新过程：
首先，政府立法权的集中导致立法单一，层次不明，结构混乱。因为政府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即力求短期政绩的出现，法规多集中于刺激性、鼓励性的规定；或为维护市场的暂时太平景象，出台强有力的市场管理措施，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立法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市场的健全发展；
其次，政府对于市场仍要执行其固有的管理职能。在政府主导模式中，这一管理职能得以强化，管理范围从市场主体准入的批准、市场风险的预防、市场风险的遏制到事后补救，政府的管理行为无处不在。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保护者。管理不仅未趋向宏观、间接、外部管理的目标，还朝相反方向运作，从而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第三，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导致政府职权滥用，大量“寻租行为”与“黑幕交易”产生，一方面造成市场主体间竞争的不公平，扭曲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官商结合进一步阻碍政府对市场之职能的合理化转变；
第四，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法律是政府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政策的多变导致法律的多变；另一方面，立法形式很乱，法规与决定、指令区分不清，不仅折损法律的权威性，导致市场短期行为增多；而且法律透明度差，与法治经济之宗旨不符；
第五，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应随着市场的发展由多变少，由强减弱，即在推动市场发展同时，逐步指导和协助市场建立起自律制度，以形成自我约束的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干预呈增多增强趋势，政府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市场行为决定于政府行为，市场越来越难以脱离政府独立运行。宏观制度创新未带动微观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过程的扭曲导致创新结果的偏颇。
二、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不足的弥补
由于存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预防及消除如前所述政府的消极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既然人们不能没有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在于政府在制度中进行恰当的定位，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并注意制度规划和方式的选择。
1.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
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是单一的，其它创新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创新活动的结果，未能形成与政府之间产生互动的多层次创新结构，不利于发挥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一方面，宏观制度创新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主体之间应明确立法职权，各司其职，有助于互相制约、作用的多层次法律系统的形成；另一方面，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协调与合作机制，保障制度创新的合理速度。在这一结构中，政府只是创新主体之一，受其它国家机构的制约。政府的作用在社会改革的初期最为重要，是启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因此适当扩大政府的职权使其易于突破既定制度的束缚，加速新制度的出台；组织人力尽快完成新制度或发明的设计或选择。但随着变革的进行，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受其它创新主体及其创新制度制约，作用也发生变化，从而与其它创新主体配合，完成创新过程，达到创新目标。
构建多元主体制度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合理地，适度地制约政府权力。这一制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政府立法权限的限制。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前提；第二，行政机构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保障；第三，确认和切实维护公民及法人等组织的司法权力，以权利对抗权力。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基础；第四，改革政府机构，更新政府行政观念。此为政府机构对立法、司法等机构及社会民众之要求的回应，也是政府行为的自律。
2.为保证政府制度创新顺利进行和整体效能，还应在制度规划和方式选择上注意以下几点：
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并重。政府制度创新不只是针对正式制度而言，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式制度的完善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或不相容时，正式制度难以实施，很多正式制度“移植”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政府制度创新如果获得了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可以大大减少其创新成本和实施成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其自身的权威性和新制度的合法性。
中央制度创新与地方制度创新并行。中央和地方各自有制度创新的职责和优势，相对而言，中央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但也不能忽视地方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具有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权力，相对于其他微观主体有更强的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当然，由于地方政府有不同层次，它们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同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中央政府要正确引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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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分推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达到了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制度设计目的。但是制度安排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制度变迁成本分摊采取的向后累计推移目前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制度化的成本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沿未制度化的成本又亟待制度化。可以说当前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创新成了整个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就无从着手。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一般分析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类型
1、制度实施后成本。一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有两层意思，制度变迁主体的政治风险和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租金，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二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的成本。
2、制度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这部分成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改革主体直接相关的应内部化，与改革主体不直接相关的可以向外部转移，剩下的由政府从制度变迁收益中予以开支，改革没有成功的由政府完全承担。一是交易成本。二是协调成本。三是试错成本。四是组织实施的预期成本。五是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设计成本是在原有制度内酝酿、设计安排新制度应该花费的费用，这部分成本要在改革期间予以消化，这种消化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消化，打入旧制度的废弃成本中；另一种方式是在新制度建立后由新制度的收益一次性解决。制度设计成本不能向后推移累计，也不能由改革各主体分摊，更不能制度化。政府是制度设计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的一般分析
从上述二类六种制度变迁成本来看，前三种成本要么在改革初期予以分摊，要么予以制度化，要么向外转移，只有第四种成本，即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才有可能向后累计。改革决策者在非制度化的成本与制度化的成本逐步解决还是向后累计的搏弈上，一般倾向于后者。而后者在分摊方式也有多种选择。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有多种方式，如制度化、向外转嫁、向后累计，改革主体内部化。对于改革主体来讲有向后累计或者制度化的偏好，对于改革客体则偏好向外转移。
1、内部制度化。内部制度化就是制度变迁的成本由制度约束和规范对象来承担，即由改革微观主体来承担，就是对制度变迁初尚未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重新用制度来规范，并由微观主体来承担。这种方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微观主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与改革初制度化相比，反对的程度较低，实施成本较低，是一种较理想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的分摊方式。
2、外部制度化。外部内部化就是由政府自己来承担，政府来承担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予以解决。政府承担就是的把相关制度的成本通过制度来规范，使成本分摊多元化（即全社会成员来负担，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外部内部化也就是把成本社会化），减少制度相关微观主体的负担。
3、向外转移。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向相关利益主体以外的人或者利益群体来承担，这种方式必须是“内部人”与“外部人”有一定的利益联系，“外部人”通过承担一定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能名极大的增进自身利益。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帮助建设基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就属于这种类型。
4、政府一次性予以划转。就是把过去累计的成本，完全由政府一次性承担。如1998年粮食制度改革，各个粮食企业的亏损，挂帐停息就是由政府来承担。这种方式解决要政府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
5、契约交易：即以制度未来的潜在利润换取制度累计成本。新制度的供给是因为有潜在利润或者租金的诱因，对于无法分摊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决策者可以出售潜在利润或者租金，来换取累计成本的化解。如农村公共品制度的累计成本就可以通过，出售公共品的潜在收益来分摊制度变迁成本。二、当前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障碍了新制度的供给
上一轮农业制度变迁成本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制度化，由农民自己承担；二是向后累计，由以后的制度收益来弥补；三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地方“土政策”，转由农民承担。制度化的成本本身就构筑了成本内在化的累增机制，向后累计的制度成本已经达到了制度变迁的极值点（或者临界点），非化解不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几乎成了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转嫁费用的“吸纳器”。
（一）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已经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1、统筹提留合法性和计提标准、方法受置疑.一是统筹提留费用从理论上讲，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是地租，但是统筹提留中有些费用，如教育费附加，道路维护等费用，农民已经以税收的形式向国家交纳了，如果再以统筹提留的形式出现，就在实事上造成了重复纳税。二是统筹提留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缴纳基数，造成了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均衡。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五等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后发现，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较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负担率分别为9.21%、6.59%、5.19%、4.03%和2.52%,呈现出收入越高负担越低。三是基数确定不科学，乡村为了保证支出，往往夸大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统筹提留负担远远要比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要高。
2、传统的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由改革后的市场微观主体承担已难以承受。我国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再适时推进政治改革。但是二十多年来，农业经济制度改革可以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步，但是我国的有关农业的政治制度除把农村这个名字改为乡镇外，其他的则很少变动。传统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但是依然照样运行，其庞大的运行成本，即乡镇机构的运转费用全部由已经市场化的农民承担。乡镇政权作为一级政府，虽然当初设计安排时所采取的的“实县虚乡”做法，但是目前实实在在是一级政府，庙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人员比较多，大的乡镇200多人，少的乡镇也有70-80人。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只有乡镇这一级政府的经费是完全来源于农民，而且不是以税收形式，而是以费的形式来征收。而农民所交纳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因生产经营应尽的义务，按理说农民已经完成了纳税义务，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行政费用。但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留给乡镇，而是上交逐级留成，县、地、省各得一部分，乡镇完成了工商各税后只能得到所谓具有行政编制的不超过20个人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乡镇站所则是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向农民征收经费的理由是乡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理应征收“地租”。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土地是乡村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的成员，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乡村只是一个所有权人，实际所有者农民就还得通过交统筹提留（即地租）来使用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收益给人来享受。如果我们再讨论，如果土地属于村级所有（目前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村集体），村是所有权的人，而乡镇是一级政府不是人，有什么理由还要收取类似地租的统筹费用呢。因此，既然国家已把乡镇定位于一级政府，而农民在交纳税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的行政管理费用。
3、地权改革而导致失业、社会救济救助和社会保障费用内部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如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也就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由农民自己承担，而国家却置身事外。国家要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并且还要农民领国家的一个义务制教育的“人情”。现在农村中小学生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2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第二轮土地延包农民并不热心（土地增量制度变迁累增成本过高）。中央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再延长30年后，并没有象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一样欢呼鹊跃，农民不仅不想续签合同，领取土地使用证，反而连现有的承包土地都不想要了，农民不要土地并不是农民很富有，也不是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多了。农民现在还只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而已，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和就业的最基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土地大量弃耕的现象，笔者认为是土地制度变迁成本累增过多所致。
（二）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农民已经不堪重负
1、“两工”。农民社会（家庭之外）付出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还存在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制度。当前，农民有相当大（家庭之外）一部分劳动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积累工制度（农村简称“两工”）。不仅“两工”的价值不能实现，而且“两工”制度还成了乡镇两级平衡财政收支的调节器，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乡镇两级在年初确定预算时，统筹提留与实际支出缺口的差额就在“两工”上想办法。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义务工和积累工有水利工程就收，没有就不收，而且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现在成了一项刚性收费，有无水利工程都要收取，几乎成了农民负担的“无底洞”。
2、农村公共生产费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国家应该承担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比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基本建设年久失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就代表国家向征收农田水利维修建设资金，从而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费用由农民来承担了，这是未制度化的成本。另外，由于水利设施的处久失修，就使得农村公共生产费用直线上升，加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
（三）向后累计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分摊临界点。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本分摊方式极不合理，累计的成本也非化解不可。1998年国家为了甩掉粮食体制改革的财政包袱，继续实行省长负责制，建立多级风险基金，把本由中央财政负责调控的责任转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负担，而且以地方为主，向地方恩嫁负担；而且规定1993-1998年的粮食亏损由地方在一定的年限内予以消化，把因国家政策造成的亏损转嫁给地方，同时对没有消化完的粮食亏损予以挂帐，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这个亏损也会由所谓的顺价销售最终由农民承担。
2、庞大的教育达标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乡村两债务。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农民转嫁来予以化解的。这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创新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一）成本分摊的原则
1、受益原则，在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摊。因为前一轮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成本基本上实现了创新主体（即农民）内部化了。这主要是考虑当时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农民承担改革成本也不会影响其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当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的处境比较艰难，如果创新成本全部由农民承担，创新必然不会得到占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导致创新失败。因此，如果制度涉及到了多个受益主体，创新成本应在多个主体中均衡分摊。
2、分类原则。一方面，对过去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要下力解决，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向后推移了。可以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农民自己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增制度变迁成本要根据受益原则和支农原则，予以制度化。
3、国家和非农产业为主的原则。如果只涉及农民本身，则国家要与农民共同分摊。时机成熟后要适时引导“以工补农”，把改革成本由农业内部向外转移。
4、逐步消化原则。虽然农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对于二十多年累计的制度成本，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分摊，要逐步分摊。
（二）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具体分摊方式
1、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制度，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减少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的分摊。公共产品筹集主体要多元化，不能完全由农民负担。因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过去由农民自己承担有其不得已的合理的一方面（国家的非农发展战略）。但是面对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持续递减的局面，而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国家必须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一早就应承担的职能。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2、国家要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目前由于我国仍然没有考核农村的失业问题，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即家庭承包责任制来予以强制内部化，国家根本不支付农民过剩劳动力（即实实在在的农村失业人口）任何费用。“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把九亿农民甩在一边。这些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也应考虑把这部分由农民支付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费用要外部制度化。九年义务制教育目前城乡两个样，在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费用完全由财政来负担，而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却要自己掏腰包。因此从政策的公平性来讲，这部分成本必须实行外部制度化，由政府负担。另外，以前因为学校升级达标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债务），国家要视乡镇的财政状况，予以适当支持或者补贴，因为这部分成本本身就应由国家支付。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衡经济时代对传统的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传统的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必须进行创新。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要正视传统、抓住机遇、勇于创新。
一、企业组织制度与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的涵义
1、企业组织制度。企业组织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有关企业的规则、程序和行为的规范，它能约束追求企业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行为。简言之，企业组织制度是企业组织运行方式的原则规定，是对其成员的责、权、利关系的合理界定。因此，企业组织制度基本功能是提供企业相互影响的框架。
2、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的，就是企业组织制度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机制。这两者的关系是被执行与执行、动态与静态的关系。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是一个调节力量，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系统各管理要素的运行提供动力，即解决动力源问题，其作用体现为推动和吸引;另一方面是制约企业系统各要素运转的轨迹，即解决规范问题，其作用体现为控制和调节。企业管理活动过程中形成了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纵向、横向、有形、无形的系统。大系统由众多的子系统构成;众多的子系统又由更多的小系统组成。它们整体在时间、空间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都有自己运动发展轨迹，并按规定的轨道运行。
二、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及特点
与古典企业组织相比较，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组织规模较大，这种企业“将许多单位置于其控制之下，经营于不同地点，通常进行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处理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因此，钱德勒称之为“多单位企业”。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是组织与协调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确保企业日常运行的稳定高效;二是怎样策划与选择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并筹措与分配资源来实现这种战略。为解决企业面临的这两个问题，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使内部组织结构中，有解决不同性质问题的不同管理层。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先后采取过三种不同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第一种是控股公司(holdingoam-PAY)简称H型结构;第二种是集中的，按职能划分部门的结构或一元结构(unitarystnrchrre)简称U型结构，第三种是多分支单位结构(ltidivisionalstnic-:tore)，简称M型结构，即人们现在用得最多的事业部制。
1,H型结构较多地出在由横向联合而形成的企业中，这种结构运行机制的特点是:(1)各分公司保持较大的独立性。(2)各分公司执行不同的经济功能，总公司的控制和协调通过若干委员会的职能部门来进行。
2,U型结构运行机制特点是:(l)有利于企业集中有限的资源，按总体设想，投资到最有效的方向上去。(2)有利于产供销各个环节之间的紧密协调。这:一点对于纵向一体化的产品相关度很高的企业来讲尤为重要，因为把原材料供应、成品制造以及销售的不同环节结合到一个企业之中来，本来就是为了克服市场交易中的高额费用，以及享受财务、广告等业务上的规模经济效益。
3,M型结构运行机制的特点是:(1)企业总部与中层管理者之间分权为特征的事业部分权结构。这是一种被企业界普遍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企业组织制度的运行机制。(2)分支公司通常是半自主的利润中心。按产品、商标或地区来设立，各分支公司通过下设的职能部门来协调从生产到分配的过程，在它们之上设有一个由高层经理所组成的、由许多财务和管理人员协助的总办事处。(3)总办事处一方面负责监督、协调各分支公司的活动，并评估他们的成绩，另一方面负责整个企业的资源分配。这样，就使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能实现了分离，完善了决策劳动的分工形式。(4)高层经理得以摆脱日常经营工作，集中精力从事长期的战略性的经营决策。
三、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关系以及给传统国有企业带来的机遇
1、什么是新经济?
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指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并上了新台阶的经济，是适度增长并持续发展的经济。其主要内容就是知识经济。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完整的定义。
2、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关系。
新经济与旧经济是辨证统一的关系。(1)旧经济是新经济的基础。旧经济为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等。人类社会由采集经济进人农业经济，又经过产业革命，由农业经济进人工业经济时代。现在，通过科技革命，又迎来了新经济时代。在这样一个必然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前者为后者都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的。(2)旧经济有待于发展到新经济。旧经济在经历自己的鼎盛期后，必然有一个相对衰退的过程，面对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面对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大潮，旧经济只能选择发展，从一种消极状态发展到适应猫要的另一种积极状态，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必然选择。(3)新经济与旧经济是统一的。所谓新经济旧经济的区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机械的分界线。另一方面，旧经济和新经济的相对区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中，并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状态，两者高度统一，谁也离不开谁。
3、新经济给我国传统国有企业带来的机遇
不可否认，我国传统国有企业当前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新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经济的兴盛也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在某种程度上说，机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平等的。发达国家为了实现从工业化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变，需要改造庞大的基础设施，而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实现这种转变。所以，新经济对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来说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可以利用新经济实现现代化目标，时间比发达国家要短得多。第二，在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时就直接建立起新经济时代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从而实现某种超越式发展。
四、传统国有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创新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隶属于政府部门，使企业组织制度政府化，运行机制行政化。(2)企业资产实际归政府部门所有，企业不能排他性地占有、支配、使用企业资产，使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独立性。(3)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与国有企业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使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无法真正自由运行.(4)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与国有企业产权模糊性的矛盾，使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缺乏活力与灵活性.(5)市场经济要求社会财富大量集聚，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与传统国有企亚运作成本高昂的矛盾，使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经济安全保障.
长期以来，政府集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于一身，各级政府都在办企业，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国有企业的财产为国家所有，而且重大事项也由政府代表企业决定，所有权与经营权混为一体，整个政府就像一个董事会，企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经营者看来，那些重大问题既然已由政府决定和批准，自己还有什么责任?有了业绩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经营不善的后果却有足够的理由推给政府，使企业负盈不负亏，政府陷入了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另外，政府要求每个国有企业要有相应的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各自办一个“小社会”。从职责上看，每个国有企业又像一级政府，要承担许多经营性任务。当企业领导者站在经营者立场考虑问题时，他要追求最好的经济效益，排除各类与生产经营无关的事项，降低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当他站在“小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间题时，就要保一方平安，保证职工就业岗位稳定，保证离退休职工安度晚年，保证职工及家属的生活福利、医疗、住房条件年年有改善，甚至保证职工子女就业。这种互相矛盾的双重目标使得企业领导者不知所措，而往往来自职工的现实压力冲淡了他们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使企业不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无法使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合法有效地运行，企业内所有者代表缺位，难以形成动力和约束机制，更加难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政府远在企业之外行使所有者职能，企业内并无所有者代表。对于每个企业来说，来自所有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压力并不强烈，来自所有者的监督更不严格。由于既缺乏来自所有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强大压力，也缺乏来自所有者规避市场风险的有力约束，因此国有企业中屡屡出现有损所有者权益的非正常行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在提出政企分开的情况下，厂长(经理)的身份是代表所有者还是经营者?这个问题含糊不清，使得厂长(经理)往往看部门领导的脸色行事，只顾领导“满意”，并不真正关心经济效益。基本上不按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来运行，在这种运行机制一，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经营过程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运行过程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风险机制，企业被内部人控制、国家所有者被架空的事例层出不穷。超级秘书网
2.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创新
(1)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创新的原则。A、以产出为中心，而不是以任务为中心。B、让那些需要得到运行机制支持的人自己来运行组织制度。C、将信息处理工作纳人产生这些信息的实际工作中去。D、将各地分散的资源视为一体。E、将并行工作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联系他们的产出。F、使决策位于工作执行的地方，在运行机制中建立控制程序。G、从信息来源地一次性获取信息。
(2)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创新要点。A、面向企业运行机制。B、合理使用信息技术。C、循序渐进.;从量到质。D、摆脱“科层制”。E、面向市场需求。
(3)、企业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创新的基本要求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4
关键词：行政发展；制度创新；行政建设
行政发展和行政建设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基础，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现代化过程。它意味着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和变革，而是不发达行政管理系统向发达行政管理系统变迁的过程，是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发展过程中在行政管理领域发生的正向治理变迁。当代中国的行政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政府治理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过程，是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发生的正向变化和进步。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才能实现。
一、制度创新是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建设伴随着其他各项事业的长足进步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行政体制改革在不少方面稳步推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建立在单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过度集权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同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巨大变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相适应。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相联系，或其直接、间接造成的一些弊端，需要通过行政改革和行政建设来消除。同时，行政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稳步推进行政建设来解决。但很明显，新时期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建设，已不可能继续固守苏联模式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
苏联模式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我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虽然有所创新，但是总体上也是按照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对于这种模式，不能全盘否定。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理想和信念的问题，它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制度稳定和社会稳定。因为尽管这种模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是在这种模式而非其他模式下，我国的行政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且迄今为止，这种模式依然维系着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团结、政权的稳定。
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对于现代中国而言，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因国情不同，前苏联那么做或许可以，但是我们一旦照搬这些做法就始终水土不服；二是因时代的变化，一些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做法当时或许是正确的，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不能再延续下去；三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许多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本身就不健全、不完善，在一些方面仍存在制度缺失、法律缺位，为此，必须加快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苏联剧变固然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同时，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少弊端和问题也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创新行政制度，进行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的大胆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西方的行政思潮、行政理论开始在我国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由于对西方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了解并不系统、不全面，由于对本国国情也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些人主张完全抛弃现有的行政体制，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不可否认，西方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相对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主要发达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富有成效：在当今世界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它毕竟产生于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度里，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原封照搬这种行政体制和行政模式的。过去我们原封照搬苏联行政管理模式遭遇过挫折，今后如果我们原封照搬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同样不会有好的结果。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即行政建设，一方面不能继续固守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行政发展和行政建设道路，实现制度创新。坚持走这条道路既没有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具体制度作依托，只能依靠制度创新。我国行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致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与现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行政建设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在经济成分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我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又出现了如何驾驭利益主体多样化的社会、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等问题。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科学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显然。依靠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和行政管理模式，很难应对新的挑战和各种社会问题。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思维模式，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和各项具体制度、机制。才能勇敢迎接挑战。从容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二、制度创新是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核心
行政发展即行政建设。是指行政观念更新、行政结构合理、行政制度完善、行政行为规范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的个人行为。”制度创新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制度的变革过程，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惯例的进步，并改善个人、组织与其外部环境，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有更大提高。可见，制度创新在整个社会创新体系的运行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一般认为，根据一定时期内的主要推动因素，可以将国家发展分为资源推动型、技术推动型和制度创新型三种类型。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制度创新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能产生持久的、深远的推动，并能使资源和技术进行更有效的配置。产生尽可能大的效益。
制度建设尤其是制度创新是行政建设的核心。一方面，制度创新是促进行政建设和行政发展的关键因素。行政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办法，继续适用旧的规章制度往往很难解决。最终要依靠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来解决。从行政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是不可或缺的。而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正，须臾离不开行政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行政建设和行政发展的成果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来巩固。行政发展，包括一些促进政府和谐的想法、作法，一些有利于提升行政效能的重大举措，如果不及时转化成新的制度，就有可能由于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行政建设和行政发展的成果只有转化成具有法律地位的行政制度。才能持久、稳定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行政建设内部结构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分析，制度创新对于推动行政发展和行政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度创新有助于更新行政观念
行政观念更新是行政建设的重要基础，它包括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心理的进步，如确立社会公正、依法行政、合作治理的观念。我国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体制，等级观念和君权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价值体系和集权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其中很多消极的因素不仅没有清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强化。建国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行政管理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和价值取向。按照这种思路，政府可以包办一切经济事务、社会事务。事实证明，这种思路并没有自动带来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在推动行政发展与行政建设中须臾离不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众所周知，观念更新仅靠观念自身的动力和力量是难以实现，必须通过观念之外的动力和力量。首先是制度创新来推动、实现。因为行政管理和行政建设中的任何创新如果能够形成制度，它就不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即使政府领导班子或领导人更迭也不会轻易地被取消；而且会产生一定的惯性，逐渐被人们默认为惯例，时刻对惯例保持一种特殊的尊重：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自然也会促进行政观念的更新。当然，更新行政观念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
其二，制度创新有助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经过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效，但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要求来看，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仍然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政府职权划分不明确；政府机构总量仍然偏多：政府机构序列设置不够科学、不够规范：经济管理部门所占比例过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所占比例偏小，不能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层级过多，不符合现代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中央及省以下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条块矛盾突出。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切实解决政府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其三，制度创新有助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任何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包括各类具体制度，都要经历建立、健全、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且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全过程。当然，有些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会走向衰败、瓦解，这需要另加讨论。在行政发展的进程中，行政发展与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的。行政发展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制度创新既是行政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发展的必然产物；行政发展推动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促进行政发展。行政发展的过程就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既是行政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行政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成果。制度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旧制度被新制度取代，低效率制度被高效率制度取代，劣质制度被优质制度取代的过程，这一过程自然有助于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其四，制度创新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
我们知道，公正是一种基本的、正当的社会价值，公正性是人类社会制度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之一。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社会生活冲突的背景，也使得社会公正符合逻辑地成了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其实，社会差别与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提倡社会公正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社会差别，而是期望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合理有序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社会公正应该成为行政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首要责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构一个较之以往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众所周知。公正的社会秩序只能通过基本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行政管理制度不能保证社会公正，那么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要真正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善治社会，各级政府和行政部门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制度创新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
正如同志所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行政建设方面，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社会活力激发不起来，一味靠照搬前苏联模式或西方模式，就永远难以摆脱政府治理治理能力低下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个不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的政府，难以称得上是有效的政府。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行政建设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激发社会活力与推进行政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法制基础，具备相当的制度创新能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高效政府。
三、当代中国行政发展中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当代中国行政建设将如何进一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需要的课题。笔者认为，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
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否则就谈不上任何制度创新。一方面，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其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因为相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行政发展具体状况而言。其中有些论述显然不适用，不能用来指导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要科学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会用新眼光看新问题，学会从丰富多彩的行政实践中总结和提出新的行政理论，学会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丰富行政理论。
其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注重总结实践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各地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其中既有行政建设与改革的经验，也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经验。在行政建设与行政发展方面，广泛涉及政府决策机制改革、政府执行能力建设、行政问责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评估的开展等。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各级行政机关的实际工作，有些则直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但遗憾的是，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还没有及时上升为制度，不免大大限制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我们只有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注重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通过民主的、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制度，才能在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长期地、稳定地发挥作用。
其三，正确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任何创新都有继承性，不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尽管我国古代行政建设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加以批判性地继承。实现“古为今用”。新中国成立后，同志深刻认识到民主和监督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在执政期间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公务员制度：同志在执政期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热情为老百姓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同志自担任中央总书记以来更是前所未有地促进社会公正，倡导社会和谐。务实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高效政府建设。对于这些经验和制度安排，都是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必须坚持和继承的宝贵财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考察、认识这些宝贵财富，积极将国外经验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
其四，正确处理行政改革、行政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辨证关系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动，没有社会的稳定不可能实现任何行政发展。而深化行政改革。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实现行政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行政改革又是推动行政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行政发展是目的，行政改革是动力，社会稳定则是促进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今后，我们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谐。
其五。坚持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
改革是对各种利益和权力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引起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必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必须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我国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分步实施的做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确保改革循序渐进、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指地方政府在管理本地社会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度变革的过程，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惯例的变化过程，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的动力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两难处境，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发展迫切要求政府顺应潮流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地方政府本身成了制度创新的对象，要触动原有的利益刚性，因此地方政府会“动力不足”；公民社会的弱势又不足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大的动力，所以制度供给短缺，满足不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需求，直接制约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还是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表现就是制度短缺、供给不均衡，由此造成的制度真空、制度衰败和制度的“内卷化”问题，降低了制度的效能，引发更多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使公民不能够有正当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活动。
2.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和执行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1]，那只有制度创新之外表，而无制度创新之实质。一项好的制度创新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主参与，必须具有真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政府制度供给方式存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脱离实际、自上而下的单方向供给方式等问题，缺乏上下互动的信息交流渠道、利益沟通及利益协商机制；制度的执行不畅或有所公正必然降低制度的效能和权威。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具有膨胀性、双重性、获取方式的强制性[2]等特点，政府的偏好和有限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等[3]都制约了制度执行的公平公正性效果，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对政治参与制度的信任；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基本原则就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地方政府自身运行制度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以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范围、领域，激发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各种政治资源，提高社会效益。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往往会作出一些“超前”的短期行为，或是以合法的程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以牺牲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代价，导致人们对政府制度创新的实质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怀疑，对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认为是伪创新、是为了某些个人利益的行为。
3.政府制度创新滞后且不均衡，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有效制度供给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新的行业、领域不断出现，利益主体急剧分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急需新的制度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规范，受到政府制度创新自身动力不足、制度创新理论不完善和制度创新技术、人员缺乏限制，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导致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利益冲突，利益矛盾尖锐，发展无序和混乱；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自身相对于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滞后。
二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政治参与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发展和稳定的统一，是促进社会矛盾缓解、利益冲突缓和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利益诉求，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利益体现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的公共性[4]。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大公民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常态化，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拓展多层次的政治参与、畅通民意表达通道，都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供足够的、科学的制度支持，正确的引导。否则，有序政治参与就会变成无序政治参与或是流于形式化、口号化。中共中央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本身也就表明当前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需要有新的制度供给、还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和方式[5]。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是制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因素，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和趋势分析，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视角，提出地方政府需要从制度制定、制度公平和公正执行、制度绩效评估方面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制度创新体系，优化社会的制度环境，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秩序、理性、自主和适度。
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滞后和非均衡性尽管是一种常态，但其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造成重大的影响，使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举步维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所以完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促进制度供给的均衡发展，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们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
首先，规范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能力。一是要提高政府制度制定者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的制度制定技能。要不断地提高制度制定者的政治思想道德，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始终把促进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制定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保证做到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同时，要努力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制定者的制度制定技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维护提供了保障，要深刻地认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既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冲突、争端解决机制，也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必须正确合理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畅通利益的表达渠道，否则，加剧冲突和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危机。这些都对制度制定者的各项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和总结，强化对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强化认清形势、把握全局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克服由于“有限理性”造成的偏听偏见和主观偏见，通过广泛地收集信息，采取专家听证等各种形式，增加制度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充分利用自身信息资源的优势，努力促成利益冲突各方的良性互动沟通，通过规劝、说服等方式促进冲突各方的相互宽容和妥协，从而达到协调利益矛盾的目的，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其次，要保障制度的公平公正实施，促进各项制度协调发展，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是民主的价值旨意与民主的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的中介就是制度的保障，如果没有公平公正制度的保障，民主的形式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最终将丧失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制度供给剩余或是制度相互之间不协调，相互交叉相互摩擦也必将降低制度的效能。因此，在保障制度公平公正执行的同时，促进各项制度协调发展，才能履行制度制定的本意。根据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不断地推进制度创新；根据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对的社会环境刺激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完善制度安排。制度是稳定的，客观环境是变化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永恒的，任何制度结构，在时间过程中都会经历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创新的不断循环过程[6]，只有保障制度对环境的适应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功能，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维护好各方的合法利益，促进公共利益的增进。
最后，要及时做好制度的绩效评估，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制度评估体系和风险责任追究制。一项制度的评估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因为制度总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和重新安排，“可以说制度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制度必须随着环境刺激的变化而变化”[7]，对于制度实施的效果要及时地评估，总结经验成果，汲取失败教训，及时地调整完善制度安排。在绩效评估的过程中，广泛地收集真实有关信息，尤其要收集制度制约主体的实质反应和意见。一项制度的实施，一般来说，应该是能使制度约束的行为主体能够从中平等地获益，所以制度约束主体的反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制度的公平性。一套科学的制度评估体系应贯彻于制度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制度实施的成本和风险进行评估，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及时地进行阶段性绩效评估，以确定制度制定的公平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不断地完善制度安排，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杨雪冬.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J].公共管理学报,2008,(1).
[2]王颖.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利益研究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7).
[3]R.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97.
[4]俞慈珍.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依赖[J].中国行政管理,2008,(3).
[5]魏星河.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含义、特点及价值[J].政治学研究,2007,(2).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6
关键词：私营企业家族制制度创新
近2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我国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但在其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私营企业许多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如低水平重复投资；经营上急功近利，缺乏长远发展规划；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短期利益等等，导致发展后劲缺乏。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企业制度方面私营企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采用家族制严重地阻碍了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使私营企业逐步走向成熟，就必须摒弃家族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制度创新固然是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在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阶段时，必须推动私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来说，现阶段还不应急于摒弃家族制，家族制还有其存在的必要。
一、我国现阶段中小型私营企业家族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仍然适宜实行家族制，是由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目前的规模、发展阶段、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家族制企业的固有优势决定的。
1.家族制适应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
首先，今天我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规模仍然很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字，截止到2007年6月底，全国私营企业515万户，从业人员6586.3万人，每个企业平均不到13人。这种企业规模，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与其实行规范的科层制管理，还不如老板一竿子插到底更为简捷高效。
其次，目前我国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发展的阶梯上仍然处于业主制和合伙制时期。进入股份制阶段的只是少数大型私营企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有70%以上实际上仍然是一人独资的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所以从发展阶段上看仍然是属于初创阶段和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经营管理机制必须灵活多变，而采用家族制这一制度形式最合适。
2.家族制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场在功能和结构上还不够健全，还不能很好地为私营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化的市场服务，譬如，我国的经理市场就还没有建立起来，企业很难找到可用的管理者，而家族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比较好地适应了这种不完善性。在市场调节能力不强、规划不健全及信息不完备时，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族制私营企业，其内部结构简单，管理层次较少，运作灵活，效率较高，容易适应市场变化。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在合作、信任更多地局限于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情况下，家族制也往往较之非家族制具有更大的结构上的稳定性。同时，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家族成员，这样，选择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合作方式就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
3.家族制有其本身的固有优势
家族制私营企业有界定清晰的产权（产权在家庭之间或朋友之间界定清晰），这对经营者（也是所有者）的激励力最为强劲。在家族制私营企业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企业行为目标与所有者目标高度重合。企业的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机制统一地集中在所有者手中，管理者与一般从业人员之间的距离较短，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的过程较为迅速，费用开支较少。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制私营企业，成员间具有较高的信任与合作能力，可以更多地享受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廉的监督成本，使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初期，采用家族制能够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本，调动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减少内部摩擦，增强企业内聚力，节约成本，减少交易费用，加速资本积累。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是采用家族制这一制度形式。无论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国、意大利等，还是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或地区台湾、香港等，9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制企业。在私营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家族制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效的。相反，如果在这一阶段生硬模仿大公司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则如削足适履，效果适得其反。我国中小型私营企业目前的规模、发展阶段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采用家族制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二、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是制度创新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家族制是私营企业创业、发展初期的最佳的企业制度模式。但当私营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规模，市场竞争加剧，家族制的弊端将逐渐显露出来，所以，私营企业发展最终的必由之路仍然是制度创新。
1.家族制企业制度的缺陷
在产权制度方面，产权结构的一元化，使企业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投资上的封闭性，阻碍了企业融资信誉和能力的提升；虽然产权在家庭之间、朋友之间界定清晰，但在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之间并无严格的界定；增量资产部分的产权不清晰；一些以集体或合资名义注册的家族制私营企业在法律形式上和经济事实上对产权认定的不清晰，这些都给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产权不清的隐患。
在组织制度方面，一是没有健全和规范的组织结构。大多数私营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化，内部管理职能没有进行专业分工，往往是所有者身兼数职，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事财务均需直接过问或亲自承担。在所有者精力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进行一定程度的职能分化；二是在组织管理制度方面，没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策往往由“家长”个人说了算；在财务管理上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实行的实际上仍然是家族制，即使是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种结构也是徒有虚名，仍然是由董事长（家长）个人说了算，搞的实际上仍然是“业主制”。组织制度上的这些弊端束缚了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管理制度方面，随着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内部家族式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第一是高度集中。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不分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经营者，企业大小事物都由老板过问决定。而企业规模越大，具体管理越复杂、越专业化，对决策的要求也越高，这种主要依靠经验的专断决策，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领域不断拓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经营者受自身知识、掌握的信息等多方面的局限，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加大了企业的风险程度。第二，家族制企业重视的是亲情，企业的管理人员以亲友为主，中高层管理岗位，主要由亲戚、家人、朋友控制。这种特点限制了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于企业的凝聚力，影响企业内部团结，妨碍企业文化建设；同时也不能对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约。
所以，在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必须推动私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
2.家族制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其他制度的基础。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首先要明晰产权。从我国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实践来看，凡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发展就顺利；凡是产权模糊不清的，企业发展就障碍重重。无论是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中小企业，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都需要明确产权。家族制私营企业的产权对外边界是清晰的。在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时，产权问题主要在于由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家族财产在企业做大之后存在着内部争权夺利的隐患，所以对家族制私营企业来说，明晰产权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明晰产权。另外，那些以集体或合资名义注册的私营企业也要还自己一个真面目，明晰企业的产权归属。其次应使私营企业的股权逐步分散化。从当前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突出。无论什么类型的私企，企业主个人投资都占据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在内，即便有多位股东共同投资，但企业主在大多数企业中都是“一股独大”的。股份集中在一人手里，再好的制衡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股权必须逐步分散化，应允许经理阶层及骨干员工持有本公司股份。再次要实行私营企业产权的社会化。要变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化投资主体，突破独资经营的局限，发展混合经济。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私营企业的组织制度创新。要建立健全规范合理的组织制度。根据企业规模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和效率效益原则，对内部管理职能进行专业分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私营企业家在自已的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应当大胆地进行公司制改革，实现由业主制向公司制的转变，以利于企业更好地、长远地发展。建立健全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管理的专业化和制衡化。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私营企业的所有者要特别注意建立监督管理者的机制，把道德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要让股东、债权人、经营者、一般雇员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要积极吸收企业高级管理者、技术人员入股，通过让高级管理者、技术人员持股，唤起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参与企业高级决策层，为企业的发展出谋献策，避免因个人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私营企业的管理制度创新。私营企业在条件成熟时要积极推进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不仅有个人财产所有权，也有法人财产所有权。企业主一定要转变观念，果断地从管理岗位上退出来，使管理由家族化转向专业化，使管理人员由亲属化转为专家化，真正把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实现专家管理。要多渠道广泛吸收人才，不断增强企业的生命力。要以人为本，尊重职工，以现代的“人本管理”、“知识管理”替代落后过时的“家长式管理”。要改变私营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随意性做法，建立健全适合本企业的管理制度，做到管理制度化。要尽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管理工作从无序状态转为有序状态。
政府应在推动上规模私营企业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要为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而目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滞后，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法规不健全，聘用纠纷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政府要积极培育并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加强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缺乏契约精神，社会信用缺乏。政府要积极推动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制约着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政府也要努力加强这各类市场的建设，以推动私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吕洪霞: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2]王志文王大超:制度创新与民营企业竞争力[J].改革与战略,2008,(01)
[3]黄正伟:家族企业现状及创新思考[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