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论文范文1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2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人们不但要学会获取新知识，更要学会运用新知识以及创造新知识，这样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国外大学教育以设立创新基地、改变教学形式、调整课程设置、创新经费补贴等方式鼓励创新，为广大学生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MIT让本科生参与研究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几年前欧洲共同体创办了一所“欧洲高等学校研究生院”，接纳欧洲共同体各国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到校深造，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工作。美国很多大学的教学方法很值得学习，如讨论、读书报告、小组工作、社会调查、实习、实验等，一般采用的是交互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师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勇敢表现自己并提出各种问题，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和个性化发展。盛行世界的“问题教学法”使得学生对知识和真理充满了好奇与追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国外大学课程成绩并不是由考试一刀切决定的，而是由考试成绩、平时测验成绩、课后作业和论文完成情况、课上讨论和小组工作时学生的表现等构成。
另外，考试大多采用“带回家”的开卷形式，试卷内容重视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体制，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更好地为他们的前途考虑。在入学时不规定专业，而是在全校范围内广泛选课，在二年级时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与课程。美国许多大学还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的课程，以提高其创新能力。纵观我国的教育情况，我国许多大学的教育一直“以知识为中心”，把知识与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把知识与书本、课堂等同起来，从而造成了“死读书”的情况。许多大学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不注重与学生互动，而且上课形式及考核形式单一，课程设置不灵活，没有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此，我国的大学教育应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扭转考试强等于能力强的局面，采用多种互动形式的教学模式，建立“发展型”的教学评价体系。另外，大学教育应成立创新教育基地和创新科研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搞科研创新活动。
二、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欧美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建立在非书本上的学习活动，着重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社交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国外大学教育从课程层面、课外活动、专业实习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教育。美国各大学增设了许多实践课程，如实验课、实习课、见习课等，推动了教育的实用性。MIT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斯坦福大学要求各学科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面向工业界、企业的咨询与交流活动。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的大学，他们都非常注重加强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并有着长期的合作，鼓励学生走出去，要求学生到工厂或企业参与实习。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了大批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此外，国外大学都很注重开辟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但丰富了校园生活，而且锻炼了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激发了大学生的潜能。
国外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形式多样，如学术、娱乐、体育、宗教、公益等，常见的有模拟法庭、篮球联赛、俱乐部活动、沙龙、演讲比赛等，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能力。课外活动是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体现。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设置以能力为导向的实践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选择自己的培训课程；改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考核方式，增加以能力考核为基础的综合性评价方法；以校企合作的方式鼓励和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同时也让学生更早地接触工作环境和社会，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并寻求与企业的多元化科研合作，深化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从而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多方向辐射能力培养机制；拓宽课外实践活动形式，建立综合性考核机制，提高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度。
三、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精神核心所在。大学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无法移植效仿的。大学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的特色和独有的风格，是大学走向世界并成为一流大学的内部驱动力，也是科技创新与思想发展的摇篮。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多为历史悠久且各具特色，与校园文化相得益彰。同时，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不设大门和围墙，即被称为“无边际大学”，显示了文化的开放性。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国外大学的校园文化配套设施齐全，资源丰富，能完全满足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与渴望。哈佛大学之所以闻名于世，最令其骄傲的是拥有90多座图书馆，基本上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资源1500多万册，培养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耶鲁大学体育设施齐全，篮球场、足球场、游泳训练中心、皮划艇等体育设施给体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国外大学都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充分给予学生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还是在选课、选举上都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从国外大学的文化建设中窥知，要推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主要从以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加强校园文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尤其是图书馆建设；其次要以人为本，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最后要开展多样的社团活动，利用校园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文化宣传。
四、完善的教育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大学功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即巨型大学理念。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或模式去管理。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五种：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教学人员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董事会管理模式、混合管理模式。国外大学一般都拥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学术与行政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管理模式，它已被写入耶鲁大学宪章，是耶鲁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有监督权、审核权、决定权等，负责制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管理方式高效、民主。学术与行政分权而治，相互配合。耶鲁的传统之一是采用教授治校，因而采用教授终身制的人事聘用制度。获得教授终身制的教授必须是国际领域最优秀的前三名，因而筛选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提高教授的积极性，而后采用了有期限的合同制。在财务运作方面，耶鲁大学采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三权分立的制度，使得操作各方相对独立，避免了钱权交易。另外，耶鲁大学强大的财力投入主要是来源于学费、项目资助、捐赠三部分，保证了各项职能的顺利进行。我国很多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主导、“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造成了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衡以及校园学术不端和腐败的现象。因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还校园一片学术净地。
五、大学教育国际化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3
一、欧洲文学在19世纪呈现了世界级的顶峰趋势，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涌现了大批具有优秀天赋的文学作家，更是因为其作品中较多地透漏着人文的气息与理念。文学的灵魂正在于能够有人文气息，何况，对于19世纪的欧洲而言，正是一个动荡而期望人权的时期。因此，这些具有人文气息与理念的文学作品则更显得有价值。其中，以英文与法国的文学作品较为突出，彰显人文理念，注重人权，体现时代与社会的风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本文将重点分析19世纪欧洲文学作品的文学理念。 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用中的人文理念 (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文理念概述 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气息渐渐减退，取而代之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以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为主，代表人物为司汤达。司汤达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者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以《红与黑》最为突出。这部作品体现了当时批判主义的潮流，可称之为代表作。《红与黑》作为当时最具有代表特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被大众广为阅读。其中，就极具体现人文的理念。 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人生奋斗的经历与最终的结果，其中对其两次爱情的描写非常重视。这个故事向人们展示了19世纪30年代初期，法国人民为了反对当时政府的腐败社会风气而进行的斗争。人文气息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其与社会现实抗衡的经历，虽然看似一篇描述爱情的小说，但是却在爱情中感受到了当时阶级的庸俗与利欲纵横的现实。其不仅是一篇爱情小说，更是一篇体现政治色彩的小说。 (二)《红与黑》的人文理念体现 《红与黑》的成功无疑是法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的里程碑。其文学形象中不仅表现出了法国七月革命背景下人民革命的浪潮，更体现出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小说一方面描述了在巨大社会变化下的个人野心的艺术形象、艺术性格以及人文理念，另一方面美化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生活与幸福感。人文特征等表现得非常丰满而生动，能够让读者从中体会到人文气息的真实性。 小说对人物的描写非常生动可读，语言描写十分简练，其中，对于人物的性格以及形象的描绘都非常真实。人物的情感变化以及思想的变动都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样的描写方式，让书中体现出了丰富的艺术特点。 (三)文学形象的人文理念探析 文中，主人公一直在追求着一生的幸福。但是，他出身卑微，属于社会的底层人物，文章在这段描写中，充分体现出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社会现状，底层人物无出头之日，甚至备受欺凌。但是，为了能够体现其人文理念，文中写到主人公能够有幸得到良好的教育，而又拥有杰出的智慧，所以他得以在所谓的上流社会生存。文章中提到了幸福的概念，讨论什么是幸福与如何追求幸福。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困惑着主人公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困惑着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的问题，文章很好地写出幸福感的人文理念，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感同身受，了解自身处境，在阅读中感悟人生。文章的主人公虽然经历了两段爱情，但是最终却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虽然很有才华，有抱负，更是有自尊和良心的人。 但是文中在描写人文理念的过程中，其实也在透露着一个比较鲜明信息:他是一个野心家。从众多评论中也能够得知这一点。但是，人们也忽略了他有良心的这一层面。也许，对于故事背后的人物而言，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思考。 作者用《红与黑》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野心家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却恰恰是那个时代的影像体现。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中，人们更加重视荣誉而去追求奢华而无味的生活。年轻人过于缺乏勇气而不断追求幸福，却不知道幸福在何方。这也正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其中对人文理念的体现也更多地体现在矛盾与冲突上。 三、雨果文学的人文理念探析 雨果是一个双重身份的化身，其不仅擅长写作，更加重视政治活动。其中《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在文学界享有盛誉。但是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影响不仅仅如此。在法国的几次比较典型的革命中，他都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领导者。雨果的生命历经了整个欧洲的19世纪，因此，其文学作品中人文理念更加深入、全面而富有代表性。以其一生为基础的《雨果传》也就这样诞生了，全文的书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与人文气息。 (一)《巴黎圣母院》的“愚人”理念 一次偶然与巧合，让“愚人节”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虽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一天是戏剧性的一天。但是对于一个流浪的吉卜赛艺人来说，他的一生也因此而改变。爱斯梅拉达的歌舞表演出众，容貌更是美丽动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在暗处窥视，并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随后又是一重重的情感与欲望的纠葛，让众多男人深陷其中。 而最后这位美丽的姑娘却无辜死去。卡西莫多是这个故事中较为特殊的人物形象，也是这部作品人文理念体现最为强烈的人物。对于外表丑陋的他而言，虽然一直没有真正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甚至直到最后才真正“得到”了自己心爱的人，使这种最真挚、最纯洁的爱得以体现。最后守在这位美丽女子身边的竟是这个没有人注意与关注的卡西莫多。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人们缺少这样的精神。太多人去追求利欲而忽略了人的纲常。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无情地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甚至是生命。《巴黎圣母院》为读者深刻地解答了何谓“真爱”，何谓真正的温存。 (二)《九三年》的内在人文 《九三年》是法国革命的重点时期，这个时期为一七九三年，这是共和国刚成立的时期，帝国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而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这一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民众的生活以及所有的社会环境都非常紧张。这本小说正是描述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其中大量地体现了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p#分页标题#e#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充满爱国主义的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一起向前推进。而乌合之众则节节败退甚至是杀害俘虏、掠夺村庄与人们来发泄失败的愤怒。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国家发生危难的时候，是否应该站出来，为了信仰甚至牺牲性命地去奋斗。人文理念，在这里表现的是人性的矛盾。 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该怎样去抉择才是最受关注的。为了能够迎来胜利，更多的人选择从容面对死亡。但是，也同样有一部分人，不能够真正地去迎接挑战而选择了一条不属于自己人生的道路。最后留给自己的却只是一辈子的悔恨与委屈。 四、《雨果传》真实的人文理念 《雨果传》是对雨果本人一生的精彩描述，源自《名人传》。阅读这部作品，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主人公雨果的真实事件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形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现实生活的中名人。名人并非是非凡的一生，但是对于雨果而言，确实是经历了欧洲的特殊时期———19世纪。这个时期，雨果的爱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人性色彩。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成为领导者，思想的领导者，他走在思想的前沿，为更多的人指明前进的道路。没有非凡的一生就无法创造非凡的价值。 多少次思潮的动乱阻隔，都没能阻止这位大作家前进的步伐。他不仅仅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具有前瞻性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文章中充满了政治气息，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雨果的一生非凡而精彩，他的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出名而出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在经历了一生的洗礼之后，需要为这样特殊的人物进行一次梳理，让世人能够更加客观地去接受与认识。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人文理念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其真实性。文中刻画了雨果从出生到去世的点滴，让一位巨人真实地站在人们的面前，了解了他的气息。 真实的色彩源于真实的了解，罗曼罗兰撰写名人传，也正是因为他对文学作品的渴求与真实的结合。没有了时代的衍射，作品中的人文气息还是能够很深刻地体现。为了追求一生的目标而从不畏惧，在政治的风口浪尖而从不退缩。为了迎接全新的挑战而不惜牺牲自我。这样的人文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从细微的差别中找出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来。尤其是对于一部人物的传记，更是要学的真正的东西。 五、结语 欧洲的19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太多的名人。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谱写了欧洲的史诗。而这其中，最为令人惊叹的就是其中彰显的人文特色。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就在于其中的人文理念，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背景。文中的几个代表作品与代表人物正是切合了这样的特点，才会成为后世的史诗之作。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仅体现出了人文，更确切地说是体现了人性。人性的善与恶，都只是一个侧面，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只是在一定的时期，会存在不一样的评判而已。因此，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人文理念浓重，彰显了时代特色，让后世之人铭记于心，给予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4
引进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不应仅仅是引进和翻译教材，而应该更全面地、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和方法，实验教学和管理人才的培养经验，实验室管理方法等，藉以探索建立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新体系的途径。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
我们在以往学习国外化学实验教学方法时，大多是注重对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技术的学习，而对他们的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不够，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知识点、教学课时以及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设计研究不够。国外的化学实验教学与化学理论课程教学是如何相得益彰的，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培养学生逻辑实证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程对学生进行国际标准化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如何通过化学实验课来培养未来优秀的化学家，国外的学术机构(化学会)和实业界(化工企业和制药公司)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此外，还应该了解国外大学是如何评价学生从事化学实验工作能力的，包括他们怎样给学生化学实验课成绩，以及化学实验课成绩在学生专业能力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应该注意中外大学之间的化学实验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的比较研究，这是以往引进教学资源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比较研究才可以发现我国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优点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里，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实现化学实验教学的全面改革和创新。
(2)学习发达国家大学化学实验教材的编纂方法和处理教材中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
由于化学实验教科书中采用了非常多的最新化学科研成果———化学科学理论和新技术，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化学实验课教学内容时，国外发达国家教科书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教材还包括虚拟化学实验教学软件和化学实验电子教科书，我们应该学习国外电子教材的编纂技术以及他们是怎样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寓教于乐的。
(3)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管理经验和实验室文化。
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还包括了解国外大学的化学教学实验室是怎样实现国际标准化的，他们是如何处理化学实验室环境问题的、他们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如何，以及应用了哪些新技术管理化学教学实验室。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对于化学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在了解和学习国外大学化学教学实验室的传统和实验室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传统和实验室文化。
(4)学习国外大学培养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化学教学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经验。
现在高等学校的人才结构面临着有经验的、高素质的实验课教师和管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因此，教学资源的引进还应该包括学习国外大学对于优秀的化学实验课教师和具有高素质的实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了解他们如何吸引这些人才终生从事这一职业。
(5)扩大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引进的地域范围。
应该引进更多不同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除以往引进资源较多的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以外，还应该注重引进韩国、新加坡、印度、挪威、丹麦、荷兰、芬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化学实验教学资源，使我国的大学化学教师对于全球大学的化学实验教学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2引进化学实验教学资源是化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步骤
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正在步入新的时期，实验教学改革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引进教学资源是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发挥化学实验课教师的积极性，教师要积极向自己任职学校的图书馆和国家科技图书出版机构推荐自己感兴趣的化学实验教科书、化学实验教学方法与技术专著和虚拟化学实验软件。在邀请国外学者来中国的大学访问时，要请他们讲一讲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情况;我国留学生和出国访问学者在回国时也应介绍一下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进展。同时，应该及时了解引进资源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映，了解社会对引进和借鉴国外实验教学资源前后培养的人才的能力评价如何。也希望有关大学化学教育的杂志能更多地发表介绍国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文章和对于优秀化学实验教科书的书评。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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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心理文化上，分为表达辩证观念的词语、伦理观念的词语、中庸和谐委婉意识的词语、汉民族心态特征的词语和一些象征词语;从制度文化上，分为礼俗文化词语、民俗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典籍文化词语等;从物质文化上，分为饮食、姓名、数词、颜色词、地名文化词语等。常敬宇先生的分类影响较大，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但基本上仍是遵循着相似的模式，如王国安(1996)把文化词语分为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物质文化、自然地理、制度、风俗习惯等词语;杨德峰(1999)将文化词语分为政治制度、宗教、人物、地理、历史、文艺、服饰、饮食、建筑、节令、器具、成语、习俗、礼仪等;张高翔(2003)把文化词汇分为四类:制度文化词语、物态文化词语、心态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王德春(1998)指出部分词汇中存在着国俗语义，将承载国俗语义的词语分为:具有特殊文化色彩、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习惯性的寒暄用语，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具有两种以上国俗语义的词语，国俗熟语以及反映我国特殊事物的且外语中没有现成对应的词语。
二、教材《轻松学中文》中的文化词汇分类
笔者对教材《轻松学中文》的文化词汇的分类参照的是常敬宇先生的《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分类标准，把教材中的文化词汇按照物质文化(地理名词、饮食名词等)、心理文化(熟语、祝福语、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的词语)、制度文化(礼俗、民俗文化、典籍等)进行第一层次的分类，同时又将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进行再分类，比如物质文化中又分为饮食、姓名、地名、数词、颜色词文化词语等。在《轻松学中文》中，第一册没有出现文化词汇，这与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吻合的。第二册中的文化词汇主要集中在饮食类上，有8个之多。第三册文化词汇仍然与饮食类相关，但是数量降低到两个。从第四册开始，文化词汇的子类型开始变得丰富，除了饮食类外，乐器、名胜古迹、习俗、民间娱乐和称谓语大量出现，尤其是称谓语非常丰富，表现了教材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过渡和衔接。第五册中的文化词语类型更为丰富，饮食、名胜古迹、器皿、艺术、节令、习俗、祝福语都已经出现，这与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第六册和第七册沿袭了文化词语类型丰富、数量增加的模式，心理文化方面的文化词汇逐渐增多，比如说祝福语、熟语、象征词语之类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频率增多。到第八册，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文化词语的分布都是本套教材中最多的。因为，此时学生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可见，《轻松学中文》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体现出明显的分阶段逐步递增的特点。该套教材在文化词汇的分布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文化阶段，专注于语言知识本身。以第一册为代表;二是文化浅层接触阶段，提供表层的物质文化知识，以二、三册为代表;三是文化深层接触阶段。文化词汇数量增多，类型丰富，全方位地展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最初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文化词汇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分阶段进行。
三、分阶段进行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
在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初级阶段，可采用直观性教学法，利用具体的实物或图片等方法来解释该文化词汇的意思，让学生轻松理解。例如，由于笔者所在学校的条件有限，不能提供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乐器，因此带到课堂上的是友人所赠的“笛子”和“葫芦丝”。古典乐器这一课是这样展开的:(1)图片展示“鼓”，播放电影《十面埋伏》片段，其中以女主角跳《仙人指路》击鼓的水袖舞，引出文化词语“鼓”，并展示“鼓”的图片，播放视频“北京凤乐团”的《五虎声威》，再次展示“鼓”的图片，领读“打鼓”。图片展示“二胡”，播放一段《二泉映月》。再次展示“二胡”的图片，领读“拉二胡”。(3)图片展示“古筝”，播放一段名曲《渔舟唱晚》视频，再次展示图片“古筝”，领读“弹古筝”。(4)图片展示“琵琶”，播放一段名曲《十面埋伏》的视频，再次展示图片“琵琶”，领读“弹琵琶”。(5)图片展示“笛子”，播放一段名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然后拿出从国内带的笛子给学生展示，并示范笛子的指法，进行“吹笛子”的动作示范，让学生传递感受，摆出吹笛子的动作，给学生拍照留念，领读“吹笛子”。(6)图片展示“葫芦丝”，播放一段葫芦丝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给学生展示葫芦丝实物，并示范葫芦丝指法，进行“吹葫芦丝”的动作示范，让学生感受，摆出吹葫芦丝的动作照相留念，领读“吹葫芦丝”。通过以上方法，学生对古典乐器词汇已有所了解，然后再次领读这一节课所学的古典乐器文化词汇，并做词汇游戏再次掌握词汇。最后，播放古典乐器乐团“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恭喜恭喜》(因为学生学过《恭喜恭喜》这首歌，节奏感很好，学生很喜欢唱，他们会跟着节奏哼唱)的视频。文化词汇是民族特有的词汇，学生没有见过的事物他们是很难理解的，通过教学过程中提供文化词汇的图片等媒介的展示和切身体会，学生既可以对所学词汇加深印象，又可以提高文化词汇的学习兴趣，更能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中小学生学习文化词汇的中、高级阶段，可以采用“情景再现，走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采用语境教学法。孔凡成的《语境教学研究》中指出:“语境，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言语交际的一种语言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上下文语境、认知语境、情景语境等;语境教学，是指以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为宗旨、以课文语境为依托的语文教学。语境教学强调的是，运用语境理论指导教师的教以及学生的学，基本方法有社会文化语境教学法、上下文语境教学法和认知语境教学法以及情景语境教学法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都不可以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语境的使用能让抽象的词语变得更具体、更形象。语境不同，词语的使用要求也不同，但是相同的词语要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可以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记忆。语境教学法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学手段。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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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课程标准的形成过程
加拿大各省的数学课程标准由各省教育部组织的课程专家和课程咨询人员以及数学教师密切合作而形成。近年来，各省还倾向于在编写人员中增加进“所有有切身利益的人”，包括父母、大学事务理事、教师联合会人员、大学教师、商人和研究人员。最终由各省教育部以立法形式颁布数学课程标准。
2.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
加拿大各省数学课程标准以立法形式颁布后，特别强调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宣传、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加强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其宣传力度是很大的，不仅行政事务官员、教育官员，而且社区人员、每个学生的家长都要知道数学课程标准。因为，他们认为：学生家长如果对数学课程标准不了解的话，家长对孩子的数学学习就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在加拿大，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交流学习，家长与教师进行沟通是很普遍的）。社会各方面都大力支持并给予财力的保障，加强校长和教师培训，使数学课程标准尽快实施。
3.数学课程标准对教材的编写要求
以高中数学为例，加拿大各省都重视学生已有数学知识经验对学习数学新知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其各省数学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提出明确要求：第一，每一学期的数学教材前言部分，需要提供学生学习本教材数学知识的基础回顾材料，同时提供学生自我检测数学的测试问题（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学习新知的能力）；第二，教材的每一章要提供学习本章的基础知识材料和测试问题；第三，要求教材的每一章、节配备足够的练习题（涵盖主要知识、问题类型、方法和实际应用），这样学生无须另选参考书。
二、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特点
1.注重版块、栏目设计，重视数学素质教育
以高中数学为例，加拿大数学教材的编写以特定的版块和栏目的形式，逐步展开数学素质的教育。在高中数学教材第一册的前言部分，除提供学生学习本教材数学知识的基础回顾材料和自我检测数学的测试问题外，还用了14页的篇幅叙述、介绍数学素质包含的七个内容，即“发现数学（规律）模型的能力”“数学研究的能力”“数学推理、论证的能力”“计算器的使用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应用数学于公用事业的能力”“熟悉经过很多伟大的数学家们的努力，解决了很多困难数学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经过长期努力尚未解决数学问题”。教材从数学素质的七个方面展开每章内容，建立了6个版块（数学建模、概念发展、技术、思维链接、问题解决、数学资料），某些大版块又分成若干个附属的小栏目，共有13个小栏目，从编排功能上又可分为以下几类：（1）导入类（考虑情景和探究）；（2）概念学习类（形象化、举例、讨论概念和概念交流）；（3）技术类（使用图形计算器和数学与技术）；（4）应用类（数学建模和问题解决）；（5）练习类；（6）拓展类（概念链接和数学资料）。对这些栏目，其内容的安排是考究的，不同章节的安排也有区别；但是，“问题解决”是数学课程的核心，每章都有，并且在高三专门做了总结，研究了解决问题的过程。
2.注重与社会、生活和科学的联系，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中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生活、社会和科学的许多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必然能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使学生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体验到数学与生活、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学生可切实感受到“数学有用”。另外，加拿大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将独立负担生活费用，甚至自立。因此，数学教材在设计上考虑到了教给他们一些生活常识的必要性。例如，学会自己做生活预算，懂得租车与买车的区别，懂得投资，如何经营小卖部等。几乎每一章节，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以实际问题为背景：教你如何装修房屋的同时，教你各种长度进制的换算；提出“咖啡因与身体健康”问题之后逐步引出等比数列。从此可看出，加拿大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切实实的。
3.重视运用技术学习数学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非常重视计算器、图形计算器、计算机网络的技术支持。计算量大的计算问题要求学生利用计算器熟练进行，可以节省较多时间。图形计算器就是掌上电脑，利用它可以辅助教学（例如，二次函数图像的平移，学生利用图像计算器，由自己观察多个图像，并得出结论）。教材中的数学建模问题，都给出了一个网址，供学生课后上网研究。运用技术学习数学已经是当代学生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更直观、更迅速地理解数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4.数学教材分层编写
加拿大的数学教材按照学生需求，体现分层编写的特点：一是教材内容的分层。比如，高一的数学教材是一样的，高二、高三的数学教材则分为大学预科和大学准备，教学要求与升学考试要求也体现分层。二是练习题的分层。练习题分为A、B、C三个层次，A练习题为教材中简单技能应用；B练习题需要几个步骤，含有应用题和问题解决；C练习题是更具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先前的知识或为后续学习做准备。教材分层编写，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师具备的条件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师具备4个方面的条件：较好的数学专业基础；一定的教育理论、方法和实践；一定的课堂管理能力；熟练的教育技术。数学教师的培养直接由大学的教育学院承担，对于选拔出的高中毕业学生（当然要喜欢教师职业）在大学学习3-4年的专业知识后还要学习一年的教育课程获得学士学位，再到管理学院申请教师资格，获得教师资格证后，方可在中小学从事数学教学。大学教育学院根据教育部的教改精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更新教育方案和课程设置。教育学院与教育部、中小学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了解中小学的教育需求，因此，培养出的中小学数学教师是合格的。
四、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学的特点
1.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的归纳和概括
由于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的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个知识点和典型问题，都明确要求归纳和概括。因此，在数学课堂上，每位教师非常注重数学知识方法的归纳和概括，这大概是加拿大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益高的主要原因吧！
2.注重算理
加拿大从小学数学教学就开始注重算理，比如，为什么规定先乘除后加减？通过举例解释其中的道理。在中学数学教学中更是如此，比如，为何规定0!=1；对于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为何规定a>0且a≠1（当然，对于limx→x0f(x)=A中，x→x0但x≠x0作规定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要解释在x→x0过程中x≠x0是很难的）等，教学中都做了深入的讨论，这样体现了数学教学重过程、讲道理，促进了学生的理解。
3.注重个性化教育
加拿大数学教材与练习题是按照学生的需求分层编写的，教学要求与升学考试也体现了分层。另外，“加拿大要求每一位高中学生各个学期都要制订一个个性化学习计划，其内容包括：第一，自己学习数学新知具备的数学基础情况分析；第二，明确数学课程的期望和教师的期望；第三，自己的期望目标是什么，达到什么水平（加拿大一般有4个学习水平）？第四，达到目标的措施有哪些？具体实施计划的安排？希望教师提供怎样的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要给出具体的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督促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进行学习，并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的帮助与指导。这充分体现了尊重学生的差异，也反映出全程关注学生数学学习。
4.鼓励学生合作学习
加拿大中学数学教材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纸品公司把200张纸打成一包，然后把12个包放入一个箱子里进行托运。要求学生与一个伙伴合作做一个这样的箱子。学生在做箱子的过程中，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至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体验了合作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两人合作做了一个箱子！
5.学生学习负担轻
加拿大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学生没有家庭作业、没有测试，四年级之后，随着年龄与年级的增长，课外作业有相应的增多，但作业量不是很大，课外更多的时间用于锻炼身体。中小学生9点上课，保证睡好觉、吃好早点，15点放学。尽管加拿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短，课外作业不多，但中小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学习效益高，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
五、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特点
加拿大高中数学教学评价在以下几方面做得更好些：一是数学测试试题构成及各水平要求非常明确。试题结构由“知识与理解（40%）”“应用（40%）”“思维（10%）”“交流（10%）”四部分构成。试题要求，以“知识与理解”为例，水平一（50%—5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初步的知识与理解”，水平二（60%—6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较多的知识与理解”，水平三（70%—79%）“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大量的知识与理解”，水平四（80%—100%）“对于教学内容和概念具备系统的知识与充分的理解”。二是阶段学习目标明确。当学生测试的数学成绩达到水平三（70—79分，满分为100分）时，认为学生才具备学习下一阶段新知的能力。三是评价的目的明确。加拿大全程关注学生是其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因素，了解研究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优化教师的教学行为，修订和实施课程政策以改进学校课程。这三项工作既有材料记载、分析研究过程，又有具体的改进方案与落实措施，效果明显。
六、启示
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育的特点，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加强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
加拿大各省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做得好，使其数学课程标准能尽快落实。相比之下，我国对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做得不够均匀，城市要明显好于农村，财力好的省市要明显好于贫困省市。笔者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新课程的宣传没有进社区，没能让每一位家长知晓；至今还有一些农村山区教师没有进行过新课程培训，对于新课程实验教材他们依旧“满堂灌”，他们的感受是，新课程教材内容少，一节课用时不多就可讲完。这些迹象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在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中宣传不力，财力不支，培训不够，导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改革推进缓慢。而国家对本次课改是非常重视的，比如，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强调：“明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直接肩负起新课程实施工作的领导责任，要做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师资培训工作，坚持通识培训与学科培训相结合、参与式培训与讲座相结合，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另外，贫困地区的数学教师的素质差，也是影响新课改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所在的甘肃省陇南市，小学数学教师的成分十分复杂，多数是来自中等师范学校、卫生学校、煤炭学校、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学校、石油学校、畜牧兽医学校等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有些山区小学教师至今还是每月花300元聘请的），这些中专毕业生（当然有一部分已经取得了自考汉语言大专文凭）有多少能胜任小学数学教学？这与加拿大小学数学教师的差别很大。因此，为使我国本次课程改革能顺利推进，必须加强数学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保障工作，尤其是加强合格教师的培养和在职教师的培训，这是摆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件大事。美国新数学运动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搞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培训好教师，提高教师的素质。
2.数学教材的编写有待进一步改进
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在编写上有必要参考加拿大中小学数学教材编写的特点，教材应凸显数学素质的教育，应该有固定的模块和栏目，克服教材编写的随意性。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注重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分层设置内容的方法，使学生个性得到发展。教材的每节内容都设置‘观察与思考’栏目，习题分为复习巩固、综合运用、拓广探索3个层次，供不同能力的学生使用。在每章结束时，安排数学活动和选学内容，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资料”。这一点做得很好，体现了“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基本理念，但考核要求没有体现分层。教材应配备足够的练习题，使学生无须另选配套练习册或教辅（多数配套练习册或教辅质量都有问题，是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之物）。教材应适当加强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尤其是数学知识的演绎性特征，这对于对数学的知识本质还没有很好体会和理解的中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教材中要有利用计算机学习数学的内容，要建立学生课外学习数学的专门网址，为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打下坚实的基础。计算思维是人类科学思维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表现出了三种基本的思维特征：以实验和验证为特征的实证思维（以物理学科为代表）、以推理和演绎为特征的逻辑思维（以数学学科为代表）、以设计和构造为特征的计算思维（以计算机学科为代表）。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了CE21（theComputingEducationforthe21stCentury)计划，其目的是提高K—14（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教师和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我国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要有前瞻性，要体现计算思维，今天的教材是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服务的。计算思维模式将会为国家产生更多的财富，也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3.改进中小学数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在我国贫困地区中小学数学教学中，仍然存在着教学质量不高的现象。笔者通过听课、调查、访谈等途径，发现和了解到有两种现象影响着教学质量：现象一是没有经过新课改洗礼的教师，数学教学是穿新鞋走老路，“满堂灌”涛声依旧，教师一味地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二是经过新课改洗礼的教师，数学课堂上“探究”过热，课堂上是“一锅粥”，课后还是“一锅粥”。教师没有引导学生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为了弥补，1—9年级学生大量使用配套练习册和教辅材料，在课外参加各种辅导班（近两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课外办班查得很严，现在，课外辅导班转入地下，出现了教师“家坊式”的辅导班）。这无疑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本次课改的精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相违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讲算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小学数学中的所有规定都是有道理的，只讲算不讲理，其特点是教师讲不费时，且学生学得快，但学生死记的多，理解的就少了，对学生进一步学习数学有害而无益。其实，寓理于算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数学教学思想的精华之一，我们应传承和发扬之！另外，教师还应要求每一位中学生各个学期都要制订一个数学个性化学习计划，而且教师要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进行评价与修改，督促学生照此计划进行学习，并全过程关注学生的数学学习。这样做，对数学学困生的出现有预见性，是针对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中小学数学学困生有逐渐增多现象的一剂良药。
4.深化评价内容，发挥评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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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代跟多夫应用技术大学
学校是为了适应代跟多夫当地工业的发展而于1994年建立，是公立大学。学校目前有学生5000余名，教授120名，教师300名左右，5个专业工商管理、机械、电子、工业工程、建筑系;学校占地面积不大，大约100至200亩左右，建筑物简洁实用，建筑面积不算大;除主校区外，还有七个所谓的科研校区，主要开展服务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工作。学校开设学士课程专业为三年半学制，其中有半年企业实习要求;硕士学习为三个学期。学校教授选拔严格，地位高，终身制，有法律的保障，主导教学，参与学校管理。学校强调实践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自称是全德国18所强调实践的大学之一。实验实习条件较好。重视学生的国际化，有10%的学生到别国学习一学期，10%的国际学生来校。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就业成长。
1．2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
学校办学的历史悠久，环境优美，许多建筑、树木有几百年的历史，两个校区内都有当地所谓的王宫。现有三个校区，分别在魏恩斯蒂芬(Weihenstephan)、特里斯多夫(Triesdorf)、斯托宾(Straubing)，其中斯托宾(Straubing)是研究校区。我们在学校的两个校区进行了四天的培训学习。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当地的农业发展，学校提出的办学理念是:绿色、创新、实践。学校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应用研究。学校现有145名教授，有200～300名教师和一些工程师。教授是终身制的，要求有五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验，一般教师是2～3年的合同制。现总共有5683名学生，其中Triesdorf校区1750名，学生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双元制学生占10～20%。Weihenstephan校区有生物、园艺、景观、营养、森林经济五个系，2006年以后成立了研究中心。Triesdorf校区有农业和环境工程两个系。共有19个学士专业和8个硕士专业。有11个专业可提供双元制的学习。与世界71个大学合作。教学方面，学士7学期，硕士三学期。一学期15周，30学分，900学时，要求学生一半在家学习，一半在校学习获得学分。
1．3行会和企业。
我们还先后走访了雷根思堡(Regensburg)工商会、莱比锡手工行会培训与技术中心、ASIS公司、BMW莱比锡工厂和MAX－TAUT－SCHULE职业中学。我们了解到，按照德国国家工商会法，行会可以开展咨询、服务、考试、发证、培训、双元制培训管理、合同备案等工作，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企业了解到，企业与行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尊重行会;企业也积极参与学生的培养，认真指导学生在企业的实习。企业的实习指导教师必须先参加考试获得资格后才能指导学生的实习。企业比较喜欢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在校学习注重实践，能力较强。因此，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的地位与综合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样的受到社会的尊重。
2应用技术大学的特色
2．1应用技术大学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德国教育体系非常完备。德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度，小学四年级完成后开始分流进入中学，中学包括文理中学、普通中学和实用中学。文理中学学制八年，毕业生直接考入综合性大学;普通中学和实用中学一般六年学制，毕业生主要就业，并开始二至三年的双元制学习。部分普通中学和实用中学毕业生参加一至两年的应用技术大学预科学习，以便考入应用技术大学学习。部分二至三年的双元制毕业的学生也可以通过预科学习，考入应用技术大学。从德国教育体系可以看出来，应用技术大学是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量的普通中学和实用中学毕业生提供了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为德国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2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教育的特色
1)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大多起源于早期的职业培训学校、技术学校，培养企业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员，不是学历教育，发资格证书，社会的认可度很高。后来发展成为高等专门(专科)学校，德文校名叫Fa-hochschule。近年随着欧盟教育的统一，这类学校开始了统一的学历教育，包括学士、硕士课程的教育，专业面进一步扩大，因此，校名改为Hochs-chule，去掉了Fa，就变为了高等学校的意思。如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的德文校名为:Hochs-chuleWeihenstephan－Triesdorf。为了使德国的这类学校便于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近年德国政府统一将这类学校改名为应用技术大学，即UniversityofAppliedSciences，但是学校为了保留自身的传统，一般还保留着Hochschule的名字。从这类学校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以技术应用为起点，保持着它们以应用型为目标的特色，始终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这类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始终受到社会和企业的欢迎，学校和毕业生都享有着与综合性大学同样的声誉。
2)坚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大的布局和建立大多与当地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服务的对象很明确。如代跟多夫应用技术大学就是根据当地的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建立的，它的专业设置与代跟多夫应用的产业基本是对应的，它所建立的几个科研校区的研究方向全都与当地的企业产品研发相关。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的两个主校区所在地都是传统农业区，长期以来坚持发展农业经济。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包括新型生物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越来越显现出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服务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专业调整和发展。
3)强化实践教学。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学士专业一般为7个学期，其中安排一个学期到企业实习，完成相关的任务或论文;实习过程中教师有检查，实习完成后有面试。在硕士教育中，如果因是从其他综合大学或国家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在其学士阶段没有一学期的实习经历，也必须要补上;这是德国综合性大学所没有的要求。在课程安排上，专业课程多，每门课的实践要求较高，课程考试中有专门的实践内容的考核。为了实现在教学中强化实践的要求，学校对教授的实践要求较高，一般要求有五年以上的企业实践经历;学校还聘请了许多企业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课教师。学校的科研主要集中在应用技术开发和服务方面。
4)校企合作紧密。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都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实现服务地方经济和强化实践教学的目的。德国有法律规定，企业是应用技术大学的学习地点，在企业的学习是应用技术大学学习的一部分。许多大的企业都设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企业也愿意提供岗位接受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实习，并有专门的人员指导实习学生。学校也主动承接企业的科研项目，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如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旁边就由企业建立了一个再生能源生产厂，专业的教师深度介入到了企业的研发和生产，相关老师就有车间的钥匙，掌握和指导生产，开展技术研究，开展学生的教学。近年不少应用技术大学开始实行双元制的教学模式，学生接受企业的培养力度就更大了，校企合作更加紧密。
3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
3．1办学一定要围绕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与综合大学的学科性教育有本质的不同，一定要体现职业性，职业性一定要体现专业设置与产业布局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体现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融合发展;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现在不少地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面大而全，完全不顾及当地的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结果形如空中楼阁。
3．2要加强双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和聘用有企业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双师资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质量的必然要求。由于许多地方的人事制度原因，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院校的教师是从学校门进学校门，有经验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不容易担任教师，学校大多教师缺乏专业实践经验，双师要求不易达到。因此，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努力从人事制度上作改革，大力引进和聘用有企业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任教师，也要由学校自身去积极聘请有企业经验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改善当前师资队伍的情况，为职业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
3．3一定要与行业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
不管是从服务产业的角度，还是从强化实践教学的角度，高等职业教育都必须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产教结合和校企合作，使企业更多地介入人才的培养。要实现这一目标，除国家的法律规定外，更重要的是学校本身要做更多努力。首先培养的学生要适应企业的能力要求，其次是学校有服务产业企业的能力，第三是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内容要实时对接企业生产和产业的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愿意与学校合作，并走向深入。
3．4努力营造温馨而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
在德国期间，大家对其校园环境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校园一般不是很大，建筑物简洁实用，长期利用老旧建筑;校园不仅整洁、优美、自然、温馨，而且无处不在的张贴体现了对学生的关爱，充满了文化气息。我国的不少高职院校近年校园变化较大，建设了新校区或新大楼，校园面积也比较大，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卫生死角，环境布局和绿化讲究气派而不自然，随便拆除老旧建筑，学生的生活服务设施、休息交流的座椅少而不便利，展示少，墙面没有利用，既使学生缺少温馨的感觉，又使学校缺乏文化的沉淀。这些都是我们要转变观念，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
3．5改进学校宣传模式，营造认可职业技术技能的社会氛围。
改变原来一味地在媒体上宣传学校，高考填志愿前才到中学宣传的简单模式，要用营销的理念来前面向社会推销学校和专业。要在平时邀请社会人士、企业人员来学校了解学校;也可以让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来校参观校园和实验实训现场，参加学校科技文化活动，组织来校开展各类比赛，包括专业技能比赛。让社会、中小学生认识职业院校，认识职业技能，了解专业发展。
3．6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8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