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投资范文1
关键词：国外；投资建厂；工程项目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轮胎行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年我国轮胎生产产量接近全球产量的1/5，成为世界第一大轮胎生产国。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后对外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市场面临严峻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技术贸易战。2009年美国首次引发了针对中国轮胎生产企业的轮胎特保案，其后不断推出“双反政策”，致使中国轮胎企业本土出口美国轮胎严重受阻，产能过剩，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加大。面对如此严峻挑战，国内轮胎企业积极响应中央“一带一路”发展号召，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布局全球化发展，在国外建设新工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规避轮胎出口贸易壁垒，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取得了较好成果，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效益显著，为中国轮胎工业的发展，为实现中国轮胎制造强国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以中策橡胶在泰国投资建厂为例图1与同行探讨国外投资建厂的工程项目管理。
1建设模式与过程管理
1.1项目特点
新建轮胎企业具有投资大、涉及专业领域广，且对能源消耗、环境保护、动力供应、交通运输等均有较高的要求，专业化特色明显，同时建厂占地面积大，建设周期短。在国外投资建厂，还需符合所在国家、地区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等，工程管理难度更大。
1.2建设模式与基本流程
国外投资建设轮胎企业与投资建设的所在国家、地区和企业虽有不同，但其建设模式与中国国内基本一致，如泰国的建设模式也是：前期报批→项目实施→项目竣工验收投产。只是实施过程有较大区别，特别是在审批制度方面，国内侧重于项目前期审批，国外侧重于事后验收。国外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批分为国内和国外审批，国内一般也是先做可行性研究，经市场考察与调研，确定产品方案与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及生产过程，提出建厂条件和厂址方案、总图运输、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配套要求，实地考察洽谈，形成初步意向，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根据项目总投资规模及出资方式需报商务部或省级商务厅行政许可，并领取《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办理外汇，海关外事等相关手续，资金才能出境。同时同步开展投资所在国相应的审批工作，在泰国投资建设，作为外资投资方需向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提交相关申请，经申请填表、项目答辩、委员会审批通过后，6个月内提供发证所需数据文件，最终获得BOI外商投资项目支持卡。获得BOI支持卡便于项目的土地过户、设备进口申请、保税区经营证、其他外籍人员工作证及签证申请等办理。该卡非常重要和必要，凭此卡可以派一定数量的中国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赴泰国工厂工作，有助于加强企业管理，加快工程建设，缩短建设周期，控制产品质量和运行成本等等。享受进口原材料，设备，零部件等免税（进口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减免产品出口税、企业盈利所得税等贯穿于整个投资项目建设过程和企业正常运行管理过程。土地过户必须获得工业用地许可，工业用地许可以及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厂房建筑许可、厂房验收、开工许可均由当地工业地产厅（IEAT）审批即可。相对国内来讲管理部门单一，也有连贯性。前期手续办妥后，可以在泰国当地注册公司，并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商处报到备案，受其协调和管理。在泰国，总平面规划图只需报当地工业地产厅（IEAT）审批，批准后可进入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根据泰国的产业分类，橡胶轮胎属于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泰国天然橡胶生产占全球30%强），因此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及劳动安全，卫生报告等进行审批。只需在生产许可证申领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工程师根据当地相应标准审查，签字同意就可以。
1.2.1工程设计与招投标
取得土地后，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当地现场实际情况进入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因国外的工程设计规范、法律、法规、标准与国内不同；必须遵守当地有效的法律、法规、标准。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节约人力、物力，我们选择了中外三方合作方式（也是大多数投资项目所常用的）即业主作为甲方牵头单位，负责总图方案，确定生产工艺等；与我公司长期在国内项目中合作的设计经验丰富的国内较优秀的专业工程设计单位—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公司作为乙方，负责总图、工艺装备布置图，生产过程物流、采暖、通风、动力与工业管道、自动控制及信息化工程、环境保护、节能等设计；泰国当地华人所属具有轮胎工厂设计经历的泰国环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作为丙方，负责建筑、结构、消防、避雷、照明、给排水、厂区道路及市政设施等涉及当地有设计资质要求和设计规范要求的专业设计。另因有特殊要求的115kV总降站及外部供电线路直接委托当地电力部门设计与施工（作为单个EPC子项目）。供热锅炉采用生物质锅炉（因当地棕榈壳丰富及价格便宜，采用它做燃料既环保又经济），因国内无此类锅炉供热先例，也由泰国环亚公司负责设计。经甲、乙、丙三方联合设计，较好且较快地完成了项目工程设计。施工图完成后进入施工单位招投标阶段，在泰国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国内有较大区别，无需政府审批与公开，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也不需要编制工程量清单和建筑施工定额预算等，一般是施工图招标、投标、审标、询标，选出一家实力强、信誉好、造价合理的施工单位中标。我们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通过前期的调查、考察、洽谈、沟通，选出3家以上的实力强、信誉好、有轮胎企业施工业绩的华人管理控股的泰国建筑公司和中资泰国公司进行投标。在同等条件下以最低价中标为原则，整个工程分成多标段选择了多家施工单位全面开展施工。在首次招投标过程中，因对当地材料，人工等费用初次接触（建筑材料除特殊要求外，如钢结构厂房屋面板采用澳大利亚进口，电缆从中国进口等，尽量采购本土化和属地化，具有成本与进度上的优势。）对投标费用很难做出正确判估，评标是非常困难的，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先根据所有投标单位的分项报价进行分析，归类，建立起自己内部评标用的价格基准表，再经过多次各投标单位的询价修正，提高其准确度，以此表作为预决算依据（相当于国内的各地建筑行业造价管理部门每月颁发的信息价）来评标，以提高投标书评审分析准确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1.2.2施工过程管理
确定项目工程设计模式后，公司成立了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和工程项目实施班子，考虑到集团公司工程项目中心同时承担着国内多个工程建设项目，创新采用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常驻与非常驻相结合；本公司与外聘相结合的组织模式。各专业主要技术负责人为非常驻泰国现场，在设计阶段以线上办公为主，实地办公为辅，同时承担国内其他工程项目，各专业年轻技术人员根据施工进度要求及时派驻现场管理和解决施工技术问题，同时为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确保施工管理符合泰国规范和便于与施工单位进度，质量，安全等协调、沟通，聘用2名泰籍监理工程师。另外尝试由桂林工程公司（具有国内工程监理资质）派出一个项目管理团队，共同组成了一个施工现场管理团队，即由甲方（业主方）、乙方（专业施工管理团队）、丙方（当地监理工程师）三方组成。为统一协调，有效管理，首先明确各自职责：甲方重点在整个项目的决策，协调，监管，签发各工程子项目的签证单，进度款支付，对总进度，总成本负责等；乙方负责设计联络，沟通，设计进度，施工图审核，设计更改确认，设计施工技术问题解决，施工总进度计划，各单项进度计划编制、控制，现场施工质量监管，工程管理周报编制，技术档案，施工管理档案建立等；丙方（当地监工）重点在现场施工中技术问题反馈，沟通解决，施工材料验收，施工方案、质量、安全等检查、记录、确认。在三方共同友好合作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成果，顺利地完成了一、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为中策公司首个海外项目早日投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图2工程进行图。
1.2.3生产装备及公用工程同步跟进
海外建立新工厂，生产装备与公用工程必须同步跟进。在设计完成后，生产装备的选型、采购等即刻实施，大型设备的制造周期一般较长，需6~10个月时间，再加上合同谈判签订，交货海运等辅助时间，如掌握不好，会影响安装调试投产时间，造成整个项目滞后。公用工程也是一样，水、电、汽、风等动力源也需同步到位，缺一不可。由于轮胎生产用电量较大，项目中供电需要单独建115kV高压变电站，采用EPC工程总承包模式，委托给当地政府供电部门实施（含外线、土建、设备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但泰国方面效率又较低，需11个月完成，而我们要求工期特别短，6个月后要准时投用，故增加一个10kV临时变电站，作为前期生产设备调试，产品试制，小批量生产用电，保证总体投产时间目标，待115kV总降站完成后，可作为安保电源（即形成双路供电），既保证投产时间又不浪费投资。蒸汽供应也是采用二套方案同时实施，主供锅炉房采用生物质锅炉，因从台湾进口和土建施工等跟不上总体投产进度，在锅炉房旁建设由当地液化气公司供给的2个20T储罐组成的供气站，先采用一台天然气锅炉可满足前期硫化机调试，试生产和小批量生产，待正式锅炉供蒸气后作为故障备用锅炉。水较为简单，只要向园区提出申请，接入就行，雨污水管需按要求纳入城市管网，但应注意当地自来水水质很差，不能用于饮用，食堂等饮用水需要单独考虑。车间如图3。
1.2.4生产运行
生产运行主要是生产管理模式与人力资源配置。前期的管理体系和机构设置一般以国内企业的管理模式为基础，根据BOI支持卡的许可，前期可从国内派出管理团队和操作工骨干，同时提前招聘少数泰籍一线员工，在投产前来中国培训1~3个月，在投产时可直接上岗操作，并作为师父带领，培养新招当地泰籍员工。管理人员以国内公司派出中国籍员工为主，便于语言沟通，熟悉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和程序等，可将国内管理体系，标准（如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ATF16949汽车质量管理体系，DOT标准和欧洲ECE产品认证标准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稍作调整直接应用，使新工厂尽快形成严格的行政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各项管理体系。确保快速达产，生产运行稳定、质量控制有效、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2启发与体会
国外投资范文2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启示
一、美国：市场化程度高、风险投资发达
文化市场成熟、开发程度高，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而美国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则为文化产业融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一是风险投资成为文化产业投资的主要方式。美国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己经形成了一个高效运作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文化产品制作商、投资者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咨询机构。在电视内容制作方面，风险投资者出资参与节目制作，并可获得节目的二级和三级销售权，参与节目收益。在发达的电影市场，电影制作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投资组合，可供发售给不同的投资者，有效的降低风险、均衡收益。二是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产业融资创造了媒介。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以资本市场作为媒介，个人、企业、金融财团甚至海外资金都为文化产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早在1995年就向社会发行了电影投资组合，到21世纪开始设立电影投资私募基金，得到了社会各类投资者的欢迎。融资方式包括股权融资，优先级债务贷款，夹层融资，发行AAA级债券等。三是极具特色的政府基金。美国政府对文化项目（特别是公益性项目）的支持，一般不会直接拨款，主要通过设立政策性文化产业基金。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其支持的对象为非盈利文化事业团体，所取得的盈利也不能归个人所有。政策性基金投入到项目的资金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其他资金由社会团体其他途径募得。
二、英国：政府引导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扶持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支持文化产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发行收入。自上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每年都会从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投入方式上，政府对文化项目一般采取资助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英国政府在支持中小文化企业方面，主要是通过设立基金以及形式多样的资助计划。比如由政府资助设立的创意卓越基金，主要投向较难获得市场关注、融资较难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该基金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且不需要抵押。英国政府推出的主要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国家贷款保证计划，可为贷款提供担保，帮助企业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且贷款期限可长达10年。
三、韩国：大力支持风险投资企业发展
韩国主要采取文化产业的政府指导模式，政府对文化产业每年都有专项资金扶持，在文化市场制度、法律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韩国政府还针对文化产业设立多种基金，如文化产业振兴基金、电影振兴基金、游戏产业发展基金等，为支持海外市场设立的国际文化产业韩国基金等。韩国注重调动风险投资对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为鼓励风险投资发展，韩国允许电影在内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上市，只是对资本质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仅1999和2000两年，就有6000多家风险公司应运而生，其中300家获得上市机会，包含了30家以影业为主营业务的。
四、经验与启示
综合来看，由于国情不同投资基金在文化产业中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市场化运作的风险投资基金是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基金也是国外发展文化产业的常用方式。此外，各国政府还会采取税收优惠、完善市场环境等措施，鼓励和支持投资基金投入文化产业，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发挥好政府文化产业基金的作用。我国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今后应主要通过设立政府文化产业基金的方式，利用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政府文化产业基金要定位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主要投向公益文化项目和中小文化企业。同时，要丰富投资方式，综合采取股权投资、贷款贴息、项目补贴等方式，放大政策效果。二是加强文化市场制度建设。要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建立和发展专业性的文化产业项目产权交易市场。要完善事务所、评级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服务体系，逐步构建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交易平台。要完善知识产权抵质押登记、托管、保险等机制，积极培育流转市场，提升文化项目的资本化能力等。
参考文献
[1]黄亮.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研究[J].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
国外投资范文3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影响研究
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收益，还有更多的风险。尤其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成为我们国家金融投资的对象，其中的风险十分复杂多样，这也给我们国家的投资企业带来了很多困难。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建立完善的金融保障体系，尽量减少风险。在创新投资融资模式的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也为我们国家的投资指引了方向。
一、“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对外投资带来的机遇
1.有利于缓解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也就是说当前市场生产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量，这些产品无法售卖，导致产品滞销积压。尤其是我们国家的钢铁企业、煤化工企业，这些重工业企业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合理的调整产能过剩的情况，就有可能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规模，甚至于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很多人出现失业的问题，造成一定的经济波动，这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加强对外投资，和沿线国家合作，进行资本健康输出，缓解我们国家的产能过剩情况。为我们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渠道，以及销售市场，促进我们国家企业的经济发展。
2.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科技含量
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投资形式就是建立新企业，或者是兼并收购和购买股权。这种对外投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良好，而且我们国家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会进行沟通交流。具体的交流形式效应如下，技术溢出性交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性交流效应。前者产生的效应就是说在投资的过程中，能够推动东道主企业的技术发展和创新。后者就是说东道主企业在接受我们国家投资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反哺式的交流。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我们国家的企业经常对外投资交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发机构，而且在兼并收购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过程中，逆向技术溢出交流效应越来越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
3.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资产回报率
“一带一路”倡议所连接的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还处于初始阶段或者起步阶段，所以对于资本的需求空间极大。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后发优势，有着比发达国家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也就能有更高的回报率，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能够实现我国资本更高的价值增值，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结构的优化升级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对外投资带来的挑战
1.沿岸国家政治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治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国家，二是东道国，这两个国家如果出现了政治变动，或者是政策发生了变化。那么投资企业很有可能受到影响，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如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国在这个国家以及周边的地区建设了很多工程项目，受到战争的影响破坏严重。近几年，中东问题政治十分不稳定，经常出现战争。我们国家为了减少经济损失，不得不停止很多正在投资的项目，还有一些正在建设的项目，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政治动荡，中国的对外投资就会受到剧烈的影响。
2.“中国威胁论”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威胁论”是指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将凭着自身的实力实行对外扩张或者控制他国的命脉，走上殖民侵略的道路。这样的“中国威胁论”使得很多国家把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倡议当作“洪水猛兽”，即使一部分接受了该倡议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因为此种言论而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一定的壁垒心理。这些问题的存在让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遇到很多阻碍，并且降低了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产回报率和收益比率。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优化策略
1.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防范系统性风险
防范系统性的风险，能够营造有利的对外投资环境，让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受到政府的保护，也就是从制度层面上开展的保护。双方政府建立双边贸易保护协定，或者是相应的贸易协定，就能保证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稳定，而且可持续。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国家政治形势的研究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要和沿线国家打好关系，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企业才能拥有健康的投资环境。除此之外，建立相关社情分析系统也是非常必要的，能够保护对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或者是设置一定的补偿标准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化解风险。还要合理的利用多边机构以及合作机制，例如，丝路基金和上海合作组织等，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做好国际市场调研与环境分析工作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国际市场环境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我国投资企业必须在前期做好市场调研工作，深入研究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政府决策倾向，把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动态与预期情况，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诸如意识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社会风俗、思维方式等，并做好风险评估和SWOT分析，这样就能为接下来的投资决策提供充足和科学的参考依据，形成合理完善的投资战略规划。
3.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常采用新建与收购两种方式，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直接输出资本，在东道国建立全新企业或者根据东道国相关法律收购已有企业，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比较容易受到来自于政府或者民间的压力。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可以是合资、合作、业务外包、三来一补、委托加工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多时候防范投资风险的效果更好。
4.指导企业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增强风险抵抗能力
让企业发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投资机会。并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和技术优势，进行科学的谋划。这一过程中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政治政策影响以及投资的契合性。企业在前期要做好风险预估以及项目的分析。尤其是在投资重大项目的过程中，为了把投资风险分散开来，可以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资金。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投资项目方案，确保能够长远发展，要协调好贸易关系，以及投资关系，以灵活的投资策略稳定项目的发展。
5.选择和实施科学的市场竞争战略
第一，选择适合我国进行对外金融投资的“一带一路”沿线对象国家。我国应该首先选择那些和我国一直都维持密切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始终十分密切，优先考虑和选择对这些国家进行对外金融投资，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风险，确保相关利益最大化。第二，全面突出我国的竞争优势。首先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拐点正在我国出现，总体来讲，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人口规模红利比较大，这是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金融投资的一大优势。其次，我国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这对于我国对外金融投资创造了很好的前提和条件。最后，我国具有相对较高的决策效率和水平。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我国企业，在决策效率和水平方面，相比其他国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为我国对外金融投资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第三，全面强化与海外华裔之间的合作。我国在对外进行金融投资的时候，可以充分依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商力量，这样不但能够使得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而且还可以从中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此外还能够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
6.企业应建立全面的投资风险防控系统，采取集群式投资策略
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必须要拥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并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合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优势，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比较复杂。要做好投资风险的识别工作。具体的风险识别方法如下，情景分析法以及筛选判别法。在投资管控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跟踪，坚持动态分析。要整合内部资源，把握外部资源和政府以及协会合作，寻求法律的帮助，并建立风险防控的战略联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外投资策略，例如绝对控股，或者是相对控股。合理的配置拥有的资源，采取针对性的投资策略，例如拥有管理优势，或者是产权优势，那么被投资的国家就会格外重视，可能会出台一些政策优惠。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海外有机结合，能够帮助企业规避一些弊端。除此之外，发展行业协会的集群服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为企业沟通交流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企业更好的对外投资。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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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境外投资；加强管理；风险防范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省国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资源配置，谋求国际产能合作，陆续在境外谋划和设立了一批企业，境外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持续增长，投资国别逐步拓展。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境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各类风险加大，如何加强我省国企境外投资管理，有效防范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企业集团和国资监管部门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以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境外投资为主进行研究分析。
一、加强境外投资管理的必要性
一是境外投资规模在委管总资产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18家委管企业中有11家设立了境外企业，境外企业设立总数45家。境外资产总额达800多亿元，占委管企业资产总额的7%；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近1800亿元，利润20多亿元，分别占委管企业年度指标的20%和16%。境外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委管企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境外企业的运营质量直接影响着其所在集团进而影响委管企业的整体运营水平，加强境外投资管理是提高国资运营效率和提升国资监管水平的重要方面。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是推动企业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境外投资因地域和国家（地区）差异而变得更为复杂，投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我国相关政策规定，还要符合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切实防范各类投资风险。促进企业境外投资合规有序开展，在确保境外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需要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合规引导。三是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复杂多变，保护境外资产安全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境外企业除面临一般的经营风险外，还不可避免地面临所在国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动荡、地区局势冲突、恐怖主义威胁、金融法律危险等诸多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有增无减，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部分国家政局动荡、行政效率不高、法律不健全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强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成为境外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四是个别风险事件的发生使得加强企业境外投资管理成为愈加迫切的问题。近年来，在国企“走出去”步伐逐步加快的同时，部分企业因前期尽职调查不充分、管理不善发生风险事件，境外投资受到较大影响。如个别企业由于当地著民不配合、项目形不成规模等原因处于停建或缓建状态，个别企业由于涉诉问题导致暂时停业，个别企业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科学、内控体系不健全等导致风险案件久拖不决。强力堵塞管理漏洞，严控风险事件发生，是保证境外企业正常运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境外投资管理的主要内容
加强国企境外投资管理分别从境外项目投资前和境外企业设立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境外项目投资前
1.尽职调查管理。项目前期尽职调查和可行性论证是企业境外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尽职调查的充分和详尽程度是境外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境外投资不仅要对项目的市场前景、成本费用、投资收益等进行细致分析和认真测算，还应深入现场对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资本准入制度、本土化政策等进行考察了解，必要时还应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以发现项目本身可能存在的、且通过简单的书面资料审查发现不了的问题。2.项目流程管理。境外投资从前期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商务谈判、估值报价、监管审批、项目交割到实施运营，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业务链条，涉及的业务环节较多，每一个业务环节都必须有严格而周密的工作计划，以提高组织和决策效率。同时还要有法律保障进行全程覆盖，以确保项目合规推进。强化项目流程的体系建设，严格法律风险管控，是提高项目推进效率、降低项目风险的重要措施。
（二）境外企业设立后
1.人员管理。受空间距离和投资所在国环境的影响，集团公司对境外企业的管控难度较国内企业大幅度增加。派驻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和管理，直接影响着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集团公司对境外企业的管控力度和经营信息的掌握。选好用好派驻人员并保持驻外团队的相对稳定是人员管理的重要内容。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在集团对境外企业的管理中尤为重要，财务管控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境外资产能否得到保全、能否实现保值增值，进而决定着集团境外投资的成败。境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一是要能及时、准确地获知境外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和生产经营等信息；二是在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需求时，能对其融资规模、融资方式进行控制；三是境外企业的成本费用要实现可控；四是境外企业若具备股利分配条件，要确保能全额分配。3.重大事项管理。重大事项主要是指涉及境外企业章程内容修订、对外投融资或引起境外企业重大资产变动等的行为，如增减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或变更企业组织形式；发行公司债券或股票；对外股权投资；对外担保、对外捐赠；重要资产处置、产权转让等。在上述事项决策上，要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确保依法合规。4.突发事件管理。突发事件主要是指影响企业正常运营的风险事件，如银行账户或境外款项被冻结，发生重大资产损失，境外机构所在国发生战争、政局变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危机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突发事件，受到所在国监管部门严重处罚等事件。突发事件管理的要点是提前做好防范和应对预案，风险事件发生后能进行有效化解和妥善处置，尽可能地降低对企业的不良影响。
三、思考和建议
（一）企业集团层面
1.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对于设立境外企业较多的河钢、开滦、冀中能源和建投等大企业集团，在集团层面设立专门负责境外投资运营管理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境外事务；制定和完善境外企业出资、日常经营、重大事项、资产管控等方面一系列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加强境外企业内控制度建设，确保境外企业合规运营；建立境外企业管理台账，统计梳理境外企业的基本情况、项目进展、重大事项等，做到底数清楚；设置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架构，审慎选派境外企业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确保集团公司对境外企业运营情况的管控。2.注重对新设境外投资项目的论证审核。在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尽职调查阶段，选聘知名法律、财务、评估等专业中介机构，协助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对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在项目审批环节，按照项目类型、投资额度、投资方式等划分审批权限，对项目的投资环境、预期收益、运营方案、交易报价、协议文本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确保依法合规。3.重视派驻人员的选拔和日常管理。理顺和畅通派驻人员选拔任用和职务晋升渠道，解决派驻人员的后顾之忧；强化业绩导向，建立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充分激发和调动派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派驻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实行个人涉外情况申报和定期述职制度，规避决策不科学、运作不规范等带来的各种风险。4.加强财务信息报送和监督管理。建立财务信息定期报告和重大财务事项及时报告制度，确保集团及时掌握境外企业财务经营情况；实行预算管理，严格按照经批复的经营预算进行控制，确保境外企业成本费用可控；强化财务监督，将专项审计、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等作为境外企业常态化财务监督手段，审计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下一步人事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降低经营决策风险。5.强化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管理。建立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确保集团及时获知境外企业重大事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从风险的事前识别、事中控制到事后处置进行全面管理，有效防范、应对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法律风险、医疗卫生风险等外部风险。
（二）国资监管部门层面
1.加强企业境外投资的规划和引导。一是开展“走出去”相关工作研究，指导企业做好境外投资规划编制，明确企业境外布局重点和境外投资发展目标，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二是研究制定企业境外投资指引，引导企业境外投资方向，规范境外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2.将境外企业作为单独的板块进行监管。一是从业务指导、合规管理、责任追究等多方面加强引导和监管，确保境外资产安全、规范运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建立企业境外投资情况、境外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日常报告制度，动态掌握境外企业的运营情况；三是定期组织开展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监督检查，提高境外企业风险防控意识，有效排查风险隐患。3.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服务体系。一是定期组织境外企业进行经验交流和信息沟通，特别是与央企和优势民企境外公司建立有效衔接，通过对标学习，提升境外企业业务管理能力；二是联合投资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等收集最新国别地区投资政策信息和项目信息，帮助企业及时全面了解国际投资环境；三是成立专业化投资、法律、政策等服务平台，结合投资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为境外企业提供分析指导和专项培训，提升境外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四是组织对境外企业进行风险防范知识培训，提高境外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国外投资范文5
研究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既是对国际金融理论与跨国投资理论的拓展，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之一，更是探求在2008年以来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变幻莫测背景下，如何利用国家金融发展吸引跨国投资的前沿领域。本文拟从企业跨国投资动机与企业跨国投资溢出效应两个层次进行分析，系统解读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力求理清学界的研究脉络，为下阶段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
金融发展;跨国投资;投资动机;溢出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FDI(跨国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深刻影响到各国经济的发展，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早期关于FDI的研究多是从生产率差异，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市场规模，规模经济，乃至道德风险和无形资产等视角来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的因素。这些研究共同的假定前提是跨国企业可以获取足够的金融支持，因此鲜有人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金融发展的研究多局限于一国的范畴之内的企业筹资现状，鲜有人研究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如何影响企业跨国决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给我们研究国与国之间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国际投资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当前部分学者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丰富了关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认知。关于这方面研究主要分为四条研究主线:1．金融摩擦如何影响企业的FDI(包括企业的投资地点和投资形式的选择)［1］。这支文献主要研究各国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影响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具体路径;2．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相对财富效应对跨国企业FDI方式的影响。3．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如果一国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备，那么跨国公司会相机抉择，选择不同的FDI方式。4．跨国公司FDI的溢出效应。相关研究表明跨国公司FDI则会提高资本的溢出效应。本文拟对近年来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述评，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金融发展与跨国投资关系研究理论基础
既有的国际经济学研究对于资本的假设多是从投入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考虑实物资本而非金融资本。Helpman(1984)［2］建立一个两国两部门H－O模型，证实跨国公司的出现源于各个国家间不同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回报率。即便劳动之外的投入品不是实物资本，仍然拥有一些实物资本的特征，比如和劳动共同组成产品，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将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地点的选择等。传统的理论框架虽然认可资本会影响企业经营，但是认为资本不可跨国流动。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度量也是从中间投入品的要素禀赋的角度，而非资本本身。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企业个体行为以及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产生的各种成本时，企业异质性被引入国际经济学。Help-man等(2004)［3］就是基于企业异质性来解释企业的FDI行为。在他们的文章当中，企业有自己的产品并知晓自身的生产率，企业出口和FDI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互不相关，各有不同，这时企业就根据自身发展状况作出相应选择。企业异质性相关文献为基于金融发展视角来分析国际投资提供了理论基础。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证实企业融资同样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选择。Myers和Majluf(1984)［4］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影响企业主获取投资，并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国家间资本获取难易程度的差异。LaPorta等(1998)［5］指出，不同行政区对投资人的保护也各不相同;其他一些研究者，如Rajan和Zin-gales(2003)［6］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也给予上述观点不同的解释。无论基于何种视角的研究，学者们都认可各国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企业融资也存在差异性。LaPorta等(2008)［7］等人进一步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发现，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将影响企业的财务选择与实际产出。在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企业更有可能为了发展而融资。考虑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巨额融资，上述关于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推断出国际经济学当中的一般假设，各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企业的资本要素禀赋与金融资本利用也存在差异。有学者基于上述两个领域现有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证明各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同企业跨国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Desai等(2004)［8］检定出金融机构发展不完善会限制跨国公司在某些地区的外部融资，并探讨了跨国公司怎样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获取融资。美国经济分析局对美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发展会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借款地，以及实际获取的借款额度。在债权人保护不足，影子银行盛行的国家，企业的借贷利率较高，借贷额度较低。跨国公司会根据各国不同的信贷市场和税率来调整母国融资的额度。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那么子公司从母公司融资的成本相较本地市场融资成本更低，子公司会更多的依赖母公司融资。跨国公司子公司相较于东道国本土企业对融资约束更不敏感［9］。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子公司会因为从母公司融资而获取税收优惠。Huizinga等(2008)［10］就用欧洲跨国公司的资本结构来证明企业会通过借贷来减少税负。因此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差异会促进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企业对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FDI。
二、金融发展与企业跨国投资动机
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企业FDI的决策。金融发展对企业跨国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基于资本要素比较优势视角，其二是基于相对财富获取的视角［11］。
(一)基于资本要素比较优势视角
金融摩擦令跨国公司筹措资本的能力存在差异，影响企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众多文献检定了这一观点。Buch等(2009)［12］建立的模型中给定存在一项跨国投资，信贷约束将影响企业投资海外的决策，包括企业是否进入市场以及投资数额。企业仅依靠有限的内部资本来支付进入新市场所需的各项成本远远不够，需要外部融资;那么企业融资合约的执行力就至关重要。契约履行制度完善的东道国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更进一步分析，如果企业受到可抵押资产不足的制约，那么企业的外部融资有限，企业内部资本会影响企业FDI的投资金额。德意志联邦银行分析了德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该机构研究发现企业融资能力在德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生产率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在金融合约履行制度不完备的国家建立的子公司较少。Bilir等(2014)［13］系统分析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还会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模式选择。他们建立一个三国模型，其中有A、B两个对称的经济体以及一个低收入C经济体。在这个模型中，C国是世界工厂，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在内生违约现象。A、B两国的金融机构因而不愿承担对C国投资所需的全部费用，从而影响两国企业对C国FDI。随着C国金融体制逐步完善，一方面是A、B两国在C国的既有子公司东道国销售额下降，出口额提升;另一方面是更多的跨国企业在C国建立子公司。另一个研究视角则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意味着本土企业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跨国公司在资本要素方面存在比较优势，会加大对东道国的跨国投资，特别是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强的行业的跨国投资。Manova等(2015)［14］所提供的相关经验型证据证明跨国公司能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之一确实是因为能承担本土企业无法支付的相关固定成本。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来看，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强的行业中的外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出口额分别比本土企业高62%和50%。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影响较之要素成本最小化，契约不完善，财产权益保护等产生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Bilir等(2014)［13］所说，跨国企业更愿意投资到金融摩擦较大的行业，他们在这些行业面临的本土竞争更少，这和Antràs等(2009)［1］提到的金融摩擦较大行业的跨国公司更愿意将产品生产外包给公司附属子公司的结论相同。Bustos(2007)［15］研究阿根廷的制造业也得出相似结论。
(二)基于相对财富效应的视角
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企业价值的真实体现。这就给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了套利机会。国际金融市场会从汇率波动，金融危机，资本错误定价三个层面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
1．汇率波动
资产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投资者有多种理由来转移资产，其中一个就是汇率波动。Froot和Stein(1991)［16］建立模型指出美元贬值伴随着大量FDI资本流入。在他们的模型中，因为存在信息不透明，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的项目投资中只有小部分来自外部融资，其余则靠企业的财富积累。本国货币贬值导致本国企业相对于外国企业的资产减少。提高了外国企业家购买本国资产的竞价能力，吸引外国投资。同其他资本流入形式相比，FDI流入在信息不对称时的倾向更强。与这一结论相一致的是，这种本币贬值伴随着FDI流入的现象并没有在其他资本流入形式当中体现出来。Klein和Rosengren(1994)［17］提出来另一种本币贬值伴随着FDI流入现象的成因。他们假定本币贬值降低本国生产成本。虽然这种效应对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并无不同，但是会带来外国投资者对本国投资的增长。Dewenter(1995)［18］考察了1975－1989年间美国的外资并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的资本获取并进一步影响企业跨国投资。Klein等(2002)［19］研究了资本来源国金融业不发达对企业FDI的影响机制。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业倒闭潮导致借助财务状况较差的银行融资的日资企业对美国FDI的缩减。De-sai等(2008)［20］实证检定了货币剧烈贬值对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和本地生产的出口企业的影响。在东道国货币贬值过程中，美资企业子公司的销售，资产和投资迅速扩张，远超过本土企业。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下，外资子公司与本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差异是这种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同系列研究中，Blalock等(2008)［21］研究了1997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货币贬值之下外国制造业企业与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应对策略。资本获取受限的本土企业无法改善贸易条件，外资出口商则一直扩大投资，增加人员雇佣。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不仅对市场需求增加反应迅速，而且能有效应对财务状况恶化。Alfaro和Chen(2012)［22］发现外资子公司，特别是纵向一体化程度高或同国外母公司联系紧密的外资子公司更能有效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类似的研究危机期间企业并购的文献也得出类似结论。Krugman(2000)［23］发现流动性较强的外资企业子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时减价收购亚洲企业，他把这类投资叫做甩卖投资(fire－saleFDI．)。Aguiar和Gopinath(2005)［24］也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跨国并购。他们发现当亚洲本土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流动性较强的外资企业子公司会趁机购买当地资产。本土企业因为受到融资约束，只能贱价甩卖资产。
3．资本市场错误定价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同样会影响企业FDI。即便是在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股票市场，依然存在跨国套利的机会。本地投资者风险规避，非理性预期等因素都会导致资本市场错误定价，资产市场价格与价值相悖离。Froot和Dabora(1999)［25］以同时在英美两国市场上市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为例，具体分析了市场分离与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不同市场上的价值估算。这种价值悖离的错误定价提供给跨国公司套利机会。Baker等(2009)［26］关于跨国公司利用各国彼此分离的资本市场做出的对外投资决定提出两种假设。其一是廉价金融资本假说。企业FDI流动源于来源国企业融资成本较低，其二是廉价资产假说，企业FDI流动源于东道国企业资产被低估。实证结果表明假设一显著而假设二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跨国公司FDI在预期东道国资本市场市值特别是总市值回归价值曲线时增长。资本错误定价之所以会影响企业FDI，是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融资成本的变动实现套利。
三、金融发展与企业跨国投资溢出效应
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企业跨国投资的决策，也会影响企业跨国投资的溢出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减少管理成本和技术溢出效应两个方面。
(一)减少管理成本
如果一国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融资成本较高，那么该国企业管理者易发生道德风险。除非企业有确定的所有权结构与激励机制，不然投资者不愿进行投资。Antràs等(2009)［27］提供的通过资本注入来减少管理者道德风险的机制可以用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出现。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跨国公司FDI流入内生增长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管理者道德风险和所有者权益保护不足。既往的研究也符合这一推论。首先在投资者保护较为完善的国家，一般贸易(arm’slength)许可证更为普遍。其次跨国公司母公司加大子公司股权持有比例可以降低东道国投资人权益保护需求。最后如果东道国投资者保护逐步完善，跨国公司母公司会相应降低其持有的子公司股权份额。这些结果表明投资者权益保护不足会促使技术开发公司加强对子公司的投资与监测力度。这一模型也暗示如果投资者保护逐步完善，那么技术开发者会放松监管，跨国投资活动会活跃在更多的国家［4］。Ju和Wei(2010)［28］也建立模型证明跨国公司会利用内部资本应对政府管理紊乱的挑战。在他们的模型中，一国政府治理混乱会降低外国对该国投资概率，影响资本在项目之间有效分配。因此，金融体系发展较好的地区会扩大企业对外投资。外国资本也会以FDI的形式注入当地资本市场。这两种资本流动方式可以改善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弊端。拥有健全金融体系的发达国家是FDI的净供应者，同时也会吸引资本净流入，这与发展中国家现状相反。
(二)溢出效应
1．技术溢出效应
跨国企业FDI将加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快技术扩散，这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发展。Alfaro等(2004)［29］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一结论———一国金融市场发达有助于本土企业分享到跨国公司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这个模型中，本地企业需要承担初创成本，本地金融体系发展完善有助于企业支付初创成本。如果资金问题得已解决，那么企业就可以为国外跨国公司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并借此提高生产率。作者也从实证方面检定了这一观点。Alfaro等(2009)［30］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扩展，他们认为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积累。Aitken和Harrison(1999)［31］进一步研究产业内溢出效应。他们发现扩大跨国企业对东道国FDI在当期未必有助于发展本土企业，但确实存在技术溢出的滞后效应。Javor-cik(2004)［32］研究发展立陶宛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从外资企业向本土企业，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下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Blalock和Gertler(2008)［33］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也得到类似结论。这些发现证实本地金融市场发达有助于引进跨国投资，加强本土企业同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企业分享到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2．资本溢出效应
相关研究表明，在本地金融市场发达的前提下，FDI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向关系。Harrison等(2004)［34］考虑到本土企业资本匮乏的情况，用欧拉方程推导出跨国企业FDI可以缓解本地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论。他们的结果证明，跨国投资可以缓解企业现金流不足的问题。跨国企业FDI流入不仅伴随着东道国跨国子公司的融资约束减弱，还伴随着东道国本土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弱。然而Harrison和McMillan(2003)［35］指出这种现象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他们用类似的方法研究科特迪瓦的投资行为。科特迪瓦的金融市场是固定投资回报率，并存在信贷配额，多数银行受制于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加重了本土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并将他们挤出本土金融市场。因此，FDI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并非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四、结论与未来展望
国外投资范文6
［关键词］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控
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我国国有企业也逐渐实施“走出去”战略。目前，从我国境外投资来看，国有企业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资金数量上都占据着主体地位，尤其一些重要领域，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虽然目前境外投资风险较大，但机遇与挑战共存。由于境外投资目前相对国内而言，还是一种较为新鲜的事物，缺少境外投资经验也是限制国有企业境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还存在着一定的财务风险。
1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风险的种类
1.1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指的是，由于国有企业在境外进行融资或因为融资而引发的债务，从而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产生恶化，诱导国有企业产生财务危机。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国有企业的资金风险以及国有企业在境外的项目公司风险。一方面，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在境外发展过程中涉及企业的兼并与收购等财务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容易导致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资本结构，从而让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在一些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国有企业中，任何一项兼并以及收购行为都可能引发企业在资金系统方面的崩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需要支付大量资金，如企业资金紧张，必然会导致借贷行为的产生，而借贷利息或定向增发等股权稀释行为也进一步拉大了国有企业的资金压力，财务风险随之提升，加之原本产生的借贷利息，国有企业将面对较大的财务流行性压力。当企业财务压力越来越大时，国有企业将会丧失许多境外投资项目，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缺少灵活性。
1.2支付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支付方式有现金、股权、杠杆等。另外，根据投资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产生诸如履约信用证等，为了避免国有企业信用证被安全提款，那么也就需要国有企业有针对性的制定保障条款。另外，国有企业使用的不同支付方式也会对企业的财务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产生财务风险。
1.3融资风险
现金支付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支付手段之一，也是相对较为稳定的一种支付工具，国有银行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筹集、银行贷款、国际银行贷款等。国有企业运用不同的融资方式，使用不同的融资工具也导致融资期限以及融资成本的不同。同时，不同的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割裂性。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也具有一定的融资风险。
2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首先，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不科学。在一些国有企业中，由于一些国有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财务方面，还是在企业销售与管理方面，依然没有制定科学的控制体系，从而无法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部门之间的牵制作用与机制，这往往造成了国有企业的内控制度只是成为了一种宣传手段、一种形式，无法真正发挥出内部控制制度在境外投资财务风险中的管控效果；往往会导致某些人员通过境外投资的方式，蚕食与贪污国有资产，不但让海外投资呈现出亏损的状态，也阻碍了国有企业在本国的发展壮大。其次，国有企业决策机制不科学。在很多国有企业中，无论是小型投资还是大型投资，往往都是企业“一把手”拍板决定，会议研究是一种形式或是一种告知的程序，无法发挥出会议应有的讨论与论证作用，发挥集体决策的效果。也有一些国有企业的决策权力较为分散或较为集中，这也往往会导致国有企业决策科学性的丢失，从而让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在初始阶段就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再次，国有企业对境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体系较弱。在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中，部分国有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只是为了建设所谓的“面子工程”，只是为了追求政绩，这种行为往往让国有企业对境外投资不注重可行性，失败的风险较大。而国有企业的员工大多数在风险的认识、风险意识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思想观念落后，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并不愿意购买相应保险，而是更加希望通过贿赂的方式，获取境外投资项目的成功，因此，也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产生损失后无法获取补偿，加大了境外投资的风险与损失。最后，国有企业对境外投资缺少市场监管。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让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基本状况需要对相关监管部门进行陈述，监管部门受到境外监管困难因素的影响，也只能将国有企业的汇报以及报告作为标准，这势必会造成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增加，无法获取及时、准确的信息，从而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监管部门对投资行为的监管缺失，相关人员必须要直接面对这种问题，从而降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
3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风险的规避策略
3.1强化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让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企业内部控制相对而言流于形式，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在进行申报审批时，不需要承担审批后果，这也让很多国外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没有针对项目进行充分调研，也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导致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失败成本过大，境外投资的财务风险进一步增加。因此，制定出台完善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要注重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决策制度以及决策人的责任制度，一旦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发生重大失误而引发财务风险，那么决策人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而境外投资效益较好时，就需要给予决策人必要的奖励，奖罚分明的制度不但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且对财务风险的规避也有着很大的效果。
3.2强化境外投资监管制度
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就是对国家财产进行保护，境外投资是国有企业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对境外投资进行监控是非常有必要的，相关人员要对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以及境外投资活动，进行财产风险防范。同时，也要对国有企业子公司的境外投资行为进行监控，全面分析子公司是否按照国有企业的财产风险管控制度进行经营。另外，还需要对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细致分析，尤其是要对与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经济往来的企业进行监控，防止发生财务风险。
3.3强化境外投资的财务监控
在国有企业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后，国有企业要结合投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尤其是财务风险管理制度。当经营过程中出现未经批准或超出一定额度的资金，要给予相关人员一定的惩罚。当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需要设置企业账户，且必须要以企业的名义进行申请。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也要制定相应的业绩目标、预算、资金分配以及财务审计等制度，并明确投资经营财务报表的编制以及财务报表的报送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从而从制度层面对境外投资财务进行风险管控。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婉.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与控制——基于淮南矿业境外投资的案例［J］.财会通讯,2016(23).
国外投资范文7
关键词：投资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投资环境作为投资的外部条件，对投资者和被投资地区的有关各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各地区的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招商引资是不可或缺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更是重中之重。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利用外资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各地区间引进外资的差异较大，极不平衡。对于各地区来说，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吸引投资，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迫在眉睫。因此，优化全国的投资环境，实现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十分重要。
二、我国投资状况的动态分析
10年来，全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大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从2006年至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平均增长速度为7.67%，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这说明我国在吸引投资的广度、范围方面还有待提高，可能是某些初步发展的项目在其招商引资的工作上做得还不够。也体现了投资环境的不足，还需加大力度，优化投资环境。由图1可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但其增长速度高低起伏，最终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和2012年我国利用外资的金额反而比上年降低了，而其他年份对外资的利用都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速度不稳定。这说明对外资的利用使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其提高程度不及国内生产总值本身的增长程度，也就是说只有2008年外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较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其他年份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少部分而已，说明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待继续提高，还需加大力度招商引资。
三、外商投资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本文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经济开放性、市场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人才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出发，详细分析这些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后，选取了19个指标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以全国31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对外商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1.数据处理。由于X12～X165个指标为逆向指标，本文首先采用取倒数法对原始数据中的逆向指标正向化处理，其次为了消除数量级和量纲对处理数据的影响，运用Z-Score值标准化方法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因子分析。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适用性检验，结果见表2。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5，说明该样本数充足，该样本数据适合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我们得到各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累计贡献率（表3）。根据特征值大于等于1共提取了4个因子，这4个因子特征值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3.583%，大于80%，较高，说明这4个因子可以解释原数据信息的83.583%。但是由于提取的主因子实际意义并不是很明显，需要进行因子的旋转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结果。从表4中可知，在第一因子上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货运量、电力消费量、货物进出口总额、外商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载荷较大，命名为经济环境因子，它解释了原变量28.646%的信息。第二因子主要反映自然环境状况，它解释了原变量27.046%的信息。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和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在第三因子上的载荷量较大，故命名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因子。第四因子主要反映自然资源状况，故命名为自然资源因子。
3.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输出因子得分及排名，并利用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本文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投资环境的整体情况及各地区不同方面的排名情况。在经济环境因子上，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它们的得分都大于1；其他地区在经济环境上相对落后。自然环境因子方面西藏和海南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虽然北京的得分排名较高，但是由于它的三废总量基数小，并不能说明其自然环境较好；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因子得分都小于基准系数0，可见我国整体还需要加强环境的预防与治理。再看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因子，北京、上海在这一因子上的得分较高，可见这两大一线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较好，在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医疗方面较为发达；安徽、西藏的第三因子得分最差，说明其经济结构与社会环境还有待大幅度优化与提高；其他地区在这一主因子上也需改善。最后是自然资源因子，以上结果显示天津、青海、福建和上海的排名较高，有着一定的资源优势；而山西、黑龙江和内蒙古在这一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从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名可以看出，广东、北京、西藏的综合得分分别是1.22、1.06、1.05，排名前三，在全国的投资环境中处于领先地位；相继是江苏、上海、海南、山东和浙江的投资环境，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是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投资环境占有一定的优势不足为奇；而西藏和海南自然环境优越，综合排名分别为第三和第六，说明其投资环境优越，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而其他地区的综合得分都小于基准系数0，还分别需要在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自然资源方面不同程度地加大力度进行改善，以提高吸引投资能力，从而提高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4.聚类分析。下面通过各因子得分对全国31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投资环境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进行分类，以便分析各地区投资环境的相似及差别之处，从而对其进行相应的改善。具体方法是以因子分析的4个主因子Fac1_1至Fac4_1为变量，样本之间利用离差平方和法（Ward’smethod），采用欧氏距离平方进行聚类。综合聚类分析结果和个案汇总可以看出，第一类北京、天津、上海的经济环境因子均值低于平均水平，自然环境因子、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因子、自然资源因子均高于均值，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是由于行政区域较小导致经济总量较小的地区，因此这三个地区仍需在经济环境上加以改善，争取继续扩大经济总量，从而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广东、江苏、山东为第三类地区，这一类地区在各主因子上略高于均值，总体投资环境较为优越，尤其是经济环境突出。第四类海南和西藏这两大地区是经济环境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尤其是自然环境因子远高于均值，而经济环境因子、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因子低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两大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还需不断优化。其余地区均为第二类，第二类地区在这四类因素中均处于劣势，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医疗，还是在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尽快提高其投资环境的综合水平。
四、优化全国投资环境的建议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在经济总量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仍有不足，某些方面还需提高。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尤其是旅游、金融、保险、酒店、外贸、电信以及教育等服务业，提高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使其成为各地区利用外资的新增长点。政府部门应当从各地区对外开放的格局出发，在战略和制度上为对外开放确立指导性方向。
2.重视自然环境保护与资源高效利用。要提高对土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高度重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土地方面，最大限度地节约利用土地，争取实现土地的持续利用和结构升级。其他自然资源也要注意节约、高效合理利用。并要建立长效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制定一批关于排污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企业绿色指标体系的监督管理。
3.优化产业结构。我国除几个少数地区产业结构较优越，大部分地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因此应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适当降低第二产业比重，重点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尤其是在二产内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方面，结合互联网加大力发展金融保险、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提升新兴服务业在各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率。
4.改善社会环境。我国有一半多的地区在人力资源和生活水平等社会环境方面也明显存在很大不足。对于各地区在人才方面的改善，要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技术研发实力、管理水平和行业生产效率。同时，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营造良好的科技教育环境。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促进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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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静.成都市投资环境评价与优化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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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仁婷.基于多元统计的投资环境评价与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3.
[5]刘元康.中国中部和东部投资环境评价对比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6]穆献中，李凯.投资环境评价方法评述[J].商业经济研究，2015，(07)：64-66.
国外投资范文8
关键词：投资决策；过度自信；风险规避
在国有企业运营发展中，离不开投资决策，在资本市场中如何体现有效性，管理者如何在支配公司资源中对市场和有效信息进行理性判断，这是所有企业和领导层都需要正确对待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分析的这么简单容易，管理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经常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想要做到万无一失地准确判断并做出理性决策的可能非常小，往往会得到偏离理性的异化决策。究其原因，除了国有企业本身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外部因素外，起主导作用的是管理者非理性心理因素。本文以行为金融理论为依据，分别讨论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中最具研究意义的两个方面。
一、文献回顾
任何企业的运营管理都离不开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其中投资决策是企业其他决策的基本前提，与公司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以投资决策为起点更好完成企业其他决策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应该明确的目标，因此，从企业价值层面看，投资决策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等一系列活动指标，是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李永壮（2014）建立了管理者非理性对投资影响的综合权变概念模型，他指出，综合权变模型是指当管理者进行投资时针对发生的异象，分析造成异象的主要内在机制，以及在这些内在机制作用下的公司价值如何变动，得到影响投资决策和公司价值的众多因素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是主驱动因素，与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和公司内部结构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影响投资行为。马逸斐（2015）在研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影响投资决策原因时提到，导致行为非理性的原因众多。他通过客观环境分析认为企业的整体结构对公司的治理有着一定的不合理性，同时企业的决策把控不到位，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规范的制度体系，这就使非理性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同时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心理认知偏差。王雅慧（2016）和孙青（2017）在研究非理性行为时都选择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为侧重点，着重研究了过度自信对公司财务决策造成的影响。王雅慧（2016）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成因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为管理者自身效益最大化、外界竞争选择、公司治理环境及管理决策环境，总体而言就是内外部环境共同决定。在分析过度自信表现时，她又分别从融资和投资两个方向进行讨论；提到融资决策时，大多数管理者会因过度自信在融资决策时先考虑企业内部资金，然后是债务融资，最后考虑权益资金，按照这样一个融资顺序进行决策。孙青（2017）从过度自信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融资时具有强烈的过度投资意向，并且在选择融资模式时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而且最终结果会导致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增加，即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呈正相关。综上，通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有哪些，并且找到导致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本文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讨论非理性行为对于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希望可以在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上贡献力量。
二、非理性行为理论分析
（一）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心理学中的专业术语，大量的认知心理学文献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在剖析了众多学者对过度自信的解读后，笔者将过度划分为两个层面，即高估和低估。当人们自身知识达到一定水平时，认为对信息的判别能力也应具有一定水准，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获取巨大价值，从而达到心理预期。这样就既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高估了事件成功的概率。此外，人们还低估了其他信息的干扰能力、外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最终导致了过度自信。
1.过度自信的表现及原因
过度自信经常发生于那些具有决策特点并要求决策者结合专业经验的职业中，比如医生、铁路维护工、律师以及企业的高管等等。在这些职业领域中，不同决策导致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所以更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知识。其中类似医生、律师等与人民生活幸福相关的职业出现过度自信的频率不会太高，毕竟一念之差将会是质的变化。相反，过度自信更多地会出现在类似企业管理层的精英身上中，因为不管是企业的运营管理还是决策都围绕这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谋求最大的利益，并实现自身在企业中的最大价值。例如，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往往伴随着企业的投资并购等重大决策活动，管理者常常会进行艰难的信息搜集和求证过程，正是这种付出辛苦的前提才会推动管理者十分乐观地做出并购等决策。而一旦成功，决策者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物质的极大丰富进一步加大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倾向；如果决策失误，对于个人也不会有不可逆转的影响。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结果，更值得去分析探讨。过度自信的产生与投资决策的难易程度、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之间联系最为密切。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越高、决策过程越艰难，管理者越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管理者在投资中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少、信息越匮乏，或为获取信息付出越多的努力，管理者越容易产生过度自信。
2.过度自信引起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当管理者因为过度自信做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很多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非效率投资，其中以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为典型。一方面，当管理者需要对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要计算NPV（即净现值）的大小，当NPV>0时项目才具有可行性，否则会使投资回报达不到预期，出现过度投资的后果。另一方面，管理者在确定净现值大小时会出现过度倾向，此外，对于项目的可行性还需确定其折现率。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风险报酬率需要管理者事先能够确定采取某种行为所有可能的后果，以及每种后果出现可能性的状况，由此计算出风险报酬率。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他们对项目存在乐观幻象，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风险，从而低估了风险报酬率，进而低估了折现率。以上高估净现值和低估折现率共同作用下，对于净现值<0、风险较高、没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会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情况下被过度投资。此外，结合我国国情，在众多企业中，过度投资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像这样由政府控制的企业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还要紧密跟随国家政策，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稳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增加就业机会，加大税收力度等等，甚至有时企业价值最大化要退而求其次。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日后需要妥善解决的。
3.过度自信下并购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企业发生并购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管理者对并购风险的低估。这一结论已经被多位学者证实。Doukas（2007）等在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时，从并购频率和内幕交易两种角度进行研究，最终发现，越自信的管理者，其参与的并购行为的投资报酬率越低。继Doukas之后，Ettore，Croci，等（2010）同样发现了过度自信与并购之间的关系，同时提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加倾向于连续并购，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的自身价值认为得到很好的满足，其实并购绩效随并购次数增加而逐渐降低。以上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的并购结果都差强人意。当研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时，往往把过度自信放在首位进行分析，且往往都针对其对企业投资管理决策中的消极影响进行评价，这似乎成为了过度自信问题研究的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否认当管理者具有自信时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自信程度要掌握在适度范围内加之企业投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调和，自然会起到积极作用。其原理是具有适度自信的企业管理者在低估风险的同时还会综合考虑股东利益，以致达到期望收益。同时，自信的管理者更希望选择充满挑战或竞争力强的投资环境，他们具有优秀的创新品质，能够在投资潮流中始终保持热情和理性的分析能力，其目的是为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判断自信水平往往与企业价值分不开，直接体现在管理者投资报酬率上，只要管理者把握好这一节点的自信程度，便可以游刃有余地发挥自己管理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
（二）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riskaverse）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方法，管理者在发生投资行为时如遇到风险可以适当调整投资计划，以便降低或消除风险，从而保证企业利益不受影响。
1.风险规避产生的原因
其实早期研究者认为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由于在财务杠杆影响下企业管理者拥有的是公司的股权而不承担公司债务，通常情况下会被认为更偏向接受一些高风险项目，即使这些项目的净现值是小于零的；相反会拒绝NPV大于零的低风险项目。这似乎看起来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但这种研究很片面，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考虑到管理者自身和企业股东之间产生矛盾的一大因素，这一因素主要取决于管理者在投资决策中显现出来的风险规避态度。随着企业财务杠杆的不断加大，公司的财富随着杠杆会更偏向股东而非债权人，起到决策作用的管理者会因承担的高风险得到更高的报酬。但同时会增大企业为承担风险所预期的成本，所以一些谨慎的管理者为了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稳步提升企业价值，常常会选择规避风险。
2.风险规避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继Prendergast（2000）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管理者风险偏好予以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尤其探讨其与投资决策之间的联系。RobertParrino等（2003）给出假设，用管理者接受或拒绝的项目净现值来衡量管理者风险厌恶大小。实践表明，投资决策扭曲行为常发生在具有风险规避偏好的管理者身上，通常这些管理者通过享有公司股权实现自己的财富，那么基于股权报酬，管理者更希望尽可能保护公司价值，所以不会选择高风险项目，即使这些项目未来很有可能为企业的带来巨大收益；反而，他们甚至会选择NPV小于0的项目。
三、基于现状，提出建议
鉴于管理者非理性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重要的因素，并成为从公司金融理论出发重点研究方向，本文采用常规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推敲，从过度自信和风险规避两个方面加以分析，采用从现象到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这一基本方法进行梳理。由分析可见，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大体导致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这两种结果，这两种情况都对企业价值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这种分析方法已经作为研究投资异象内在机制的主要线索和重要突破口，并由此导延伸出引出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投资影响的综合权变概念模型的构建。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综合分析不同国有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管理者产生非理性行为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其二，在将这些作用机制进行细化，比如过度自信下研究乐观情绪、傲慢清绪等；嫉妒心理下研究黑嫉妒与白嫉妒，应充分考虑是否非理性都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消极影响，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正向投资决策影响区间。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亟待改善，要纵向深入，横向拓展，全面性地分析非理性行为，因为一个投资行为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某一结果，只解释某一种行为没有说服力。尤其是除了过度自信以外的几大类非理性因素，不断改善研究方法，共同寻求统一框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管理者非理性对企业投资影响理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