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范文1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质性披露；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36-01
一、引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公司管理层自愿或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公开报告的形式向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本公司内部控制流程是否完整、有效、合理的评价信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或投资者对市场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过程，一般表现为公司管理层定期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及其执行情况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内部控制系统与执行情况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本企业的内部控制状况己进行评价。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状况的评价，通常应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方式提供给相关信息使用者使用。
二、我国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状况及改进
张立民等（2003）以我国四家上市商业银行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为参照，对2001年和2002年A股的ST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ST公司2002年的披露状况比2001年有所改善，但是不少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前后矛盾，且以说“好话”为主。杨有红、汪薇（2008）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6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针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规定，对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报中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2006年上交所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问题：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动机不足；未能有效执行强制性内控信息披露的要求；公司对于内部控制状况进行的自评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意见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现象。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影响因素及其市场效应
蔡吉甫（2005）以200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状况优良并且财务报告质量较高的上市企业更具有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意愿，而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不佳的上市公司普遍不愿意披露其企业内部控制的相关信息。方红星、孙、金韵韵（2009）根据沪市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度报告中自愿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相关数据，立足于公司特征和外部审计角度，针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总体水平较差，但在2003―2005年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是否在海外交叉上市、是否聘请“四大”进行外部审计、资产总规模、资产净利率、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的百分比显著正相关，与外部审计意见类型显著负相关，与监事会规模、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以及样本年度正相关；在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的因素中，是否海外交叉上市、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百分比和资产净利率是比较一致的显著因素，相对而言，外部审计尚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周勤业、王啸（2005）在借鉴美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内部控制及其信息披露的几个关键问题――是否强制性披露、披露内容是否限定、是否需要审计验证、内部控制评价标准是否需要统一指定以及内部控制及其披露的责任主体等，并针对我国现实情况提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系统建议。戴新华、张强（2006）通过回顾美国上市银行内部控制信息由自愿性披露到强制性披露的制度变迁历程，提出分建章立制、市场主导和更新观念三步来完善我国上市银行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
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趋同了，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及其规范化、信息披露的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成本及市场效应、信息披露的国际间比较以及对我国的经验借鉴等，但在研究深度上仍有一定的欠缺性，而且缺乏创新性。
三、文献评述与启示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于内控信息披露的研究内容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基于以上文献的支撑，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由于国内的研究大多以描述性分析为主，运用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文献则较为缺乏，因此需要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第二，在内控信息披露的质量方面，国内的现有研究成果显得较为粗略，仅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简单的评判，因此，以后的研究应该注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并找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范文2
摘要：自2002年SOX法案颁布以来，内部控制有效性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监管部门、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围绕着内部控制有效性，国内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主要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度量以及影响因素三个层面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探讨了后续的研究方向以及应该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控制指数；公司治理
一、引言
自2002年SOX法案颁布以来，内部控制有效性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监管部门、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颁布，国内涌现了大量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部分上市公司尝试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审计报告以期合理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这同时为学术界对内控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务资源。那么，什么是内部控制有效性，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公司的内控有效性呢？自安然事件以来，国内外的研究主要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度量、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特别是对内控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了解国内外有关内控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对于完善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改善国内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内控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一）内部控制环境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影响内控有效性的内部环境的因素具体包括：诚信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评定员工的能力、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组织结构、责任的分配与授权、人力资源政策及实务等。张先治、戴文涛（2012）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环境要素是影响我国内部控制实施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相关学者主要从公司治理特征、企业文化两个大方向上对内控有效性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下面将进行详细的阐述。
1，公司治理特征
高雷、宋顺林（2007）研究认为，董事会的效率与公司的透明度正相关，其中董事会的效率取决于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的独立性及董事会的下设机构的运行效率。而完善的内部控制的存在是公司透明度较高的表现。Hoitash（2009）也研究发现董事会总体质量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并且进一步指出二者的相关关系仅对遵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的公司是成立的，而在302条款下是不成立的。
董事会、监事会的规模是影响董事会、监事会效率最直观的替代变量，程晓陵和王怀明（2008）以我国116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的扩大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曹建新等（2009）发现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与内控有效性没有显著关系；张先治、戴文涛（2010）认为董事会、监事会规模正向影响内部控制，但影响程度有限。导致结论不一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规模大小作为效率高低的替代变量有其不合理之处，高效率的董事会应是精简而不是冗余的。张先治、戴文涛（2010）和薄澜、姚海鑫（2012）在研究中引入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次数作为机构运行效率的替代变量，而且他们发现会议次数越多，董事会、监事会对内控有效性的监督作用越大。
2，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管理层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和领导风格，即对待风险的理念和处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管理层持有错误的经营理念，并将其付之行动，那么无论企业制定多么严格的内部控制规范，都无济于事。程晓陵和王怀明（2008）研究发现，管理层诚信和职业道德与企业内部控制显著正相关。郑石桥（2009）发现结果导向型企业文化、职业导向型企业文化与控制环境、控制活动显著正相关，另外他还发现建设型领导风格、民主型领导风格与控制环境、控制活动显著正相关。
（二）公司的固有因素
1，财务状况
公司财务状况越好，内控方面投入的可行性就越大，因此企业的财务状况也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Dolye等（2007）研究发现正常经营亏损与内控缺陷之间正相关，即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正常经营利润显著小于0。Franklin（2007）的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公司往往累计盈利能力较低，负债程度较高。曹建新等（2009）发现公司营业利润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正相关。张颖、郑洪涛（2010）发现财务状况会影响合规目标、报告目标和经营目标内部控制有效性，而对战略目标没有显著影响。
2，业务复杂性
公司经营复杂性与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的难度直接相关，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田高良等（2010）的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一般经营也越复杂，表现为从事对外贸易和拥有较多的子公司。曹建新等（2009）在研究中以汇率风险作为业务复杂性的替代变量，发现汇率风险与沪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相关，而与深市上市公司内控有效性无显著负向关系，这可能与深、沪两市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时间不一致有关（如沪市早深市一年）。
（三）外部监管因素
国外的内部控制法规都要求或鼓励注册会计师为董事会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审计，我国从今年1月1日开始也要求沪市深市主板上市的公司必须同时提供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这说明国内外监管机构均认为外部审计可以提供有效的监督措施，进而提高内控有效性。曹建新等（2009）发现沪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的公司具有会计师事务所为非十大的特点。薄澜、姚海鑫（2012）发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审计能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此外，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内部控制实施中往往存在问题。
三、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均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内部环境、企业文化、公司固有因素以及外部监管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环境，应考虑将外部环境因素以及行业固有特性纳入内控有效性的分析体系中，目前国内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而且内控的强制性披露和审计也将为内控有效性后果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务资源，填补目前我国内控后果机制研究的不足。（作者单位：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汉文，张宜霞.2008.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J].审计研究（3）：48-54.
[2]程晓陵，王怀明.2008.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J].审计研究（4）：53-61.
[3]郑石桥.2009.关于内部控制要素重要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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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系统日益完善，有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体制比我国更全面有效。那么，国外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研究自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必须牢记国内外的差别，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由于我国乃至国际组织通常都是向美国学习经验，所以本文着重整理针对美国的相关研究。萨班斯法案是美国审计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研究也是基于此背景下进行。Michael L. Ettredge等（2006）就是研究在萨班斯法案202条款下，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延迟的影响。作者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结论：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导致更长的审计延迟。Yu-Chen Lin等（2014）他们旨在发现美国CEO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笔者选择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来衡量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研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下，CEO的壕沟策略及其年龄均与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有显著的关系。除此之外，国外的学者还会将市场细分，希望能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得出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一些有价值的规律。如，Dina（2013）研究在二级贷款市场，内部控制质量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文中作者是用内部控制缺陷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虽然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能增加二级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是二级贷款市场的独特性能减轻内部控制缺陷对公司信息环境的负面影响。
二、国内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向国外学者学习的基础上，并基于本国国情也同样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不同的角度，都有着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一些学者希望从公司自身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司自身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希望投资者能从可观察的公司特征初步判断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徐菁忆（2014）以201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公司特征的角度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作者是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衡量。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有影响，且不同的公司特征的影响力及影响方向不同。杨松令等（2014）研究了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构建以COSO内部控制框架中的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其企业价值之间呈现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晶（2014），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经理权力的使用和审计委员会及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问题上，作者选择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来度量。研究发现，经理权力的过度使用会弱化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作用，会导致审计委员会没有起到实质上的作用。杨艾（2014）旨在研究独立董事有效性、内部控制质量和财务风险三者的相互关系。作者用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有效性的提高会促进企业财务状况的提高，也会使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财务状况的提高。部分学者从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角度来研究，企业的两大资金来源是所有者投资和债务人借贷，这两个途径所耗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资金流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李超等（2011）旨在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和权益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内部控制质量判别分数，并将该内部控制判别系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实证分析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权益资本呈负相关系。陈汉文等（2014）研究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作者采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计量。通过实证分析之后，得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的结论。伍伦（2014）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企业规模与银行契约条款设置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选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实证结果表明，由于银行债权人的自我保护心里，使得企业规模会对银行契约条款的设置产生影响。企业规模越大，条款的设置越宽松;内部控制质量对借款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和获得长期贷款的积极作用，在小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邓德强（2014）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和异质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选择用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来衡量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总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呈正向关系;独立机构投资者偏好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而灰色机构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另一些学者还会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角度来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外部监督不仅仅有外聘审计师，还存在媒体监督。比如彭桃英等（2014）就研究了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和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成本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能减少管理层成本;同时，媒体监督和内部控制质量两者结合可以对管理层成本的降低起促进作用。还有部分学者单纯的从内部控制质量本身来研究，于海云（2011）就是用企业的内部控制报告的自愿披露行为来衡量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他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愿意进行自愿披露，在信号传递的作用下，该企业就越容易获得较低成本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贷款，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则不得不承担高成本的借贷，使企业价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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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 文献综述
这里所指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管理当局自愿或者按照既定的披露要求将企业内部控制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信息以公开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利益相关者，以满足利益相关者作出合理决策的一种行为。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第302条款与第906条款的颁布，标志着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开始纳入强制性披露范围，并赋予了严厉的法律责任。我国2009年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2010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对于企业内控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作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内部控制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其完善有助于内控体系的健全、执行并发挥应有职能，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相关学者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
一、国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以内控信息披露中最为重要、最具实质性的方面——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为切入点，并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和市场反应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以控制风险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正相关关系为前提，从企业控制风险相关的影响因素出发，进而研究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因素。学者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企业具体交易层面的影响。如，Ge 和McVay（2005） 分析得出内控缺陷披露的内容往往是与较复杂的账户（如衍生金融工具和所得税费用账户）有关；McVay（2005）研究了披露至少一个重大漏洞以上的 261 家公司。结果发现，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通常与资源分配不充分的会计控制有关。
2.企业整体特征层面的影响。如，Bryan（2005）研究发现，披露重大漏洞的公司通常比同行规模小，业绩也比较差，风险系数较高。同样，Doyle（2007）证实了一些规模小、成立时间短、业务复杂、成长速度快、财务状况差的公司存在缺陷的可能性更大。Petrovits（2011）以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得到和上述一致的研究结论。Ge 和McVay（2005）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公司盈利能力对内控披露的作用具有上述一致的结论。除此之外，也有相反的观点，如，McVay（2005）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无关。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前述学者在研究中对内控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不同，从而使不同的学者即使针对同一主体公司，对于其是否存在重大漏洞或是否为内控重大缺陷公司也有不同的观点。
3.公司特殊时期或变化时期的影响。如，Leone （2007）通过对在年报中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因素有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及报告期重要的组织变化等。Hill和Short（2009）发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与一般上市公司相比，对内控信息缺陷及风险管理信息的披露较少。Ashbaugh-Skaife等（2007）认为重组并购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较大。
4.控制环境和内控活动执行特征的影响。如，Christopher S. Armstrong等（2011）实证发现具有监督激励措施的公司，其经受外部监管执法机构管制和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较小。Felo（2007）证实高管层对职业道德的管理可以提高企业内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Lin等 （2011）从内部审计的机构（包括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及组织对内部审计的投资力度）和内部审计执行（包括对审计质量控制的要求、与外部审计人员的相互协调、内部审计对缺陷内控的后续审计）两个方面阐述内部审计与内控缺陷披露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内部审计机构的相关要素中，只有审计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与内控缺陷披露呈显著负相关。内部审计执行的相关运行特性中，质量审计及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审计活动范围、对以前发现的内控问题的追踪与内控披露呈负相关。另外，内部审计人员与外部审计人员的相互协调与内控缺陷披露呈正相关。
5.外部审计主体特征和报表重述的影响。如：Ashbaugh
-Skaife等（2007）发现更换事务所和聘请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与现任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与前任事务所进行沟通后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四大事务所具有较高的职业能力和较高的品牌诉讼风险有关。Richardson等（2003）则发现进行报表重述的企业，更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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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市场集聚;实际控制人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6）-0020-07
一、引言
随着国内外一系列财务舞弊事件的曝光，内部控制领域的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几年来，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方面，政府的工作力度在逐年加大。2008年6月，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4月又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对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的实施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也可聘请知名的会计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鉴定，这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已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的任务。自2012年起，该体系已扩大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企业实施。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仍属于自愿性阶段。
目前，已有的研究都是从公司内部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如林斌、饶静 （2009）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上市年限等因素都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外部层面的影响因素入手，深入研究市场集聚程度和不同背景下的实际控制人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市场集聚程度带来了行业相互之间的依存与竞争，使得企业对财务信息及内部控制的披露情况必须考虑相关企业之间的依存度及竞争力，因此，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与否与行业之间的市场集聚程度高度相关。然而，外部层面的作用需要通过企业内部实际控制人的性质来实现，例如产权性质等。因此，在寻求外部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控制权的差异也会带来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不同。
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从外部层面入手，分析企业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机。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更多的都是从公司内部层面考虑其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然而本文基于外部环境中的市场集聚程度为分析视角，研究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影响。第二，分析了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企业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程度。本文将外部环境的市场集聚程度与内部层面的实际控制人属性相结合，研究结果将会更接近实际中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纷繁复杂的现状，然而不同于已有的单因素之间的两两关系的研究。
本文剩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主要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因素及市场集聚和实际控制人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阐述并提出本文的相关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相关研究变量的定义与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模型检验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因素
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一直是财务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西方国家中，美国对此方面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Ogneva et. Al，（2007）和 Bedard and Graham（2011）研究观察发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度量方面包含重大缺陷。在我国的研究中，大部分以定性研究为主。在定量研究方面，李小燕、田在壮（2008）通过运用组织循环理论，制定了财务内部控制鉴证有效性的评价指标。Doyle et al.，（2007）、林斌、饶静（2009）、Ferry（2011）和张继勋等（2011）研究表明，针对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方面，财务状况、企业规模和审计意见等影响因素都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蔡吉甫（200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是否对外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受到企业自身盈利状况、财务状况是否异常和财务报告质量等方面的影响。林斌、饶静（2009）发现，企业是否有动力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受内部控制质量好坏的影响，因此，目前我国有些研究关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研究也往往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相近。于忠良、田高良（2009）发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具有辨认企业特质的能力，其中含有相关的财务信息。林斌、饶静（2009）在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下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资源越富裕、其成长性越好、并且企业内部也设置了相关的审计部门，这样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相反，企业上市年限越长、财务状况较差、组织结构变革程度越高及财务违规次数越多的企业越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上研究都是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及相关的财务状况展开研究的。但是，企业自身的经济表现行为仅仅是其社会行为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Granovetter（1985）得出，企业无论是在自身内部情况还是外在的内容表现方式上，都受到了外部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市场中的企业都是相互依存的，不可能游离于其他企业，因而，进一步研究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市场集聚情况为切入点，从外部层面研究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
（二）市场集聚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在考察企业的行为方式时，更需要我们关注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因为企业不是游离于其他企业的影响而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企业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企业来说，其所存在的外部环境范围有大有小。王化成等（2011）研究结论得出，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宏观和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中又包括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各种市场及产品要素。本文中以市场集聚为切入点，是因为市场集聚是市场环境中的一个所要考察的角度。市场集聚的程度不同，表明其中的企业之间竞争强度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会对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然而，市场集聚又会对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产生哪些影响呢？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Madhavan（1995）发现，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越规范、信息含量透明度越高，其更容易得到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认可，进而会提升公司股价。当存在“柠檬市场”效应时，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可能会被低估，为了降低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对外披露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成为许多公司的理性选择，进而有助于增强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沟通与交流（Healy and Palepu，2001）。既然带来如此多的益处，那为什么又会有许多企业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呢？在利益的驱使下，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信息。市场中的企业是紧密联系的，其通过观察彼此行为进而产生交易，如果企业披露财务信息所带来的专有成本越高，就越有可能有选择性地披露政策（White，1981）。在一些相对集中的市场行业中，公司之间的投资选择策略都是相互影响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企业需要通过充分披露财务信息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和酌情披露自身财务信息以避免企业重要资料外流之间做出权衡。
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需要在是否自愿地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上作出选择，市场集聚与企业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程度呈现差异化现状。当市场较分散时参与竞争的企业较多，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很明显，企业之间的竞争大部分表现在产品差异化等方面。此时企业之间的市场依存度较弱，对其他企业的发展策略产生的影响较小。所以公司一般不愿意通过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取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市场集聚程度加大，企业之间的市场依存度逐渐增强，对其他企业的发展策略产生的影响较大。此时，企业愿意通过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向外界传递积极的财务信号以获取竞争优势，在承担较小的成本下，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是企业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因此，在市场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在市场集聚程度继续提高时，市场中便出现了企业垄断的趋势，相互之间的依存度逐渐降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向外界传递信号的作用也在逐渐降低。当集聚程度非常高时，市场中便出现了完全垄断，行业中没有任何其他企业的竞争，企业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已显得无关紧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可能性与市场集聚程度呈现倒“U”型的关系。
（三）实际控制人与市场集聚共同作用时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往往是企业大股东及相关代表，在企业内部治理中这些人居于主导地位（Dyck and Zingales，2004; 刘志远、李海英，2010）。然而，由于企业实际控制人存在差异，其在追求利益时的行为方式也略显不同。即使企业身处于同一市场环境中，对于披露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各个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
在倒“U”型的右侧，随着市场集聚程度的提高，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强。在目前的政策法规中，国有企业首先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督披露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然而国有企业目前改革还不是很彻底，又迫于政策的压力，只有首先披露受到强制要求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国有企业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比例近乎达到80%，而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的披露程度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所以企业通过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来增加其竞争优势并不显著，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也因此失去了其原有的竞争力。（简泽，2011;渡边真理子，2011）研究结论表明，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市场中，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也容易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反之，非国有企业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有立足之地，迫切要求通过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向外界传递良好的财务信息以获得主动权，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倒“U”型的左侧，当市场集聚程度达到一定强度后在继续增强的情况下，市场中便逐渐出现了垄断，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下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竞争优势显著降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通过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所带来竞争优势的动机也在大幅度下降。同时，在市场集聚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国有企业走向垄断地位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些国有企业通常规模较大，数量较多，在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监管后，其通过对外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取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形象的动机不断上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在倒“U”型的左侧，市场集聚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不愿倾向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在倒“U”型右侧相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沈洪涛（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一般优于深市。所以，本文选取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列的行业门类，对每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都取了一些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3年的全体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文章研究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由于金融保险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公司治理、行业特点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第二，为了避免研究异常值的出现，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公司694家。文章中使用的相关财务数据均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样本公司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信息通过对年报进行手工收集、整理而获得。
（二）变量设计
本文主要是研究基于实际控制人和市场集聚两个变量对企业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设计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三大部分。选取剔除金融保险业的我国沪市上市公司自愿对外披露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为ICAR，即通过查阅企业相关年度财务报告，若样本公司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赋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包括市场集聚程度，衡量指标为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和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变量，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控股，则SOE为1，否则为0。同时为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结合本文实际研究目标，选取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E）、审计意见类型（Audit）、董事会构成（IB）、事务所类型（Big4）并选取行业及年份为虚拟变量。变量描述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1，借鉴了现有的文献，以市场集聚程度为解释变量，查阅已有的研究文献并参考已有的有利于本文研究成果的结论，将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企业是否盈利、审计意见类型、独立董事比例、事务所类型等对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影响较大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Logit回归模型（1），如下：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以赫芬达尔指数的中位数将所有样本分为两组，以便观察在市场集聚程度相似情况下的实际控制人是否给企业自愿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带来影响，构建了如下模型（2）：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将选取的研究样本按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分成两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情况不同，得到的各变量之间也存在差异。平均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属性为非国有控股的均值（0.3402）和标准差（0.3924）明显高于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企业的均值（0.3110）和标准差（0.3846），而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组的赫芬达尔指数的（即HHI指数的均值=0.1434）也明显高于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组（均值=0.1296），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上相一致。此外，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组的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E）、审计意见类型（Audit）、董事会构成（IB）、事务所类型（Big4）与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组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1、研究假设1的结果检验分析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所示，HHI与HHI2的符号相反，表明市场集聚程度与企业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呈现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到了验证。市场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更愿意通过披露自身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来向外界传递企业良好的运作信号，以便得到更多的外界投资者的支持，从而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当企业处于市场集聚程度相对分散或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弱，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自身影响不是很大。为了避免在向外界传递信息时暴露企业自身的缺陷，企业一般不会积极地向外界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于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盈利能力、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企业更倾向于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是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经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反而不是很倾向对外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以前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董事会构成中的独立董事比例这一研究变量不显著。
2、研究假设2的结果检验分析
表4显示了模型2的回归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赫芬达尔指数（即HHI指数）的预期符号仍与前文的预期符号一致，但是由于模型2中加入了交互项，降低了此变量自身的部分效能，因此这一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均衡点的左侧时，HHI×SOE的系数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处于相同的市场集聚程度中时，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控股时企业更倾向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本文的研究假设2得到了验证。但是在均衡点的右侧时，此系数仍然统计上显著为正，与我们预期相反，并没有出现显著负相关的研究结果。估计这可能与监督和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则制度要求有关。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内部控制报告不同，它属于企业自愿性地披露相关信息。对于获取竞争优势没有更多需求的国有控股企业，监管部门对其也没有过多强制性的要求，因此其对于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动机并不强烈。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稳健，对全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年度的Logit回归分析，研究结果与本文预期基本相一致。其次，赫芬达尔指数（即HHI指数）指的是一个行业的整体市场集聚程度，并不能充分反映每个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实力，通常以往的相关研究中通过构建企业的有效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评价整个行业内的整体竞争力水平。本文以财务健康状况（P/L）、主营业务利润率（MOP）指标近似地替代个体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对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因为企业在一个正常的同行业生存环境中，可以预期财务健康状况良好、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企业其自身的竞争能力也越强，反之则亦然。由于这两个研究指标均表现了企业的盈利状况，因此删除了原有模型中的研究控制变量ROE，保留其他剩余的控制变量。由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的研究分析基本上相一致，本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五、结论与局限性
企业自身内部的各个方面因素会影响到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及其带来的结果，并且企业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市场集聚这一外部因素对企业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影响。通过相关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市场集聚程度与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概率呈倒“U”型的关系。可能是因为集聚程度较高的市场比相对分散和垄断的市场更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营策略等，所以企业会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带有一定的可利用信息的同时又不会对外泄露企业商业信息秘密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是企业选择传递信息的手段之一。
第二，市场集聚程度会与企业实际控制人相互作用以便影响企业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得出，即使企业在面对相同的市场集聚程度时，实际控制人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结果。当市场集聚程度逐渐增强时，由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竞争优势，所以其更愿意通过对外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来向外界传递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信号，以便解决公司内部复杂的治理问题。
这些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鉴证和信息披露方面不仅丰富了其经济研究后果，还对监管机制、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意见和参考价值，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内在披露动机。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第一，由于获取数据的限制，只收集了上市公司的数据，而没有获取非上市公司的数据，所以赫芬达尔指数（即HHI指数）的计算没有囊括各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第二，理论上讲，市场集聚程度的均衡点虽然存在，但是目前尚没有准确地确定其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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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Controller， Market Agglomeration and Voluntary Internal
Control Attestation Report
FENG Qi
（Baoji Branch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Baoji Shaanxi 721300）
国外内部控制研究现状范文6
关键词：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多元回归
一、导论
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在披露内控信息时都是笼统带过、只说好话， 信息含量较低，总体披露质量不尽如人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编制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更是没有，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披露重视程度比较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的披露状况如此不尽如人意？带着这个疑问作者研究了深圳上市的563家公司年报中内控信息披露情况。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X年563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强制性披露要求下我国上市公司的执行和内控披露质量情况。本研究将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完整性分为8个指标值进行分析，分别为企业内部控制机构设置、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和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承诺、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企业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企业内部控制措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沟通、企业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内控信息披露指标包含4个以上的作者认为披露质量较高。采用深市X年上市公司所有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563家信息资料，按公司性质将它们分为22个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0家；建筑业10家；电子业24家；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9家；信息技术业和计算机应用服务业32家；医药产业36家；食品饮料业22家；综合行业29家；机械设备业93家；文化传播业3家；农林牧业11家；印刷造纸业12家；社会服务业22家；家具制造业2家；交通运输、仓储业17家；房地产行业24家；纺织业27家；采掘业7家；金融、保险业6家；金属非金属业55家；石化塑胶业73家；其他制造业9家。
本文中所用的财务数据均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上市公司年报，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都是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的。
（二）研究假设
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根据信息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或者有好消息的公司通过传递信号（披露信息）可将其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市场也会对此作出积极反映，通常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升，而那些不披露信息的公司则被认为是低质量的或不好的消息，其股价预期会下降。此作者选用ROE（权益报酬率）作为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提出假设1：ROE越高的上市公司，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越完善，披露的动机越强。
根据我国相关证券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财务状况出现异常，其股票交易将被特别处理（即ST），以提醒投资者注意。为了证实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是否可靠、公允，以向外界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如果一家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间接地反映出该公司内部控制存有某种不足。因此，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提出假设2：财务状况异常致使其股票交易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自觉性较差。
本人对X年深市563家公司年报中内控信息披露的整理，内控披露标准采用各个公司上述八项披露指标值个数的平均数整理，总资产自然对数按照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平均值整理。基于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内控信息披露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相关性较小。这也与方红星（2007）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的结论相同。所以提出假设3：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方法
根据蔡吉甫（2005）建立的回归方程，因为2005年我国有试点地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X年好多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着此项改革，所以对于非流通股和国有股对内控的影响予以剔除。将蔡吉甫建立的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ROA用ROE替换来反应公司的盈利能力。作者依据上述的研究假设，建立下列回归方程进行实证检验。
NKPL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变量，根据披露规范，根据上述内控信息披露八个指标设计的设计，当上市公司披露了其中4个及以上的指标时，内部控制信息时取1，否则取0。
ROE为净资产净利率，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ST为特别处理变量，虚拟变量，当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特别处理时取1，否则取0。
sjyj为审计意见变量，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1，其它取0。
Lnasset为公司的规模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从上表2中可以发现，ROE比较好的上市公司会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二者明显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这类公司内控信息的披露质量也与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的意见是正相关的。相反，被中国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通常会与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二者是负相关的，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积极性明显不高。上述结论与前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相符的。
三、实证检验的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结果如下：
表3列出了模型Logistic的回归结果。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变量ROE的系数为1.118，Wald值为6.51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变量sjyj的系数0.013为正，显著性有些差。仍可以说明年度财务报告不存在质量问题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有很高的积极性。ST变量系数-2.141为负，且统计系数Wald值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缺乏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此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相符。
表3Logistic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