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博士论文范例

提要: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造成其培养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针对目前培养模式的不足，本文提出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科研以及实践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作者：李亚敏 陈俊国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也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运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分析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存在的问题，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提高论文质量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毕业论文;应用型本科;论文质量

一、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表现形式

(一)论文造假现象严重

社会上学术腐败问题一直存在，例如最近被媒体曝光的某位明星博士论文造假，被认定为学术不端，取消其博士学位的新闻，相信这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学生自己的不重视，导致目前的毕业论文中许多同学抄袭成风，论文内容大多选择复制粘贴，最终的率远远超过30%。

(二)选题不合理

本科毕业论文一般建议学生“小题大作”，通过某一个角度来展开进行论证分析。而在教师把关不严的情况下，学生的论文标题动辄出现“中国”、“全球”、“世界”等字眼，这种“大题目”本科生在10000字内很难能够把握好，写出来的文章质量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以电子商务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为例，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选题要求80%为设计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选题要求至少有55%以上能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地区行业发展实际和科研实践。在选题过程中，要求学生起码参阅十篇以上文献。而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能达到以上写作要求。

一、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价值多元化则意味着在物质和意识开放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追求事物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批富裕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有特殊的需要，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更优质的教育，或者是能够得到特别的照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上大学”不再是普通人的梦想，人们在怀揣着上大学的愿望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培养。而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满足家长的这个需求方面能力欠缺。政府公共财力的不足导致许多公办学校在维持生存方面出现了资金链的中断。人才的自由流动政策和教师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学校的优秀教师纷纷涌入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民办幼儿园，再加上人性化、灵活性的办园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这些都促使人们在选择教育价值方面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于是，多元化的民办园应运而生。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也曾出现过文化、教育等社会独立结构。每个独立的结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为了保障每个独立结构能够充分实现其价值，政府需要界定各个结构主体的职能，并创造条件促进各个主体实现其价值，以满足人民对价值的多元选择。“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意味着我国想通过建立和谐社会来解决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教育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集中在“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一时期，关于“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的研究较多。2004－2014年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131070篇，以“社会公平”为主题的期刊论文16671篇。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因而，成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教育背景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民办幼儿教育迅速发展的指导思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事业绝不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改革学前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地筹措学前教育经费，将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社会、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为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的深化逐步波及到幼儿教育领域，体现在农村幼儿园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重心之一和幼儿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两方面。随着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增加，教育消费主体对教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幼儿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转制成为民办幼儿园，社区幼儿园作为房地产业日益发展的产物逐渐成为城市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主流。同时，九五期间，我国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的1.3%，这表明发展幼儿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这就意味着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公办幼儿教育的补充，在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为了进一步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社会力量办学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设立、组织与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我国民办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纲要》的颁布明确了政府在发展民办学前教育的职责、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目标。2010年我国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明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文件的颁布，把发展学前教育提上有计划的发展日程。在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民办幼儿教育以一种蓬勃的态势迅速发展。据我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有民办幼儿园12.46万所，比上年增加9234万所；入园儿童865.62万人，比上年增加52.23万人；在园儿童1852.74万人，比上年增加158.54万人。研究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2004－2014年以“学前教育发展”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960篇。研究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研究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

二、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民办幼儿园概念和类型的研究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篇论文，是总数的33%，高校总数的5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刊载期刊与发文数量分析

作者：王高峰1，孙升2     单位：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   工业遗产主要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和旅游服务领域的。论文引用频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学传播系李蕾蕾发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4］，它同时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工业遗产的文章。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发表在《建筑学报》的《中国工业遗产初探》［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国内外工业遗产旅游研究述评》［6］，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的《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7］，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的《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8］，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杨燕的《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9］，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逸的《都市工业遗产的再利用》［10］，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李小波的《古盐业遗址与三峡旅游———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1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邢怀滨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12］，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谢红彬、高玲的《国外工业遗产再利用对福州马尾区工业旅游开发的启示》［13］，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的《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4］。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先生2006年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15］，文章对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此后，单霁翔先生又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陆续发表近11篇文章，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工业遗产的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显示出我国官方机构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有关工业遗产的3篇博士论文，也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理论视角试图去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所提出的关键词，绝大部分涉及几个方面:工业遗产旅游、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工业景观和旅游开发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个翻译是“产业遗产”。以“产业遗产”为名进行检索，共有22篇文献目录。虽然翻译不同，但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中主要是建筑学科与工程类文章。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中国工业遗产的书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16］，其开篇即为《无锡建议》，这对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主要介绍了德国遗产型工业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刘伯英，冯钟平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18］从规划角度考虑，主要对工业用地如何进行利用与更新进行了探讨，其次对国外一些相关的土地再利用进行了介绍。聂武钢，孟佳的《工业遗产与法律保护》［19］对我国工业遗产现阶段的保护和开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及进展进行了探讨。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对相关国家以及天津市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的介绍。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组、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坊子区政府编著的《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白青锋等人的《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陈燮君主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汇编的《上海工业遗产实录》和《上海工业遗产新探》，姜平、张廷栖的《唐家闸:工业遗产的瑰宝》均为对工业遗产进行简要介绍性质图书。   讨论   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的是:工业遗产吸引着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会形成景点从而造就旅游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对经济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在工业遗产保护理论构建以及价值传承方面开展深入的探讨。   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   从国外对工业技术品的兴趣开始，再到最终TICCIH形成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发现，“工业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工业和手工业技术、工艺过程以及各种技术产品。只有建立在对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工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机构(组织)及人员   不少发达国家已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有TICCIH、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与国际联合劳动博物馆协会(WORKLAB)等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调下不断进行探索。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研究对象，自然处在多学科交叉点之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与技术史以及旅游科学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业遗产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遗产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学科理论和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国际上，研究者在对工业遗产核心概念的把握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如社会文化、技术发展、区域和环境问题等。其具体研究方法，从最初重视技术发展研究而缺乏对城市化的关注，再到深刻认识工业化的主题不完全与技术和消费的变化有关。国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只有植根于详尽的资料调查以及对技术工业发展的深入研究，再结合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积极地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建立学科交叉体系进行更恰当的研究。而非仅仅着眼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结语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试图从学科自身视角出发，去进行相关的解读和研究。在可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特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确的同时，需要扩展视野，了解国际上对于工业遗产领域有关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关心如何发展适于中国发展现状的工业遗产研究理论，并对其加以改进，促使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和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实际问题。在重视理论和实践改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研究工业遗产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价值，并积极地利用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摘要］

我国开展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相关研究已十年有余了。回顾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研究历程，发现存在：概念混淆，内涵模糊；实证研究少，理论研究与经验总结是主体；系统化研究匮乏，可操作性成果少等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研究重点从“国外”向“本土”转化；研究方法从“思辨”转向“实证”。

［关键词］

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问题；趋势

自2005年我国国内第一篇直接以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为主题的论文出版，至今已有十一年。回顾近十一年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喜忧参半。一方面，在政府政策驱动与高校内部提升质量的迫切需求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不仅数量丰硕，质量也不断提升。尤其在“促进教学发展是教师发展的首要目标成为研究共识”［1］的基础上，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热度逐年升温。但同时由于受传统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真正了解、接受并认可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观念并支持其活动的并不多，从而也导致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表层化现象严重，脱离高校实际，真正高层次、高质量或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匮乏。

一、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研究历程回顾

教师教学发展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1990年，美国高等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为“消解在大学中由来已久的研究和教学的二元对立状态”［3］（P3）在《学术反思》中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概念。教学学术概念的提出，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大学教学观”［3］，也丰富了学术的内涵且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对大学教学及教学发展研究的重视。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又把教学发展作为高校教师发展的重要方面提出并进一步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至此，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相关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多。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活动开展较晚，相关研究起步更晚。真正以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始于2005年呼伦贝尔学院教育系杜国民撰写的《呼伦贝尔学院引领是青年教师教学发展模式的探索与构建》。此后数年，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进展缓慢，成果寥寥。直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并明确指出要“加大教学投入”、“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我国关于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才逐渐增多。2011年，我国政府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各高校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中心成立后成为推动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平台。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与文件的出台拉动了研究者对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的热情，而高校迫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压力也催生了研究者对自身的关注。因而，自2012年，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丰硕。根据不同阶段论文数量的差异明显，可把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2005—2009），年均1篇；初步发展阶段（2010—2011），数量已大幅度增加；快速发展阶段（2012—2014），3年间共有文献61篇，年均20篇以上，年平均数超过前7年总数之和。从统计数量上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就，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研究的视角、质量如何？出现了哪些新的研究趋势？通过仔细阅读与分析文献，从内容上看，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仍存在许多误区，这必将影响其整体研究质量，阻碍研究的顺利开展。因而，及时发现并澄清其研究误区，消除研究障碍，抓住主要研究主题，不忘初衷，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才是今后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