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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的困惑与人文精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后工业社会体育的审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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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舒曼(J．Schumann)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习者的习得过程，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型，认为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方面，文化适应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3］。于是，外语学习者为了尽快获得外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主动在文化上拉近与外国文化的距离。语言认知不可能脱离文化认知，外语教学与教育中不涉及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就无法对语言现象与含义进行解释。对于“文化”一词的解读多种多样，文化的具体表征也是丰富多彩。总体而言，人类所特有的、具有创意的事物和活动都可以成为文化。语言既承载文化，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认识文化、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由于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具有民族性，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一语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以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和交换过程。语言教学中要教文化这一观点在我国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文化认知与语言认知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推动着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叶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首次提出“多元文化”的观点，使得欧美西方社会在人文学科领域涌动出一股多元文化浪潮，颇具社会冲击力，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文化，完成包容多元文化到形成主流文化的嬗变。近年来，外语教育中文化认知的单一性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外语学习者在外语认知过程中为了实现外语认知的最优化，竭力追求西方文化的认知，通过文化适应提升外语认知的质量。久而久之，西方文化在个体的文化图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个体的本土文化在图式结构中被淡化，这种现象不利于个体文化分析能力的提高、思辨能力的增强与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降低了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功用主义淡化文化交流。外语是一门功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学习外语大多奉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出国、就业、考研、升职是外语学习的直接目的，人文精神的获得与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外语教育中被置于次要地位;其次，从行为主义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为了提升二语再现能力，主动追求文化适应，凸显外语教育中注重语言现象、忽视人文素养的一面;第三，外语教育中缺乏多元文化的比较是最重要的原因。个体学习资源主要是教材、外语课堂、外语网络以及外语期刊等，这些资源实践的是西方文化的最大化呈现。外语教育中，当文化认知呈现一边倒的现象时，个体文化思辨的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外语的教育功能也因此会受到影响。
二、外语教育中的多元文化认知
1．优化外语教育政策，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文化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同时，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每个群体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问题，多元文化互识、互利、互补成为外语认知与其它文化认知过程中保留自我文化身份、探索新文化创造空间的有效途径。许多国家将外语教育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制定相关政策，直接指导、参与、规范本国外语教育，以实现外语教育促进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文化传播以及人才培养职能。美国教育制定的《二十一世纪外语学习目标》将交际、文化、贯连、比较与社区作为外语教育面临的发展方向，以充分体现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于198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以促进澳大利亚向多元化社会发展为目的，积极发展旨在培养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升本国国家竞争力的外语教育;在德国1964年通过的《联邦德国州教育事业一体化协议修订稿》(简称《汉堡协议》)中，外语教育同样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认为外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欧洲文化交往的需要。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多以课程要求与课程标准的形式出现，强调语言认知方法与外语教学方法，但在教育层面上论述、规范外语教育的内容很少，不足以将外语教学提升至外语教育的高度。我国的外语教育须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框架，以培养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为目标，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因此，如何发展、优化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成为外语教育中的重要课题。
2．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外语学习者在认知过程中以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为平台，在与事物及他人的交互中构成对客观世界的理解［4］。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离不开生活的、社会的体验，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都源于各种感觉肌动能力的身体。感觉肌动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通过互动、碰撞而产生。具身认知强调认知的生物性、心理性与文化性，即认知来源于我们共有的生物机体以及我们通过与环境接触而得来的身体和社会经验［5］。语言认知总是与文化认知相伴而行，语言与文化认知都是一种涉身认知，人的身体是语言文化认知的主体。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将文化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例如在汉语课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除夕夜活动，并邀请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内容涉及与春节相关的诗歌朗诵、歌曲演唱、年夜饭制作、拜年语讨论等。学生亲身感受中国春节文化的内涵。以主题文化为依托，开展语言实践活动，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认知。开展语言文化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与时间的保证，然而尽可能多的开展语言文化活动使语言认知更具实践性、任务性、具身性，可以极大地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文化活动中，学习者可以感受到主题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笔者曾经组织学生开展平安夜的主题文化活动，内容包括基督出生故事演绎、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通过活动，学生在语言认知的同时，感受到了圣诞的人文精神与宗教色彩，而不是简单的购物、送花、送卡片等时尚活动。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使学习者深化了对文化的理解，为开展文化分析、文化讨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3．设计文化主题讨论，拓展文化思辨能力提升的空间由于语言文化活动受到人力、物力与时间的限制，学习者的多元文化体验也会在质与量上受到限制，且各种文化活动多具有虚拟性。设计文化主题讨论可以极大地推动学习者开展主题文化探索、思想互动、文化思辨。文化讨论的过程就是理解文化、发展思想、进行文化思辨的过程，个体在交流与互动中获得了思想教育。文化讨论在外语教育中可以起到极大作用。首先，文化讨论为外语教育提供了实践与空间的保证。学习者在实施讨论的前期阶段有时间广泛地通过文献检索、网络信息查询等方式涉猎主题文化，积累丰富的文化素材并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合理组织语言表达，使讨论建立在理性的，而不是凌乱的、随意的、肤浅的基础上。其次，文化讨论提供了思想碰撞的机会。文化讨论不是简单的语言实践活动，而是交流思想、发展思维的平台。单个个体所积累的相关文化材料是有限的，文化思想也有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然而通过讨论，不同的个体会呈现不同的文化材料，提供不同的文化思维视角，展示不同的文化思想，这就给个体带来了拓展思维空间和纠正思想观念的机会。第三，多元文化讨论有利于个体构建科学合理的价值观。文化讨论的最后阶段离不开思想总结，广泛的文化涉猎、多方位的思想呈现与多角度的文化思考为学习者整理各种观点并形成自己的看法提供了基础，因此，文化讨论提供了群体教育与相互教育的机会。
4．重视教师职业发展，实现多元文化认知可持续性发展长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一直主导着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在行为主义理论中，教师的教学行为由外部刺激决定，外语教师被当作是一种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的系统，因此“言语”能力成为评价外语老师的核心标准。建构主义认为语言认知与文化认知的发生建立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中。外语教师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外语教育的质量，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决定着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认知能否具有持续性，最终决定着外语教育的质量。教育性和学术性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特质，是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核心。许多教师在职业发展中注重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外语教学的教育性，不能有效地开展跨文化教育。有些教师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协调者，觉得伴随于英语的某些文化准则与价值观是难以接受的，是和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冲突的［6］。文化宽容是每个教师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质，研究表明，教师的多元文化认知越丰富，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越宽容。因此教师在职业发展中首先应该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种文化，这样就能够以和谐的心态帮助学生实施多元文化认知。其次，文化自信也是教师职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文化自信心很强的教师善于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导学生进行文化分析、文化比较。本族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可以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工具，更深刻地揭示外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加深对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可以对学习本民族文化产生心理调节的作用，培养学生对外族文化和外语学习积极的态度，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外语和外族文化的积极性，增强学习动机［7］。最后，文化创新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外语教师必须具备文化创新意识。多元文化认知不是实现文化的简单融合或文化拼盘，而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思辨的能力，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实现培养人、塑造人的目的。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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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程主要是，为进一步地拓宽博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培养能力而设置的课程，除设置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外，还应要求研究生选修部分跨专业或跨学科的课程；为了拓宽研究生的视野、促进研究生主动关注和了解学科的进展，还应开设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性质的课程。我国大部分大学按照跨学科的原则设置体育学选修课程，以体现选修课程的多样性特征。
从我国12所院校博士培养方案看（表7），不同的二级学科在选修课程内容侧重不同。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作为体育学一级学科培养单位，在选修课程的设置上具有灵活性，北京体育大学在博士生培养方案中，提出选修的指导原则，要求选学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相应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新思维新方法，以丰富和扩大知识面，提高科研能力，根据本专业和研究方向需要，学校又无力开设的课程，博士生可到有条件的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博士生的课程选择自由度大，从具体选修的课程分析，课程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上海体育学院选修课程通过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讲座形式完成2学分，每个学生至少参加4个专题讲座，经导师批阅合格后，才能获得学分。
表7 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选修课程名称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学理论、体育社会学理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学校体育
学、体育管理学、运动解剖学、计算机、体育统计、体育测量、体育科研方法、逻辑学、导引养生功、第二外
语、生物实验课、外聘专家讲座、可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
华东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运动与心理健康、运动营养与促力辅助剂、第二外语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导论、体育科研方法论、逻辑学、运动训练学、体育统计与SPSS、国内外前沿知识专题
苏州大学
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分子免疫学、高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医学文献检索、
社会研究方法选讲、运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文化学概论、社会心理学概论、哲学史、休闲娱乐概论、体育原理
清华大学
根据研究课题需要，选修校内其他研究生课程
山西大学
体能训练、体育教学论、神经生理学、体育实验设计方法、运动选修
河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研究、健身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力学科研方法、跨学科选课（2门）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实验研究设计与方法、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
8次前沿讲座
浙江大学
国际体育体制比较、休闲体育文化、国际体育资本的投融资策略、国内外体育法案例分析、体育市场营
销策略和策划、行政法学、项目管理
综合性大学体育学博士点选修课程设置具有其特色。例如福建师范大学侧重工具和方法类课程，提高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苏州大学开设了拓展研究生知识的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学课程和提高科研能力的方法类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等有利于博士生未来社会交往需要的课程；华南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跨学科的人文社会学课程，扩大学生的视野，体现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
总之，我国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的设置以跨学科为原则，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设置符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的选修课程。
4.4 课程学分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1]1号文件）指出：“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实行弹性学制。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2～3年，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具体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允许研究生分段完成学业，并规定学年累计在校的最长年限”[10]。就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而言，一般有学年制、学年学分制和学分制3种。从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培养方案可见，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实行学分制外，其他的大学都实行学分制，这不仅有利于博士研究生教育个性化的发展和培养，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多样化管理模式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国内校际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相互交融、学分互认，加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学分制的完善是时展的召唤，学分制具有弹性学制的优点，也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图3可见，我国11所院校博士研究生所修规定总学分存在差异性，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所规定的学分最高，分别达26学分和23学分，华南师范大学规定学分最低，为12学分，其他大学的规定学分一般控制在18学分左右。在不同大学的课程体系中，不同模块课程学分的分配也存在差异。在公共课程中，我国体育学博士外语课的设置大部分为2～3学分，但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外语课程学分为9学分，占所修学分的39.1％，山西大学把第二外语作为公共基础课，而东北师范大学的外语课程学分为3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6.7％；在专业学位课程中，河北师范大学开设4门课程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63.2％，浙江大学只开设体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1门课程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1.8％；在选修课程中，北京体育大学选修课程学分为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46.2％，苏州大学开设了9门18学分的选修课程，浙江大学开设了7门选修课程11学分，东北师范大学只开设了3门选修课程7学分。选修课程是学分制的基础，没有健全的选修制，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课程的选修化是世界课程发展的趋势，符合我国体育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要优化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减少必修课比重，适当增加选修课比重，为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分制创造条件。
附图
图3 我国11所院校体育学博士课程总分设置状况（学分）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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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在世界各国发展呈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思考我国教育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历程，探讨国外教育理念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反思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 教育本土化 教育多元化 教育范式
一、“本土化教育学”的产生
历史沧桑，悠悠百年。
中国的教育学发展之路与其他诸多领域一样，是随着百年来“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慢慢演变而来。同时，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的感染与熏陶下，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育学”。
新中国成立，在借鉴和批判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渐渐显露端倪，但在学习苏联的特定意识形态下，它难以克服历史的“依附性”，仍然使中国的教育学摆脱不了“藤蔓式”的发展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创型”教育学逐渐取得自身的话语权，演变成中国教育学的转型性发展，实现中国教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新的全面改变。
“全球化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学发展中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问题的表现形态有着时代性的差异。中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本土化的教育学”和“多元化的教育学”的关系。
在反思“本土化的教育学”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二、“本土化”离不开“多元化”
中国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源远流长的积淀，在今天逐渐显现出勃勃的生机。纵观它的发展历程，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秦陇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同时，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也不自觉的吸收了国外的许多文化派别和基本理论，从时间上梳理，主要包括“启蒙论”、“目的论”和“反传统论”。
“启蒙论”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以普遍追求理性、科学、逻辑的精神方法形成了所谓的“格致之学”。
“目的论”即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具有一定“功利论”的色调，但又有所差异，它并不排斥教育作为形而上的文化和人类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这是与教育“功利论”最直接和明显的差异。
“反传统论”基于今日全球化浪潮背景，在各种主义的冲突中形成多个派别。如种族问题、恐怖主义、人权对抗、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话语，不断冲击人们的视听，对抗着被现代性和全球化淹没的文化情结，试图颠覆现代性在全球征服的合法性。
三、借鉴与吸收
中国本土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广义上的理论渊源还是具体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并逐步形成了我国教育学上的“西学东渐”。
1.理论的借鉴
最直观的借鉴就是吸收外来的概念和术语。可以这样说，凡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和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在我国的教育理论话语中找得到；凡是西方现代出现的各种理论思潮，也基本上都可以在中国现代的理论话语中找得到，早期的如人本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晚近的如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终身教育、闲暇教育、教育公平、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等等。它们对中国教育现实和教育学发展带来了“泥沙俱下”的综合影响。
2.研究方法的借鉴
概括地说，20年来，我国的教育学多数是理论性、评论性和解释性的研究方式。具体讲，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是运用传统的以定性式阐述为特征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了传统的理论性、评论性和解释性等研究方式和方法之外，西方定量研究方法的比重曾一度受到推崇。在引进、借鉴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学习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向国外学习初期的主要内容，其中有关实证研究的技术，尤其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学，曾引起了中国教育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对于偏重定性分析的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平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以后，虽然在经验研究中定量方法的采用仍保持较高的比例，但研究方式已开始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出现了若干运用其他定量方式的研究以及解释学、现象学等研究方式，而且开始注意到，在研究方法运用上考虑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合性和方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等问题。
3.教育实践的借鉴
20多年来，我国从宏观教育体制、教育目标、教育投资等的变革，到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师生关系、课堂情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具体的学校管理、课程管理的变革模式等，都多多少少受到西方变革行动的影响。
以当前的“新课程改革”的变革模式为例，研究者反思我国历史上历次课程改革，认为我国几十年来的课程改革都是匆匆上马，缺乏研究，缺乏理论武装，缺乏实践的验证，缺乏必要的评估，是一种游击式经验型的课程改革模式。为此，最终确定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型改革模式”，即以“决策―设计―实施―改进―评价”这一连串实证的系统的科学步骤为内容的一种模式；而且认为“新课程改革”即是在这一模式推动下，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十分看中具体层面的行动，而非过于宽泛的思辨和空谈。
四、本土化教育的反思
对我国教育学本土化进程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方式、方法上，而应该从“教育塑造文化”的宏观角度去剖析，这也是反思的关键意义所在。
一方面，在综合吸纳国外教育思想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显现出比较好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教育学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在当前社会被充分提升，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教育发展对教育理论的依赖性更强、要求也更高。
另一方面，在过于强调向西方学习，并盲目认定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为“先进教育”和“现代化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使得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产生了严重的“缺失”感。相关学科被变相的“殖民化”。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出发，以上两种倾向的出现，合理地反映出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时，任何一种新事物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难免会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过程。对此，我们既要以平常心应对，也要充分地认识到，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多元化可能对中国教育本土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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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英］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4］安文铸.教育科学学引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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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之间的互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和借鉴，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莫定基础;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为issa的刊物出版发挥了作用，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为发展中国家学者赢得了权利，为跨国合作研究发挥了力量。
在世界各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与国际体育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既可以为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对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之初，引进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学林启武开始翻译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体育社会学知识的学者。之后，蔡俊伍、刘德佩、牛兴华、王苹、李树怡等人也发表了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刘德佩引进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问卷调查法，并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学者金崎良三设计的研究课题样本，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21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一议题与争议》(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对美国体育社会学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从引进成果的来源看，有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苏联为主。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苏联等国，熟悉这些国家的研究进展，具有引进这些国家成果的便利条件。
1.1.2成呆输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1988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ass)发表了我国王真、陈安愧和钱跃庭的论文《中国纺织女工的体育态度和参与状况》，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开始进人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会与闲暇》(l& s)又刊登了刘德佩的研究《体育与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兴华等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学十年间的学科进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极大兴趣。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 ·a ·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 )。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 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和其他学术组织多次交由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承办学术会议，体现出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信任和支持。会议以严密的组织、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为国际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台，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整体实力，大大引起了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关注和兴趣。除承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在多个体育社会学的国际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组织、筹备和主持会议。通过举办和主持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学术季刊，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科领域最高权威性学术刊物。该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时，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种语言刊登论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 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从不知体育社会学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体育社会学专著;从引进借鉴国外的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向国外输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从派人到国外学习体育社会学知识，到培养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这些都表明我国体育社会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外体育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播 新闻 现状 文化内涵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1]王良义.谈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功能[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