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程亚丽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没有人怀疑文学经典的艺术价值与思想魅力，但在当今拜金主义盛行、价值信仰迷失、人们纷纷攘攘都去追金逐利、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中国社会，阅读文学经典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这种状况也十分明显，值得认真对待和反思。当今时代，追求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已经渐渐侵蚀人们的灵魂，但文学却不具备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所以中文专业招生数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中文专业在校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明显缺乏动力。鉴于此，引导在校大学生加强经典阅读，成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史教学的关键所在，这就意味着，每一位大学的文学课老师，都必须坚持将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作为文学史授课的主要任务。本文拟就阅读经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关系试作讨论。
在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作家作品显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具体到文学史的课堂教学，如何指导学生在无限的文学史作品中，选择有限的经典性代表性作品进行阅读和把握，对于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而言，是一个十分迫切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提出，“现代文学史”的上限与“当代文学史”下限上伸下衍，涉及到的作品数量也随之加大，但在现有高校教学体制下，随着课程无限扩张，对每一门课程都制订明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教学时数也作出严格限定，鉴于此，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教师让学生既能接受文学史完整的知识系统，又能达成培养人文精神与文学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这样，如何裁剪文学史内容，切实处理好作品分析与文学史讲授的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实践始终在推进，但从教者不论使用何种叙述范式的文学史教材，如何处理史的讲授与作品的讲读之间的关系，在规定的教学时数内把握好二者之间的比例与深度，都是让讲授者很纠结的问题。但在文学史讲授上注重文学审美赏析能力培养这一点上，无疑获得几乎所有人的共识。那么，如何讲授文学史，如何指导学生让他们有兴趣与热情去广泛阅读作品，成为文学史教学的一个症结。论者认为，在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者应帮助学生充分理解经典的内涵与价值，引导他们主动阅读经典作品，这应是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核心要素。历来研究文学史教学的学者都格外强调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舍弃文学史的讲授而将文学史课变成纯粹的作家作品赏析。任何经典作家与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必须要将其放在文学史整个参照系统下来审视其经典性价值及意义，如此才能让其成为有源之水。可见，文学史的传授也相当重要，而要解决好文学史叙述与文学作品阅读关系，可以对文学史部分适当简化，让学生以教材的学习为主，教师在绪论中将文学史的几个板块，按文学史线索勾勒梳理出来，将重要的文学社团、流派、思潮作适当阐发，明确其具体地位及意义，以便让学生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节点。
在此基础上，文学史课堂教学的主体内容应当是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作为核心，而分析经典的过程，教师不是将其作为孤立的案例，而是以文学史系统作参照，认识其作为一个“网结”的位置与意义。如果只注重讲好作品而忽视文学史知识传授，学生就无法形成文学史的系统概念，而如果只注重文学史而忽视作品的细致分析，使文学史缺少了让学生产生深刻印象的经典文本的支撑，也就成了“死”的文学史，不足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丧失了文学史课程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功能。所以这二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地非常恰当才能圆满完成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讲好作品、分析透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而学生要切实在教师引导下去阅读经典，把握经典，真正从经典中汲取营养，这同时也需要学生具有主动性，要积极配合教师的讲授去选择经典，这是学好文学史课程的前提。学生不爱沉潜下来读经典，其中原因追究起来十分复杂，有文学经典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西方文学理论家指出，文学作品的接受，“与读者群体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意义的生产，其普遍性或相对性，对我们解释自由的限制，对新的文化、历史或个体环境的适应。”[1](P52)
现代文学经典有些难以让学生切近的原因，比如与现实生活距离较大，鲁迅、茅盾等大师们创造的文学世界，人物的心理体验毕竟与今天的社会生活距离太远。特别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谴词造句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经典的语言显得有些艰涩生硬，所以，无论其主题如何深刻，人性传达多么动人显然都无法与今天的现实接轨，这样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也使得他们在审美心理上有所拒斥。再比如，在对待十七年“红色经典”问题上，学生往往情感上十分抵触，因为他们今天的生活理想与精神世界与这些“红色经典”所呈现的理想人物之间差距确实太大，教师将他们往崇高境界上引导却不及现实生活的解构力量更大，革命英雄的政治信仰、思想理念在今天的他们看来，甚至感觉到非常做作与可笑，很难让他们产生精神共鸣。鉴于这种情况，那么文学史教师就有必要向学生进行文学指导，让他们清楚文学的作用是通过虚构故事实现关于人性的交流。我们读杨沫《青春之歌》并不是期望他们一定成为林道静式的革命者，而是希望他们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中发掘某些能引起我们反思且可以融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或自我的元素及信息。
学生不爱读经典还有外在的原因，这可能最为致命：一是当今处于网络时代，各种信息泛滥，学生面对着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和五花八门的“心灵鸡汤”、“玄幻小说”（且不说各种网络游戏）等等，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像海绵吸水一样被无情地吸引走了，这样，阅读经典似乎不再是一件让他们快乐的事。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竞争的加剧，学生的现实就业压力确实越来越大，将心思转向了更为实用的“考证”之学———他们忙着考各种各样的证：英语四六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会计师证、文秘资格证等，而“没用的”文学经典自然倍受冷落。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必究其所有，但须承认，不愿去阅读经典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状况着实让人忧虑。#p#分页标题#e#
面对这一形势，作为文学史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协调好学生“阅读经典”和“考证”之学的关系，引导学生尽可能去阅读经典作品。尽管布鲁姆一再提醒“，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2](P21)，但阅读经典能大幅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无可质疑的，因为，“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3](P39)经典不能改变现实，但经典可以提供人生的答案，在学生对经典失去兴趣的时代，要想法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让他们认识经典的价值不是只存在书本上，而且也能参与塑造自己的心灵，开发自己的智慧，从而生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引导读经典实际做法上也要灵活多变，笔者的做法是：一是改变过去那种放任的做法，采取一些强制性手段（如提问、考核、考试等）。因为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措施，才可变被动为主动，由他律变为自律，进而唤起学生阅读的兴趣和热情。第二，适当调整经典作品的阅读篇目，尽可能地结合当时形势，选择一些容易引起学生兴趣的经典，可以布置学生写作品评论，然后教师课上点评，开发赏析能力。当然，卡尔维诺说过，“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4](P8)也许有些学生可以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必受外界任何污染，他也许拥有非常充分的阅读时间，但也要提醒他们在读好经典的前提下，然后再去读其他对自己有所裨益的书籍。第三，充分发掘经典的意义，尤其要结合当今时代，发掘经典的丰富文化、艺术和思想内涵，由此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一点在指导学生时非常关键。第四，对当前流行的解构思潮，要加以批判，让学生鉴别是非美丑。如最近网络上流行的“杜甫很忙”的恶搞，就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嘲笑和戏弄。这种消解崇高的文化和社会思潮，会给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带来很大危害，会解构一切严肃的价值观念，使社会陷入油滑、浮躁和浅薄之中。
总之，让学生阅读经典读好经典，主要在于教师在课堂上的积极引导，充分阐明何为经典，为何需要读经典。当然对于经典问题，对于“经典化”问题，已经众说纷纭，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谁也不会否认，经典应是艺术（美）、情感（善）、思想（真）的高度统一，经典没有标准定义，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4](P1)现代文学史教学研究界前辈黄曼君先生曾指出，经典应“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认为“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创性阐释的结合；其次，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再次，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5]这个认识非常全面，基于上面这样三个原则，文学史教师应该立足文学本位，选择普泛的公认经典向学生推荐，帮助其建构个性的、开放的经典阐释框架；教会学生正确辨析经典，分清文学史普通作品与文学经典差异，使经典与现实互相对照，让其充分“接地气”，参与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如此，在学生对教师的作品分析感到折服的前提下，又让他们确实从经典中获益良多，从而获取他们阅读经典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