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1
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高潮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推翻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作者：袁伟钤 胡雪莹 王选一 单位：铁岭县广播电视台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2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3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韩国,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民众能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这就是从社会方面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我们不但要看到现时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我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随着外部经济的复苏,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国又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建设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破坏了环境。这是没有以动态眼光考虑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原本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者是一体的。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之意,它既包括国家应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又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学科的分化才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科。虽然经济学科的专业性增强了,但始终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p#分页标题#e#
(三)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其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的。从表面来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类,但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西医关注的是人体组织形态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器官。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动物又成为了人的替代品。从临床上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仍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成为了和其他事物一样的机器,———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人类与之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继而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疗方案。由于在与自然割裂情况下诊治的标准是一个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有人认为西医培养模式下的大夫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器。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而非实验室里设定的种种假设条件。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生存环境的多变性,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细致地研究影响机理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他只能通过人类外在的形体及情感表现来进行求证。大夫通过四诊合参全面获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结合周围的环境确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甚至观察到的,如神、气等,所以对生命的感悟、经验成为中医体系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大夫的培养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中医的真谛。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研究独立的经济行为,而要把研究对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会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列出“优美”的数学公式,然后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到人们应该遵守的结论。这种范式的重点是需要找到对问题研究影响最大的指标。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假设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当新的问题出现时,人们又会列出新的假设条件,重新得出结论。例如,随着金融危机的一次次爆发,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已经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源如何最优配置时,只根据某一地方甚至凭空提出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得到了看起来耀眼的成绩,但在俄罗斯却无论从表面还是本质上都遭致失败。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可应用相应的方法,从直观上,“望”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情况;“闻”是通过听、说或者阅读,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问”是通过询问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和掌握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切”是查看当地各方面的指标。通过这四种方法,就能够对当地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到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治愈疾病是西医和中医的共同目标,而对疾病的认识无疑是治疗的核心环节。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遵循的是辨病论治。西医学者认为,疾病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下发生的一个完整过程。在实验室中,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可以再现或“复制”致病的机体,然后相比较正常机体在物理、化学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病”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了该疾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临床中,将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搜集到的多种指标与正常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出疾病之所在,继而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进行治疗。中医在治疗中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中医起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历代医家对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出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所描述的机体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等本质变化的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的病状与体征。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确定治疗方法。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病”关注的是疾病认识的基本矛盾,在疾病发作的整个过程中,致病的异常因子贯穿始终;而“证”注重的是疾病认识的当前主要矛盾,对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发病者因体质、年龄、性别及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现了“同病异治”这种情况。当然,不同疾病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征候,即“异病同治”。“病”与“证”两者的比较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矛盾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认的是,基本矛盾始终引导着问题发展的方向,但还要认识到问题在同一性中的多样性。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各异,或者金融危机应对时发展情况的不同,应该考虑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因为“证”这个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样直观、易于接受,所以在经济问题中对应“证”这个概念的体系无法比较容易地构建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同一经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4
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仅是解决各种复杂经济学问题的必要工具，同时也给经济学家带来了很多的灵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性，然后就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策略及注意事项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发挥数学在经济学中作用。
关键词：
数学；经济学；应用策略
随着数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将数学工具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促使经济学获得了更加科学、精密的发展。如今，数学已成为经济学分析所不可缺少的一门工具，加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开始用数学工具来分析、解释一些经济学现象及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这门重要的理论体系。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主要起到了三点作用：首先，在经济学中，经常需要对一些前提条件提出假设，这时就需要用数学语言进行表述，从而使问题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次，利用数学思维分析、论证经济学的某些观点，能够使研究更有逻辑性和条理性。再次，在得出某些经济学结论时，如果用相应的数学统计数据加以说明，将使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性。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2．1函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函数”是反映量与量之间依存关系的一种数学映衬形式，也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数学工具。在经济学分析中，经常涉及的经济量有价格、成本、效益等，当需要分析这些经济量之间的关系时，就要用到数学的思维和方法，结合实际问题进行建模分析，理清该问题中存在哪些函数关系，进而总结出经济学问题的规律和实质。在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经济函数：收益函数、利润函数、成本函数、供给函数、利息函数等。
2．2最值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最值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如怎样分配物料才能达到最高产量、怎样安排生产计划才能获得最高利润等，对于此类问题，可从数学角度归结为求函数最值的问题。例如，在研究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问题时，假设产品的价格一定，则产量越高收入越多，然而，取得最大收入并不等同于获得最高利润，仅在产量达到某一数值时，才能获得最大利润，这就涉及到函数最值的求解。通过求解函数的一阶导数，找出其中可能出现最值的点，比如驻点、区间端点、不可导点等，再分别比较各点的函数值大小，就能得出最佳利润方案。
2．3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导数是因变量变化量与自变量变化量之比，它反映了因变量相较于自变量变化的快慢程度。导数在经济学问题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如经济学分析中往往涉及变化率的问题，具体包括瞬时变化率与平均变化率两个方面。其中，平均变化率主要用来描述年产量、成本以及利润等在某个区间内平均变化，而瞬时变化率就相当于数学函数中的导数，在经济学中主要用来分析一些边际问题，如边际成本、边际需求、边际效益等。在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中，商家不但要关注边际分析，也要进行相应的弹性分析，例如，原价10元与原价100元的商品同时涨价1元，其涨价幅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变化的绝对量都是1元，但该变化量与原价的比值明显不同，这其实就涉及到了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弹性原理。在实际生产中，若商家忽视边际分析而一味的生产，必然导致资源的无端浪费；若商家忽视需求和价格的弹性分析，则很难取得最大利润。而在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方面，最有效的数学工具就是导数，其能够给决策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持，帮助其制定最佳的决策方案。
2．4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积分与微分互为逆运算，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对已知函数求积分，从而求得总经济量的函数关系。在高中数学学习中，学生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是定积分这一概念，通过定积分可以求得原函数在某范围内的具体变化量，因此可以用于分析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在实际经济问题中，往往要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对总经济量函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某产品的价格y随销量x的变化而变化，即y是x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求出销量由a变化为b时的收益，便可以采用定积分的方式进行计算。
3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注意事项
数学是经济学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经济学分析中不可或缺的计算工具，只要掌握了数学这门工具，就能把一些的复杂的经济问题抽象化，从数学角度进行思考和论证，从而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但经济学除了数学属性之外，还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是万能的，而是存在着很多局限之处，必须在经济学的体系框架下分析问题，才能发挥数学的真正作用。具体应注意以下方面：首先，经济学问题不是数学问题的简单叠加，并非所有的经济学要素都可以进行数字化的转化，在分析经济学问题时，必须意识到，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分支之一，其影响因素无处不在，如社会制度、文化哲学、法律道德等都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次，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以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觉为基础，只有抓住经济学的学科本质，发现现实中的经济规律，方能得出合理、可靠的经济学结论。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提出特定条件的假设，并运用相应的数学方法来进行分析，从而使经济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再次，数学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工具，在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时，出了数学建模之外，也要灵活地运用物理、生物等其他学科，以免研究方向的单一化，促使经济学取得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数学的帮助与支持。因此，要善于利用数学这门工具，在充分认识到数学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优势与作用，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左晋成 单位：山东海阳市中英文中学
参考文献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计算机；大数据；经济学；应用
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价值，相比较来说，经济学领域更重视数据信息，通过科学的数据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够保证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因此，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计算机大数据技术概述
所谓计算机大数据技术，主要是指以互联网数据信息为依托，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发现数据信息规律，从而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参考。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人们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共享数据信息，因此，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互联网数据信息爆发式增长，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此情况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市场经济数据信息，通过互联网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具体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辅助构建经济学模型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水平都有着不同的影响。准确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则需要经济学家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的方式，以市场经济数据为依托，观察不同影响因素下经济学模型的变化，从而通过调整相关政策，以实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引导。以共享经济发展为例，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需求分析、政策制度引导等，从而制约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为此，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计算机大数据技术构建特定区域的共享经济发展模型，从区域市场需求、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个方面出发，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数据，从而预测共享经济的发展，并通过调整相关影响因素的结果为区域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2.2对外经济贸易的风险预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开展，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为此，应当利用计算机大数据技术对全球市场经济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预测全球经济的不同领域的风险，以保证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计算机大数据技术有着较高的要求，利用计算机大数据技术，能够对贸易国家的市场需求进行统计、分析，进而为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并规避对外贸易风险。不仅如此，基于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对外经济贸易风险预测还包括全球市场经济数据信息的分析。例如，我国在中东地区投资建设了大量的工厂，承担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进行项目投资之前，则需要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综合性分析，尤其是近年来中东地区局势不稳，这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
2.3优化传统经济学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数据信息的获取与分析依然需要人工进行，这导致传统经济学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效率问题，从而限制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优化。但是，随着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依托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建模技术等，不仅能够使人们快速、准确地获取经济数据，其还能够对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动态分析，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及时、可靠的数据，并以此优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然而，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不仅存在着数据信息误差，还容易受到黑客、病毒、木马的威胁。因此，在计算机大数据技术中，除了在数据获取过程中提高真实性验证以外，还需要提高系统的软、硬件安全性，从而实现对数据信息的全面保护。
3总结
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内容更加复杂，与之有关的数据信息量不断增加。如此一来，在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经济学的发展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申红艳，吴晨生，扆铁梅，滕飞.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研究参考，2014（63）.
[2]童端，吕捷，许宏.大数据经济学研究现状与发展展望[J].江苏商论，2018（01）.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均衡分析；动态分析
自19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就连过去较少使用数学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也充斥着复杂的数学公式。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数学可以使问题量化，运用清晰的逻辑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清楚；而随着经济分析被引入越来越深奥的数学，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重视数学，忽略事实，轻视了逻辑思维在分析问题中的地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真的是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吗？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本文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数学化趋势作出分析与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和表现
数学化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的认知，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数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已经没有使用纯语言的表达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复杂的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常把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现实要求，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微观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模型建立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趋势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通过行为人的各种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究均衡状态下的最优化，而数学刚好为其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数学模型又为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和理论提供了平台，例如供给———需求曲线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市场优化配置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边际分析理论、计量理论等数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学化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表现
1.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工具
数学作为一门严密精确的科学，经常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引入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去，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家主要的分析工具，它使得经济理论模型化、定量化。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理论研究，指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设；而另一种是现实问题研究，其主要通过运用数学模型对实际统计数据的分析去检验某种假设。这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的主要表现。从最初古诺在经济学中系统地使用数学到后来的瓦尔拉斯运用数学方程组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再到今天的经济学发展（崔殿超，2013），数学模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当一种经济理论被提出，就会抽象出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数学模型提出假设，确定未知变量进而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经济结论，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指导。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已经不在单纯地使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而是随处可见的数学模型、数学公式，甚至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和经济计划管理，都需要有专业的数学人员进行分析和计算。数学模型和分析方法渗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另一方面，从近年来在经济期刊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运用数学模型的经济论文数量惊人，占比高达90%以上，这也充分说明如今经济学家在进行宏观经济学研究时已经离不开数学模型。
2.最优化和动态均衡等经济分析方法的产生
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最优化和动态均衡等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产生。当你在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时，认为或假定经济变量是最优，那么就可以以最优化为工具构造一个关于主体行为的最优化模型；如果认为或假定市场是均衡或一般均衡的，你就可以以均衡或一般均衡作为工具构造一个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萨缪尔森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基础》中系统地阐述了运用极值为基础的最优化分析，他提出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最优化问题。而最优化分析方法就是依托数学的各类极值模型建立，对各经济变量取极值，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动态均衡分析的产生，并被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它假定经济在每期和每个时点永远处于均衡中，所有经济人的各类决策通过各个市场达到一般均衡。之所以能实现长期和短期都达到均衡,是因为在进行研究时对所有变量都假设同时处于均衡状态,而不是个别变量,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的局部均衡。与动态均衡分析相对应的是静态均衡分析，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学家们发现静态均衡分析大多是与实际不相符，因此现在多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研究，例如金融、国际贸易等问题大多使用到这一分析方法。这也是宏观经济数学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3.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产生
20世纪之后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推动经济学逐步走向科学化、规模化、专业化，使经济学成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分支，如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方向。计量经济学往往是从实际数据入手，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针对经济现象建立经济模型。量化、模型化、计算化成为了这类经济学的标志，这也把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学科都是依托经济模型而产生的，而经济模型又是由数学发展而来的。因此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产生是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如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学生们必须能熟练地运用计量知识建立经济模型，根据所搜集的数据对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和预测，进而指导现实经济发展。由此可见，计量经济学等以数学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科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这也是宏观经济数学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4.数学家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得主
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还表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经济学做出贡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拥有数学学位或理工学位的占到得奖者的一半以上，而获奖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都用到了复杂高深的数学知识进行论证与阐述，所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数学的所有领域。从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不懂数学知识或不懂得运用数学语言的经济学者是不被认可的，是否使用经济模型也成为衡量一篇经济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如今的大学经济学培养中，就要求学生们必须熟练地掌握运用数学去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数学化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必然发展趋势。
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辨析
宏观经济学研究正在一步步地数学化，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数学的研究不仅为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工具，也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然而，一些经济学者和数学家对这一趋势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争论也随着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的中国股市动荡而升级。
（一）宏观经济学需要数学
赞成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学者认为，运用文字语言进行经济研究时逻辑往往并不严谨，这就需要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论述和交流中使用数学语言。具体米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数学的帮助下，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在掌握整体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运用数学和模型描述和推导各种经济理论，公理化方法和最优化与一般均衡的指导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提出假设，然后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得到理论假设，最后再进行模型检验，例如运用大量数学理论描绘和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经济理论采取数学形式，促使经济学朝着定量化、精密化和严谨化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融合的“严密”学科。经济学的数学化“简化”了经济分析，使经济理论实现了模型化，同时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使得经济学更加定量化、精密化和严谨化。第三，从现实层面分析，数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的实用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经济学数学化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大量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经济增长模型、最优化模型等，这样带米的结果是经济学对社会的作用更为明显和直接。综上所述，部分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崇数学与宏观经济学实现融合，他们把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寄托在数学上。
（二）宏观经济数学化的迷失
数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必须在经济研究合理范围内才能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否则，滥用数学可能导致本末倒置，使宏观经济研究迷失方向。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经济。利用数学逻辑，我们面对经济问题时确实可以提出假设，得出结论，可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有时并不能真实地反应现实经济，不具备现实意义，那么利用数学得到的经济规律就失去了应用的意义，成为了单纯的思维游戏。其次，在经济领域中，并不是所有因素都可以被量化的，例如经济行为人的社会关系等，而数学公式和模型的应用却忽视了这些不可量化的因素，使其研究结果与现实相差甚远。第三，主要表现在数学模型中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经济学模型最核心的假设就是最优化和均衡，而这两种状态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存在的。但数学逻辑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决定了其必须满足这些假定条件。就像运用数学分析的最经典的经济形态———完全竞争经济就是虚构的（崔殿超，2013）。最后，由于定量分析备受各期刊杂志的推崇，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可以用建立模型，他们先确定数学表达式，然后去搜集符合公式的数据，从而得出一些经济理论，这完全违背了宏观经济研究的目的（李燕然，2010），这是一种形而上学主义，导致宏观经济研究步入歧途，远离现实经济生活。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经济学家的思想，盲目地推崇数学模型，忽视了其他角度和方法，从这个层面来讲，数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宏观经济的研究。而当前的宏观经济学就被数学化分析方法绑架了，使得它逐渐暴露弊端，脱离现实（崔殿超，2010）。
三、树立宏观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正确理念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历程来看，在经济研究中更多地引入演绎逻辑的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韩兆洲，2004）。我们要顺应这种潮流，在经济研究中适当地引入数学工具，使我们的经济朝定量化和精确化的方向挺进。然而，经济学和数学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与检验方式和是否可以在人为的条件下进行重复试验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经济研究中，数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时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分析中使用数学方法不能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得心应手，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趋势。
（一）数学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
首先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认清这一现实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的尺度。而现在有些数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数学化当成了最终目的，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外汇和工资水平等，并不是把数学和经济学实现融合。数学只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工具手段而已，利用数学可以更严谨、更科学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把抽象的经济现象通过数学模型和公式表达出来，让我们更清晰、直观、科学地把握经济问题，制定经济政策，进行经济预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宏观经济学与数学的融合。我们要实现坚持经济学为主体，数学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所用，不能本末倒置，滥用数学，盲目追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将数学化的分析方法与解决经济问题相结合，有效提高宏观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增加国际收支等经济发展目标。
（二）注重数学方法与其它方法的结合
除了要认清数学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外，还应该认识到数学只是我们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之一，而非全部。部分数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把数学奉为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无限制地运用数学，这种研究方式导致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成为了一种思维游戏。宏观经济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更大程度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数学的喧宾夺主，驾驭了宏观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家成为了数学的奴仆，这种趋势最突出地表现在宏观经济学逐渐丧失了其社会科学的特征，例如对现实经济生活问题的解释，对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总结，对经济政策的指导等，这反映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所用分析工具的单一性。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社会科学学科，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多个学科之间交叉，呈现出多元化。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就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包括制度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并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经济理论。由此看出，数学只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全部，这是在宏观经济数学化大趋势下，我们必须把握好的。
（三）不能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的逻辑
宏观经济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应该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不能单纯地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只重视定量分析而忽视定性分析。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规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可以用数学公式准确的描述出来，而社会规律受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是非常不稳定的，变化多端。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受复杂微妙的心理因素影响，很难单纯地用数学逻辑去推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还应该从自身特殊的研究角度出发，来总结分析经济现象内在的规律。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必须先提出假设，而这些假设条件注定了它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各种经济形式、领域，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可能会失去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尽管对于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我们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但必须做到在宏观经济研究过程中，注重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运用经济学逻辑而不是数学逻辑分析问题，而数学只是我们表达和分析经济见解的工具，不能用数学逻辑替代经济逻辑。
（四）加强数学运用与现实的结合
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成为了凌驾于现实经济之上的纯理论，违背了宏观经济研究的目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数学模型和公式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并没有预测到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更不能给出指导性的经济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崔殿超，2014)，这使得很多学者对数学化的宏观经济研究产生了质疑。一味地追求数学语言解释宏观经济，却忽视了对解释经济现实的关注，也没有建立现实与模型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下，我们更应该做到加强数学运用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平衡好数学与经济的关系，完善经济模型，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些时候部分学者耗时耗力在数学模型上，最后却得出对实际应用没有任何帮助的结论，这使得宏观经济研究失去了意义。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无用功，在研究问题之前，就应该做到以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经济问题，提出合理的假设，运用经济逻辑与合理数学模型相结合进行宏观经济研究，这样才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导宏观经济，以实现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存在着弊端，我们在追求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同时，更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学本身，不能用数学逻辑完全替代经济逻辑。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应当是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服务的，而不是无限度地把经济学变成数学，这必定无益于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认识到数学是经济分析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同时还应通过优化和完善模型克服数学化的经济学与现实脱离的问题，加强宏观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毕竟理论最终要服务于现实经济，研究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燕然.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一点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2010，（10）：186.
〔2〕韩兆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趋势［J］.南方经济.2004，（2）：27-29.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7
体育管理学也属于新兴学科。虽然俄亥俄大学1966年就开设了体育管理学，但真正意义重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校开始在体育管理学专业下授予学位，1986年北美体育管理学会（NASSM）的成立，以及1987年期刊《体育管理杂志》（《JournalofSportManagement》）的创刊，才标志着体育管理学作为一个真正的学科的诞生。自那以后，体育管理学的发展一直保持了稳定状态。北美体育管理协会的网站近期列出了在美国授予体育管理或体育行政学位的200多所高等院校，当然，有些是包含在其他学科专业之下的。北美体育管理协会还列出了其它国家和地区40多所体育管理学项目，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以及欧洲，体育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包括体育营销、体育财务、体育法等专业期刊）的数量也持续增长。我国的体育管理学是从体育行政过度来的，如1935年就有金兆钧的《体育行政》，以及50年代东北师大、中南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单位编写的《体育行政》讲义，是我国体育管理学（体育行政学）早期的学术成果。但严格说来直到1984年，在原国家体委科教司的支持下，中国才有了第一本《体育管理学》教材。1985年武汉体育学院和原北京体育学院先后设立了体育管理专业，开始了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随后，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开设了体育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很明确地为培养体育管理人才。之后，体育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迅速，势头也大大超过了体育经济学。从两门学科的发展脉络看，无论国内外，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诞生都是以运用母学科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起步，从诞生之日起二者便有着明显的界限。
2、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比较
2．1研究目标
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区别，根源在于二者研究目标不同，不同的研究目标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首先，关于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目标，骆秉权提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汲取教训，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健康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关于“总结经验、提高、促进”等功能，并不是体育经济学的目标，而是政策制定者、市场经营者的任务。而“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也没有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体育经济学确实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手段，目的应该是解释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方式对体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从政府失灵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自由竞争市场对配置体育经济资源至关重要；又如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要政府干预体育产业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来分析体育管理学。秦椿林、张瑞林认为“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显然过于宽泛，任何学科不都是研究该领域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吗？重要的是，体育管理是什么？是为了实现体育部门，更准确地讲是体育组织的目标，体育管理的规律就是体育组织的各种资源发挥最优的合力作用，而采取或使用的一些原理、方法。因此，体育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应该是提供以上这些原理和方法，以指导实践。显然，着眼点主要在“组织如何高效的完成目标”。从前述体育管理学产生的起源也不难看出，其产生源于“职业体育组织如何使用组织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盈利目的”。体育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重视，对人性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比如，体育俱乐部的管理，要求球队老板和球员在协调关系和合作中争取实现效益最大化，雇员和管理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其实质就是从哲学上假设人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愿意为改变经济生活而做出最大努力，在管理活动中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适度的经济激励，就能发挥雇员的最大潜力。可见，体育经济学主要探讨“体育资源”（一种社会资源的宏观视角）的有效配置，是通过理论来解释体育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问题；而体育管理学主要研究体育“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如何提高体育公共部门、非营利性体育组织、营利性体育组织的投入产出效率。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体育经济学重在“解释”，相比之下，体育管理学重在“指导”。
2．2研究视角
虽然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研究都涉及资源问题，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也导致两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体育经济学关注的往往是效用、福利、以及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虽然这些概念或表达方式也是体育管理学研究中常见的词汇和观察视角，但这些本质上还是属于体育经济学的内容，都与“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经济利益，是指满足主体经济需要所获得的社会劳动成果。这里的主体，可以是体育消费者，职业运动员，也可以是地方政府、体育俱乐部，还可以是国家或社会，“经济需要”主要涉及物质资料（工资、收入）、劳动力（球员的出场比赛）、信息（转会市场上的供需条件）、闲暇（体育消费者的余暇时间）、环境（体育场馆）等；“获得”实际上表明了一个资源配置、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无论是主张市场自由竞争，还是政府主导，任何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都是“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体育发展过程中相关资源的利用和配置问题。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职业体育联盟的经济分析—兼论对我国职业体育联盟改革与发展的启示》这篇文章，就是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联盟这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其他的制度，以及职业体育联盟是如何决定绩效水平并最终影响其发展、扩张的等问题。再比如：职业运动员想要获得高收入，俱乐部想要维持球队薪资结构，二者的经济利益博弈可以解释球员的工资问题。同样，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博弈可以解释工资帽为何产生。相比较，体育管理学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体育管理学研究的目光经常着眼于一个具体的“组织”，无论是国家的体育管理体制，还是体育协会的，抑或职业体育俱乐部，这些议题无一不是在关注组织，无论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还是经费管理、市场营销、场馆设施管理，以及具体的项目管理，这些议题都聚焦更有效的完成组织目标。如表1中的《职业体育组织的演进与创新》一文，便是将职业体育组织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考察，研究职业体育组织创新对职业体育组织成长的影响。
2．3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与视角的不同，导致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有所不同。张保华在《现代体育经济学》中提到现代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最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体系：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研究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丛湖平在《体育经济学》中提出：“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所有方法都会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被运用。”提到了比较研究法、综合研究法、博弈论的应用。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的《实用体育管理学》指出，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一个分层分类的方法体系。第一层的哲学方法，是体育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是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系统方法是管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前两层之下便是某类科学研究方法和体育管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刘兵在《新编体育管理学教程》中提到：“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常用的一些基本方法主要有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统计研究法等。”以上列举的这些表述基本各自说明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但从中我们无法了解到运用这些方法的基本思路或原因，也无法区别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各自方法的独特性。本研究认为：大体而言，体育经济学和体育管理学都强调哲学的普遍指导性，以及定性与定量结合、实证与规范的结合，但是体育经济学更侧重定量和实证（直观上）。体育经济学多模型、体育管理学多工具。《职业体育的注意力经济分析》一文，运用了信息共享性产生的规模经济、梅卡夫法则、外部性理论、马太效应与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增等十分典型的经济学理论模型，而《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发展路径研究》一文则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了战略管理分析中的SWOT工具，战略外部环境分析的基本工具PEST分析等。体育经济学更偏重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更准确地说是数学方法，因为母学科主流经济学是前提假设抽象程度高的公理化的演绎体系。数学方法之所以可以运用于经济学，就在于经济学所认识的对象除了质的规定性外，还有量的规定性。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和实用化的标志。一般而言，经济学家都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情况做一管窥，该奖从1969年（首届）授予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弗里希和丁伯根以来，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的获奖者，大多有着精湛的数学功底，并在经济学新理论数学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萨缪尔森、库兹涅茨、希克斯、阿罗、里昂夫、康托洛维奇、库普曼斯、克莱因、托宾、德布鲁、斯通、哈韦尔莫、纳什、泽尔、腾哈萨尼、赫克曼、麦克法登、斯彭斯、恩格尔、格兰杰、奥曼等等，大都应用数学形式研究其关注的经济问题，并获得重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得到经济学的最高荣誉奖。由于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同，具有明显的量的规定性，因此，经济学研究必须借助数学。从理论上的模型或假设到验证，需要采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方法，因此，体育经济学研究一般很少有价值判断，主要就是来阐释体育中的经济现象。遗憾的是，这一点恰恰是体育经济学目前最大的短板。而体育管理学则不同，体育管理学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比重可谓平分秋色，体育管理研究中常使用的那些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实验研究、统计研究的方法多用于对经验的总结，为的是找到一般性，管理一直被强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就决定了体育管理学研究中会有一部分是需要定性分析，并做出价值判断的。
3、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的融合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8
促成现代政治学自立门户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二是1886年美国《政治学季刊》创刊；三是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随后《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从此，经济学家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既定的条件，重点研究个别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学考量。政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在没有市场的状态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然，20世纪20-3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中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关注开始回潮。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出现整合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从历史过程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尽管有利于特定科学的发展，但却令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学科的分离帮助它们建立了相应的适当方法与最有效的研究路径，也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人为的束缚。”⑥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又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布坎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还没有这口号，就是关注北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⑦重新关注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在那些个体、制度与市场的互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分立的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从而深化我们对政治、经济行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思想认识上逐渐趋向一致，从而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只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当下，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迪帕克•莱尔（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鲁•盖保尔（AndrewGamble）、《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人或组织给出了不同的主张。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⑨。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一是时代性，即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主权走向高度民主和独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
各国社会发展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輯輥訛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总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整体上和结构上强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认识。凯波拉瑟（J.Caporaso）和莱温（D.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假设：一是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二是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它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輰訛輥。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政策性、实践性以及可操作性。二是公共性，即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新政治经济学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越是发展，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经济学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视为天职。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社会集体选择中多元互动的行为者，在选择、决定公共政策时的行为动机、行为过程、行为方式；关注为有效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而构建激励制度的努力；关注公共资源配置；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组成及相互作用。”輱輥訛通过对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公共事务的研究，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职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经济学开始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事务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輲訛輥。“新政治经济学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关注政府政策、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是对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揭示和解答。”輳輥訛在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学的内容时，“新政治经济学把政府行为与制度过程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响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其目的是要从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探索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资源浪费和政府管制（干预）失灵以及政府规模过大等经济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治过程。#p#分页标题#e#
因此，纠正市场失灵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而是需要另一套规则来纠正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失灵的根源是现行的法律—政治规则的失灵。”輴輥訛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更具现实性和可预测性。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这一概念来实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互动輵訛輥。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是决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寻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新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輶訛輥五是跨学科性，即用跨学科的视野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新政治经济学打破学科界限，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个学科不同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对政府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家（政府）在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规制政治经济学则直接研究政府规制职能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是政府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则关注国家与产权制度形成的关系，等等。“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对分析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之作出反应具有巨大的潜力。”
新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扩展和改进现有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边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学家强调制度，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搞清楚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反过来，经济学家的个体选择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学更为严肃地反思它关于制度的形成、演化与维护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从企业管理到宪法设计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輯訛輦六是综合性，即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科学性，更进一步说，这种综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布雷顿金融秩序崩溃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对各国政府管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发达国家维持福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困难的敏锐把握。”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将市场、政治与制度的概念分离的问题；有利于“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产业管制、立法结构和绩效，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或变换等问题连接起来。”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宽度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打破主体与结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是：（1）经济学中的制度—组织方法；（2）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制度和经济变迁的比较理论；（3）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战略相关理论；（4）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5）新公共选择；（6）文化政治和认同理论。”
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把经济学的实用性视为主旨，而经济学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等都是附属的，总以为只有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必需的，忽视了经济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综合。这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使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在于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引领了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学术旨趣为我们观察、分析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研究、分析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或教条出发。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环境塑造人们的思维，是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界定了经济学家所提问题的实质和特定时代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方法。所以，研究中国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出发，而不能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是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中国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体制改革不到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发展中的不合理、不道德、信念不坚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经济与政治、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找到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体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再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的逻辑视野，再次验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的历史。这种演进的轨迹再次证明了———尽管市场有缺陷，市场仍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尽管政府有失灵，政府仍是依靠力量；只是政府作用的方式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和市场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如何行使职权、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职权将成为两者关系的核心和焦点。而且，在当今社会，单纯地依靠政府已经很难解决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政府需要更多地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合作，共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共治”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根基。新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在广泛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如此。#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