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邹进文 王芸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一、合作改革派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
中国的合作思想出现于民国初年,当时一些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陆续翻译和编写了一些介绍西方合作思想的书籍。20世纪20年代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了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黄金十年”。当时各种探讨农村合作的思想层出不穷,内容不断丰富,颇具影响力的有中国合作学社的薛方舟、董汰余、寿勉成,华洋义赈会的章元善、于树德、董时进等学者。现将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论述如下:
1.关于政府在合作组织中的地位问题。关于政府在合作组织中的地位问题,在当时大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力量推进,速达合作之效,即由政府强制推动。如中国合作学社的寿勉成认为“中国的合作运动,因民智幼稚组织能力薄弱,如欲以合作运动形式候其自由发展,则以我国目下社会经济情形的急迫,殊有缓不济急之感,故必须由合作者援用政治力量,以图促进,冀于政府一贯的经济政策之下加以推动,则既不背乎合作原理,复切合乎目下的国情。”[1](P322)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合作组织应该由农民自己举办,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给予立法上的指导和组织上的协调。如华洋义赈会的章元善认为“从事乡村运动的人,应当是越做事情越少,引导人民自动,领导的需要愈小”,“当此国民经济建设事业有急起直追必要的时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听其自然,所以要用一切有效的方法,来引动这件事,鼓励这件事,政府于此虽然尽力提倡,但是仍要保持合作的本质,所以始终以引动为手段。”[1](P42—43)综合而言,由政府主导的合作事业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容易达到收效迅速的目的,但不易为农民所真正接受;而由政府“引动”合作运动,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它能够保持农村合作组织的独立地位,但前提必须是广大农民有这种变革农村现状的需要,即必须有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在理论上更有优势,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需要较长时日,因此在实际中,政府往往采取“强动”的方式。
2.关于合作社形式的讨论。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对创办合作社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意见。如寿勉成极力提倡消费合作社。他认为农民也是消费者,他们经济行为的最后目的就是消费。因此应该在农村设立消费合作社,并在此之下根据先后缓急,办理其他的合作社。高赞飞却认为消费合作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在农业社会里,除了少数脱离生产手段的雇工以外,大部分是自由生产者,所以,信用或运销合作社更符合农民的需要。其实,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农民身份的二重属性。从理论上讲,薛勉成和高赞飞的观点只是角度的不同,但就实际而言,农民几乎没有个人积蓄,消费难以谈起,所以发展生产性的合作社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在生产性的合作社中,提倡最多的是信用合作社。章元善、于树德及董汰余都表示了相似的观点。如章元善认为“故欲复兴农村,首须普遍的辅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以低利借给农民,压低高利贷,使农村金融活跃流通,而农民始有余力以从事于生产。同时,根据农民之实际需要,发展各种合作组织……”[3](P804)于树德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效用很多:不仅可以供给平民储蓄的便利,养成他们勤劳储蓄的美风,而且可以增长农户的人格信用,并得相互保证的利益;同时还可以供给平民低利的资金,使地方贷款的利率也可以得到降低[3](P816—818)。但是,董时进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信用合作社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并不能复兴农村。“一则因为中国农民,穷困达于极点,生活无可再低,任你如何节俭,恐也无几何可以节俭,无几何可以储蓄。一则因为能供低利贷放的资金,不会很多,现在全国经济枯竭,各省农村一起破产,而社会治安又复如此不良,不但出低利不能吸收许多资金,即使出高利,也很难找到钱。何况在现时农村情形之下,借到钱之后,能否去生产,生产是否有利,有利是否可以实收,都大有问题。”[3](P823)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认为在中国的合作社没有完全成熟前,首先应做的事是加强民众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学者,如马伯源等对土地问题提出了自己朦胧的认识。如他主张土地合作社,认为中国的土地,因为分家制度,把大农变为小农,致各种设备,非常不经济。假使土地合作起来,不仅生产贩卖上占便易,而人工上亦得互助。他曾经拿出自己的一千亩土地用于办理土地合作社,主张实行土地社知,土地社管,土地社有,及社为社员所有,以达耕者有其田的目的[3](P826)。但是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很多人的支持。
二、乡村改良派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
面对农村破落衰败的状况,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开展了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把乡村建设思想从制度层面引导到了技术层面。他们的主要思路是从教育入手,通过农业技术的改良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进来复兴农村。其中,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实验影响最大,两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述也最为丰富,现着重分析他们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
1.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梁漱溟(1893～1988)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广州、河南、山东等地开展乡村建设的理论宣传和实践工作。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以“文化复兴”为理念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破败主要不在于外国的侵略,而在于由外部引发的内部文化的缺失,是中国固有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瓦解后,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结果。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他首先强调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自治组织——乡村乡学,尽快建立和恢复中国乡村的社会格局。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也因而包含了更多的文化色彩。这里主要介绍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中的经济思想部分。(1)梁漱溟“以农立国”的经济思想。面对当时蔚然兴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之风,梁漱溟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走以农立国之路。他认为农业受资本控制的程度小,并且具有自给的性质,根基比较深厚。因此,复兴中华民族要从复兴农村开始。他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凭借农业谋求翻身,并且从农业引发对工业的具体设想。如他认为中国农业的生产具有中国工业所不具备的现成生产要素——土地和人工。同时,中国农村自发的存在着消费的市场而不必像工业生产那样去寻找市场。他设想通过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一方面谋求农产品的自给以减少进口,一方面则增加农产品的出口以平衡国际收支,增加入超额,从而活跃农村金融,甚至可以用农产出口换取进步的生产机械,从农业向工业过渡。最后,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吸引农村的过剩劳力,工业向农村分散,农工业相结合达到乡村都市化和都市乡村化的和谐。梁漱溟看到了西方国家在发展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脱离农村畸形发展的弊端,认为中国不可能走从商业发展工业的道路,只能走农民通过联合与合作,最终达到经济自立之路。他认为必须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最终促进与农民的需要相适应的工业的发展,并认为“其应于此需要而起来的工业亦就是国民经济上所必需的工业”[4](P394)。由此可见,梁漱溟复兴农村的设想并不是简单的恢复农村的经济秩序,而是希望在农村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整体复兴。(2)关于农业复兴具体措施的思想。梁漱溟认为发展金融、引入科学技术和促进合作组织是促使农业进步的三大要点,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他设想在实验区各乡村的要塞设立公店、金库和仓库。公店主要对农产品的加工和日用品的售卖进行统制,类似于英国的工人消费合作社;金库的目的是建立区内农业金融系统,以金融力量辅导农业;仓库的作用在于丰年收购农民的余粮,以调节粮食数量和价格。梁漱溟期望通过“一面促进生产,一面统制消费”的农业合作来达到农村经济的复兴,与合作派明显不同的是,梁漱溟的合作思想多借鉴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现有的合作模式,在理论上鲜有创新,但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3)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乡村改良派虽然较少的触及土地问题,但是梁漱溟对此并不回避。他认为:“固然要待乡村运动才能形成解决土地问题之负责的力量,可是也需提出对土地问题的主张,才能做乡村运动,才能调整社会关系,因此也就不能避而不谈。”[4](P411)梁漱溟看到了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认为:“要从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归公。”[4](P413)但他反对苏联的农业建设用地全部归公的做法,认为保持私有制是促进农民生产的一个适当刺激,土地公有只是生产技术进步以后的趋势。总之,梁漱溟认识到土地问题不在土地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反对激进的,冀希望于缓和的农业改良,因此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p#分页标题#e#
2.晏阳初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晏阳初早年曾在法国参加为华工服务的工作,回国后立志于平民教育工作。1926年,他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始了他的定县实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他认为当时农村存在着贫、愚、弱、私四大弊病,提出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攻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攻穷,以卫生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攻私的四大教育方法。与梁漱溟相比,晏阳初的农村建设思想更具实践性。他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生计教育的论述中,其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倡了表证农家制度。(1)关于农业改良与表征制度。晏阳初认为,生计教育工作是要解决穷的问题,必须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工艺三方面着手。在农业生产方面,晏阳初主张通过和金陵大学合作,改良农作物。其好处在于能够将学术性的成果直接运用于实践,一方面农民得到了技术上的帮助,一方面试验的成果得到了运用。事实证明,当时合作改良的棉、麦、猪等都获得了增产增价的良好效果。而在推行农业科技上,晏阳初创造性地提出了表征农家制度。表征制度的核心是表征农家,通常在生计训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出成绩好而家境相当的学生为表征农家,由他们栽种试验品种,或直接对牲畜进行改良,经过表证农家表证后认为确有成效的改良品种,再由表征农家负责对一般农家进行传授和指导,“这样有农人自己做科学的农业表证,更使他们有了信心,相信这些事是可以由他们自己作的。”[5](P225)通过表征农家的表征推广,科学技术就能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普及到一般农村。(2)合作经济思想。晏阳初认为生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完成合作的农村经济制度。如他说:“敝会由经验及研究所得,深信农村经济组织之改进,当以合作为原则为方法,尤当以‘生产合作’为中心,联锁信用合作及远销合作为辅翼的进行。”[6](P240)在1934年的《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中,他又对合作组织作了详细的说明,如“目前农村金融艰穷,亟宜设法救济,以为改进基础,然后以合作社之组织,造成合作的经济制度。关于救济农村金融方面,先由敝会训练农民,成立自助社,直接向农产仓库抵押农产信用借款。”[6](P278)晏阳初认为,合作组织是通过农民的自觉合作达到经济复兴和政治独立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受当时乡村建设思潮的影响,国民政府内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也对乡村建设运动大力支持,如韩复、阎锡山等。在乡村经济建设方面,阎锡山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及办法是:除坟地和宅地外私人之田均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作价,全村土地为村有;由村公所按土地之水、旱、肥、瘦,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将土地分给18～58岁的村籍农民;省县照例受田赋等等[7](P311)。
三、中国农村派的农村经济建设思想
当时有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改良主义者不正视中国社会性质,只讲求局部改进的方法表示质疑,进而提出了改革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的观点。这些人以陈翰笙、孙冶方、钱俊瑞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农村》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因此被后人称之为“中国农村派”。中国农村派认为一切改良形式的农村合作和建设掩盖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否认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的社会实质。因此,他们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想法。现对他们的思想论述如下:
1.对合作事业的批判。中国农村派认为当时的一些学者高估了合作运动的价值。如骆耕漠认为,上海银行家对内地信用合作社的投资,是希望通过农村金融的松动,一般农业生产可以恢复前进,以便达到通过合作社统制农产品甚至生产过程的目的,他们虽然有复兴农村的设想,但实际上对农村的帮助很小。冯南江也认为合作社的发展“不过是金融资本集中甚至掠夺农民经营的力量之发展而已”[1](P894),即使中国农民有了充足的资金、广大的市场和进步的生产力,只要不改变旧的社会关系,一切都是徒然。
2.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中国农村派认为改良主义者忽视了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社会现实,因此所作的努力,仅仅是“恢复和巩固了这个破坏了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取得了与他们愿望相悖的效果。如千家驹认为梁漱溟所提倡的乡村乡学,把农民看成无差别无等级的一团,这种表面上看似平等的乡村内部实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名义上大家都是为全乡村利益而合作,但是这些利益实际上为少数的乡绅和地主所享有[8](P262)。李紫翔也认为,农村改良主义者企图用种子、工具的改良和合作社的流通资金来挽救农村经济的破产是行不通的。当时农民的现状是普遍缺乏土地,改良种子或农具的成效甚微,而且旨在融通农村金融的合作社流通资金,不仅没有代替农村的高利贷资本,反而成为城市银行资本在农村逐利的落脚点[8](P266—267)。
3.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现状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症结是土地问题,需要改进的不只是生产力,更应该是生产关系。如千家驹认识到:“今日中国农村问题之严重,原因虽错综复杂,然土地分配之不均实亦其一。……由于土地分配之不均而发生的高率佃租,是促使农民贫穷和破产之又一因素。”[8](P262)孙冶方认为:“从铲除那些阻碍教育发展和技术改良的原因——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着手,这才是真正爱护教育、真正提倡技术合作和奖励生产的办法。”[8](P247)这些学者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更倾向于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平均土地分配,从而谋求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简评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对我国市场的侵蚀和对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冲击。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关键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探索中国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虽然乡村建设思潮有理论局限,乡村经济建设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近代经济思想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p#分页标题#e#
首先,它将人们的视线由城市引往农村,提出了中国的根基在农村,要从农业入手改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思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经济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农业生产维系了五千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大部分国民安身立命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探索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出现轻视农业的倾向,面对此种情形,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论述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身体力行,相继建立了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其次,当时关于农村建设的理论不再是对中国传统农本主义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把农业、农村、农民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站在发展的角度提出关于农业建设的思想。他们希望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能够避免西方社会以牺牲农业引发工业化的问题,而且希望从中引出中国工业的发展。
最后,各个团体和组织的乡村经济建设试验,更是直接的提供了一种复兴农村经济的实验模式。他们在探索农村复兴中提出的各种建设性方法,局部改进了当地的农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生存压力。如晏阳初独创的表征农家制度,依靠农村精英的模范带头作用推行农业改良,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表征农家推广农业技术的建设思路依旧适用于现代农村;又如试验区与各高校联合,将科研成果实践化的思想,也值得推广。他们在农村对乡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宣传,则初步启蒙了农民的思想,为建国后的合作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