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伟大的民族音乐家，同时也是我国革命音乐创作的先驱。纵观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历程，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可以深刻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实现了音乐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动统一。聂耳先生创作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可以唤醒我国社会民众的爱国热情，给无产阶级革命注入了创生力量。正是聂耳音乐作品的这些特色，使得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了我国国歌。下面也结合聂耳音乐创作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全方位探索聂耳音乐创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民族风格。
一、聂耳的艺术生涯与音乐成就
聂耳先生出生于1912年。聂耳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音乐才能，但那个时期并没有开始进行音乐创作。在1927年的时候聂耳考入了师范学院，开始参加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同时也前往剧场等场所进行活动演出[1]。这个时期，聂耳自学了小提琴与钢琴，并与1928年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聂耳为了躲避国民党对进步学生的迫害，来到上海地区成为一名店员，开始了音乐创作的道路。在上海地区，他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同时在革命活动中也得到了较多感悟，认为音乐创作应该面向社会化和大众化。在1933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活。在1934年的时候，聂耳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在1935年的时候在日本游泳溺水身亡。纵观聂耳先生的一生，音乐创作主要集中在1933年到1935年，其中1933年为3首，1934年为19首，1935年为10首。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时间虽然比较集中，但是音乐作品涉猎广泛，涉及了不同阶层的民众，同时在融入了人物形象以后积极进行情感表达，使得音乐作品具有了更强的感染力。聂耳先生在音乐艺术创作方面的成就是难以估量的，是第一个塑造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音乐作曲家。
二、聂耳音乐作品中民族风格的展现
聂耳先生在他的很多音乐作品中，都展现了非常显著的民族风格。这里也结合聂耳先生的几部音乐作品，进行民族风格展现的全面分析。第一，《卖报歌》。这部音乐作品融入了我国传统音乐艺术体系的元素，形成了“起承转合”的音乐布局。整部音乐作品使用了F宫调式，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风格，但同时也融入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在第一句歌词中，重复强调了民族调式中的“徽”音，使得音乐内容变得更加清晰。第二，《毕业歌》。这部音乐作品落脚于即将毕业的学生，同时也反映了学生群体追求正义与真理的正面心态，以及学生群体投身革命事业的爱国精神。爱国情怀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耳先生通过铿锵节奏设计，可以通过音乐作品较好传达青年学生的时代责任感，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2]。第三，《铁蹄下的歌女》。在这部音乐作品创作的时候，聂耳先生并没有使用传统流行歌曲的音调进行音乐创作，而是引入了西方歌剧咏叹调的朗读式旋律进行歌曲创作。这种方式也使得整部音乐在艺术层面上具有较多新意，同时还实现了传统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艺术的联动与融合，有利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在未来时间里的传承发展。
三、聂耳音乐作品中的民族风格元素
（一）代入了民族背景元素
聂耳作品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时期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以后，全国都陷入到了国民党发起的白色恐怖中。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开始加强对我国进行侵略，使得我国社会民众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民众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追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3]。而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也融入了这个民族背景，从以前的个人生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朝着为中华民族觉醒而呐喊的方向发展。这也使得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开始融入民族革命发展的大背景，给中华民族革命人士带来了较为显著的指引，激励了一大批中华革命儿女奋勇向前。
（二）创作体裁融入了时代特征
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体裁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同时很多音乐创作作品都被广泛应用于那个时期的电影与戏曲创作过程中。在抒情歌曲中，主要代表作就是《铁蹄下歌女塞外村女》，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社会民众被压迫与剥削的基本现状，控诉了社会对于女性的伤害与压迫。这部作品虽然在情感上比较沉重，但是也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女性群体的善良品质。在群众作品中，主要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这些歌曲都是流传度极广的爱国主义作品，同时音乐作品内容也大多是中华民族对外部侵略的斗争，激发了我国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对抗斗争的热情。从这些角度来看，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已经全面融入了时代特征，同时也较好引导了那个时期社会民众积极反抗外部侵略，是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先锋者。
（三）具有显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聂耳先生在音乐创作的时候，很多音乐创作内容都融入了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特色，同时也非常擅长从现实生活场景中直接提炼与融合音乐语言。这种情况也使得聂耳先生创作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比如在聂耳先生作品《打砖歌》中，他在歌曲刚开始部分引入了较多连续四分音符，同时也使得音符可以跟歌词实现较好对应，刻画了打砖的单调节奏。这个音乐节奏也是聂耳先生通过观察社会劳动人民的打砖动作转化而来的，使得这部音乐作品融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体验，具有了非常显著的大众化特点。再比如说，聂耳先生在《飞花歌》《茶山情歌》等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实现了对我国传统民间音调的吸收，使得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独特风格和鲜明韵味可以在这些作品中得到较好的综合体现。事实上，聂耳创作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引入了民间小调和民间歌谣，使得聂耳音乐的民族化特色变得更加显著[4]。
（四）实现了民族调式的创新应用
聂耳先生在音乐艺术创作的早期阶段，受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显著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西方音乐艺术体系中的创作技法。在后续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就开始实现西方音乐创作技法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全面融合，实现了我国民族音乐调式的创新。在具体音乐创作过程中，民族调式的创新应用主要集中在聂耳先生对于“do、mi、sol”的运用方面。他通过使用大二度和小三度的组合音调进行音乐创作，并且广泛应用到了很多音乐作品的首部区域。这种音乐调式在我国民族音乐中很少见，但在西方音乐艺术体系中则比较常见。通过引入这个音乐调式，可以较好展现我国社会民众反抗压迫以及参与革命斗争的形象。除此之外，聂耳先生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还灵活使用了再现、转位、扩展等各类手法，使得民族调式可以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得到较好的升华。这种民族音乐调式的创新应用也给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体系在时代背景下的长远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方向指引。
（五）引入了民族地域音乐特色
聂耳先生在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也积极引入了民族地域音乐风格。聂耳先生是云南人，因此在很多音乐作品创作中都融入了一些云南方言。特别是昆明方言语调的融入，使得聂耳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表现出了耿直无畏的特点。比如在话剧《春回之曲》的插曲中，歌曲刚开始的一句“哥哥，你别忘了我呀”，就是昆明方言的发音，可以较好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无畏拼搏的革命精神。除此之外，聂耳先生的部分音乐作品中也出现了云南花灯小曲元素。这主要是因为聂耳先生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给他唱花灯小曲。这也给他的音乐创作活动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影响。比如聂耳先生作品《一个女明星》就直接借鉴了花灯小曲《玉娥郎》。这些情况都使得聂耳先生的音乐创作具有了非常显著的民族地域音乐特色，在推动我国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基础上，也体现了聂耳先生对于故乡的眷恋。
四、结束语
综合来看，聂耳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特色。他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较好反映自身对于祖国的热爱以及对革命的热忱，同时也充分关注了社会民众的生活状态，通过音乐来展示我国社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较好展现了聂耳先生对于音乐艺术的远大追求。不仅如此，聂耳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也实现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创作技法与新时代音乐艺术发展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承发展与创新转变，具有较为显著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唐荣义.歌咏革命唱响时代——聂耳音乐作品中的革命性与战斗性[J].艺海,2019,(02):20-24.
[2]吴海勇.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试论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关键修改[J].史林,2019,(05):210-216+221-222.
[3]黄晓丰.论聂耳音乐作品中的艺术性与包容性[J].音乐天地,2018,(06):4-12.
[4]张煜欣.浅谈聂耳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大众化精神[J].音乐天地,2018,(07):39-46.
作者:宋晓晨 范晓晶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