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体融合对学术期刊的重要寓意
媒体融合是数字化等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传媒产业的全面推动，也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对传媒产业（包括学术期刊等）旧生产关系进行突破与革新的助力。
1．媒体融合是科技进步引起的一次传媒产业革命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正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媒体融合最早始于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见。1978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出媒体融合的概念，他用三个圆圈表示，在技术的推动下，印刷出版、电脑、广播电视三个行业会逐渐重叠融合［2］。1983年，浦尔在《自由的科技》中提出，媒体融合首先开始于技术融合，电子信息技术将会使传统媒体相互隔离的传播模式彻底改变［3］。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认为，主要有三项传播科技为当今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分别是互联网宽带技术、通信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技术［3］。这三项传播科技的基础都是数字化科技，可以说，正是数字化推动了当代传媒产业的改革。传统媒体基于纸质印刷（报刊）、音频（广播）和视频（电视）的媒介隔离被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打破，这一过程为各类媒体（包括学术期刊）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提供了可能。
2．媒体融合包含了生产关系的（融合）变革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和从业人员知识技能的提升，媒体融合由媒介技术层面向生产关系层面的纵深变革推进就成为必然。技术的发展对经营、管理、制度等提出了相应的（融合）变革要求。随着技术层面的推进，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融合变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3年，美国学者Gordon提出，媒体融合有五个层面，即生产平台和渠道的集团化、媒体间的资源共享、传媒组织结构整合、信息采集融合和传播融合［4］。蔡雯2004年提出，媒体（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5］。随着对媒体融合认识和研究的深入，媒体融合概念从技术层面逐步发展成一个全方位的产业变革理念。
3．学术期刊与媒体融合
学术期刊作为传媒产业中的一员，必须深刻领会媒体融合对传媒产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做到适应与反应。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学术期刊要加快提升作为生产工具的各类数字化工具，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社交媒体等学术期刊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并强化提升作为劳动者的从业人员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学术期刊要相应地改革和改进生产流程、组织架构、流程管理和规范制度等，以期达到与生产力的相匹配、相促进。而传媒产业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生产关系组成要素的差异，也为不同传媒在媒体融合的具体路径上实施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为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和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举措。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出版融合”是我国出版业“巩固壮大”“履行职责”“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媒体融合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
1．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国际竞争挑战
媒体融合推动下的学术期刊变革，已成为一种遍及全球的发展趋势。中国学术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面对在资源、市场占有巨大优势，并在媒体融合领域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国际出版集团的巨大挑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整体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得到关注，直到2013年前后，随着中国科协等牵头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我国才加快了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步伐。但此时的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已处于非常不乐观的处境。一方面，中国优质科研论文的外流成为常态。随着对学术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6］，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科研论文产出国［7］。但我国学者的科研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从2017年统计的数据看，我国科研论文的流出率高达88%［8］。另一方面，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大集团占据了优势的市场地位，借助媒体融合带来的技术突破，正加速渗入中国争夺学术期刊市场份额和办刊资源。据统计，仅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三家，就以合作形式在中国出版超110种学术期刊［9］。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传统媒体融合的变革方兴未艾，给技术和经验上相对落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在市场和品牌影响上占据巨大优势，如励讯集团、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同时，这些集团很早就在内容、渠道、平台和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探索推动融合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效［8］。这对中国学术期刊参与国际竞争形成了双重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国际开放科学的兴起，新媒体技术在传播上的运用，新技术推动下市场需求的改变，都在许多领域让中国学术期刊有机会与国际同行站到同一竞争起跑线上，为中国学术期刊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带来了机遇和可能。
2．媒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自身转型升级挑战
从自身发展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在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后，面对技术、市场和渠道的深刻变化，亟须在办刊技术、发展模式、经营和管理理念等各个方面寻求转型突破。与此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在技术推动下的媒体融合变革，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了双重任务要求。如何借力媒体融合，从技术到管理再到理念，推动自身从生产过程到模式机制的全面转型升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技术上，我国学术期刊需要运用媒体融合的理念，构建从生产、加工到、使用的一体化、数字化技术体系。从生产源头开始，我国学术期刊应融合考虑多媒体、多终端的和使用，实现及时和高效的传播。在发展模式上，我国学术期刊要将媒体融合理念运用到集群化建设中，推进集群的集约化发展。在经营和管理上，我国学术期刊要建立服务市场（作者/读者）的理念，以市场实施资源配置［10］，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个性化的服务。我国学术期刊要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播思维，把作者、读者放到与自己对等的地位，推进平等的互动交流新模式。作者、读者地位的改变，是新媒体对经营理念的最深刻改变。
三、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转型升级的探索——结合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的实践
当前，全球传媒产业的媒体融合变革仍在推进当中。高校学术期刊作为我国学术期刊领域的重要力量，应积极发挥自身依托高校的综合优势，主动探索媒体融合的技术、理念和机制，寻找有自身特色的转型升级发展路径。近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加大期刊数字化、平台化建设力度，通过密切学科合作，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集群化发展、立体化网络建设和数字化流程改造，强化市场服务，借力国际合作，在探索多媒体融合与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
1．强化学科合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向网络化“病毒式”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型。学者个体的学术传播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浙江大学作为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各学科学者数量较多，学者国际交流广泛，对拓展学术期刊的国内和国际传播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协同推动学科学者线上线下参与传播，可以起到很好的国际化传播辐射效果。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办刊过程中，积极利用所依托综合性高水平大学的学科优势，调动发挥学者力量，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协同学科学者共建线上媒体，积极尝试线上融合的方式。期刊编辑部除了自己搭建期刊网站，运营微信公众号、微信读者群、QQ群等多种媒体传播互动平台，还推动学者在个人的国内和国际社交媒体上期刊信息，或者推动学者建立自己的微信读者群，引导期刊主编或编委直接参与微信读者群的互动。这不仅拓展了期刊的线上传播范围，还为期刊的学术交流增添了活力。这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创办的FoodQualityandSafety、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WasteDisposal&SustainableEnergy等几个新刊发展中运用得比较成功。同时，在与学科的线下合作过程中，高校学术期刊可积极尝试线下与线上的融合。如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一刊，在与学科合作参与承办2019年中国自动化大会过程中，一方面，布置了丰富的线下活动，如在会场设立展位、在会上设立优秀论文奖、组织学者在演讲中展示介绍期刊、由主编和编委引导学者参观展位等；另一方面，同步跟进相应的线上活动，包括建专门的工作群协调多方工作、由编委创建微信群与读者互动、通过现场扫码进群突出微信群IP的作用、在相关平台对部分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发起线上讨论、组织线上优秀论文征集和报名并及时在线上公布结果等，有效地“圈住”了大部分专业学者，起到了会议散场但人不散的预期效果。通过发挥学科学者的积极性，挖掘学者的潜在媒体资源，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有力地促进学科的国际化发展，聚焦了一大批高端学术资源，促进了学科与该领域学术圈的深度交流与联系，实现了学科与期刊的同步发展。
2．创新组织架构，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当前，学术期刊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是国际出版领域的公认趋势，国际上大的学术期刊出版商或学协会大多较早进入集群化发展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学术期刊虽然在近些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小”而“散”的局面仍没有得到太多改变。很多实施集群化建设的期刊，大多也由于没有统一核算、经济人事管理权不统一、属地化的办刊管理等诸多体制机制原因，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或学协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近些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创新架构和模式，在推动集群的集约化发展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加快发展速度，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办刊队伍和平台优势，协同学科高起点创办新刊，联合相关学院的已有期刊，提出了“以一个平台为核心，多点建设、多种办刊形式并存，集群化发展”的集群建设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刊创办、规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截至2019年上半年，其自主出版已达22种（18种拥有统一刊号），期刊集群规模超30种。但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如何实现高效合作、团队协作以及融合发展成为亟须解决的课题。2019年初，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原有期刊中心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期刊分社，按业务重新组建了中文科技期刊编辑中心、英文科技期刊编辑中心、人文社科期刊编辑中心、期刊拓展中心、数字技术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含市场部）等部门。新组建的期刊分社在组织架构上改变了原来以单刊编辑部为主的模式，同时，围绕集约化目标，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微信、数字平台等分别建构了面向集群的多种协同方式，加强了集群内部的合作与联动。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标准，进一步推动了内部资源的共享互通，“一核多点、集群发展”的高校特色学术期刊集群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加强新媒体建设，推进立体化传播发展
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为学术期刊提供了新的交流传播平台，国际各出版机构大多通过这些平台（比较熟知的有Facebook、Twitter、LinkedIn和新浪微博等）建立自己的新媒体传播渠道，并且开始向立体化、全媒体的传播网络发展。据统计，爱思唯尔在Facebook、Twitter等主要国际社交媒体的关注者有28万多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关注者有133万多人，《NEJM医学前沿》更是有226万多人［11］。这些社交媒体使得期刊的品牌以及作者的文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到网络，从而与期刊其他客户端平台形成立体化的网络传播效应。近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媒体领域加大建设力度，目前已建有“浙大学术期刊”“浙大学报英文版”以及各期刊等微信公众号共计7个，总关注数量有10万余人。公众号面向各个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学术资讯及学术服务，如FoodQualityandSafety公众号面向食品领域，推送食品学科领域学者关注的相关科研前沿资讯和最新成果发现等，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已扩大到3个微信群，为学者读者提供了快速便捷的交流平台。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通过门户网站、新浪微博、Facebook、Twitter、ResearchGate等进行定期的文章内容推送，以形成各类媒体的多维度传播。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还率先入驻了学习强国平台，创建了“浙大学术期刊”强国号，自开通以来，该号已实现了单月累计阅读量超过9万人次、单篇最高阅读超1.2万人次的良好效果。
4．提升数字化水平，推动平台化发展
虽然当前国际传媒产业的媒体融合进程整体仍处在探索之中，在学术期刊领域，媒体融合最终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仍未可知，但目前行业比较一致的做法基本上是着眼于数字化，并向互联网平台转移。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媒体融合的中心，CamilleKraeplin和JakeBatsell认为，以网络（平台）为中心的融合将取代传统媒体间的合作（或协作）［12］。2018年始，浙江大学出版社以承担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应用示范项目为契机，与北大方正、同方知网等合作，提出了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建设思路，希望打造从投审稿到结构化排版生产再到全媒体数字化网络化的全流程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体系。新体系试图改变传统的学术期刊生产模式，在提升效率、实现增强出版和全媒体出版的同时，引入学术画像、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数字挖掘等知识服务概念，以便为今后从学术出版者和信息提供者向知识服务者的角色转型升级提供可能。
5．强化自身定位，探索面向国际的融合发展路径
我国学术期刊之所以会形成长期的“积贫积弱”局面，与其缺乏持久的动力相关。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传媒领域存在融合创新主体动力不足的问题［2］，究其根本就在于定位不明，导致长期脱离市场和用户。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期刊工作始终以服务学校的整体工作布局为己任，在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确立了不同的工作定位，在服务学校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期刊的发展。2000年，为支持学校的国际化建设，浙江大学出版社启动了英文版学报的创建工作，经过近10年的创办，先后创办了3种英文版学报，这些学报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高校英文学报（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是国内最早加入COPE、STM等国际学术伦理与出版组织，以及最早采用CrossMark、FundRef、ORCID和参与CrossRefTextandDataMining的出版单位），为浙江大学国际学术声誉的提升做出了贡献。2015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启动高水平学术期刊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瞄准并积极推动浙江大学优势学科高起点创办国际学术期刊，把学术期刊打造成国际化的学术资源会聚和交流平台，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2017年浙江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A类建设高校）。在此过程中，浙江大学出版社努力探索办刊新模式，加强与学科的联合与合作，推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和平台化发展，并通过与国际出版商的合作，借助国际出版商在国际学术出版领域已有的平台和渠道优势，探寻面向国际的融合发展路径。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创办的FoodQualityandSafety、Bio-DesignandManufacturing、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等多种国际化新刊取得较快发展，其中2种已分别被SCIE、ESCI等国际数据库及CSCD等国内数据库收录。
四、结语
媒体融合对中国学术期刊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产生、交流和创新的推动。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信息传播载体和交流平台，其发展不仅与学术期刊的出版相关，还与学术科研进步、国家竞争水平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当下我国学术期刊领域正在发生的媒体融合，不仅对学术期刊出版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内在的变革要求，还对围绕我国学术期刊的一系列外在体制机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值得借鉴的是，早在199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1996年电信法案》，为美国传媒业的跨媒体经营，以及电信、互联网和广电网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改变我国学术期刊的“弱”“小”现状，除了在互联网、数字化和新媒体等科技层面加快推进，还应在学术期刊的跨区域出版、审批制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为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坚实的支撑。媒体融合不是阶段性概念，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变革过程。“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高校学术期刊应抓住机遇，积极发挥依托高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学者资源等），面向国家创办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需求，以开放合作、包容创新的理念，革新模式，重塑流程，实施融合发展，推动转型升级，加强自身汇聚学术资源、反映最新研究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