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范文1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2
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人少有明确的时间安排表，很少有和别人见面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中国人觉得自己有事需要和他人见面时随时可以和他人见面，不会觉得自己时间和他人时间有边界。此外，模糊的时间边界意识使中国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很少截然分开，下班后接到领导电话为一点小事加班很平常。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喜欢从整体角度思考，中国人没有发展出严密的逻辑工具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看问题，有巨大思维优势。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也是很明显，最大缺陷就是思维的模糊性。思维的模糊性体现在时间意识上就是缺乏明确的时间边界意识。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和中国几千年来粗放式的深厚农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变成巨大的农业国家。从秦朝到新中国，农业文明持续了两千多年。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农业文化是粗放式的文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不需要精确安排时间。粗放式的农业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很深。这种文明使中国人在时间上意识模糊，缺乏时间的边界意识。
二、西方文化的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及其原因
西方人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在生活方面体现强烈的边界意识。直接表现就是西方人通常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别人见面通常有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有明确边界。此外，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通常截然分开，下班后领导很少会打电话叫下属加班。如果领导打电话叫下属为小事加班，西方人很可能直接拒绝领导要求。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精确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人很早就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喜欢把事物分裂开来看待，因此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整体思维，但是西方人更偏爱把事物分成部分来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而且看问题很细致。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精细思维。精细思维使西方人很早就发展出精密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发展出严密的三段论，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为西方文化的精密思维首次提供了严密的思维工具。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继续沿着精密的思维方式发展。精密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巨大，精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把时间分成细小的部分，这种对待时间的范式使西方人有严密的时间意识，时间的边界意识强烈。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西方工业文化的效率意识密切相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化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工业文化对西方人影响深。工业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人上班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工人需要严密的时间意识。因此。工业文化使西方人有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
三、结束语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3
1.不自主的，无意识的顺从性和趋同性。
因为学生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所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接受一些集体的事情，而我们的寝室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单位群体，所以会对问题有共同的意见和看法。所以在同寝室共同的努力下会形成一个特有的寝室文化氛围，同时，也会产生对事情的一种趋向性，这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寝室的行为，思想等等。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我们的教育机制、以及管理制度等外部强制来形成的，而是通过我们自己学生寝室内部文化之间所形成的精神交流文化以及相对应的物质生活水平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2.心理上具有感染性。
大学生的寝室文化实际上就是寝室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形成一种特殊的感情相互交流、相互感染而形成的一种大家心理上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深深的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面和学习。
3.情绪方面和心理方面具有易变性。
大学生本身思维的独特性、创造性、明锐性等这些都使大学生表现出反映形式、思想方式等都容易受社会的各种价值观所趋向，所以会在价值观念、情绪、心理等方面产生一种动态性，这就使大学生寝室文化当中产生易变状态。
4.大学生寝室文化还会具有自主性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现在的大学生寝室文化个体意识都非常强、但是在集体意识方面却表现得淡漠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在群里生活当中，每个成员的目标意识都很强，都很关注自己在群体生活当中的位置，有些甚至会利用群里生活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群体生活当中缺乏真正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等。
二、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意义
同其他校园文化一样，寝室文化也是一种育人的文化。但是它的育人作用和效果又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校园文化。它不但对大学生的正确思想、健康心理、良好习惯、行为方式、正常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会对大学生进入社会以后的价值取向、生活道路、做人准则造成影响。
1．舆论导向功能。
作为一个开放的“小社会”，寝室是连接大学生与社会的中间环节。大学生对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观念、思潮的吸收以至内化都会在寝室内发生，所以健康的寝室文化有助于开阔大学生视野，提升大学生政治鉴别力，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规范约束功能。
寝室文化中包含了寝室制度文化，这是一种行为规则。通过投射效应，寝室制度文化使得大学生从人们对他们的褒贬、毁誉来反省自己、约束自己和控制自己。
3．情感平衡功能。
大学生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群体，他们需要倾诉对象，需要要有适合的场合作为自己愿望、利益和要求外化的载体。相对于相对严谨的课堂文化、隐私度相对较低的其他校园文化载体，寝室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使得大学生可以相对宽松地进行心理调节的特点，能够帮助大学生淡化内心矛盾和冲突，实现情感的平衡。
4．品质塑造功能。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4
德育教师融入行业企业，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是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前提条件。当然，这种融入，并不只是走出去几次的融入，更是一种心的融入、情的融入。
1.夯实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
源于对文化育人功能、高职优势竞争力打造、高职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高职教育本质特征、行业企业用人信息反馈、高职生就业准备等诸多问题的关注及德育课程教改的思考，近几年来，我们关注行业企业文化建设进程，尤其是与学院校企合作比较紧密的单位的建设类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现场参观、座谈访问、资料征集、书面问卷、网站跟踪等方式多种途径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活动。我们通过调研所了解的行业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成果、所见证的企业文化的功能作用、所把握的企业用人理念及对人才职业素质中观念态度精神类素质的要求，夯实了德育教师在高职人才培养中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从而为探索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实践路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实践证明，教师融入行业企业，收集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人才素质培养信息，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德育课堂的教学内容及所传递的信息与自己现在的学习与未来的入职及职业发展有紧密联系。这是增强德育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的重要基础。
2.丰富德育课堂的育人资源与内容。
优秀企业有着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教育因素于一体的品格，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德育基地。尤其是现代制度下的企业，更是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广阔天地，是学生职业体验和职业素质养成的重要舞台。一流的企业，有一流的风范、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作品，就如“亚厦”装饰总经理丁海富在评述公司总部大楼办公室的装饰效果时所说，这里的每一件装饰用品乃至灯光的配置都在无声中展示着亚厦、彰显着亚厦的品位，展示他和亚厦的奋斗历程、经营理念和未来蓝图。优秀企业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德育内容，对高职人才培养来说，是很接地气的德育资源。如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使命、职业精神、职业责任、职业诚信、职业价值观、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等在一个个优秀企业中都有比较全面的涵盖和体现。如歌山集团的“豪迈如歌，诺重如山”、“务实，诚信，向善，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如亚厦装饰的“装点人生，缔造和美”的企业愿景，“为员工创造平台，为企业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美丽”的企业价值观；如五洲项目工程管理公司的“两富五洲人：知识精神富有，物质富裕”的企业目标，“想做好，不想混”的核心价值观”，“廉洁是最好的信用”、“廉洁自律，干净从业”的廉洁文化；绿城的“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的生动实践，是增强学校德育教育针对性和感染力的德育资源和教育内容。
二、融入课程设计
在德育教育中，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载体，将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整体设计，是实现优秀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的重要路径。我们尊重高职教育不同参与主体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探索和谐德育目标实现的课程教改思路，以“校园人”与“社会人”、“职业人”的结合，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的统一为主线，从课程的基本定位，到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教学方式与考核的改革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三个结合。
1.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
在遵循教育部、有关精神的前提下，我们从用人单位对高职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出发，系统设计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能力提高为重点、素质培养为根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提才、以才强德，培养学生优良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价值观，实现基本理论教学与职业素质培养的有机结合。
2.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人生指导相结合。
我们从学院所依托的建设行业发展对建筑人的素质要求及所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结合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和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整合课程内容体系，有针对性地回答高职学生在成长成才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有关人生、事业、理想等方面普遍关心的德行修养和职业现实问题，如就业准备、
创业实践、职业选择、生涯规划、文化适应等。我们配合专业教育，实现职业指导的零开始，服务学生顺利就业、成功就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3.基本理论传授与实践体验参与相结合。
根据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规律以及高职教育与实践一体化的要求，我们应对高职教育主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教学实施中，我们要突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与安排，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进企业，促进学生在实践体验参与中增强感性认识，提高思想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
三、融入教学过程
遵循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融会贯通、自然地融入优秀企业文化的各种元素，是实践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最便捷的通道。
1.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实行模块化教学。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基础》课教学与高职生的实际生活联系普遍不足的情况，学校应从加强高职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入手，优化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将全国统一的教材理论体系转化为有层次的课堂教学内容体系，实行模块化教学，把教学内容分五个教学模块，即领航导引模块、理想情操教育模块、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模块、道德观教育模块、法治观教育模块。在教学内容的五个模块中，教师要自然地融入校园人、社会人、职业人相结合及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相统一的育人目标，多视角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内容与要求。
2.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的结合点。
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不仅把调研中所汇集的行业企业发展的信息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在课程教学的五个模块内容中进行有机渗透与融入，而且还将理想情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等问题放到行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中去把握，积极引导学生直面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学生开展企业文化调研，引导学生在调研中去感知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感受优秀企业文化的力量。教学中，教师将优秀企业的用人理念，企业的愿景使命，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等，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育内容，有效地实践了职业院校德育工作的“工学结合”，是比较“接地气”的德育课程教改探索。
四、融入活动开展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5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3-03—2014-04在本科住院的RA患者56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实验组男8例，女20例；年龄30～70岁，平均(50.3±7.4)岁，病程最短2年，最长30年，平均(18.2±3.6)年。对照组男10例，女18例；年龄25～72岁，平均（47.3±5.4）岁，病程最短1年，最长32年，平均（20.3±6.4）年。两组患者在病程、性别、年龄、治疗方案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两组患者均符合198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修订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①符合RA诊断标准。②排出相关器质性病变。③患者同意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协议。排除标准：①具有严重心、肺、肾等重要器官和系统病变的患者。②自理能力评分＜40分(按照我院自理能力评分表评定)，完全无自理生活能力患者。③存在结核及其他感染性疾病患者。
2调查工具及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在我科正规治疗6个月前后做问卷调查。实验组在征得RA患者知情并同意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更多的护理干预，如：心理疏导、饮食宣教、用药宣教、疾病健康知识宣教和功能锻炼。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6个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病程、经济情况、医疗费别、家庭关系等。第二部分为参考文献报道和风湿专科医生及护理人员共同制定的“生活质量评定表”。调查RA生活质量的相关生理、心理、社会、自我健康认识情况。生理功能：①能否自己步行上下楼梯。②能否就地而坐。③病时能否自己洗脸、梳头、刷牙、剃须等日常生活。心理功能：①能否感受到自我存在价值。②是否因为疾病有紧张、焦虑情绪。社会功能：①是否对家庭有所帮助。②是否能够参加社会活动。③近期内是否有一次旅行。健康认识：①对目前生活状态是否满意。②对医护人员是否满意。每项3级评分；是(1分)、一般/偶尔(2分)、否(3分)；最后累计评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低。两组患者均以1个月为一疗程，观察6个疗程。
3护理方法
3.1对照组
采用常规RA治疗及传统护理方法，并根据患者出现的问题进行随机宣教。
3.2实验组
在常规治疗、基础护理上加人性化特色护理干预。
3.2.1心理疏导
在患者入院时接诊护士做详细的入院环境和规章制度介绍，进行心理评估，缓解患者因环境改变带来的焦虑感。住院过程中由责任护士专人负责患者的整体护理，各项治疗前后做好告知，耐心告知患者用药的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让患者对疾病发展和治疗正确认识，根据入院时心理评估结果，请心理科会诊给出专业意见，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出院时做好出院宣教，并做好出院后的随访工作。
3.2.2饮食宣教
评估患者的消化功能及用药情况，同营养科一起制定患者饮食计划表。向患者做好饮食，宣教合理饮食注重三多、三少。三多为：多补充维生素(绿叶蔬菜、动物肝脏等)；多补充纤维素(蘑菇、芹菜、韭菜等)；多补充钙(豆制品、牛奶等)。三多可以有利于组织修复，加速多速排泄，改善骨质疏松等。向患者提供食疗方，药膳如龙凤煲，木瓜田七猪蹄汤，牛筋汤等丰富患者饮食。三少为：少食海鲜类食品(海鱼、海参、海菜等)，少食油腻食物，少食油炸、甜食(不只是糖果、甜饼，像土豆、山药等含淀粉高的食品都包括)。三少可以减少身体变态反应发生，降低血尿酸；维持体内酸碱平衡；减少体内湿热加重病情。
3.2.3疾病健康知识宣教
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介绍控制病情稳定的病例，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嘱患者务必在医生指导下坚持用药，勿擅自停药、改药。护士指导患者每种药物的服药时间，服药剂量，协助患者一起观察用药后的效果和不良反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血尿常规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酒、保证按时充足的睡眠，根据天气变化注意保暖，每日早晚热水浸泡病损关节，促进血液循环。
3.2.4功能锻炼
急性期嘱患者卧床休息，注意保持关节功能位，指导患者取正确的卧位或坐位；缓解期，进行适当的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指导患者使用的床垫不要过软，枕头高度适中。睡觉时前臂保持后旋位，下肢伸展位，避免被褥压迫。平时可以做一些织毛衣、步行等小关节活动度的锻炼。临床医生根据患者发病的时间、病程、关节受损程度等来选择锻炼方法、时间、强度，并根据疾病病程随时调整。
3.2.5健康教育
定期展开健康教育讲座，由我科医生采用多媒体幻灯授课和面对面交流、医护人员示范等多种方式讲解RA的发病原因、机制、诱因、治疗、功能锻炼、预后转归以及治疗方面的新方案新进展等知识。根据受累关节不同，指导不同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发放患者健康宣教手册。让患者以最直接最科学的方式全面了解此病。
3.2.6个体化诊疗
根据每位患者的特殊性，由医护共同探讨制定针对性的指导，根据经济能力及医疗方式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制定治疗计划，并向患者详细告知。
3.2.7人性化护理
组织观察组RA患者召开病友会，鼓励患者表达内心感受，大家共同分享交流经验，增加信心。建立爱心卡，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为一组，对出院的患者负责几个病人，使患者能与固定医护人员保持联系，随时掌握病情动态。每周进行电话追踪、随访，了解患者饮食、用药、心理等各方面状态。医护组也经常与患者家属交流，讲解疾病知识，营养及功能锻炼的重要性。指导家庭督促患者用药和锻炼，全方位给予患者心理和社会支持。对照组给予常规疾病知识宣教，发放相关资料。
3.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方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讨论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6
确立“学习规则”，重视学习中认真态度的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集体指导或小组指导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不管是哪个学生，对学习都必须认真，对于自己选择的课题应该坚持追寻到底。如果课题不适合自己，就设定新的课题，并要肩负责任，坚持追寻到最后。同时，在学习活动中不妨碍他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规则。因为吵闹影响个别化与个性化教学的现象也是有的，因此，教师需要对“学习规则”作指导，让学生友好地共同学习。在个别化与个性化的课堂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教师出示的学习指南中有关于学习规则的指导。例如：同学们离开座位时要保持安静，看别人的学习成果时尽量不影响别人。
二、“协商”、“推敲”过程，需要教师的介入指导
在“协商”、“推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作为协商活动的主持人，有些问题让学生独自协商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这时，教师可以边整理学生的观点边引入心得，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以学生的讨论协商作为前提，协商活动就是孩子们的那些特异的想法在互相争论中又产生新的观点及想法的过程，为了协助这一活动的进行，就需要教师的介入指导。例如：在教学分数除法“把一张纸的4/7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这张纸的几分之几？”时，学生进行了个别学习———尝试解决问题，分组学习———每个人在小组内交流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结果及困难。学生在个别学习中出现了困难，这时教师恰当地介入指导协助学生解决困难。
三、学生的学习活动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迫切需要教师介入指导
学生的学习过程有时是非常复杂的，孩子们的认知水平毕竟是有限的，只等着学生“孵出”自己的想法，学习活动无法开展的场面会出现，这时必须需要教师的介入指导。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最理想的情况是孩子们自己请教教师的想法，只要充分发挥孩子们的问题意识，教师的讲解就会变得异彩纷呈。同时，在孩子们的自我发现过程中，教师常常是最得力的顾问。
四、制定单元课题、理解单元目标时，需要教师的集体指导
在设定单元课题及理解单元目标时可以以集体指导的方式进行。教师结合某一单元教学内容，提供学习资源，如：学习的方法，学习素材的利用方法，学习资源的放置位置，等等。这些学习资源需要让每个学生都了解，教师的一齐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激发学习兴趣、引发学习动机时，教师的集体指导是恰当有效的
教师要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引发学习动机，组织学生针对学习内容进行头脑风暴，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将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梳理。在这个学习活动中需要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后会明白什么、学习的大体方向是什么，等等，这些活动中教师的一齐指导是非常恰当有效的。当然，接下来的学习活动中，都应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探索问题、解决问题，教师的指导只限定于协助。例如：在五年级综合实践活动从“一汽看世界”的主题学习中，教师组织学生提出与“一汽”有关的问题，然后将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出汽车生产、汽车品牌、汽车销售、汽车构造等一系列问题，学生从中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深入探究。
六、学生的失败之处，需要教师的及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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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反应的绿色化
化学反应的绿色化是指在相关的制备和反应过程中做到“零排放”。而传统意义上的“零排放”是指反应物经过催化作用以及一系列的反应完全转化成为所需的物质，从而实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其实这样一种概念是十分难达到的，尽管已经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达到了近乎“零排放”的标准和要求，但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化率为百分之百还是存在着困难的。近些年来随着相关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技术也应运而生，将传统意义上的“零排放”转变了概念，意为在尽量满足较高的转化率的情况下，将得到的副产物也直接经过下一反应步骤并转化成为环境友好的物质进行排出或是进一步加以利用。这种新型的转化思想也将原本无用或是对环境存在着威胁和污染的物质“变废为宝”，让副产物成为能够被人们所利用的原料物质。这类技术的研发不仅仅是改善了环境污染的问题，还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能源，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环保、节约能源的技术手段。
2.产品的绿色化
之所以要强调化工产品的绿色化，是因为石油化工类的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在是太普遍了，不得不承认的是石油化工类的产品的的确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和优越，但相对于这些有利之处来说，其对于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我们生活中最普遍的洗涤用品，过去我们常用的洗衣粉中都是含磷的，而这些含磷的洗衣粉在溶于水之后随着生活污水一同被排到江河湖海中，造成了赤潮，给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对此问题开始重视起来，研发了不含磷的洗涤剂，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还有许多常见的石油化工类污染就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比如汽车使用的汽油以及柴油。由于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于汽油和柴油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些年来我国对于汽车能源的开发上也格外关注，低硫低碳、环境友好的配方和技术逐步成熟起来；另外，我国还在不断开发太阳能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等等，另外，对于交通工具的能源上，我们国家还大力推崇使用电能的汽车。
二、节能技术在石油化工企业中的应用
最初，人们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生产以及最大程度上提升经济效益，不断研发一些节能技术，而近些年来，由于能源枯竭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和学者们都投身于节能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不仅仅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能够节约能源，实现人类经济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石油化工行业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节能技术为变频调节技术。在石油化工企业中，耗费能源最大的就是电动机，包括泵类以及风机等等。因此，想实现石油化工企业的节能化应该从根本上减少电动机的耗能。而变频调节技术正是针对于电动机的一种有效的技能技术改革。变频调节技术的根本原理是通过控制方案与实际负荷相互之间的匹配，在控制的过程中实现阀门阻力的降低，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以此来实现对于泵类以及风机的科学化、节能化控制。这种控制技术可以根据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需要，按照生产要求以及计算选型，并且全面参考产品方案的调整以及原料的调整，科学地控制各项指标和参数，降低企业的电能耗费以及设备磨损等等方面的耗费，实现成本上的节约以及能源上的节约，不论对于企业自身长远地发展还是对于能源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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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的“代面”当为假面之始。《旧唐书•音樂志》有云：“代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唐朝因而创作“兰陵王破阵乐”，舞者皆戴面具，角色完备，此为学术界一般认为是面具的开端。事实上，脸谱形成由来极早而过程极长，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渴望获得神灵的无限威力和野兽的强大体力，常会扮演神灵和野兽的动作、声音与形貌，又从兽头加以发展成为了头饰种的仿生面具，后又为涂面化妆以表示对大自然的依附崇拜，借以克服恐惧、征服自然，最终成为了脸谱的起源。其实戏剧脸谱最早的用色，就是采用黑白色，另加入鲜艳的红色，三色不仅构成明度对比，也是色相对比，醒目抢眼，构图画法简单明确。后来随着朝代演变，从宋代洁面与花面的两种基本类型，至元代杂剧脸谱中以简单涂抹净、丑角色的成熟期，直到明代的戏曲表演各类角色的分工已经更为精细，各大剧种逐步有了规范化脸谱。到了清乾隆以后，随着各地民间戏曲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京剧的兴起，曲目日益增多，剧种更是丰富多样、五彩缤纷，脸谱也逐渐趋于成型。现代京剧始于“五四”运动，随着戏剧的社会地位为更多的人们所重视和逐渐提升，京剧表演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不仅表现在京剧表演人才辈出，同时也表现在表演艺术更加丰富，更臻精巧；特别是随着表演技艺的全面提高，出现了表演艺术流派的空前繁荣。而作为京剧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元素，脸谱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脸谱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在时尚界的流行风潮中，从上世纪末开始，兴起一股汲取传统民俗艺术作为创作元素的潮流。在各式各样的“中国风”中，传统文化元素不但吸引众人的目光，成为话题中的焦点；同时，在融合了现代美学与传统技艺之后，变得多彩多姿。而在诸多中国传统色彩造型元素中，勾绘精美、色彩鲜明的京剧脸谱的造形变化，也开始普遍地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元素而频繁“亮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京剧于2010年11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后，再次掀起了京剧脸谱风行的热潮。像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与其它时尚配饰用品，更是少不了源自京剧脸谱的创作灵感，这些表情丰富五彩缤纷的脸谱艺术，随之纷纷地多样化呈现在现代新时尚商品中。如服装设计中的京剧脸谱图样，北京奥运期间Pu-ma的专柜脸谱设计，饮食文化中的京剧脸谱（如俏江南等餐饮企业形象设计）等等，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三、京剧脸谱时尚创意设计的发展趋势
京剧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瑰宝，长期以来融合中华传统戏曲艺术之长，其具有国际观，为中外人士所热爱。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就曾让京剧演员给他画过一代枭雄楚霸王项羽的脸谱。尤此可见，脸谱元素设计的运用在未来必将具有国际化和创新型的重要特征。在传统文化设计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京剧脸谱时尚创意设计应有以下发展趋势：
1、京剧脸谱所衍生现代文化创意商品必须要能兼具“文化的深度”和”创意的广度”，相较于其它的文化商品，京剧脸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价值，其所包含的文化性、艺术性以及教育性，就非常值得持续研发，进而成为现代文化创意商品的最佳代言。
2、由上述介绍衣、食、住、行及其它配饰品之生活领域外，更可进一步扩大探究其戏曲剧目本身的故事元素如《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等，通过插画书、绘本、漫画书、动漫、电影、电子游戏或是多媒体来呈现，进而衍生为系列化的相关文艺时尚商品，相互融合并丰富现代人的生活价值。
3、提高京剧脸谱所蕴含的时尚商品附加价值，且应加强消费者对商品本身的心灵认知与感受，如告知消费者商品的故事性背景、创作动机等。借以提升消费者对时尚商品与京剧脸谱的代入感与兴趣。
4、现在市场上以京剧脸谱作为时尚商品的设计实例中，仍有不少停滞在单纯“借鉴”的既定复制阶段，这是极不可取的。我们应以创新型的“转化”来表现设计，跳出窠臼，融入现代时尚美学等新观点，发展更多元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