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论文范文1
我们知道，正如现代中国学术制度和高等教育来自西方一样，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最先用汉语著述《欧洲文学史》，也是西方文学史框架和观念之影响的产物。此后，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中重要工作，外国文学史的编纂成为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关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来，中国著述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已近三百种。然而，这些文学史著述的经验，以及著述本身的有关论述，却没能对世界发生积极影响。无独有偶，中国大陆学人著述的近千种《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响汉学界，未能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史著述的经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家立足于当代文学史观，在参考历代文学批评家对相关文学现象讨论的基础上，对特定语种或区域的文学发展进行系统化表述的成果，这种由欧美学界发起并持续不断的现代学术行为，如哈佛大学教授温德尔(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国文学史》(1900)、加州大学河畔校区(Riverside)教授埃利奥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6)、沃特鲁学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英语中的加拿大文学》(1965)、奥尔巴尼大学教授维斯特布鲁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兰文学史》(1988)、奥伦学院教授贝内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鹅澳大利亚新文学史》(1988)、莫泽尔(CharesMoser)的《剑桥俄国文学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为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研究成果———谙熟特定区域或语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思潮、文体变化、文字表述、文本讨论等)，为何就能先后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国的文学史的认识，甚至对象国的读者和学界也服膺于这样的“外国文学史”研究?而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学人，同样著述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学史，却为何难以对国际学界认识文学现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原来，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关于文学的认知，先是受时代的社会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话语所囿，期间对外国文学发展变化和外国文学史问题的认知基本上并非是纯粹的专业学术活动，因为知识界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外国文学，当作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建构外国文学史是按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的，并非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无关乎国际学术界对文学史的探讨情势、理论变化，和对象国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状态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声言，被社会誉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才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大学丛书》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谓“大学丛书”，是当时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除陈映璜《人类学》、陈大齐《心理学大纲》、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外，还有胡适本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论及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它乃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吴宓称其“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据作者晚年口述自传《知堂回想录》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开始写第一卷(古希腊文学)，两天后开始写第三卷(中古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第二卷(古罗马文学)则始于1918年1月7日，全书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凡希腊罗马中古到18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作第一讲包括古希腊文学的起源、史诗、诗歌、悲剧、戏剧、哲学、杂诗歌、杂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罗马文学的起源、古希腊之影响、戏曲、三种诗歌(牧歌、田园诗、讽刺诗)、四种文和杂诗等，“中古与文艺复兴文学”则包括异教诗歌、异教精神之再现、文艺复兴的前驱、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民族之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条顿民族之文学等，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先简论17世纪文学，然后分别简述18世纪的法国、南欧、英国、德国和北欧的文学。这本由教案组成的文学史教材，其原创性价值包括: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创建了一种便于迅速掌握外国文学史知识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力求准确传达外国文学史知识，避免错误，该书人名地名皆不汉译，而是用罗马字样书写，书名则用原文标示，如荷马史诗中的荷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亚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奥德赛》则不是拼写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学史，仰赖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译述工作、出色的外语能力(翻译过不少作品)、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发表有多篇论文学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录》第三卷中论及该作时还是这样说:“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那时也凑合着用了。”
这不是自谦，说的是事实，因为《欧洲文学史》整理完成之后，继续编写“近世文学史”，“而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编文历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学作品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时代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过，这部以介绍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体的《近世欧洲文学史》虽没能及时出版，却未妨碍周作人继续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今天看来，这部以讲义状态存在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和那本及时面世的《欧洲文学史》开汉语界撰述欧洲文学史之先河，把复杂的欧洲文学发展历程简化成文学进化史。该书结语如是总结道，“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竭，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文艺，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纪初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传奇主义是也”;其开篇则云，“欧洲文学，始于中世纪。千余年来，代有变更，文化渐进，发达亦愈盛。今所论述，仅最近百年内事。盖以时代未远，思想感情多为现代人所共通，其感发吾人，更为深切。故断自十九世纪写实派起，下至现代新兴诸家。唯文学流别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为溪涧江湖，不一其状，而一线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学，亦先当略溯其源。通观变迁之迹，递为因果，自然赴之，足资吾人之借鉴者，良非鲜也。文学发达，亦如生物进化之例，历级而进，自然而成。其间以人地时三者，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应，受时代精神之号召，有所表现，以成文学。欧洲各国，种族文字虽各各殊异，唯以政教关系，能保其联络。及科学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渐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学，亦不分邦域而以时代趋势综论之”。［2］(p．3)#p#分页标题#e#
把文学如此简单化，并非周作人的个人之举，而是中国知识界变革传统诗学之潮流所为:晚清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着力引进西方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体系，也由此成就了现代中国得以建构出文学发展史，并使之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1919)，该作不单开创中国文学史撰述之体例，还使中国学者撰述文学史的进化论史观有了很具体的成果:胡适本人曾云，“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眼光。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眼光”［3］(p．167)。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进步性和规律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还没有文学史研究经验的中国知识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学发展脉络。进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进化论撰述文学史之风潮。在这种潮流中，用白话文著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国文学史大纲》①的谭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把中国文学变迁历程归结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向大众方向“进化”的历史;更有甚者，用进化论著述《文学大纲》(1924—1927)、《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学人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中甚至声称，掌握“进化的观念”就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4］(p．127)。这些把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简约化了的著述、观念，改变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认知的格局:传统中国在文学认识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识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这就出现了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即使有人注意文学的理论问题，如钟嵘《诗品》论述每位诗人特点时好追本溯源，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评价说此举“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但钟嵘只是说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并没有“史”的眼光;同样，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少关注文学发展变化问题;此后，“诗必唐宋，文必秦汉”成为中国文人认识文学规律之原则，即使刘熙载(1813—1881)《艺概》(1874)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文体流变，却少文学发展史观，而是“举少以概多”。
当然，如此叙述，可能与古代中国习惯于纪传体有关，即使司马迁《史记》有明确的史学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对历史认识的经验性表述———使用纪传体、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现场感，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导言所说的，“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进化论判断文学变迁问题，哪怕它把复杂文学现象简化了，却吻合当时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断世界的激进主义风潮，文学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学认知领域的实践。在进化论席卷文学史构建的风潮之下，外国文学史著述也成为进化论演练场:许多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分子，同样也著述外国文学史。换句话说，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欧洲文学史》，不是因为他专攻欧洲文学史，而是他以人文主义和进化论研究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其相继推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轰动一时之作。进而，欧洲文学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为演绎这些观念的又一个场域。同样，用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郑振铎，更希翼用这种文学史观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其三卷本《文学大纲》(1924—1927)认为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东方穆斯林和佛教经典、印度史诗、中国《诗经》和《楚辞》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起源，发展到中世纪，各种文学的演变还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如关于中世纪中国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乃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人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第二期即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词之一体一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6］(pp．375～376)。
即使分专章论述中世纪波斯诗人、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但仍以理性为标准，导致“人文主义”、“理性”和“进化论”等时常不能统一，因而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多有矛盾:论述17世纪文学，重视英国清教文学、法国古典主义，而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巴洛克文学则被忽视;把18世纪世界文学纳入共同的时间框架，中国传奇小说与英、法、德等启蒙运动文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论述(作者并未顾及这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考虑这种叙述的理据);论述19世纪文学，以进步论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诗歌、小说、批评，并延及德国、波兰、北欧、南欧、中欧、美国、中国和日本等文学，有诸多不妥之言说;最后一章“新世纪文学”，描述1925年之前国际文坛状况，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诸如康纳德、吉卜林、肖伯纳、罗曼•罗兰以及泰戈尔、林纾、严复等创作，只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被混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在缺乏进化论或理性或人文主义文学史观之处，该作只根据时间顺序把世界各地区文学合为一体，表述散乱，读者难以从中建构世界文学史概念。并且，这种著述虽然遵从现代学术规范，如每一章后面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章都写得专业化，如民国16年6月10日作者日记这样写道:该作“以四年功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但有些没有来得及。关于日本文学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哪怕如此，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研究方法，因其结束了孤立研究文学现象的状态，注重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思维，吻合文学史之为历史所需，很快演化为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普遍方法:1924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刊出沈雁冰《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就是以“进步”与否讨论20世纪初文学，他以方璧之名所推出的《西洋文学通论》①，更是这样快捷叙述西洋文学进程及所经过的各阶段，包括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及之后、写实主义等;在李菊休和赵景深合编《世界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3)中，进化论亦然。#p#分页标题#e#
这样的撰述，与知识界和文化界译介国外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热潮相呼应，如罗迪先所译(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学术研究会，1921)、沈端先即夏衍(1900—1995)所译(日)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开明书店，1927)、韩侍桁(1908—1987)辑译《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朱应会译日本学者木村毅《世界文学大纲》(昆仑书店，1929)、著名报人胡仲持(1900－1968)译美国学者麦希《世界文学史话》(开明书店，1931)、沈起予译?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上海开明书店，1932)、楼建南译弗理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杨心秋译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海读书和生活出版社，1936)等等皆然。相应的，反过来，这些译作又加剧进化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盛行。然而，用进化论建构外国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如文学的历史判断被研究者假定的“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左右，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具体意义和复杂情势反而被忽略，并导致具体研究过程受进化观念之决定的情形合法化，或者说，对进化史观的强调，目的已不在文学史本身，而是用文学史研究来证明文学发展进化的某些规律，证明进化之必然性，由此遮蔽文学发展变化的独特性及其独立的审美意义，以至于进化观念从方法论变成了目的论。上述那些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普遍有这种不足。而这种不足，就在于这些“文学史家”并未反思“进化论”本身的恰当性，以及这种观念运用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合适度。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就特别显示出这样的矛盾:他以是否符合进化论来评价中西戏剧之优劣，认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认为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规矩，如脸谱、嗓子、台步、唱工、锣鼓、马鞭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的“遗形物”，主张废除之，并批评维护戏曲传统的文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缺乏文学进化观念”会有大害。这样的认知自然是很片面的。
曾身体力行用进化论去建构文学史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中就反过来批评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如此之变形成了“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它们起伏跌宕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且，言志派和载道派之变有其发展规律，新文学是这种变化的延伸和变异，即新文学运动不是始自晚清，而源流于明末———明末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多有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虽然他们不读竟陵派的书，彼此相似具有巧合。［7］(p．27)当然，即便把中国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没有顾及“雅/俗”、“文言/白话”、“文人/民间”等因素)，但至少看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演变的更富杂情形，在承认进化论结束此前孤立研究文学状况的基础上，消解了进化论臆想文学是沿一条直线或根据预定目标而进化的幻想性，批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的诸多错误，如把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的方向、认为文学跨越了种种障碍物而于五四走入正轨并确定了今后的前行方向等。［7］(p．18)周作人这种注重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文学发展史中起伏不断的力量及其作用、不预设文学发展目标等做法，改变了此前继本人用进化论对判断文学的做法，凸显各种对立文学现象之于文学史家的意义，促使知识界注意到文学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形。这种检讨很有成效，大大降低了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作用，学界随之就少有人再撰写外国文学通史，转而研究不同时段文学现象或文体文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文学史写作趋向于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
而外国文学史著述转向用唯物史观替代进化论，以更深入地揭示审美的复杂情状，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趋势所在，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游国恩《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吕思勉《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宋云彬《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等，就深入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形。这种潮流当然延及到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上来:且不论此时梁实秋、冯至和朱光潜等人的欧洲文学研究，仅1934年9月—1935年11月茅盾在《中学生》第47～53期连载《世界文学名著讲话》(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涉及荷马史诗、《神曲》和《战争与和平》等七种国外文学名著，专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不再试图建构完整的“欧洲文学史”;1935年4月上海东亚书局推出其著作《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生动论述《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之《新生》、薄加丘之《十日谈》……王尔德之《莎乐美》等32种欧洲文学名著，对具体的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进行生动描述，而不是对文学发展史进行宏观研究。当然，用唯物史观著述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然会遇到文学文本叙述的社会内容及其审美之矛盾关系问题，如特定文学作品触及社会问题仍然是审美性的表述，文学的审美本质使得文学叙述的社会性内容仍然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直接表达。对此，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1900—1960)，在事后多年总结中国编纂文学史的三个时期的经验时认为，主导五四前文学研究的为退化史观，在五四后变化为进化史观，1930年代变成了辩证唯物史观，而以辩证唯物史观写文学史，因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的整体把握，成功之作不多。［8］(pp．53～56)
二
进化史观在中国的衰微和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上的难度，使知识界不再热衷于撰述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史，转而引进西方学院派的治文学方法———新批评:重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用人文主义审美赏析替论演绎。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改革中文系课程，其《中国文学系概况》(1936)声称:该系课程要“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基本科目”乃相对于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包括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而“足资比较研究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以比较眼光透视外国文学之意义，“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9］(p．296)如是“比较”，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的独立价值，也改变了授课方式:战前的“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教师用英文讲授，抗战后西南联大开设“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由杨振声用双语讲授，并要求学生实践翻译，———这是重建文学史的成功经典实例!论及西南联大的外国文学课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变革上最富世界眼光的举措之一。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7年北大、清华、南开)》(1996)，文学院中文系1937—1946年共开设107门专业课，其中“文学理论”理论系列选课中有“文学概论”(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包括现代主义文论)(杨振声、李广田主讲)，还开设了“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此举让学生自然受益良多———外语水平的提升与外国文学阅读能力的提升有机一体，对教师要求自然也很高。而外文系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大二开设英国散文及英语作文、英国诗歌和欧洲文学史等，大三要加上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大四则开设有莎士比亚及翻译、经典阅读、印欧语系及语言学研究，选修课则包括国别文学史(英、法、德)、断代文学史(从欧洲古代到现代各种文体)、作家作品研究(包括雨果、歌德、乔叟、尼采等西欧各经典作家)等，此外还有人文主义、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研究专题。#p#分页标题#e#
此举使英文水平有切实长进，文学及理论也有确切掌握。至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由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兼任)和英文系，在主干课开设上与之相当。这样一来，西南联大在外国文学课方面，并不教授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很少被触及，原因之一是教授团中几乎没有留学过俄国或专门治俄国文学的，除历史系俄国教授加拉诺维奇开设俄国近代史和俄国史之外，就只有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俄语二外教员(当然，联大这块学术阵地缺失对俄国文学的关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变革是莫大的损失———天然地少了识别苏联文学和苏联确认的俄国文学的能力)。而西南联大如此变革，正是受益于清华大学的启示: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大学课程，委托朱自清等人为国文系编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朱自清把清华大学战前做法稍事修缮提交，虽然学界有人批评国文系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分要求过高。而西南联大尝试通过研究具体民族国家文学之途去准确讲授外国文学———原作阅读和试译，给学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汇通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外国文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刊发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第49期，1946年11月)、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诌议》(总第63期刊，1948年1月)、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期)等。其中，闻一多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设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在他看来，“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
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外国文学在大学相关科系中的地位，即与中国文学平等，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该提议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一致赞许:冯至1947年在《独立评论》(4月28日)发文《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称:“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政治的，有中英文功底就不难研究政治了，学哲学的就不那么简单，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就更不同了，无论研究哪一种语言或哪国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读懂那种文字。”这些连同盛澄华教授《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12月)之主张，普遍强调文学研究的外语重要性，即国语和外语对中文/外文学系学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中/外文系学生在文学上汇通是必要的。而办学条件与西南联大同样艰苦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除同有坚持民族认同和努力进取之外，在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上与西南联大亦有颇多相似处。自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宣言》到1941年6月修改章程，也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开讲人中，最著名的属周立波:去延安之前，在上海就研读过马列和苏联文论，通过英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等，在鲁艺讲授托尔斯泰研究和欧美文学名著，颇受学员喜爱———授课不得不从小教室转到大教室，再又移到大操场。
此外，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翻译家曹葆华(1906—1978)，1939年来延安后在鲁艺开设英文班，讲授惠特曼《草叶集》和菲尔丁《汤姆•琼斯》等作品;著名作家沙汀(1904—1992)曾在鲁艺讲授果戈理，经由英文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的周扬和长期旅居苏俄的文学系主任萧三(1896—1983)等讲授苏俄文学等。到1941年，鲁艺已初具大学雏形———显示出正规化和专业化特点，如各系必修“西洋近代史”、“外文(俄/英/法)”和“艺术论”等公共课，文学系则必修“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理论名著选读”、“翻译”等，期间鲁艺云集了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张庚、田方、洗星海、吕骥、贺绿汀、王朝文、华君武等优秀人才，茅盾于1941年6－9月曾受邀前来讲学，艾青、丁玲、高长虹、萧军等也应邀来此演讲。对这种重建大学性的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还代表中央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只是整风运动，使这些大学性先被批评为“关门提高”、后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直至大学性被改造成工农速成中学性，“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从切实的文本选讲演变成文学史概论，远离了学术性和外语的要求。西南联大和鲁艺这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学文本的能力、促使教师在研究基础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做法，与当时和后来的西方大学很流行的新批评阅读，遥相呼应。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adimirNabokov，1899—1927)，1948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952年受聘哈佛大学讲师(1958年离职)，讲授英、俄、法、德等文学大师的创作和英译俄罗斯文学课，短短几年讲授笔记，而不是系统的文学史工作《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成就了他小说家之外的文学研究家的声望。对此，在散文《固执己见》(Strongopinions，1973)中他解释说，“我设法向学生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及其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火花的，没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不重要。
谁都能看得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如百年前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间火车之情形”［10］(p．261)。不单纳博科夫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新批评式理解文学的国际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布鲁姆教授(HaroldBloom，1930－)，在1990年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1994)，针对后殖民浪潮和解构主义试图颠覆既有的文学经典，他从文学审美具有超越种族、性别、国别的普遍性价值，和不同作家具有不同文学影响关系等角度，细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约翰逊博士、《浮士德》、华兹华斯和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从具体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不断解构和重构之规律及其意义，再次让国际学术界看到文学文本的魅力。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英国小说导论》(2003)，则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解读斯威夫特、狄福、斯特恩等英国著名作家的小说特点和意义，同样令人叹服。这些人的如此阅读，个性化地解释了文学史上的具体情景，意外地扩展了他们作为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的声望。很可惜，这些能意外地与国际学术潮流并行不悖的文学史著述和文学现象理解的现象，先是因为战争局势紧张、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改造所影响，没能获得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
在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这种冲击波至今仍有余音。原本是专业性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学史观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用体制化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借用苏联体制改造中国大学。但是，苏联延续帝俄时代借鉴日耳曼大学体制，尤其是其教研室制度，如语言文学系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зарубеж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кафедра)，负责开设外国文学史基础课和系列选修课(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学科制度继续保留着)，有效保证苏俄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性———借助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高校编纂出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史》，这是高校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而不是高校任意编写缺乏专业性的教程。例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耗时近20年(1976—1994)著述8卷本《世界文学史》，其知识之丰富、体系之完备令人钦佩:任何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杰出专家，如科学院院士M．阿列科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著名法国文学和西欧戏剧专家C．莫库利斯基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专家A．斯米尔诺夫合作该套文学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卷(1978年初版、1987年再版)，从而使之在中世纪文学的文献运用、史料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以及对世俗文学(св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民间文学创作等研究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样，对欧洲诸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研究，包括史料考据和对文学发展的认知，至今也是被广为承认的。而这种重视史料和文献运用的治外国文学史传统延至今天，如1990年代后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外国文学史》便如此。
当然，苏联《世界文学史》立论和写作方式上有其不足，如对中世纪态度严厉、对文艺复兴则极为赞赏、基督教对欧洲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未得到应有重视等，但比起苏联人著述的任何版本《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著述要严肃得多，亦更有学术价值。在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势中，学术界学习苏联建构外国文学史方法，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大学盛行的意识形态写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它不是正视苏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方法，而是照抄苏联人的苏联文学史———把苏联对自身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写作，当作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标准，结果是普遍缺乏苏联《世界文学史》的史料功夫，却有其文学现象判断的意识形态不足。这种情形，在当时及此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高教出版社，1958—1959)、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964)、石璞(1907—)著《外国文学》讲义(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编《西洋文学选读》(1958)等，有着这个时代明显的印记;与强调文学作品细读的吕叔湘编注《西洋文学名著选读》(上海开明书店，1950)相比，这些教材既缺乏“文学”的历史性，又少了文学“历史”的研究深度。总之，这时期与其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同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并未按国际学术进展去重建文学史，而是为解决内部的拨乱反正问题，试图以人文主义替代其他观念和理论，对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六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潮流所发生的危机茫然无知，人文主义演变为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理性至上论，为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知识界所诟病，且对人文主义认知的如此变化，影响到对历史的判断，也改变了文学史编纂的原则———要求恢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2
1以解剖医学知识为切入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在实验教学中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起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使其能够愉快的主动学习。长期以来，医学物理实验的课程设计多为纯物理实验或验证性试验，实用性不强，教学未能体现医学特色，与学生的后续医学课程内容关联性不大，难以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注重教学创新，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即单纯根据教材讲解实验目的、原理、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再让学生如法炮制地进行实验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应结合解剖医学知识，尽可能多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如多媒体、视频短片、软件模拟实验、立体实物模型演示实验等，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将医学物理原理与实验现象很好的联系起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解“心脏做功”这一知识点时，可以先通过投影展示两张图片，一张是心脏解剖图，另一张是血液循环图，并告诉学生血液循环需要由心脏做功来维持。具有医学背景的学生一定会对心脏工作的原理产生兴趣，想要深入理解机体内的血液循环，就必须仔细看清图片内容，于是新课程教学内容就渐渐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再顺水推舟，在黑板上画出整个心血管系统的简化物理模型，用箭头标示出血液的流动方向，循序渐进引出心脏做功的物理公式。经过变换公式推导，可知心脏做功多少与主动脉血压和血液流速有关。最后，再通过物理实验仪器测量以上两个变量，让学生根据公式求出心脏所做的功，从而了解心功能的情况。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会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结合专业学科特点，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说明解剖学在医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医学物理实验课程应结合医学专业的特点，特别是加强物理实验与解剖医学知识的联系，重视实验的医用性。作为医学院校的教师，应该合理利用校本部及附属医院的医学资源，随时了解和掌握一些新的医学动向和医学研究问题，特别是解剖医学知识背后蕴涵的物理学哲理和研究思维方法，进行整合、提炼，丰富到医学物理实验的课堂。比如，讲到“几何光学实验”时，单纯以玻璃透镜为实验道具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无趣。如果结合人眼的解剖医学知识，向学生展示眼球剖面的解剖结构图，再讲解眼睛的光学结构、折射原理，并用物理知识将眼睛简化为一个单球面折射系统，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再如“液体粘度系数的测定实验”，传统的实验是根据泊肃叶定律原理，采用比较法测定水或酒精的粘滞系数，实验内容比较乏味，缺少与医学的联系。根据解剖医学的知识结构特点来对实验进行改进，因为血液的颜色是红色，而且具有一定的黏性，可让学生在水中添加不同比例的甘油和红色颜料，模拟制成不同粘滞性的血液样本，进行比对实验，再联系人体血液的粘滞性应用在临床疾病(如冠心病)的诊断、治疗等，这样既能够增强实验的趣味性和操作性，还有利于学生科研素质和实验操作技能的提升。因此，医学物理实验的教学应从学生教育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结合解剖医学的知识，突出理论物理知识在医学中的应用，加强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实验技能的培养，以满足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要。
作者：江虹 董世武 贾兰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3
在屠宰前，使用注射器对全部试验肉牛进行尾静脉采血，置于10mL不加抗凝剂的离心管中，用记号笔在离心管上记录牛耳号，迅速置于放有冰袋的采样箱中。利用高速离心机以3000r／min离心10min，分离血清，将血清置于－20℃冰箱冷冻保存待测。使用雷杜RT－200CPlu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结石组血清的钾（K）、钠（Na）、氯（Cl）、钙（Ca）、磷（P）和镁（Mg）。1．2．4结石的化学成分分析取屠宰后肾结石样品，将结石样品喷铂金后，在EDAX－Genesis2000型X－射线能谱仪上分析其各元素的含量。1．2．5数据处理所有的数据使用Excel2007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的形式表示。
在40头肉牛的屠宰过程中，共发现23头患有肾结石的肉牛，发病率为57．5％。牛肾为典型的多乳头肾，经剖检可知，结石大多聚集在个别肾乳头内部的肾盂处。肾结石大部分呈现乳白色或淡黄色，其中大多数呈细小的砂粒状结石。有结石的肾乳头主要集中在牛肾的两个尖端处，而中间部分的肾乳头几乎不存在结石。每头牛每天采食10kg的精料和2kg的稻草，计算出每日的干物质采食量（DMI）、粗蛋白质（CP）、钙（Ca）和磷（P）的摄入量，并且和肉牛饲养标准进行比较。该肉牛场的干物质采食量（DMI）略高于营养标准。每日饲料蛋白质的摄入量偏高，钙和磷的摄入量过高，且饲料的钙磷比严重失衡，磷的含量比钙高。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使用雷杜RT－200CPlu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结石组的血清生化指标，并且将结果与正常肉牛的参考值（王书林，2001）进行对比。结石组的血清钙（Ca）明显下降，而血清磷（P）和血清镁（Mg）明显上升，其他离子指标都处于正常的参数范围内。结合表2可知，高磷低钙饲料和血液生化指标的高磷低钙之间存在着相关性。2．4结石能谱分析结果使用X－射线能谱仪测定肾结石的化学成分结果结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磷和镁，同时还含有少量的氮和钾。从化学成分分析，初步判断该结石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镁铵和磷酸镁钾的混合物。
长期以来，精粗比过高一直被普遍认为是肾结石的重要诱因之一。Munakata等（1974）研究结果发现，当精料的饲喂量达到阉牛体重的1．5％时，尿液中就可以检测到尿沉渣晶体；而当精料的饲喂量占体重的2．5％时，饲喂2个月以上尿中就可以检测到大量尿沉渣，并开始形成结石。该牛场体重为500kg左右的长期育肥阉牛每日精料采食量为10kg，占体重的2％。在该精料比例下，可以缓慢沉积尿沉渣；当尿液中的尿沉渣数量累积到某个阈值时，就会形成结石。此外，育肥时间跟结石的形成也可能有很大关系，该牛场因生产高档牛肉而采取长期育肥方式，有利于尿沉渣的累积，也有可能是结石产生的促进因素。人们普遍认为尿石症是家畜体内矿物质代谢紊乱的结果，其中饲料的钙磷比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饲料中合理的钙磷比在1．5～2．1之间，这时的钙和磷均容易被动物体吸收。该肉牛场饲料的钙磷比仅为0．94，远远低于上述比例，出现了磷含量高于钙的现象。据报道，当饲喂大量玉米、麸皮等饲料，钙磷比在1左右时，就会在尿道内形成磷酸镁铵结石。同时，饲料的高磷低钙，会导致进入血液中无机磷的增加，导致血清和尿液的高磷，提高肾结石的发病率（张高轩等，1989）。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4
1)接受美学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提出接受美学理论。该理论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基础，着重探讨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读者的能动创造，引起人们对文学活动中接受过程的关注，在文本、读者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读者中心论”、“召唤结构”、“期待视野”等核心概念。该理论也指出，读者是第一性的，文本是第二性的，没有读者的阅读，文本则毫无意义。由于生活经验、文学经验等各方面不同，不同的读者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作品意义的生成过程，作品未经阅读前，有许多“空白”或“未定性”，只有通过“读者阅读”这一具体化的活动，才能将“空白”有效填补，作品才能从阅读的“具体化”活动中生成美学意义。
2)接受美学理论融入大学语文教学。
传统的文学理论，或以作品为中心，认为文句和作品意义是固定的;或是以作者为中心，认为作品是作者经验和心理的反映。在这两种理论观照之下的语文教学，则表现为对课文寻找标准解读。然而，高职学生文学素养较低，较有个性，反感说教以及复杂深奥的事理，若只是以寻找标准解读的方式开展教学，必然会使语文课堂陷入尴尬境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为自身而存在，并在任何时候为任何观察者提供同样面貌的客体。它不是一座独自在那里显示其永恒本质的纪念碑，相反，它倒象一份多重奏乐曲总谱，是为了得到阅读中不断变换的反响而写的。这一观念阐释出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为阅读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创造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学语文在教学中需要阅读欣赏众多文学作品，教师在授课时应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这种阅读是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切身感受、理解和评判的审美活动，是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与作者进行对话，在理解作者观点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独特认识。
2接受美学理论在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2．1“读者中心论”的运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是文本意义的生成者，其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以读者为主，以具体化为主，读者是第一性的，未定性的文本是第二性的。文本只有和读者发生关系，成为读者感悟、阐释和解读后再生的艺术情感与形象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要想促成接受活动的完成，读者必然应处于中心地位。
1)明确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定位。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应是同等的，即同时作为“读者”的角色参与阅读。在阅读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与文本对话、交流的主体，他们自然也都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在教学实践中可设计“学生个人解读”环节，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作品，并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将自己的理解带进课堂。根据学生的表现，教师适时表达鼓励和共鸣，适度进行指引与提升，促进学生与教师的主动交流，并分享阅读体验。
2)培养学生良好的对话意识。
要真正落实学生、文本、教师之间的对话，教师广博的学识、丰厚的生活积淀应在与文本对话中承担首席地位，在课堂上做到恰到好处地收放。不可因学生的肤浅理解而随意指责，也不可对学生解读成果进行一味表扬，这样会终止与学生的对话。同时，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态度，及时完善学生的认知和审美心理，帮助学生树立“我是阅读主体，我也是作品的创作者之一”的意识。此外，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以外通过电子邮件、QQ群、微信群等与教师或同学进行交流。
2．2“期待视野”的运用:贴近与超越学生的期待
接受美学指出，读者阅读文本时，会更关注符合期待视野的内容，倾向于将符合暗示的意象纳入到自己的视界，同时读者又期待文本能打破习惯思维，有与原期待视野不同的内容进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相反相成，定向期待决定读者对作品的选择、理解、同化，创新期待又促进读者去发现作品中新的意义，扩大和深化读者的期待视野。
1)把握学生的“定向期待”。
学生会按自己既定的期待视野去审视教师所提供的教学内容，当这些内容合乎其期待时，就会得到学生的积极反应。因此，教师要认真研究学生的阅读心理和审美需要，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可不仅限于教材，可结合网络文学讲授和讨论最新流行的文学作品，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整合上，可从职业基本素养中提取人文专题，如职业信念:《复仇》与《梵•高的坟茔》，职业知识技能:《傅雷家书二则》与《史记•刺客列传》，职业行为习惯:《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与《现象七十二变》。通过专题研讨方式开展教学，不仅能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而且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更深刻、更有时代感。
2)洞察学生的“创新期待”。
高职学生较为关注新奇事件和社会热点，因此，在教学中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和“热点人物”，探讨社会人生，可使大学语文课程更具新鲜感和开放性。同时，教师也可通过拓展教学内容，扩大和深化学生的期待。例如，在《诗经•氓》的教学中，在组织学生通过诵读体味作品的文句魅力和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提供一些陌生的文本，如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英国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国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让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引导学生比较和讨论。通过学生视野的背离和超越，给予学生思想上的冲击和视野的变化，课堂讨论活跃而颇具个性。这样的讨论不仅反映出学生对文本的深层理解，而且可以看到学生在拓展阅读中审美接受水准的明显提高。
2．3“召唤结构”的运用: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解读文本
接受美学把文学作品分为未定性文本和读者具体化文本两部分。作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未定性的文本，只有通过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作品才真正完成。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未定性，文本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是连接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具体化就是读者的接受过程，就是读者阅读的再创造、读者对文学作品接受的实现。未定性与意义空白就构成了作品的基础结构，即所谓“召唤结构”。
1)鼓励学生发现文本的艺术“空白”。
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敏锐发现作品的空白，鼓励学生在文本意义未定和空白处填进自己的想象，通过补写、续写、改写、讲故事、境界升华、演绎文眼等方法，让学生解放思维，参与作品的想象和玩味。同时，教师应根据不同文体召唤结构的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一味地追求热闹，并不见得能起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如某些古典诗词的教学，适当的朗读之后，教师无须过多地提示和解读，学生闭上眼睛沉思，静静地思索，自由驰骋思想，让诗的画面浮现眼前，这样会更易于学生领会诗的内涵和意境。
2)带领学生将文本融入现实生活世界。
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和时代特点，由文本而激发新的联想或想象，进而赋予文本新的内涵，这不但符合学生的审美心理，也是教学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之一。在教学中，教师应促进两种视角的转换，一是由写作时代向阅读时代的转换，二是由作者文化背景向学生文化背景的转换。如在《论语•侍坐》的教学中，可结合孔子独赞曾皙“吾与点也”这一意义空白处，让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畅谈职业生涯规划，联系和谐社会理念讨论孔子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课堂教学远比单一的文本知识传递要更有效。
3结束语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5
(一)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面临的有利条件
1．先进的教育理念工学结合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学做合一、知行并进。这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更加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因而，在工学结合模式下，教育者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理念更加先进，比如，我们提出了“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基于工作工程导向和基于社会生活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开发与课程设计等等，探索和尝试记忆力教育模式向创造力教育模式的转变。
2．多样的教育载体传统教育模式下，高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趋于学理性、知识化、政治化，缺乏现实感和感召力。然而，工学结合模式下，由于校企时空的转换，文化载体、管理载体、活动载体、传媒载体和网络载体等教育载体承载的内容更新颖、更真实、更丰富，与学生职业发展、社会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3．生动的教育形式工学结合模式下，真实的情境、鲜活的案例给学生带来了生动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尤其是学生在企业的实习和实训，一方面为学生提高技术和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为学生增加专业认知和社会认知，增强职场体验和生活体验，提升职业素质和思想素质提供了实践平台。
4．多元的教育主体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共同担当起了教育学生的重任。然而，学校领导和老师由于长期从事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往往从学校教育的角度，以教育者的身份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教育和管理经验，而企业的领导、管理层和师傅则更多的从企业管理和员工培训的角度，往往以管理人员的身份来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因而，在两种教育方式下的对比下，会给学生更丰富的感知和体验。
(二)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面临的挑战
1．学生的活动空间扩大，管理和教育难度加大工学结合模式下，学生和企业、社会的接触更加频繁，如何动态跟踪学生的思想变化，敏锐观察学生的情绪波动，及时反馈学生的行为表现，及时有效地解除其工作、思想、生活中的困惑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相对于封闭的学校教育环境而言，学生对开放的社会教育环境也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状态，尽快适应时空转换，对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会产生很多消极的影响。
2．学校、企业和社会作为不同的教育主体，教育思想、方式方法会差别明显，对学生的适应性是个巨大考验工学结合背景下，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来，为学生的知识积淀、能力锻炼和素质提升集思广益、献计献策，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学校和企业作为不同的教育主体对学生的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和素质培养的方式方法会有所差异。一方面是企业和社会对学生以往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的了解比较少，另一方面相对于学校而言，企业和社会对学生肯定是和其他职业人和社会人一样，高标准、严要求，不会因为学生的身份而降低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能否实现角色转换，适应新环境是个巨大考验。
3．在企业和社会的实践活动变数很大，随时考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虽然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有具体的策划方案，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和意想不到的问题。因而，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使学生在知识、思想和心理上做好充足准备，另一方面指导教师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功课，以及和其它教师的协调配合工作，从而更好地胜任社会实践指导工作。
二、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从学校的领导层来看
问题表现为:社会实践前轰轰烈烈，实践中松松散散，实践后草草收场。一是学校对社会实践活动缺乏足够的重视，完全是为了装饰门面、敷衍了事。二是学校的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开展社会实践完全是为了学校、团队和学生评奖服务。三是学校缺少组织和实施社会实践的工作体系以及对社会实践的质量监督、考核评价和效果反馈机制。四是学校平时忽视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往往在暑假前“大批量”的社会实践项目匆匆上阵。五是有些学校把团委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活动区别对待，往往顾此失彼，没有通盘考虑。
(二)从学校的教师来看
问题表现为:有些教师非常重视社会实践活动，但由于学生团队太多，参与指导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些教师功利心理比较重，为了评定职称或应付领导等需要，在社会实践团队中挂“空名”，没有尽到指导教师的责任;有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在学生社会实践上能有所作为，但苦于缺少学校物质、精神和制度上的支持;有些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还有待提高;有些教师为了实践而实践，缺乏理论指导;有些教师缺少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研究和反思。
(三)从学校的学生来看
问题表现为:大部分学生有参加社会实践锻炼素质和能力的诉求，但有畏难、惰性和功利等心理;有些学生对学校和老师布置的社会实践项目没兴趣，参与积极性不高;有些学生游离于社会实践团队之外，插科打诨，对实践的目的、意义、步骤和工作安排不明确，团队合作意识不强;有些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不及时和老师沟通，很多疑惑没有消除;有些学生为了应付学校和老师的检查，杜撰调研报告或制造虚假总结材料。
(四)从企业和社会来看
问题表现为:企业和社会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支持力度不够，认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无法给自身带来经济利益;校企社合作的过程中，更加侧重于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往往忽略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养成教育;企业和社会包括大学生实践基地，比较被动地配合学校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双方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和目标。
(五)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来看
问题表现为: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不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激励企业、社会支持和参与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政策不给力;组织高校开展有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学习、交流和指导工作流于形式等等。
三、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解决对策
(一)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在增强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上下功夫
1．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促进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坚持、教育部等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党政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和教学部门共同围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展开交流和研讨，从明确组织领导，强化责任分工，进行整体规划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2．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常态化。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以及地方有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实践制定大学生社会实践评比表彰制度、经费开支执行办法、团队管理办法、基地管理办法、校级重点团队遴选办法、宣传报道奖励细则等制度。
3．拓宽培养大学生广泛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和培养品格的渠道，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实效性。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兴趣特长，紧密结合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贯穿到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活化大众化。
(二)建立健全大学生社会实践德育考评机制
1．为了确保考核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倡导社会实践单位、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实践团队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德育考评，形成学校、企业和社会合作育人的良好局面。
2．“建立必要的和规范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将硬性要求与弹性评价有机结合，使实践活动有规章可循，有制度可依，有内容可考，确保实现预期的学生社会实活动目标，保障社会实践质量”。在社会实践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制定全面、系统的德育考评标准，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相关教育和指导。
3．除了参照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新闻报道、实践日志和实践单位鉴定等文字、图片资料之外，还应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过程考核，包括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社会交往能力、吃苦耐劳精神、服务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另外，还需及时做好社会实践结果的总结、反馈和表彰工作。
(三)积极搭建和有效利用校企、校社、校政密切合作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
1．结合高职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建立教育体验基地、社会服务基地、勤工助学基地、就业创业基地等类型不同、功能各异、优势互补的社会实践基地，协调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
2．在建设实践基地时，要坚持合作共建、双向受益的原则，每年或定期对学校在实践基地开展的工作进行总结，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帮助。同时，加强与实践基地单位领导及负责人的定期交流沟通，共同探讨基地建设和使用情况，以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
3．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拓展大学生实践的社会资源，保证社会实践的质量，促进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规范社会实践基地的管理。
(四)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互渗透，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1．大学生社会实践要常态化，必须和日常的教学活动、团学活动和管理活动紧密相连，从而使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真正内化与心、外化于行。
2．对于学生的社会实践安排不是断断续续、杂乱无章、可有可无的，要按阶段、有步骤、分层次地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系统安排和整体设计。
3．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学校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班主任、辅导员，还是专业教师、思政课教师以及行政管理人员要团结一心，竭尽全力地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提升服务。
(五)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保障和服务体系
1．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实践指导能力，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相关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培训。
2．社会实践之前，及时做好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和维权知识、方法和技巧的培训。
3．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咨询和服务中心。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6
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政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政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政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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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自主的，无意识的顺从性和趋同性。
因为学生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所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接受一些集体的事情，而我们的寝室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单位群体，所以会对问题有共同的意见和看法。所以在同寝室共同的努力下会形成一个特有的寝室文化氛围，同时，也会产生对事情的一种趋向性，这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寝室的行为，思想等等。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我们的教育机制、以及管理制度等外部强制来形成的，而是通过我们自己学生寝室内部文化之间所形成的精神交流文化以及相对应的物质生活水平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2.心理上具有感染性。
大学生的寝室文化实际上就是寝室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形成一种特殊的感情相互交流、相互感染而形成的一种大家心理上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深深的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面和学习。
3.情绪方面和心理方面具有易变性。
大学生本身思维的独特性、创造性、明锐性等这些都使大学生表现出反映形式、思想方式等都容易受社会的各种价值观所趋向，所以会在价值观念、情绪、心理等方面产生一种动态性，这就使大学生寝室文化当中产生易变状态。
4.大学生寝室文化还会具有自主性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现在的大学生寝室文化个体意识都非常强、但是在集体意识方面却表现得淡漠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在群里生活当中，每个成员的目标意识都很强，都很关注自己在群体生活当中的位置，有些甚至会利用群里生活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群体生活当中缺乏真正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等。
二、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意义
同其他校园文化一样，寝室文化也是一种育人的文化。但是它的育人作用和效果又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校园文化。它不但对大学生的正确思想、健康心理、良好习惯、行为方式、正常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会对大学生进入社会以后的价值取向、生活道路、做人准则造成影响。
1．舆论导向功能。
作为一个开放的“小社会”，寝室是连接大学生与社会的中间环节。大学生对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观念、思潮的吸收以至内化都会在寝室内发生，所以健康的寝室文化有助于开阔大学生视野，提升大学生政治鉴别力，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规范约束功能。
寝室文化中包含了寝室制度文化，这是一种行为规则。通过投射效应，寝室制度文化使得大学生从人们对他们的褒贬、毁誉来反省自己、约束自己和控制自己。
3．情感平衡功能。
大学生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群体，他们需要倾诉对象，需要要有适合的场合作为自己愿望、利益和要求外化的载体。相对于相对严谨的课堂文化、隐私度相对较低的其他校园文化载体，寝室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使得大学生可以相对宽松地进行心理调节的特点，能够帮助大学生淡化内心矛盾和冲突，实现情感的平衡。
4．品质塑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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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师融入行业企业，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是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前提条件。当然，这种融入，并不只是走出去几次的融入，更是一种心的融入、情的融入。
1.夯实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
源于对文化育人功能、高职优势竞争力打造、高职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高职教育本质特征、行业企业用人信息反馈、高职生就业准备等诸多问题的关注及德育课程教改的思考，近几年来，我们关注行业企业文化建设进程，尤其是与学院校企合作比较紧密的单位的建设类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现场参观、座谈访问、资料征集、书面问卷、网站跟踪等方式多种途径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活动。我们通过调研所了解的行业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成果、所见证的企业文化的功能作用、所把握的企业用人理念及对人才职业素质中观念态度精神类素质的要求，夯实了德育教师在高职人才培养中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从而为探索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实践路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实践证明，教师融入行业企业，收集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人才素质培养信息，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德育课堂的教学内容及所传递的信息与自己现在的学习与未来的入职及职业发展有紧密联系。这是增强德育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的重要基础。
2.丰富德育课堂的育人资源与内容。
优秀企业有着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教育因素于一体的品格，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德育基地。尤其是现代制度下的企业，更是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广阔天地，是学生职业体验和职业素质养成的重要舞台。一流的企业，有一流的风范、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作品，就如“亚厦”装饰总经理丁海富在评述公司总部大楼办公室的装饰效果时所说，这里的每一件装饰用品乃至灯光的配置都在无声中展示着亚厦、彰显着亚厦的品位，展示他和亚厦的奋斗历程、经营理念和未来蓝图。优秀企业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德育内容，对高职人才培养来说，是很接地气的德育资源。如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使命、职业精神、职业责任、职业诚信、职业价值观、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等在一个个优秀企业中都有比较全面的涵盖和体现。如歌山集团的“豪迈如歌，诺重如山”、“务实，诚信，向善，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如亚厦装饰的“装点人生，缔造和美”的企业愿景，“为员工创造平台，为企业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美丽”的企业价值观；如五洲项目工程管理公司的“两富五洲人：知识精神富有，物质富裕”的企业目标，“想做好，不想混”的核心价值观”，“廉洁是最好的信用”、“廉洁自律，干净从业”的廉洁文化；绿城的“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的生动实践，是增强学校德育教育针对性和感染力的德育资源和教育内容。
二、融入课程设计
在德育教育中，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载体，将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整体设计，是实现优秀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的重要路径。我们尊重高职教育不同参与主体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探索和谐德育目标实现的课程教改思路，以“校园人”与“社会人”、“职业人”的结合，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的统一为主线，从课程的基本定位，到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教学方式与考核的改革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三个结合。
1.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
在遵循教育部、有关精神的前提下，我们从用人单位对高职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出发，系统设计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能力提高为重点、素质培养为根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提才、以才强德，培养学生优良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价值观，实现基本理论教学与职业素质培养的有机结合。
2.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人生指导相结合。
我们从学院所依托的建设行业发展对建筑人的素质要求及所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结合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和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整合课程内容体系，有针对性地回答高职学生在成长成才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有关人生、事业、理想等方面普遍关心的德行修养和职业现实问题，如就业准备、
创业实践、职业选择、生涯规划、文化适应等。我们配合专业教育，实现职业指导的零开始，服务学生顺利就业、成功就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3.基本理论传授与实践体验参与相结合。
根据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规律以及高职教育与实践一体化的要求，我们应对高职教育主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教学实施中，我们要突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与安排，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进企业，促进学生在实践体验参与中增强感性认识，提高思想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
三、融入教学过程
遵循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融会贯通、自然地融入优秀企业文化的各种元素，是实践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最便捷的通道。
1.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实行模块化教学。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基础》课教学与高职生的实际生活联系普遍不足的情况，学校应从加强高职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入手，优化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将全国统一的教材理论体系转化为有层次的课堂教学内容体系，实行模块化教学，把教学内容分五个教学模块，即领航导引模块、理想情操教育模块、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模块、道德观教育模块、法治观教育模块。在教学内容的五个模块中，教师要自然地融入校园人、社会人、职业人相结合及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相统一的育人目标，多视角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内容与要求。
2.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的结合点。
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不仅把调研中所汇集的行业企业发展的信息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在课程教学的五个模块内容中进行有机渗透与融入，而且还将理想情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等问题放到行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中去把握，积极引导学生直面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学生开展企业文化调研，引导学生在调研中去感知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感受优秀企业文化的力量。教学中，教师将优秀企业的用人理念，企业的愿景使命，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等，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育内容，有效地实践了职业院校德育工作的“工学结合”，是比较“接地气”的德育课程教改探索。
四、融入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