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1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转型理论；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76-01
一、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1]118。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
“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
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2]352。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3]69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四、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属于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4]325。福山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写一部世界的普遍史，而他得出结论是：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争论和批判就不能发展。福山的理论不仅使人们加深、扩展了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
市场也有可能失效，但是，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依然能找到对于市场经济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的详细分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属于自发调节的周密性、逻辑性和体系化程度很高的资源配置形式，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望尘莫及的。强调市场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会有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存在，但是“回波效应”和“传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参与市场的每一方都会有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肖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4
关键词：比较优势；比较优势陷阱；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4802
18、19世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以及经过里昂惕夫的综合扩展，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形成，并被当成主流的国际贸易学说，以及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指导依据。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促使世界贸易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也随之暴露，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出现，并对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阱
对外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阐释贸易发生和生长的导向标，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以及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扩展，形成了完整的贸易理论体系。
1.1 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国与国之间，任何产品的生产效率的差距并不是都相等的。任何国家集中产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各个国家都可以节省资源，取得由专业分工带来的利益。
其理论重心是：各国在进入世界经济市场时，都遵从比较优势原则，促进世界贸易中比较优势结构的建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资本和技术优势，生产出口以资本、技术为导向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生产出口以劳动、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如此以来，每个国家均可以从世界贸易里获益，进而提升国家经济水品。而且从比较优势理论关联推断上出发，它是较为成熟的。但是，实际的世界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也有没办法说明的状况，例如“里昂惕夫”之迷等此类现象，影响更深的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以此为方针，实施比较优势贸易策略，反而造成贸易形势更严峻以及贫困化不减反增的现象，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1.2 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是说一国对外贸易绝对遵从比较优势理论，依靠劳动力、资源等优势，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且以此进行对外贸易，在与经济大国合作时，尽管可以获取到利润，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贸易产业结构不稳定，并且长期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这样称之为“比较优势陷阱”。
下面介绍两种比较优势陷阱的类型：其一，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其二，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
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指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一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以此来寻找世界分工时的位置，一味的遵从机会成本的孰重孰轻，单纯的依靠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确立分工位置和对外贸易，以此只取得非常低的初级附加值利益。并且，长时间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则会持续强化这种效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世界贸易的低效益层面。而且，初级产品的刚需变化不大，初级产品的产出技术愈加完善，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发展中国家贸易形势变得严峻不可避免，出现贫困化不减反增的局面也是不足为奇。
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市场形势的严峻，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以出口制成品来代替初级产品，以先进科技来促进产业转型。但是，由于自身技术的局限性，只能靠模仿、借鉴世界先进科技或者是直接购买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以此来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促使进入高附加值阵营成为可能。然而，这只是比较优势战略的改进，而且，在运作的过程中太过依靠别国技术引进，又造成自身创新能力被限制甚至是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基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只得依靠别国的科技进步，从而导致在世界经济中，虽然进入了高附加值阵营，却依然处于受制于人得不到快速发展的尴尬境地。
2 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现状分析
我国是贸易大国，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对国际贸易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1 传统产业结构改善
历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现已走出了低效益的阴影，并且转变成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导。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初级制成品在对外贸易产品中的占有率逐年降低，且工业制成品的占有率逐年升高，而且经过深加工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的科技产品已经替代了初级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位，我国独有的优势正在显现，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得到了极大优化。
2.2 大国经济效应影响世界
我国参与世界贸易近40年，对外贸易不断成长，已具有大国规模。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国的初级制成品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劳动力、矿产等一些资源的价格变化也对世界价格产生不小的影响，大国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2.3 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由于我国独有的的劳动资源优势，世界各国以此为基础的外资企业不断向我国聚集，带来我国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项目等资源，使得我国生产业一片繁荣，大大的发展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综合分析，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改善了产业结构，促进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且确立了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地位。
3 比较优势陷阱对我国的影响
伴随世界经济不断深化、国内市场形势的波动，比较优势战略显现出不足。
3.1 传统比较优势效果减弱
改善了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但是，初级产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市场占有率和效益反而降低，说明传统比较优势所起的效果越来越小。其中作为初级产品的代表――轻纺织品，其比较优势也在降低。初级产品无法继续发展，核心原因是我国劳动效率提升甚微，薪资涨幅过高致使单位产品成本增加；而且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价格也出现了降低的苗头，并且这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区间不大，多数国家采取薄利多销的销售手段，以增加售额，更使得价格大幅降低。而且，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阻碍着这些产业的成长。虽然国内区域存在差异，初级制成品产业依然存在不小的发展空间，但是长此以往，滑入比较优势陷阱不可避免。
3.2 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我国的外贸规模虽然逐渐扩大，但是扩张难度也持续加大。由于对外贸易基数很大，继续扩大的话，就会不断地出现贸易摩擦，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事件。此外，我国进口流量也十分可观，巨大的进口量很容易造成世界市场价格增涨，致使我国进口成本升高。同时伴随着初级商品价格降低，我国的外贸前景不容乐观。
3.3 外资引进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出现偏差
由于比较优势战略，省市更多的关注初级产品产业的成长，侧重点虽重在运用外资。但是，初级产品产业却吸收了大多数外资，反而造成外企抢占我国出口配额，压制了本土的产业出口。并且，外商企业还挤入了抢占本国市场的行列。这与我国意在运用外来资源改善本土产业结构得想法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我国第三产业开发程度不高，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第三产业急需发展，但是，在引进外资方面却做的不够好。而且，第二产业中外资的大部分也被初级加工产业所接收。造成目前现状的首要因素就是比较优势战略，一味的注重劳动力优势，致使想尽办法运用外资扩大初级加工产业规模，却不注重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优势资本对产业结构的改善。这样，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变成外资企业去完成原本由国内企业完成的工作，而且产业结构却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4 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贸易环境，在世界贸易的浪潮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国优化贸易发展战略势在必行，撕破传统束缚，对传统优势重新定位，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发掘新的竞争优势，执行竞争优势战略。
4.1 发展竞争优势，兼顾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概括为：产出商品中所包含的别人所不能创造的、独特并且经久不变的属性。所以实行竞争优势战略，同时要继续发挥我国独有得比较优势，又因为产品得竞争优势必定是从其比较优势升级而来，而以独有得比较优势升级后得竞争优势也必将独一无二。我国初级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已处于领先位置，要想持续提高市场份额，更进一步，就必须重新审视市场形势，寻求市场新需求，以此为导向，致力于高精尖技术在产品中的运用，把传统工艺做精做细，提高商品的精致度以及先进技术的使用度，提高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这样的要求来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投合消费者需求；而且，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可搭乘科技发展的快车，投入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阵营当中，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4.2 合理运用跨国公司等外来资源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如何通过跨国公司来发挥我国比较优势转化的“竞争优势”显得至关重要，而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优势，而且，这个优势不仅是跨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的必需，还是我国在世界先进科技产业贸易中立足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力军，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以此来近距离的接触世界市场，这样既能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又可以汲取世界市场中的外溢技术、管理经验，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减少学习的成本，为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积累必要的人力、技术等资源，同时把劳动力比较优势升级为竞争优势。
4.3 科技创新，提升竞争优势
我国现在正处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边缘，急需完成竞争优势战略的实施，而竞争优势的核心就是产出产品中包含别人所不能创造的的独特属性，实现这一属性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创新，创造出所有产品都不具有的，那么，这样的产品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开拓创新，技术立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必须提高技术水平，把不能生产的、低生产效率的产品变成可生产的、高生产效率的产品；把别国产品具有的优点也同样让出现在我国的产品上，甚至做得更好；把原本一些产品消费者需要的但是不具有的功能通过科学技术使之拥有，抓住市场利益的最终源头。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交易 冲突 均衡 斗争 生产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75－02
一、从“棒”到“捧”还是从“崩溃论”到“责任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面对一个不断壮大的力量，以西方各国为代表的世界舆论的态度经历了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再到“中国责任论”的三大转变。这体现了人们对于陌生事物的接受的一般过程，即在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逐渐了解的过程中更客观地认知中国、评价中国。本文认为，这些转变可以概括为策略上从“棒”到“捧”。针对这些现象，以冲突经济学为突破点，以交易经济学为辅助，试图剖析这种态度的转变后面隐藏着的本质规律。
二、“斯密世界”与“纳什世界”
经济学领域根据不同理论对于真实世界的抽象即得出两个不同的世界。亚当・斯密通过智慧的分析真实世界，归纳出劳动分工的兴衰，以《国富论》为人们展示了“交易世界”的精彩，也可称之为“斯密世界”。纳什的出现带来了以“经济人会采用策略，损人利己达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为内涵的不合作或冲突世界的“纳什均衡”，从而为人们展示了另外一个真实世界的抽象世界“纳什世界”。二者在抽象真实世界时有不同的优劣势，交易世界更加准确地展示了“双方势均基础上的交易与互利行为”，而冲突世界在理解“单边优势基础上的斗争与互害行为”更为有效。
传统的主流交易经济学总是认为交易会达到“双赢”，因而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如何使资源配置产生更大的效益。而以冲突经济学的眼光看，在现实世界中，对一方有利的选择往往对另一方造成损坏（损害），因而经济学家更要研究如何避免最大的损害。
三、“棒杀”-“纳什世界”
“棒杀”对应的是分配性努力，是通过非生产性手段来影响资源的分配结果，这时面临的更多的是零和博弈，是双方通过对各自采取策略以及预期收益的思考得出均衡的过程，具有显著的纳什世界的特点，用纳什世界的抽象方法来分析更具优势。
根据不同的情形，引入分析产出与投入的竞争成功函数。①
竞争成功函数的比率形式。该函数中，认为最终的产出决定于双方斗争性努力占双方斗争性努力的总和的比率。
抽象出中国和敌方两个参与者。假定每一方将资源 在生产性努力 和斗争性努力 之间分配。以Pi表示双方在冲突的最后产出中获得的比例，其收益的比例显然受斗争性努力的影响。
竞争成功函数的比率形式为：Pi=Pim/■Pim。其中m为决定系数，表示斗争性努力转化为战斗成功的程度。无论斗争性努力转化为战斗成功的程度多大，只要双方斗争性努力相等，那么二者的成功份额就相当，即各50%。
竞争成功函数的差异形式。该模型中，最终的产出决定于双方斗争性努力的差异程度。
这个时期的状况可以借用比较成熟的“竞争成功函数”的比率形式来描述。抽象出中国和敌方两个参与者。假定每一方将资源Ri在生产性努力Ei和斗争性努力Fi之间分配。以Pi表示双方在冲突的最后产出中获得的比例，其收益的比例显然受斗争性努力的影响。
差异形式为：
P1＝1/（1+exp[k（F2-F1）]）
P2＝1/（1+exp[k（F1-F2）]）
参数K是决定性系数，表示斗争性努力转化为战斗力的程度。
斗争性努力的边际回报在比F2少时是递增的，在F2附近也是递增的，但是当超过F1较多时，边际回报开始递减。也即在稍微比对手斗争性努力多一点点时，此时的成功份额增加的很多。
比率模型适用于双方信息比较对称时的情形。鸦片战争中，中国付出的斗争性努力几乎为零或者相对于西方的几乎可以忽略，所以由模型可知，此时中国的成功份额只能为零，不可能有收益，验证了历史的客观事实。
通过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生产性努力与斗争性努力之间，必须有侧重点的加以考虑。西方对于中国的“棒杀”策略，是基于中国的斗争性努力几乎为零的前提下才是最优的。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是相互影响的，只要有一方改动自己的策略，那么纳什世界的均衡就会移动。然而可悲的是在近代的中国或许理念上没有意识到斗争性努力的重要性，或者意识到了，但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投入到斗争性努力当中去，导致最后的成功份额几乎为零，铸就了近代屈辱的半殖民地历史。
决定系数越小，参与者的斗争性努力的回报就越低。建国以后，中国的抗美援朝、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对峙都强烈的向世人展示了斗争性努力的决心。 两弹一星等重工业的发展也为斗争性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因素使得对手通过斗争性努力转化为成功的能力越来越小，即m和K的值变小，由图形可知，当决定系数逐渐变小时，选择斗争性努力使自己增大自己份额的努力就越不容易实现。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交易性努力，来达到解决问题的均衡。这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论断“和平发展”为世界的主题。
四、“捧杀”-“斯密世界”
当斗争性努力的回报逐渐减低，决定系数逐渐减低时，越来越多的资源就分配与生产性努力之中。此时更多的是通过交易达到双方的目的，所以要求在交易世界中达到对自己有利的均衡。交易世界以分工为基础，以双方意愿的价格基础上的交易为途径，最终达到一组价格向量使得所有参与者达到自己的最大化效用。
在国际战略中，基于通过交易性努力取得优势的前提在于“自由贸易掩盖下的比较优势”，自己取得利益还吹捧对方具有比较优势，用自由贸易掩盖捧杀的目的。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英国主张自由贸易不是为了平等而是自己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能够取得优势。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使得该国获得国际上的优势。第二，生产成本 低碳 （可持续）减量化的特殊形式，环保条件下的自由贸易。比如碳关税、银行税等。捧与自由贸易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来看，发达国家认为己方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占优势，但是还对于发展中国家指出这种行动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占优势。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1）欺骗对方，不指出实质的逻辑关系。（2）蒙蔽对方，否认长远，只让对方看到眼前的利益，吹捧不科学的理念。比如对于中国制造的吹捧。根据产业链理论，制造环节处于产业链增值的低端，其他的环节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通过大势宣传中国制造，吹捧中国，使得中国即使处于低端的地位，仍然心理上感到光荣，而实际上，最大的利益已经被榨取，剩下的制造环节的利益非常少。这不仅仅是对于短期的影响，而且对于长期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可能使中国进入发展的低水平陷阱。
改革开放是对于“交易世界”理解到位的举措。改革开放打开了之前分工的壁垒，使得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通过交易，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人达到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时，整个社会也达到了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世界范围内斗争性努力的回报逐渐减低的趋势下，以交易世界为主题的全球化浪潮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合作，通过G20、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筹与协调，交易世界趋向于不断地繁荣昌盛。
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迟滞，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世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浪潮之后，西方的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受到了现实的严峻考验，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是“西方智慧”还是“东方文明”更适于组织整个世界的运行，这样的疑问进入了学术界的探讨。
面对新生的力量、新生的文化，西方世界开始反思的同时也有些人抛出“中国责任论”，在斗争性努力不足以抵挡中国发展之后试图通过“捧杀”这样的交易性努力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在2008金融危机后，由于经济体系内西方似乎没有发言权，于是其通过战略性思考站在了全球制高点“节能、环保、低碳”，于此同时还站在了“削核武器”的制高点，想引领全球思潮，把全球的关注点从失败的经济转移到其他方面。这是交易性努力的突出表现，也是对于中国“捧杀”的突出表现。
发达国家通过斗争性努力起家以后，已经占据了优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交易性努力，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交易规则，交易标准，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其关于“汇率”，关于“碳关税”，关于“金融创新”的策略，皆是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的发展。
可以讲，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交易之外，更多的“捧杀”组成了一个个精彩的“交易世界”。要想较为准确的把握现实世界的运行，应该可以把交易世界和纳什世界合为一体予以考虑。
五、“棒杀”与“捧杀”-“真实世界”
“大棒”还是“玉米”？“大炮”还是“牛奶”？“棒杀”还是“捧杀”？讨论到此恐怕不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真实世界应该是二者的结合才可能更加准确地予以理解。面对真实世界，不仅要有斗争性努力的能力，更要有交易性努力的基础。
结合建国以来国防资源配置的历史数据，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变化可以看出，国防与经济发展经历了“先强军以立国”的“建国期”（1950―1980年）、“先富国以强军”的“忍耐期”（1980―2000年）、“强军富国”的“补偿期”（2000―2010年）三个阶段，军民融合统筹强军富国的“和谐期”正在到来。用冲突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即先“斗争性努力”占优，再“生产性努力”占优，最后达到二者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状态。这一结果正体现了本文分析的结论。
关于两个世界的构造可以给出理解真实世界的新的思路。在应对真实世界的问题时，能够运用“交易”和“冲突”两个维度去思考，能够“棒杀”与“捧杀”相结合去考虑国际相处中应对的策略，从而合理配置国防资源是本文期望达到的目的。
① 国防经济学手册II。
收稿日期：2011-06-09
作者简介：阮晓萌 （1986-），男，河北曲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装备采办市场研究。
参考文献：
[1] Keith Hartley，Todd Sandler， The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 The North Holland Press ， 1995：177~186.
[2] Lu Zoulai， Modern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Beijing： Oil Industry Press，2006：226~227.（卢周来，现代国防经济学）.
[3] Hirshleifer， J.， 1987， Conflict and defense，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Macmillan/Stockton， London/New York） 567-570.
[4] Hirshleifer， J.， 1991， The paradox of power， Economics and Politics 3， 177-200.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范文6
回归这十余年，澳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然而，澳门的发展，一直受到自然资源极限承载能力的限制，如何以新视野、新角度、新思路来看待澳门在世界经济和大中华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破阻前行，如何深化民主政治、经济繁荣、文化传承，不仅是澳门特区政府关注，也是澳门的核心发展问题。人民论坛杂志记者在2011亚澳论坛会议期间专访了澳门知名人士苏香玫女士。
人民论坛记者：苏小姐，您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女性，在人生奋斗的历程中，不仅成为少有的澳门商界成功女性，而且也成为澳门知性女性的代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和进步？
苏香玫：1999年自己有幸代表澳门去到祖国首都北京见证澳门回归这一历史时刻，至今虽然已时隔十年，但回归当晚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回归庆典晚会上，虽然不能身同其受地与澳门市民共同见证这终身难忘的时刻，但是身处首都北京这一大家庭中与祖国人民一同欢庆澳门回归，感到十分温暖和激动，尤其是看到澳门区旗与国旗一同升起的时候，感受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而我有幸能够在澳门回归的时候，代表全体澳门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和国家众多艺术家及两千多位演员共同主持大型回归庆典，是我毕生的荣耀和幸福。
回归这十余年，我参与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创办；投资涉足房地产、珠宝、教育、战略研究等领域；创办“澳门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创办“亚洲战略管理研究学会”；与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黛安娜博士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创办了公共知识分子交流平台“亚澳论坛”。我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澳门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澳门政府和民众，特别是团队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亚澳论坛”的知名度、影响力逐步提升。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论坛研讨遍地开花的时候，与伙伴们共同创办非营利的“亚澳论坛”？
苏香玫：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三个影响力卓著的论坛――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亦称达沃斯论坛。我个人偏爱世界经济论坛。究其原因，既不是因为它比前两个论坛成立时间早许多，也不是因为在西方它被称为“民间联合国”、“世界顶级CEO俱乐部”，更不是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最高荣耀，而是因为它是全世界之最活跃的思想者“头脑风暴”的策源地、最智慧的政治家预示“趋势性”的模拟广场、最卓越的企业家推出“商业模式”的展示平台。因此，我与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黛安娜博士共同创办了“亚澳论坛”（Asia-Macau Forum），一个在澳门落地、以华语宣讲的非官方经济与管理并重的论坛。论坛参与者为著名华裔、华语经济界、管理界著名专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论坛借助澳门优秀的东西文化底蕴和内涵，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和管理新理念、新模式、新思想。“亚澳论坛”秉承“专业、客观、公正、有效”的宗旨，与企业合作，共谋澳门经济发展与进步。
适逢众多富裕起来的澳门人开始思考：如何加快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如何快速实施公共行政改革理念和目标、如何快速提高澳门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档次？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提升澳门在全世界人心中的社会形象？“亚澳论坛”传播和宣扬的理念让富裕起来的澳门人，清晰地知道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系统的注入，将为重塑澳门人价值观和整体形象注入文化、智能、知识的力量。而具有文化、智能、知识力量的“亚澳论坛”在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人民支持下，将成为“东方达沃斯”。
人民论坛记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您如何看待在新经济形势下的澳门经济发展？澳门应该如何把握发展机会？
苏香玫：与那些为解决历史争端而遭受战火的人民相比，中国人应该庆幸：我们有邓小平“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大旗指路，我们才有今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安定进步的幸福生活！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特别是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人重新评价中国：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她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将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爆点，澳门也将在世界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异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具有区位经济优势的澳门，拥有最好的机会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富有建设性地发展低碳经济和建立低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澳门应该在亚洲，特别是大陆经济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中，寻求并着手制定一个符合亚洲洲情的低碳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路径图。这也是本届亚澳论坛“思路决定出路：聚焦澳门绿色GDP”的重要出发点所在。
人民论坛记者：澳门产业发展适度多元化问题，一度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梦幻澳门”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文化创意产业”包含哪些方面？
苏香玫：我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澳门文化“软实力”分为澳门文化感染力、价值观吸引力、对外发展亲和力、制度控制能力、舆论协调力等五力。我认为澳门文化“软实力”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如当今澳门的文化、建筑文化、时尚娱乐文化、品牌营销文化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着世人对澳门文化的探究、研讨和实践。为此，我和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实证研究，推出“梦幻澳门”――一个实践“一国两制”、运用“飞地”经济理论的文化旅游商业房地产创意项目，为澳门中小企业突破发展资源瓶颈提供可操作之方案，此方案已经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投资家、两地政府等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