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范文1
受高考命题的影响，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学历史教学“抓纲务本”照本宣科，师生追求单纯的知识记忆。这与高校选拔、培养专业人才相矛盾，所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关注，不断探讨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的改革。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依据教材逐项分析拿破仑上台的历史条件、政权的内政外交，得出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事实质的结论。这样讲解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但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综合。如转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交给学生议论，教师点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出了“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分析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从当时的时势或物质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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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历史资本意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的使命，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世界史论文范文3
按照目前国内诸多学者的阐释，全球史观的核心观念是：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整体地考察世界各个社会或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浸透着浓厚的世界文化平等主义思想，即认为这种史观有利于在史学方面摆脱“西欧中心论”模式，在文化方面颠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霸权。这种史学观念自20世纪中期之后的出现，其最直接的现实动因，无疑是战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变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曾经压抑在帝国体系下的世界突然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它自90年代之后呈日益盛行之势的根本助推力量，同样是因为世界格局的新的演化，也就是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但是，促成这种史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并非仅止于此，自古至今人类漫长的史学撰述和思考累积下来的成果，以及平等主义思想在近代世界的稳固进步和深入人心———从关注一国一民之平等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平等的认同，都为西方学者思考当今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当代全球史视野兴起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2]（P18）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当前（事件）—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2]（P181）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2]（P183）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3]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2]（P520）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4]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2]（P521）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5]（P222）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6]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LancelotVoisindelaPopeliniè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7]（P220）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8]（P8）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9]路易·勒鲁瓦（LouisLe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10]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11]（P3）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12]（P87）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
[13]（P637-638）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13]（P459）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13]（P565-576）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12]（P126）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12]（P126）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13]（P134）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14]（P270）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15]（P101）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16]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的图式。[17]（P539-573）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16]（P186-187）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18]（P1-21）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19]（P145）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2]（P34）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20]（P21）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21]（P1）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22]（P7-8）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23]（P576）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22]（P9-11）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22]（P11）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20]（P67）106--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24]（P3、7、2）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4]（P231）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24]（P87）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LudwigvonSchl觟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12]（P167）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25]（P243）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5]（P158）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Route）。[26]（P3-4）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rnal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毁灭的危机、去殖民化的来临、全球范围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移民浪潮、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或这个时期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思潮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哲学家的世界史，如索罗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年）、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年）、沃格林（EricVoegelin，1901-1985年）等人的著作；社会学家的世界史，如现代化分析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文学家的世界史，如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1914-2004年）的《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艺术史家的世界史，如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年）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宗教史家的世界史，如道森（ChristopherDawson，1889-1970年）的《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环境与生态学家的世界史、女性主义的世界史，等等。历史学之外的这些学科的关注，大大地拓展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范围，使世界史的图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这些学科所关注的本体对象中得到启示，将它们纳入到史学研究当中。
世界史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世界中世纪史；生态文明；教学；瘟疫
《世界中世纪史》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专业必修课中，起到了衔接《世界古代史》与《世界近代史》课程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教学中除传授基础知识之外，还应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新动态。若将疾病史内容引入教学，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引导学生关注学界动态。
一、引入生态文明教学的必要性
疫病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疾病的发展史。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P.339
除以上现实意义外，将发生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切入点引入教学，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在学习中结合生态环境问题审视瘟疫发生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同时，通过对研究过程的介绍，可让学生大致了解相关研究的基本思路，有利于学生今后发展。
近年来，史学界之所以逐渐加大了对环境史的关注，尤其是对疾病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科技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一旦发生瘟疫，必然引起一系列不利影响。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及其复发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版图的计划破产。
综上所述，在《世界中世纪史》课程教学中引入与“查士丁尼瘟疫”相关的研究动态与成果，有助于学生了解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情况。
二、“查士丁尼瘟疫”教学的步骤和方法
《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对象主要是以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为主，在将“查士丁尼瘟疫”引入课堂教学时，应从瘟疫来源、症候、传播路线、瘟疫性质及其影响等方面讲授。
（一）强调搜集和研读与“查士丁尼瘟疫”有关的史料
应从本科教学阶段就让学生们了解，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对象。由于迄今尚未出现与“查士丁尼瘟疫”有关的考古发现，因此该时期拜占庭史家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资料。6世纪拜占庭著名史家普罗柯比的《战史》[2]对“查士丁尼瘟疫”做了详细叙述。此外，阿伽赛阿斯的《历史》[3]等作品则记载了“查士丁尼瘟疫”在不同阶段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与最为重要的一步。《世界中世纪史》课程属于历史学本科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主要针对刚入学不久的历史专业学生，笔者发现，初入历史专业不久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一方面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在提出问题或想法时忽略了论据的重要性。通过在“查士丁尼瘟疫”教学中强调史料，有助于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观念，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二）确定“查士丁尼瘟疫”的发源、传播路线和性质
首先，确定瘟疫首次发生的地点。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查士丁尼瘟疫”最初出现在北非的培琉喜阿姆[2]Book2， P.453，此地地处埃及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在疾病史研究过程中，明确疫病发源地十分关键。
其次，考察瘟疫传播路线。根据史家记载，“查士丁尼瘟疫”从北非沿东西两条路线分别传到了巴勒斯坦、叙利亚、意大利、高卢等地[4]PP.136-138。而瘟疫传播的媒介主要是商船和军队。由此可见，对瘟疫传播路线的考察可以增强对这一地区的贸易和战争形势的了解。
第三，通过患者症状分析瘟疫性质。根据普罗柯比的描述，患者的腹股沟处出现了脓包，大部分学者据此将“查士丁尼瘟疫”确定为鼠疫。但由于相关史料中缺乏具体的人员死亡数据，学界对它的关注度远低于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比对不同史家记载，可对瘟疫性质进行微观分析，对“查士丁尼瘟疫”的性质进行判定是进一步研究其所造成影响的基础。
（三）研究“查士丁尼瘟疫”的社会影响
将“查士丁尼瘟疫”引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分析是疾病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查士丁尼瘟疫”的最直接影响是拜占庭帝国人口的大量减少。据普罗柯比记载，瘟疫高峰期中君士坦丁堡每天死亡人数可达5000乃至10000人。[2]Book2， P.469拉塞尔估计“查士丁尼瘟疫”使拜占廷帝国的人口下降了40%—50%。[5]P.196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多寡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之一。人口的急剧减少会引起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连锁反应。
“查士丁尼瘟疫”在导致拜占庭帝国人口锐减的同时，也对帝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安戈尔提到：“查士丁尼瘟疫在帝国境内频繁的复发给帝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尤其是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和人口基础。”[6]P.26城市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城市人口的绝对减少自然会对社会经济会造成危害。[5]P.181可以说，6世纪地中海东部城市所出现的衰落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
此外，“查士丁尼瘟疫”也对帝国军队和对外战争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队规模一般是与总人口成正比的，人口的绝对减少必然会造成军队规模的缩小。因此，在“查士丁尼瘟疫”的影响下，在役士兵以及征募人数的共同减少导致拜占庭帝国军队人数的绝对下降。兵源不足不仅是罗马帝国晚期军事史的主题之一，从6世纪开始也一直困扰着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在军队人数下降的情况下，战略形势从公元6世纪中期开始急转直下。查士丁尼一世试图重建旧日罗马帝国版图的希望破灭，拜占庭帝国的疆域逐渐收缩。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6世纪前期与后期的疆域范围进行对比，增强学生的纵向对比能力。通过分析“查士丁尼瘟疫”对帝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响，有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生态环境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性。
三、小结
对“查士丁尼瘟疫”的分析与研究，是对拜占庭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同时也是从疾病史的角度对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将其引入教学过程中，可以令学生接触到当今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有利于学生初步掌握就某个特定问题进行历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并可帮助学生认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参考文献：
[1][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2]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lated by H.B. Dew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 Frendo， Einband： Luderitz & Bauer， 1975.
[4]Michael Maa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Josiah C. Russell， “That Earlier plague”， Demography， V.5， N.1， 1968.
[6]Michael Angold， Byzantium： the bri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London： Butler Norton Ltd， 2001.
世界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文化；全球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08 ― 02
在历史朝着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世界化和经济世界化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日趋多元化。任何现象都有双重作用，文化全球化既为我国文化的创新注入了新因素，秉承“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文化大融合，让中国的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文化全球化也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带来了阻碍，为推崇“和平演变”政策的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扩张带来了契机。中国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文化的激荡。中国如何能够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大国文化输出的挑战，实现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是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双力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与传播，相互碰撞与吸收。
（一）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时就鲜明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他们也在这里直接地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并肩前进的，只是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程度、时间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尤其是在大工业革命开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而产生的。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比文化全球化凸显程度较高。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互联网的影响下突破空间限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阶段文化全球化浪潮进入人们眼帘，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并驾齐驱之势。
（二）文化全球化是满足利益诉求的进程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人们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第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资产阶级角度来说，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是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世界化。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4〕。从无产阶级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无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必然竭力地在世界各地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扩大无产阶级的联盟，通过暴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国家的利益需求。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对外进行交流的职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的共同点，也存在利益的互斥点，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各个领域渗透。在历史世界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中，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全球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从外国文化流入中国的角度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都具有差异性，具有优劣之分。因此，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能起到文化融合互补的作用，在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营养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运用来自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思想，提出了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以媒体、交通、网络通信等为载体进入中国，其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文艺视角、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等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力。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随着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性的竞争力。谁能在文化发展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直起腰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彰显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向世人宣传着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中国新兴的夫人外交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端庄典雅，极具亲和力的国民风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处理好中外关系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中国正在盛行的反腐败浪潮，与他国建立的联合反腐机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铲除毒瘤、整顿党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本性，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习惯的消融。在传统节日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逐渐冷淡，西方的传统节日如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日益闯进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圈。在“食”方面，中国的美食对于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低于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在“住”方面，中国房屋的构筑大多以小洋楼的模式出现，逐渐“西式化”。在“衣”方面，韩流、欧美风、日系列款式占据主流，中国的传统元素日渐消失。
其次，外来文化改变着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试图通过语言文字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迷惑中国人民的心智。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战略轰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以达到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瓦解中国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方国家以先进的媒体、通讯等工具为平台向中国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宗教、哲学等各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
（一）整合中外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提升，我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实行中外先进文化的强强联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的多样性既源于本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源于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燃起的新火花。每一个国家的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是良莠不齐的。我国既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实现“洋为中用，推陈致新”。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左”和全盘肯定外来文化的“右”都是错误的。我国必须要警惕、避免这样的危险，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二）扩宽渠道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指外来文化的流入，另一方指本国文化的流出。我国想要在文化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既要求文化上的创新，也要求创新文化上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我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扩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可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量新型开放软件，以人民群众为传播主体，向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二，我国可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讲解本民族的经典文化，拍摄有关中国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并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重要期刊、杂志的版面定时刊播。第三，我国可在外交方面通过国宴、领导人的言谈举止、夫人外交等细节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此外，我国也可通过民间团体组织、旅游、交通、商业活动等其他方式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
（三）警惕文化侵略、维护文化安全
我们不得不承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历程中形成、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典文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上演成功。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增强我国文化主导力，构筑文化安全防护墙。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按照十报告中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以各种形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础，旨在增强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抵御不良思想的能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育、期刊、学报、央视主流媒体等传播媒介，专家讲座、社会论坛等交流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内化为大众的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向大众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需强化他们对文化渗透、侵略的认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我国文化的主导力、国民意识的抵抗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参 考 文 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世界史论文范文6
一、“欧洲中心论”的定义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但超越“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命题，实现也绝非易事。对于如何实现超越，各学术大家提出诸多良策，但关键的一条是不要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在批判和超越之间建立起对话和沟通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