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文斌 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明，政治思想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知，经济全球化必然波及社会、文化领域。因此，当代世界的文化发展特点必然要从全球化的视域中去探寻。
一文化发展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发展到目前，已经不单指某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变化，成为真正带有全球性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来分析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所以对全球化的理解“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从经济上说，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全球贸易，即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国际化;从政治上说，则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文化角度说，则是全球化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包括国际资本介入各民族国家内的文化市场，对其投资和制约，国内文化制作与国际性的文化消费市场的关系)，消费主义的全球性蔓延。而全球化的步骤则由经济与金融界扩散到了文化界，由西方波及到东方”［1］(P48)。因此，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在全球化视域下对文化价值目标的追求必然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当代世界文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单城性”特点，“即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在过去，如果说有可能把社会、文化进程与实践理解为是一整套地方的、相对来说是‘独立的’现象的话，那么，全球化则使世界成为了‘单一的地方’”［2］(P13)。这就是全球化给文化留下的前所未有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单城性”特点，当然也会给文化价值目标带来相应的影响，使之自然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趋同性。
另一方面，从内容上来看，当代世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体的世界意识的强化。文化问题“都是有关我们自身普遍的和共同目的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有关深层次的个人的意义的问题。文化是普普通通的，在每个社会、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是如此。”［3］(P26－27)人类通过文化构建生活的意义。因此，“当我们以此种观点去切入复杂的联结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了意义构成的语境的;它是怎样影响人们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观、欲望、神话、希望与恐惧的。”［4］(P27)再次，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以它自身不可阻挡并且日益加强的力量不断消解着地方性。“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促进了更多的有形的流动性，但它对文化影响的关键之处在于地方性本身的转型”［5］(P40)。全球化以两种向度消解着地方性。其一，对离开本人居住地的人来说，无论他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由于当今世界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产品和生活场景的雷同，会使他没有离家的感觉。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商业文化在功能上建构了普遍性的“亲近感”，把出家在外的人熟悉的场景氛围从其故乡延伸到了异国他乡，以此消解了地方性。其二，对于当地居民来讲，尽管他们每天都会体验到在家的感觉，但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商业文化却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在熟悉的家园产生一些莫名的陌生感，同时减少地方的可靠性，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家也是变幻不定的地方了。当家变得与其他地方越来越相似的时候，他就逐渐丧失原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地方的可靠性因此而消解。
文化的全球化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上述表现，但我们不能因此断定世界文化已经出现同质化的单一形式，世界各地的文化价值目标都是一致的了。相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全球化在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同时，却以另一种力量在促进文化本土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地都有着不同文化价值目标追求，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的矛盾与统一。文化本土化在强大的全球化挑战面前之所以存在，有下面几个主要依据:
其一，尽管文化的全球化形成了国际性商业文化及产品，但这些不足以说明全球文化已经同质化。因为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商业文化尤其是文化产品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文化的质的存在并非直接同一。如果我们硬是认为这些全球化的外在表现就是全球文化的同质化，那么“我们或许就是正在使用文化的一个相当贫瘠的概念:把文化降低到了物质商品的地步。”［6］(P121)由此可知文化并非就是商品，也不只有物质文化这个层面，文化概念最本质的东西在于它构建存在的意义，“文化(至少)应当被看作是存在的意义的象征化和体验。”［7］(P121)而上述商业文化及产品并没有达到使我们的生活产生意义这样的高度。因此文化的全球化并非世界文化的同质化，因而文化的本土化存在也就在自然之中。
其二，文化的全球化尽管通过密切的复杂的联结，使文化在时空的一定程度上得以压缩，但它还是没有融入本土文化之中。“要知道，商务舱的旅客所没能体验到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日常文化实践的最本质的东西，而这种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且在具有侵略性的联结面前，它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差异性。这种文化不会在五星级的国际饭店中显现出来，但它会在大街小巷、房屋、教堂、工作场所、酒吧与商店这些远离商业或是旅游中心的地方显现出来。这类‘地方性’都是相当简单的地方，人们在此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家’的日常环境。”［8］(P10)正是这些地方性的生活的本真状态，使得其地方特色一方面不容易受到国际商业文化的直接控制，从而保留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地方特色体现了文化的产业，使本土文化得以保存。
其三，文化的全球化尽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性的可靠性，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消解本土文化最本质的内涵。文化的本土化最本质的东西在于文化是建立在特定的地方的人们所共有的感情、价值观、语言、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这个地方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与共同的命运感等基础上，这些构成了人们的认同感、归宿感与亲近感，构成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故本土文化难以被摧毁与同化。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的本土化始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极，而且在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下，本土文化的捍卫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使文化更加凸显本土文化的特色。同时没有本土文化这种多样性文化的存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必然缺乏生机与活力。#p#分页标题#e#
二文化发展的冲突与融合
如前所述，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文化呈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统一特点，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引起文化价值目标的彼此冲突与融合。文化冲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的发展历史从来都是在相互交往中发展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由隔绝走向交往，这就为文化的冲突提供了前提。”［9］(P81)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一，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冲突在规模上呈现出范围广、影响大与形式多的特点。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文化传播技术带来的是传统的地理空间界限的被打破和社会生活中多领域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碰撞与交流，使文化的冲突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区或国家之间、局限于吞并或毁灭的简单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范围。
其二，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冲突在引导上呈现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特点。由于经济决定文化，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发起的，因此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冲突是与经济发展和扩展紧密联系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决定其在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引导地位。“全球化实际上是多国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张［10］(P50)。现在看来，全球化尽管不是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但西方国家确实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倾销，全球化文化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
其三，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冲突呈现出深层次的特点。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冲突不再只体现在文化的表层，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文化冲突也逐渐超越了生活习惯、礼仪风俗等等表层现象的局限，开始深入社会生活的基层，侧重于关注不同地域文化发展中的本质差别。而文化的本质差别则体现在文化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不同认同感、归宿感与价值感的意义系统，于是作为全球化下文化冲突引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将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扩张到其他非西方国家。这表明文化冲突已经从外在形式深入到核心。同时在当今“东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三大文化冲突中，“东西文化的冲突”成为最为关键的文化冲突，因为西方文化企图通过全球的文化冲突把其他文化同质化。同质化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如价值观、意识形态、认同感被其他文化取代，意味着该文化的消亡。当然文化冲突尽管有可能同化或摧毁一个文化，但文化冲突仍然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力量。并且文化的冲突必然带来文化的融合，使各种文化互相注入新的因素，共同发展。文化融合，这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来说，文化融合是指某几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从广义上来说，文化融合则是指人类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全部融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下，形成统一性的世界文化新形态。”［11］(P91)目前我们基本上只能从狭义的文化融合概念上来分析文化融合，当今时代的发展为文化融合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机会。
第一，全球化为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广阔的平台。全球化打破原来世界的时空界限，使整个世界处于开放和不断交流中。总之，全球化使“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2］(P276)。这种全球化使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相互融通、相互促进成为可能。
第二，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提供了外在的推动力量。文化冲突不失为文化之间交流和碰撞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文化的融合并不是一个主体意识自觉自愿进行的主观过程。只有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冲突和相互碰撞中，文化的融合作为一个客观的过程才有可能实现”［13］(P93)。所以，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才能在相互矛盾、比较中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保存自身的质，兼收并蓄，发展自身，这样，文化的融合也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文化与人自身的发展的自觉意识是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人类文化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类自身则在不断打破自然、社会、生理等的限制中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发展。而文化融合正是文化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所以全球化过程带来文化冲突之时，文化融合也就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这种文化融合并不是文化形式的简单相加，这种文化融合所要达到的结果，“并不是形成一种取代所有现存文化形态的全新文化形态，而是形成了一种可以包容原来若干文化形式的主要特征的东西。这种文化形态不可能完全取代原来的不同文化形态。恰恰相反，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使得文化的表现方式比以前更加丰富多样”［14］(P62)。文化融合过程是一个矛盾对立，相互斗争并达到辩证统一的过程，它既推动了当今时代文化的向前发展，也形成了全球化之下世界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即文化的“中心论”与“边缘化”。
三文化发展的“中心论”与“边缘化”
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在不同地域则表现为文化的“中心论”与文化的“边缘化”。文化“中心论”是指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强势文化利用自己的强势，力图用自身文化来同化或吞并其他文化，从而形成以其自身文化为核心或主导、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地位。而这种“中心论”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其代表有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全球化之下的“中心论”则转化为西方的文化霸权，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文化霸权同化其他文化体系或者对其他文化体系起引导作用，其途径与方式主要是:
首先，凭借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优势实施文化霸权。西方社会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的迅速积累，同时使经济的交往开始突破地域、国家的限制，开始走向国际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5］(P276)可以说当代的全球化已远非在经济领域，它已波及到精神生产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其经济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意识形态，从而实现文化霸权。#p#分页标题#e#
其次，凭借文化传播媒介优势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以达到文化霸权之目的。西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传播介质的更新，改变了以往文化传播的途径，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成为主要的传播介质。而西方国家则是这些技术的主导者，它们利用先进的技术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主要是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渗透，而且这种渗透还是西方国家有目的性扩张西方文化的自觉意识。
再次，凭借文化产品生产的优势，由主宰消费观进而达致影响价值观。现代西方的文化生产，通过各种媒体，制造各种“虚假的需求”，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以达到人们购买产品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商业盈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文化工业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敌对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有效地减少控制的成本。最后，凭借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优势，通过文化殖民来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教育的国际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发达国家利用本国教育资源的优势，大量招收国外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以法律形式鼓励高技术专长的人才移民;利用跨国公司网罗高技术人才;通过基金资助学者进行学术问题的研究;派出人员进行学习、考察、任职等，企图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改造，使他国人才接受自己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
文化的“边缘化”是指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弱势的文化，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与扩张之下，越来越处于次要的甚至面临消亡的艰难处境。正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作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的输出和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地灌输给作为第三世界的东方，因此，在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霸权话语下，东方文化不仅在20世纪处于边缘地位，处境艰难，而且只能被动接受。东方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6］(P58)文化的“边缘化”在全球化之下日趋凸显，文化的保存更加严峻与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