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世界建筑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1
1《建筑模拟》国际学术期刊创办背景及运行经验
1.1期刊支撑学科简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学科是《建筑模拟》国际学术期刊的主要支撑学科。该学科于1952年正式成立，目前有全职教师23人，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11名，助理研究员3名。教师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名、北京市教学名师1名、中组部“青年千人”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5名。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环境科学与工程，包括建筑环境科学、建筑环境设备与系统、城乡能源系统和国情政策与战略4个主要方向。经过60多年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学科也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行线。迄今为止，本学科在国内外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及知名度，拥有“建筑环境与建筑节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室内空气质量评价与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研究平台。此外，还与多个国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主办IndoorAir,BuildingSimulation等国际系列学术会议，担任国际能源署建筑与社区节能委员会（IEA-EBC）执委和中国代表，近十位教师在行业国际期刊中担任主编、副主编、编委等职。本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平均每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00多篇，其中SCI收录的国际期刊论文50~60篇。与国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顶级研究人员与研究生进行常态化的密切交流。经国际评估，本学科被认为是在建筑节能与建筑环境领域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丹麦技术大学齐名的三大国际一流学术研究团队之一。
1.2期刊创办背景简介
2008年，基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创办自己的国际学术期刊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本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尽管十几年来不断添加新的跨学科元素，该领域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发表基本上被几个有50年左右历史的大型国际学术期刊所垄断。因此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恰好，2007年本专业在北京成功主办了建筑模拟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BuildingSimulation2007。本专业又长期在建筑模拟领域有深厚的积累，开发了国际上认可的数个建筑模拟软件平台。因此决定以此为主题，创办国际上首个专注于建筑性能模拟的国际学术期刊。期刊英文名称定为BuildingSimulation：AnInternationalJournal,简称BuildingSimulation。由一个并不算大的学科创办国际学术刊物，这在当时国内仍是个新鲜事物，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也招来一些怀疑的声音。幸运的是，该想法得到了清华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迅速组织了具有办刊经验和热情的教师团队开展前期调研及可行性论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斯普林格）作为联合出版方，对期刊定位、出版、发行等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派出了精干的出版和编辑队伍参加期刊筹备及后续运行工作。出版发行所需经费也主要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承担。2008年3月，经过半年多的紧张高效的筹备，《建筑模拟》首刊正式发行。期刊聘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江学者”杨旭东教授为主编，清华大学江亿院士、比利时列日大学的JeanLebrun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AliMalkawi教授（现为哈佛大学教授）为副主编，聘请清华大学青年教师赵彬、燕达、夏建军3位副教授为助理编辑（现赵彬教授为期刊副主编，后又分别聘请了在美国工作的青年学者BingDong和YixingChen两位博士担任助理编辑），协助主编和副主编工作。聘请了建筑模拟领域40多位国际顶尖学者为编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出版社派出由曾洁编辑领衔的编辑出版队伍、斯普林格出版社也派出一位高级编辑参加期刊的各项工作。期刊分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步发行，为保证纸质版的出版效果，采用四色印刷，额外费用全部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承担。开始发行时为季刊，每期发表10篇论文，按照主题分5个固定栏目（A、B、C、D、E）。5年后改为双月刊至今。
1.3期刊运行及管理
《建筑模拟》从2008年首刊发行至今，已经整整十年，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经过短短3年，期刊于2011年被国际数据库SCI-E索引，正式成为SCI源期刊，并且从创刊开始的所有论文都被SCI索引。2015年被EI索引。2017年期刊的影响因子为1.673，进入“建筑技术”领域Q2区。2017年共6期74篇，论文作者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全年总下载28277次。总结期刊10年来的运行经验，我们认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首先，要有一个团结、勤奋、开拓进取的编委会团队，负责期刊日常的运行管理。由于是整个专业在办刊，因此期刊的运行管理不是主编或副主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研究团队的事情。《建筑模拟》组成了由学科专业、编辑、出版核心人员组成的期刊运行小组，负责期刊日常管理、交流，研讨发展定位等重大事项，及时跟踪和引领国际上主要研究动态，及时有效地组织高水平稿源。第二要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尤其避免将期刊办成地区性期刊，甚至是成为发表自家作品的“自留地”。国际化稿源、国际化读者、国际化运作、国际化发行是本期刊长期坚持的根本原则。目前期刊的46位编委会成员来自全世界10余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编委只有5名。论文作者、审稿人来源也都做到了充分开放及国际化，其中亚洲、欧洲、美洲各占三分之一左右，与本领域其他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基本相同。第三是严格把控论文质量。发表高水平论文是学术期刊的生命。本刊采用多种方式严格把控论文质量，每篇稿件除了主编、副主编初审及终审，还需至少两位国际审稿人进行双向匿名评审。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形式，使审稿人能够更好地聚焦到论文的质量上，而无需关注作者是谁，这有利于维护审稿意见的公平和公正性。期刊还通过评选年度优秀论文、邀请行业权威专家投稿、在国际会议优秀论文中遴选后备论文等多种方式提高论文质量。第四是要有良好的作者、审稿和读者互动平台。期刊选择了声誉好、运行操作方便规范的网络平台，作者以自助方式进行一站式投稿，极大地简便了投稿流程。及时更新网站，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增大与作者、读者的互动空间，特别注重时效性和互动性。以后还将在有效保证内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媒体在传播方面的优势，将主要功能拓展到智能设备和移动终端上，大大方便作者、读者、审稿人和编辑。第五是快速出版。传统的工程领域论文从作者投稿到正式出版一般要经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造成了很多作者不愿将好的文章交到发表慢的期刊上。《建筑模拟》在严格保证论文审稿质量的前提下，将论文初审、编辑、出版时间缩减到最小，并通过及时提醒审稿人和作者等多种形式，实现快速出版。正常情况下，一篇论文从提交到经过两轮评审正式接收仅需4~5个月的时间，比很多同类期刊快了1/3到一半时间。而对不适合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在一周左右就会将意见返回给作者，以便作者及时对稿件进行后续安排。
2创办国际期刊对学科建设和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建筑模拟》创办10年来，其与建环学科的发展相辅相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科技期刊引导学科建设
高水平科技期刊所接收的投稿，都是国际上最为前沿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因此是该领域学科发展的记录仪和风向标。而学科建设的三大任务，即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队伍、构筑学科平台，都必须以对学科国内外前沿的准确全面理解为前提。一个学科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关键就是要看其学科方向凝练及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认识是否到位。这既要立足于既有研究成果与研究特色的总结，更应该面向未来、瞄准前沿。经过认真梳理和总结，《建筑模拟》率先归纳出该领域的五大发展方向，并整理成期刊发表的5个固定栏目，经实践证实，对学科凝练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也与国内外研究热点和趋势匹配良好。
2.2科技期刊促进学科创新
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灵魂。目前，无论是实际需求驱动，还是学术本身内生的创新动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尽管世界上各个国家具体的体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高水平学术必定是其重要的方式之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知识积累是创新的基础，学科交叉则是实现创新的主要途径。科技期刊因其学术性、交叉性、前沿性、系统性、平台性等特点，能够在对已有研究成果不断总结过程中实现学科知识的积累，并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建筑模拟》创刊以来，发表的优秀论文、高被引论文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两类创新的成果。
2.3科技期刊助力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高水平成果和学术论文的保障。全世界都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人才竞争也日趋国际化。《建筑模拟》由于采用集体办刊模式，有多位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经验的教师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培养复合型人才，尤其是中青年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十年来，本学科有一位助理编辑提升为正教授、副主编，另一位助理编辑提升为长聘副教授，并且担任国际能源署建筑与社区节能委员会重要国际合作项目的负责人，领导世界上十几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开展前沿研究。在国际编委中，一位副主编担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绿色建筑中心主任，另外3位教授分别升任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工学院院长职位。此外，多位研究生、博士后由于对自己专业的期刊产生了很强的认同感，大大提升了研究自信和综合能力。期刊通过邀请本领域国际著名学者交流学术前沿问题，包含如何写好科学论文，对提升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4科技期刊促进国际化建设
多年来，本学科在国际化方面，分别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联合做”等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请进来”，即邀请国际专家和研究人员来学校讲学、访问，促进合作；“走出去”，则是派遣本学科教师和研究生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包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联合做”，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化空间，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些措施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教师科研教学任务繁重，时间投入是个大问题。此外，由于没有很好利用新媒体等形式，国际联络进程较慢。相比之下，国际学术期刊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国际化平台。根据我们的大致估算，目前《建筑模拟》46位国际著名学者以及他们各自的研究团队，总共有数百人；而作者群每年大约200~300人，读者群每年2000~5000人。这些人通过期刊了解中国，了解清华，了解建筑清华的建筑环境学科，因而大大拓展了学科的国际影响空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期刊创办以来，已经先后邀请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两任美国供热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主席，国际室内空气科学院主席，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暖通空调领域学术权威来清华交流并进行深度科研合作。同时，聘请一位瑞典籍的国际著名空调和室内环境健康专家出任清华大学全职教授，该教授是国际室内空气科学院最高奖获得者，曾任本行业顶级学术期刊《IndoorAir》的主编。在清华任职期间，其在研究生培养、科研合作、宣传提升清华大学国际影响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2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3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3.1研究的起步
对可持续建筑领域的人文研究，早在1999年，已经被建筑学者郑光复注意到，他在《环境的建筑未来》（1999年）一文中提出生态性不可以压倒人文性的论点，但在当时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偏重生态性压倒社会性是可持续建筑研究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如今，可持续建筑的人文专题性研究已经起步［8］。李海霞、冉茂宇的论文《人文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考》（2006年）对生态建筑中的健康生活模式、人性关怀、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性保护进行了一些探索，并肯定了生态建筑具有这些人文特征。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赵安启、周若祁主编的《绿色建筑的人文理念》（2010年）［9］，该书是国内建筑领域的第一本关于人文内涵的专著。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文理念的四个基本原则：生态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还提出了八个基本人文理念：天人和谐、持续发展、安全高效、经济适用、地域适应、节约高效、以人为本、诗意安居，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有李国友、刘大平的《“绿色建筑”理念的人文拓展》（2010）和陈柳钦的《从人文视角深化对绿色建筑的理解》（2010年）。李国友和刘大平借助一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建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可能性。陈柳钦［10］论述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是和自然生态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随着这三部文献的问世［11］，学术界于2010年开启了对建筑人文的专题性研究。根据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70时代提出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亚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生相克，构成了人工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建筑和室内环境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其研究应该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全面考虑。在以上三部文献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研究的深化
近年来可持续建筑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有关人文研究的专业著作。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写了《城市社区绿色建筑规划社会人文需求技术导则》（2016），从建筑空间多样化需求；公共服务人文需求；交通人性化需求；生态环境健康性需求；社会公平性与公众参与需求等内容给出了设计建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人文学组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绿色技术与人文理念》（2017），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八大绿色人文理念，探讨了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和封建社会中国聚落演化的基本轨迹，并总结了“中国传统民居适应地形（地貌）的绿色营建经验”、“中国传统民居适应气候的绿色营建经验”以及“中国民居应用地方材料的经验”。刘素芳、蔡家伟的专著《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绿色技术与人文内涵研究》（2019），以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为框架，从可持续技术、不同气候区的营建经验、各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着手，阐释了材料语言表达，以及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策略，并对绿色建筑人文内涵的基本原则和营造理念做了整体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三本著作明显更具研究深度，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分别在绿色设计准则、方法策略和传统生态智慧方面，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和关注重点，其实是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可持续建筑的人文研究正在被步步推进，逐渐有细分和深耕之趋势。建筑人文和室内环境人文不完全等同，但是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上述建筑领域的现有成果，对室内环境设计领域的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事实上，从另一个维度看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乃至室内环境设计领域，国内外近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学者。笔者在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2014）中［14］，GrazynaPilatowicz在《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一文中［15］，褚冬竹在《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2015）一书中［16］，陆邵明在《空间•记忆•重构：既有建筑改造设》（2017）一文中［17］，ArnoSchlueter、AdamRysanek、韩冬辰在《基于下一代可持续建筑的协同系统设计》（2017）一文中［18］，他们都依据各自的工作实情、研究领域、调研资料，纷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人文问题的关注，并主张用人文性来丰富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4结语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4
一流科研成果需要一流高水平的期刊作为传播媒介和服务载体，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不断涌现的优秀成果，需要打造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优秀科技期刊。2019年8月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1］，明确提出建设我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2019年9月中国科协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启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通知，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核心目标，针对中国科技期刊在编辑、出版、传播、服务全产业链上的关键短板，开展期刊项目设置、遴选方式、支持方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2］。因此，结合中国科技成果、制度体系、文化和学术环境，借鉴中国本土优秀英文国际期刊和国际一流期刊经验，研究中国英文期刊建设的发展路径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围绕科技期刊建设和质量提升方面的研究，李延璐［3］、杨正凯［4］等从综合类基础性科技、大数据等角度分析了期刊提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对策。何满潮等提出期刊整合、增强国际化力度、作者队伍建设以及期刊评估体系建设等建议［5］；陈更亮开展了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力与举措的研究［6］；王建慧从中国英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7］。上述研究为期刊质量的提升和建设，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策略，但相对宏观，针对初创的中国英文期刊的建设策略分析较少。本文选取中国近期快速发展的优秀英文期刊和建筑环境领域国际知名期刊为样本，研究中国初创英文期刊建设路径和策略，为提升期刊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提供参考。
二、对标样本期刊选择
本文选择FoodScienceandHumanWellness（FSHW），GreenEnergy&Environment（GEE），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ACCR），BioactiveMate-rials（BM）和BuildingSimulation（BS）等5本中国新近优秀英文期刊和EnergyandBuildings（EB），BuildingandEnvironment（BE），AppliedEnergy（AE），JournalofBuildingEngineering（BEJ）等4本建筑环境领域知名国际期刊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
三、对标期刊分析
（一）年发文量和发刊期数
国际期刊在创刊初期，受稿件来源的影响，期刊为保证论文的质量，其发文量篇数和发刊数都不高，图1为中国新近优秀的英文期刊发文量和出版频率，总体上这些期刊在创刊之初年发文量在几篇到十几篇之间，发刊周期为1～2期，逐渐转变为季刊甚至双月刊，发文量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图2为建筑环境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数据，总体上期刊的年发文量都随着时间提升较快，2019年AE期刊的年发文量达到1600多篇；发刊频率月刊和半月刊各占一半比例，频率与年发文量成正比关系。
（二）编委会构成及国际化程度
期刊的编委会对于期刊的稿件来源和来源质量至关重要。如图3所示，中国新近优秀英文期刊和建筑环境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都建立了庞大的编委会，其中国际知名期刊AE的编委会由来自24个国家的93名编委组成。中国新近优秀期刊的编委会构成人员也较多，其中有两本期刊超过80人，一本期刊还专门设立了青年编委会（22人）。中国新近优秀期刊中国编委比例较高，其中三种期刊超过50%，另外两种期刊比例超过20%；在建筑环境类的国际知名期刊中，中国编委的比例位于10%~20%之间，这表明中国学者在建筑环境领域的研究实力得到了较高的国际认可。分析两类期刊的编委国际化程度，可以发现编委至少来自十几个国家，其中EB和AE为二十几个国家；分析人员的国家构成，总体看来中国和美国编委人数占比最高，其中，中国新近优秀英文期刊在53.3%~82.5%之间，建筑环境方面国际知名期刊人数达到21.9%~47.6%之间，此外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的编委比例也较高。
（三）稿源征集措施
优质稿源是期刊发展的根本，但初创期刊建设之初，很难吸引到高质量稿源，分析FSHW，GEE，ACCR，BM等4本期刊的稿源征集措施和策略可以发现，为征集优质稿源，扩大稿源数量，期刊建立了多项措施征集稿件，包括建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扩大影响力，加强与学者的沟通交流和互动，采用大数据分析读者偏好，准确把握收录方向策略，进行期刊定位、编委会筹建、约稿专家选择、竞争期刊分析，同时加强在国际会议中的宣传，包括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协办国际会议、成员约稿等多种形式的宣传，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客座编辑优选主题组织专刊、特刊，根据自身情况举办一些免收论文处理费的推荐活动。
（四）期刊运行服务平台
一流的英文期刊，应该有一流的运行服务平台，以便使用方便快捷的投审稿系统，高效快速的生产加工系统、在线平台、持续信息服务、国际化办刊理念，期刊质量监控，平台推荐等服务。期刊服务应与国际接轨，提供大数据分析，为编委会的筛选和期刊学科方向的把握提供指导和数据支持。
（五）活跃作者
期刊的发展、影响力大小以及稿件来源数量和质量，都需要学者的大力支持，分析期刊投稿范围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发文现状和活跃度，将有助于期刊邀请领域内专家、学者积极投稿，任职编委，参加期刊活动和期刊建设，形成期刊的学者网络。通过对样本期刊的活跃作者的分析，这些期刊已经与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建立了非常稳固的联系，这些学者不仅在发文的贡献上非常显著，而且积极参与编委会各项工作。
四、建设路径和策略
国际一流英文期刊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基于对中国新近优秀英文期刊和建筑环境领域国际知名期刊的分析研究，提出我国初创英文科技期刊的建设路径。国际一流英文期刊的建设包括期刊主题的选择、编委会的建立、发行平台的选择、稿源征集、发文量掌控、推广宣传等一系列环节。
（一）期刊定位和主题领域选择
国际英文期刊，首先是期刊的定位和主题领域的选择，要对期刊名、主题领域、相近领域期刊现状、发文量、竞争关系、差异性等进行系统分析，确定自己期刊的合理定位和主题。
（二）期刊发行平台选择和服务
期刊发行的平台应选择具有丰富国际期刊运行经验的服务商和服务系统，建立良好的作者、审稿和读者互动平台，规范网络平台，简化投稿流程，及时更新网站，增大互动空间，注重时效性和互动性。同时将期刊的部分功能拓展到智能设备和移动终端上，方便作者、读者、审稿人和编辑使用，并进行信息服务和推送。
（三）编委会组建
编委会的组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要考虑的方面包括主编、编委数量、构成、国别和编委的学术能力等。基于前期分析，建立一支一定规模的编委会至关重要，可以建立青年编委会，凝聚一批青年学者，编委的国别也应尽量广泛。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同领域内发文量大的作者进行分析，邀请参加编委会，编委的建设同时也是一个持续建设的过程。
（四）稿源征集和推广宣传
稿源质量是期刊的生命。运行优异的期刊，从主编、副主编到编委，都应积极参与稿件的约稿、宣传和组织工作，包括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协办国际会议、成员约稿等多种形式的宣传，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客座编辑优选主题组织专刊、特刊。建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Twitter账号等，扩大影响力，推介好文，加强沟通交流和互动等。
（五）质量控制和出版
严把论文质量，采用国际通行的主编、副主编初审及终审，国际审稿人匿名评审流程。通过评选年度优秀论文、邀请行业权威专家投稿、在国际会议优秀论文中遴选后备论文等多种方式提高论文质量。初创英文科技期刊，尤其应优选稿件、注意论文质量，年发文量不宜过多，随着论文影响力的提升再提升数量，同时采用快速出版和数字融合出版等方式，提高投稿率和出版质量。
（六）信息情报挖掘和服务
当今电子获取已经成为论文获取的主要渠道，期刊数据平台服务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利用数据信息平台进行精准服务已经成为期刊发展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初创英文科技期刊的建设，应特别重视论文利用信息情报的挖掘和服务来提升期刊的质量和水平，把信息情报服务工作贯穿于期刊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全过程。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5
（一）高职语文教学目标与专业目标相对接
教学目标具有导向性，明确的教学目标可以形成教师围绕目标教，学生围绕目标学的良好课堂气氛，使每个学生满怀激情地奔向教学目标。在这里，我们除了要准确定位一节课的认知目标、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外，还要明确其专业化目标。所谓专业化目标，是指根据文本蕴含的专业因素结合专业特点而确立的目标。专业不同，专业化目标也应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在学习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第一卷的内容时，可以结合建筑类的专业特点，把专业化目标确定为：结合文中的建筑描写，分析建筑描写对烘托环境、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学习《诗经•定之方中》时，我们可以将专业化目标定为：本诗体现了哪些建筑设计理念？整体结构不以时间为序，而用插叙手法，原因何在？又如岑参的《登慈恩寺》是怎样将建筑、自然与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塔的高大之美是通过哪些手法表现的？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不同的教学目标，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在教学内容上凸显专业特色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具有学习兴趣，就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动力，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主要是围绕专业方向来组织的，专业是学生的关注点、兴奋点，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为此，我院选用了由熊子龙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系列教材《大学人文基础教程》，这本教材由中国传统文化、人与世界、人文与建筑三个模块组成，并附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大学生阅读参考书目两部分内容。这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内容编排和选用上突出了鲜明的建筑行业特色，是为建筑类专业的高职学生精心打制的精神拼盘，非常适合我院建筑类专业学生的使用。于是，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对教材进行了适度处理，将第一、第二模块的内容略讲，其中部分内容安排学生自学，重点讲授第三个模块，即人文与建筑与我院学生的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比如，讲授建筑民俗、民居特点、宗教与建筑、诗词与建筑、小说与建筑、散文与建筑、楹联与建筑等章节时，选取了《诗经•定之方中》、《登慈恩寺》、《沧浪亭记》、《黄冈竹楼记》、《平郊建筑杂录》、《乔家大院》、《滕王阁诗》、《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巴黎圣母院》、《罗马》、《再别康桥》、《都江堰》等诗文，鉴赏、临摹雕塑作品和书画作品，播放《莫高窟》、《故宫》、《圆明园》等纪录片，这些内容既满足了学生想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需要，又迎 合了学生的专业“胃口”。事实证明，这样的内容选取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具有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播放纪录片《圆明园》、《莫高窟》时，许多学生都流泪了，看后，学生都踊跃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大都情真意切、言之凿凿。这一课不仅是一次建筑艺术、文学艺术的欣赏课，更是一次人文情怀的培养课，很好地实现了大学语文的多重功能，是一次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的有效典范。
（三）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已不受学生欢迎，不符合学生需要。结合本课题组成员的教学经验，我们认为高职语文教学必须结合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本身的特点以及院校的实际，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综合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合理使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择其一二加以具体说明。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实物、图片、语言、多媒体课件等手段，创设形象、直观、生动活泼的与建筑类专业有关的教学情境，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取得课堂教学的高效率。例如，在学习“文学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先设计情景问题，要求学生在在观看视频资料时思考几个问题：一是文学与建筑的关系如何？二是文学与建筑的融合是怎样体现的？接着用多媒体播放各地的民居图片、《中华民俗大观》和《中国古建筑》纪录片选段，让学生充分领略我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民居的风采。看后，根据之前设计的问题以小组形式展开讨论，并推荐小组代表发言，课后，要求学生以教材中出现的诗、文为蓝本，谈谈自己对“建筑和文学二者是如何互融的”这一命题的所思所想，将其写成字数600-1000字不等的短篇论文。这一节课运用情景式教学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既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在讲授《宗教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在授课前布置预习，让学生先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宗教对我国文学、建筑的影响。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理解宗教与文学、与建筑的关系，老师将学生带到基督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院进行参观，参观过程中，请相关人员进行讲解，让学生对宗教、对宗教建筑有了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参观完毕，教师现场布置了下节课的辩论题目：宗教风水是迷信吗？让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两个正方组、两个反方组开展辩论。这样，学生自觉地去查找资料、撰写辩论稿、模拟辩论，通过这一形式，既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又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这是一次参观法、实践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大集合”。实践证明，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将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并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灵活使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省的考核方式以闭卷考试为主，个别学校采取写论文的形式。显然，考核方式过于单一，不能很好地评价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也体现不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办学指导思想。高职学生能否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顺利就业，需要通过考核来进行评价。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本课题组认为，应该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如，写短篇议论文的形式、口头演讲的形式、小组作业形式等。当然，不管采用哪种考核方式，都要将课堂参与其中，即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包括将出勤率、课堂发言、讨论等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以平时成绩占30%或40%，期末考核成绩占70%或60%一并计算，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这一考核方式，摒弃了原有“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弊端，充分体现了高职院校注重过程性考核的原则，同时体现了语文课程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教学目标。具体考核方式介绍如下：比如小组作业的方式，一般3-5人一组，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考核任务。每组成员分配好各自任务，进行小组讨论，之后完成各自的任务，最后合并汇总，交付最终作业。小组作业是对学生团体协作能力的考核，也是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考核。口头演讲的方式，考察学生的表达和互动能力。针对大学语文与专业相关的论题，让学生介绍自己的观点，可借助PPT或投影仪向大家陈述。陈述后，有回答问题环节，学生解答大家的提问。这一形式，充分检验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写短篇议论文，要求学生针对所学专业的某一话题或某一问题写一篇小型议论文，字数在1000字左右。学生通过写短篇议论文表述自己的观点，既了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又可以检验出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从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二、结语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7
作者：王高峰1，孙升2 单位：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 工业遗产主要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和旅游服务领域的。论文引用频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学传播系李蕾蕾发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4］，它同时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工业遗产的文章。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发表在《建筑学报》的《中国工业遗产初探》［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国内外工业遗产旅游研究述评》［6］，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的《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7］，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的《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8］，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杨燕的《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9］，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逸的《都市工业遗产的再利用》［10］，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李小波的《古盐业遗址与三峡旅游———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1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邢怀滨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12］，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谢红彬、高玲的《国外工业遗产再利用对福州马尾区工业旅游开发的启示》［13］，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的《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4］。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先生2006年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15］，文章对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此后，单霁翔先生又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陆续发表近11篇文章，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工业遗产的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显示出我国官方机构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有关工业遗产的3篇博士论文，也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理论视角试图去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所提出的关键词，绝大部分涉及几个方面:工业遗产旅游、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工业景观和旅游开发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个翻译是“产业遗产”。以“产业遗产”为名进行检索，共有22篇文献目录。虽然翻译不同，但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中主要是建筑学科与工程类文章。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中国工业遗产的书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16］，其开篇即为《无锡建议》，这对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主要介绍了德国遗产型工业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刘伯英，冯钟平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18］从规划角度考虑，主要对工业用地如何进行利用与更新进行了探讨，其次对国外一些相关的土地再利用进行了介绍。聂武钢，孟佳的《工业遗产与法律保护》［19］对我国工业遗产现阶段的保护和开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及进展进行了探讨。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对相关国家以及天津市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的介绍。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组、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坊子区政府编著的《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白青锋等人的《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陈燮君主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汇编的《上海工业遗产实录》和《上海工业遗产新探》，姜平、张廷栖的《唐家闸:工业遗产的瑰宝》均为对工业遗产进行简要介绍性质图书。 讨论 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的是:工业遗产吸引着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会形成景点从而造就旅游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对经济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在工业遗产保护理论构建以及价值传承方面开展深入的探讨。 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 从国外对工业技术品的兴趣开始，再到最终TICCIH形成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发现，“工业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工业和手工业技术、工艺过程以及各种技术产品。只有建立在对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工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机构(组织)及人员 不少发达国家已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有TICCIH、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与国际联合劳动博物馆协会(WORKLAB)等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调下不断进行探索。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研究对象，自然处在多学科交叉点之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与技术史以及旅游科学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业遗产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遗产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学科理论和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国际上，研究者在对工业遗产核心概念的把握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如社会文化、技术发展、区域和环境问题等。其具体研究方法，从最初重视技术发展研究而缺乏对城市化的关注，再到深刻认识工业化的主题不完全与技术和消费的变化有关。国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只有植根于详尽的资料调查以及对技术工业发展的深入研究，再结合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积极地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建立学科交叉体系进行更恰当的研究。而非仅仅着眼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结语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试图从学科自身视角出发，去进行相关的解读和研究。在可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特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确的同时，需要扩展视野，了解国际上对于工业遗产领域有关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关心如何发展适于中国发展现状的工业遗产研究理论，并对其加以改进，促使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和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实际问题。在重视理论和实践改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研究工业遗产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价值，并积极地利用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新，曹梓煜.现代建筑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精神探讨［J］.后勤工程学院学报，2011（04）.
［2］王文刚.中西传统建筑浅谈［J］.科技信息，2011（15）.
［3］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庄裕光.物宇霓裳：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图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5］吕洪波，于洪坤.图说中国建筑艺术［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6］伍联德.老照片•中华景象［M］.南京出版社，2015.
［7］雷东霞.中国古典建筑图释［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