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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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1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为雪山环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水源补给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部分地区有地下水补给,形成了大量的沼泽草地和湖泊。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2600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部,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清政府特赐水草肥美之地给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开都河流域定居。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政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新疆三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疆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新疆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新疆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新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独立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独立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新疆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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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波,景然.东归英雄的绿梦天堂[J].传承,2008,(4).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2

关键词:“七三一”遗址;《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申遗;实施策略

Abstract: The research work of application for world heritage of the “731” site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 Adopting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according to multiple successful cas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elaboration of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731” site, and analyzes the the influenc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application hot” and the awarenes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Key words: “731” sit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heritag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位于哈尔滨平房区新疆大街北侧,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哈尔滨设立的一座以活人体进行细菌试验研究场所,在此培养细菌、制造细菌武器,以便用来毒杀中国军民。它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最重要的罪证见证地,世界战争史上进行最大规模生物战的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对于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杜绝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可以填补我国对“战争罪证遗址”申遗的一项空白。该遗址若能以“战争罪证”的身份申遗成功,必将对今后中国申遗工作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其意义是里程碑式的。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背景

世界文化遗产的解析

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就是全面依照《公约》的主旨对遗产进行保护,遵照《公约》的意义深入理解,按照《公约》的程序进行申报。联合国教科问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10月在巴黎举行了第十七届会议。会议注意到由于年久失修及人为破坏等原因,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正在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势必会造成世界各国文化及自然遗产的枯竭,故决定颁布《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以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包括古迹、建筑群和遗址,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景观与自然景观合二为一的遗址以及包括有考古遗址区。

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

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产生了“申遗热”与世界遗产保护意识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公约》所倡导的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人们的一种共识和国际合作的一种潮流。“申遗热”可以带动遗址地的发展,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为遗产地所带来的巨大的宣传效应也是《世界遗产公约》成文时所始料未及的。申报世界遗产能够使我们从全球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使遗产保护有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标准。一旦成为世界遗产,起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当遗址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提高后,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事业必然得到极大的实惠。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在环境保护系列。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申报地自身梳理、完善、健全、提升自身形象的过程,也是自觉接受国际规则的规范和制约的过程。根据《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申报必须经历至少四道复杂程序。从上报省级建设厅和文物局,到国家建设部、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鉴定,最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严格检验。因此,为保证申报顺利进行,申报单位必须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以充分的论据显示申报项目具有“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最具突出的和普遍的价值”,是人类公认的最优秀的遗存。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充要条件

经过申请世界遗产切入点的解析和相关实例的借鉴,我们归纳出了申请世界遗产的三个充要条件。第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现状和周边环境的分析,这个条件是申报文本中重要的部分,可以让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初步了解遗址概况以及遗址地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二,申遗规划与遗址所在地哈尔滨市平房区规划的矛盾的解决,只有解决好这个矛盾才能进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第三,申遗理论和相关法规的的结合问题的研究,这个内容也是申遗的必备条件之一。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实施策略

申遗的实施理念

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是关于世界遗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eion,1997,以下简称“行动指南”)对他们有明确的规定。谢凝高教授提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核心问题是保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重要标尺,是保护遗产必须遵守的关键性依据。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3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及拥有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其蕴含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成为了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在旅游管理当中利用珍贵的世界遗产来推动旅游地经济的发展本没有错,但是由于观念、开发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原因,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却令人堪忧,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日趋严重。重点分析世界遗产商业化背后所涌现出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如何协调旅游开发与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旅游管理教学旅游开发世界遗产矛盾协调我国现有的世界遗产多半为保留较为完好的名胜古迹、风光秀美的自然景观,这些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旅游开发的重点,成为了旅游地的经济支柱。世界遗产最初的立意论文联盟宗旨应该是加强对自然资源、古文化遗产的保护。各地区政府在利用世界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刺激自身经济的同时,应该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世界遗产的保护方面,而不是过度地开发利用。世界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在旅游管理教学中必须寻找出它们之间的互补空间,以达到可持续发展旅游和保护世界遗产不受损害的双重目的,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开发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破坏。世界遗产能够让人们增加趣味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有助于遗产的传承延续,能够使人们感受大自然所迸发出的动人之美并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萌生积极、主动保护世界遗产的夙愿。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多数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以长城为例,由于每年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长城”周边景区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旅游开发过度以及商业化的转变,已经让世界遗产不堪重负,如果世界遗产保护仍得不到重视,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世界遗产将会永久性的逝去。

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的问题:

1.开发者认识错位,保护意识不强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很多世界遗产核心景区内建设了配套的住宿、娱乐、餐饮等设施,这些“人造建筑”严重地破坏了自然景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世界遗产的整体结构,降低了世界遗产的美学价值,促使其观赏价值大打折扣。遗产资源商业化过于严重,影响了世界遗产的文化精神的传承效果。如丽江的古城古貌,古老风韵浓重,自旅游开发以来,很多古建筑都被改造为商业设施,促使古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环境的污染,丽江的水质已经越来越差。

2.以利为先的开发模式,世界遗产不堪重负

世界遗产对外开放过程中,并没有量化游客的数量,规范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最终导致世界遗产惨遭破坏。据相关研究人员的调查,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世界遗产地,超容量运转的现象特别的严重,特别是旅游旺季,世界遗产旅游区所接待的游客的数量是景区正常承载游客数量的3~4倍。游客的高度集中,会直接导致旅游地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如素有“童话世界”,人间仙境之称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由于过量游客的涌入,导致原本清澈的湖泊开始淤塞浑浊,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

3.管理体制不健全,保护政策未落实

在我国,遗产的保护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干涉,保护的资金也多由国家调拨,这种地方收益,国家保护的体制,致使世界遗产很难得到良好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并且对一些珍贵的遗产资源已经进行了修复,并责令当地政府制定出合理的遗产开发策略,但是效果却不明显,一些比较偏僻的遗产地缺乏遗产保护的资金,保护措施并未得到落实。

二、解决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必要性

1.世界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大部分世界遗产都包含了美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物质资源。保护遗产资源免受破坏时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财富。拥有世界遗产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明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被世人所公认的贡献和影响,也能表明某一国家的自然景观等生物资源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彰显出国家的民族身份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区域内的文化或自然品牌。自世界遗产大会以来,我国世界遗产所面临的”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的问题受到了全球人民的批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巴达兰也曾评价说,“中国的世界遗产过度商业化已经威胁到了全球的生态系统平衡,中国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2.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性的开发,遗产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预先做好规划。在世界遗产景区的核心地带不能建造人工建筑物以及娱乐、餐饮等便利措施,应该在世界景区内建立专门的保护区域进行特殊保护。此外,需要对遗产地的游客容纳量以及游客的最大负荷进行科学评定以达到可持续性开发旅游资源的目的。世界遗产的开放应该施行“间歇制”,即遗产资源开放一段时间后,应该暂时关闭,整理修复遗产地的景观,整顿环境以维护遗产地的生态平衡。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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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化发展不仅能够有效的保护世界遗产资源免遭破坏,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享受自然、历史、文化所遗留的风韵。

三、融合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手段

1.依照当前国情,建立健全的遗产保护法案

政府部门应该按照世界遗产保护法规,制定出符合中国发展国情的遗产保护的法律体制,并构建直接管辖世界遗产的群力结构,群力机构应该是由遗产资源保护专家学者、公众代表、社会组织组成。此外,为了能够促使遗产保护法案得以落实,应该设立国家遗产保护基金,基金的来源应该是遗产地旅游收益的税收、公益组织以及民间机构等。为了保证相关遗产法案的完善性,应该针对不同性质的遗产资源构建专门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进行专门特定性的保护。

2.以遗产知识教育为先导,强化游客的保护意识

世界遗产的管理部门应该在遗产景区内安放遗产知识教育的宣传栏以及游客应该遵守的相关制度及法规,让游客了解到世界遗产资源的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公益的价值功用,强化游客的保护意识,保护世界遗产的完好性。政府部门也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媒体手段对遗产知识进行宣传,让社会全员都能够认识到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4

“申遗”,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①的缔约国,以某一地区的特殊历史遗产价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提出申请,以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行为。“申遗”的行为,既是一个国家保护自身独特历史遗产价值的国家行为,也是一个国家作为基本国际法主体与另一个重要国际法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之间,基于人类遗产普遍价值保护而形成的国际法律行为。某种意义上,“申遗”既是一个冲突点,也是一个联接点,反映了当今国际法发展中,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博弈。因此,我国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明确应遵循的国际法理念。

(一)基于国家主义的大运河“申遗”的国家行为

中国申报大运河为世界遗产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国家主义的国家行为。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国际政治学说,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以实现国家的为最高目标,倡导国家至上的信念。国家主义在近代被引入国际法领域后,形成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以调整国家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原则的传统国际法律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它奠定了国家主义的国际法基础,使国家主义具有了国际法的意义。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都重申并贯穿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世界遗产的申报主体即“申遗”国家,其“申遗”行为,一般均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申遗”的国际平台,彰示本国文化遗产蕴含着的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凸显着本国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致力于将本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上升至全人类文明的瑰宝的地位。同时,“申遗”国家亦试图通过申遗,寻求成为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的一员,以便获取国际性的援助与支持,更好地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联结民族情感纽带,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

对于中国或中国政府而言,包括大运河在内的诸多“申遗”行动,最初驱动力,即来源于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保护。对内,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文化遗产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战略,“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以“申遗”促保护,是若干有效保护手段中的一种;对外,以国家的名义,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代表中华历史,代表中华各类有价值的遗产,去国际社会,争取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应有的地位,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与荣誉,并依照国际公约,寻求国际组织的技术及经济方面的有效协助,寻求整个国际社会的最高层次的保护。因此,许多国家的“申遗”行动直接由政府主管负责,目前,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文物局,报送世界遗产申报项目,须报请国务院批准。

事实上,在国家主义本位思想的引导下,在国家行为性质的判断下,我国大运河的“申遗”行动已经不自觉地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大运河“申遗”做出基于国家利益的判断后,必将对其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潜在效应,做总体评价。而最终决定大运河“申遗”,则是国家进行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权衡、“申遗”行为的国家投资与国际社会回报的权衡后,利用国际法为国家利益护航的行为。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代表本国及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才真正能够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外代表本国进行“申遗”,因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必须被置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下,即纳入由政府通盘全局,地方协作配合的统筹计划中。

(二)基于世界主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在“申遗”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除了申报主体的“申遗”国家外,另一法律主体,是指“申遗”的审批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申遗”国家的国家主义立场相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所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更多是基于世界主义的立场。世界主义,在当代表现为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虽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产物,但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伦理与理想主义国际法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具有丰富的世界主义内涵,甚至逐渐出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表现在对待人类共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树立“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②采取统一保护的国际集体行动的理念。具体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则是由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牵头,将所有国家自有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历史遗产,纳入到国际法的视野中,从超国家的人类社会角度,建立起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世界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还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③上世纪后半叶,全球主义已逐渐被国际法所吸收,并成为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的立法思想。

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对人类文化的遗存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破坏;同时,因年久腐变等,许多对记载人类社会发展重要信息以及对人类环境生态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遭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或毁失。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保障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促使整个国际社会负起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责任。自此,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申遗”行动开始,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可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④从而获得国际保护。因此,当大运河“申遗”时,它尽管源动力和行动力可能均出自于国家主义,但是,一旦其“申遗”行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相联接,而不得不面对国际法律关系时,如何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为坐标,确立自己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则是国际社会判断其是否具备世界遗产条件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社会是否认可与接纳其进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关键,故而,大运河“申遗”若要具备理性的判断力及成功的生命力,则必须同时尊奉世界主义的思维。

(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在“申遗”中的冲突与妥协

由前述两点可知,在因“申遗”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关系中,综合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立场,从而使相互冲突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法理念得以在“申遗”中妥协,也是近年来国际法体系中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博弈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又不否认国际社会中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方面,毋庸置疑,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该主导性表现为: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包括对于文化遗存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诸如国家决定加入国际组织建立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及向国际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的行为。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不能想象,一个离开各缔约国与各“申遗”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究竟具有何种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相互依存性增加,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得以交流与传播,全球文化景观不断出现。同时,生产方式与日常消费的趋同化反映出不同文化模式和传统的相互接纳,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显示出双向作用与复杂互动。于是,人们在要求超越国家概念,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进而产生了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建立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实践。

对此,《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特别保护,世界遗产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里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是所申报的世界遗产必备的标准,指该遗产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之罕见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可见,此规定深受全球主义之影响。同时,公约还规定,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该国将为此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缔约国在充分尊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并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作予以保护。可见,公约又从国家主义出发,充分考虑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如何在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间寻找到平衡点,实乃大运河能否成功“申遗”的关键。当我们进行大运河“申遗”时,必须在尊重大运河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大运河对于整个世界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以公约确认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来阐述大运河无论在人类文明史,或者世界科技史,或者非物质文化发展史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重点强调其“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二、不断褪新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演进

(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理念与世界遗产的性质判断

大运河“申遗”,首先必须对世界遗产的性质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世界遗产的概念与类型。如前所述,世界主义对当今国际法的影响颇大,其中,“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人类整体利益,在诸如海洋法、环境法以及世界遗产保护立法方面,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彰显,而“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在这些领域的直接表现即是“人类共同财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人类共同遗产”等概念的提出。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世界遗产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类共同财富。将世界遗产定位为“人类共同财富”,其核心内容是形成了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它包含观念层面和法律层面两方面的内容。观念层面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分享”,是指遗产不论归属如何,它不仅是所在国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彰显每一项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其整体或部分的损失都将严重削弱人类共同的记忆,因此保护文物是每个国家共同的责任。法律层面则强调世界遗产的“共同保护”,是指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以国际法所规定的遗产保护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为制度支撑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机制与规则体系。正因如此,如今许多国家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视为本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和影响的指针,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让人类共同财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

(二)价值多元化趋势不断影响着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旧有的观念中,我们总习惯于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以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对于自然遗产,我们则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过去风景名胜的概念。并且,我们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体系中,往往囿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命题。然而,当今国际法对于遗产价值的认定,已提高到整个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国际社会已逐渐认可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底蕴的“人类共通价值体系”。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方法,都建立在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基础上,⑤即,世界遗产都在以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关注全球性的主题,为实现和平,为保障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保障持续发展,传递着具有代表性的具象性的信息。与此相适应,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更偏重于以全球的视野,从人与自然的联接点、社会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共处等方面,甚至从人类文化政治价值方面,以社会角度和实际操作角度来进行选择。因此,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我们须具备足够的高度与广度,更多针对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共性问题来评判某遗产的价值,以比较分析的态度放眼世界,以摆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局限来确立民族文化遗产的世界性价值。

近年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已逐渐形成共识,文物价值只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部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风景美学价值,而应越来越多地向“自然与人类的交流与对话”倾斜,从孤立的片面的历史文化观、风景美学观走出来,凸显演进的、有联系的、完整的文化景观和自然系统网络,与此同时,遗产保护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遗产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大运河“申遗”应接受庐山“申遗”的经验和教训。当年庐山申遗时,我国偏重风景优美和悠久的文化积淀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庐山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那众多的外国样式的别墅群落。中国“申遗”时所介绍庐山的图册,内容也大都以风景为主,涉及外国式别墅很少。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却认为正是这些别墅证明了那个时期当地的中外交流,甚至成为这种交流的唯一证明。因此,我们“申遗”时对大运河价值进行挖掘时,除了关注其悠久的历史价值、特色的区域人文价值以及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外,还应着重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的“对话与交流”的文化价值,强调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而且还是连接世界的大通道,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重要联接点与交流通道,具有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交流的价值。

(三)不断丰富的世界遗产概念对“申遗”具有指向性作用

“申遗”所指的“世界遗产”,虽然在相关国际条约中具有特定的概念,以及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提名及遗产委员会审批遵循的标准,但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世界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申遗”类型随之不断增加,世界遗产的概念亦随之不断更新,从而使世界遗产的申请与审批的关注点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可知,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双重遗产、文化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等5大类,并对各类遗产的标准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唯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MonumentsandSites,ICOMOS)亦于1999年通过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提出,“遗产,是一个包括了自然和文化环境的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它包括景观、历史地段和建筑环境,如收藏品、过去或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活动、知识和生活经验等。”然而,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日渐强调与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情况下,世界遗产的外延不断被拓展,内涵也越加丰富,不断被注入新的诠释,与此相应的新型世界遗产类型不断出现并被国际条约所认可与确定。如“文化景观”因其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强调人类活动形态与自然景观的复合,而使这一概念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鼓励与关注,并于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世界遗产公约

反应性监测(Reactive Monitoring),是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对世界遗产的监测方法之一。通过反应性监测,敦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

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将“反应性监测”写入《执行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根据《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是指由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部门和咨询机构,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有关受到危胁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报告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发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有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害或危胁,向缔约国询问情况、收集信息、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对所有材料进行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做法,形成的报告要求递交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及缔约国管理工作成效做出客观中肯的评判。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而狭义上,反应性监测是指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于那些突出普遍价值可能或已经受到影响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工作协调,以便专家进行现场检查评估。简要的说,就是反应性监测的现场检查评估。

国内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研究尚不普遍。曾纯净等提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监督机制,是针对所察知的紧急情况进行的反应。周海炜等认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监测,对遗产地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闫金强梳理了世界遗产监测的体系,回顾了监测的历史,将反应性监测定性为“被动反应性监测”。、赵云对近年来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进行了分析,对建立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机制提出了建议。综合看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导开展的反应性监测还缺乏技术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鲜见对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独到见解。本文将主要阐述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世界遗产开展反应性监测的工作形式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的启示和意义。

一、反应性监测的实施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缔约国提名一项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缔约国要采取适宜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修缮和展示好世界遗产。

为了实现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将在受《世界遗产公约》保护地区开展或批准开展可能影响到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世界遗产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通过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向委员会转达该意图。缔约国必须尽快(例如,在起草具体工程的基本文件之前)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通告,以便委员会及时帮助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保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维护。

这条规定,授权世界遗产中心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重大工程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管。但这条规定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因不同缔约国对该条款的理解程度不同,便会有多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如对某个修缮项目或者建设工程,缔约国可能认为修缮原则正确、方法得当,没有影响到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于是便不会将项目或工程方案通告世界遗产中心。但如果世界遗产中心通过非缔约国的“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个项目的存在,认为缔约国可能没有对保护遗产安全进行必要的、正确的处置,或认为该项目会威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便会对缔约国进行质询,要求缔约国确认消息是否属实,对工程、项目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澄清,并需于规定日期前提交。

一般来说,上文提及的“其他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新闻媒体的报道。如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世界遗产中心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注意到“遇真宫”的顶升工程,认为这项工程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突出普遍价值。二、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反馈。如2014年对曲阜孔庙、孔林及孔府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的某国际组织,认为当地政府对位于曲阜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的环境整治工程,有可能会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的突出普遍价值,而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了有关情况。三、个人的举报。对世界遗产关注的个人,发现了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可能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也可以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情况。

通过上述三种情况,世界遗产中心知晓了缔约国要开展的某个项目,或世界遗产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消息,世界遗产中心会要求缔约国对此提交信息、说明情况。之后,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上报的材料以及“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等,一并进行分析评估,以保护状况报告的形式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一般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会做出以下两种决议:一是认为目前所有的信息足以说清楚事实,并不需要缔约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认为世界遗产确实存在潜在的风险,就会在决议中,要求缔约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组合联合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评估。二、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和工作形式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主要是对触发反应性监测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检查,评估其是否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

另外,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和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还会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管理体制、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所以说,反应性监测,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地开展的一次全面检查。

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开展工作的方式包括地考察、听取遗产地管理机构的汇报、与利益相关者座谈等多种形式。现场考察结束后,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反应性监测报告。

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反馈的信息,通告的项目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有关文章、反应性监测报告等全部资料,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形成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上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三、反应性监测的决议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的决议要求,对附有推荐决议草案的保护状况报告,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就不再进行讨论。后来,鉴于《操作指南》确定的程序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长,现在采取的方案是:对涉及要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提议列入或移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需要进行加强监测机制、遗产地需要最紧急的保护措施、收到关于遗产地新的材料、需要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改等事项,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其他的项目,均可以不进行公开讨论。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委员国,对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进行讨论后,可以做出以下五种决议:(一)如遗产未受到严重损害,则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二)遗产确实遭到严重损害,但损害不至于不可修复,只要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对其进行修复,就仍可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录》内;(三)遗产面临严重的、具体的危险,要将该遗产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四)遗产所受损害已使其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赖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诸项特征,将该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五)当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做出以上决议,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措施,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遗产状态、所面临的危险及修复的可靠性。

反应性监测的有关程序,可以用下表表示:

四、反应性监测体系的特点

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设立的反应性监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和规范的体系。反应性监测不是一种惩罚机制,其最终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好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避免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反应性监测体系不仅加深了缔约国和遗产地管理者对《世界遗产公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世界遗产委员会愿通过与缔约国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世界遗产的更好的保护。分析起来,反应性监测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反应性监测触发的信息来源广泛,有个人,有机构,有新闻媒体。现今时代,信息传播极为迅速,使得各缔约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都面临着全面、实时和全世界的监督。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规模灵活,根据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潜在的影响程度,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由1-13人组成。一般来说,每位专家代表一个国际组织,如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如2014年对曲阜三孔的反应性监测,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位专家承担;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2015年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的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由三位专家组成,分别代表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在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的遴选方面,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指向性。分析起来,选择标准和要求如下:一是需要对世界遗产事务熟悉。如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景峰,任职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长期协调、管理亚太地区的世界遗产事务。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乔・金,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加米尼・维杰苏里亚,均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遗址部任职,两人长期代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事务,执行过多次反应性监测任务。二是来自同一地理文化圈。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吴瑞梵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常驻上海;狄丽玲,香港大学教授,常驻香港。三是具有同类型世界遗产的专业背景。承担曲阜三孔反应性监测任务的印度专家穆尼什・潘尼特,是名建筑师;承担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反应性监测任务的韩国专家蔡美玉女士,获得景观建筑硕士学位,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反应性监测的工作流程有严密的规范和约定。如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持有世界遗产中心出具的“授权调查范围”证明;在结束反应性监测现场考察后的六个星期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详尽的考察结果和建议报告;报告须按照反应性监测任务的报告格式,附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有关决议、考察团组成、行程和活动、人员列表、地图等全部资料;如无特殊情况,反应性监测报告须向社会公开等。

在反应性监测的全过程,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特别注重与缔约国的沟通,通过缔约国上报的保护状况报告、有关工程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等,听取缔约国的意见和解释;反应性监测专家组在现场检查时,多次召开会议,与缔约国和遗产地代表沟通,并反馈反应性监督专家组的考察评估意见。

按《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考察期间的费用由世界遗产基金承担。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困难,对我国进行的反应性监测,一般由我国承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境内发生的正常费用。

五、对中国的启示

对缔约国来说,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的,是从国际到国内的监测方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中心来说,反应性监测体现了“问题导向”,是一种主动行为,可以理解为是对缔约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检查。近十年来,中国的明清皇宫、丽江古城、澳门历史中心、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等六处文化遗产接受了反应性监测。而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则无一处遗产地接受反应性监测。虽然不能单纯以反应性监测的频次,来判断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韩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方面,还没有出现大的缺陷和问题,引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中国应该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种体现“问题导向”、“灵活”的世界遗产监督形式中有所启示,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

(一)以“内容大于形式”为指导原则,做好准备工作

因为反应性监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对世界遗产地已经出现“问题”的现场检查,其结果或会导致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被移出《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各遗产地人民政府对反应性监测都备感压力,对反应性监测专家组的现场考察极为重视,比如各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超常规格”接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安排警车开道、入住豪华宾馆等。

但实际上,对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的接待,把握的原则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准备向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各项资料,给反应性监测专家组提供详实、准确的项目方案、解释拟建项目与世界遗产的关系,论述项目的可行性,做好文物影响评估以及保护管理规划的汇报,而不应过多关注专家组的衣食住行。

(二)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

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世界遗产的有关概念,但中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一天起,就应遵守《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缔约国的职责。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反应性监测的决议中,指出对缔约国没有按照《操作指南》第172条的规定,将遇真宫提升工程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强烈遗憾。但又坦承,遇真宫环境的环境和背景的改变,没有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威胁。事实上,反应性监测的报告中,也认可目前选择的抬升方案,而且认为已经实施的工作的技术质量“非常杰出”(Excellent)。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在遇真宫顶升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向世界遗产中心通告该项目,寻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游”(upstream)咨询建议,事实上也是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创举。然后,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供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修改方案并实施,遇真宫顶升工程或会成为我国遗产保护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应性监测自然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对开展的重大文物修缮项目和环境整治工作,我国应该以更开放和自信的心态,通过世界遗产中心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沟通,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同时,敞开胸怀,广泛听取国际范围内专家的意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这也符合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一直强调的,愿与缔约国加强合作沟通,提供有关项目的“上游”咨询服务。

(三)严格控制世界遗产缓冲区内的环境整治和建设活动

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设置,是为了有效保护申报遗产而划定设立的遗产区周围的区域。申遗成功以后,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游客的增多和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需求的增长。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为重,肆意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或者管控不力,缓冲区内出现超高、超大体量的建筑。此类建设,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程序,往往会触发国际组织的反应性监测。如对曲阜三孔进行反应性监测,就是缘于当地政府对位于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起因,是在大昭寺缓冲区两侧兴建了八廓商城、神力商城,高度超过《大昭寺文物保护规划(2015-2030)》等规划中关于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因此,各地方人民政府和遗产地管理机构,应该严格遵守缓冲区内的管理规定,对缓冲区进行的环境整治、新建建筑等,都要请第三方机构做文物影响评估;新建建筑的样式、体量、风貌等,都应与周边环境和遗产地保持协调;更重要的是,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报告和通告手续。

虽然《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模糊,但我国应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内部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总的原则应该是,除有保密需要或该项目几乎不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周边环境景观造成任何损害的项目外,应尽可能通告国际组织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开展的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方案文本、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保护管理规划等。通过通告,既可以增进交流,更重要的是展现缔约国政府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和能力。

(四)建立中国国内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制度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实际会对整个世界遗产工作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和评估。这也是一处世界遗产,除了在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有国际专家进行现场检查之外的,又一次接受国际专家进行的全面的现场检查、评估。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开展的反应性监测,以发现的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明确任务,能够使缔约国政府、遗产地管理者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世界遗产公约》,帮助遗产地管理者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敦促遗产地管理者进行整改和完善,采纳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风格。目前,反应性监测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地进行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工具和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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