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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1
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积极保护本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世界遗产保护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遗产保护理论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实践工作，详细论述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5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在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类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续的过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由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到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共同保护的认识历程。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不论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本身，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划之初就应在国际视野下对遗产地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把握遗产地的文脉和地脉，重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以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2
一般说来“文化研究”是詹姆逊在1985年对我国访问时带来的，但如今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从文化研究的形态来看有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从研究的方式来看有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不同学科。正如詹姆逊自己所说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与社会入手，把它看成一种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1]
我国文艺理论界探讨得比较热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这个被称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实与文化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有区别的。“特指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趋人物是英国的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2]所进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批评。它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具体来说有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国家基金的资助下，童庆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诗学著作。王岳川、罗冈等学者有很多译著和专著。可以说，“文化研究”差点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学者，其对“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美国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生产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文化从一开始大众性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它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审美文化学的建立。
当然，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似乎有把阵地转移的迹象。“有学者要求我们改变‘文学’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文学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董学文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颠覆，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混淆。他在专著《文学理论学导论》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文化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学问题……其次，文化研究置换了文学理论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再次，……‘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可能使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目标越远”。[4]（p96-99）
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从什么角度来把握这个文化研究比较合适？其实文化研究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却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对精神产品进行思想审查，揭示里面的权利关系，为被压迫者辩护。进而对精神产品给读者带来的麻痹进行消毒。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问题。它的任务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再生产的一种批判。对精神再神产比较好的视角就是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分为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以及个人对此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而个体再生产就涉及到精神再生产。我们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印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创造历史”（即人类自身再生产）需要以下几个基础：物质生产、工具生产、家庭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6]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生产。西方研究学者比较重视对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结构。其实，离开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结构是无法把文化生产的根源说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情况；二是生产资料及生产产品的占有机制；三是精神方式的变迁角度。这三者中，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状况是基础，它决定了后两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会习惯性地传承，形成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既有变化，也有传承。其较难改变的有思维习惯，伦理模式，而容易发生变化的则有财产分配、价值观念等。因此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看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对文艺理论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能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进行较科学的认识
我国精神生产的情况很特殊。从文学管理的体制来看，我国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有明确的规定。文学是天下的公器。相应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文学的管理开始放开了，文学创作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相应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也站在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个方面。也就有了“主体性”文学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诸如美女写作，欲望写作成为了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文学似乎已经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何为？而且文学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学产品大量出口到我国，对我们文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顺差，而我们却不能有所作为等。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文学现状，固守原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显然要脱离了文学实践，而“文化研究”则是应对这种现状的文学理论新尝试。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逻辑怪圈，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情况。的确如董学文先生所说，带有霸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呼唤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7]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断各种文化模式的价值：那种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思想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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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化研究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有置换文学理论论题的可能，但是这些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得以流传，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权利关系得到澄清，这也使得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产的理论正好可以对这些散乱的问题给予系统性、科学化的认识，从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服务。
二、能够对各种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做结构性的解释
西方文论从形式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文学精神的生成与流变。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其学科自身的逻辑。
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生存决定人类的精神状况。
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维柯的诗性智慧，轴心时代等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文化的精神风貌，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为例：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个体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理性思维方式；印度则倾向梵我合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方式；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以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务实，讲究人伦义务，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称为生命伦理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考察各个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乎结构的模式在起作用。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考察。根据意大利学者维柯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诗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匮乏等原因，到轴心时代，这种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并被新兴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所击溃。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条件，两性关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这些民族回应挑战也不同。根据刘士林先生的研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问题，他认为“具体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死亡意识的产生；其次，个体化的实现；再次，以功利为中心取向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原始时代以永生信仰为核心的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破裂，使死亡与存在问题第一次内化为人的个体意识、生命的时间意识；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则直接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与分裂，从而使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占有变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与自然功利性关系的产生，则是对象化思维关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这三方面都与原始人的永生观念、集体观念、主客不分观念相悖，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变革在所难免。”[8]而自我意识的产生也使死亡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人类。应对死亡，古希腊文明成功地通过对象化思维把握了死亡，把它对象化和理性化，从而更加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成为文明时代的骄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个体证悟无限的实在，解决了死亡问题。而中国则由于它独特的生产条件，保持着“人心”、“情感”，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在群体的延续把个体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后，其艺术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倾向于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学也多自我意识的表现。我国文学则较注重比、兴，写景状物之中传达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学则多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中的无限实在。
三、从人的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的流变
从新批评派到文化研究，其实是有文学批评自身原因的，这是内在的文学层面所需要的。“因为，没有那深刻的相对论，没有对形成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于凝固”。[9]实际上，新批评将但丁、莎士比亚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学的流变。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的流变有宏观的文艺思潮流变，也有微观的更为细腻的文学类型方面的流变。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这两者都可以进行考察。
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流变来考察。根据威廉斯的研究，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实在于“情境”中，这些情境“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极其多变的历史。”[10]（p16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引入了两个概念：“惯例”“标写”。所谓“惯例”，在艺术和文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指某种确立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背景”[10]（p180）；所谓“标写”其实就是书面语的书写，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复制。这两个概念使得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得以凸显，而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学变化的一些轨迹。文学的创新意味着对惯例的突破，而惯例也往往是读者接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实际写作中显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标写[notations]和惯例[conventions]进行归类，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文学实践的特殊方式，这种持续的尝试大都形成了关于体裁或类型的理论。”[10]（p188）
对于文学的流变，詹姆逊则抓住“文本”的形成来进行阐释。从微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这里“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年复一年的历史动荡、按编年史顺序发生的政权和社会时尚的兴衰，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激烈而直接的斗争”。[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社会阶级之间构成性张力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元叙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的建构受到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其实，他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都会有相应的文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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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传播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问题：一是国际之间的传播问题；一是国家内部文化传播问题。
关于生产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问题，威廉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许多明显的危机都是由基本物质生产中那些变化了的过程和关系所引发的。”[10]（p170）这里涉及到出版业的物质手段的进步，也涉及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学载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环境和写作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传播问题很复杂。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巨大顺差问题。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来公民生活的富裕。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事实上，西方经常以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强制性把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应该反对的。
国内文化传播的问题也很复杂，哪些文化被关注，哪些文化被记忆固然和统治阶层有关系，但是有些作品尽管受到统治阶层所迫害，但还是能流传下来。正如詹姆逊谈到的，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有自己相应的文化模式，其它的文化则被整合，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以前被压抑的代表新的人类精神方向的文化产品会得到新的地位。如《红楼梦》，尽管一开始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贬抑，但历史最终还是给了它最高的荣誉。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3
摘要：论文从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华侨影响和青少年自身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开平市青少年对于当地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知状况，进而提出几点加强青少年认知和保护文化遗产意识的建议。
关键词：开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认知状况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2007年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当地各所学校多曾组织过碉楼参观游览等活动。学生亦以画画、写作、手抄报或黑板报等形式加深对碉楼的认识。然而在学校教育这一块，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乡土教学系统，缺乏明确的教学指标、计划等。目前中国教育还是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在应试教育上下的功夫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会出现学校只在班会课讲授碉楼知识，而高中甚至连课堂讲授也没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师占有一半之多。这些老师对碉楼没有天然的感情基础，较少重视碉楼知识的讲授。同时，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师对碉楼基本知识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第三，碉楼专业研究人员不多，教材的编写人员缺乏，严重影响教材的内容质量；第四，碉楼教材、宣传手册种类缺乏，在开平仅有两本碉楼的乡土教材，而其它宣传手册多为旅游所用，为旅游而编写的手册并不能给予当地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碉楼较大的帮助。
（四）家庭教育
父辈的生活已离土匪猖獗的时代久远，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与祖辈相比，他们对碉楼的认识很少，因此，当代开平青少年很难从家庭教育中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实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辈对碉楼的感情已不如祖辈，代际承传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代沟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经常与父辈聊天，父辈忙于工作，也没有跟孩子们过多讲碉楼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另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没有碉楼；第二，有没有亲戚是在碉楼里面居住过或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开平有一句话：无碉楼不成村，但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新村都没有碉楼。因此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当缺乏的。
（五）华侨影响
作为侨乡的开平，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开平籍同胞有75万人〔3〕，华侨对当地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华侨回乡时，他们对碉楼的深情自然能感染当地的青少年。然而，当时建造碉楼的一辈华侨多已归西，新一代的华裔对碉楼的感情也没有祖父辈深厚。再加上现在的华裔也很少回乡，华侨的影响力渐渐减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涌现，加之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网络游戏、英超、NBA、卡通动漫……充斥着青少年的世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古老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碉楼的兴趣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此外，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理解碉楼的价值也有着重要影响。当地虽不发达但安逸的生活条件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现状的性情，读书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学历普遍在大专以下。
三、加强青少年遗产认知与保护意识的建议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4〕因此，开平要积极推动公众教育事业，形成“明瞭的共识，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归属感”，达到一种官民互动、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环。
要大力普及、加强青少年、市民对开平历史，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识，可以尝试与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区域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方针并有效长期实施贯彻，形成一个具有开平特色的乡土教育体系；社会宣传教育应该采取多元化、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措施，包括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街道宣传栏及互联网等硬件设施、旅游专线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遗产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要加大学校教育，制定开平乡土教材与开放性课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广方面，有计划、富针对性地出版开平文物书籍，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业界与学界研讨会，就特定项目撰写兼具知识性和专业性的专题书籍；孕育“开平文化大使培训计划”，培养具有专业文物导游知识与技能的青年学生，以此普及开平文物常识，加强社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展图书馆流动车计划，宣传普及“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相关书籍。图书馆流动车分为大众型和学校型两类形式。图书馆流动车以村落为单位，可以节约财政负担，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对于学校型方面，流动车可以走进校园，让学生借阅图书，流动周期可设置为两周。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新鲜感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
当然，还要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珠三角的艺文合作。除了进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图书馆方面的合作，希望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
四、结语
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市民推广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的好处在于运用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使传统意义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范畴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扩大到普通公众，并且由于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青少年，从而保证了“世界遗产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和重要动力。一方面，从教育趋势来看，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尽早接受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广泛，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经过他们的传播，会很容易产生类似“触媒效应”的由点到面的积极影响。总之，机制、法律、科技、资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125.
〔2〕开平碉楼网.[2008-08-28].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发管理进行描述和考量,力图挖掘出一些先进经营模型,为我国文化遗产开发提供借鉴。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遗产在管理尤其是产业开发之时都面临着几大问题,第一是与生俱来的非营利机构（文化事业）性质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第二是资金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紧缩减少情况下越发突出；第三是在多元文化、新媒体、娱乐消费潮流下,传统文化遗产的营销策略如何得到民众（消费者）认同。面对这些矛盾,只有在保护前提下,将文化遗产的公益性和产业功能充分整合,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永续利用”。世界各国在这个基本理念确立前提下,开展了各种开发经营模式。
1文化旅游
文化遗产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为之发展而服务,就必须全方位大力开展各项商业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以便让受众了解和接受,同时争取社会资源。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
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超级秘书网
（2）广场表演和节日狂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中升华出“广场演绎”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资建设了大型舞台,在“锦绣中华”建立了中华广场,创作“龙凤舞中华”等大型的广场演绎节目,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相配套的是剧场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过节是我们民族格外重视的风俗,造节是经营文化的手段。为了塑造独特性,管理经营者提出了月月有节日的口号,使节庆活动成为亮丽的风景,国际啤酒节、狂欢节、泼水节都成为经典的文化品牌。从2002年开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创办了唯一的旅游狂欢节,游行队伍与观众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题公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以上各国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及与旅游开发等的良性互动结合；第三，坚持“创意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化素材的整合运用上,并使之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消费体验方式,与市场和受众接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飞龙.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6):59-66.
［2］颜文洪.世界遗产与保护地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06(3):79-81.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一带一路 非遗保护 新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是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建设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湛江的徐闻古港从汉代开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人文资源丰富、优势明显。近年来，湛江市委、市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和省战略，从各方面积极谋划，编制出台相关规划和扶持措施，通过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拓展对外文化技术交流等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新跨越。这为挖掘、研究、保护湛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转化为文化资本，实现产业化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延续发展
自汉朝以来，徐闻古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运主港。据记载，汉武帝派船队携带黄金、丝织品等，从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出发，沿北部湾直至越南海岸一路南行，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南部，再转斯里兰卡，然后将沿岸交换的物品载回中国。南宋末年，元兵南进，闽、潮沿海大批居民从海路南迁，赤坎开始成埠。清末“广州湾”时代的湛江和抗战时间，我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偏安一隅的湛江，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繁盛。上世纪80年代，湛江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正在大步阔进地向全国海洋经济示范市、广东对接东盟的桥头堡和广东经济发展第二梯队迈进。两千多年来，从湛江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谱写下了悠久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海洋文明历史，也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资源。
近年来，湛江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挖掘研究和非遗保护方面的成果丰硕。2001年，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著名专家学者齐聚湛江，考察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认为徐闻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2009年，徐闻沿海发现发掘出西汉典型“万岁”瓦当和大批瓦筒、板瓦;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湛江史学专家陈立新出版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该书近30万字，由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详尽、全面地阐述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2010年，大汉三墩文化旅游区在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建成;湛江60多名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赴福建寻根调研海上丝绸之路和闽南文化。2011年，30位专家学者撰写的《雷州半岛闽南文化交流论文集》由《神州民俗》杂志社汇编出版。2009年以来，湛江多部门联合连续成功举办了6届 雷州半岛闽南文化交流活动。2014年湛江市扎实推进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完成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申报工作;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宝档案》栏目专程来湛江实地采访，并在央视播出了两集湛江“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片。另外，湛江市积极挖掘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参与省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一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非遗项目得到保护。徐闻县还编辑出版了《海上丝路探秘》、《汉港长风》、《徐闻县文物志》、《大汉徐闻两千年》、《丝港风韵》、《南海丝路――徐闻第一港》等一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文集。
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丰富内容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是湛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块瑰宝，为悠久厚重的湛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加强对其挖掘、研究、整理，尤其是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为提升发展湛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新机遇，成为打造文化湛江、建设文化强市、推动湛江崛起的助推剂。
湛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形态多样，内容丰富，项目比较多。在近年来各级文化部门开展的非遗普查、申报、认定中，普查出的1000多条非遗线索、300多个项目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50项。在目前湛江认定为国家级7项、省级34项、市级5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约占30%。
湛江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有民间文学的雷州话、哎话，雷祖传说、狗神传说、荡海王传说、刘三妹传说、贾岛传说、三墩传说、坡传说、寇准传说、白牛传说、三元塔传说、罗候王传说和六爹、关朝、阿阜、官冠等机智人物传说。民间音乐舞蹈有雷州音乐、傩乐，咸水歌、淡水歌、哎歌、艇仔歌、打盘茶等。传统技艺有造船技艺、晒盐技艺、雷州制瓷技艺、廉江制陶技艺、制茶技艺、葛布制作、造纸技艺和诸多传统饮食及海鲜美食制作技艺。民俗有有妈祖信仰、冼夫人信仰、罗侯王信仰、祭海习俗、开渔习俗等。
这些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的非遗项目呈现出涉及面广、遗存性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等特点。进一步加大对这些项目相关史料的挖掘、研究，将其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既是非遗保护的基础工作，又可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有意义。
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湛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充分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非遗文化资源，发挥其强大的文化激活力、对应力、伸张力、浸润力、持续力，推动文化、创意、旅游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和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变，是发挥湛江特色优势文化资源，引导推动湛江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是擦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品牌。进一步做好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和整理，把相关历史和遗迹列入国家、省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内容。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址进行保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非遗馆等，充分展列相关实物、图片和资料。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定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加大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宣传推介，定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编辑出版系列海上丝绸之路书刊等。
二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通过现代手段和文化创意，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街、文化展示馆、海洋博物馆、文化公园、文化创意园、文化产业园。开发相关漫画读物和动画产品、旅游工艺品，创作相关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打造海上丝绸之路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新平台，唤起了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三是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充分开发非遗优势文化资源，通过旅游、演艺、影视、创意等各行业资源的整合，构建起特色文化产业或项目，吸引外部资金、智力的持续支持，使其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形成巨大的产业效益。把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城市建设、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投入财力、智力，做大做强城市特色和主导文化项目，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全面迅速发展。
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让一些地方看到了契机，纷纷制定相关规划设想，其中无不将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作为核心要素。但也存在有的地方不顾客观规律进行过度开发的问题。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科学规划，打造管理层次高、保护状况好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典范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保护为主。组织“一带一路”文化遗产调查，掌握文化遗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规律，防止为追求局部经济效益，给文化遗产带来不利影响。应严格履行涉及文化遗产和开发建设活动审批，合理确定开发限度标准，确保文化遗产安全。
三是合理开发。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建立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加强财政、国土、旅游、建设、文化和文物等部门间的协调，完善重大事项沟通、协商制度，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四是加大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地方政府考核内容，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切实保障“一带一路”相关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经费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性投入。同时，确保各相关景区和单位经营性收入中有适当比例用于文化遗产保护。
参考文献：
[1]王立元.代表委员议国是加强‘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文化报.2015年3月16日;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6
关键词:曲阜市;旅游业;SWOT分析;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54-03
曲阜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一批珍贵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曲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了旅游开发,其中“三孔”的开发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且旅游业正表现出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但是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部分旅游资源破坏较为严重,旅游资源集中区的环境污染较明显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曲阜旅游资源的开发面临更高层次的提升,采用全面科学的方法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给出其相应的开发对策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SWOT分析法是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时,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所谓SWOT分析法就是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优势(strengths)、弱点(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进行分析,优势和弱点代表区域旅游发展的内部条件,机会和威胁代表区域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1]。此文通过采用SWOT这种分析法全面分析了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为曲阜旅游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开发方案,以期推动曲阜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一、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1.知名度优势
曲阜是东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胜地之一,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孔府、孔庙、孔林(世界文化遗产)、鲁国故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世界级意义,是曲阜市经济发展的无形资产。同时,曲阜是山东旅游的主题形象和中国旅游的典型代表,又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旅游地,在国内和国际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千百年来,人们怀着对孔子的崇敬,绵绵不断地来到这座圣城,追忆、抚摩、朝觐,感受着儒家文化的历史印痕,可以说曲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资源优势
曲阜因孔子而留下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文物古迹,品位之高、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全世界同类城市中几乎是独例。曲阜“三孔”所保留的历史古迹,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所没有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庙宇、府第,延续最长的私家陵园,最为完善的家族谱系,“东方麦加”尼山,世界汉碑的最集中地等,均是世界级的垄断资源,使曲阜成为世界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博大厚重的文化影响、世界顶级的文化遗产和古迹,不仅使曲阜成为伴随历史的千古圣城,在文化的传承中越来越光彩夺目,也使曲阜在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特色魅力和永不枯竭的资源优势。
3.交通优势
旅游开发最关键因素之一是可进入性,如果没有良好的道路交通系统,将会限制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从而进一步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曲阜市境内铁路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达。京沪铁路斜掠西北,兖石铁路横贯东南,兖南铁路环绕腹地。京福高速公路及104国道贯通南北,日东高速公路及327国道横穿东西,乡乡通柏油公路。铁路长度为82.2km,公路里程562.4km,具有突出的旅游交通优势 [3]。这一切都为广大游客来曲阜旅游观光提供了方便条件。
二、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分析
1.有利的国内外旅游发展形势
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世界旅游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世界经济从2003 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了较强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达到3.2 %,2004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稳定,2004 年世界旅游发展取得了二十 年来最好的成效,2005年世界旅游仍保持5%～6 %的快速增长 [4]。世界经济及旅游发展的快速增长为各地旅游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环境,为发展国际旅游提供了很好条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十一五”时期要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 [5]。
2.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曲阜自古以来,便向世界展示着她无可比拟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地位,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东方文化的“历史博物馆”。1991年5月,国家旅游局把孔庙、孔府、孔林确定为国线景点,把孔子陵墓和孔子家乡修学旅游确定为国家级专项旅游线。山东省先后把全省旅游的对外促销口号确定为“孔子家乡,中国山东”和“走近孔子,青岛”,曲阜已成为山东以及中国十分重要的旅游城市。旅游业也是济宁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政府对济宁市旅游业发展非常重视,在旅游交通和旅游接待等旅游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近年来,曲阜市市委、市政府更把旅游产业列入本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件,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障。
3.居民旅游需求增强
随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 0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游需求越来越旺盛,因此旅游已成为城镇市民节假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阜处于中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居民的出游欲望和出游能力较强,旅游市场的宏观前景看好,为曲阜旅游的客源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三、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1.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曲阜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旅游开发,但是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没有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三孔”、“四山”和“两城”没有深度开发,留不住游客,不能产生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从全国范围来看,曲阜的“三孔”比较早地登录到世界遗产名录,旅游开发相对比较成熟,但发展水平并未得到很高评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三孔”的文化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还没有很充分地展示出来,被旅游者所体验,因此,曲阜未来的文化旅游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从整体上解决文化内涵挖掘与产品品质提升的难题 [6]。
2.部分旅游资源破坏较为严重
由于历史原因和近年的开发性建设对资源保护不够,曲阜市部分旅游资源已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曲阜“三孔”旅游区,尤其是孔庙、孔府内,由于大量游人进入,使景区内土壤板结,通气、透水性能变差,影响古树木的根系呼吸和生长。游人鞋底的摩擦,使主要游线上的台阶及路面下凹,最深处已达10mm～40mm[2]。
3.旅游宣传与促销工作有待改善
曲阜尽管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但由于对外宣传不力,曲阜的外知形象一直是“三孔”,而对于其他的如尼山、孔子湖风景区等大多数人却知之甚少。另外,某些旅游企业对市场研究不够,定位不明确,很少能推出有特色、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这些都严重限制了曲阜旅游的进一步开发。
4.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虽然曲阜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但宾馆饭店接待设施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当地人的参与意识薄弱。城市夜间旅游项目少、档次低,不能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需要,挡住了不少有意来曲阜旅游的外地游客,因而也未能起到大幅度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四、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挑战分析
1.日趋激烈的行业及区域竞争
近年来,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异常迅速,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旅游业放在突出位置。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把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投入增多,市场培育力度加大,客源争夺更加激烈。要想在竞争中取胜,不仅要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而且需要高层次的管理和更深层次的开发 [7] 。首先,沿海的旅游度假区,周边的生态旅游和农业观光旅游都给曲阜市旅游带来巨大冲击。其次,曲阜还面临着市外景区的竞争,如邹城的孟庙孟府、嘉祥的曾庙,乃至泰安、济南等不同性质的知名景区的竞争。
2.人们旅游需求日益多样化
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时间不长,国民的旅游方式还停留在“扫荡型”(即尽可能多地将景点列入有限时间和资金的旅程)、“掠影型”(即忙于选择景点摄影作为日后纪念或谈资)、“赶马型”(随团旅游,一切听从导游人员的安排)的阶段,旅游者得到的是身心疲惫的经历 [8]。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仍以观光游为主,而世界各国的旅游正在由观光游逐渐向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转变,个人游、家庭游、驱车游、活动游已成时尚,度假休闲旅游趋势明显,这就要求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品必须多样化,以满足旅游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如何提高缓慢增长的游客人数和开发新的客源市场成为曲阜市旅游业发展的新的课题。
五、曲阜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多年来,曲阜市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也暴露出了与大旅游不相适应的矛盾与问题。针对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拟提出以下对策:
1.深挖旅游产品,开发多样化、多层次旅游产品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 [9]。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要深入挖掘曲阜旅游景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围绕老名牌推出新产品,积极打造“拳头”旅游产品。不断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充分挖掘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带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使文化和旅游实现有机结合。第二,要尽快建设新的旅游景区,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形成新的接待能力。为此要积极利用好“三孔”这一“金”字招牌,把游客吸引到曲阜。还要大力发展从“文物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化的修学旅游,使曲阜旅游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目前,来曲游客在曲阜一般停留0.5～1天,以一日游为主;但修学团的停留时间平均在两天以上,有的达到15天,甚至40余天,可以说修学游使旅游经济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全线受益 [10] 。第三,把节庆活动品牌做活做大,增强吸引力。节庆活动是一种旅游产品,是一种宣传方式,同时也是集经贸交易、文化交流与民众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活动。为此,必须把孔子文化节做大做强。
2.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积极开拓客源市场
旅游业是高度竞争的产业,旅游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客源、宣传方面的竞争。因此,要加强旅游宣传促销意识,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曲阜要积极参加国家和省旅游局组织的北方旅交会等重点宣传促销活动,进一步扩大曲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开拓客源市场方面,要对客源市场进行准确定位,找准客源市场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找准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对接点。为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广阔的旅游市场潜力,实现曲阜旅游产业经济的大发展,目前曲阜已将京津唐地区,江浙沪皖等省份作为重点客源市场,进一步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同时市内要重视城郊型旅游产品的开发,在近郊和城市周边建设环城旅游带,满足当地城乡居民的休闲、娱乐、健身、采摘、购物等旅游消费需求。
3.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根据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模型,合作是最好的结果,能给双方带来利益,消除因非合作博弈带来的负面效应 [11]。为克服各区域松散各自为战的局面,泰安、济宁、枣庄、日照、临沂五市签订了旅游友好合作协议,将进一步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将五市打造成为山东省旅游“新三角”。泰安、济宁、枣庄、日照和临沂市旅游资源丰富,并且各有特色,互补性强,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协议达成后,五市将进一步在发展战略、资源共享、地区互动、线路对接、客源互送、人才交流和行业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使游客在五市的任何一个景区都会享受到宽松的旅游环境和一体化的服务。曲阜今后要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区域联合,并积极发展与其他旅游城市与知名旅游企业的的合作,以彼此借鉴经验得失共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取得共赢。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曲阜旅游形象
首先,要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六个要素,加大交通、景区、商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加快阙里街、后作街、鼓楼街等商业街改造建设步伐。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宾馆酒店加大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改善质量,提升档次。其次,要全力推进明故城保护性恢复、景区开发建设、旅游形象塑造“三大工程”,着力优化旅游环境,突出抓好主要景观大道、小街小巷、重点景区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下大力气整顿旅游秩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大力弘扬诚信、儒雅、自强、创新的曲阜精神,提高市民素质,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旅游环境,全力打造城市环境美、社会秩序好、服务质量优、游客市民满意的东方圣城新形象。
曲阜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旅游开发,其中“三孔”的开发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没有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三孔”、“四山”和“两城”没有深度开发,留不住游客,不能产生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此文虽然采用了较为先进的SWOT分析模式对曲阜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然而受自身经验及实践能力所限,一些认识与看法难免出现偏颇,有待于在实际开发中加以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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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试图,袁本华.论文化与旅游开发[J].经济地理,2003,(3):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