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技术创新范例

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区域技术创新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区域技术创新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1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金华市;技术创新

201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进出口、技术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金华市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对当地的技术创新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对当地的技术创新影响作用如何?以及溢出效应的程度应为多少?如何提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进行相关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本文研究金华市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情况。

一、文献回顾

张杰飞等人(2008)认为,FDI的技术外溢是否会给当地带来技术进步取决于两国技术差距、东道国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利用外资股权结构等因素。何兴强等人(2014)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开放性程度和人力资本程度4个门槛变量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有重要的影响。赵霞(2011)研究发现,FDI的流入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两种路径,一方面通过扩大采购规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保持市场优势地位等直接路径对本土制造业产生正负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本土制造企业吸收能力、产品设计和生产技术升级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等间接路径影响本土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吴静芳(2011)研究发现,FDI对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集中在发明等高端创新领域,对西部地区则主要体现在外观设计等低端创新领域,中部地区在两者之间。文献回顾发现,FDI对于技术创新影响效应,主要根据当地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研发投入、FDI对本土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来分析。笔者基于金华市2014—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构建FDI对技术创新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技术创新作为新技术的产出,构建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f(L,K,A),Y表示技术创新的产出,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L表示科技人员投入数量;K表示科技经费投入数量;A表示其他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再构建二个计量模型:LnYit=αLnKit+βLnLit+γLnFDIit+ε(1)LnYit=αLnKit+βLnLit+γLnFDIit+θXt*LnFDIit+ε(2)通过构建FDI与控制变量的连乘变量来分析FDI与其他要素的联合作用对金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创新产出,核心解释变量为科技人员投入、科技资本投入和FDI,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程度、城市化水平、经济结构、人力资本、企业类型等变量(表1)。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2014—2019年金华市县域的面板数据。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各县市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城镇人口比重、工业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来源于2015—2020年的《金华统计年鉴》;专利申请量指标来源于2015—2020年的《浙江统计年鉴》;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数据则来源于2015—2020年的《义乌统计年鉴》横向数据中。

三、实证分析

(一)直接影响效应回归分析

模型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分析方法。由于面板数据具有横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样本容量和自由度更大,并可以解决遗漏变量和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提高了模型估计的准确程度。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PA)、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首先对固定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进行比较,通过检验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即不存在个体差异效应。其次对混合回归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后发现,也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表2)。从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结果来看,FDI对金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导致金华市专利申请量增长1.5个百分点。但是技术溢出效应不够显著,没有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对当地技术溢出的效应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开放程度、企业类型、R&D研发费用的内部支出有着密切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与区域的各类环境要素有效结合,产生不同技术溢出效果。为此,需要对FDI技术溢出的联合影响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联合影响效应回归分析

首先采用固定效应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看,由于遗失相关控制变量,整体模型不显著,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不明显,说明FDI对区域的技术创新的直接溢出作用不显著(表3)。模型3—8分别分析了FDI联合作用下金华科技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通过回归结果发现,FDI对金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紧密关联。人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对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反之,如果人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则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高,对当地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大。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金华技术溢出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地科技技术人员对外资企业产品研发、吸收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经济结构、企业类型自身对当地的技术进步作用巨大,但还是主要依靠本土工业企业的技术研发,对外资的引进很少,因此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有限。由于金华市的出口产品多以小商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的技术进步效果不明显。而城镇化水平对当地技术的进步作用不显著,也没有和外资进行有效结合。

四、结论与建议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2

关键词:区域技术创新;房价上涨;影响效应;内在机制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产能过剩、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越加凸显,以往以要素和投资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亟待由传统的要素投入转向消费和创新驱动。尤其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刻不容缓。早在2015年,在党的“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就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2017年,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从国家战略、知识溢出及金融发展等视角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1],而在最新研究中,房价与区域创新能力二者间关系成为了学术界研究之重点。2003年伊始,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迅速攀升,以全国商品房为例,2003—2018年间,销售价格年均增长率为9.62%。虽然在此期间各地政府相继推行了多项调控房价的举措,然而部分城市住房价格仍然保持快速上涨的势头,房价大大超出了居民购买能力,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果,部分城市房价回落,但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着大量购房需求和投机需求,因此泡沫化问题仍有加剧之势。而关于房价上涨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房价上涨导致资金、人才等经济因素集聚房地产或相关行业,降低实体部门的研发投入,阻碍区域技术创新[2];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困境通过房价上涨引起的财富效应得以缓解[3]。文章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房价上涨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又是通过什么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这些问题的结论对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研究假设与内在机制

1.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房价被学者纳入到影响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中,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高房价能够通过“筛选效应”“财富效应”及“挤出效应”等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最终促进或者抑制区域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对房价上涨与区域创新关系的文献检索发现,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高房价会抑制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这种抑制效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价上升促使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资需求转向房地产投资,产生替代效应。房地产投资具有一定的投机属性,尤其是在房价上涨过快时,会对工业企业的技术性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引起经济要素错配,进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而抑制工业企业的创新投资[4,5];二是科技人才是区域创新的根本所在,城市房价的迅速上涨形成了创新人才进入壁垒,提高了其生存成本与进入门槛,导致城市技术创新项目数、经费及人员的急剧减少,从而使得技术人才引进受阻,削弱地区创新能力[6];三是房价会通过其空间蔓延特性阻碍区域创新活动进一步开展。具体来看,房价具有空间蔓延特征,不仅可以带动周边房价的提升,而且就技术溢出效应而言,高房价抑制了本地区的技术创新,进而阻碍了技术空间扩散,不利于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高房价可能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这种促进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企业自有房地产的情况下,高房价能够产生“信用缓解效应”,因此其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收入以促进研发创新活动;二是高房价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可能驱使高学历低创新能力的人才往小城市集聚,而高学历、高创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大城市,如此为加快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供人才支持;三是房价持续上涨能够为企业带来高价值的抵押资产,商业银行同样会扩大对企业的信贷投入,推动企业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3]。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房价与区域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没有深入研究。具体而言,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四点新进展:一是研究城镇化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房价持续上涨是否可能对区域技术创新带来促进作用;二是运用Abraham&Hendershott(1996)[7]的方法测算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房价泡沫程度,并以此作为房价快速上涨的衡量指标,摒弃常态研究中所采取的变量,以此更好的分析房价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三是扩展了研究样本的数量,将研究对象扩至285个地级以上城市,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四是选取资本累积、产业结构、吸引外资三个中介变量对房价与区域技术创新进行机制分析,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2.研究假设与内在机制分析

(1)房价的正向效应目前学术界对于房价与区域技术创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房价可直接抑或是间接阻碍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然而,不难发现的是往往房价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创新水平也相对较高。可能的原因有:首先,许多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房地产,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企业这些高价值的房地产能够有效缓解企业投资的资金约束;其次,高房价对于大城市的人才是一种压力,高房价可以筛选出那些有创新能力、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人才,而迫使那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人才集聚到小城市,提高整体区域的创新水平;第三,高房价能够对企业产生一种“倒逼效应”,驱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产业调整升级,从而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动;第四,高房价增加了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政府用于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创新的财力充足,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房价的持续上升有可能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因此,文章提出假设H1:当房价上涨处于一定的阈值范围时,会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2)房价上涨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第一,企业资本积累效应。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同时又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然而,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由于缺乏充分的创新资金,致使企业的创新活动举步维艰,难以开展。但实际上大多企业都拥有一定的不动产,伴随着房价的上涨,企业所持有的房地产价值上升,进而通过财富效用实现资本积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资本越雄厚,其研发能力越强。囿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企业的研发资金往往来自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企业能够提供房产等不动产的抵押物,从而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利于开展创新研发活动,尤其是对一些拥有不动产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更甚。第二,产业升级效应。城市房价能够通过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因产业种类不同而异,高房价使得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重新配置,进而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房价上涨必然使得楼房和土地租金上涨,一方面促使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普通劳动者流出,另一方面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租金上涨,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地价和房价较低的地区。同时,对于收入较高的群体而言,租金的上涨对其造成的影响较小,加之高房价区域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更全面和优质,因而带来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流入和集聚。这种集聚形式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本与技术人员,进而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第三,外商投资效应(FDI)。房价会对各地的FDI流入造成影响,进而对区域创新水平产生作用。闵树琴和许文汇(2019)认为经济发达之地,即房价水平较高之处,其FDI流入越多。主要原因是,高房价往往显示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纳能力及资源禀赋状况,从而对外商产生较强的吸引力[8]。FDI能显著地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9]。具体来看,一方面外商投资往往伴随着先进技术的流入,从而提升本地区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可通过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途径间接的提升区域技术创新。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房价上涨通过加快资本累积、产业结构升级及外商投资效用三条路径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三、实证设计

1.模型构建与指标测算

文章构建的实证研究模型如下:TECit=α0+α1HPBit+αcXit+εit(1)TECit和HPBit分别表示区域创新能力和房价上涨程度,εit为随机扰动项;α0和α1分别表示截距项和估计系数;向量X表示其他可能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解释如下:第一,被解释变量。文章主要以技术成果来表示区域创新能力,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可直接通过专利数量得以反映,故文章将专利授权量占GDP的比重作为区域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第二,解释变量。文章以房价泡沫指数来衡量房价的上涨,关于房价泡沫测算,借鉴Abraham&Hendershott(1996)[7]的研究方法来估算房价泡沫。由估算结果可知,虽然中国房价持续上涨,但房价总体泡沫却呈现先升后降之势,并由中部、东部及西部依次递减,且中小城市泡沫水平显著高于大城市。因此,高房价不是房价泡沫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是房价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第三,控制变量。一是政府干预程度(GOV),以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二是城市化水平(UBR),用市辖区人口与全市总人口之比表示;三是经济发展水平(LGD)用地区生产总值来替代,为保证数据量纲的一致性和减低异方差性,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四是基础设施水平(INF),用市辖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来表示。

2.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文章选取28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以2006—2018年为研究窗口期,并采取相对稳定的市域统计口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全国层面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1)~(5)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无论对房价上涨指数进行单独回归,抑或是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都为正,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房价上涨程度的上升能够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从表1的模型(1)~(5)的结果可知,平均而言,房价上涨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则提升0.154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外源资金,进行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驱使不同创新水平的劳动力进行空间转移,带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提高了区域研发创新水平。从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来看,变量LG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因为经济发展不仅增加了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时提供了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GO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1%水平检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加,促使技术进步与教育水平提升,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行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人口和产业的高度集聚能够从供给与需求双向视角促进创新活动。此外,基础设施(INF)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原因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加快了城市间知识、信息、技术等的交流,刺激了城市创新行为的产生。

2.异质性分析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资源禀赋异质性凸显的大国,对于不同的地区和城市的发展之规模,房价上涨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有较大的差异性。在区域地理空间上,表2的回归模型依次反映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房价上涨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东部地区HPB系数为正值,中部与西部地区的HPB系数均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证实了房价上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房价上涨对区域技术创新在东部地区可以产生积极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不利于技术创新。文章对此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房价持续上升带来的财富效用驱动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科研投入,刺激区域创新活动,而中西部地区囿于其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较低,房价持续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不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只能将其投入房地产市场,抑制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在城市规模上,文章根据2013—2108年城市人均GDP平均值将城市划分为大、小两类,以分析不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问题。由表2可得,就地级市层面得数据来看,大小规模城市房价上涨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抵消后的净效应为正,且大城市的正向效果大于中小城市。这是由于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创新的能力与条件,即创新不是随处可见、遍地开花的,而是集聚在某个地理极点上。而大城市在产业升级、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将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动力。

3.内在机制检验

在此,对前文理论分析中提出的三个内在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此,借用王军和付莎(2020)[10]所使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选取的中介变量如下:第一,资本累积效应,通过将固定资产投资变量(FIX)以表示城市物质资本形成;第二,产业结构效应,以二、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作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第三,外商投资效应,以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FDI)作为城市房价泡沫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中介变量。表3为中介效应的估算结果,具体地:第一,模型(7)和(11)是将资本累积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7)中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房价上涨程度的上升对加快资本累积存在积极影响,模型(11)中估计系数为0.112,小于模型(10)中的估计系数0.152,说明城市房地产泡沫的上升能够通过加快资本积累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模型(8)和模型(12)是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12)中估计系数为0.076,小于模型(10)中的估计系数0.152,证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能够通过产业机构升级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模型(9)和模型(13)是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情况,模型(13)中估计系数为0.104,小于模型(10)中的估计系数0.152,表明城市房价上涨可以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3

关键词: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影响

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增多。而技术作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已经成为区域竞争中的核心力量。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这就代表着技术创新能够在多元技术的融合与应用中,创造出社会上暂未出现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能够通过社会的广泛传播来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与共享,从而用新事物的发展来引领整个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

一、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一)知识经济,人才集聚

在我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经济也逐渐占领市场,成为如今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电子贸易、网络经济、在线经济等新型产业大规模兴起,诸多行业新业态需要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实现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等传统产业越来越知识化;再者,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将以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为前提,在变化的速度和跨度上将显现出跳跃式发展的特征。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人才成为技术创新的推动者,人才的集聚能够有效地实现知识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二)社会竞争,研发投入

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能够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在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增强区域经济的实力。我国目前各大企业也在充分开展技术创新与合作,在此背景下我国逐渐扩大科研投入,增加相应的经费与基础设施的支持与保障,在研究中重点解决诸多卡脖子的技术性问题。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够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下找到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子,从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用技术竞争实现我国科技成果“从0到1”的突破。

(三)市场需求,时代需要

市场的需求是促使新技术不断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动力。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大众对于网络时代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且当前世界正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变革与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成为我国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变量,这就使得技术创新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逐渐提高。市场的需求以及时代的需求使得科技工作者能够针对市场空间中的困境与不足进行技术创新,从而用技术催生产业的新业态与成果,用优质的技术成果来满足大众需求,更好地赢得大众的认可,从而在技术创新成果共享的过程中推进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二、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创新产业产品内容

技术创新作为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能够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融合来创新产品形态与功能,提高产业运作效率。例如,在我国“互联网+”技术应用的背景下,我国逐渐实现网络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融合与创新,电子商务、供应链运作、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已经逐渐渗透到我国的各个行业中去。而且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发展背景下,网络化的动态监测与远程控制系统能够通过数据来进行即时性的产品跟踪,从而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来构建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络管理系统,以此来提高我国产业运作的效率,用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来实现社会信息系统的提质增效。

2.科技改变生活方式,提升大众生活质量

在如今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科技成果逐渐实现社会化共享,这就能够在社会化的传播中将技术成果应用到社会中去,用技术创新成果来满足大众的社会需求。一方面,在我国智能手机技术普及的情况下,人人都能够应用智能手机完成即时通讯、信息获取等相关的交流工作,而且如今的在线购物、在线教育的发展,使我国大众中能够能够基于智能终端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能够保障大众获得多样化的视觉体验,例如VR技术、AR技术的运用,能够通过虚拟情景再现的形式创新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更好地通过技术来提高生活质量,用大众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3.资源要素全球流动,资源共享带动发展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联系在一起,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变化的趋势与背景下能够促进资源与要素的全球范围流动,各个区域也能突破本地资源与环境的限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寻求资源与要素的流通渠道,从而在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增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更好地提高本区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如今全球经济共享的基础上,技术创新成果能够通过社会的普遍传播来使社会享受到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而各地也能够基于自身的区域特色以及社会科技创新成果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以此来通过资源共享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

(二)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引发市场恶性竞争,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在如今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技术成果成为区域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而部分区域为获得技术竞争的优势,开展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研究,例如基因编辑婴儿、冻卵代孕等技术。这些技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物工程与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进程,但若没有得到合理应用,这些技术便会促使社会过度追逐经济效益趋势的发展,影响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同时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技术研究产生的垃圾难以处理,会对生态环境的质量产生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信息过载,鱼龙混杂,虚拟世界长期沉浸

技术创新使得社会发展的技术成果实现社会共享,从而提高了大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但是由于我国信息技术的泛滥,目前信息社会中呈现出信息过载的趋势,海量化的信息资源充斥于社会环境中,鱼龙混杂的信息影响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思考。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创设了诸多游戏体验式的虚拟空间,能够使人们基于网络虚拟空间来开展社会活动,但由于我国大众特别是青少年难以充分利用技术的优势,这些新的技术使青少年自身长期沉浸在海量信息的虚幻满足之中,从而影响青少年的个体成长与认识水平的提高。

3.淡漠世界人际关系,人文关怀缺失

技术的应用将世界联成一个整体,社会大众能够通过技术渠道与终端来保持与世界的联系,从而能够在整体性的交流空间中发展经济与文化。但是这种模式却淡漠了人际关系,使大众沉浸于技术手段提供的信息环境中,从而使得社会的人文气息逐渐减少。例如,在当今疫情防控形势下,大众需要凭借健康码与行程码来进行短期的出行活动,但是还有诸多老年群体难以操作智能手机,因缺乏行程码而难以实现正常的购物出行活动,即使国家倡议给予老年群体人文关怀,但是还有部分地区因没有健康码拒绝老年群体进入,人文关怀思想呈现出社会化缺失的趋势。

三、技术创新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途径探究

(一)推进渐进性创新,持续推进科研支持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技术的渐进性发展过程持续推进。一方面,我国需要持续稳定开展技术研究工作,增加经费投入与基础设施保障,从而在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中用科研来推进技术的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国需要持续稳定用技术创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技术成果的社会转化,将技术应用到社会生活与产业发展中,从而实现技术与行业发展的深度融合,用技术创新成果来引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深入根本性创新,掌握核心要害技术

要实现技术成果的根本性创新,需要在应用的过程中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用关键核心技术来形成自身区域发展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持续稳定推进技术成果的创新,组织一批优质的科研技术团队来进行技术创新工作,并广泛吸纳社会人才来实现知识的集聚,以此来实现技术成果的社会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在根本性创新中规避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也就是在技术创新成果社会化共享的过程中积极进行社会化引导,从而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实现技术创新积极效应的最大化。

(三)开展系统性创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

技术创新需要基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来开展相应的技术创新工作,这就需要基于整体性的理念开展系统性的技术创新工作。一方面,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各个地区与周边的城市进行地域合作与技术合作,例如在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中通过技术文化的交流来实现地域之间的系统发展,以此来全面提高我国全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另外,需要推进技术成果的融合,也就是基于各个区域中的技术成果来开展合作,从而在合作的过程实现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创新协同发展。

(四)实践应用式创新,技术应用满足需求

面对如今疫情防控的社会态势,我国区域经济要实现发展,需要在技术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将创新成果进行推广与普及。一方面,加强技术性成果在市场的试验与应用,在社会性试验的过程中不断对技术进行完善,从而提高技术性成果在社会上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技术性成果的社会化推广,也就是要通过宣传来强化技术性成果的积极影响,对于技术成果的消极影响以及负面作用也要进行宣传,从而提高区域内大众对于技术成果的认知,从而通过全社会技术素养的提高来更好地推进技术成果共享的进程,用技术创新引领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4

关键词:碳中和;碳达峰;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双碳”目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中国制造2025”拉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制造业既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支撑,也是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然而,此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制造业出现了“大而不强”的局面,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1]。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发展已经达成共识,也是其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当前,对制造业企业而言,探索未来的绿色创新发展之路,实现绿色发展与效率增长成为重要的关注点[2]。因此,研究“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寻找促进和制约我国“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强化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积极因素和破解发展的瓶颈制约,对顺利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分为创新指标、绿色指标和发展指标,运用漂移度组合评价法研究“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二、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一)评价体系

1.创新指标。创新指标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制造业创新研发投入是其通过自身研发或者购买外部技术等方式改进技术的能力,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因此,众多学者将区域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的研发投入分为人力和财力两类。同时为综合评价区域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研发投入,引入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相关指标。在区域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发展系统中,专利能够反映地区的制造业创新产出的最核心和最直接的部分,代表区域科技创新成果。新产品销售是区域创新产出的重要成果。因此,从制造业人力、财力、新产品开发方面选取制造业R&D经费支出等5个制造业创新投入指标;从专利成果、新产品销售方面选取制造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等4个制造业创新产出指标[3]。

2.绿色指标。绿色指标包括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是在运用创新成果生产过程中,制造业要减少能源损失和浪费,充分有效、合理利用能源;环境保护是在运用创新成果生产过程中,制造业必须解决现实存在或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协调制造业生产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选取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制造业单位产值电力消耗量等4个制造业能源节约指标;从废水、废气、废物及污染治理方面选取制造业废水排放总量、制造业废气排放总量、制造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制造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等5个制造业环境保护指标。

3.发展指标。发展指标包括经济创造和社会进步。制造业进行绿色创新,其理想的效果是除了产生能源环境效益以外,最直接的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创造是制造业通过运用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产生的直接效益;社会进步是反映制造业的社会服务能力。因此从产值、利润、效率和市场等4个方面选取制造业总产值、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制造业新产品销售率、制造业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等5个制造业经济创造指标;从就业、税收、投资回报方面选取制造业总资产贡献率、制造业就业人员人数占比、制造业就业人员人均利税等4个制造业创新产出指标。

(二)评价模型

在评价方法上,本文中运用4种单一评价方法对“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评价的结果存在差异,无法辨别哪一种评价方法更合适或者合适程度最高,若仅选用一种评价方法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片面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分析各种单一评价方法之间存在相容性和漂移性基础上,选择了基于漂移度模型的组合评价方法,相容性是图1中4种单一评价方法相容。若单一评价方法对本研究是适用的,则构成这单一评价方法集[4],因此需要对上述4种方法进行相容性检验。具体步骤如下:一是构建评价方法集M0,运用各单一评价方法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二是确定相容评价方法集M1。运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单一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相容性检验,剔除无显著相关性的方法,保留具有明显相关性的方法构成单一评价相容方法集。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对2019年30个省份的“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运用熵权法、TOPSIS法、离差最大化法、灰色关联度法等4种单一评价方法求取的2019年“双碳”目标下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评价结果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均大于0.9。在给定阈值0.9条件下,4种单一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符合组合评价的要求。在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漂移度组合评价法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运用SPSS20.0,选取基于漂移度组合评价法的组合评价结果进行Ward聚类,大致可分成四类,结果如图2所示。第一类为较好型,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天津。特点是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居于前列,其评价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制造业创新可持续发展较好。第二类为良好型,包括北京、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特点是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情况良好,且其综合评价得分的数值相对介于0.3—0.4之间,在制造业创新能力和绿色竞争力方面需做些调整。第三类为一般型,包括湖南、重庆、辽宁、河北、江西、四川、吉林、陕西。特点是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情况一般,大部分介于0.2—0.3之间,各方面需要做进一步调整。其他11个地区是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较差,各方面亟须改善。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各地区相差较大。第一类的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评价平均得分仅为0.5797,第二类组合评价得分的数值相对集中于0.35左右,在第三类中,除了湖南以外,组合评价得分均低于0.3,排名前19个地区的综合评价得分也只有0.3910,甚至30个地区的组合评价得分仅仅为0.3016,这表明我国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广东、江苏、浙江地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状况较好,创新能力、绿色竞争力、发展效果得分均较高。而同在第一类的上海、天津地区的得分处于0.45左右,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相对较弱;与第二类的评价得分相比,相差均高于0.2个水平,与第四类中评价得分最低的青海相比,得分相差高达0.7135,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相差很大,各地区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结论与启示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5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创新产出;熵值法;GEODA;GWR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促进传统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改变传统技术降低能源耗费、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与金融生态环境中基本要素多有重叠,即包含经济环境、政治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信用与制度文化环境等因素。金融生态环境能够建立良性运作的金融体系来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因此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的改善情况对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如何,这对于新常态下通过创新来推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金融生态环境是我国特有的名词,最初是乔海曙将金融和生态联系起来,并把金融生态认为就是绿色金融;随后周小川提出了优化金融生态并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基础条件;徐小林等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等因素综合的产物。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完善法制环境,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影响科技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对技术创新起着正向促进作用。翟胜宝等结合宏观环境和微观主体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李冲等采用空间计量检验发现改善的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成本机制和收益机制来推动区域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动。大量学者从金融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经济基础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高,一方面是资金来源稳定且持久,能够支撑创新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产业优化形成集群,促进产业内企业之间知识、技能等共享,增加知识储备和创新活动。李龙筠和刘晓川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状况好的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从政府治理来看,学者提出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方面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肖文和林高榜则提出政府补贴不利于提高创新效率;戴静和张建华认为政府的干预会阻碍创新效率的提高,因为政府干预会造成企业出现创新惰性。从法律建设和信用环境来看,Cooter用创新法律基础解释了创新原理,并提出私法和商法能够促进创新。根据现有文献分析,有关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或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在定量和定性方面均有涉及,但是针对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较少,且结果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技术创新产出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从而探究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及样本选取。本文考虑到创新产出提供新的产品对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经济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有效专利发明数取对数来衡量因变量创新产出。结合湖南省实际,将湖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划分为经济环境、政府治理、卫生文化环境、居民生活四个方面,它们共有15个子系统均为正指标,即选取的指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向为正。为反映区域科技创新投入强度,采用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衡量研发投资;为反映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衡量政策环境,用出口商品总值占比衡量对外程度;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和集群特征,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衡量高新技术产值。样本数据来源于2012~2019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地级政府统计公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用来分析2012年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GEODA、ArcGIS10.2和GWR4.0四个工具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

1、空间自相关。本文采用了全局Moran'sI(莫兰)指数和局部Moran'sI指数。全局空间自相关能从总体上反映湖南省各区域的空间自相关性。莫兰指数的取值在-1~1之间,当Moran'sI大于0,则表示技术创新产出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即邻近空间单元存在聚集现象;当Moran'sI等于0,则表示不相关即该地区创新产出呈独立随机分布;当Moran'sI小于0,则表示技术创新产出具有空间负相关性,即该区域存在分散现象。局部空间自相关,是对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当不能反映某个子区域与其周边子区域的相关程度时,必须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每个观测值的LISA反映其与空间相邻近的观测值的空间聚集性。莫兰散点图有四个象限:第一象限HH表示观测值的创新产出高并且邻近区域的创新产出也高;第二象限LH表示观测值的创新产出低但邻近区域的创新产出高;第三象限LL表示观测值的创新产出低而且邻近区域的创新产出低;第四象限HL表示观测值的创新产出高但邻近区域的创新产出低;当观测值均匀分布在四个象限时,则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其公式依次如(1)、(2)所示,其中i≠j,n表示参与分析的空间单元数;S2=1nni=1移(Xi-X0)2;X0为均值,Xi和Xj分别为某观测值X在空间单元i和j上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区域i和j的邻近关系。

2、GWR模型。本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改进的混合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它弥补了传统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不能展示具体区域的实际情况的缺点,使得模型更加具有针对性。GWR模型如公式(3)所示。其中,yi为第i个地区的创新产出;xi为第i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φi为随机要素;(mi,ni)为第i个地区的空间坐标。yi=α0(mi,ni)+kj=1移αi(mi,ni)xi+φi(3)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权重。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湖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的指标进行度量,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当指标的权重越大则越离散,表示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就越大。湖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包含经济环境、政府治理、卫生文化环境、居民生活等四个一级指标,且单位为万元。其中,经济环境包含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个)、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等6个指标,权重分别为0.069、0.060、0.068、0.069、0.067、0.066;政府治理包含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收入这3个指标,权重分别为0.064、0.069、0.063;卫生文化环境包含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化面积(m2)这3个指标,权重分别为0.071、0.071、0.070;居民生活包含普通高等学校数(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3个指标,权重分别为0.061、0.067、0.066。从以上结论可知,卫生文化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影响很大。

(二)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运用GEODA软件检验其空间自相关性,计算出2012~2019年湖南省各地级市技术创新产出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2~2019年间莫兰指数值较大并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湖南省各地级市创新产出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各区域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出空间依赖性特征。(表1)具体分析各地区局部空间聚集状态的局部莫兰指数。如表2所示,湖南省大部分地级市技术创新产出处于莫兰指数散点图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而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较少,这表明各地级市创新产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依赖性和异质性,其中HH聚集区主要在湖南的东部地区,LL聚集区主要集中在湖南的西部地区。在2012年有71%的地区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HH区为35.5%,LL区为35.5%,到2019年有79%的地区为正空间关联,HH区为50%,相比2012年增加14.5%,LL区为29%,相比2012年降低6.5%,这表明技术创新产出高的地区逐渐聚集并表现出带动作用增加周围地区创新产出数量。从年际变化上看,益阳市和郴州市从第二象限转变为第一象限,永州市从第三象限转变为第二象限,这说明湖南省技术创新产出总体水平有所提高,创新产出数量在逐渐增加。(表2)

(三)湖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为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技术创新产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GWR4.0软件,使用Adaptivebi-square函数确定空间权重,选择AICc法确定最佳带宽,得到GWR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然后采用ArcGIS10.3软件对GWR模型获得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进行统计,如表4所示。因模型的各影响因素的VIF最大值小于7,表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3、表4)从GWR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2012年、2016年、2019年GWR模型的AICc值比OLS回归的值明显要小,并且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比较高,这说明采用GWR模型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拟合度更高,更能解释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从表3中数据可知,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有所不同,表明各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就金融生态环境而言,从3个年份的GWR模型回归系数均值可以看出,总体上其系数随时间变化而增加,即回归系数由2012年、2016年的14.72、12.78提高到2019年的15.69,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研发投资、对外出口对创新产出也是促进作用,而外资投资、高新技术产值对创新产出则是阻碍作用,这说明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及促进出口会给创新产出提供动力,吸引外资投资和高技术生产量的增加会阻碍新的创新产出。2012~2019年,湖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均大于零,对创新产出存在着正向影响,而创新产出异质性从时间上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三个主要年份,各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在2012年和2016年中其回归系数均相差不大,但在2019年怀化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系数达22.19,表明怀化市金融生态环境提高1个百分点则区域创新产出平均增加22.19件。如表4所示,这3年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域上的差异,影响最大的是湖南省西部地区并逐渐地收缩,而影响最小的是湖南省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影响程度在总体上呈自西向东递减的趋势。这是因为以怀化市、湘西州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好,且为传统经济发展,地区经济落后,当这些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提高,特别是第三产业经济得以发展,则能为该区域创新产出提供资金等资源的支持。到2019年,回归系数最高值空间上还是在西部地区,影响的地区数量得以减少;回归系数最低值空间上在东部地区,影响的地区数量逐渐增多。虽然从空间分布上对创新产出影响大的区域逐渐减少,但是从金融生态环境的系数上看是增加的,即金融生态环境对各地级市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是不断增强的。在2019年回归系数最高值在怀化市,表明该市金融生态环境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

四、结论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6

本文把中小企业集群定义为:一群位于同一地理区域的相关企业组成的集合体,它是具有地理区域边界的一群中小企业在某一特征关联背景下的产业生态系统。与非集群的中小企业相比,集群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特殊性体现在对集群创新优势的利用上。而这种对创新优势的利用是通过“地方结网型”创新协同实现的。协同指事物或系统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协作、配合的一致性或和谐性。协同的经典数学语言表达是:l+1>2。协同无处不在,创新中的协同更是得到创新研究学者的重视。这种重视蕴涵在对创新系统的研究中,随创新系统理论的演进而深化和丰富。中小企业创新系统理论认识到了企业内部各个要素在创新中的有机结合、协作、配合的一致性或和谐性。

二、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优势

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群有特定联系的中小企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这些企业间既独立自主又彼此依赖,既可实现专业分工、资源互补,又可维持一种长期的、非特定合约的合作关系。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既不会损失单个独立的中小企业所具备的创新行为优势,又可以获得大企业才拥有的创新资源优势,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技术创新的网络化优势

集群内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竞争使得企业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和高度的警觉和灵敏性,合作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克服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最终形成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创新网络,从而提高整体的技术水平。

2、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资源整合优势

中小企业集聚后,由于合作需求的存在会迅速形成各种配套服务的专业化市场。专业化分工网络不仅降低了创新在技术上的难度,扩大了创新发生的几率和在商业上的应用价值,而且又能共享各种辅助性服务的规模经济,解决了中小企业创新中存在的规模和资金、风险问题,降低生产成本。

3、知识的扩散和聚集优势

根植于集群中的知识扩散,因其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将导致集群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优势,进而提高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发展,又对外部资源(技术、人才、企业)的吸引力加强,从而引发进一步知识集聚进而又引发更大规模的知识扩散过程,如此循环进行,不断提升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企业因集群(注:动词)带来的资源优势,可以(一定程度上)缩短创新的周期,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但集群条件下,市场自然引致的创新水平与社会最优水平还是存在差距的。从而,这些激励手段还是必要的。而“非独占性”在集群经济条件下则更突出:集群技术创新扩散速度较快。因此,针对“非独占性”的政府激励手段对企业集群技术创新来说更是必不可少。

4、优越的学习能力优势

在集群内,信息、知识和创意快速传播,使每一种创新都能迅速普及,并不断完善。集群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也减少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费用负担和压力,有助于提高集群内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企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力图用集群所在区域的文化因子来解释经济奇迹。如浙江许多乡镇地区就被誉为充满“创业精神”的区域。另一方面,集群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孕育文化因子的过程。一些学者引入“集群文化”解释这一过程。集群文化指“在区域上集中的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察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内含的创新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鼓励冒险和善待失败等因素是集群区域创新活力的深刻注释。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至少已形成三类企业集群: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基地,乡镇企业自然发展起来的集群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基地(例如深圳一东莞,以及上海一苏州地区)。

经过近20年发展,地方企业集群初步形成,部分产业的企业分工配套网络渐成规模,但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压力。

2.在一些智力密集地区(例如北京的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扎堆”十分明显,但是其集群的形成机理、区位特征和发展趋势却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认识,由于政策不到位和制度性因素,企业“窝里斗”和“内耗”相当严重,同业和相关行业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专业化分工不发达,直接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一些乡镇企业自然发展起来的集群(例如浙江温州,以及河北清河等很多特色产业集聚区域)。

其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面临着如何加强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和区域的管理水平,以及面临企业优

胜劣汰和外资进入等诸多问题。

4.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已经吸引了知名的跨国公司

由于本地化的需求,带来或即将带来一系列配套企业。可能形成较大的企业集群,如何规划这种地区的发展,己经摆在地方政府的面前。

5.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区域也面临着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

四、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模式研究

1、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动态模式

在前面对集群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分析、明晰的基础上,本章主要对集群创新系统要素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进行揭示,即对集群创新系统—知识分配网络的动态机制进行分析。这里从创新主体间的知识互动出发,来分析和评价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的障碍与瓶颈,进而完善创新的主体结构,并通过完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提高创新的整体绩效,强调主体的功能和相互作用,从而提高集群创新系统的整体竞争力。在现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新技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明显,技术变化速度加快,市场竞争激烈,而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生命周期比传统产业要短的多,从而造成了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快。同时,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导致产品尤其是科技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这就要求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要缩短技术创新所需的时间,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中小企业集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创新主体(参与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以及资金技术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外在因素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相关技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市场对于此类技术的反映,而且包括市场变化发展的要求,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创造市场需求固然重要,但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有生命力。符合市场需求将大大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风险,使技术成果能够迅速进入市场,并获得较为有利的市场地位。根据对以往文献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认为,为了适应内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采取动态的模式是较为行之有效的,因此提出了一种动态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行动上的灵活性,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来响应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并根据这些影响进行技术创新的调整。根据技术创新的具体情况将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要考虑到技术创新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并且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根据这些影响而调整技术创新的过程。

4.1.1动态创新第一阶段

从技术创新的动因来看,技术创新的方向主要由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来影响。在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趋势下,科技进步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美国马奎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567项技术创新案例中,有20%左右归因于科学技术的推动。这类创新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大,往往是根本性创新,创新周期长,风险也大。中小企业集群由于与开发投入的限制,由科学技术推力产生的创新较少。技术创新目标形成之后,就要通过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主体来实现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主体主要是由参与创新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组成,同时中介机构和政府的参与也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在合作初期,技术创新主体应选择建立合理的内部框架,并明确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和其他所需资源,同时明确各个技术创新主体在技术研究,产品转化,技术或产品市场化中的责任,实现技术能力的共享和成本分担。技术创新主体是对参与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活动的所有创新资源进行整合的有效力量,他们不仅是将创新资源简单相加,而是在中小企业集群的统一技术创新目标引导下,将技术创新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和合理利用,使中小企业集群拥有具有整体突现性的技术创新能力。

4.1.2动态创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技术创新动态模式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和实现阶段,此时的技术创新不是封闭的,完全根据先前制定的技术创新目标进行研究开发,而应是动态的,技术创新主体要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则技术创新将以失败和无意义而告终。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影响是多方面和难以预测的,内部影响主要是指中小企业集群内部的资金支持的变化、创新主体的变化、技术支持的变化。如参与技术创新的某个创新主体因故而退出技术创新,则由其退出而引起的技术创新人才和资金的变化就要考虑到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影响主要是指需求变化、技术变化、信息变化、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如一项科学技术的突破可能会使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使本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调整以适应或变得无意义;另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将给中小企业集群的机会创新活动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多样化、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的客户需求驱动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快速多变且难以预测,市场机遇稍纵即逝。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7

 

一、科技资源与水产科技资源   资源是认识水产科技资源的重要起点。人们对资源的理解一开始主要局限于自然资源,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改变,人们对资源的认识也在逐步拓展。其实,广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中的人力资源是人类社会最原始、最基本的两大资源。其中,人力资源体现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由于有了人及其劳动,各种自然资源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价值而成为经济资源。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其在经济活动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基于此,笔者认为,资源是指人类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条件,在经济活动中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那些相对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而且,对资源的划分至少存在两个角度,其一是“条件”的本体组成角度,例如经济活动中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知识信息资源等;其二是“条件”的客体用途角度,如社会经济资源中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科技资源,等等。在定义和理解资源概念的基础上,科技资源可以理解为科技活动的主要条件,它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的集合。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科技资源不仅包括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财力、人力、物力和知识信息等资源而形成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条件,而且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产出———科技成果。因为水产科技资源是科技资源中的一个类别,所以水产科技资源可以定义为:从事水产科技活动的主要条件,是水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的集合。比较水产科技资源与其它资源的差别和联系可以更好地把握水产科技资源的涵义。水产科技资源和自然资源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资源,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与条件,但它与这些自然资源的来源根本不同。水产科技资源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它来源于人类社会,明显带有人类活动产物的特点。另外,水产科技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资源虽然都主要来源于人类劳动的过程与结果,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但是它们服务于不同的活动领域。水产科技资源是水产科技活动的主要条件,是投入到水产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当然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因为只有当生产要素服务于不同的活动领域时,水产科技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资源的这种划分才具有必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一笔巨款、一栋房子或一群人,在了解他(它)们的投入方向和具体用途之前,他(它)们是何种资源是无从知晓的,只有当他(它)们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经济资源,而当他(它)们投入到水产科技活动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水产科技资源。应当注意到,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水产科技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精神财富。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因为本文将水产科技资源定义为水产科技活动的主要条件,是水产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的集合。所以要准确把握水产科技资源的内涵,就必须对“生产要素”进行必要的界定。笔者认为生产要素就是指用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或生产过程"的具有各自特性的重要因素和稀缺性资源。这样界定生产要素既切合当前经济生活实际又便于理解水产科技资源的概念。   二、水产科技资源的内容   水产科技资源可以划分为水产科技财力资源、水产科技人力资源、水产科技物力资源、水产科技知识信息资源四个方面(如表所示)。这样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从理论方面看,这四类资源尽管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都具有各自本身的规定性,而且在水产科技活动中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这些构成了分类的可能性;另外,尽管资金与资本(品)是联系紧密、相互转化的,但将资金与资本(品)加以区别研究已成为我国经济科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从而导致了常常分别对财力(资金)和物力(房产、机器设备、仪器、种质、基地、实验室等的物质性条件)进行研究。其二是从实践方面看,我国水产科技活动中财力与物力配置政策的侧重点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又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而且这种转化常常是水产科技活动所必须的。因为,在一项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水产科技人员需要工资、劳务费维持其生存,其从事的创造性劳动需要“垫支”经费,需要仪器设备、实验原材料、图书资料,建设重大科研设施、中试基地以及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因而,只有相应的水产科技财力和物力资源与之匹配,才能促使水产科技人员的高智力性、高创新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水产科技财力资源主要是指水产科技活动经费,其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水产科研单位自筹资金、银行科技贷款等。水产科技人力资源是指从事水产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从事水产科技活动和为水产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特殊群体,水产科技人力资源不仅具有再生性,周期性,增值性等人力资源的共性,而且具有高智力性、高创新性、高流动性等特殊性。水产科技人力资源在我国科技统计中主要是指水产行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一般“科技人员”。水产科技活动的本质在于创新,而水产行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就是创新性很强的一个社会群体,所以他们是人类当代和未来最重要的创新源之一。水产科技物力资源是指涉及水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各种科研仪器和设备;各类水产研究机构、大学、企业中的技术开发机构、科技服务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水生生物资源和水产种质资源。在这里,考虑到我国水产科技活动目前的状况,水产科技物力资源主要是指水产种质资源、科技条件平台与基础设施。水产科技知识信息资源是指以知识信息形态表现的各种水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成果,水产科技文献、期刊、专利、数据库等是其主要载体,且现代水产科技知识信息资源载体形式有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如图所示)。如果信息是指传递中的知识差,那么可以认为水产科技知识信息资源是信息的一部分,是信息世界中与人类需求相关的水产科技信息。概言之,水产科技知识信息资源就是经过人类科技活动开发与组织的科技信息的集合,亦即以知识信息形态表现的各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成果。#p#分页标题#e#   三、水产科技资源的属性   水产科技资源作为水产行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条件,其属性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人的意识和认识程度发生变化。综观水产科技资源的本身,它有多种属性,但其主要属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个方面:   其一,分布上的差异性。分布的差异性可分为水产科技资源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其中,水产科技资源空间上分布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区域水产科技资源分布的差异性。人类一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空间范围———区域,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实现的,不同的区域环境,将塑造出性质各异、层次不同、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科技发展政策,从而导致了区域水产科技资源分布的差异性。这种区域水产科技资源分布的差异性正是区域间水产科技资源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水平的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区域水产科技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技术贸易;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水产科技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了我国区域科技政策是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产科技资源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区域水产科技资源时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水产科技资源在其形成过程中的数量、质量、存在状态、利用的经济效益都随时间发生变化而表现非均衡性。而且,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存在着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导致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水产科技资源的规模、结构和效能存在“革命性”变迁而表现非均衡性。近现代世界科技中心的漂移,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近代科技落后以及现代科技追赶的历史过程就是中肯的佐证。   其二,系统中的协同性。水产科技资源与自然资源、其它社会经济资源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相互联系、相互耦合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系统中的每一类资源都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缺损或破坏,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大系统平衡的扰动甚至崩溃。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当代,水产科技资源与自然资源、其它社会经济资源的协同性尤为突出。建立农业科技之上的强大垦殖力和工程技术之上的勘采力导致了森林和草地的锐减、水资源短缺和湿地生态系统破坏已严重影响了农业、工业和人居环境的发展与改善,原子物理、分子化学、现代生物学、信息科学等是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学科,然而建立其上的现代核武器、生化武器已严重威胁人类的和平与生存。所以,科学的人文向度和技术的价值取向成为当代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水产科技资源只有与自然资源、其它社会经济资源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组成的大系统中有效协同,充分体现水产科技资源的系统协同性,才能正确发挥其产出效能。另外,水产科技资源内部的各项资源只有在水产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有效协同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产出效能。   其三,运动中的规律性。水产科技资源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遵循一定规律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参与经济、社会、生态复合大系统的变化。例如,水产科技人力资源增值运动中遵循人力资本投资规律,其收益分配遵循水产科技人力资源资本化规律,水产科技人力资源系统中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运动规律;水产科技财力资源运动中遵循公共投资社会效益最大化和私人投资利润最大化规律;水产科技物力资源遵循资产折旧规律;科技知识、信息资源运动中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以及网络信息系统规律,等等。另外,水产科技资源也存在自身的变化循环规律。总之,水产科技资源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其四,运营中的高增值性。水产科技资源与其它形式的资源相比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与其他资源的使用不同,水产科技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产出———科技成果或科技产品往往更多地融入了人类的智力因素,其投入往往能够产生大大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水产科技资源由于科技活动而高度增值是水产科技资源运营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五,使用和影响的长效性。水产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主要条件,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产要素集合。由于科学技术的继承与积累性,所以无论是知识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科技成果必然成为水产科技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以知识形态的水产科技资源尤其具有长效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其它一些资源常常表现为使用的一次性,而水产科技资源可以反复长期使用,并且由于其社会性的特点,不像自然资源存在枯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其二是,由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遵循自身的规律,常常需要一个催生、演化的过程,而且从科技到生产,再到最终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表现为长效性;其三是,水产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作用具有长效性,例如一些科研成果"特别是基础研究对人类的影响深远而持久。

区域技术创新范文8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经济;空间溢出;空间异质性

近年来,环境治理水平已成为判断是否实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标志。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是环境治理水平提升的有力保障,是优化环境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长期沿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治理不到位、环保效率低下,造成巨额环境治理成本,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瓶颈因素。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不平衡发展矛盾不断加深,通过构建合理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来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刻不容缓。环境规制经历了由单一主导到多维协同合作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等多种类型交互融合的多维协作体系,为环境治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那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如何?作用效果是否显著?未来环境治理工作的优化和提升方向在哪里?环境规制是协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明确各类环境规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对优化调整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文献回顾

关于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大致分为三种观点。一是基于“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经济发展。技术创新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二是环境规制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和政府间“逐底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粗放型产业导致治污成本大幅增加,挤占了集约型产业发展空间。三是两者受到区域资源禀赋、经济社会条件、产业发展等因素综合性和间接性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从空间效应视角对环境规制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Naso等发现区域环境法律通过设置技术进入门槛导致空间经济差异化发展。国内学者对此也较为关注。宋马林和王舒鸿从区域差异视角探索环境政策对环境效率提升机制。上官绪明和葛斌华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直接提升效应和负向空间外溢效应。

现有研究对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异质性和空间互动作用效应存在不足,即把各类环境规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共同纳入分析框架内。若要实现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忽略空间外溢效应以及只靠无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是远远不足的。一方面,单一环境规制忽视了区域内不同社会主体的差异化特征,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技术创新得不到合理的政策性鼓励,降低环境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忽略空间联系会割裂区域间各类要素和政策的互动交流效应,并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视角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的作用关系,对于优化环境规制设计、提升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和促进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理论机制与假说提出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面对当前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严重约束经济发展的困局,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影响机制的讨论主要从“波特假说”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陶静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张娟认为环境规制对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关系。另一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或对不满足环境排放标准的企业进行停产整顿处罚,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占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降低生产效率,企业可能处于经济收益考虑迁移至环境门槛较低的区域,对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是创新补偿效应和合规成本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动态均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陶静和胡雪萍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间是倒“U”型关系。刘建民和薛妍探讨了基于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约束机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具有显著“U”型关系。

由此,提出假说1: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非线性影响。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空间效应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区域间发展特征具有关联性和相似性。一方面,空间邻近会加速环保标准信息、企业治污投资和绿色创新技术的扩散,促进环境规制的竞争与模仿效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区域创新和产业升级相关理论,空间溢出效应也体现在推动相邻区域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区域间制定相似的环境进入标准,吸引关联产业集中落户,逐步形成区域集聚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同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等,实现信息、资金和人才的高速流动,促进技术创新,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区域间的规模和集聚优势。同时,环境规制通过补贴和补偿等形式,选择性地将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相关产业集中布局,协同合作,形成完备的朝阳产业发展体系,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

由此,提出假说2: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外溢性特征。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基于Elhorst研究,将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pGDP是经济发展水平;enr为环境规制;Xit是控制变量;wij是空间权重矩阵;μi为个体效应;γi为时间效应;εi是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核心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是被解释变量,相较于生产总值忽略人口数量影响,人均生产总值更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真实水平。

环境规制(envireg)是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对环境规制的定义和划分,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构建分类变量指标。命令控制型(ord)采用每万人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代理变量。市场激励型(mar)以环保基础设施投资总额来表示。公众参与型(pub)以政协和人大提案数量之和表示。自愿行动型(vol)采用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作为代理指标。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居民生活质量(liv)、科技创新实力(tech)、对外开放度(open)、资本存量水平(fix)和工业化水平(ind)分别采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专利申请受理数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业增加值作为代理变量。

(三)数据来源

以200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形成面板数据。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缺失数据采用构造函数法补齐。对货币类指标以2001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平减。基于共线性和量纲问题考虑,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实证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2001-2020年,经济发展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大于0且呈整体递增趋势,表明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空间集聚度不断提升(见表1)。随着交通便捷度提高和信息技术普及化,要素流通和互动合作逐步加深,区域间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

(二)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区域经济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均显著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分析一致(见表2)。

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均对经济发展产生先抑制后促进“U”型特征,而自愿行动型则为先促进后抑制倒“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容易导致企业中断生产和产生“逐底竞争”行为,削弱技术革新动力。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简化生态环境项目审批程序,建立环境监督执法清单,环境治理效能得到提升。市场激励型存在统一定价和象征性收取治污费现象,导致创新动力不足。随着多样化市场激励政策出台,建立污染税和污染费、绿色创新补贴、排污权交易等制度,激发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公众参与若无有力监管,会增加政府运行隐形成本。随着构建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环境质量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广泛传播,形成对企业的舆论监督机制,降低政府管理成本。自愿行动型减轻政府治污压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但自愿组织结构松散、管理约束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环境治理投入,不利于环保可持续性。

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系数均显著,除命令控制型表现为倒“U”型,其他三类环境规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均表现为“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具有强制性特征,以行政法规等形式要求企业遵守区域环境进入门槛,并对没有达到污染排放标准的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在短期内环境质量取得较大提升,但也导致企业因生产成本骤增而迁移至该地区周边环境门槛较低的区域,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短暂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随着“三高”企业落户周边区域,粗放型产业结构会挤占技术创新空间,也会引发当地政府因竞相放低环境门槛产生“逐底竞争”,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市场激励型,区域间在统一生态资源市场过程中,会产生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短期不利影响。但随着区域性生态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可激发本地区和周边区域的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对于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在搭建区域性环境监测平台和利用互联网实现公众监管模式的初期,公众参与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引导,只注重短期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环境信息公开透明和环保知识普及,同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区域间的信息流动和相互合作更为频繁,公众逐步成为跨区域监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有效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

空间效应分解。进一步借助求偏导方法,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环境规制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与上述结论一致,即除了自愿行动型是倒“U”型特征外,其他环境规制均呈“U”型特征。邻近区域各类环境规制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除命令控制型倒“U”型特征外,均具有“U”型空间作用特征(见表3)。环境规制实施初期,区域间在政策法规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模仿行为,导致相邻区域间对市场和企业进行争夺,区域间竞相放松环境规制门槛,陷入粗放型发展死循环。随着环境规制设计和实施逐步优化,邻近区域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绿色技术创新等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稳健性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

稳健性检验。基于经济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除了公众参与型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效应显著性不足外,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和空间溢出效应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

区域异质性分析。与中国整体和中西部相比,东部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表明在环境规制设计和实施方面均较为成熟(见表4)。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区域间互动性不足,尚未形成多种类型协调合作的作用机制。西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实施效果和空间溢出效应略优于其他类型环境规制。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空间异质性明显;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均为非线性关系。除自愿行动型呈倒“U”型特征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对区域经济均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作用机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除命令控制型为倒“U”型外,其他环境规制均呈“U”型特征;相较于中西部,东部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外溢效应更为显著。

基于此,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环境规制实施效能,推进环境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基于不同环境规制适用场景,通过相互配合、互补长短,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发挥好命令控制型监管职能,提升法律法规对市场和公众行为的约束力度。优化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明晰的奖罚和创新补贴机制。规范公众参与和自愿行动相关行政法规,明确参与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良好氛围。优化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深度激发市场激励型潜能,开展生态产品和排污权交易试点。一方面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进行生态要素市场化实践。另一方面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将生态成本逐步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中。针对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通过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相对合理的生态产品参考价格等措施来实现。构建跨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协同发展模式,打造区域性环境污染监测和生态资源管理平台。一方面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排放标准,设定一致的企业落户环境门槛,可有效解决“污染天堂”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区域范围内政府间互动和交流,形成政府间的良性竞争,避免“逐底竞争”。

参考文献:

1.牛秀敏,何艳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2(12)

2.RicciF.ChannelsofTransmissionofEnvironmentalPolicytoEconomicGrowth:ASurveyoftheTheory[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0(4)

3.NasoP,HuangY,SwansonT.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ChineseSpatialDevelopment[J].EconomicsofTransitionandInstitutionalChange,2020,28(1)

4.宋马林,王舒鸿.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3,48(3)

5.上官绪明,葛斌华.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6)

6.张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0)

7.陶静,胡雪萍.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6)

8.刘建民,薛妍.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