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1-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度不断提升，发展格局长期不均衡。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关系。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对区域经济呈先抑制后促进“U”型特征，自愿行动型呈倒“U”型特征。空间效应上，除命令控制型为倒“U”型外，其他环境规制对邻近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U”型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格局上，相较于中西部，东部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外溢效应更为显著。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经济；空间溢出；空间异质性
近年来，环境治理水平已成为判断是否实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标志。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是环境治理水平提升的有力保障，是优化环境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长期沿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治理不到位、环保效率低下，造成巨额环境治理成本，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瓶颈因素。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不平衡发展矛盾不断加深，通过构建合理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来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刻不容缓。环境规制经历了由单一主导到多维协同合作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等多种类型交互融合的多维协作体系，为环境治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那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如何？作用效果是否显著？未来环境治理工作的优化和提升方向在哪里？环境规制是协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明确各类环境规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对优化调整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文献回顾
关于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大致分为三种观点。一是基于“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经济发展。技术创新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二是环境规制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和政府间“逐底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粗放型产业导致治污成本大幅增加，挤占了集约型产业发展空间。三是两者受到区域资源禀赋、经济社会条件、产业发展等因素综合性和间接性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从空间效应视角对环境规制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Naso等发现区域环境法律通过设置技术进入门槛导致空间经济差异化发展。国内学者对此也较为关注。宋马林和王舒鸿从区域差异视角探索环境政策对环境效率提升机制。上官绪明和葛斌华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直接提升效应和负向空间外溢效应。
现有研究对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异质性和空间互动作用效应存在不足，即把各类环境规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共同纳入分析框架内。若要实现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忽略空间外溢效应以及只靠无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是远远不足的。一方面，单一环境规制忽视了区域内不同社会主体的差异化特征，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技术创新得不到合理的政策性鼓励，降低环境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忽略空间联系会割裂区域间各类要素和政策的互动交流效应，并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视角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的作用关系，对于优化环境规制设计、提升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和促进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理论机制与假说提出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面对当前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严重约束经济发展的困局，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影响机制的讨论主要从“波特假说”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陶静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张娟认为环境规制对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关系。另一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或对不满足环境排放标准的企业进行停产整顿处罚，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占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降低生产效率，企业可能处于经济收益考虑迁移至环境门槛较低的区域，对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是创新补偿效应和合规成本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动态均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陶静和胡雪萍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间是倒“U”型关系。刘建民和薛妍探讨了基于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约束机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具有显著“U”型关系。
由此，提出假说1：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非线性影响。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空间效应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区域间发展特征具有关联性和相似性。一方面，空间邻近会加速环保标准信息、企业治污投资和绿色创新技术的扩散，促进环境规制的竞争与模仿效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区域创新和产业升级相关理论，空间溢出效应也体现在推动相邻区域间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区域间制定相似的环境进入标准，吸引关联产业集中落户，逐步形成区域集聚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同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等，实现信息、资金和人才的高速流动，促进技术创新，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区域间的规模和集聚优势。同时，环境规制通过补贴和补偿等形式，选择性地将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相关产业集中布局，协同合作，形成完备的朝阳产业发展体系，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
由此，提出假说2：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外溢性特征。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基于Elhorst研究，将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pGDP是经济发展水平；enr为环境规制；Xit是控制变量；wij是空间权重矩阵；μi为个体效应；γi为时间效应；εi是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核心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是被解释变量，相较于生产总值忽略人口数量影响，人均生产总值更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真实水平。
环境规制（envireg）是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对环境规制的定义和划分，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构建分类变量指标。命令控制型（ord）采用每万人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变量。市场激励型（mar）以环保基础设施投资总额来表示。公众参与型（pub）以政协和人大提案数量之和表示。自愿行动型（vol）采用人均自然保护区面积作为指标。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居民生活质量（liv）、科技创新实力（tech）、对外开放度（open）、资本存量水平（fix）和工业化水平（ind）分别采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专利申请受理数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业增加值作为变量。
（三）数据来源
以200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形成面板数据。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缺失数据采用构造函数法补齐。对货币类指标以2001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平减。基于共线性和量纲问题考虑，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实证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2001-2020年，经济发展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大于0且呈整体递增趋势，表明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空间集聚度不断提升（见表1）。随着交通便捷度提高和信息技术普及化，要素流通和互动合作逐步加深，区域间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
（二）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区域经济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均显著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分析一致（见表2）。
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均对经济发展产生先抑制后促进“U”型特征，而自愿行动型则为先促进后抑制倒“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容易导致企业中断生产和产生“逐底竞争”行为，削弱技术革新动力。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简化生态环境项目审批程序，建立环境监督执法清单，环境治理效能得到提升。市场激励型存在统一定价和象征性收取治污费现象，导致创新动力不足。随着多样化市场激励政策出台，建立污染税和污染费、绿色创新补贴、排污权交易等制度，激发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公众参与若无有力监管，会增加政府运行隐形成本。随着构建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环境质量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广泛传播，形成对企业的舆论监督机制，降低政府管理成本。自愿行动型减轻政府治污压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但自愿组织结构松散、管理约束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环境治理投入，不利于环保可持续性。
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系数均显著，除命令控制型表现为倒“U”型，其他三类环境规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均表现为“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具有强制性特征，以行政法规等形式要求企业遵守区域环境进入门槛，并对没有达到污染排放标准的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在短期内环境质量取得较大提升，但也导致企业因生产成本骤增而迁移至该地区周边环境门槛较低的区域，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短暂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随着“三高”企业落户周边区域，粗放型产业结构会挤占技术创新空间，也会引发当地政府因竞相放低环境门槛产生“逐底竞争”，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市场激励型，区域间在统一生态资源市场过程中，会产生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短期不利影响。但随着区域性生态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可激发本地区和周边区域的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对于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在搭建区域性环境监测平台和利用互联网实现公众监管模式的初期，公众参与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引导，只注重短期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随着环境信息公开透明和环保知识普及，同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区域间的信息流动和相互合作更为频繁，公众逐步成为跨区域监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有效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
空间效应分解。进一步借助求偏导方法，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环境规制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与上述结论一致，即除了自愿行动型是倒“U”型特征外，其他环境规制均呈“U”型特征。邻近区域各类环境规制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应，除命令控制型倒“U”型特征外，均具有“U”型空间作用特征（见表3）。环境规制实施初期，区域间在政策法规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模仿行为，导致相邻区域间对市场和企业进行争夺，区域间竞相放松环境规制门槛，陷入粗放型发展死循环。随着环境规制设计和实施逐步优化，邻近区域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绿色技术创新等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稳健性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
稳健性检验。基于经济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除了公众参与型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效应显著性不足外，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和空间溢出效应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
区域异质性分析。与中国整体和中西部相比，东部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表明在环境规制设计和实施方面均较为成熟（见表4）。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区域间互动性不足，尚未形成多种类型协调合作的作用机制。西部地区的命令控制型实施效果和空间溢出效应略优于其他类型环境规制。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空间异质性明显；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均为非线性关系。除自愿行动型呈倒“U”型特征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对区域经济均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作用机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除命令控制型为倒“U”型外，其他环境规制均呈“U”型特征；相较于中西部，东部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外溢效应更为显著。
基于此，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环境规制实施效能，推进环境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基于不同环境规制适用场景，通过相互配合、互补长短，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发挥好命令控制型监管职能，提升法律法规对市场和公众行为的约束力度。优化市场激励型工具，建立明晰的奖罚和创新补贴机制。规范公众参与和自愿行动相关行政法规，明确参与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良好氛围。优化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深度激发市场激励型潜能，开展生态产品和排污权交易试点。一方面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进行生态要素市场化实践。另一方面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将生态成本逐步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中。针对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通过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相对合理的生态产品参考价格等措施来实现。构建跨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协同发展模式，打造区域性环境污染监测和生态资源管理平台。一方面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排放标准，设定一致的企业落户环境门槛，可有效解决“污染天堂”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区域范围内政府间互动和交流，形成政府间的良性竞争，避免“逐底竞争”。
参考文献：
1.牛秀敏，何艳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2（12）
2.RicciF.ChannelsofTransmissionofEnvironmentalPolicytoEconomicGrowth：ASurveyoftheTheory[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0（4）
3.NasoP，HuangY，SwansonT.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ChineseSpatialDevelopment[J].EconomicsofTransitionandInstitutionalChange，2020，28（1）
4.宋马林，王舒鸿.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3，48（3）
5.上官绪明，葛斌华.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6）
6.张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0）
7.陶静，胡雪萍.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6）
8.刘建民，薛妍.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1）
9.叶剑，徐文华.数字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调节机制与异质性检验[J].时代经贸，2021，18（4）
作者:王珺 张贵祥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群系统演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模拟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