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论文范例

一、问题的提出

此类既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又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的省市区，虽然曾经有国家层面宏观战略布局的政策倾斜，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及近年来“转型发展综改试验区”的引导，但是其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能源开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限制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政策性安排虽然通过产业扶持和政策引导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会产生“政府热、市场冷”的挤出效应，尤其是相对分散的民间金融，更难以对转型发展的第三产业等非资源型产业形成投资规模。金融先导理论为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供给先行的金融发展模式要求资源型区域要先拥有支持经济转型的丰富资本，以资本推动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的数据，山西在2013年金融业增加值为639.61亿元，居全国第22位;而如果以年度存款余额、年度证券市场筹资总额和年度保险收入之和反映狭义区域可用金融资源的话，山西省2013年可用金融资源总量为30771.89亿元，居全国第15位。社会可用资本数量相比国内发达地区并无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匮乏的金融资源的矛盾导致转型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和资本引导。金融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发达的金融市场、高效的金融机构、高质量的金融制度可以通过盘活金融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导致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虽然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但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化仍有较大差距。金融创新作为实现金融自由化的主要途径，可以通过实现金融市场化、丰富资源型区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提高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转化率等，而起到支持非资源型产业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经济转型。本文将通过构建金融创新指标体系，确立影响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和量化指标方法，并对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对各地区金融创新能力与转型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金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金融创新对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指导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的实践。

二、资源型区域的认定

本文所研究的资源型区域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多地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获取基本动力的区域。由于资源型区域的认定与区域资源禀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决定构建资源丰裕度指数来判定某一区域的资源型经济特征①。通过查询BP公司《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其中，煤占67.5%，石油占17.8%，天然气占5.1%，水力发电占7.2%，核能占0.9%，再生能源占1.5%。

三、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金融创新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是国家从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角度进行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起共同影响的作用，不能反映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和某些新型金融工具的使用，其影响主要局限在某金融机构内部，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业务往来产生金融创新溢出效应，从而对周边金融机构和同类金融机构产生影响;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上述各个层面的因素，但是此类因素大多难以直接量化，因此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利用可观测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效果两类指标来构建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客户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客户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列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式纳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向9亿多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发展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山区、中西部地区。2007年，国开行共参与组建甘肃、四川、青海、湖北、吉林等五省6家村镇银行。2007年12月13日，国内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9月12日，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更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重灾区成立的首家支持“三农”、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机构。2008年12月9日，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9年2月4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渣打银行在华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家村镇银行。吉林省截至2009年11月末共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从目前各地村镇银行的运行现状来看，当前村镇银行的建立处于“试水”阶段。从目前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类似于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路，并且朝着国际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在华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村镇银行其目的在于不是一个纯盈利的机构，主要是给当地的居民带去金融知识方面的服务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在发展村镇银行业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2.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3.村镇银行的性质及类型

村镇银行的性质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性银行。主要类型有境外金融机构控股、境内金融机构控股、企业法人组建、自然人组建等类型。

[摘要]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促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并对现实区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理论上分析和解释，增强学生把基础理论应用于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但现行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授课教师应该通过典型问题引入、经典案例讨论、课程论文撰写及讨论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全方面调动学生们积极性，增强学生和授课教师之间的互动性，学生们也应以积极主动心态学习新的知识，这相对容易地克服了传统课堂上所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教学；教材选择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同于其他以单一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区域经济学是以特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而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会在这一空间发挥作用，区域经济学必须研究在各种经济现象的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整体的一般规律(孙久文，叶裕民2010)。区域学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交叉边缘学科，区域经济学的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这就要求区域经济学教学以及相关人才培养方面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迫切我们探索能够突出学科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尽管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当前以下几个问题更应该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课程考核体系如何进一步地完善

课程有诸多种类的考核体系，有的考核体系侧重于基础理论掌握程度，而有的考核体系更侧重于实际操作水平。然而，不同种类的考核体系也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科学的考核方式不但能够检验学生对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在区域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传统课程考核基本上是“期末卷定输赢”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会导致学生只关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课程考试来临之际，他们通常会采取临阵磨枪和突击方式来应对考试。更有甚者，学生们通过各种方式考试作弊。由此看来，这种传统的考核体系已经不太适合于当代教学过程。刘迎霞(2011)指出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性相对较强的学科，更应该注重发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因此，授课教师对学生的考核应该多样化，而不只是关注期末试卷考试考核，应该把过程考核纳入到考核体系中。李刚和鞠佳(2017)以及肖立强(2015)提出课程考核体系应该把“过程考核成绩”的比例提升，使得“过程考核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地位同等起来，这样才能科学地完善课程考核体系。课程考核体系中对“过程考核分数”应该设定何种范围才是合理的？一门课程的成绩满分为100分，按照传统的课程考核设置，平时成绩占20%-30%，而期末成绩占70%-80%。那么，势必要调低期末成绩所占比重，以突显过程考核的比例。至于如何设置平时成绩、过程考核成绩以及期末成绩的具体占比，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设置标准，主要是课程性质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及不同院校的具体教学要求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提升过程考核成绩不仅增强了学生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弥补了传统课程考核的缺陷。

二、课程教材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

课程所需教材选择是否合理是学生能否学好一门课程的重要前提之一。授课教师在选择课程所需教材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授课对象的基础以及课程教学目标所需。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课程，不仅包括了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城市学的相关知识点，同时也包括了地理学和管理学的知识点。因此，选择合适的区域经济学教材尤为重要。国内高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在面对同一门课程时选择的教材也应该量力而行。当前“双一流”院校的本科生基础较好、吸收能力较强、更具发散思维，这类院校的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和国际接轨，应该选择国外经典教材和前沿教材是比较合理的，理论性较强的教材如藤田昌久等人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奥利沙文的《城市经济学》等，以及偏重于技术方法应用的教材如勒沙杰和佩斯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导论》和J•保罗•埃尔霍斯特的《空间计量经济学：从横截面数据到空间面板》等。然而对于普通院校的本科学生而言，他们基础相对薄弱，面对前沿性较强且相对复杂的理论时吸收能力较差，盲目使用国外前沿教材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从国内现有的教材来看，几乎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关系理论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主要核心内容，如孙久文和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安虎森《新区域经济学》等,与此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因此授课老师在讲授《区域经济学》课程时还需要考虑到这门课程的交叉学科的特征，适当增加辅助教材的学习资料，例如李小建的《经济地理学(第三版)》以及《经济地理学探究性学习教程》。国内一般教材基本上满足了本科学生的学习需求，完全没有必要对普通院校学生“拔苗助长”。然而，任何学科都在不断地快速发展，针对区域经济学某些内容的变动和更新，授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可以通过案例引入和前沿介绍(如学术论文)等方式将其引入课程讲授过程中以完善授课内容。在传授学生知识过程中教材只是一种传递知识的媒介，授课老师没有必要完全按照教材“一字不差”进行讲授，完全可以根据授课对象、课程大纲以及课程目标等有针对性选择授课内容进行安排。

【摘要】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依托区域所在地经济资源环境等重塑产业链的机会，而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就需要资金的支持。本文提出利用资金导向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合理；推动面向产业链的金融支持定位及金融服务政策研究包括适合农业发展的新型生态农业城镇金融服务、符合工业基地产业链特色的新型特色低碳工业城镇金融服务、适合边境或水域的新型贸易城镇金融服务、适合旅游宜居的新型生态旅游城镇金融服务、适合矿区基地的新型低碳矿区城镇金融服务及适合少数民族聚集的新型民族城镇金融服务等；并强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代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扶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持续发展动力；面向公共服务的金融支持。另外，还要建立完善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风险管理体系。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链;金融服务;生态农业城镇;新型低碳城镇

一、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的重新配置要求及信息化程度等息息相关的。而要让城镇真正起到为居民提供就业和保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需要选择符合当地区域优势的产业链,由它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而要想让这个产业链得以充分发展，就需要投融资的活动。所以金融服务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国外不少学者都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他们大都认为通过对某些具体领域或行业的资金倾斜以引领相关产业，Kyung-HwanKim在其论文中阐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金融支持通过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融资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Stopher，PeterR在论文中说明金融向轨道交通项目的倾斜为城市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Cho，Wu和Boggess在论文中强调了金融业通过对土地投资与开发的支持促进了城市化建设[3]。新玉言在其书中分析了国外城镇化的基本模式：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此类模式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局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建设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英国的城镇化过程形成和完善了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公共干预政策，美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城市扩展的；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工业后发达国家城镇化模式城市圈模式，日本城镇化是以大都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韩国的城镇化是在政府的公共政策指导下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高度集聚；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模式，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是过度城镇化的代表，由于只相信市场机制而放弃政府指导，实行土地私有制，结果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到城镇使得城镇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期经济发展水平。非洲国家的城镇化由于城镇人口急剧增长而经济发展没有跟上去，导致就业率下降，出现了贫民窟甚至出现饥荒[4,5]。上述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说明了，需要实施多元化城镇发展道路，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危害，城镇化一定要有主导产业支持，要发挥政府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应建立可持续的稳定的城镇建设投融资新机制，制定并实施完善的公共干预政策。所以政府的宏微观政策的适度引导是必须的。结合国外的城镇化道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提出要通过对某一领域或行业的金融支持如水资源建设项目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活动、企业投融资支持、居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建设金融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的现代化提供资金。Chang，Miao在论文中提出通过向水资源建设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推动了城市化建设[6]。李黄衙玺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一方面要通过开发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增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支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7]。何静和戎爱萍认为针对存在的基础设施融资单一、金融支持不足等问题应该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如开发多元化的TOT和BOT等融资模式；建立城镇化金融服务和业务拓展体系；完善农村保险及农村要素市场化等[8]。李建华提出积极完善有利于金融体系建设的扶持政策如支持民营企业投资改制的金融机构及积极发挥财政的支持力度等、健全联动机制及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等政策措施[9]。熊湘辉和徐璋勇根据量化分析结果提出通过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加大金融机构对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服务水平等途径以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10]。在应用层面，基于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十八大上我国高层再次提出新型城镇化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投资等问题。这些年全国先后对各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行了探索，出现了一些新型城镇化模式如天津、江苏、成都、广东和浙江温州等模式。它们的共同性就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最近，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完成。该规划将涉及资金投向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围绕未来城镇化战略布局，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新型城镇化强调消费升级和城市智能化；城镇化将成调结构、经济再平衡平台；新型城镇化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

二、面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于产业链的金融服务定位

（一）利用资金导向直接或间接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合理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水、电、热、气、房及道路和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不同地域特点的产业园区建设、新能源利用率和新兴产业如节能节水节电等设施的布局等规划设计及建设的金融服务定位。另外，也要投入部分资金合理整治现有的田、水、路、林和村等综合问题。利用政府资金及政策主导，利用PPP项目、创业投资、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等市场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城镇建设规划合理、土地利用规划合理、小城镇、中心村和新型社区的规划合理、城镇软硬件配置合理。公共服务的金融扶植。对于新型城镇的公共服务领域如医疗和社会保障、绿化带的规划及建设、垃圾回收工程等在绿色生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主导投入资金包括利用PPP项目在新型城镇建立比较大型的医院并建立社018年第11期下旬刊(总第715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1，2018(CumulativetyNO.715)区医院，同时部分吸收社会资金加入到医院建设中，这样为医学院的毕业生提供实习和工作的就业机会，同时还降低了当地居民就医的成本。

摘要：在过去，海外侨民经常在通过批脚（递送侨批的人）或批局（递送侨批的机构）来递送寄往家乡的书信中附带批款和简单的汇款凭证，称之为侨批。这种“银信合一”的书信模式使得侨批文化具有独特的研究金融的价值。基于侨批文化这一独特的属性，可尝试在金融视角下对侨批文化进行研究，通过对侨批关于金融问题中所涉及到的货币和侨批的金融属性进行研究，以及侨批与金融的关系，来探讨侨批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侨批；银信合一；启示

引言

侨批不同于一般的书信，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实现批款的转移，这种独特性使得侨批能够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借助这一独特的工具，海外侨民能够实现情感信息的跨国交流以及货币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侨批文化蕴含着独特的、重要的金融信息，更是记载着我国甚至国际的金融的宝贵资料。

一、侨批所涉货币及其流通

银信合封，即海外侨民给家乡的来信中附带批款，通过民间渠道或侨批局来递送的侨批文化的基本特征，不同国家的批局每月解送的批款高达几千两白银。货币是侨批中非常重要的物品，也是寄收侨批的主要目的之一。侨批所涉及的货币，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35年以前的银本位时期；二是从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至解放前夕的金圆券流通时期；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侨批终结之前的货币。”[1]侨批所涉货币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也不断发生变化。1.银本位时期侨批中的货币。明代正式采用“银本位”制度，使白银作为货币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1860年汕头开埠后，外国的银元在潮汕一带流通，其中有西班牙的双柱银币，葡萄牙的十字银元和墨西哥的鹰洋等。”[2]当时，寄批者会在侨批封上注明寄的是重银或者大洋。后来，新加坡的批信局主张批款一律采用大洋汇寄，清末民初才停止。银元在银本位时期所呈现的货币名称，也就有“鹰银”“洋银”“大银”“大洋”等名称。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侨批实物，是由荷属吧城（今雅加达）寄嘉应的侨批信简，批上即有寄洋银“外付洋银贰大元”等字样。2.法币与金圆券流通时期侨批中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禁止白银流通。而金圆券则是1948年8月19日政府发行的代替法币的一种本位货币。这一时期，国际市场金融秩序不稳定，国币币值变化巨大，使得大量的美钞、港币涌入侨乡。如1936年新加坡寄潮安侨批封上，就有外附国币拾伍元，即寄国币，加盖“订交广东法币”等字样。3.新中国成立后侨批中的货币。1949年潮汕地区解放后，侨批局将外汇售给国家，由银行统一办理结汇。这一时期，批款一般经香港转汇国内，多以“港币”和“人民币”为主。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注入侨乡的侨批款数额不够稳定。针对这一情况，各批局与中国银行合作，由中国银行进行发放侨汇解单。如1953年郭昭穆寄往潮安的批封上，就有外附港币伍拾元的字样，即寄款为港币。

二、侨批所涉金融及其属性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决定着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兴衰。而人才的培养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否拥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决定着国家培养人才的水平，甚至是国家的未来。   一、中外高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所以课程设置是整个教育教学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现以俄罗斯为例简要介绍中外课程设置的差异:俄罗斯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1］:课程设置国家历史、俄罗斯及国外文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宗教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基础、外语、俄罗斯宪法基础、生态学基础、生命安全、国防、劳动保护基础、体育、政治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学说史、经济历史、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企业经济、管理学、市场经济、企业金融、会计、经济分析、保险、投资、经济法、国际经济、财务管理、税收体系、银行程序、金融市场、财务分析、基金市场、货币与信贷、资产定价、国际金融市场、第二外语、国家经济部门和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的当代问题、审计学基础、金融风险管理、国家资金目标学期论文政治经济、微观经济、企业财务、保险、国家金融、税收体系、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大学语文、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必修课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经济法专业限定选修课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工具、金融工程、西方金融理论、公司财务、资本运营、信用管理、管理学、金融英语、财务管理通过以上两所学校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国内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存在一些差异:   1．国内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没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落后，决定了我国金融专业培养目标的单一性，主要是银行、证券领域，因此导致了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长期以来课程设置单一僵化，不能紧跟金融实践的发展需要。而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大学课程必须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横向联系［2］。国外的课程中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第二外语，甚至是劳动保护和宗教，这些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更有利于毕业生很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作岗位。   2．从国外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除了基本课程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期论文。国外高校从大二开始每学期都要求学生就本学期的课程完成一至两篇学期论文。这是列入教学计划并在学期末要进行考核的。这样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综合阅读文献资料，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国外，国内在这方面做的稍显欠缺。   3．国外大学四年每学期都安排有课程，并且学生到课率非常高，因此以上的课程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学习。而国内到大四安排课程非常少，大四第二学期基本没有课，而且大四学生由于考研、找工作、写论文等诸多原因，到课率非常低，因此以上很多课程学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学习。   二、中外高校教学模式比较   1．我国金融学本科阶段课程多，主要依靠教师课堂授课，这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但是有可能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的障碍。教师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以统一式的课堂讲授为主，造成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缺乏，自学和讨论的时间太少，使有限的学习讨论流于形式。相比而言，俄罗斯高校教学方式就显得非常灵活。每门课程通常都分为大课小课两种形式。每门课程在每周都设有一次大课，叫做讲授课，这种课程是合班上的，教师统一式的授课，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同时每周该课程还设有一次小课，即讨论课，这时要分成小班，由不同教师组织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学生可以与教师自由交换意见和观点。这也是一个鼓励学生提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学习过程。   2．国内高校本科阶段课堂时间繁多，课外时间不足。除了安排满满的课堂学习时间外，还有学校规定了早晚自习。而国外的教育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俄罗斯教育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启发他们主动学习，不是简单地从老师那里接收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并就所学内容提出疑问，不断思考［3］。俄罗斯高校一般一天时间只有半天是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这就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然后拿到讨论课上去研究讨论。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学生不仅能全面掌握学科知识，而且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国内高校考核方式僵化落后，无论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全靠一张试卷来考核学生的成绩。其中客观题占40－50分，主观题占50－60分。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有很多学生全靠期末突击，不论其是否真正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知识，也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国外的考核方式就相对较为灵活，教师在考核中的主动性也比较强。考查课有很多不是笔试，而是口试。每个学生接受教师面对面地提问问题，一般为3个问题左右。考查课成绩没有等级，只有过与不过，并且教师有资格对每班学生中的3－5个进行考查课免试。考试课不是出一套试卷，而是针对这门课程，每个学生有3－5个论述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能力。考试课成绩实行五分制。并且有些课程要求完成学期论文，完成学期论文是参加期末考试的前提，否则将不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教师具有比较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考核了学生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三、启示与借鉴通过以上对中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课程设置要从社会需求、知识结构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既要学习国外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又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开设课程，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课程设置。比如，虽然我国当前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我国还是银行主导型国家，银行还是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所以在开设金融学课程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一点，立足于宏观金融，以微观金融为辅，这样才能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能与世界接轨［4］。   2．国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国外很多金融学、经济学的教授都是各大银行的行长、保险公司的高层，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国外学生的实践机会也比国内学生多很多。   3．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了大量的类似“1+1=2”这样的“无用的、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教给学生的有用的方法太少，这样的学生动手和科研能力都会比较低下，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学模式，少讲多做，真正把相应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教给学生，促使学生形成研究性学习习惯，有更多的思想空间。   4．改革考核方式，赋予教师更多的灵活主动权。让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灵活地选择笔试、口试或是其他考核方式，消除仅凭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应试教育的弊端。   我国金融学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全球化要求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熟练掌握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决策、科研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改革那些陈旧过时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如应对来自各方面、全方位的挑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蔡志平   单位：天津农商银行   一、针对相关研究的综述   通过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发现，许多作者已经开始关注电子银行业务的转型问题。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建立更符合商业环境的服务模式。不难看出，这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小银行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我国对电子银行业务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威的《对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转型的思考》、王海涛的《浅谈“电子银行区域化发展的科学决策方法”、邓玉的《打造电子银行风险监控系统》以及敦宏程的《构建安全的金融电子支付生态环境》。   从理论研究上看，目前针对电子银行业务转型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且与之有关的文献也呈现出较为零星的特点；同时，针对中小银行电子银行的讨论就更为稀缺，当然就更不用说“转型”问题了。其中，王威的“对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转型的思考”，是从总括层面来进行论述的，未能深入涉及中小银行的市场功能特征和其内部运营特点。   正因如此，笔者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强调这样几个要素：（1）针对中小银行的发展战略，适应性的建立其电子银行业务的转型定位。（2）该转型定位与四大商业银行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区域植根性，进而这也成为了转型路径的出发点。以下将做具体阐述。   二、电子银行业务的转型定位   上文已经提到，电子银行转型应实现两个目标：即质量的提升和业务的拓展。然而，传统视阈下的转型模式却无法切实建立起中小银行的行业竞争力，这不仅与其业务发展程度有关，也与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有关。因此，在可操作性和差异性的市场竞争策略引导下，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转型定位。   （一）区域植根性方面   从中小股份银行的产权归属来看，大都隶属于区域性地方政府。政府设置该类型商业银行的初衷存在多元导向，其中对于盘活区域性资金存量则成为了主导意识。正因如此，在给予当地小微企业的融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客观现实就要求，在电子银行业务转型定位上应满足区域植根性要求，即在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务拓展方面，须与当地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消费特征相契合。   这就要求中小银行要在调查研究本地经济特点、区域消费、组织构成、客户特征等方面做足准备，以网上银行为主导平台，将资金流转、信贷支持、特色经济服务与电子银行业务紧密结合起来，按照法人客户、个人客户的不同类别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进行差异化服务、一站式服务，把银行自身发展与本地客户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共同发展、互生互利的格局。   （二）业务集中化、产品创新方面   电子银行业务的迅速发展，使其在银行全部业务的占比日益扩大，这充分证明了电子银行业务的便利性，而从电子商务的角度来看，电子银行不仅应在支付方面显现出便捷的特点，还应在业务集中、产品创新等方面充分发挥电子银行的潜力。在成本-收益比较下，中小银行在拓展电子银行业务时应在深度上下工夫，而不应模仿四大商业银行的“广度”策略。不难发现，建立业务供给的深度服务不仅能在金融技术上锁定合作伙伴的合作意愿，还能形成技术壁垒来规避外域商业银行的挑战。   以上两个方面的转型定位是当前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趋势，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区域商业和政策环境因素都将推动或抑制这种转型指向。   三、转型定位下的路径思考   根据以上所述并在转型定位下，具体的实施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与区域政府的联系方面   在突出电子银行的区域植根性方面不但需要有自主意愿，还应将诸多业务构想传递与区域政府主管部门，从而借助政府公权力的释放来加速实施路径的连接。在与政府的联系方面应落实这样几点信息：（1）该电子银行业务由自己做，而不由四大商业银行的做的优势是什么；（2）电子银行在业务服务上，能为当地实体经济和消费经济带来怎样的益处；（3）在进行业务转型时，需要得到政府哪些方面的支撑。不难看出，前两点都是集中阐述自己的功能优势来获得政府的支持；最后一点，则明确政府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   （二）与商业伙伴的沟通方面   这里的商业伙伴同样具有区域性特质，如本土连锁卖场、中高档餐饮企业、中高档服务性企业、中高档电影院等等。从这一点来看，中小企业电子银行在业务拓展上主要是进入大众消费领域，通过网上银行的订单提交、餐位预定、服务预购，以及网上订票等服务，建立起外域电子银行和四大商业银行无力竞争的态势。从现实所反馈的信息显示，中小股份银行在上述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在生产消费领域，电子银行可以扮演类似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角色。   （三）与需求主体的联动方面   上文已经指出，中小股份银行电子银行在品牌号召力上存在不足，这也直接影响到当地消费者（包括企业）对它的利用程度，而利用程度的频率大小又将决定与商业伙伴的合作关系。因此，在业务转型时还应通过媒体和政府官方宣传，强化消费者对相关业务的了解，并在促销模式下能建立起商品购买的折扣价格策略。   这样一来，四大商业银行便难以复制这种服务模式，自然为中小银行的电子业务转型提供了空间。   诚然，关于本文主题的实践模式还有许多策略，但结合我国大部分中小银行和区域商业环境的特点，按照本文的观点，相信大家会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细说明。当然，业务转型本身就具有动态、可变特征，这就表明本文结论也在一定范围内有效。#p#分页标题#e#   四、小结   本文认为，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应把握区域植根性和业务集中化、产品创新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应与区域政府、商业伙伴、需求主体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只有突出自己的业务优势才能在四大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的夹击下获得生存的空间。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