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范文1
从20世纪80年代地位微乎其微到2000年以后比重不断加大，再到2010年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高。从进出口结构上来看，在1994年之前，我国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国际贸易基本保持顺差。1995年以后，我国国际贸易出口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进口额也在不断增长，国际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9年高达295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国际贸易增幅巨大发展迅速，贸易总额不断扩大，国内贸易内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世界服务贸易的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必不可缺。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二、中国市场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具体对策
为了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也基于本国国情摸索出适合中国的具体对策。
1.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制定服务贸易的基本法。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针对性解决我国《对外贸易法》对于服务贸易的规定的内容太少，过于原则化与模糊化，可操作性差的问题，这就使得基本法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较小。完善贸易法第一就是学习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促进保障条款。一方面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体系，制定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服务贸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完善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在为服务贸易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的同时对违反我国服务贸易政策的行为提供制裁的依据。第二，明确我国服务贸易的管理机构，详细规定其性质、职能、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管理机构在业务贸易中的强制性和合法性。
2.推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多层化。
要建立以商务部为方向主导，以行业主管部门为重点，以民间自律组织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这个体制就要求搭建商务部与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之间以及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熟悉业务、信息支持与高效配合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必须符合本国监管的水平，避免出现自由化过快而造成的监管缺失事故。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的作用。纵观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民间组织无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行业协会为本服务业的自治组织，可以为本行业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与技术指导，引导企业避免恶性竞争。
3.加大双边服务贸易的谈判力度。
最后，实现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国际合作，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区域和双边服务贸易的谈判。由于GATS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大，利益诉求多，GATS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因此，GATS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GATS本身优惠制度安排，低水平的自由化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一些国家更高的需求。高水平的区域与双边贸易体系继而被各国广泛接受。这种贸易体系不仅降低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难度，还使得服务市场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更加便利，贸易壁垒也会逐渐减少。这种贸易体系使得区域贸易和双边服务贸易的优势相互补充，使得地区合作更加密切，进而提升了地区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正确认识这一点，我国必须在充分分析服务贸易特点的基础，积极开展与别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切实使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得到提高，使我国服务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得到增强。
三、金融学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策略
1.在外向型经济实体内部优化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外向型经济实体的存在对促进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存在许多这样的经济实体，这种开放式的经济实体都是以家族经济形式为主，是较为固定和保护式的产权，这也决定了企业的实际产权结构形式。企业在资金的获取途径比较单一，都是从企业经营产品和出售服务获得的利润进行资本转换。但是这种资金的获取方式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企业经营的好，发展形势良好，那么资金的增长速度就会很快，一旦，企业遭受市场的冲击和高压力的竞争，或者是受到政策的影响，都会直接导致企业的资本下降减少。面对这种问题，就需要间接金融来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融通。在当前的形式下我国一些商业银行正在为家族型的企业进行间接金融的融资，为外向型经济实体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当下，很多地区的政府都在设立技术创新的资金项目，来激励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上，向着绿色环保靠近，创新出节能减排的新型产品和制造新方法。基金组织可以针对这些绿色企业进行监督和评估，最终从这些外向型经济实体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奖金的发放和政策的鼓励。这样的措施，无疑给这些外向型经济实体的融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帮助企业进行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企业稳定、持续成长。
2.在外向型经济实体外部优化中的应用。
民间贸易范文2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传承与流变，都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各种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影响及本民族或地域民众独特的心理素质等紧密相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民族民间美术产生的重要因素，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也不例外。《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禀五常之胜，而有刚柔缓急，声有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清欲，故谓之俗。”而民间美术的形成同习俗一样受环境影响。但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又使人类能超越自然及人自身的制约，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在自然的规约下，又突破了其樊篱。 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语），其造物艺术活动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对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开发，这体现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及两者的关系。我国的古籍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如《考工记》大量论述了加工过程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统一，强调工艺制作技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天工开物》也记录了大量工艺技术的相关内容，并广泛涉及了造物与自然的关系，即“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表达出人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强调了物质技术与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也要求人们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仅要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因材施艺，配合默契，发挥物质技术的性能。“民间造物艺术经过选材加工，当造物一经产生，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物并非是远离人的客观存在，而同样是有生命的、人性化的，物性与人性之间是亲近、和谐的，反映出人与物之间的伦理关系。”[1（]p135）乌江流域从史前的“观音洞人“”桐梓人”的石器、骨器，夜郎时期的“套头葬”到后来各个时期的民间工艺、商贾会馆、民居建筑、居室陈设等，均讲究天时、地理、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则，把自然生态与人工技术融为一体，反映出该地区广大工匠对造物原则的深刻体验和把握，体现出中国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承地之气，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的艺术思想。概括地讲，这种艺术样式的生态环境有自然、社会等几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及其能量的总体，是人类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诸如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和各种资源，它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是人类认识和开发的首要资源。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类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而成为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风民俗深化发展的前提。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对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民间美术创作的角度看，山川河流、雷雨闪电等并没有直接与作品发生联系，但是一旦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把自然赋予他的一切灵感、观念诉诸于作品，或者撷取自然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自然界就将自身与艺术的关系通过人的思维和审美过程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乌江流域，包括今天黔、滇、渝、鄂三省一市中的12个地区55个县市辖区，流域面积近8.8万平方千米。流域有以苗、布依、土家、彝等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5%。乌江流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自然环境，盛产葛、麻、毛、棉、丝、蜂蜡、蓝靛、石灰、丹砂、生漆和各种木材等物质资源，为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编织、刺绣、蜡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人们种植和采取野生的木棉、葛麻、苎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成葛布、斑布、大口袴、布袍等为生活所用。据《华阳国志•巴志》载，这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苎……皆纳贡之”。史料还记载了巴人向秦王朝每年纳“賨布”为赋税。此后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决策的指导下，于223年率蜀兵入南平乱，不断“移民实边”，并把蜀锦及其纺织技术传到西南少数民族各地，在那里以本地盛产蓝靛为染色原料。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各个地区先后大量栽桑养蚕，种棉织锦。据嘉靖时《思南府志》记载，明朝中叶大量川湖流民涌至此，“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菽粟而艺棉”。而后清政府行“立法劝民纺织”政策，该地区出现了“机杼遍野”的盛况。清代乾嘉时期，安顺府城棉织极盛，“郡民皆以此为业，城北尤甚”，所产布名“顺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椒花布、棉绒等，所织布匹均为当地人民服饰用。蜡染工艺是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一大“绝技”，它以当地所产的蓝靛为染料，用铜板作模，或以铜刀醮蜡在布料上绘花，放之于染缸，布既受染，则煮布以去蜡，所绘花纹现之眼前。蜡染工艺至今能够在该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蜡染的原料———棉花、蜂蜡、蓝靛，以及用木料制作的纺车、织布机、染缸等辅助设备。这使这项工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证。 自然环境也给民间美术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使之极富生活气息、地域特色和山乡风格。乌江流域各民族长期生活在深溪绝谷、崇山峻岭和禽兽繁殖的自然环境里，远古时代就以狩猎、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内容，这必然使人们对这些生产对象产生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在题材上表现了出来。乌江流域各民族根据实用功能的需求，结合生产活动中获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喜鹊、鸳鸯、仙鹤、蝙蝠、马、羊、牛、猴、狗、鸡、鱼等鸟兽虫鱼形象，运用到民族服饰、剪纸、刺绣、蜡染、石雕、木雕以及民间建筑装饰等各种民间工艺中去。我们常见的表现自然界中禽鸟走兽的题材图案有“猴手”“虎爪花”“鸡冠花”“蝴蝶花”“野鸡尾”“猪脚迹”“蜘蛛花”“蚕龙”“鱼龙”“梅花鹿足迹”“喜鹊闹梅”“双凤朝阳”“蝴蝶戏花”等，就是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不但与社会功利价值有联系的对象成为人们常常表现的题材，而且那些与他们物质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植物也被纳入了艺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来，如有“藤条花”“蕨叶花”“麦穗条”等图案纹样；还有直接源于本民族生活的，以人物造型为主，兼及日月、山川、建筑等，加以组合，设计成不同形状和规格尺寸的“蕨蛙草木图”“众人迎亲”“春耕图”“驯象（牛、虎等）图”“姜央射日月”等纹样，赋予图案纹样以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p#分页标题#e# 乌江流域山势陡峭，人们建筑房舍实为不易；山高峡深，水量充沛，人们的生存环境极为潮湿。在此类生态区位上建房，首要的是解决居室潮湿和屋内进水等问题。乌江流域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因素，创造了“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的吊脚木楼以及鳞次栉比的布衣石头寨等民居样式。在生产生活用具上，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将其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丰厚自然资源，创造出了品类繁多、造型各异的犁耙、镰刀、筛子、簸箕、风簸（也称“风车”，用于谷物等除尘，是常用的农用工具）、背荚、石磨、木擂机、家具、陶器、鱼篓等农业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渔猎养殖工具。事实上，人们将艺术与自然资源结合了起来。 二、社会环境 民间美术的生长环境除了自然环境生态基础，还包括社会环境的内容。这两者综合地对民间美术产生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是构成艺术的基本动因，其中“环境”除自然环境外还包括社会环境，即风俗习惯和精神气候，以及政治、战争及民族性格和生活情趣等整个社会文化氛围。①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与民族宗教、审美趣味、哲学观等，对民间美术的创作发挥规定和辅助作用。因此，民间美术在这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和演化。 （一）经济环境 在民间美术的生存发展中，经济的制约作用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但表现状态更为隐蔽，主要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人的观念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以手工操作为主要创作模式的民间美术作品中，很难一下子看出与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其技艺高超也不能直接表现科技发展与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并通过人的观念这一媒介来影响艺术。事实上，民间美术的创造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所以，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通过当地的风俗、礼仪对民间美术的品种、品味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传统社会里，民间美术的分布主要与河流、商官道路等自然因素发生密切关联。商业贸易的繁荣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优厚条件，城镇经济随之兴盛，而这必然对当地的农民民间美术的创作带来影响。 据记载，先秦及秦汉时期乌江流域地区“耕田，有邑聚”，出现了铜锄、铁插等农用生产工具，加工谷物使用石杵、臼，纺织使用石纺轮等。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式柳叶剑；夜郎地区出土了不少铜釜、铜鼓等；湘鄂川黔毗邻区域的黔东北松桃、务川，重庆市的黔江、涪陵，湖北的恩施、利川、咸丰、宣恩等地发现虎钮錞于、扁茎柳叶剑、三角形援之戈、舌形铜钺，以及铜铸的手心、花蒂、水波、房屋、虎、蝉、人头等纹饰，等等，这些都表明青铜器在当时的乌江流域有了较大发展。汉代时武帝通使夜郎，设立郡县，开拓交通和大批移民，给乌江流域地区带来了封建制经济生产方式。劳动力的增加和先进耕作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隋唐时期，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的充裕催生了酿酒工艺，出现“婚姻以牛酒为聘”现象。其土贡物品有丹砂、犀角、麸金、腊、蜡烛、斑布、文龟、黄连、茶等土特产。樊绰《蛮书》记载东爨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扆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以螺壳、虎豹、猿狖”之皮为衣着装饰品，这说明狩猎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很大比重。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人们已懂得种植和采取野生的葛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粗布，用野兽皮毛制作各种衣物。由此，“点蜡幔”“西兰卡普”等民间工艺品也甚为精致，而酿酒成了家庭手工业。加之隋唐始，交通进一步通畅推动了与外地的经济贸易交往。如乌江流域手工业产品及茶叶、丹砂等与邻近地区有大量贸易往来，据陆羽《茶经》载：“（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当地人在冶铁、铸造的方面也能生产“水秀铁”和锋利小刀、银酒器（银鹁鸠），而且还掌握了“沙中栋金”“碎石取金”的炼金技术。② 元代大兴“站赤”，虽交通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乌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是极其缓慢的，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存在很大差距。直至明朝永乐年间贵州设省以后，乌江流域的经济环境才有改观。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驿道的开通、大道的延展、乌江航道的整治与疏浚，使交通状况有较大改善，从此打破了乌江流域相对封闭的状态。二是外地人口的大量移入，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的移民，增加了开发乌江流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把他们的先进生产技术、农具、农作物品种引进乌江流域，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三是以卫所屯田为先导，逐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2]（p3）四是“改土归流”的成功实施使乌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改土归流”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格局，使交通更发达，商业更为繁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乌江成为“川、贵贸易之咽喉”。川盐取长江船运到涪州，再用“歪屁股”船运到酉阳的龚滩或贵州思南，最终进入贵州腹地。随着物资交流活动的频繁，交流范围不断地扩大，促进了两岸商业集镇形成和发展，外地客商也源源不断地移居乌江流域各地，以手艺或佣工为生的人也在城镇聚集。据《黔南识略》记载，乾隆年间仅贵州全省就有“贸易、手艺、佣工客民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四户”，另有住在城镇而在乡间购田置产的“客民”六七千户，“客民”总数不下十万人。城镇商业兴起和外地客商聚集，会馆应运而生。在商业发展的刺激下，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如江楚移民从事手工织布，临近的滇民经常来此“以花易布”，更刺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由此棉织业逐渐兴旺，民户多从事纺织，出现“机杼遍野”的盛况。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商业贸易比以前有新的发展，但农村经济及民间手工业却受到严重影响。从鸦片战争至1939年近百年的时间中，乌江流域经济是一种以鸦片贸易为主的畸形状况。这一时期，乌江流域农业经济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的状态。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农业也停滞不前，加上长期混战，致使乌江流域农民苦难进一步加深，连起码的衣、食、住等生活条件也难以维持，家庭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江流域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艰苦奋斗，逐步向小康社会迈进。近年来，政府和民间对包括民族民间美术在内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各类民族特色城镇或村寨出现了不少销售蜡染、刺绣、编结等手工艺品的小店。这不仅直接带动了民间美术品进入市场，让手工艺品的加工和销售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p#分页标题#e# （二）政治环境 民间艺术的发展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产生必然联系，不同时期政治因素对民间美术的流布、品类、传承方式以及工艺技术的改进和人们的审美价值观念等方面均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徼，地理位置独特且资源丰富，自古就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盘踞和争夺的地区。乌江流域自来就是“五溪蛮”“武陵蛮”“百越”之地，是“濮”人“、叟”人“、僚”人、“蕃”人、仡佬等古代先民居住的地区。先秦时期，强悍的巴人控制了乌江下游地区，建立巴国。后来兴起的楚人夺取巴国土地，并移民入黔，导致该地人“半楚”。西汉时期乌江上游地区则有“自大”的夜郎等国。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实行“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于是分居在山地的人民“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各族人民进一步向定居农业发展，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随着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汉民族人民也在不同时期不断自各地进入乌江流域，尤其是明朝朱元璋采取“移民就宽乡”政策和清初“改土归流”后采取的奖励垦荒政策，以“调北填南”“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湖广填贵州”的措施，让数十万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移入乌江流域各地。这些不同时期来此的移民民族与这里的世居民族一道开发乌江，推动这一地区社会向前发展。随着乌江流域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集市贸易蓬勃兴起，本流域民族民间美术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这也提高了民间工匠的文化素养，提升了民间美术的品位。三、规范环境规范环境也称价值环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态度、风气、观念等。在群体当中，每个个体都有其心理上的感知和想法。这些感知和想法经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人格的部分就是个人价值。良好的环境不但能够规范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而且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精神生活得以升华。规范环境包括社会风气、民族传统、风俗与习惯、社会思潮、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就其性质而言，规范环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中逐步形成的。[3（]p25）规范环境因不同个体、民族和地区而存在差异，也因时代变化、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而其中，文化是规范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 乌江流域古代先民在认识客观世界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和加强了生存技能，逐步建立起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并孕育和发展了乌江流域奴隶制文化，即巴文化和夜郎文化。在建立奴隶制社会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江流域开始了与周边和中原地区的沟通。在外来文化与原有的民族文化、史前文化及巴文化和夜郎文化相互交往与接触中，必然发生文化冲突和融合，进而形成了乌江流域的“多元文化”现象。这些文化内容在意识形态领域如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以及在生产技术、科技发明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由于乌江流域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民间信仰、传统习俗等各个因素，艺术创作标准和作品题材内容、欣赏趣味、评介活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主流文化中道德伦理的痕迹，甚至在看似相当实用的民居建筑中也蕴含了深刻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美善相乐”的原则。人们也习惯于运用道德伦理的眼光来评判是非、审度善恶、区分美丑，使得“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另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敬老养亲传统美德影响深远。在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墓碑的碑帽正脊、戗脊、抬板等部位，通常雕刻有传统的既定题材：大孝感天、为母埋儿、哭竹生笋、卧冰求鲤、乳姑不怠等二十四个尊老行孝的故事作品。③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丰富繁杂的艺术题材中，还体现在民间艺术的创作观念及工艺技巧、样式风格等各个方面。诸如剪纸、面具、木石雕、刺绣、挑花、印染等民间艺术样式，其审美题材蕴含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观念，都是通过那些民众普遍认可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的。儒家的官本位教育模式，如读诗书、做文章、走仕途，在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吉祥图案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许多以功名利禄为主题的图案，如有“三星拱照”、魁星点斗图、独占鳌头图、鱼跃龙门、五子登科、马上封侯等吉祥图像；在窗花装饰中有比较含蓄表达的，如冰裂纹表达“寒窗苦读”，冰梅纹用以寓“梅花香自苦寒来”，直接用书卷作为装饰图案表达钻研苦读并以达于世等理念。 而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民间美术的吉祥图像设计从道教中吸收神仙人物作为与民间艺术有关的民俗活动和民间美术表现题材内容。如天官（“三官”之一）、王母娘娘、魁星神、金童玉女、八仙、麻姑等，都是民间美术品反复表现的题材内容，甚至道教传说中的仙兽也成为象征长寿吉祥的动物。如在土家族地区的建筑上常常出现以松树和仙鹤组成的“松鹤遐龄”图案，寓意长命百岁，青春不老；渝东南地区民间刺绣、挑花作品上，也常见到用松树、白鹤、灵芝、奔鹿、牡丹组合图案，象征了长寿、如意、福禄、富贵的祝愿与企盼，表达巴渝民众最普遍的对富裕安康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世俗理想的追求。另外，从乌江流域遵义市郊的狮子山、桃溪寺、皇坟嘴等处现已发掘的宋墓来看，道教对乌江流域地区的影响极深。其中杨粲墓的道家气息很重，最典型。不但其墓葬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修建，而且雕刻中多有道教符文，镇墓石上刻有“太一上治皇天土”字样。桐梓县北的碑记坝有一“八卦碑”，上有刻有“山川堂记”四个篆字，下列八卦图形。[4（]p131-132） 另外，佛教对乌江流域的文化及民间习俗和艺术等诸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设计吉祥图案造型时也常用佛教的器物作为表现图案，如“八吉祥”或“佛八宝”纹样，并由此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纹样，如莲花被民间运用到装饰上，在雕塑、建筑、绘画以及铜镜、石刻、砖刻、陶瓷、金银器、染织、刺绣等工艺形式中的“连年有余”“童子爱莲”“因和得偶”“连生贵子”“莲生富贵”“喜结连理”“路路清廉”等图案纹样，迎合了各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轮回永生的理想。#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是本流域中苗、彝、土家、布衣等各民族在特定文化生态里，在生产生活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物化结晶。这一艺术样式既反映了该地区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是各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生产生活经验交流传播的媒介。因此，对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民间美术品的造型艺术和审美形态的考察，还应该与文化生态联系起来综合认识，全面阐释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美学体系。
民间贸易范文3
1完善内容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展现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成果，层次多元，涵涉丰富。以往我国文化传播比较注重官方、宏大、主流的元素，文化表达方式往往比较委婉含蓄。因此，要开辟新的思路和视角，结合民族、地域、呈现形态、传承方式等特征，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和必要的转化创新，纳入对外传播的推介范围，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内容形式新颖、表达方式活泼有趣的传播内容资源，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2加强学术交流
要找准中国文化传播定位、路径和策略，转换中国价值观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在学术交流中多层次、多角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续做好“请进来”，举办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等学术活动，邀请外国文化学者来中国开展课程观摩、论坛研讨、课题研究、学术沟通和交流活动。在中国传统节日、民族特色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或非遗项目展播巡演等重要活动期间，邀请他们来中国参观体验，使他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继续坚持“走出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的国际推广与传播，加大对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的投资支持，加强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联系，通过文化节（展、会）和各类产品、品牌推介活动，把我国的医药、美食、典籍、文物、民俗传统、自然风光、艺术作品等宣传推介出去。
3鼓励民间力量
国外许多华人社区组织建立的各类民间社团经常会邀请当地民众一起，开展各类中国传统节庆、艺术表演等活动，有些活动还会被当地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全程直播。在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和活动中，“民间文化使者”将自己对于中外文化的理解融会贯通，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化表达和交流，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运作机制，民间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大多较为松散随意，传播影响力有限。因此，应建立健全民间组织机构，完善运作规划机制，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民间力量。
4发展文化新业态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和对外贸易以书籍、广播电视、视音频网络平台、海外宣传片等为主要载体。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带动下，应进一步将对外文化产业、文化贸易的发展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与扩大国内需求、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相结合，推动形成传统文化产业生产与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让更具竞争力、更富创造力、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贸易方面的深度合作，畅通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推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的健康发展，树立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5拓展线上平台
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依托网络智能AI和云技术拓展建立文化传播云平台，通过多种云端应用，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容挖掘、储存处理、科学利用和共享互动，形成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网络传播的多渠道融合联动。要重视借助近年来兴起的海外主流视频播放平台和社交网络媒体平台的传播力量，加大文化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转化能力，加强高质量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及资源建设，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表达，构建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的文化对外传播体系，向世界展现多彩、立体、文明、开放的中国文化形象。
6寻求认同共鸣
民间贸易范文4
1.1东北亚民间经济关系格局的特点
目前，东北亚地区已初步形成以“四化”为特点的民间经济格局，即参与国家多元化；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互补化；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样化；合作企业中小型规模化。由于东北亚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均存在明显的梯度，短时间内政府合作形成“东北亚经济圈”并非易事，但民间经济往来却变竞争为合作，构筑“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良好经济合作态势。如日本拥有丰富的资金和技术，但资源贫乏、劳动力价格高；韩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占有优势，但同样面临资源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资源和劳动力较为丰富，市场空间大，但资金技术方面对外依赖较大；朝鲜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缺乏；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需要资金和技术，特别是在俄罗斯。经济上的合作为东北亚各国开展深层次民间合作及发展政府间进一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2东北亚民间文化关系格局的特点
经济联系是现实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联系却是软性的，产生的影响会持久、广泛。一般而言，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底蕴比经济利益更为深厚。在东北亚地区，除俄罗斯以外，其他国家均属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点就是以儒学为主导，佛教为主要宗教。儒学的整体主义、温情主义、权威主义影响甚至决定了东北亚伦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独特，不同于西方的东北亚价值理念。在这里，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虽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属于儒家一脉。蒙古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满族文化影响颇深。历史上，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均将本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将其本土化，从而形成了东北亚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进入新世纪，当代儒学开始复苏、转型，区域内儒家文化逐渐扩大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民间文化开始和谐相处，东北亚区域民间文化共同体将形成，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会推动东北亚未来的政治合作、经济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顿所说：“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将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目前东北亚民间文化交流形式较频繁、多样，领域涉及教育、文艺、体育、宗教、民族等诸多方面。
2.东北亚民间经济文化合作的当前进展
当前民间交流合作进展顺利，稳中有升，各国民间企业、社团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务实。中国地处本区域经济核心位置，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同各国开展民间合作，这是东北亚区域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双赢选择。
2.1“政冷民热”凸显中日民间交流
中、日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其合作前景广泛，利益双赢，但合作却始终是一波三折。近年两国关系冷淡，两国政府合作难有作为的情况。其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是造成中日关系冷谈的主要因素；第二、日本致力于打造军事强国，片面谋求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第三、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政治主导，积极制造“中国威胁论”，干涉中国内政。中日关系因此出现“政冷”现象。2005年，日本的“历史翻案风”和外交强硬化趋向使中日“政冷”局面雪上加霜。中日关系短时间难以走出低谷。但民间交流没有受政治影响，仍然不断升温，“政冷”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望被“民热”所减弱。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形成了民间交流机制化、友好往来务实化、团队交往大型化、人员往来低龄化、行业交流对口化、文化交流多彩化、经贸往来复合化的特点。经济、体育、文化的交流是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内容。经济上，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人数920万人；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约490亿元。日本投资者也从对华投资中获得了利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开发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超过3万个，协议金额650亿美元，实际投入46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升温，据统计，仅2002年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近20个项目，金额达1亿多美元。体育、文化上，在日本共同社评出的2005年度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中，福原爱加盟辽宁本钢乒乓球俱乐部、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在日展出等民间交流被列入其中；2006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中国王羲之、欧阳询、苏轼等作品，引起轰动，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甚至日本天皇夫妇也亲临参观。教育上，据统计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占留日外国学生总数的60%以上，居世界各国留日学生之首，日本在华的留学生人数也一直位居前列。这些都给冷淡的中日关系吹进了一丝暖意。
2.2全面推进的中韩民间交流
从中韩建交到现在，中韩民间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形式多样的民间交流合作关系。进入新世纪，中韩民间关系进一步全面推进。中韩两国的民间交流有如下特点：第一，在两国文化主管部门通力合作下，双方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扩大到民间。第二，因为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的原因，两国都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第三，中韩两国政府的重视和推动,尤其是两国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体谅。第四，两国民众、两国企业的广泛参与。迄今，中韩间已有73对省、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和城市结成了友好关系，进行对口合作交流。经济交流方面，1992年中韩交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05年为1119亿美元，增加了20倍；预计2006年能够达到1300亿美元。韩国向中国投资也大幅度增长，1992年为2．1亿美元，2005年达到311亿美元。目前在中国境内的韩国企业数量为3．8万个。人员交流方面，1992年13万人次，2005年440万人次，增加了34倍；2005年每天有1万名韩国人访问中国，2006年每天有1.2万名韩国人访问中国。文化方面，《人鱼小姐》、《大长今》、《看了又看》等韩国电视剧受到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在中国已经形成“韩流”。在“韩流”的带动下，中国赴韩国旅游和留学人数稳步增加。同时“汉风”也在韩国掀起。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尔挂牌。学习汉语热在韩国不断升温。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近4.3万名，在韩中国留学生近万名，分别占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首位。中韩民间交流全面而稳定的发展。
2.3稳步发展的中俄民间交流
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也是东北亚两个重要国家。目前两国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不同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互补性较强的经济结构是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两国共同利益和争取双赢是两国新时期共同的目标，这也成为了构筑两国关系，继续稳步发展民间交流的基础。发展区域经济、加强边境贸易、改善贸易结构是两国民间交流的重点。目前，两国正互办“国家年”，并争取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互信，发展民间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并带动政府合作。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期间，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陆续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活动，其中“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俄罗斯国家展”、“俄罗斯投资促进周”等大型部级活动把“俄罗斯年”一度推向高潮。中俄国家年为深化双边民间经贸文化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加强企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必将推进双边经贸合作达到更高、更新、更富有成效的水平。
2.4颇具特色的中朝、中蒙民间交流
中国与朝鲜、蒙古不仅国土接壤，而且有跨界民族，这为两国民间交流提供良好的基础与条件。形成了以边境为主要地点、以跨界民族为重要交流对象的独具特色的民间交流。朝鲜隔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的辽宁省和吉林省接壤。中朝边境贸易、旅游活跃，每年在中国居住的朝鲜族居民约有15万人到朝鲜去探亲、访问、旅游。2000年开始，中朝两国边境贸易上升，朝鲜市场需求增大：朝鲜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有所增长；朝鲜进口商品的档次提高。中朝一水相连，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对两国进一步合作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边界线占中蒙边界线长度的68%，而且边界两边是具有相同文化的跨界民族。地缘经济与文化在中蒙两国民间交往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内蒙古自治区规划和建立中蒙民间交往机制，开展包括青少年交流在内的形式多样的民间交流。如定期在对方举办商贸洽谈会、展销会，组织两国中小学生互访，举办双方共同爱好的文体活动等。这使蒙古民众更好地了解了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及中国对蒙古长期的睦邻友好政策。
3.东北民间经济文化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3.1东北亚民间合作机制的建设
在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各国民间经济文化合作发展中，可以看出各国彼此通过民间交流达到共荣，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彼此依赖关系，而且这种相互依赖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官方政府的行为。这种依赖源于民间动力，如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这便是基欧汉和奈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作为理想模型的复合相互依赖特征之一，就是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常联系；跨国公司联系等。东北亚间民间合作不同于欧美、东盟等区域合作，它是以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础，通过自愿、协商、自助的形式达成非政府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民间社团、中小型企业、个人成为相互依赖的主体。那么，如何构建这种相互依赖的机制？如何促进东北亚民间经济文化合作机制的建设？实践证明，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加强政府服务协调，促进国家间政策交流，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良性互动。民间合作作为政府合作的良好补充，可以协助、推动政府间的交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加大政策扶持，极大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但合作也面临各种困境，即交流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的制约性。政府应充分认识民间合作交流的重要性，健全法制体系，加强配套建设，扩大支持力度，积极理顺政府、社会、企业、社团、公众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合作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第二，加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间经济合作，突出投资重点。民间合作应成为推动东北亚区域开发与合作的主导力量。事实表明，在地方层次上进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主角是中小企业，地方政府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但不是主导者。在合作中，以中小型企业为龙头，促进大型企业跨国合作，加强地区经济合作，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如日本，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性较高的主要是日本海沿岸一侧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日本地方中小企业。这种地方间的经济交流，因水平、实力相差无几，容易形成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同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第三，鼓励以私人方式跨国交流合作，促进民众跨国友好往来。以私人方式投资贸易、文化交流，近几年方兴未艾、迅速发展。私人合作交流可以扩大国家间人员、资金、技术的交流，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互谅、互敬。政府应积极创造交流环境、扩大沟通渠道，减少政策性屏蔽。2003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民间人士积极筹建一家旨在为东北亚地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合资商业银行，另外还有以私人名义建立学校、培训基地等，这方面合作的前景与发展空间均很大。
第四，发展以民间交流社团为主的民间经济文化合作。目前，旨在促进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发展壮大，促进东北亚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但其运行能力有限、服务体系不完善。为此，政府应加强协会、社团自主性，更好的发挥社团的公益服务机制、网络配制与调度机制、激励机制。如2005年3月由韩国外交通商部批准的民间国际交流团体社团法人——东北亚经济文化交流振兴会与中国长春市的吉林新闻社共同实施了中国东北三省国际文明示范区建设开发计划，此计划已成为民间合作促进人民精神改革运动的成功典范。
3.2对东北亚民间经济文化合作机制的特点
第一、稳定性。基于东北亚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原因，国家关系也会经常地发生变动，具有人所共知的不确定性。民间合作交流着眼人民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开展沟通工作，强调超越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建立互动式的友谊，因而就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某种稳定性的因素。参与民间交流的群众数量越大，能够为总体外交提供的基础就越稳固。正是由于这个基本属性，民间外交受到东北亚各国的高度重视。
第二、包容性。官方外交更多地偏重政治方面的交往，而民间外交除在政治领域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外，更可以深入到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在总体外交的全部组成中，可以分解为官方和民间两个部分，其中民间部分既可以做好民间工作，又可以影响官方关系，对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对左中右势力和老中青人群都可以产生影响，建立起正常的工作联系。东北亚目前仍处在政局复杂的情况下，但民间交往仍然持续升温，交流合作对象无等级、制度之分。
第三、灵活性。这又是民间合作区别于官方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民间合作不过分拘守严肃的外交礼仪，而采取更为亲切的方式在人民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沟通。它灵活到可以与未建交国家的官员建立接触，也可以在国家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保持官方与民间交往的渠道，这样就对大局的好转产生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非常看重民间合作的灵活性，而且也正是在灵活运用民间手段上显示出创造性，写下了成功的纪录。
民间贸易范文5
鲁南五大调的历史考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宋元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宋末元初继承宋代曲子的传统，又兴起一种新的艺术歌曲———散曲。“散曲是音乐与诗词相结合的唱曲，用于抒情、写景或叙事，采用清唱、坐唱形式。散曲又分小令、带过曲、散套这三种形式，其中的散套也称之为套曲或套数，指‘由两个以上的同宫调连缀而成的组歌形成，一般有尾声。’”这种描述和鲁南五大调极为相似，虽然其产生和确立我们不能详细界定，但是五大调对其形成与发展是确有影响的。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音乐积累的演变过程。
主要发源地日照市、郯城县的流传情况
临沂市郯城县的码头镇和日照市在临郯苍日照沿线和苏北交界地区交界线上，是两个南北贸易的停靠点。五大调五种曲牌中的“玲玲调”、“大寄生草”、“淮调”现流传于郯城、临沂一带;“满江红”、“大调”，现流传于日照一带。自古日照渔民即扬帆远航，与外地开展着密切的贸易活动。“满江红”曲牌作为鲁南五大调之首，它的源头随着当时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的主要途径传入日照，并受当地地域文化影响有所发展，自成一体。在日照东港和岚山、石臼等地，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出海归来，围坐篝火庆贺收获的时候，酒酣兴起便随手拿起身边的盘、盏、酒盅、筷子、碗等物件，即兴填词、藉情而唱，别有一番情趣。
郯城码头镇是当地重要的商埠码头，经商交流时江淮一带的民间艺术也传入郯城码头及鲁南沿海。由于五大调流行于郯城码头一带，又被称为“郯马调”。五大调中“淮调”主要流传于郯城县马头镇，也名“马头调”。
鲁南五大调的历史影响及作用
1.五大调产生初期—明代以前
北宋建立以后，逐步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唐朝末年以来的混战割据状态，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到元朝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加速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城市的繁荣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宋元以来的音乐文化出现了巨大转折，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从宫廷转入民间，服务对象也由贵族阶层为主渐渐转向社会平民大众。唱曲填词不仅是乐工们的专业活动，也逐渐成为广大市民的共同爱好。仅宋代曲子的填词，就分为很多派别，有婉约派、豪放派、花间派等等。同时也涌现出大量的词家和优秀作品，他们所使用的曲牌有870多个。可见，当时曲子的发展可谓是极丰极盛。
随着各种词派的发展，歌词的内容也逐渐多样化，有写景的、叙事的，也有祈求平安、庆祝丰收的。人们在唱曲的同时，也抒发着内心情感的表达。在日照石臼所一带，沿海的渔民靠打渔和海运为生，通常出海一次短则数月，长则一年。“满江红”的代表作《四盼》描述的就是一位女子对出海夫君的期盼，虽然词曲中带有哀怨忧愁之情，但是也有激情向往的呐喊，表现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并且祈求夫君平安归来，有种情意绵绵而又不安、焦虑的感觉，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经济发展大潮中沿海渔民扬帆远航，与外地开展的贸易活动。此曲调古雅优美，夹曲曲调欢快活泼、节奏多变、情绪热烈、朗朗上口，很受大众欢迎，使人们在娱乐之余也祈求了家人的平安。此时的鲁南五大调成为公众娱乐中的主角。由于其曲词通俗易懂，易于流传，也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传唱和改进，五大调也进入了其“生命”发展的旺季，为丰富和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五大调盛行之期—明清到民国时期
明清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不同风格的俗乐如民歌、小曲、弹词、南北曲(戏曲)等等，广泛流行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里。在这种新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潮逐渐萌生，一些文人雅士开始留意人们的口头文学，并有意识地进行加工，俗曲、俚歌、山歌小调等颇受开明人士的关注，五大调中的曲调在那时的《白雪遗音》、《曲律》等民谣专著中都能找到痕迹。清康熙、乾隆时期，不仅提倡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民间音乐，同时对外来的音乐也持欢迎态度，这促使民歌、小曲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末郯城、日照一带，从船夫、艄公到城里的文人雅士无不喜爱此调，并且还有专门唱五大调的民间艺人。民国初期，鲁南地区仍是山东经贸繁荣的地区，渔民们在做海运生意的同时，也将五大调的曲调流传开来。据笔者实地采访日照民间艺人时得知，渔民们出海时一家人都在船上(被当地人称之为“家小船”)，海上漂泊数日后到达目的地，停靠在江南河畔。晚上亲朋好友、生意伙伴相聚一起，煮酒消遣，随手拿起桌上的碗、碟、酒盅就即兴唱来，曲调古雅抒情，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曲调不仅融合了江南音乐的风格，而且还有日照本地民间的特色，被誉为“细曲”、“雅歌”。
海运经济的繁荣，促使五大调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自成一体的演唱形式。其繁盛之时可谓家喻户晓，无论是过往的客商娱乐消遣，还是当地的民间演出，五大调都颇受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演唱此调，争相学习，对人们的身心娱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当时有很多青年，由于初涉社会，难免沾染一些吃喝赌等的恶习。正是鲁南五大调的盛传，让更多的人有了抒发心情消遣娱乐的活动项目，大多数都开始喜欢并且以此为专业在各种需要的场合表演。由于经常表演，也为很多人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既愉悦了身心，又带来了收入，五大调到了最盛行的时候。这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曲调优美、动听，也对专业音乐的创作以及一些娱乐性的歌舞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30、40年代还出现了用此曲调填词改编的革命歌曲，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
3.五大调鼎盛之期—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祥和环境促使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专业音乐开始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民间音乐渐渐从农村流入城市，并且由民间娱乐的形式逐渐发展为职业演出，同时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团体，固定地在一些场合和节日庆典中表演。#p#分页标题#e#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保护、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随之相关部门开始了民歌普查、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多次组织调查小组，对各地的民间音乐开始陆续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1956年，山东省艺术馆魏占河、王川昆等民间音乐专家到郯城、日照等地开展音乐收集工作，对鲁南五大调进行了整理。1957年，刘克山、徐子茂等人在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表演汇演中演唱的“满江红”《四盼》，轰动了首都各界，并荣幸地得到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四盼》进行录音，向全国人民播放，同时入选1957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在全国发行。1983年，临沂代表队编排的《四盼》在山东省民歌调演活动中表演，演出效果良好，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并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1990年5月，在日照举行的沿黄市贸易洽谈会上，演出了由专业人员创作的大型“满江红”音乐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①2003年，由国家一级编剧、“临沂市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铁民先生填词的《鹿乳奉亲》，参加了临沂市第三届广场艺术节演出，这是将郯子入深山取鹿乳为盲母治眼的“二十四孝”经典故事与“鲁南五大调”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代表作品。2009年7月31日，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专门录制了一期关于“郯马五大调”的节目，详细介绍了这一曲种，杨新儒、徐万芳等人共同演唱了《鹿乳奉亲》这一曲目。
此时鲁南五大调达到了鼎盛发展时期，其中的代表曲目能够作为优秀歌曲在全国发行，巨大的影响扩展到了全国。作为山东民歌的一部分，鲁南五大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由于后来文化发展的交流和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五大调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影响也越来越小，遂不被人们熟悉，只是在专业音乐教育中有一定的涉及。近年来，日照和临沂两市共同挖掘和推荐的“鲁南五大调”在入选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公布以后，业界人士逐渐认识到了鲁南五大调的价值所在，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同时也在传承、演唱、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工作。笔者联合山东知名音乐研究专家、学者以及五大调传承人成立鲁南五大调专项课题组，近几年多次到郯城、日照等地进行实地采风，深入调查其历史渊源、发展状况，并请教当地民间专家、艺人，学习演唱及演奏技巧，在此基础上发表相关论文并且举办音乐会，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12月成功举办相关的音乐会———“我学我唱———齐风鲁韵‘鲁南五大调’教学专场音乐会”，这在省级乃至全国音乐艺术院校中尚属首次。2011年研究课题“鲁南五大调”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山东省“十二五”重点特色学科建设性项目之一，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认可。2012年4月《鲁南五大调＜满江红•四盼＞之风格韵味》发表于《齐鲁艺苑》，随后被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作为毕业论文参考引用。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鲁南五大调定会重新熏染世风，感化人心，发挥音乐的愉悦、教化功能。
结语
民间贸易范文6
(一)操作环节和审批程序繁琐
企业贸易融资环节应该比其他融资要快捷、方便、灵活,但是我国金融机构缺乏一个融资标准,对业务流程不够规范,随意性比较大,这就导致企业在申请融资过程中难度会更大。很多金融机构在操作环节和审批程序方面过于繁琐,导致企业不愿意去申请。一些金融机构将打包贷款的条件规定过于严格,和流动资金没有区别,这就让打包贷款这个产品失去了真正意义。这就导致我国企业不愿意去申请贸易融资。
(二)企业对贸易融资产品不熟悉
很多贸易企业都是由内销企业转变而来,总体来说员工的基本素质不高,缺乏一些出口贸易知识,同时缺乏熟知贸易业务的相应的人才,在银行产品不断更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不能结合本地实际选择符合本企业的金融服务产品。同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机会比较少,企业对各类的金融服务不能灵活运用,这就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错失一些金融服务,让企业融资出现问题。
(三)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种类单一
随着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很多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灵活、便捷的融资业务是保证企业贸易融资的关键所在。但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开展相应的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当前很多金融机构还是延续传统的金融模式,例如,出口打包贷款、减免保证金等方式,虽然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尝试着一些新的模式,但是业务量非常小,中小企业能够获得的金融扶持非常有限。
二、企业进行贸易融资的对策
(一)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
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要拓展融资渠道,尝试一些新的渠道,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股票市场筹资,对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特别一些高科技企业到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或者和一些大型企业进行捆绑,能够让一些实力不强的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第二就是政府或者民间成立一些风险投资基金,这样既可以解决民间闲散资金,又可以满足企业融资的需求。第三、对于成熟的企业可以发放企业债券。
(二)企业间接融资体系的完善
在完善企业直接融资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其间接融资进行完善,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第一、建立专门针对企业贸易融资的金融机构或者政策性银行,鼓励地方银行参加到企业融资过程中来,让两者在放贷和融资方面都能够获得收益。第二、建立担保机构,可以由国家相应的机构进行评价,直接为企业贸易融资服务。
(三)企业信用评估体系的建立
一个良好的信用体系可以把资金的利用率放大,在企业信任体系方面,建立一个由国家专门机构组成的评级机构,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对于那些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融资需求比较旺盛、额度不是特别大的企业来说,制定出合适的信用评估办法。重点对企业的销售渠道、经营者素质、阶段方式、相应产品的市场前景进行全面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定位企业的信用级别,建立企业信用级别数据库,和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共享,这样能够更好地进行金融服务。
(四)利用新的金融工具
金融机构要不断适应市场的发展,不断创新金融工具,这主要表现在,加强企业人员的培训,让其及时了解银行的相关新金融服务产品,能够更好地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银行也要积极向企业推荐自己的新产品,让其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在开拓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积极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推出适合国际市场的一些金融服务,例如,备用信用证、国际保理等业务,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五)开拓贸易融资业务范围
民间贸易范文7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双重差分方法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应对国内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我国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提出时间尚短，研究领域关于“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成果还相对有限。现有研究多从贸易角度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与效果，较少有研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政府、民间、外商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究竟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经济发展中分别扮演者怎样的角色？何种性质的资金对沿线省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起着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对沿线省份经济的发展产生主要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仍是目前尚待研究以及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分析的问题。
1双重差分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双重差分法使用个体数据进行回归，能够有效地判断倡议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同时双重差分法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设置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将倡议划定区域与非划定区域区分开来，将倡议执行前后的时间节点区分开来，能够避免倡议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1.1模型构建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版规划中，划定了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以及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五省。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划定的18个省份作为处理组，将非划定省份作为控制组。并进一步根据倡议实施之前和之后将处理组和控制组再分别划分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的处理组、“一带一路”之后的处理组、“一带一路”之前的控制组、“一带一路”之后的处理组。并设置和两个虚拟变量，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划定省份，表示“一带一路”非划定省份，表示“一带一路”实施之后，表示“一带一路”实施之前。双重差分法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其中，下标和分别表示省(对省份进行随机编号)和年，z表示控制变量，e为随机干扰项，y表示实际GDP的对数值。
1.2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实证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年～2015年各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以及wind资讯。依据模型及检验需要，主要变量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实证检验将地区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综合反映“一带一路”倡议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因此为了研究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经济发展影响，我们选取“最终消费额”和“出口总额”作为控制变量，以更好的研究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作为解释变量。
2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2.1双重差分结果分析
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价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第一列为未引入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第二列是引入控制变量及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未引入变量时，双重差分估计量即时间虚拟变量dt与地区虚拟变量du的交叉项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估计量的值仅为0.0011。在加入控制变量及解释变量后，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值显著增长为0.0274，结果表明在控制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前提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的发展。如表2中所示，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估计弹性为0.1234，充分显现了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投资总额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政府投资的作用次之，估计弹性为0.1014，外商投资的作用最小，估计弹性为0.0557。
2.2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划定与非划定省份之间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是否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降低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的偏误，采用最邻近匹配法对数据进行均衡性检验，以验证进行匹配后各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分布均衡与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进行倾向匹配之前，各变量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减少。政府投资(变量logrgi)在匹配前处理组的均值为16.864，控制组的均值为17.294，两者相差0.43；匹配后，处理组的均值为17.19，控制组的均值为17.104，两者相差0.086，差距显著减小。匹配后全部t检验结果(p值均大于0.05)均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缩小了，各变量匹配后在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均衡的。基于此，进一步进行PSM-DID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运用PSM-DID方法检验后，被解释变量loggdp在PSM-DID后的结果显著为正(Diff-in-Diff=0.027)，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进一步支撑了前述的分析结果。
3结语
本文利用31个省2009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促进沿线省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目前阶段，民间投资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果已经得到了显现，在积极调动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后，数据显示政府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略小于民间投资，而外商投资始终在沿线省份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始终最小。目前阶段，通过前期政府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前期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已被调动，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又要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对沿线省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协调好“民办”与“官办”的关系，协调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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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贸易范文8
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
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
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
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