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思想范文1
关键词：“礼”；道德；孟子；荀子；儒家
一、剖而解之――传统价值观念出现裂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其最大特点即是它给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从个人到群体乃至国家，从物质到精神以致价值观，尤其对人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转型本身就是从对原有不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开始的，因此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无疑会遭到质疑，而建立在原有价值观和规范之上的社会中心控制力量也必将随之减弱（即现在社会规则对社会成员的行动约束力有所降低）。即原本已成体系的社会规范系统已在实际应用中有所动摇。于是，在旧的合理性部分尚未得到证实，旧的非合理性部分也尚未被新的合理性因素所替代的转型空档期，便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而我国现在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转型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格局的变化很自然地触动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格局，造成整个社会中的利益重组；同时，人们获取利益的方式和范围随之改变，这两方面促成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觉醒，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每个人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变得合法合理， 这种改变在提高社会成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贪欲膨胀的不良影响。转型期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着对外开放，这在促进我国快速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隐藏着危机。事实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在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刺激和推动下实现的，而非源自内部的自然成熟和积累。这种发展方式虽然迅速，且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进步方面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但是在社会价值观塑造和正常社会秩序维持方面却较少起到积极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在转型期，社会的价值体系本身就处在被质疑所造成的不稳定的状态，且正在寻求改变。这时随着发达国家的大量现代化科学技术同时涌进的还有西方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它们适时地补在了这个思想空位上，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补进的这些观念并非不好，而是一方面它本身和我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传统价值理念相差甚远，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与我国社会实现很好地衔接。另一方面，利益觉醒使人们开始逐渐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事标准，于是西方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很容易在与我国传统价值观碰撞的过程中被扭曲成为维护私利的幌子。
上述的一系列变化，使我国社会在道德信念领域方面面临严重的威胁。一方面人们不能很自然且明晰地接受和理解外来的新的道德观念，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急于将其转化成新的理解社会和处理事务的方式准则；另一方面在没有分清原有道德体系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情况下急于放弃原有道德基础，取他山之石而代之。旧的道德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道德体系也很难快速完整地建立。在这样的中西道德体系的冲突对峙中，人们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也开始趋向多元化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在道德的十字路口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随之出现的是道德迷茫和r值取向混乱的状况。再加上面对与市场经济相携而来的“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使得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为利益“让路”。出现道德滑坡、腐败蔓延等状况，从小商小贩，到私企国企，甚至政府官员，“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念开始肆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各种不道德的现象和行为出现。经济速度发展越快，这种现象就越明显，快速忙碌的社会生活使人们无法停下来思考，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相互猜忌、人情冷漠。人们虽然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大公无私，什么是乐于助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愿意去做，更多的人逐渐放弃原本的道德习惯，开始人云亦云地选择“低成本”“低风险”的非道德行为，如此恶性循环，社会道德水平也随之不断降低。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出现裂痕。
想要改变上述现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是一个重新设定的价值体系，而是找回原本存在于内心却被纷繁的物欲和利益淹没的道德良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道德和价值标准的落脚点，取其精华而用才是最有效和持久的方式，而“礼”便是其中之一。
二、化而用之――孟荀之“礼”的现代转化
孟子、荀子两位思想家在对“礼”的传承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孟子将理视为自体的内在规范，荀子则将其更多地描述为外在约束。然而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礼”究竟是内心自有的内约束还是外在赋予的外克制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时能把二位哲人所说的“礼”真正转化为我们从心底里认可的精神价值，表现在我们的处事方式上，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自我规范，追求讲原则
孟子的自体内在规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思考的空间，也许法律不健全，规则有漏洞，但是当我们真正以内心的道德准则为规范时，所有对物、欲的追求都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善。
现代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变得越来越短平快地向“钱”看齐，交往中越来越少地体现出“人情味”，于是活生生的人在交往中变得越来越平淡和缺乏感情，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贪念出卖人性的事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最基本的情感信任取而代之的是利益交换。
孟子“孺子将入于井”的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这样。当一个人越少地接触社会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越纯良，越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着想。孟子说这是因为人天生善良，于是需要将这种天生的道德素养保存下来，这样才能相处的更融洽，社会才能更和谐。是否真的天生善良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几乎每一个人在步入社会之前都曾体验和拥有过与人为善的快乐，也接受过别人真诚的回馈。这说明我们的内心并不缺乏“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在经历过社会竞争、冲突和利益诱惑之后选择性地放弃或遗忘了它们。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社会地位的提高，追求更好更富裕更光鲜的生活都没有错，但是不能以泯灭良知为代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整个社会都会变成物欲的工具。
于是我们必须反思，把封存在心里的道德良知重新找回来，在追求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心存“爱人之心”和“敬人之心”，从自身做起，不因外界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道德良知。
（二）各司其职，分工不分层
荀子“礼分”的思想不管在当时还是现代社会，都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现代社会当下的发展时期，尤其需要明确分工合作，荀子“礼分”的思想很前卫，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以伦理、智慧、才能等将人分为不同的职业，可以让其各司其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可以达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减少失业的同时创造最大的社会价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礼分”的思想也有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需要尤其注意。那就是荀子的礼分有地位、等级之分，且不同分位上的人不具有追求同等利益诉求的权利。我国现在社会中就存在不少因为职业而产生不平等待遇的现象，这是由于长期的思想影响，还有一些旧思想不能在人们的思想体系中根除，因此，就更需要人们下意识去接受和理解没一个职位的人只是在社会中的不同领域奉献着自己，而这些领域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一个人不能得到平等待遇的借口，社会可以有分工，但是不可以有分层，每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职位上，做着怎样的工作，他都应该和他人有着追求相同利益诉求的权利。社会中的人和团体都必须摒除不平等的思想，真正以平等地态度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职位，因为社会中缺少了哪一个领域的工作者都没办法正常继续，所以没有理由剥夺他们任何一项合理的权利，只有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三、广而践之――儒家之“礼”的价值传承
“礼”作为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道德规范，其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远不止于孟子和荀子两位哲人的“礼”，整个儒家的“礼”思想都对道德回归有着查漏补缺、重塑行为的意义。
（一）儒家之“礼”的普遍价值
儒家之“礼”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最普遍的社会规范，它自古与法律、权力、行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外在约束的特性；与此同时，“礼”也与道德、习惯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而存在的，是每个人的活动原则和行为标准，成为普遍的内在约束力。
“礼”的外在性约束体现在“秩序”和“规范”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既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又是等级秩序的维护者，在外在规范的方面，“礼”更多得倾向于政治治理，在儒家思想中，“礼”不单单指上级对下级所制定的秩序原则，还包括上级有能力使下级服从指挥制定出的社会规范原则。即在外在约束方面，“礼”实质上并不是和法律、权力、行政中的单独一个相联系而发挥作用的，而是将法律、权力、行政三者统一为一体的中枢神经。也正因此，“礼”作为外在约束，并不是单纯地针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它同时发挥作用于整个政治系统。
作为内在约束的“礼”则更倾向于是约定俗成的道德和习惯法，相对于外在之“礼”，内在之“礼”更侧重于社会生活。“礼”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人们接受和认可的，儒家之“礼”从人性出发，总结了自古以来的礼仪道德，自家族之孝道起，延展至社会人伦，国家忠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社会性也愈发凸显，人的社会性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将“礼”内化为个人道德修养。虽然不触犯法律和刑罚的道德修养是每个人的自愿选择，但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以“礼”相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样每一个人的素质提高就会相应地影响到周围的其他人，为了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大多数人会自觉接受“礼”的内在约束。在执行“礼”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
另外“礼”的外在约束性和内在约束性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而它们的交汇点在于君王，外在之“礼”使王具有“权力”而内在之“礼”使王的“权威性”提高，更具体地说，外在之“礼”因其与“权力”的捆绑性而使“礼”的内在性更受重视，而内在之“礼”因其与道德的趋同性则使王能更有效地执行其外在之“礼”，这种相互作用是国家稳定运行的保障。
（二）儒家之“礼”的现实意义
“礼”的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和”，孔子在论语中也曾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因此“礼”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帮助辅正人们的道德价值理念；同时作为“规范”存在的“礼”对法制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礼”在很大程度能够上促进依法治国的发展，能够以外力促进畸形人际关系的改善。
首先，“礼”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道德法t，不论尊卑贵贱，都要以“礼”相待，“礼”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现实社会中，就需要我们不以他人的地位身份作为是否尊敬他人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就难免会出现社会地位的区分，每一个领域都会有占有主动和控制权的人群，比如食品领域的生产者，出版界的出版商，政治领域的决策者等等，每一个领域都会有该领域“权力”的掌控者，在此称之为“该领域的地位上等者”，社会越细化，分工越明确，这种“地位分化”情况就越明显，但是在某领域的“地位上等”并不能成为不考虑和尊重他人的理由，不是掌握着该领域更多的资源和更优越的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可以在地位上有等差，但所有人在个人生活上应该是平等的。“有礼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也就是“礼”的精神中所带给我们的“敬人”思想。这也正是道德信念重塑过程中最起点的地方，更明确地说就是，无论处在怎样得社会地位上，都不应该以优越性谋私利，在行事的时候要本着对他人尊重，对他人负责的心态，以“敬人”的原则去处理每一件事，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尊重信任与默契，这才是一个讲道德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其次，在“礼”对“法”具有借鉴意义这个角度看，一方面儒家从人性出发谈“礼”，而法律和各种制度的制定的目的本身就是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也需要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这样才能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当法律本身具有了契合人性、以人为本的特点，在无形中就会使守法者更自觉，使执法更有效；另一方面，儒家之“礼”是随着社会的长期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得到肯定的，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集大成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约定俗成的，涉及到很多中国传统礼节、习俗，其中一些可能不必用强制力来约束，但是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也一定要考虑借鉴，并有所体现，融“礼”于法，这样能够达到以法律的外在刺激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认同，达到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视和尊重，也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使中国传统道德在与外来文化中的价值冲突中逐渐显现其本土优越性。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礼节中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应及时变通和适当舍弃，在发展中保留核心价值并有所取舍有所创新。
总之，儒家之“礼”在当下社会中既可以唤起人们思想上对道德的遗忘，又可以补足人们在行为上的道德缺失；既可以从宏观上树立道德规范，又可以在细节中唤醒良知。因此，研究和深入发展并切实应用儒家之“礼”对于完成经济和道德的双向发展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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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思想范文2
关键词：梁廷现代化思想 《海国四说》
19世纪末叶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我国开始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时代。这种危机感和耻辱感揪着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梁廷也不例外。为了启民智，使国人了解世界，他收集各种资料，编著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作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成果之一的《海国四说》，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大国的各种概况的同时，也进行着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即认同多元世界，向代表世界最先进潮流的西方学习。在这本著述中，梁廷在朦胧之间已体现出了他的现代化思想。本文就以《海国四说》为例，简要做以概述
一
梁廷（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道光咸丰年间的名儒和学者。鸦片战争前，梁廷先后历任澄海县训导，广州越华、越秀书院院监、学海堂学长、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等。鸦片战争期间，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侵略战争，积极反对和揭露琦善的卖国投降活动。而后，被聘入粤督祁贡、徐广缙幕府，还以爱国士绅的身份参加和领导了当时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道光中期,海防不济,政府聘修《海防御览》。梁廷在采集海外旧闻的基础上，著成《粤道贡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兰伦偶说》、《合众国说》，这些后被合刊为《海国四说》。梁廷在史学上也很有成就,著《南汉书》、《考异》、《文字》等。他是“睁眼看世界”的岭南思想先驱,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者。
梁廷的思想是系统而全面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他都表现得深刻而超前,而他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是他的光辉所在。
二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里提到，现代化运动反映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有六大项：（1）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2）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3）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4）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5）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6）民主政治。这六大项虽然不能囊括全部现代化所具有的特性，但是精确的揭示出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而在梁廷的《海国四说》中，也处处体现出了以上几点。
（一） 梁廷的民主政治思想
《海国四说》中，梁廷详细记述了英、美及其它各国的政治制度、国家起源、社会发展等各种社会因素，体现出了他对西方文明中这些已成为其主题的现代化的特性的赞许。尤其是对英美两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突出的表现出他的进步的民主政治思想。
例如在《合省国说》中，叙说立国之初的制度“通国设一统领，又设一副统领为之佐，使总理各省之事，过四年则别举以代之，是为一次。其为众所悦服，不欲别议者，得再留四年。虽贤，不能逾八年两次以外。”“凡国事既与民共议，议事之民，必慎选之。”
《兰仑偶说》卷三中，“反官武多而文少。文职则令先约赀而后试之，授以职，不能称者立黜”“凡新王立，先集官民于署，议其可否。大事则王与官民同入署议。会议必三年为期，非录用大臣及刑杀职官，虽兵事亦必下署议准乃行。”“英吉利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治国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兵役、税饷必集民议之，而以五爵为首，由来已久，民俗安之。”
以上这些例子，只是《海国四说》中关于英美民主政治制度的少许介绍，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梁廷对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的赞颂。在《合省国说》中，他论述美国政治制度时，特别提到法制在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认为坚持法制是保持其政治清明、国力日强的基础,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从行政结构角度去探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特点了。他能从经济社会层面上升到上层建筑层面，这已属不易。
（二） 梁廷的商业贸易观
在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一个传统，历朝历代遵循着，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梁廷生活在商业贸易发达的广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商业贸易的看法有异于传统的观点，他能深切的了解到西方国家发展商业贸易，使国家和民众受益颇深。
在《合省国说》中，梁廷注意到商业贸易的条例，在叙述合省国的新议国例十七条中，“宜于各国贸易，并各省相交，即本土苗人皆统一体”。他还认识到了商业贸易收入是国费的重要来源，“国费岁有常经,悉以市舶出入，所征之饷及田野常赋为官禄、宾客之需”。而且合省国是以贸易为本务的，“然国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如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奖劝者，固在此”。由于以贸易为本，政府采取了奖励的政策，这就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梁认为美国政府对发明创造的嘉奖和鼓励是值得学习的，“有出新意造桥梁、楼台、器物，人所未见而乐效者，其倡造之人，官为奖励”。
他渐渐感觉到西方的重视商业贸易的思想和中国的以农为本的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并且认为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国家财政得到了保证。
在《兰仑偶说》中梁廷认为英吉利也是重利的国家,这与中国社会所倡导的重义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入市之英吉利，唯利是务。虽其王，亦且与民合赀为之，故凡市事之便于获利者，谋无弗至”。他认识到了英吉利重视商业的原因，“英国税皆于市,货多故税亦日蕃，国用咸出于是”。分析了其国重视贸易的原因，“岁产不足供一月用，以故人皆事贸易”，“地狭，生齿繁孳，故务农少而经商多”。因此英国形成了重视商业贸易的环境。商业的发展还要依赖于法律政策，还介绍英吉利的商业立法。“因商而立法者四：曰银票，王时其出纳环转，不令失信。曰银馆，亦设于王，以寄存项而支发，亦取给焉。…曰挽银，票商将出贸迁，先以票邮致所抵之地，则居者如数应之，或与他商易货，可指定货所屯地给票，使自收焉。曰担保会，航海涉险者，自记舟货所值，月纳银于会。…”。
梁廷简单介绍了英吉利的银行、保险业，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机构对于商业贸易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梁廷在当时能够注意这些商业方面的内容，是值得肯定的。
（三） 梁廷的宗教观
梁廷在研究和介绍西方情况时,对基督教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写下了《耶稣教难入中国》的专著。对比同时代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在了解西方情况的真切度方面和对待西方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上，在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物中有独到之处，这可能同他长期生活在与外国接触较早而且又毗邻港澳的广东有很大关系。
例如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序中提到：“自明纲失驭，而后利玛窦、龙华民、艾儒诸人，相率踵至粗习中土文字，加以儒流为之润饰，宫中亦毁所奉佛像而偏崇之，南都则倾信者以数万计。”“近日广予通商，市地既广，行脚者涉险远来。然自求厥福，不为民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廷对耶稣教并不持排斥态度，这已是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对待不同文化的宽容。
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梁不仅详细的介绍基督教的历史、基本教义、主要经典、教规教礼等等之外,还得出基督教“难入中国”的结论。在记述中结合我国宗教发展情况，论说耶稣教的发展，还不时与其它宗教作对比，来发现它们的相似与不同。他有着客观的评价标准，对耶稣教中的好的方面给予了赞许。
（四） 梁廷的社会、科技、教育观等
整个《海国四说》中，对于英美及其它各国的各种社会因素，无不详细介绍。例如教育、卫生、科技、自然科学、社会保障、宗教、法律等等，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足以称其为一部社会百科全书。
关于科技方面：在《合省国说》中，“书籍印刷，皆融铅为之，有活字铅版，有全字铅版。活板止二十六字母，如中国之点画撇钩，每印以磨柜推之成书，较手印为捷，虽千百万字，可一时并得。其书横列，无直行。笔以铅锥为之，随其身之所至，携以记所得异闻。”《兰仑偶说》中，“以火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舟曰火轮船，初但以陲迟书件，后则随兵舶为惊人开路之用。然火热，不便设 。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
关于教育方面：合省国“其立学，广教法，由乡以达于国，各异其等差。乡设学一所，岁聘男妇之有学者为之师。其经费捐自富室。乡无富者，乃假于所隶省之官助之。无论男女，三、四岁胥令就学，分教以书算、地理、经史，女师则并教刺绣。”
关于社会道德婚俗：合省国“子弟幼即谙礼拜，与父母分衾卧，四、五岁即异榻。道逢老者必让行，亲友则立待其过，非所识或年相若，则彼此疾趋。尤尚交友，往还者无论男女，常留共食。”“欧罗巴洲诸国，大率世为姻好，能各通其有无。男三十，女二十，临时议婚，不预聘。”“今泰西人知尊天而不知尊其地，举国无贵贱皆得入堂礼拜，守其教，读其书，积久已沿为风俗，何足深辨。”
关于科技、教育的记载，尤其婚俗道德的记载，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实践的方向，而且，在社会思想道德方面，也作出了对比，为我们除旧布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这部著作中还有很多关于刑法，饮食，穿着，文字，宗教等等的记载，在这些介绍中，梁廷都透视出一种希望，希望一种“合乎理性、合乎科学，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而这些就是现代化的思想表现。
三
《海国四说》的问世,由于他的官位不足,科举也不得志,因此没有引起清廷的关注,然而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了他思想的深刻与远大。梁廷以“微言大义”的笔法，指明了世界潮流之所在。敏锐地捕捉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宣示了一种与本国封建主义根本不同的新的社会体系。梁廷客观的认识了西方及其它各国，并间接的承认了对方的先进之处，并隐约的透视出一种现代化期望。
梁廷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研究国际形势,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之一。虽然梁廷没有像魏源一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的著作中所体现的现代化思想，启蒙了后来的有识之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梁廷能如此深刻的叙说外来的文化，实在令人敬佩。
参考文献：
[1]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M]. 远流（香港）出版公司，2005。
现代化思想范文3
[关键词] 国有企业 新媒体 现代化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是指新时期、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相结合,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新内容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经济活动及其它一切活动的“生命线”,它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手段,又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在新时期如何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与时俱进,如何有效的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是亟待我们探讨的问题。
(二)国内形势变化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团结企业员工实现公司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和发挥公司各级组织凝聚力的最基本手段,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为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近年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从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片面追求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资源能源严重浪费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因此,这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有效途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企业又快又好发展。
(三)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激烈的行业竞争,我国企业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外以及跨国企业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压力和考验。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这就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要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期,推进我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进程,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来吸纳国内外更多优秀的人才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当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细胞。因此,在新形势下,实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已有一些先进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融入现代国有企业的管理之中,并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社会交替时代的转型刚刚开始,在传统体制与观念制约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困境和考验。
一是在新阶段,企业员工的思想呈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等特征,一些员工的物质利益观念进一步强化,重物质奖励轻精神奖励,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冷淡症”,在得与失、利与弊、荣与辱的掌握上,更倾向于功利主义选择,对所处企业的发展漠不关心。这些变化使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开展工作的难度加大。
二是科学技术、网络信息的发展运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传统的思想工作方式和方法不能适应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这表现在: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网络信息的发展使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客体知识储备明显不足,知识更新的速度滞后,使得作为提供智力支持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考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迅猛发展,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样,对国有企业的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会相应提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提高员工的道德素养特别是职业道德水准,更要使员工得到全面的发展,而现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和手段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三是国有企业政工队伍从组织到功能上的“弱化”,使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陷入困境。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公司制,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更加关注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相对的“弱化”,这种倾向使得企业政工人员在企业中相对的被“忽视”,因而出现政工队伍被“精简”,大量政工人员纷纷改行现象。这一趋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挫伤了国有企业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政工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与社会实践有某种程度的脱节,“三对三上”(上对上、空对空、虚对虚;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现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无法落实。而这又与我国在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急需掌握现代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业务精、素质好的政工人员的要求相矛盾。
三、创新是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更新观念、完善机制、丰富内容、拓展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创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新思想、新观念,就没有新行动。当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更新观念,笔者认为应树立以下观念:一是以人为本,实现“人企双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尊重人、关心人,与群众平等交流,改变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说教方式,通过心理疏导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现“人企双赢”,是要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在国有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始终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实现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情感温暖人,以政策激励人,以事业造就人,以待遇留住人”。现代企业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在新时代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竞争优势。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环境,才能真正的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二是以完成政工干部思维方式现代化转变为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关键。政工干部是沟通上下的咽喉、联系左右的纽带和传递信息的中枢,同时又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只有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从思维观念上实现现代化,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开展起来。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要具备战略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立体性思维和现代性思维。
(二)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创新
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整合企业的有生力量,创建系统化、网络化的大政工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人员为骨干、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大政工格局,从而有效地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大政工体系一是要建立组织,完善网络。要形成总部党组织,二级党政机构负责人、工青妇组织负责人,车间领导、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班组长、党小组长、工会组长,班级政工人员的五级垂直树型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体系。二是要明确权责,健全制度。只有分工明确,并赋予各级网点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才能使各部分网点有章可循,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三是要建立健全大政工体系的考核机制,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有监督、有成效。通过对大政工体系运作情况的检查、发挥作用效果的测评以及对各类人员履行责任情况的考核,来保证大政工体系高效、有序的运作。
(三)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不仅要求在观念、机制上实现创新,更要在工作内容上做到丰富发展。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要一在坚持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指导下,深入进行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二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创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企业的持续协调发展服务,就要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文化理论的借鉴,可以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使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文明建设中更有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通过企业精神文明的培养、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和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员工经济层面上的需求,还要关注他们在人格层面上的需求。既要做到在工资待遇上吸引人才,又要做到在文化软环境上留住人才,进而将员工的生活希望、事业发展与企业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三是要开展科学知识教育,注重提高员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特别是职业道德水平为目的,而且还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努力提高员工的科技从业本领。要在企业中大力开展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教育,使科技在经济建设中转化为生产力。
(四)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手机以及远程教育等现代高新技术工具的应用,给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借鉴和应用这些新方法,可以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
1.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复杂性特征的日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借鉴现代社会一系列新理论来分析和解决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学习和掌握心理学、管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从研究人的社会和自然属性着手,在工作中更加关注人的兴趣、情感、人格,从而进一步讲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性,实现工作方式的创新。
2.充分利用新媒体,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动态性日益显著,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它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减缓了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的传播速度,还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信息网络的发展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注重优化工作方法,充分运用网路、手机视频、远程教育等现代高新信息工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创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网站,及时思想政治工作动态信息,以便于职工及时了解思想政治工作要点;同时员工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将自己的意见、问题、思想难点,与有关人员交流和探讨,真正做到信息的上下畅通,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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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江宁.浅析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J].现代经济,2008,7(6).
现代化思想范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建设 科学发展观
当前,现代化的大背景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究竟该如何进行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是历史的需要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制度和文化转型的过程。①目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表现为:经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现代转型,但是社会价值观、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理念、人格特质的形成和文化的转型依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是正在进行中。近期,中央政府相继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其中都明确提出: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来说,只有启蒙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社会共识后,加之以有效的集体行动和制度保障,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现代化。②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外来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不断输入,以及我国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诸如道德失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等,使得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个复杂的环境。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教育还没有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一切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人本主义思想尚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很多制度设计都无视教育对象的差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未能紧跟形势的发展。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目标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未实现广泛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还存在学校关注度不够,重理论、轻实践,现代化手段不足等问题。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设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高等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化建设,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同时,高校还应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使命感,积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塑造人的积极作用,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围绕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在教育的内容、方法、载体上进行现代化的改革。科学发展观,为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保证,并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科学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举措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教育和受教育的实践活动,受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支配更加突出。③思想政治教育要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则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人(包括施教者和受教者),客体是教育的内容、方法和载体等,因此,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就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入手,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进行现代化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现代化建设。
第一,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教育者的意识、观念要实现现代化。教育者要结合实际和社会需求培养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只有具有了科学的教育思想,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教育方针、目标、主题、任务,并得以顺利实施;其次,受教育者的意识、观念要实现现代化。社会的急剧发展,促使人的知识结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大学生的思维模式、观念等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也日益增强,这就同时需要意识、观念的现代化。作为未来的建设者,他们需要具有科学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法律意识、自我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精神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人类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而竞争意识也是提高效率,追求效益的首要表现。但这还不够,要想走向世界,就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要具备开放意识和自我意识,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同时,还应具有法律意识。只有具备这些意识,才能打开社会的大门,才能拓宽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的空间。有了现代的意识,还应具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世界观,其关键就是要学会做人,同时要陶冶情操,增加发展动力。
第二,能力的现代化。21世纪是高度信息化的世纪,教育也必将是高度信息化的教育。信息化的高度发展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虚拟技术作为其主要载体,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来源。我们应坚持能力为重,着力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他们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他们主动适应社会,具有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开创美好未来。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现代化建设。主体现代化为客体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客体的现代化必将进一步推动主体的现代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现代化,其客体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同步进行。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代化。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网络信息化对当前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巨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丰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之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时刻把握机遇,坚持与时俱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
第二,教育方式的现代化。科技的发展不仅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许多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了改变。在课程教学中,应结合信息现代化的实际,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界限,努力提高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探索网络教学新模式。同时,要开发网络课程教学系统,搭建课程网络教学资源库、课程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学生自主学习网络平台、辅助教学网络平台,实现课堂教学、学生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辅导答疑、作业提交批阅、考试考核等全部教学内容的网络化,探索边讲边练、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网上考试等的教学新形式,最大限度的发挥主渠道教育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积极拓展其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如建立现代化的党员引领性机制;现代化的学风建设机制;开展就业创业培训,改善民生;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促进健康成长;强队伍建设,建立保障机制;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等。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有效途径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把单一转变成复合,避免空口说教和形式主义,把简单转变为复杂,运用多学科知识,不断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同时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网站建设、门户网站建设、博客、手机报等专题网站建设。及时了解、掌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并回答和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消除交流障碍,使一味地说教为互动交流所代替,由此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思想上、内容上、模式上等方面,不断推进现代化的改革和探索,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现代化思想范文5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思想自觉 中国议题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政治命运和时代境遇。如何避免现代化的“陷阱”与“困境”，走出一条立足中国思想传统和现代独特际遇的现代化之路，并经由现代化道路开启中华现代文明的新形态、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是中国现展的关键性、纲领性问题。这一问题期冀思想的源发性和创生性，突显了思想的批评力量。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主张、价值取向、发展定位需要展开方法论的前提批判与反思，而且应该超越当代意义上对待中国传统思想的盲目和偏见的价值判断、对待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无批判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批判悬空。中国现代化思想自觉的前提批判与方法论反思，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事件，它开启了中国的思想自觉与中国问题的世界思想意义，正不断以各种样式呈现出来。它提出了一个基于当代中国发展境遇与走势的中国议题：我们如何认识今天、此在、运动中的中国。
中国议题的指涉
中国议题是在特定时期、因为中国在世界的特殊作用所引发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系列的中国问题。中国议题是指人们如何认识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变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学者如何立足今天中国的发展状态来认识中国，反思和矫正对中国的过时认识和固有观念，立足中国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变革，认识和洞察中国作为世界的新角色和新力量、中国文明和思想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中的新作用。由于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规模、形式推进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于中国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共赢互惠的姿态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合作与交流中，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呈现出五千年未有之局面。这样的发展倒逼中国学者和世界学者不得不再次慎重审视今天的中国、审视世界的格局。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人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
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指涉有三：其一，中国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最一般层次的，无需通过精神文明层面的理论探讨就可以把握到，如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人口流动、农业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等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性质。这是在一定理论或意识形态视域下提出的问题，比如对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认识和价值设定等;其三，中国问题的理论预设。提问的主体在这里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社会精英，他们的发问是基于各自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主体不同，问题不同。譬如中国学者会关注中国的现展能否演化和生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国外的学者则更专注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何种意义的中国？中国崛起是否会对世界文明带来积极的影响？
中国议题必然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审视，因为只有从世界范围和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它的性质与意义。中国人需要以主体态度和主体气魄研究中国议题和建构今天的中国观。这样的中国观，植根于中国大地，延续中国的思想传统，立足于中国今天的变革，通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成果展现出来。这样的中国观是多维的、立体的、动态的。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对主导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但由此认为其产生的影响就是针对西方国家则未免过于简单。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在物质层面，更是在文明和思想层面对整个世界的触动，由此对所谓“主流”西方价值观的“间接伤害”，是边际效应的作用，并不是中国崛起的核心追求。
中国议题的形式是多样的。独特的思想文化、政治结构、发展历程、学术视野，都直接影响他们切入中国议题的角度。西方的社会精英群体关注中国复归其传统地位的可能。他们曾经忽略了这个古老大国的存在，而近年中国的变化让他们急需找到恰当的理论说明，以及应对这种变化的方法。这不只是为了解释忽略的原因，更是为了管理好这种变化可能产生的利益挑战。发展中国家大多根据西方的发展理论建设经济，但成果并不显著，或者说存在较大的缺陷。中国的经验或许是有意义的另类选择，这些国家的社会精英群体由此提升了认识和讨论中国议题的兴趣和需要。这个群体拥有强烈的发展欲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愿意接受新生事物，能够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各种选项，是推动世界思想发展的重要的新兴力量。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虽然一直深信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可能的和必然的，但当复兴发生的时候，却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去解读变化。社会发展客观上渴求学术界在理论建设上的新贡献，以及为应对时代变化提供的更多科学的、理论的认识手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的发展在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摇摆前进，激烈的争论某些程度上巩固了各种偏见，让多元观点之间的共性变得模糊，更让人在反思时感到困难。虽然辩论就是为了厘清理论的轮廓，但在思想自觉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真正得到确证之前，理论还需要在探索中踯躅前行。
中国的发展为哲学的改革创造了多种可能。首先，哲学应该借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现代化提出批判，让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回答人的现实性和实践存在的意义，中国不会容许这样的发问继续被耽搁，哲学也应该通过批判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为自己转化为世界哲学做准备。其次，哲学必须反思中国思想在生产力发展中的角色，这是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文明轨迹，它如何为哲学提供有创意的提示是哲学应该虚心思考的议题。全球化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这也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全面接触、互动、交融的过程。它一方面影响了物质生产所要求的理智能力，改变了人的思维;另一方面也让人的物质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形式，改变了人们如何认识世界。
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是各种不同思想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解释和说明。中国强调思想的精神传统与西方强调哲学的精神传统是掌握精神活动的两种不同的路径，二者本来可以在融合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然而哲学在企图掌握“真理”的过程中出现了转向，让意识形态获得了发展，哲学因而被悬置。中国思想在政治的闭关锁国中成为孤家寡人，认识不到与西方现实发展相衔接的重要意义，客观上造成了自己的虚无主义。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逐步形成的过程，它一直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精神世界在同步地发展。人对自然界的无知让思想感到困惑，哲学企图帮助思想寻找出路，将自己期许为研究智慧的学问，将智慧抽象为掌握现实世界的唯一手段，将知识作为智慧的对象，让理性与科学作为研究的成果，哲学误以为自己能够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理性本来借用知识和科学掌握客观世界，却在与认识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本末倒置，知识反过来成为“真理”指导理性，智慧成为想象的能力，现实世界成为想象世界，理性成为理性主义，理性的傲慢让哲学无法完成它的任务。
中国议题的现实向度
中国议题的时代特征就是要突显中国的哲学反思和中国的思想自觉。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议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重要节点的起点。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重新认识和掌握中国思想，并对中国思想对世界发展的去意识形态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人进行精神领域自我批判和理论重构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曾经拥有的认识和价值追求进行反思后的觉醒。这样的反思和理论重构主要涉及下述三个现实向度。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明与历史批判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现代转折的重要符号，它代表着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批判和反思，反映了中国人对新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思想自觉的视域看，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思想自觉的觉醒期和激烈论证期的初始阶段。“”是这种自觉过程产生的一次极端表现，改革开放既是激烈论证期，也是觉醒过程中的具体成果，解放思想是觉醒真正实现的前提。思想自觉将会在改革开放和多次深刻改革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确立，并且成为这段时期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但思想自觉可能要经过上百年才能达到适当的成熟度，人们才会意识到或掌握它的历史和文明意义，中国人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的改变才会以一种新文化的形式呈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的否定、以及这种否定所反映的极端主义和矫枉过正，是“五四”时期的特征。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是缺乏依据的，对传统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推进现代化与传统思想的融通理解。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与相关的启蒙思想已经有了批判的认识。胡治洪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前辈学者如何对启蒙和现代性做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①蔡元培、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金岳霖、王国维等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对启蒙思想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然而，当时“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②
徐友渔在《启蒙在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现状就是“前现代”，“必须要有较为深刻、彻底的观念上的变革，才能达到文明状态”。他随后提到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等国家曾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启蒙”了，但在政治和社会上，更恰当地说是在意识上，还不是启蒙的，也就是说还不是现代的，或者说“偏离文明的大道，甚至与文明世界发生冲突”。③这种较为典型的，以西方中心论对“启蒙”与“现代”进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理想模型的进化论来认识的，这种理想模型代表的是“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然而，如果美国是已经“启蒙”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还会出现民权运动？越战的爆发和对伊拉克的入侵能代表“现代”吗？徐友渔先生对“现代”的认识反映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和对“启蒙”的迷思。
如果“启蒙”曾经被知识分子理解为自己的历史任务，那么启蒙反思就是他们对这项任务的当下演绎。人们对启蒙的批判今天已经成为现代性认识重构的基础，否则以启蒙为背景的现代主义者在批评传统时将面对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都与新文化运动有不少共同点。它们企图为思想自觉寻找恰当形式，但都没有以批判的历史观与时展中的实践观为基础，进而陷入了认识的困局。新文化运动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误导，将问题过多地捆绑在现代主义之上，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无法掌握世界历史的纵深，错误理解了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充满荆棘的险途。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些荆棘并不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对中国现实处境的僵化认识。人们必须追问，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中国以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败，以及他们面对的社会挑战，反映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自身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不是为了教条地维护社会主义，而是为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负责。客观的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没有结构性的矛盾。
中国结束了“”，在解放思想方针指导下，将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向现代执政党的角色迈进。政治革命和社会建设至少在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意识转换的阶段性决策。它是根据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追求，结合特定时期对前进道路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以生产力发展的成就对理论尝试和道路选择的确认。
改革开放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代统合。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界定为初级阶段，以便更好地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经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空间里，发挥了中国人积极的文化内涵，让这个伟大的民族再次生机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进行现代化的赶超。这样的统合能否弥补中国体制的脆弱，帮助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是从传统思想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构的角度继续审视中国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选择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新理论的应用。国企改革不能被简单局限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中，更不能僵化地认识市场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激励不足首先是管理学与组织学议题，通过调整局部利益分配以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绩效，就是找到了国企改革恰当的理论认识的结果。它不将问题意识形态化，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出发来研究如何解决现实的问题。将国企股权性质强行提升到政治和价值观层面，不管这是认为它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制造了低效的社会资源利用，国有经济必须受到制约;还是认为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手段，私营企业只能代表资本主义，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里成为主导内容，两者都不是恰当的理论认识。这两种极端观点都是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教条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建设在实践层面不能依赖的错误理论。
显然，中国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应该为这种新的改革经验建立新的理论认识。就像西方私营企业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管理理论和社会监督需要。次贷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政府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改革就是很好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证明无法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或许能够保证分配符合一定的公平性，却激发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只是从这两种维度审视，或许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弥补两种制度在传统形式里的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政策的结合，也就可以用这种理论倡议的实践应用来解释。它的成效是否能够持续以及这样的理论总结是否恰当，就是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进行反思的中心所在。
对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工具与手段，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在这个时期互动和协作的独特中介，是工业社会赖以发展的条件，与蒸汽机一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自由与资本并非人和社会的公平及正义的威胁，相反，它们可以是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元素。然而，“自由”与“自由主义”并非同一的概念，“资本”与“资本主义”也不能等同，“现代”只是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格的简称，它并不应该就是“现代主义”或被捆绑在教条之上的“现代性”。只有当学术概念被庸俗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化，再被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裁剪嫁接到违和人的主体追求的意义，人们疏于利用批判与反思能力时，“主义”才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在社会理念中横行霸道。现实的个人逐渐成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象、执行者与传播者，人的社会存在开始受到威胁。
当理性开始主导人的社会存在，借助工业革命和它衍生的资产阶级而成长的资本主义便随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建立了“现代的”意识形态体系。对理性的推崇虽然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专制，解放了人的思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更具统治欲、披着理性主义外衣、以科学民主为脸谱、以自由为话语形式的资本专制。现代社会实际上被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人的异化、资本的约束重新占据。要从这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人们必须重新掌握哲学的批判能力，就好像马克思对德国传统哲学曾经进行的“革命”一样。
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断地为自己和民族的经济独立而努力，这对世界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战乱、疾病、剥削、无知和贫穷的无奈中，人们始终在坚持和抗争，他们坚信可以在其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军事压制，全世界俨然成为资本家的工厂和市场。资本与科技成为衡量进步与否的权威标识，对现代性的追求裹挟着对新宗教的依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哲学的批判和革命的实践有所觉醒，人们才能从盲从和依附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主体的复归。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剥削中领悟到这种解放的紧迫性，并未认识到实践和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作用，相反，大多数人遁入了尼采的虚无世界，成为无数消极的小群体。不少国家还沉醉在似是而非的亢奋中，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就更无法认识到自己前路的坎坷。
在“现代文明”的大旗之下，以资本主义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成为众多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之间的分别、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之间的差异、资本与企业的分工都变得不再重要，现代主义模糊了这里隐藏的一切。人们对理论的澄明没有要求，连哲学家似乎都对它无能为力，思想在这样的原则面前变得卑微，人的主体性就更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不同选项，没有社会主义曾经起到的唤醒作用，人们很难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好像我们无法摆脱笛卡尔和康德为现代主义提供的理性主义前提。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资本提供了遮蔽，如尼采的判断一样，软弱的人在虚无主义里根本无法摆脱叔本华那种衰败的意志。现代主义已经内在于人的认识里，成为认识的重要标准，这无疑维护了资本、助长了资本的肆虐。中国议题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含蓄的理论狙击，或者说探讨中国议题而不能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说明就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经济成就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同样在各种疑问面前陡然出现，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人们无法想象它如何就这样消失了，又如何这样回来了。对事物的发展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使用类比的方式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他将阶级理论恰当地应用到对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上。中国的崛起正在构建另一种世界的划分方式，即自然的世界、西方救世世界、多元的世界;它们三者的关系将决定于中国文明和思想如何作用于这个多元“世界”的建设，它将改写西方曾经将自己充当“世界”的历史。
全球化是人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现实，是物质实践的新变化。如果说世界和人类以往的变化已经让大家手足无措，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它更是人类心理的变化、意识的变化、思想的变化、文明的变化的集中反映。经济交往的频繁以及经济规模的改变已经逐步展现出这种超越，人们的生活方式显然也在亦步亦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异化，文德尔班指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后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努力，都是对这种变化产生警觉的学术提示。哲学应该有所作为。但哲学是否足以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对此只能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不论是西方文明的亢奋和中国人的悲情，变化的哲学意义都好像被忽略了。
当中国跟随西方的轨迹，对社会的现实存在进行革命意义的改变时，却无法不被这种轨迹背后依托的理论所牵制，促使人们思考这些理论与物质丰富的西方文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思考是否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人们是否受制于一些表象都还不清晰。事实上，在某种差序心态下的西学东渐和物质技术的引进过程中，人们往往来不及对西方文明的哲学方法、思想基础和理论预设展开前提批判和考察，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正视的历史场景。中国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昂首疾行了三十多年、经济技术取得突变性进展、思想文化经历剧烈激荡之后，已经不得不重新面对被各种历史场景所搁置的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对西方哲学和理论主张表达的怀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同样地，尽管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传统思想文化持有异常复杂甚至扭曲的态度，中国的近代经验已经说明传统文化并没有让人失望，它依然有蓬勃发展的动力。当人们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来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就，他们都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还有这种成就与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异。然而，人们为什么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思想价值体系进行哲学探讨，就不能轻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这不只是因为它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检视现代的思想价值认识时，无法忽视传统思想与现代的继承，在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和参与实践中的“在场”。从中国庞大而有序的人口流动、对下一代教育的要求、社会冲突频繁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措施与人才的灵活适应与社会普遍存在的创业冲动中，人们都能看到传统智慧与文化习惯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近年出版了不少普及国学的书籍，企业家更成为倡导国学发展的有力群体，社会已经意识到回归传统思想的现实意义。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应该单纯以传统如何延续的意义来理解，而是应该从继承创新的角度来认识。如果传统思想继续在神坛上起作用，或者像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被作为教条在现实世界中成为摆设和打压手段，它也无法避免被再次抛弃的命运。
让传统思想从“神坛”回到现实，就要坚决剔除它与现代社会的剥离，切实帮助人们认识并参与到现实世界的运行中。让来自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复归到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否定教条的“主义”，让现实的物质关系扎根实践的认识中，而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否定另一种意识形态，更不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曾让中国学者狂热的西方哲学，它要让理性摆脱形而上学，卸下从神权那里让渡的专制，参与到对自己催生的庸俗经济学、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批判里，让理性回归到服务于人的实践存在，而不是在精神世界骄横跋扈。理性主义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支撑普世意义的终极价值，能够在人之外独立存在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哲学的警醒，也是中国从西方哲学获取帮助的唯一手段。这将是建立现代哲学认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思想的重要价值。
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特别是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发展的整体，如果没有以历史的理论意义作为背景的研究，人们根本无从认识什么是中国议题。历史上短暂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改变中国文明的作用与价值，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探讨中国议题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必将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议题不只是属于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不是因为中国议题有任何优越性，而是由于中国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议题不只具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含义，它更是哲学的、文明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形态不断统一着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追求，理性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认知取向，资本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积极能动的意义。这些都让人们在克服物质资源匮乏的过程中确立了自信，科学在此扮演着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角色，一切看来似乎如此完美。然而，中国的发展告诉人们这种看似完美的理论预设不只是积极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意识形态不断阻碍人们真实地考察这个世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是这种消极面的展现。中国议题也有其两面性，问题是如何掌握它。这就要依靠人的能动性，就好像尼采的给力意志，将人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
人类文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结合，人的思想是社会和现实世界实践过程的精神产物。人的思想创造需要哲学以及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历史为这样的经验提供了储备，人的思想成为存在的精神反映。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而且是全人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醒人们一个历史阶段必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做准备，或许中国议题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为下一个时期所做的准备。
不论是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影响也将持续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六十多年前启动的民族复兴，还没有完成一百多年前启动的新文化建设，中国正处于继续以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来改变历史和国家文明的进程中。以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冷战时期倡议的两种不同世界观，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经济阵营作为基本结构的世界格局将继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带来的思想价值层面的意义，让世界曾经被两极和单极垄断的局面逐渐瓦解，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正从经济霸权和政治军事霸权的溃败中茁壮成长。如果西方社会曾被后现代哲学家形容为一种碎片化和需要从解构的角度去认识的存在，那么这股对世界进行多元化改造的精神将借助实践的能量重拾碎片，让其“破镜重圆”，并以一种崭新的启蒙魄力去重构社会的共识。《易经》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明必将以君子的气魄，在思想自觉、制度自信、文化自强中为世界思想的茁壮成长发挥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注释】
①胡治洪编：《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胡治洪：“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学海》，2010年第5期。
现代化思想范文6
关键词：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认真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演变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落伍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富民强国”就一直成为萦绕在中国人民心头最大的愿望和理想。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志士仁人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从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由于他们把现代化的视角放在了西方的模式上，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而这几代人苦苦追求、舍身奋斗，最终还是以悲壮的失败走下历史的舞台。它尽管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仍旧是久久难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主张大规模的改造”，唯一可行的是采用“激烈方法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正是在这种“俄式”革命的指引下，通过“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又一伟大的篇章，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是稳健的，中国共产党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按照既定的模式，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成功地对几亿农民实现了合作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党内出现“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和机械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没有取得战略意义的价值地位”和当时“思想观念上防资本主义的弦崩得太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模式过早地出现了转换，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发育不全”、举步维艰的曲折历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会主义”一直是邓小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这30年的曲折发展，尤其是20年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开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进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率先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此，中国真正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子。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次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演变，实践证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任何“西化”或者“苏联模式”的道路都是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出路的。
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就是蕴涵在这绚丽多彩的发展模式之中。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时，从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制宜，各国情况不同，其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的论述和独特的设计。
首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由于“”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错误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把讲政治与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现代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真正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他一方面抓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抓科技教育，大力纠正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现代化事业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代表着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的高度，来认识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而且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其次，邓小平一方面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批判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指出我们讲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这种现实的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建设一个“小康之家”。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时要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社会主义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模式。
在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一方面，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有可靠的保证。一方面，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要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政治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动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紧贴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不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它紧紧把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紧密结合起来，给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蓬勃生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由于有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指导，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在逆境中奋起，才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