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1
[关键词]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 《白银资本》； 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 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 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 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 这自然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 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工业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 (P3, 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 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 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白银资本》正是综合运用近年来经济学的边缘研究成果，通过对美洲、欧洲、西亚、中国等区域的分析，证明在1400—1800年存在一个几乎涵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弗兰克的思想转航的确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应看到他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弗兰克过于重视贸易的作用。他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5](P156)由于赋予了贸易这种解释，他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认为，只要两个地方有贸易联系，就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贸易联系只是最初的一步，与此相随的还要有中心—边缘精确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集团、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的形成。
第二，弗兰克的理论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化的危胁。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一语中的，“（弗兰克——笔者）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同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非一段特殊历史的联合产物。
二、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吗？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是：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第162-169页、180-186页）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外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给以证实，但这么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则着实为弗兰克的原创。于是，《白银资本》译本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笔者将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包括网上的）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
弗兰克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第2、3章）
对此，秦晖先生质疑道：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他认为历史上恰恰存在大量相反的情况，如秦汉唐宋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发达时期，可那时反而贸易逆差，金银大量流出。他分析了原因，农业时代主要进行奢侈品贸易，强大帝国对奢侈品的需求要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而在近代，开始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大宗产品供给会与大宗原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还没有初级工业化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容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汉唐宋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的西欧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8]
秦晖先生的确对准了弗兰克思想深处的“贸易主义”情结。对此，《白银资本》的评论者们大都有同感。陈燕谷先生是学界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他怀疑“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全球贸易流通’就能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9]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白银资本》的语境里具体分析弗兰克的立论。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即中国因贸易逆差而吸收的大量白银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笔者认为，这是弗兰克证明中国经济发达的关键的一环，它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支撑作用，其意义在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世界是由白银作剂的具有自己结构和动力的经济统一体，而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弗兰克的立论是否可以成立？
首先，外来白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弗兰克想象的那么大。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第224页）他引用马克斯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方式的两个变化：⑴ 农民回应外界（主要指南洋）对棉花的需求将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⑵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殖垦荒运动。（第225页）关于外界是否对棉花的生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西九定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对明代以来的棉花生产、流通及市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王朝政府充当了棉花、棉布生产的大主顾。一条鞭法的实行并不只是明代经济日益货币化的标志，它反而促使棉花种植畸形化。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杭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的主要补救，棉花生产实际上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10]关于垦殖情况，中国学者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赵岗认为，清代实行农垦政策有两个原因：① 清代人口增殖迅速，所有废耕之地都已复耕，平原上再也没有闲置耕地可以利用，只有向山区发展。② 自明代中叶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所以，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高潮。[11]看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的变化，并不能忽视内在的因素。
弗兰克一再否认白银在中国的“囤积说”，的确，白银并没有一味的“埋在东方”，它充当了流通媒介的职能，促进了明清经济的货币化。但我们并不能抬高白银的作用：⑴ 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银、钱并行流通制度，且银、钱之间并无正式法定的比价，与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贵金属白银主要用于政府收支及大额交易，民间使用的仍是铜钱。[12](P296-297)⑵ 白银并没有完全用于经济发展。白银在明代日益成为积累财富、计算财富的手段。明代的商人以积银的多少划分为大贾、中贾、小贾。官僚、地主也大肆积银，规模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将每年额折的漕银百万多两金华银尽解内库，后又设太仓库，专门贮银，另外又在外库存备用之银。这些贮银除少数投入手工业作坊外，大多数不是用做官僚地主们骄奢淫逸的消费性支出，就是当作高利贷，或置办田地。[12](P290-291)
其次，我们不能仅从白银在世界流通就断定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存在。⑴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15世纪欧洲的三个主要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而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各地价格差距开始消失，1750年，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从1500年的6:1变成2:1。[13]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形成是以它内部各地区的价格均衡为基础的。而《白银资本》描述的这段时期，中西贸易恰是建立在金银比价有较大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白银资本》曾有论及。弗兰克引用全汉升的论文证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银价的两倍，因此，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第192页）这才是促使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动力。⑵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欧亚之间的贸易对双方的意义。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已经指明：“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253页）当时，亚洲各国几乎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同样，欧洲各国与亚洲的交往同它们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密度上无法相比。“当荷兰的贸易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14]沃勒斯坦也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5]可见，世界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白银并没有将世界编织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拥有大量白银的中国也并不必然是其中心。
2．中西经济如何比较兼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
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B阶段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第4章）
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18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对象，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将此时段作为论述的重点，究其原因，可能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使然。学者们对弗兰克的批判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具体说来，弗兰克视野中的西方兴起是由以下三个论点支撑的：⑴ 欧洲利用美洲的金钱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获利；⑵ 亚洲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逐渐衰弱。（第380页）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400年开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受益很多，而恰恰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绝对和相对的劣势；（第422-423页）⑶ 175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成为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的基础，因而，如果说欧洲的兴起在于它的“内部”环境（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短缺、资本剩余等）的话，那么，这个“内部”环境本身也是由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第387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历史演进的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认为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这里指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这一结构中衍生出来的。[5](P157)王家范认为，这种分析否定了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其实，即使是一个历史事件，其升降兴衰一定会在它发生之前显示出来的。[10]
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李天纲强调，欧洲的兴起确实有近代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16]关于中国，学者们都谈到了不适宜现代经济成长的原因。王家范认为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体制缺乏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对任何私人经济的干预和剥削十分有效，因而导致了私有产权发展很不充分。[10]王亚南认为中国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17]
弗兰克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的确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但他把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解释各自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无疑否定了各自社会内部因素所起的独立变量的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关于现代化转型的综合机制。
弗兰克不承认制度的先导作用，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经济的衍生物，但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白银秘窖的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而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西方却完成了资本积累？其实，“在任何时候，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
三、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及其悖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向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提出挑战的世界体系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整体世界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大大削弱了世界体系论的解释力，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国家间体系或者说“区域体系”，这样，在分析过程中，也只得使用国家和地区性参数来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这就不免陷入“地区中心论”（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尴尬境地。于是，提出一种真正能对各国社会之外以及各个区域体系之外的全球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原本为世界体系论阵营中一员的弗兰克率先倡导建立以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为基础的全球理论。然而，历史学家再加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爱好者的角色使他走得更远。“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20](P66)弗兰克立志把人类历史重塑成一个“全球体系”起支配作用的历史。
弗兰克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纵贯五千年的统一世界体系的认识上的。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上，要使世界体系覆盖整个地理范围，就需要强调历史同时性；纵向上，要使其成为纵古通今的运动，则需要借助于周期理论来分析。而历史同时性恰恰可以将两者整合进全球体系中。
历史的同时性对弗兰克而言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第309页）他很赞成弗莱彻提出的寻找历史的同时性分两步走的做法，即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类似现象），然后再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第307页）弗兰克认为，应该做每10年，每1年发生的事，他本人就做过1640年的世界史。[20](P64)
然而，对一个世界体系来说，考察它的发展同样重要。弗兰克继承了世界体系论者的特长周期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个分析工具，但他的特长周期一般是五百年，而对世界体系论者来说，则大约二百年到三百年为一特长周期。
《白银资本》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把弗兰克所认为的纵古通今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使用于近代早期史。一般说来，在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定义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1450—1750年这三百年间存在一个“特长周期”，它的 A阶段开始于1450年，终止于16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一个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到了17世纪出现了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4](P134)弗兰克为使周期运动支持他的亚洲为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就重塑了世界经济体系论者的近代早期史：从1400年（或1450年）开始了五百年长周期的A阶段，而直到1750 年后才持续进入B阶段，恰在这时，短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与其重合。就这样，弗兰克跨过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把它当作只属于欧洲的不致于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周期的A阶段是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扩张时期，进入B阶段后，亚洲衰落，欧洲从边缘兴起，但由于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新兴的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洲也在经历着经济衰退，迟早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扩张中被恢复活力的亚洲所取代。这的确“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弗兰克语，第422页）
对历史的重塑的确需要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支撑，弗兰克正是借着他的这一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开启了思想的转航之路。但任何一个宏观的历史观不可避免的具有它自身的悖论，就弗兰克的历史观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悖论。弗兰克的目的是协助人们建立“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性”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他的历史观的确符合历史的统一性，然而，多样性却被消解了。王家范认为，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来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10]可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掉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在这里，世界历史中的事件好象都是缘于对世界整体运动的被动反应，因而，不同制度和文明的独立性被抹杀了，甚至它们本身也被当作是世界体系创造出来的。这极大地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或许，弗兰克的问题正在于他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光磊指出，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因素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结构的效力很成问题。[5](P158)弗兰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能动性留下了一个相当小的缺口。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多样性的统一及周期性运动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第465页）这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
弗兰克设想的全球理论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白银资本》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第10页) 如果能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历史，并能将其整合进全球理论中，或许能展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但据说弗兰克近来已取消了把其他几条腿补上的打算，他很怀疑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1](第[30]注释, P100)
2．具有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世界体系论者解释经济周期时，很注意矛盾的相互促进性，通常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4](P131)同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相邻的两个阶段呈因果关系。[2](P149)而且他还认为，A、B阶段的更替伴随着霸权的转移，A阶段为霸权的扩张时期，B阶段虽然会有一些霸权得到发展，但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衰落时期不利于资本积累。[2](P148-149)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百年长周期更替的历史中，弗兰克常常使亚洲占据经济扩张的A阶段的经济中心地位，在《白银资本》涉及到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也是从亚洲开始扩张的。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视角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解释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扩张的A阶段必然是亚洲兴盛之时，而欧洲往往在世界经济萎缩的B阶段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其地位迟早会被亚洲重新夺回。可见，弗兰克思想中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宿命论倾向是很严重的。
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在学术界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自中译本出版以来，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白银资本》？如今，随着对本书及弗兰克的思想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更为凸现出来了。
《白银资本》独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作者弗兰克新左派的角色，的确在他的理论和中国读者之间设置了屏障，又加上他理论的彻底性而导致的悖论，的确使中国读者无形中加强了防备意识。然而，笔者认为，《白银资本》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1．它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的确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区的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他（指弗兰克——笔者）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第11页）
2．它对重塑历史具有借鉴意义。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21] (P68)的确，我们往往受欧洲近二百年成就的影响，以欧洲作为预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得出“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结论”。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不管成败如何，《白银资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尝试。
刘北成先生认为，“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网络中做‘文化批判’，而且也应该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史上的价值判断。”[21] (P67)或许，我们只有这样对待《白银资本》，才能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构筑一种宏观的历史，不是仅有实证研究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21] (P69)今天，我们面对着弗兰克的“想象的跳跃”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悖论，需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对话以及具有自觉“证伪”作用的实证研究。
注释：
[1] 陈燕谷.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J]. 视界，2001，第2辑.
[2] A.G.Frank and B.K.Gills edited.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M]. London, 1993.
[3] 赵自勇. 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J]. 史学理论研究，1996，（4）：74.
[4] 王正毅.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光磊. 重归东方[J]. 读书，2001，（2）.
[6]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M]. 中译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7] 沃勒斯坦. 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J]. 读书, 1998, (3)：88.
[8] 秦晖. 谁，面向哪个东方？[J]. “世纪中国”网站(.cn), 2000年10月24日。
[9] 王页. 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N]. 上海: 文汇报, 2000—05—13.
[10] 王家范. 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J]. “世纪中国”网站, 2000年10月24日。
[11] 赵冈.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J]. 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1）：54-55.
[12] 萧清. 中国古代货币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第一卷中译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2-83.
[14] 汉斯•豪斯赫尔. 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M]. 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9.
[15] 沃勒斯坦. 面向东方还是欧洲奇迹? [J]. 陈燕谷译. 视界，第2 辑：119-120.
[16] 李天纲. 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J]. “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7]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M].. 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 [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8] 阿瑞吉. 真实的历史还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 [J]. 路爱国译. 视界，第2辑.
[19] 徐友渔. 质疑《白银资本》[N]. 广州：南方周末，2000—06—16.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2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即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经济联系而形成的统一的经济整体。它既包含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又包含资产阶级按自己意愿改造世界的过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
1．形成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于工业革命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形成。
2．内容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第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初，亚洲除日本外，大部分地区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非洲基本上沦为殖民地，拉美除原有的殖民地外，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成了英、美等国的附庸国。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奴役和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亚非拉被侵占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的输出和掠夺性的贸易，瓦解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经济，把当地经济都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
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一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超越了西欧和北美的范围，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起来；二是指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其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它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形成的。
1．开始形成 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也加速了殖民侵略的扩大。15～18世纪，早期的殖民侵略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英国在17～18世纪先后战胜荷兰和法国，取得了世界殖民大国的地位，拥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2．初步形成 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18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后扩展到美、法、德等许多国家。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到世界各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把许多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成为经济附庸，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3．最终形成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牢牢地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征服世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再度急剧扩大，迫使生产领域进一步实行相应的变革，工业革命进入新的时期，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各国争先恐后地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便为本国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市场，世界差不多被瓜分完毕，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三、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
世界殖民体系是指被资本主义列强压迫、奴役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国。
1．形成原因 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必然导致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二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不仅要求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2．形成过程 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起，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到20世纪初，亚洲被分割完毕；19世纪晚期，非洲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实际上成了英美等国的附属国。
3．时间与标志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已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它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三个部分。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3
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所生产的产品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产业和生产力标准都要按照世界水准来发展。且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贡献最直接、服务最贴近的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教育也必须具有世界水准，否则，我省的职业教育教学就无法与日益迈向国际化的产业和企业对接，就培养不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合格技能型人才。目前，我省在构建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过程中已迈出了扎实的步伐，职业教育发展的美好前景值得期待。
借鉴国际先进职教经验，推进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国际先进经验是我省建设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案例，广东要立足区域经济，放眼国际，坚持在全球的视角上观察经济社会的运行以及教育的改革创新，充分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经验或者教训，这样既能少走弯路，也能提高广东特色职业教育的世界水准。德国职业教育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德国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以及应用技术大学、双元制大学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的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省职业院校积极与德国行业协会、企业和职业学校合作，在引进职业教育理念、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模式、教学资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世界水准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在这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广东亟需加强与教育强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去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德国，并在粤德高层互访中指出：“广东要与德国加强‘双向交流’，学习其职业教育制度规程，并邀请德国有关专家到广东指导完善职业教育机制运行。”其后，书记又在广东赴德职业教育考察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此举有利于促进粤德双方在人员交流互访、制度设计、师资培训、标准建立等方面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共同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有助于我省构建世界水准的现代职教体系。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4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5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范文6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哑铃结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
作者简介：林文(1973－)，男，福建平谭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52－04 收稿日期：2007－04－10
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主要指以人均收入及其对应人口与经济禀赋(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与创新能力、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等)为基础的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一项全球化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本质在于以一种有序的方式通过资源的流动与分配、机制的设计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欠发达的状态演进到更为发达的状态――直至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但也受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
一、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业绩
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利用环境的改善促进发展，如20世纪印、70年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合理国际贸易体系的斗争，促进成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缔结关贸总协定，并在历次协定谈判中争取权益，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改善内部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FDI，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取得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即新兴工业经济体)进而向周边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促进其它发展中经济体的向上演进。拉美国家在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方面(如20世纪60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首任秘书长即为前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劳尔・普雷维什，但东亚地区取得了更为辉煌的发展业绩。这些国家的努力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展的环境，从整体上讲，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名义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19.4％上升到2001年的23.6％，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业绩主要体现在：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比例上升。从1960年的35.3％上升到2002年的36.5％(表1)，总体上这个变化虽然不大，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比例同期从11.4％上升到24.2％，只是中东欧、非洲及拉美的商品出口比例不同程度的下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出口中的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取得显著进步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鼓舞了整个发展中世界。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内部市场扩大。在出口商品构成上，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比例不断上升，矿产品和燃料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农产品的出口比例变化不大；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上，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与中等技术的产品增长最为快速。这两方面都为可持续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在上升。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以贸易促进国内发展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发展中国家有出口能力(主要是工业生产能力)；第二，要有出口市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世界的15.4％，消费能力有限，市场容量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出路在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自身对工业产品的吸纳能力，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战后60余年，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市场日渐扩大，1960～2001年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作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由不到25％上升到40％以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这种潮流，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出口目的地的比例从30％上升到45％以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虽然向美国出口仍是东亚和南亚总产出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区域已形成一种内部需求形态，使该区域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不易受世界其余地区中存在的周期性问题和结构问题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的扩大中发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作用：2002年和2003年，它们占世界出口量增加的四分之三，进口量增加的60％。东亚和南亚国家，已成为范围广泛的各类制成品和初级商品的重要市场，它们同时也在非常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制造业。
(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资本流动(FDI)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与作为出口目的地一样，无论FDI流入还是流出，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占有大部分比重，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趋势。发展中美洲国家在吸引FDI上也具有重要分量，但在FDI输出上差强人意。非洲、中东欧及大洋洲的影响则很小。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一)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整体演进特征。战后发展中世界整体的进步及各经济体(区域)的发展差异促进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图1反映了这个过程。从单一年份结构图看，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哑铃”型，1965、1975年的这种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这主要是在此期间发达国家整体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其内部各国发展差异比较大，导致其人均GNP／GDP分布比较散，单一人均GNP／GDP人口峰值比较低，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同时发达国家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因此在1985年及以后的结构图中，发达国家部分呈现“方差”较小的“正态”分布，尤其在2003年的结构图中低收入国家呈现一个“峰”，发达国家呈现一个“峰”，整个结构的“哑铃”型特征很明显；从静态看的另一个结构特征是“哑铃”型结构的非对称性，低收入国家的庞大人口与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值的低比例相对应，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合占世界人口40％的国家都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决定了这种结构特征，正是这种结构特征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整体演进；还有一个结构特征是“哑铃”型结构的中间部分比较细而长，这反映了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弱小，这种特征在1985年的结构图中有很大改善，这主要归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的不俗业绩，但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又恶化。
从结构演进的动态特征看，整体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在20世纪80代以前在扩大，之后差距在缩小，有两个因素影响这个特征：第一，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撑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取得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及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给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差距提供了机遇；第二，鉴于其庞大人口规模，中国和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飞速发展，印度经济也取得较快的增长，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世界，实际上与不同的人均GNP对应的有两个人口峰值，中国和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态势(图2)。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均GNP一直低于印度，总体上两国的发展速度也相当(中国政治经济的动荡降低了其发展的平均速度)，因此低收入国家呈现一个整体的向上演进，其内部没有分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加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水平赶上、超过印度，并逐步拉开距离，这在1995年的结构图上得以显现，2003年的分布图上这两峰进一步拉开距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巨人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
图2五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国家的演进有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96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国家实际与高收入国家的低端部分连为一体，之后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拉开差距，中等收入国家内部也差异化，分布比较散，以致在197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分布十分扁平。1975～1985年间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使得在1985年的结构图上中等收入群体呈现比较大的规模，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前苏联及其经济体系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如果这一趋势能继续下去，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从而加快其演进进程，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及继之的社会蜕变，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大倒退，以前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塌陷”了，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在规模上减小了，也失去了追赶高收入国家的势头，以致在2003年的结构图上呈现的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主体部分与高收入国家的低端部分融合，而是与低收入国家的高端部分融合在一起。中等收入群体没有走得更远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其另一支主力军拉美国家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创造的快速增长后，在70年代逐渐陷入进口替代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困境，在80、90年代更是掉进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泥潭，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有心无力。
前苏联国家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塌陷”反映出一个突出问题，即以各国人均GNP或人均GDP衡量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掩盖了各国自身经济特质，如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资源状况、生产能力等，同时也掩盖了一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战后直至前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体系被人为割裂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这是一种“异质”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反映出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也是“脆弱”的。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塌陷”就是从“异质”变为“同质”的一种不成功的“代价”，而中国则是成功转型的代表。
(二)各地区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中的变化特征。前述以各国人均GNP／GDP与人口衡量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不能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总体上，过去的20多年来，拉美经济停滞，前苏联国家、中东欧及南撒哈拉非洲经济倒退，但中国、印度及其它东亚经济体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困率的下降。以占核心国家收入比来衡量，1960～1999年间南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和北非的人均收入占核心国家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在下降，南亚保持基本稳定，东亚(除中国)增长迅速，中国也在增长但其基数较低(表2)。因此，中国和印度与步履蹒跚的像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及阿根廷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绝对差距在缩小，但与北美、西欧及日本的绝对差距在扩大。
三、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好发展
经过二战后60余年的发展，发展中世界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在三方面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一，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在不断增长，这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占世界人口40％的低收入巨人在最近20余年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尽管基数低，中国与印度的强劲增长，将会促进世界中产阶级的崛起，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构筑坚固的资本、技术流动管道，并打破发达国家在促进发展中具有的资本、技术垄断地位。而且中印在经济上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体制上均实行市场经济，都具有创新能力与经济规模的极大潜力，中印经济的崛起会形成不会塌陷的稳固的世界经济结构的脊梁；第二，发展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异化，分为不同的发展水平，这有利于避免发展中国家像战后初期那样集中在低收入水平，陷入同种发展阶段同种战略的“竞争性陷阱”。东亚的发展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日本、“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及其他东盟国家循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先发展起来的不断对后发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既促进自身产业不断升级，分享后发国家快速增长的收益，同时引导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东亚的发展成功证明这不失为在“哑铃”型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中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办法；第三，战后初期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所反映的发展本质是“虚弱”的，即这种空间结构所掩盖的是工业国家与主要以农产品与工业国家交换的、不具有工业生产能力的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欠发达国家的这种地位具有脆弱性，因为当工业国家凭借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快速发展时，欠发达国家还在为从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而苦苦挣扎，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资金、技术与市场是制约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战后60余年，不仅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而且现在的世界经济空间结构所包含的是更为“强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发展中世界主体上已完成的面向世界经济的从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在体制上，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蜕变，世界经济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划分统一到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这样一国或地区发展业绩反映了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真实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