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1
大学秘书处述职报告范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商系会展0801班的章璐，担任学生会秘书部副部长一职，我今天将代表学生会秘书部在这里发言，作为系学生会的一份子能在这里向大家做述职报告，我感到很荣幸，在此向各位老师、同学、各个兄弟部门、以及秘书部的干事们在这一学期里对我部工作的指导、认可和帮助表示感谢。
岁月如梭，转眼已经渡过了一学期的时光，下面，我部这一学期来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首先、认真完成了秘书部的基础工作。如：
⑴在每次的班主任例会上，将上两周各个班的六项评比和扣分条打印出来，并一并交于班主任手中;
⑵做好学生会每一次活动的席卡、邀请函、节目单、奖状的打印等前期准备工作;
⑶还将各部门的活动资料归档好，做好每一次学生会的会议记录等工作。
其次、对于本部门制定了一些利于其发展和更好的实现其职能的创新措施和制度。如：
制定严格的销假和记录制度，
实施了新的综合假条等。
再次、20xx年10月，我部完成了系秘书部的招新工作，培训了新招的干事，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工作要求，为秘书部的工作需求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最后，我部为学生会其他部门举办活动提供支持。参与了XXXX等等。在20xx年10月，我部承担了学院运动会电商系的后勤工作，为运动会的顺利开展尽了我们的一份力量。
在一年多的学生会经历中，我部的三位部长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做了些许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但就大家而言，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表现在：
1、对一些知识和能力掌握的还不够，有待改进和加强。
2、工作上虽有创新，但还有待于实践去检验和发展。
3、在工作上，性格较直率，有些时候表达方式欠考虑。
4、在培养本部发展性人才的技巧上尚待提高，急需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规划等。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加以改正和提高，从而更好的实现既定的为全院师生服务的宗旨。
总结过去，昭示现在，指导未来，我部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以上是我部的述职报告，若有不妥之处，尽请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批评指正。再次感谢一直以来对我部工作给予支持和肯定的学院各位领导和师生们!
办公室秘书出述职报告范文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于今年7月份有幸被选调到集团公司办公室工作。在这里，首先感谢主任及各位同事对我在工作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使我能够迅速融入办公室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家庭，尽快熟悉业务，进入工作角色。根据此次年终考核评议的安排部署，下面我将自己半年来在办公室的学习、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简要汇报，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虚心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环境，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半年来，我一方面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了党的xx大、市委九届二次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集团公司党委学习贯彻两会的重要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对党在新时期的作用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驾驭实际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虚心向周围的领导、同事学习工作经验、工作方法和相关业务知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不仅对办公室整体业务和自己所从事的文秘工作，都有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且通过深入的学习交流，使自身不断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提高了修养，加深了与各位同事之间的感情，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二、 踏实工作，努力完成好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半年来，在主任的带领和同事们的支持下，自己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认真做好领导讲话、信息简报及文件、通知的起草撰写、核稿校对工作。特别是参与了**城区迁移还建工程开工典礼、迁建工程动员大会、总结三季度部署四季度等集团公司重大活动、会议的领导讲话、主持词、活动方案、通知等有关文字材料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同时，围绕企业重点工作和生产经营实际，及时撰写上报市交委总结材料1份，各类文件4份，信息5篇，并有4篇在**报刊发。较好地发挥了办公室的文字综合职能作用。
二是精心做好会议组织和来宾接待工作。先后和其他部门同事一起参与了xx城区迁移还建工程设计审查会、工程典礼以及开工动员大会的前期筹备和会务组织工作，并且在宁夏、内蒙鄂尔多斯等兄弟单位来津考察期间，热情、周到地做好迎来送往工作，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
三是积极配合做好信访工作，重点针对沿线居民反映比较强烈的噪音扰民问题，及时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居民逐一做了详尽、细致的反馈，为维护集团公司良好的工作秩序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四是牢固树立办公室无小事的思想，在坚持做好集团公司一周活动安排等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同时，对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如为甘肃贫困地区募集款物、电话通知会议等工作，都认真对待，及时办理，不拖延、不误事、不敷衍，尽力做到让领导放心和满意。
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是指各级各类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为业务部门陈述以主要业绩业务为主，少有职能和管理部门陈述。主要是领导干部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下属群众陈述任职情况，包括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成绩、缺点问题、设想，进行自我回顾、评估、鉴定的书面报告。
概念阐述
述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
报告是向上级机关陈述事项的上行文，属于行政公文中议案、报告和请示三个上行文之一。
《国家行政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多用于提交大会进行讨论，如各级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种报告虽然是代表法定社会组织及其部门的，却是在报告人自身负有全责的情况下运转工作的，实质上就是述职报告。
可以看出，述职报告是社会组织机关和部门的负责人向上级管理机关陈述自己某一阶段工作情况，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律，以指导未来实践的履行职务情况的口头报告。
作为综合性较强的公文，属于报告的一种，又与总结和讲话稿相似。
功用
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任免、使用干部的依据;
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2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监管制度的核心内容与基石。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立法疏漏和监管不力使得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披露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信息披露的主要违规行为类型之一。上市公司ST厦新2001年度业绩预告变脸事件曾经引起证券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2年1月22日厦新电子刊登公告称，由于2001年度公司在产品结构调整、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方面获得了成功，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提高，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01年度基本可以实现扭亏为盈。2002年4月5日，该公司公布预亏公告称，公司2001年度仍将亏损。2002年4月10日，该公司关于预盈后又预亏的补充说明公告，将预盈后又预亏的原因归结为公司在初步测算时过于乐观，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计政策应用上、对有关费用及其他收入等方面的确认标准上存在差异。2002年4月19日，公司公布年报，亏损金额为7825万元、每股亏损0.218元。由于2000年该公司已亏损1.74亿元，其股票被特别处理。[1]值得注意的是，厦新电子是一只老庄股，1998年7月曾因10送5转增2题材被炒至41.71元。2002年1月22日该公司预盈公告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7.22元，而预亏公告前一日的收盘价为10.23元，涨幅超过40％。预亏公告一出，市场哗然，股价也一度跌破上升通道。
2002年5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对包括厦新电子在内的5家上市公司及其董事进行公开谴责。上交所的公告称，上述公司或延迟重大信息，或信息不够真实和完整，这些公司的披露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因此予以公开谴责。[2]市场上有投资者呼吁“怎一个‘歉’字了得”，“谁能为投资者买单”？[3]而公司本身却强调事出有因且“预盈公告后又宣称预亏的并不止厦新电子一家”[4]，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各执一词。
类似的预测性信息披露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应不应当以及接受何种处罚？是否应当对投资者因此而遭受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并没有出台明确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2月26日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而且对中国证券市场稳步健康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但《规定》本身对预测性信息披露也没有涉及。《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问题在于，从本质上说，上市公司的预测性信息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不同于已经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否对所有预测性信息的行为都按照虚假陈述对待？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也不同于一般的事实信息，上市公司以预测性信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为由而加以随意变更，甚至因此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行为，适用不适用《规定》？本文将借鉴美国预测性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分析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披露的实践，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改进建议。
一、预测性信息概述
（一）概念和特点
预测性信息，习惯上也称为“软信息”，区别于表述客观可证实的历史性事件的“硬信息”。一般认为预测性信息包括以下内容：（1）对利润、收入（或亏损）、每股盈利（或亏损）、资本成本、股利、资金结构或其他财务事项预测的陈述；（2）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经营计划与目标的陈述；（3）对未来经济表现的陈述，包括管理者在对财务状态分析与讨论中的任何陈述；（4）任何对上述事项所依据的假设前提及其相关事项的陈述；（5）任何证券管理机构可能要求对上述事项预测与估计的陈述。[5]
预测性信息的特点主要有：（1）它是一种预测性的陈述，如预测、预计以及对未来期望的描述；（2）主要基于主观的估计和评价；（3）陈述者往往缺乏现有数据证实其陈述的准确性。
美国证券法将预测性信息分为强制披露的前景性信息和自愿披露的预测性信息。[6]前景性信息指公司必须披露的目前已经知晓的发展趋势、事件和可以预见将对公司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因素。而自愿性披露则涉及对未来趋势、事件和不确定因素的猜测，其可预见性完全建立在现实假设的前提上。因此自愿披露的预测性信息比前景性信息更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强制披露的前景性信息和自愿披露的预测性信息在实质上都是预测性信息，区别只是可预测性的程度不同。
（二）监管视野中的预测性信息
在传统证券法上，信息披露监管的对象限于“硬信息”，并由此产生了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重大性标准等一系列信息披露的原则规定。证券监管部门并不要求发行人披露预测性信息，其理念是预测性信息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不成熟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时，将会对这类信息给予不适当的依赖。
笔者认为，原因还部分地在于预测性信息在对传统信息披露原则的适用上具有特殊性：首先，预测性信息的重大性标准不易把握。一般地，任何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足以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将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都符合重大性标准，其主要判断因素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对公司行为整体影响的程度。但是，预测性信息本身具有很强的或然性和不确定性，上述两个因素的大小很难确定。其次，对预测性信息披露准确性的判断也有特别之处。判断硬信息准确性的标准严格而明确，信息披露者意图表达的信息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表达的信息必须与一般信息接受者所理解或感知的结果相符合。而预测性信息是对未来事件的判断，本身就代表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披露的准确与否没有明确的标准，陈述者也往往缺乏现有数据证实其陈述的准确性。
但实际上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预测性信息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强制披露的信息存在披露方式与时间的自愿性选择问题，自愿披露的信息同样可能是由强制披露所诱致或者是对强制披露信息的必要补充。”[7]同时，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也同样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尽管表现形式可能与硬信息不同。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也必须具有现实的合理假设基础，并且本着合理审慎的原则做出。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先前做出预测的合理假设基础不再存在而使预测性信息变得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成分时，披露人有义务及时披露并更正预测信息；否则就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嫌疑。因此，仅仅以预测性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为依据放弃监管无异于因噎废食。
总体而言，目前美国对预测性信息是鼓励自愿披露，同时在某些场合规定了强制披露的义务，但监管立法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禁止披露预测性信息的。1973年，SEC改变监管政策，准许上市公司自愿性地披露预测性财务报表。1979年，SEC通过了Rule175和Rule3B-6规则，对一定类型的预测性信息披露提供安全港保护，除非原告可以证明其没有合理的基础，或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否则不被视为是欺诈性的。美国国会于1995年又通过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以下简称PSLRA），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判例法上的“预先警示原则”，完善了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要求，并减轻了披露者的潜在诉讼风险。为保证PSLRA的贯彻实施，美国国会于1998年又通过了《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进一步完善了对善意做出预测性信息披露的发行人的保护。
（三）规范预测性信息披露的意义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进行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证券投资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证券发行人的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经常将有关发行人的前景预测作为其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良好谨慎的预测性信息可以弥补现行财务报告的不足，提高财务报告的有效性，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在券商、投资顾问等证券专业人员所作的投资建议中，预测性信息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增加预测性信息的使用能够使发行人对信息披露变得更加积极负责，有利于公司市场形象的维持和提升。
其次，在传统的披露政策下公司倾向于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即将重大的未公开的信息仅仅向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披露，而不是向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披露，中小投资者没有能力获得这些信息，选择性信息披露造成了信息获得的不平等，并直接与利用内幕信息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息息相关。
再次，规范预测性信息对于转轨经济中的新兴证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在审计制度不健全、监管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虚假披露和不实陈述。建立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监管机构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预测性信息披露的具体制度规范
（一）安全港规则
安全港规则是一种法律保护条款，旨在保障正常的预测性信息披露，为那些符合规定的预测性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保护，使之不被追究法律责任。
美国的安全港规则分为1979年的安全港规则和1995年的安全港规则。1979年SEC采用了证券法Rule175和Rule3B-6规则，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的预测信息披露提供了免责制度。即使预测性陈述最终与现实不符，只要这些陈述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并且以诚实信用的方式披露或确认，便不被视为虚假或误导；但是陈述局限于有关主体向SEC申报备案的文件中，所有其他公开陈述都必须在上报文件中重新确认才能适用。与1979年安全港条款不同，1995年PSLRA中的安全港条款除了适用于申报备案的陈述外，还适用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口头形式的预测性陈述。另外，法律还规定了不适用安全港条款的预测性陈述的具体类型。[8]
安全港规则有两个基本构成要件，一是预测性信息陈述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另一个是预测性信息充分的警示性提示。只有符合了以上两个要件，才能受到安全港规则的保护。
1、心理确知要件
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AppleComputer一案中确定了预测性陈述三个暗含的事实性条件[9]：第一，发行人及其他相关人士真实地相信这种陈述；第二，他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第三，陈述的发出者在当时并不知晓任何未披露的可能对该陈述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在这一要件下，发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士在预测性陈述没有实现时可以免责，除非原告可以证明：（1）陈述是自然人做出时，该自然人在当时确知该陈述是虚假或误导的；（2）陈述是经济实体做出时，该陈述得到公司执行官的许可，而该执行官在当时确知该陈述是虚假或误导的。
2、预先警示要件
预先警示理论是建立在重大性和信赖概念的基础上的。当预测性信息伴随警示性提示时，如果这些信息并不影响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总和时就不具有重大性，就不能成为证券欺诈的基础。警示性语言使对预测性陈述的合理信赖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合理信赖基础的不存在就意味着因果关系难以确立，从而就没有正当诉讼依据。
首先，有意义的警示性提示必须针对具体的未来预测，评估传递实质性的信息，揭示可能现实地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测信息严重不符的因素。其次，预先警示理论的适用范围有三个基础性规则。[10]第一、该理论仅能适用于预测性陈述而不能适用于对目前或历史性事实的陈述；第二、该理论不适用于在做出当时便是虚假的重大不实陈述和遗漏；第三、该理论平等地适用于预测性信息的不实陈述和遗漏。再次，警示性语言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警示充分性的基础。充分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提示的具体性和精确性。另外一方面，警示的充分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它在披露文件中的位置是否显著。
（二）信息更新的义务
预测性信息的披露是自愿的，但是如果由于后来事件的发生，原先做出的预测已经不准确了，或者发现该预测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或是误导性的，而披露信息的人知道该预测会对人们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就存在及时更正与更新先前披露的义务。1995年的PSLRA没有明确涉及及时更新的义务，但判例表明法院倾向于确认这种义务的存在。
美国的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确认了以下规则：[11]第一、在特定的情况下，一项在做出时是正确的陈述，因为有预期的目的和含义，投资者可能会对此产生信赖；那么一旦陈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披露人就应该承担更正的义务。第二、时间的推延可能使原先陈述变得不再具有重大性，这时更新义务就随之终止。对于时间推延的效果没有适用于所有场合的规则，必须考虑不同情况下信息的种类和先前陈述中信息的重要性；只要市场上的交易者仍然合理地信赖这种陈述，就始终存在更正原先陈述的义务。第三、如果预测和计划是外界人士做出的，而公司的管理者以自己的行为暗示该预测或计划是真实的、符合公司的观点，那么公司就有事后更正的义务；如果公司对于上述预测未进行评论，那么公司不必披露自己的内部预测，也不必警示证券分析师的观点并不符合公司的意见。
三、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
（一）历史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预测性信息大致包括发展规划、盈利预测和业绩预告等几种类型，相关规定散见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文件当中。
1、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指发行人已经制定的、有一定根据且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与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规模、销售计划、生产经营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及设备更新计划、人员扩充计划、资金筹措和运用计划等等。
发展规划相当于美国证券法上的前景性信息。发展规划虽然也涉及未来的措施，但总体而言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明确的规划性，大多经过法定程序以公司机关的相关决议、计划等文件加以确认，披露的准确性比较容易把握。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发展规划属于招股说明书、年报、中报都必须披露的内容。监管机关要求发行人说明上述计划所依据的假设条件、实施上述计划将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内容；强调发行人应采取审慎态度，并披露有关的假设基准。
监管部门在有关文件中规定了对发展规划的及时更新义务：若公司曾公开披露过本年度经营计划（如收入、成本费用计划等），且实际发生额较已披露的计划数低10％以上或高20％以上，应说明变动原因。若公司对该计划进行了调整，应说明履行了何种内部决策程序，有关决议刊登的信息披露报纸及日期。[12]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许多公司并不注意承担这项义务。有的公司披露投资计划后，对其进展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下文，有的突然公告转投其它项目。
2、盈利预测
盈利预测是指在对一般经济条件、营业环境、发行人生产经营条件和财务状况等进行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按发行人正常的发展速度，本着审慎的原则对会计年度净利润总额、盈利、市盈率等财务事项做出的预计。盈利预测分为公开发行时的盈利预测和年度盈利预测。
在90年代初，证券监管部门一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的盈利预测，并将此作为审核上市的指标之一；《公司法》第137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公司预期利润率可以达到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正是这一规定使盈利预测成为必不可少的披露事项。现行的披露规则是：在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如果发行人或其财务顾问或其承销商认为提供盈利预测数据有助于投资者对发行人所发行的股票做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则发行人可在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盈利预测的数据。[13]《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也规定发行人可以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上市公司增发披露盈利前景的，应当审慎地做出盈利预测，并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核，如存在影响盈利预测的不确定因素，应当就有关不确定因素提供分析与说明。[14]但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要求拟增发的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因此，在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的场合，盈利预测实际上仍然是必须披露的内容之一。
盈利预测数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高估的盈利预测数会对投资者造成误导，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实践中，随意披露甚至虚假披露盈利预测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发行人运用虚构未来交易、使用不恰当测试基础、过分乐观估计盈利前景或者选用不当的预测方法等手段进行盈利预测。据统计，1999年上市的公司中，有七成没有完成盈利预测。在2000年有融资行为的公司中，有123家曾对当年的盈利进行过预测，但只有61家完成。
在年度报告中，原则上不要求公司编制新年度的利润预测。但公司若在年度报告中提供新年度利润预测的，该利润预测必须经过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核并发表意见。中国证监会对之唯一的约束仅仅是如果公司曾公开披露过本年度盈利预测，且实际利润实现数较盈利预测数低10％以上或较利润预测数高20％以上时，应详细说明造成差异的原因。
目前中国证监会对盈利预测披露相关行为的处罚主要是行政责任：如果上市公司本年度利润实现数低于预测数的一定比例，分别要求做出公开解释、致歉、给予公开批评以及在一定期间内不再受理发行申请等。[15]
3、业绩预告
业绩预告是指上市公司在正式公布定期报告前，预先披露公司该会计期间业绩的大致情况，在性质上也属于预测性信息。由于定期报告有一定的间隔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投资者对公司的业绩难以把握，推行业绩预告制度，能够减轻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时业绩突变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避免公司业绩突变使股票价格产生剧烈变动。同时投资者在定期报告披露之前可以对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作出相应判断，所以业绩预告是对定期报告的有益补充。
1998、1999和2000年年报的业绩预告，交易所只要求预计亏损的上市公司预亏公告。对于2001年年报的业绩预告，除预亏公告之外，交易所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年度业绩如果出现大幅上升或下降，也应及时业绩预警公告或提示性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有关通知中明确，在2001年会计年度结束后，如果上市公司预计可能发生亏损或者盈利水平较上年出现大幅变动的（利润总额增减50％或以上），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及时刊登预亏公告、业绩预警公告或提示性公告。对于2002年年报的业绩预告，在形式上除临时公告之外，还要求在三季报中对全年业绩作出预测。[16]
可以看出，我国关于业绩预告的规范基本上是以交易所的规则和通知形式的，交易所承担了一线监管职能，中国证监会并没有出台相关的具体监管规范。从内容上看，只在特殊情况下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形式上主要有预亏公告、预警公告和业绩大幅增长提示性公告三类。
目前看来，上市公司基本上都能在业绩发生变化时通过业绩预告的方式事先予以披露，但披露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些上市公司新的业绩预告与先前的业绩预告甚至是大相径庭。业绩预告的“变脸”有四种情况，一是预盈变预亏，二是预亏变预盈，三是原先预告的业绩大幅增长没有达到，四是业绩增长幅度大大超出原先的预测。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年报中有灯塔油漆、哈高科等17家上市公司仅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经历了业绩预警-预亏-年报延期的变动，还有的上市公司玩起了和ST厦新类似的从预盈到预亏的大变脸。业绩预告的频频变脸一方面向业绩预告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其本身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扰乱了投资者的正常决策，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如果说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能出现偏差尚可理解，业绩预告在短短时间内就发生变脸不能说是正常现象。不可否认，确实存在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自身无法完全避免预测偏差。但许多公司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变化、对会计制度的错误理解等等，不能让投资者信服。而且，有些行为伴随着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动，不排除个别上市公司利用客观原因的存在，故意变更业绩预测以达到某种目的，甚至借此操纵股价的嫌疑。
从去年起，沪深交易所都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风险警示工作的监管，重点关注业绩预告发生误差，尤其是那些屡屡变更业绩预告类型、应该进行业绩预告却迟迟不预告以及实际业绩与预告情况出入较大的公司，并对一些违规公司进行了处罚。但是，如何加强监管业绩预告变脸行为，如何判定业绩预告变脸是由于事实本身的不可预测还是故意误导，以及如何对其中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处罚，都需要认真研究。
（二）制度改进建议
可见，我国关于预测性信息披露的规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尽管监管部门一直试图为预测性信息的披露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规范体系，实践中上市公司随意盈利预测、业绩预告说变就变等行为却屡见不鲜。因此，监管者应当严格规范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使之符合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一方面，预测性信息的披露能够使投资者更好地决定投资方向，应当鼓励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充分披露预测性信息，并对其中的虚假陈述行为追究包括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保证对虚假或误导性的预测性披露进行法律制裁的时候，必须考虑保持适度和平衡，防止投资者对善意做出的预测性信息提讼。
第一，鼓励预测性信息的公开披露，避免选择性披露。大多数情况下，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的是那些真实、确定而完整的信息，预测性信息一般缺乏这些特征，不应笼统地强制发行人披露此类信息。但由于其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意义，该类信息仍为专业投资者和证券分析人员所获取和利用，结果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小投资者难以获得该类信息，从而在市场交易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目前在我国股市上，庄家与上市公司联手炒作的黑庄盛行，与选择性披露行为未受到明令禁止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庄家转嫁风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预先与上市公司接触，上市公司则事先向其泄露内情，而根据庄家吸纳筹码和拉抬股价的需要，在特定的时候才向广大投资者公开披露。”[17]因此，可行的政策应该是除了强制披露一部分确定性比较大的信息外，鼓励发行人披露其他预测性信息，以有效杜绝预测性信息的选择性披露。
第二，采取预先警示理论。目前监管部门仅仅要求发行人在盈利预测报告中载明：“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18]这种规定显然过于简单，不能够给投资者充分的警示，应当要求所有类型的预测性信息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并伴有充分的警示性陈述，以便投资者能够谨慎的使用预测性信息。警示应当充分、明确，易于读取，并置于文件中明显的位置。
第三，规定信息更新义务。公司必须审慎对待预测性的信息披露，适时披露公司重大风险及潜在风险。在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它各种场合对公司发展前景、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预测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政策及市场风险因素。凡已公开披露的预测性信息，一旦认为不能实现或对市场可能产生误导，公司应及时披露，并予以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第四，追究与预测性信息披露相关的民事责任，同时设立“安全港”制度。
我国目前对有关预测性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对受害投资者没有给予补偿。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方式主要有警告和罚款两种。上海和深圳两地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主要有公开谴责、内部批评和责令改正三种。在上述几种处罚方式中，比较严厉的处罚方式也不过是警告和罚款而已。单凭行政手段处罚违规公司，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虚假披露情况的发生，不能简单地用向投资者道歉代替行政处罚、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6日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以上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预测性信息披露过程中的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原则上同样适用。当务之急是通过司法实践确立起适合预测性信息披露特点的，包括责任构成、举证责任、免责事由、损失认定等内容的具体诉讼规则。
既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要避免上市公司承担过大的责任。处理好这一矛盾的方法是规定发行人对预测性信息披露当中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设立安全港制度，为上市公司规定一定的免责条件。通常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做出预测性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1）所预测的信息并不重要，不会对证券的市场价格或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2）预测明确充分，依据合理并且备有充分的警示性提示；（3）原告未能证明预测者明知陈述虚假或误导而为之；考虑到预测性信息的特殊性，可以规定由原告负担举证责任，并将责任形态限制为披露人明知预测性信息虚假或误导而为之。
注释：
[1]分别参见《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告。
[2]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年5月24日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参见《厦新电子：怎一个“歉”字了得》，《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5日互动版。
[4]参见《厦新电子业绩“变脸”背后隐藏了什么？》，《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7日互动版。
[5]参见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6]参见齐斌前揭书，第182页。
[7]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公开第三辑：证券市场基础理论与创新问题研究之四《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8]SecuritiesAct27A（b）（1），（2）；ExchangeAct21E（b）（1），（2）。
[9]参见齐斌前揭书，第185-186页。
[10]参见齐斌前揭书，第193-194页。
[11]参见王雪丹：《中国上市公司软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发表）。
[12]《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十四条。
[13]《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第一百三十六条。
[14]《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15]《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第五十七条。
[16]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的有关通知。
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3
关键词：合理性；弊端；机制
盗窃罪是侵犯财产权的犯罪，也是典型的数额犯，根据刑法规定，除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和携带凶器盗窃不考虑数额外，其余情形下，盗窃数额的多少是衡量盗窃罪危害性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影响着盗窃罪的定罪问题，还影响着量刑。因此要正确认定盗窃罪，不可避免的要对盗窃数额进行认定。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案例，即当事人对盗窃事实没有争议，但被害人陈述的因盗窃损失的数额与被告人供述的盗窃数额之间存在出入，而案中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盗窃的数额究竟是多少时，法院在认定时均会以被告人供述的较低的数额予以定罪量刑。这一做法也逐渐被司法实务界所认同，并成为一种通行做法，即在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上均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认定二者所述的盗窃数额相互印证的部分，即以被告人供述的较低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以下略陈己见。
一、认定被告人供述的数额的合理性
在处理被害人与被告人所述数额不一致的盗窃案件中，以被告人供述的盗窃数额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且在一些这类案件中也只能以被告人供述的数额予以认定。如被害人陈述前后矛盾、不合情理，或是与其他证据相悖等，这些情形使相较之下，被告人供述更具有可信性，因此对其予以认定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被告人供述的数额更具有证明力。实践中，盗窃罪出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所述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一般均是被告人供述的盗窃数额要低于被害人陈述的损失额。因此根据就低不就高原则，二者相互印证的部分，即被告人供述的数额更有证明力优势，也就是说以此可以证实，被告人至少盗窃了相互印证的部分财产，而被害人所述的多出的损失额仅是其一面之词，相较而言，在证明力上有所欠缺。
第二，刑法的目的更在于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刑法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对国家刑罚权加以限制，从而达到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是刑法存在的根本目的。而在处理盗窃案件中，由于盗窃数额的认定直接关系着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问题，且对被告人而言，是关系着他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问题，因此坚持就低不就高原则，有利于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二、认定被告人供述的数额的弊端
不可否认，在一些盗窃案件中，认定被告人供述的数额为盗窃数额合情合理合法，且这样的处理结果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有其自身的弊端，对该类案件的处理统一以被告人供述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个案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容易导致处理结果的不公正：一方面，容易导致对被告人的惩罚在罪责刑上不相一致，进而放纵犯罪，且会对社会中潜在的犯罪分子产生不良的指引作用：即在供述盗窃数额时尽可往少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所盗财物的具体数额，那么偷了多少，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同时，在这样的指引下，犯罪分子为了盗窃后毁灭证据，会尽可能地及时销赃，使被害人的财产更不容易追回，无形中加大了被害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在均没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法院以被告人所述的较低的盗窃数额定罪量刑，而对被害人陈述中高出的部分予以否定，使被害人的部分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现代刑事诉讼追求人权保障，但人权保障之光应普照所有的诉讼参加人，司法实践中片面地维护了被告人的权利，那么试问谁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三、以认定被害人陈述为原则，认定被告人供述为例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全面分析有罪、无罪和罪重、罪轻证据，并以认定被害人陈述为原则，认定被告人供述为例外，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加强权利保障方面看，应平衡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二者的权利保障。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刑事司法公正应有的内容，但在实践中，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刑事诉讼立法、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重点考虑的都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却长期被忽略着。然而，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同是刑事诉讼参与人，又处于“对立者”的立场上，没有理由只重视或着重保护一方权利，而忽视另一方，这样势必会影响结果的公正。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权利保障的平衡才是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必然趋势与方向。在处理数额存在争议的盗窃案件中，同样是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相佐的情况下，司法实务中一贯认定被告人供述数额的做法，使被害人的陈述成了被法律遗忘的角落，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失去了应有的平衡。更何况，在实践中盗窃罪的被害人本来就很难追回盗窃损失额，对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便成为法律对被害人最大的保护，如果因被告人否认盗窃事实或是隐瞒部分盗窃数额，就相应地对其不处罚或是减轻处罚，那么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该从何说起呢？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应区分具体情况，给予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同等地考察、分析，并结合二者证据力、证明力的大小对案件进行综合认定，以此强化对诉讼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全面保护，而不应在对证据缺乏全面考察的情况下，笼统地向被告人权利倾斜。
其次，从证据证明力的特点看，被害人陈述较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明力更强。
一方面，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他对自己是否犯罪、罪行轻重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清楚，因此其供述应该是最能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的事实情况。但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追诉对象，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他的供述和辩解则能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他的处理，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供述中本能地会避重就轻、隐瞒罪行，甚至编造谎言进行狡辩。同样地，盗窃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上述趋利避害的心理，在其供述中对盗窃数额进行虚假供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更何况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实际盗窃数额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这种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刑事被害人作为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其对犯罪事实作虚假陈述也是有可能的，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被害人受害时精神高度紧张，观察不细，或是事后记忆模糊，导致陈述不清或主观臆断；二是由于被害人身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产生报复心理，情绪偏激，夸大事实情节导致虚假陈述；三是被害人出于个人私利，故意制造虚假陈述陷害被告人；四是受到案外其他因素影响，或是考虑到个人名誉、前途而制造虚假陈述等。在盗窃案件中，一则被害人有什么财物在其被盗前就已形成固定的记忆，对其自身的损失应当是明确的，不可能因为受害时的过度紧张而忘记被盗财物的数额。相反，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盗窃财物的数额本身就是概括、模糊的认识，相比被害人而言，更可能因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紧张、害怕，或是盗窃间隔时间过长而忘记具体数额，因此排除被害人因第一种情况作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二则盗窃罪侵犯的客体仅限于财产，不涉及人身权利，因此被害人因盗窃产生报复心理可能性较小。且在实践中，盗窃罪的犯罪分子多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即使被害人有报复心理，故意增加被盗的损失额，试想对归还盗窃财物都成问题的犯罪分子来说，归还他没有盗窃的财物现实吗？既然被害人根本不会因为其虚构的盗窃数额而获得额外的财产利益，那么这样的虚假陈述对被害人来讲有意义吗，甚至还可能因此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不是更得不偿失；三则盗窃罪多发生在陌生人群，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夙未相识，更没有个人恩怨，因此被害人因私利陷害被告人的可能性较小；四则盗窃罪不涉及个人前途、名誉等问题，被害人也不会因此做虚假陈述。综上，由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身爱其害，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且在盗窃案件中对盗窃数额做虚假陈述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被害人对盗窃案件中损失额的陈述一般说来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通过以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特点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盗窃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的损失额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盗窃额更具真实性，在大部分案件中，可以直接依据被害人陈述的数额作为盗窃数额予以认定。
第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看，盗窃罪的被害人陈述一般不需要其他证据补强。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说被害人陈述较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明力更强，但是优势证据并不等于定案证据，在认定盗窃数额方面，仅凭被害人陈述似乎在证明力方面略显单薄。对此，笔者并不苟同。根据我国证据法理论，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对于被告人自白或自白以外的其他供述证据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1]由此可见，我国证据法并没有对证据的证明力如何进行硬性规定，正如英美法比较注重证据的个别衡量：证明犯罪事实须使审判者的确信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何种证据可以导致这样强烈的内心确信，则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单个证据不是必然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要由其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来决定。且单个证据的证明力的强弱，也不应以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为由，就先天地将其否定，而应由执法者依据案件性质与证据本身进行自由裁量。关于单个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对被告人供述规定了证据补强规则，即“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对其他单个证据是否需要补强，则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应最大范围地由执法者通过心证自由裁量，而不应有过多的硬性规定，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也是一样，若没有法律明文要求，则只要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的程度，就不需其他证据补强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综上，在数额有争议的盗窃案件中，如果被害人陈述的内容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那么完全可以依据被害人陈述的盗窃数额认定，而不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且在具体的盗窃案件中，犯罪行为人实施盗窃、销赃行为，必然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不会没有任何痕迹，这些未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对被害人陈述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补强，更能增强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
综合以上三点，在处理被害人与被告人对数额有争议、又没有其他证据相佐的盗窃案件中，从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的角度，应对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予以同等的考察、分析，而鉴于一般情况下，被害人陈述较被告人供述在证明力方面更具优势，且没有硬性规定说被害人陈述需其他证据补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一般可以直接依据被害人陈述的损失额作为盗窃数额来认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被害人陈述前后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等，依据就低不就高原则，可以被告人供述数额认定盗窃数额，即该类案件的处理应以认定被害人陈述为原则，认定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为例外。
四、建立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机制
如上，认定盗窃数额应以认定被害人陈述为原则，但前提是被害人陈述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否则就要适用例外情况，即以被告人供述的数额认定案件。那么如何考察被害人陈述，什么样的被害人陈述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就成为处理数额有争议的盗窃案件的关键问题，对此，笔者建议建立被害人陈述采信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建立被害人人格审查机制。收集被害人人格的相关证据，如思想品质、日常行为等，以佐证其陈述的真实性，人格品质较好的人不会对被盗数额进行虚假陈述；二是，建立被害人社会关系的社会调查机制。对被害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调查，着重证实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系，二者是否熟悉、是否存在纠纷等，以此分析被害人提供陈述的动机，动机不正、其言必假。一般来说，如果被害人与被告人素不相识，或关系正常，则其提供虚假陈述的可能性较小；三是，建立被告人陈述的权利义务告知机制。在对被害人取证时，强化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并通过告知帮助被害人分清利害、解除干扰，尤其是对其明确提供虚假陈述、诬告陷害被告人的法律责任，以保证陈述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一是充分利用间接证据。由于实践中的盗窃罪一般发生的隐蔽性较强，且犯罪分子在盗窃后大多很快将赃物折现或消费，使赃物在案发后的流通性很强，导致侦查人员很难收集到直接的、一手证据，在单独实施的盗窃犯罪中取证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为更好地补强被害人陈述的数额，应在案后及时、全面侦查，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证据，缩小证据认定事实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差距；二是加强对被告人辩解的审查力度，尤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审查被告人辩解的动机、目的，是否存在因逃避惩罚而拒不承认或是虚构事实的情况；审查辩解的内容是否符合情理，是否稳定；审查被告人惯犯、偶犯情况，以及盗窃的时间间隔，以此判断其供述是否存在与其他盗窃行为相混，或是由于时间间隔过长而记忆模糊的情况等。
注释：
[1]参见郑旭：“刑事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06页。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2]罗森.试论盗窃案件中的数额认定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7.01。
[3]侯聘建.“一对一”证据的审查运用[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
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4
一、如何做好学生干部工作
1.学生干部的选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前提下，经由民主推荐、自荐、组织推荐等形式产生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生干部。在特殊时期、民主推荐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可以由组织指定、任命或聘任等形式产生。
2.学生干部需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首先，在思想上需积极进取，能将自己放在服务者的位置上，端正动机，增强责任心，能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敢于揭发和批评违纪行为。其次，学生干部需熟悉学生工作和组织结构，对学生工作充满热心，组织集体观念浓厚。第三，需具备良好的管理、组织和协调能力或潜能。
总体来讲，学生干部要符合“一好、二强、三高”的标准，即学习好、工作能力强、自控能力强、思想觉悟高、政治热情高、群众威信高。以身作则，顾全大局，维护集体利益，能真正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3.成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①需要有正确的定位：学生干部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干部，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要提高自己，作为干部需要有服务同学、奉献学校的意识；②要明确学生干部所应具备的能力：A.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与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B.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较强的组织协调、综合表达和社会交往等工作能力；C.较好的学习能力，能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③具有较好的个人魅力：能充分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并取得同学们的拥戴和信任，并对同学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
4.学生干部的监督。要成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在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来自老师、同学的监督与自我监督同样不可或缺。
二、学生干部的述职报告制度
述职者，述所职也。述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书面的陈述，即为“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制度是任职者陈述自己任职情况，评议自己任职能力，接受上级领导考核和群众监督的一种监督考察制度。
1.学生干部述职报告的目的。首先，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使未来的工作能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和提高，对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其次，能更好的促进内部交流和学习，使得学生工作有一定的继承性，可以继承以前工作中的好的做法，改进不好的做法，并可加以创新。
2.学生干部述职报告的特点。①个人性：学生干部述职报告要求学生对自己负有职责的工作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并能从中总结成绩和经验，找出不足与教训，述职的工作要求是“客观的、自己的”，与一般的报告相比，需要有个人性的特征；②规律性：学生干部述职报告要求实事求是，但是也不是记录流水账，要对已有的事实、材料等进行认真的分类、整理与总结，能够得出公正的评价、经验和规律等；③通俗性：学生干部的述职报告，注重现场的交流，需要以大众的理解为标准、现场用通俗的语言去适应评审团的接受心理。
3.学生干部述职报告的内容。述职报告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文章，更不是普通的散文或叙述文，它是类似演讲文稿的一类文体，要求在平实中透出规范。主要内容是学生干部一学期的工作情况汇总，包括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工作事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及建议，下阶段的工作计划等。具体分为：工作阶段内详细情况说明；工作阶段内详细的学生群体所反映情况汇总；工作阶段内深入准确的自我总结；具有可行性的下学期工作计划；建设性地提出对未来工作的看法和学生群体活动的发展建议等。
4.学生干部述职报告的评判标准。作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需要“德才兼备”，在学生干部述职报告中，需要体现“德”、“能”、“勤”和“绩”等方面内容。①德：在工作中能否遵守社会道德、践行诚信原则等，能否树立正确的模范意识，起到道德模范作用，成为同学、老师值得信赖的伙伴；②“能”：工作中是否有责任心，是否善于计划和组织，能否按时、按量的完成组织交予的任务等；③“勤”：是否保持了勤恳踏实的秉性，有较强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能否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做好服务；④所负职责的工作是否能在完成的同时，还能取得一定的成绩或创新。
学生干部述职制度的开展有利于对学生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亦能加强对学生干部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在树立学生干部的良好形象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骨干与模范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方平.浅谈如何当好一名大学生干部[J].中国科技纵横，2010（24）：143-144.
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5
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
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
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
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
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
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
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
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
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
1契约责任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
2.侵权责任说。
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
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
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
学生自我陈述报告范文6
《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1996年，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000年，以下简称《办法》）对报告的“功用”（即适用范围）分别作出如下规定：
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条例》）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办法》）
依据这一功用，我们很容易将“工作报告”与“情况报告”区分开来：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的即为“工作报告”，反映情况的即为“情况报告”。——这本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歧义。但是问题在于：这里的“情况”是指的什么?芽在谈及“报告”的功用这一特定场合下，“工作情况”是否还应属于“情况”的范畴?
所谓“情况”，即“情势状况”（《辞源》）。从普泛意义上说，任何方面的情势状况都叫“情况”；但《条例》与《办法》对报告的表述，无论是从逻辑形式还是表达内容上看，“工作情况”都是被排斥于“情况”之外的：从逻辑形式看，“汇报工作”与“反映情况”一次性平行摆列，形成互不相容的并列式逻辑关系；从表达内容看，所谓“汇报工作”，就是汇报工作情况，报告既已有了“汇报工作”的功用，那么“反映情况”的功用中就不应再包含对“工作情况”的反映。情况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应是一种“非常性”情况，即正常工作秩序之外的某些新生现象、突发问题、偶发事件或意外事故等。
情况报告，应该是体现“情、因、策”的报告，其写作目的在于，要向上级机关汇报以下几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情况（“情”）?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芽怎样应对这种情况（“策”）? 这便自然地构成了情况报告所特有的行文思路：陈述情况——分析原因——提出对策（措施或建议）。《__省人民政府关于__市第三棉花加工厂特大火灾事故检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可以视为情况报告的范例。（原文附后）
二、范文结构与内容分析
范文全篇凡10个自然段，除末段作“结语”以外，其余9段可分三个部分：1、2两段“陈述情况”；3、4两段“分析原因”；5－9段“提出对策（措施）”。具体分析如下：
1．陈述情况
第1段交待损失情况。文章一开篇便点明了时间、地点和事件，作为全文的总起；接着，以一连串数字说明了损失之惨重，突出了事故的严重性。
第2段交待了抢救情况与善后工作，以省府机关组织实施的“调查处理”点题，并以此作为“分析原因”和“提出对策”的依据，为下文张本。
2．分析原因
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作者从主观、客观两个角度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第3段为“主观”原因分析，这是分析的重点。作者首先以“调查核实”为依据，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然后，从“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两个方面作出分析：“直接责任”在于临时工李__违反劳动纪律所致；而“领导责任”则涉及到厂领导、市领导、省领导三个层次，按照责任“由重到轻”、级别“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一路写来，显示了十分明晰的条理。
第4段为“客观”原因分析，它虽然处于次要位置，但在整个原因分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有了它才能保证分析的全面、客观与公正性。
3．提出对策
所谓“对策”，是指应对某种情况的策略与方法。在情况报告写作中，“对策”的表现形态有两种：有些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实施的，这时的“对策”便以“措施”的形态出现；另有一些属于发文机关职权范围以外的“对策”，这时作者只能以“建议”形式提出，供上级机关作为决策的参考。不过，无论采用哪种形态，都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应针对具体的“情况”以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这就是所谓“因‘情’陈‘策’，据‘因’陈‘策’”的原则。
范文的“对策”部分，是以“措施”的形式表述的，作者针对这一责任事故以及安全生产的某些薄弱环节，说明了已经采取的三项措施：其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其二，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其三，善后工作及惩处决定。
文章最后一个小段，以“惯用结语”作结。
全文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显示了章法的完整性与条理性。
三、范文的表达特点
范文的表达也颇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三种表达方式有机结合
人们常说“报告是一种陈述性公文”，“行文一般采用叙述的表达方式，围绕所要汇报的工作或情况，告而少论，甚至告而不论。”（《应用文写作》p118，中国经济出版社）其实，并非尽然。所谓“陈述”，是指“有条有理地叙述说明”（商务版《四角号码新词典》）；对于工作报告、答复报告、报送报告等几个文种来说，以“陈述性”来标志其表达特征，还是可以的，但它却不能涵盖情况报告的表达方式。情况报告是“情、因、策”的报告，其中，“分析原因”是“陈述情况”的必然延伸与深化，同时又是“提出对策”的基础与依据，因此它处于全文的核心与重点位置，而这种“分析”恰恰是运用“议论”方式，倘若“少论”或“不论”，将何以写出全面而深刻的情况报告呢?
范文“陈述情况”部分，主要运用了“叙述”方式，其中谈“损失”的一段文字，又兼用了“数字说明”法。
“分析原因”部分，主要运用了“议论”方式，同时又兼用了“叙述”手法：其中对于各种“责任”的分析，往往采用事实在前、论断在后的“据事说理”法，形成“叙—议—叙—议”反复交叠的形式。
“提出对策”部分，则以“说明”为主，其中对有关事实的交待，又兼用了“叙述”手法。
如此，叙述、议论、说明三种表达方式各司其职，又相互穿插、有机配合，从而让报告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充分、准确的表达。
2．两种分析角度纵横交*
本文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包含着三个逻辑层次（见右图示）：
在总体上，首先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两个角度，展开第一个逻辑层面上的“横向”分析。在对主观原因的分析中，作者又从直接原因、领导责任（即间接原因）两个角度，展开第二层次的“横向”分析。而在间接原因的分析中，则由“厂”到“市”到“省”步步深入地展开了第三个层次的“纵向”分析。而三个逻辑层次之间，则又形成逐层推进的“纵向”结构。横向分析，保证了分析的全面性；纵向分析，保证了分析的深刻性。纵横配合并相互交*，便将事故原因分析得非常到位、精辟。
3．表达详略的恰当处理 本文对表达详略的处理得体适度，分寸感极强。如，报告一开篇便一口气列出7个数据，繁弦急管、密密匝匝，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不仅突出了事故的严重程度，而且从表达技法上看，也收到了强烈的表达效果。而接下来所陈述的抢救情况和善后工作，虽然其本身都有个极其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作者却以概述方法作简笔略写，仅以三言两语便交待完毕，因为它对表现全文的主旨——接受惨痛教训，重视安全生产——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再如第二部分的原因分析，“主观原因”分析占据了80％的篇幅，“客观原因”则一笔带过；“直接原因”仅用一句话作交待，而对“领导责任”却作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因为，从表现主旨的角度看，主观原因、尤其是各级领导对于安全生产的麻痹与疏忽，乃是最值得鉴戒的教训。
统观全文的详略安排，作者总是依据表现主旨的需要作出恰当处理，时而密不透风，时而疏可走马，不仅突出了重点，而且显示了章法节奏上的灵活变化。
4．用语简明，言约意丰
本文用语简明，言约意丰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分析客观原因的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__市棉花生产发展较快，收购量大幅度增加，储存现场、垛距、货位都不符合防火安全规定的要求。再加资金缺乏，编制不足，消防队伍的建设跟不上，消防设施不配套，也给及时扑救、控制火灾带来了困难。
这段方字涉及了很多客观因素，但由于较多地使用了短语、短句，而形成了一种分外简洁明快的表达风格，寥寥几十字，就将众多客观因素交待得一清二楚。
“用语简明，言约意丰”，本来就是写作“报告”的一项基本要求。除了报送报告和部分答复报告以外，一般说来报告（包括工作报告、情况报告，以及少数答复报告）的内容较为丰富，篇幅也较长；为了尽可能地压缩篇幅，报告写作别强调语言的简洁度。从这个角度说，本文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附：
__省人民政府关于__市第三棉花加工厂特大火灾事故检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国务院：
____年4月21日，我省__市第三棉花加工厂发生一起特大火灾事故，烧毁皮棉101，980担，污染1396担；烧毁籽棉5535担，污染72，600担；烧毁部分棉短绒、房屋、机器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129，000余元，加上付给农民的棉花加价款3，669，000余元，共损失23，799，000余元。
火灾发生后，虽然调集了本省和邻省部分地区的消防人员和车辆参加灭火，保住了主要的生产厂房、设备，抢救出部分棉花，但由于该厂领导组织指挥不力，加上风大、垛密，缺乏消防水源，致使火灾蔓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协助调查处理这一事故，做好善后工作。经过上下通力合作，该厂于4月30日正式恢复生产。
从调查核实的情况看，这次火灾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其直接原因是该厂临时工李__违反劳动纪律，擅自扭动籽棉上垛机上的倒顺开关，放出电火花引燃落地棉所致。但这次火灾的发生，领导负有重大责任。一是长期以来，厂领导无人过问安全工作。从去年棉花收购以来，该厂有记录的火情就有十二次，并因仓储安全搞得不好，消防组织不健全，消防设施失灵等，多次受到通报批评。厂长段__严重丧失事业心和责任感，对火险隐患听之任之，对上级部门的批评置若罔闻，直至得知发生火灾消息后，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因此，段__对这次火灾应负主要责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厂长张__，工作不负责任，该厂发生的多次火情，从未研究、采取措施，对造成这次火灾负有重大责任。二是__市委、市政府对该厂的领导班子建设抓得不紧。19__年建厂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党的组织，班子涣散，管理混乱。这次火灾发生后，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市长__×同志，忙于参加商品展销招待会，直至招待会结束才到火灾现场，严重失职，对火灾蔓延、扩大损失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三是这次事故虽然发生在基层，但也反映出省政府、__行署的领导，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对安全生产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不足，抓得不力。
另外，近几年来，__市棉花生产发展较快，收购量大幅度增加，储存现场、垛距、货位都不符合防火安全规定的要求。再加资金缺乏，编制不足，消防队伍的建设跟不上，消防设施不配套，也给及时扑救、控制火灾带来了困难。
为了认真吸取这次特大火灾的沉痛教训，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认真学习国务院关于搞好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提高对新形势下搞好安全工作的认识。省政府于五月上旬发出了《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认真学习有关安全工作的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迅速制订安全措施，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安全管理、安全监察等各项制度。__市第三棉花加工厂发生的火灾事故已通报全省。
（二）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从五月中旬开始，省政府确定由一名副省长负责，组织了四个检查组，到有关地市，对矿山、交通、棉储、化工、食品卫生等行业进行重点检查。各地市也分别组成检查组，进行安全检查。
（三）对__市第三棉花加工厂发生的这起特大火灾事故，省政府责成省供销社、省劳动局、省公安厅会同__地委、行署核实案情，抓紧做好善后工作。__地委、行署几次向省委、省政府写了检查报告，请示处分，并已整顿了企业领导班子，决心接受这次事故的教训。事故的性质和责任已经查明，对肇事者李__已依法逮捕，负有直接责任的厂长段__、副厂长张__依法处理。对__市政府分
